《隐匿的现场》是一本由王鸿谅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0.00元，页数：51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隐匿的现场》精选点评：
●一个时代的法治样本，推荐普法阅读。
●文笔很简炼，蛮中立的
●偶最爱的美女记者姐姐！！
●2014年5月
●三联杂志合订本的感觉~~当记者真不容易，不仅要在事件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拿到一手资料，还得在纷繁复杂的信息中保持理性、中立……对从业者素质要求这么高，但就薪俸来看，记者这个职业本身“性价比”不高，那么如何培养和吸引高素质人才？
●有些文章高中的时候在三联周刊上看过。又想起那些一本杂志大家传、上课的时候会压在课本底下偷偷地看、一边看一边向往着这样的职业的日子。
●喜欢这种白描似的叙述，少些诱导，尽量客观。不知怎么，忽想起今年春晚那句“天空飘来五个字，那都不是事”，有些悲哀。
●何大法官他娘子滴~~
●天灾人祸，杀人放火，社会部记者最有爱了~
●平易近人的像小手摸你脸颊的可模仿调查报道指南
《隐匿的现场》读后感(一)：王鸿谅：《隐匿的现场·序》
记得是2003年8月的一个下午，我在三联书店楼下徘徊着深呼吸了很久，才鼓足勇气上了二楼，到周刊编辑部去接受面试。面试官是李鸿谷，传说中的“李大人”。虽然得到了实习机会，还是被他用那句“三联是有门槛的”打击了。
那时候SARS刚过，我离毕业还有大半年，只是个百无一用的新闻系科班学生，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一脑子的不切实际，哪里见过这般不留情面的架势。离开那个连正经窗户都看不到的格子间，在阳光下痛定思痛，悟出来的社会第一课，大概就是收起敏感易碎的玻璃心，既要低到尘埃里，又要无知者无畏。
我到三联生活周刊的时间不巧，刚好错过了在安贞大厦的时光，只能在同事们的闲谈追忆中，遥想一下顶层复式套间的奢华，然后，回到三联书店二楼的格子间里，被杂志的出版周期驱赶着，周复一周、年复一年的“上山下乡”。是的，这就是社会部的命运，哀怨和控诉都是没用的，不如备好一本详尽到各乡各镇的中国地图册来得实际。
在前辈们的教导下，我很早就认清了形势，安分地以“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作为信条，鼓起勇气奔向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地方，在社会部的大熔炉里锻造出了标准的模样：粗糙皮实、随遇而安，对大巴小巴上的山寨节目视若无睹，在各种交通工具上都能昏睡过去。熬夜写稿欲哭无泪的时候，就一遍遍默念社会部里的名言：“天亮了，稿子就会出来的。”
这样的日子，一晃已经7年。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职业会像记者一样，工作的常态，就是去经历别人人生中的非常态，充斥着体力和智力的双重煎熬。再奔波的旅程，挑战的也只是体力，多辗转辛苦，也没什么值得炫耀，作为记者，不能到大事件的第一现场，基本上就没有发言权。可是到了现场之后呢？敲开了一个个采访对象的大门之后呢？如何在纷乱芜杂的材料中理出线索，如何建立起观察的坐标，如何控制好作为旁观者的义愤和悲悯，得出更趋近于真相的判断？这些需要的都是智力。
任何一个社会事件，远不止是非判断那样简单，越到乡土的底层，越会发现生活的鲜活，那些不可思议的枝蔓，才是这个急速变化的社会最真实的镜像。其实，除了“铁肩担道义”这种激动人心的口号，做记者，更需要的还是良好的心态和永不停止的求知吧。每个选题背后，都有超出自己经验范围的新知，每一次的采访，除了和你的采访对象一起经历那些匪夷所思的悲欢离合，也是一个高强度高浓缩的学习过程。
在这一点上，我很感谢三联生活周刊给予我的职业环境，鼓励记者的个人发现，不粗暴不武断，有着朴素的正义，也有宽容的态度，温和的价值观。而且，三联生活周刊是一个没有编辑层的地方，唯一的编辑就是主编，主编一般不改稿子，不满意就直接毙掉。所以，每个记者从一开始，就会被逼着交出可以直接上版的成品，而不是半成品。我不知道三联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构架，但这种模式，真的可以在最大限度上激发记者的个人成长，而且逐渐塑造出个人写作风格。
除了天灾人祸、杀人放火之类的社会部常规选题之外，这些年我写过许多案子，起初对它们并没有太大的兴趣，总觉得法律就是个冷冰冰的东西，枯燥无趣。后来才发现自己错了，任何事件上升到法律层面，就进入了一种矛盾冲突的极端对峙状态，这本身就是一个最具张力的舞台，只要你愿意，而且足够用心，总可以在这个舞台上洞察人性。
在李大人看来，做记者最首要的还是好奇心。“不去试，怎么知道不行？”很对。没有好奇心，怎么可能有新发现？先入为主和故步自封，实在是做记者的大忌。不要因为懒惰或者是恐惧给自己找借口，这个职业始终需要最单纯的驱动，放下那些功利的考量，才可能为自己打开更广阔的大门。
《隐匿的现场》读后感(二)：我来扯个O
把这本书买回家看，完全是因为在读何老师译出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一书时的一个意外收获，这个意外得来的收获就是何老师原来已经结婚了呀，而在此之前我一直是对这个胖纸如此拼命地出书以至于到底还能剩多少精力去相亲深表怀疑的，这样不靠谱的怀疑最后让我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嗯，这个何胖纸，应该是个大龄剩男吧。所以如果我是个女粉丝，一听何老师都结婚了，兴许还有机会遗憾一把，可是作为一名男同胞，我只能说很高兴看到何老师还没变成为了人民做牛做马外加做公务员而视个人福祉为一泡猪屎的老光棍，家都没齐平天下这事估计也不好办了，人间烟火好歹还是要吃一口的。看来我以后对待八卦的态度还是不应该这么悲观，尤其是挺着大肚皮的男性学者。
书一拿到手上，我就把脸凑近书里的照片仔细看了半天，又兴冲冲地和室友热议了一番，最后得出的结论用室友的一句话可以这么总结：王鸿谅和何帆，从外表上来说呢，基本上就是XX插在了XX上这么一件事嘛。
扯了这么多废话，还是说回书本身吧，其实起先拿到新书迫不及待地唰唰乱翻，很是失望，因为书中除了序言和后记之外便是将作者载在三联上的新闻调查文章集成册子，三联这一文丛的书籍我从来没读过，而我原本指望书中还能收录点生活小品文之类的。毕竟三联的主笔，在我这么个学生娃的眼里还是颇为神秘而神通广大的，那些严肃新闻报道背后的花边故事往往比其本身对我更有吸引力。所幸的是作为一个穷苦潦倒的学生娃，三联周刊这么一本定价如此不友好的杂志，势必是我买不起的，大多数时候也只是站在学校的报摊边蹭读一下，不过上学期那个仅有的报摊也被城管机关一举踹掉，让我辈连蹭读的机会也遭剥夺，这么一来，书中的每一篇文章，对我而言都是陌生的了。
读了几篇书中的文章后我意识到一个阅读习惯的问题，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想来学校路边报摊蹭读杂志时，背着书包挤在人堆里，耳边随时闹哄哄的，杂志里的那些长篇深入报道从来都是只求了解点事实真相，再看看作者自己的观点，眼睛扫过一页页书，从来不在文笔和行文结构上驻足，而现在这些同样的文章原封不动地从路边报摊来到家里书桌上，由杂志变成了硬壳书，一读才发现原来的阅读习惯真是浪费可耻，满眼尽是杀人放火偷鸡摸狗的故事情节，全然不见作者对文章本身的苦苦耕耘，真是应了麦克卢汉那句话，媒介即信息。而书中传达的信息又实在是太五花八门，以至于我一直把书名记成了《隐匿的社会》，或许是因为作者说自己是社会部的，也或许是因为这些文章凑在一起，的确就是一幅当代中国社会的浮世绘，当然最大的可能还是因为我记性实在差，书都快读完了，连书名都没记住，不过还好，在那些荒唐离奇的社会现象中所能看到的法则与戒律，还是给我这个菜鸟大学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书读到最后，感觉它已经不是一本新闻稿集子了，简直是一本打通游戏必读的通关指南，而很遗憾的是，这是一个正义与诚信通通破产的病态社会中好人如何独善其身，罪人何以洗刷罪孽的真人游戏，读这本书之前正好读过一本控诉社会暴力的小说《老无所依》，相比于小说中虚构的情节，这部纪实作品因向我们展现了一幕幕不看入目的社会阴暗面与光怪陆离的肮脏人性，反而显得更像一本虚构的故事集，让我忍不住感叹，善良与勇敢，原来也是如此可贵的品质啊。
作者在后记中讲述的那些稿件背后的故事也小小的满足了一点我的好奇心，然而这些满足感也立刻转化成对作者的敬佩与同情，就像我常常在公交车上看到的那些手中摆弄着新款苹果手机的时髦姐们可能从来没有想过她们手中的昂贵玩具是出自怎样卑微的血汗工厂女工之手一样，绝大多数三联的年轻读者也不曾设想过一篇仅仅几千字的新闻调查稿件又是如何的得来不易，作者为之忍吞多少苦头。到头来，无论是作者所说的那些陌生人的慈悲，还是我们每一个人生活中被认作是理所当然的恩赐，都是值得仰仗并且珍惜的。
《隐匿的现场》读后感(三)：王鸿谅：《隐匿的现场·后记：仰仗陌生人的慈悲》
到三联生活周刊之后出差做的第一个稿子，是一个偏远乡村的投毒案，在湖北利川。路途真遥远，从北京先飞武汉，再到恩施，然后再坐两个多小时的汽车才能到利川城区，想要进村，还要找摩托车。从武汉飞恩施的是只有两排座位的小飞机，有个乘客登机之后，拿着登机牌却找不到座位，用湖北话很大声地调侃：“飞机上还卖站票的啊？”空姐走过来，镇定地看了眼登机牌，在安全门旁边利索地收拾出一个座位，把他安顿下来。
我在一旁看得乐不可支，第一次出差的惊恐和慌乱，慢慢缓解下来。万事开头难，确实如此。李大人因为不放心，打了好几个电话过来指示我这个新兵，务必掘地三尺地去找人。村民、医院、警方这样的常规选项也就算了，他还要求采访到看守所中的嫌疑人。我倒吸了几口凉气，本能地先把自己的亲友挨个想了一遍。唉，记者就是个功利的职业，需要帮助的时候，总是先从身边的人下手，哪怕多年没有联系，也可以厚着脸皮打个电话过去，寒暄几句之后就直入主题，让对方措手不及。可是跟社会记者可能遇到的五花八门的选题比起来，个人亲友的力量实在太有限了。
实在想不到什么关系可以搭上利川看守所时，我内心一阵悲戚，瞬间有了豁出去的悲壮。还好利川只是个县级市，城区很小，像样的酒店也只有一家，市领导出席的破案庆功会就设在酒店餐厅里。我在散席的人群中找到了市长和公安局长，他们的心情都很好，虽然没说什么，但都留下了手机号码。此后几天，我开始锲而不舍地软缠硬磨，打电话，发短信。唉，职业就是这样改变人的性格的，我要再跟人说，念书时老师曾经给我的评语是“文静而内向”，听起来怎么都像个笑话。
几乎要绝望的时候，公安局长那边有了答复，他不仅抽出时间接受了我的采访，还亲自给刑警队长打电话，嘱咐对方带我去看守所。接下来，一切都戏剧性得几乎有些不真实。刑警队长不仅提供了更多的破案细节，还在陪同我会见嫌疑人的时候，补充了许多有价值的问题。跟我这样的“菜鸟”记者比起里，警察实在是很好的提问者，有逻辑、有重点、有细节。返程的飞机上我如释重负，小得意之余，全是感谢和庆幸。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将是我工作的常态：孤独、焦虑、绝望，以及绝处逢生的喜悦。
在电脑里翻出这7年的稿件，就像重启记忆之门，每一篇稿件背后，都有一张张令我感动的面孔：采访衡阳大火的时候，那个在消防队大院篮球场上遇到的新兵，给了我所有领导的电话，还带我进了指挥中心，查到了当天的全部消防出勤记录；做开县井喷事故的时候，热心的乡村少年带着我绕过封锁线，途中踩着石头过河，他担心我掉下去，却羞涩得连我的手都不敢拉，只好紧紧拽着我的衣袖，还有那些井场工人，看到我半夜无法下山，冒着违规的风险在配电室里搭了一个地铺，还送来了盒饭⋯⋯
最曲折的还是波兰空难的采访，签证多亏了波兰驻华使馆ADAM先生的热心帮助，可紧接着又遇上了护照过期，施以援手的是北京出入境管理处的一位官员，尽管我以前就曾通过几层关系辗转求助于他，获得帮助后就杳无音信，可他依旧不计前嫌，在出差途中还帮我解决了这个难题，让我得以顺利成行。最让我感动的还是波兰华人陈先生，他是哈尔滨人，今年50岁，早年留学到波兰，从此扎根那里，他的旅游翻译服务公司正常收费是每天200欧元，可他自愿提供无偿的帮助。我从来没想过，原来《三联生活周刊》还会有海外“粉丝”，而且是真诚地喜欢。他常常回国，不仅自己订《三联生活周刊》，还发动身边的人订阅。陈先生开车到机场接我，送我到酒店，陪着我熟悉整个华沙城，陪我一同寻找破题思路。
英语在波兰并不通用，在华沙的那几天，陈先生完全被我逼迫成了三联生活周刊的编外记者，不仅要陪我四处找人，联系采访对象，还要翻译长长的采访提纲，以及更长的口头和邮件回复。他甚至开车4个小时，把我从华沙送到了克拉科夫，因为他觉得记者服务中心提供的免费火车都在晚上，我会太辛苦。他在克拉科夫一直等到我写完稿件传回北京，其间遭遇网络故障，他比我还要着急。所有的这些付出，他没有丝毫怨言，他说，只要你能写出一篇稿子，能让中国人真的了解波兰，我就很开心了。
是的，每一次的采访，都像一场奇遇，被拒绝太正常了，可是，无数次的被拒绝之后，总会有善良的陌生人愿意打开一扇窗。这些人愿意施以援手，并没有任何利益上的诉求，只是因为对记者这个职业还有着一份信任和尊重，还有些更单纯，只是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关怀与悲悯。记者这个职业就是这样，永远要面对那些未知的状况，我们能够仰仗的只有陌生人的慈悲。都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可是作为记者，受了太多太多的恩惠，却实在无以为报。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全力写好每一篇稿件，尽可能地去接近真相。
做记者的焦虑和无助感，其实跟年龄和资历无关，跟选题有关。一个棘手的选题，总具有把人一棒子打回原形的力量，之前的职业历练都像是白费了。工作上的这种不确定性，也深刻地影响了我的性格。回看这7年的历程，我真心地感谢身边所有的朋友，谢谢你们的宽容和帮助。尤其要感谢的是我的先生何帆，他一如既往地支持我的工作，并且毫不吝惜地贡献他的智慧。与一个社会记者一起生活，需要怎样的豁达与容忍，他最清楚。他内心的温暖和明亮，让我看到生活的美好。
2010年9月
《隐匿的现场》读后感(四)：【一些摘录】
【波兰】
在华沙，人们有一种‘流动的大学’，是从1885到1905年俄罗斯占领波兰的时候就开始存
在的‘地下大学’。这些课开设在华沙人的家中，人们坐在一起，讲述他们所知道的历史
，包括在当时官方课堂上学不到的卡廷故事。1980年，团结工会在波兰变得活跃，他们常
常会提到卡廷大屠杀，他们会说，为什么我们要歪曲我们的历史，我们应该把历史真相说
出来，包括那些悲痛的记忆。这些故事给我留下很深的记忆。那时候，我的父亲和祖父常
常会谈起波兰独立的未来，但在那个时候，这还只是遥远的可能。”
【王小波】
1969年5月15日，从北京站始发的临时列车，将王小波送往遥远的云南，当时王小波15岁
。这个成长于父亲隐秘“政治问题”阴影的教育部大院孩子，和二龙路中学的同学兼玩伴
一起，赶上了这一拨的云南插队。他当时开导备感沮丧的同伴艾建平说，“人就像一滴滴
在桌布上的墨水，到了哪里都可以向四周慢慢扩散”。
有的老人对“王小波”这个名字并没有反应，一旦拿出照片，记忆立马回来了，“记得他
”，“个子高高的、脑门重重的、走路头歪歪的，脚一步一拖的”。静坐下来，老人们其
实能够如数家珍地列出更多知青的名字，区分他们分别来自哪个城市。王小波并不是让当
地人记忆最深刻的，因为这个外号“野牛”的年轻人，当年并不爱跟旁人说话，也不大搭
理人。
农场的生活苦，对当时那些教育部大院里长大的孩子来说尤其如此。26元的知青工资，加
上“边疆补助”2元，一共28块，本地职工用以养家糊口的收入也不过如此。小波和他的
室友，扣掉每个月8块钱的伙食费，从中拿出一点零钱买点青菜，剩下的基本花在买烟上
。当地流行的“春城”牌香烟每包4毛钱，属中档水平，小波他们常常“一个月的上半月
抽‘春城’，后10天就改成了2毛钱一包的‘钢花’”，到最后，就到集市利用“免费品
尝”的机会去弄烟叶。农场的饭菜在他们看来也是难以下咽，同一种蔬菜一吃一季。
具体到王小波，当时直接负责管理他的老班长王文扬，一开口就是夸奖，“讲历史讲得好
”，田间休息的时候他听过王小波讲曹操、周瑜，各朝故事，精彩得“像评书一样”。他
跟爱人都一再强调，“王小波开始劳动是不太好，不会嘛，可是后来慢慢就改造好了”，
他爱人更一再地夸王小波，虽然“割稻做得不太好，个子太高，动作不协调，怕割到自己
”，但是“打谷子做得最好，120多斤的大麻袋，一个人从及膝的水田里抬出来”。
王小波邋遢。这是家人、朋友甚至农场职工们一致的记忆。沈芬的第一反应，就是王小波
“总是一根裤腿长、一根裤腿短，走起路来吊着膀子、弓着腰，一晃一晃的”样子，上中
学时候，天天“乱七八糟的头发从来不梳，白色的背心穿成黄色的，然后再穿成黑色的”
。到了云南，在赵红旗印象里，王小波总是脏衣服轮流穿，反复三四次。老职工段炳芹一
度还每周帮他洗一次衣服，说起来老人们都会笑，“北京知青里，再没有比他脏的”。
王小波爱看书。“一回来，脚也不洗就往床上一坐，拿个被子往身上一披，开始看书。”
看完赵红旗带去的两本古希腊史后，就一遍遍读自己带去的四卷本《毛泽东选集》，艾建
平感叹，“当时实在是精神生活太匮乏了，没书可看，小波离了书就活不了”。小波看书
的画面也留在老职工的记忆里，“吃饭也在看，碗边就摆着一本书”。王小波他们来农场
时，已经过了1966年“破四旧，立四新”收书最厉害的风头，上面不怎么管，下头的职工
们也就对知青们看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过王小波自己的书从来都是胡乱往床上一扔。
赵和平回忆，小波的褥子底下常常是既有书，又有钳子、锤子等等劳动工具，“他不嫌硌
得慌，回来倒头便睡，也懒得收拾，想看了从褥子底下随手掏出来就看，他的床谁也睡不
了”。
有个小插曲让那佳记忆犹新，当时农场里的老职工私下里爱给知青们“配对”，大致按照
外表和性格议论哪两个人结合比较合适。“我当时个子高，他们总爱把我和小波配到一起
去，但我知道小波心高气傲，肯定是想找个有思想、能够和他在精神上交流的人。用小波
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抛出一个球，对方得能接得住。”
批斗缘于一次打架，当时负责放牛的王小波和负责赶牛车的当地青年龙闷儿，因为用牛的
事起了争执，“小波跟人家动了手，还把人家眼睛给打得铁青”，类似《黄金时代》里，
王二和三闷儿的纠纷。虽然很快被工友劝开，但王小波和当地人打架的事在农场扩散开来
。没过多久，北京有一个知青慰问团来考察，闲聊中就知道了这件事，王小波开始受批判
。“现在回过头来想，当时娱乐生活特匮乏，晚上点起煤油灯搞批判就是一种娱乐活动。
”
14队的北京知青那时还分成两派，二龙路中学的高干子弟和太平桥中学的平民子弟，两帮
界限明显。大院里出来的孩子，“当然看不起那些胡同里长大的孩子”。艾建平回忆，“
唯有王小波和他们能说上话，不为别的，就因为太平桥帮那边有个头儿也很幽默，爱侃故
事，小波觉得那人有意思，就跟他慢慢地搭上了话”。因为王小波和太平桥帮的头儿慢慢
熟悉了，两个帮派之间的紧张气氛有了些缓和，但王小波也因此付出了代价，“开批斗会
时候，很多人就把那个小子干的坏事都安到小波头上了，但小波从不辩解”
要离开农场，当时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探亲，这也是最容易被批准的方式。到农场
满一年后可以自己报名，连队到知青中调查摸底，要其他知青推举才有资格排上队，争取
有限的名额轮流回家。1970年，赵红旗兄弟合计着要让弟弟和平先以探亲名义离开云南，
到安徽干校去和父母商量，然后再打一封父母病危的电报回去，让赵红旗也有机会离开。
第二种方式就是办理“困退”，但要求必须是家中独子，显然，赵家兄弟和王小波都
不符合要求。第三种方式是偷偷逃跑，成功率最低、危险性最高。赵家兄弟和王小波也曾
动过逃跑的念头，专门拿来地图研究，发现离开陇川县必须要过三条江才行，江上有桥，
有哨兵把守需要盘查证件，而江水很急，要游过去几乎不可能。后来，听说有昆明知青在
逃跑时淹死在江中，藏在油罐车里的被闷死了一个，逃跑的想法也就作罢。
能够回家探亲跟王小波的病情有关。王小波的身体从小就不好，除了在朋友中间广为流传
的软骨病，除故事里经常把腿搭到脖子上的经典动作以外，大家回忆他从小就嘴唇发紫，
在云南插队时由于气候潮湿，天天泡在稻田里，心脏病有所加重。
当时治疗肝炎没什么好办法，医生就让多吃糖。出院后，王小波被分到糖厂待了几天，“
搬起砖头大的糖块就啃”。王小波向农场请假回家探亲，前段时间农场刚刚因为肝炎死了
一个北京知青，领导很谨慎，很顺利准了王小波的假。假期结束，王小波准时回了农场，
给大伙带了几条“大前门”香烟，还给经常照顾他的班长带了4条肥皂，在农场肥皂属于
稀罕东西，当地是买不到的。赵红旗他们跟他开玩笑“人家走了就不回来了，你怎么还回
来了？”王小波反问道：“不回来能去哪里？”那个年代，没有户口就意味着没有一切，
没有工作、没有身份、没有粮食。
回到云南后的王小波因为身体始终得不到恢复，在1971年春天的时候又向组织办理了到干
校探望母亲的手续。由于上次请假准时归来，表现良好，队里很快批准。已经到农场医院
上班的那佳碰到来县城办手续的王小波，“在这里继续待下去，我身体就彻底毁了”，王
小波如此解释。两年以后，政策有所松动，知青才可以办理病退，需要当地医院开证明，
回到北京以后再做复查。1972年，患胃病的艾建平就是以病退的方式离开。
“教育部大院子女”如同一个符号，烙在王小波和他的朋友们身上。年少时“社会上层人
”的他也因此两度感叹，“我们永远成不了社会的主流，永远在边缘”。
1971年春天，揣着户口回到北京的王小波成了“黑户”。教育部大院里的家人都各自
忙碌，任职教育部的母亲宋华还在安徽凤阳“五七干校”，大姐王小芹清华大学精密仪器
专业毕业之后留校，二姐王征在山东插队，大哥王小平在城郊的木城涧煤矿当矿工，小他
两岁的弟弟王晨光，幸运地躲过了插队的命运，还在上学。
只有在人民大学当老师的父亲王方名在家养病，父子俩都不太会照顾自己。王小芹回忆，
偶尔回家，就看见家里的饭桌上永远都摆着剩饭，谁饿了就在铁炉子上自己煮点东西吃。
赵东江那时候也回到北京，在他的记忆里，那段日子“跟上班差不多，每天吃过早饭，小
波准时来我家，或者我准时去他那里”。两人都喜欢读书，在一起的日子就是不停借书、
还书、看书。王小波的读书速度很快，“几乎是一天一本，小说读完了就看哲学，到最后
没书可看了就拿本化学词典看”。赵东江记得，小平、小波兄弟二人都是嗜书如命的人，
当时借不到《基督山恩仇记》，他们就从别人那里翻拍过来，借了个幻灯机在屋里用幻灯
片一页页放着看。一次，赵东江从王小波那里借了本南斯拉夫的《新阶级》，为了能多看
几遍，赵东江就决定把书抄下来，王小波天天来催书，逼得赵东江躲了好几天。
在赵东江看来，这三年的读书生活奠定了王小波后来的知识和思想基础，“后来读大学实
际上对他没有什么大影响，小波的思想真正形成还是从这三年的闲读开始的”。两人除了
看书，唯一能做的休闲就是聊天，历史神话、古今中外，唯独不谈个人的将来。王小波跟
朋友在一起的话题很多，赵东江记得一次王小波提议来一个“煮酒论混蛋”，两人边喝边
开始数算本姓家族历史上的混蛋。最后，赵东江终于败下阵来，“因为小波搬出了他们王
家历史上的头号混蛋——秦桧的老婆王氏”。
1974年，为了落户王小波去到母亲的老家山东牟平青虎山插队，次年政策松动后返回北京
，落户后到西城区二龙路无线电元件厂上班。有时候回家时遇到赵东江，偶尔会抱怨两句
“厂子里全是老太太，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当时他开始了最初的创作，完成了《绿毛
水怪》的初稿，他把完成的稿子，用他那大大的、并不好看的字整齐抄写在一个精致的布
面本子上，同是大院子弟的胡贝是第一个也是唯一能从他房间将书稿拿走的人。胡贝笑，
“我耍赖，他没办法”。一般人当然无法理解他们的私交，这是两个在“文革”初期的盛
夏，用棉被封上门窗，再躲在床上用棉被把两人和留声机一同罩起来，三更半夜捂一身汗
，偷偷听“天鹅湖”的知心玩伴之间的默契。因为流传出去的手抄本《绿毛水怪》，王小
波结识了当时在《光明日报》做编辑的李银河。
大院时期，父亲王方名对于王小波的影响不容忽视。王方名是著名的逻辑学者，也曾“满
屋子都是书”。
王小波和姐姐一样，由着母亲，回忆起来，不仅是对母亲，对身边所有亲人，王小波都从
不争抢什么。他的文字带刺，而现实生活里，在亲人朋友面前，却是忍让温顺的。
艾建平说起来，“教育部大院的孩子跟别的孩子们不一样，虽然受的都是传统的正规教育
，父母在道德上要求严格，但在文化上骨子里就向往自由”。在那个年代看来，用王小平
的话说，就属于“思想比较复杂”了。
王小波爱写，尤其爱写小说，但除了最初的《绿毛水怪》外，从不会把自己写的东西拿给
朋友看。在赵东江的记忆里，“在1992年小波获得《联合报》‘华语文学奖’之前，他一
直都不清楚要走什么路，有些迷茫”。虽然嘴上不说，但赵东江记得，有一次王小波找到
他说:“我自己编写了一套汉字录入法，比五笔输入法还快，你看能不能推向市场，弄点
钱。”当时还在中科院软件所工作的赵东江后来看了看那套程序，觉得虽然输入很快，但
规则太复杂，不容易推广普及。但王小波后来一直使用这套自编的录入法写作。
1992年，王小波因《黄金时代》得到了奖金，手头宽裕了不少，这也是王小波的作品第一
次得到社会认可。他找到赵东江商量怎么用这笔钱，赵东江建议王小波买房子，后来王小
波在顺义买了套房子，还剩下一些钱，就干脆从人民大学辞职，做起了自由撰稿人。母亲
宋华曾强烈反对过，不过在王小平看来，这样的生活或许更适合王小波，“他不是一个做
事手快的人，注意力很分散，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常常不在现实中”。在王小平看来，
这个“优点和缺点捆绑在一起”的弟弟，“在幻想世界里是强大的”。王小平也记得小波
的自我评价，“我就觉得我写小说行”。
也是在那次的聚会上，赵宁专门写了篇文章抒发心中的感慨，正当他站在椅子上拿着话筒
高声朗诵的时候，王小波进来了，众人闹哄哄地要小波也来两句：“小波摇摇头，倒了满
满一杯啤酒一饮而尽，然后对着大家喊了一句‘你们还好吗？’”
“‘你们还好吗？’我一直觉得他这句话是有所指的。”说完赵宁转过头，声音有些
哽咽。
【范志毅】
只要有他，基本由他买单。
高晓松：我羡慕他那种从小过集体生活的人身上特有的哥们义气。
职业化初期，管理方式并没有变化，徐根宝是出了名的严厉，“前门后门一把锁”。
那时候还有“28岁钱不能转会国外”的规定，范志毅只好29岁才转会国外。
徐泽宪强制要求把祁宏和申思的转户费压制下去，楼世芳不愿意，足协突然插手，说如果
不接受调解，就由足协仲裁。
【1938年6月9日：战争逻辑下的花园口】
“如于本夜24点放水，奖法币2000元;如明日午前6时完成，则奖1000元。”枪炮做演习。
不过很快就形成了多种势力交错杂陈的局面。
第一股从决口涌出来的黄河水并不汹涌，熊先煜形容的是“起始流速甚小”。当天晚上22
点，第一战区最高长官程潜发给蒋介石的密电里有更具体的描述，竣工之后“掘口宽约4
米”。水情一直在被密切关注，仅仅“一个小时之后”，朱振民就发现“因水冲刷，决口
扩至十余米，水势遂益猛烈，黄河主流亦渐渐南移”。下午13点左右，熊先煜描述的水势
已“似万马奔腾”，“远望一片汪洋”，而决口还在“因水势之急而溃大”。
或许在蒋介石看来，对于这篇文章他能认同的只是“战事激烈”而非“情况混沌”，对于
豫东战场上的整个战局，他才是最有发言权的决策者。第一战区主力西撤的部署是他5月
31日致电程潜的指示，这也意味着兰封会战彻底结束，以兰封会战为主体的豫东战役在某
种意义上宣告失败。原本让中国军队士气大振的兰封会战，因为军队内部之间调遣和配合
出现问题，先是第88师师长龙慕韩擅自抗命，弃守兰封，后有黄杰第八军无视薛岳命令弃
守商丘。结果，非但中国军队既定的由东向西包抄日军的计划不能实现，反而整个豫东门
户大开，最终功败垂成，被迫西撤。20万中国军队竟然未能消灭土肥原的两万人，连蒋介
石也愤而称之“在战史上亦为一千古笑柄”，这封他5月28日给程潜的密件现在依旧保存
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
这个决定对蒋介石而言并不轻松，早在1935年，受聘于中国政府的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
法肯豪森，关于抗日的战略和策略问题向蒋介石提出的建议中，就有利用江河阻敌的论点
。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这份建议书中文译稿上，有蒋介石对于“最后的战线为黄
河，宜做有计划之人工泛滥，以增厚其防御力”一段的五字眉批:“最后的抵抗线”。
1936年7月，法肯豪森第二次提出了决黄河以阻敌的建议。两年后，最终迫使蒋介石不得
不做出这一艰难抉择的，是豫东战场节节失利的战况。
6月9日这一天，蒋介石在武汉对外国记者谈目前抗战形式的时候，这样说明:“现在的战
局关键，不在一城一地之能否据守，最要紧的是一方面选择有利地区，以击破敌人主力，
一方面在其他地区以及敌军后方，尽量消耗敌人的力量，……今后战事，即将转入山地与
湖沼地域。”这似乎更像是一个关于决堤的信号。
6月9日的决堤放水，终于让花园口这个郑州北郊的偏僻地带，成为抗战史上抹不去的符号
，但仔细追溯起来，当蒋介石定下“以水代兵”的决堤策略之后，首选却并非花园口，而
是中牟县城北边25公里的赵口，东西距离开封、郑州均不到百里。最初的决堤行动由第53
军的万福麟部执行，限定6月5日夜12点之前放水。
之所以选择在赵口决堤，曾专注于花园口决堤事件研究的学者渠长根向记者分析，“一是
预计到决堤后河水将沿1843年(道光23年)决堤的旧路流动，顺贾鲁河道，经过河南中牟、
尉氏、扶沟、西华、太康、鹿邑和安徽太和、阜阳、颍上、霍邱、亳州等县，十天左右到
达周家口，会合沙河东流入淮。二是因为这一带地势较低，出水会比较顺利。更重要的是
因为由此而下的这条水路基本上符合当前的军事形势，日军大部盘踞在这一带，黄水一旦
放出，会把日军滞留在这片土地上。“
但赵口的决堤行动进行得非常不顺利，渠长根分析这是因为“事先对黄河的水势估计过大
和对黄河堤质估计过松，同时决口开始的宽度太小”。后来在第一次决口以东30米处，作
第二道决口，“起初水势迅猛，而后堤身在水力的涌动下不断颓塌阻塞，虽然多次悬赏，
激励官兵加紧疏通，但是都没有奏效，又告失败。”
直到6月6日上午7点，新编第8师师长蒋在珍携参谋熊先煜一同前往赵口视察，才发现“决
堤进展不顺并非人力不够，而是计划不当所致”。于是建议在中牟以西郑县自己的防区内
另辟一个地方决堤，经商震报请蒋介石批准，当夜就开始实施。渠长根研究说，“从杨桥
到荥泽，蒋在珍的沿河防区地形也很复杂，到底应该选在什么地方更为合适，蒋在珍与随
行参谋熊先煜在从郑州返回师部所在地京水镇的途中反复讨论，认为有两个地方都可以:
东边的马渡口和西边的花园口，因为它们的地形都利于出水。但是，相对而言马渡口与赵
口相距不远，敌人容易接近，时间不宽裕，花园口与赵口相距26公里，地形地势也更为有
利一些。于是商定就在花园口。”这种分析也得到了当地水利专家的肯定，因为黄河的河
道有“铜头铁尾豆腐腰”的说法，所谓“豆腐腰”，就是指河南孟津县到黄河入海口一带
，意思是说黄河堤防所在的腰部，好像豆腐一样容易被洪水冲决。花园口就恰恰处在黄河
腰部的上端。但是，具体选在花园口的什么地点，还需要到现场考察。
6月9日决堤之后，突入豫东地区的日军，有的来不及逃脱而被洪水湮没，有的为伤病所累
而被丢弃，还有一部分为中国军队所歼灭，其他的只好停止追击，集结于黄泛区以东。据
安庆福老人回忆说，他亲眼看见日军像湿毛狗一样大批大批地逃跑，有几个伤兵不能跑了
，就被他们的同伴绑在椅子上，一个个绑得像杀猪一样结实，在麦场上放着。不一会，他
们身上就被浇上汽油，然后点燃木柴往他们身上扔，呼一声，火蹿得老高，几个伤兵在椅
子上哇哇大哭大叫，意思是还能为天皇效力。还看见一些日本兵都低着头，不敢抬头看。
也不知道这些被活活烧死的士兵是不是逃兵。
大概是预见到了消息暴露后的社会反应，6月9日，在花园口决堤刚刚放出水来的时候，商
震就电令新8师用炸药将决口附近的小龙王庙和民房、大树炸倒，伪造日军炸毁黄河大堤
的现场。当记者要求前往花园口进行实地采访时，新8师又奉命编造了一套日机轰炸的材
料，伪造了一个被轰炸的现场。渠长根说，“后来中宣部及中央电影制片厂人员前来花园
口，拍摄敌人炸堤和我军民抢堵缺口的新闻纪录片以扩大宣传”。
“事实证明，6月9日开始逐步实施的决堤宣传策略，有效地激起了抗日前线的豫东民众的
抗战热情。”渠长根说，“诚如6月11日的《申报》所言:‘敌此种惨无人道之暴举，既不
能消灭我抗战力量，且更增加我杀敌之决心’。”特别是在豫东地区，彭雪枫在他的《平
原游击战的实际经验》里如此描述:“豫东皖北苏北是历史上著名的秘密结社及会门武装
的发源地，倘不小心，一生冲突，他们三声号炮，村村集合，人人出动，流血惨剧就要发
生。”加上这一地区在徐州会战期间已经遭受过日军的野蛮蹂躏，因此，决堤之后，面对
日军的侵略，豫东民众纷纷组织起来，“成立了诸如游击队、看家队、自卫团，还有红学
会、黄枪会、妙道会等各种各样的武装团体，保卫家园，三里一司令，五里一队长，名目
繁多，热气腾腾”。
“更为重要的是，豫东民众的抗日参军热情被调动起来了。”渠长根说，“比如在新郑，
6月11日，县人民自卫队在队长陈新的领导下，积极协助中国军队第20师袭击尉氏日军，
歼敌二十多人，获机枪两挺，步枪十余支。”国民党也认识到了这一点。白崇禧在7月24
日专门致电蒋介石，指出与豫东相连的安徽北部地区:“民风强悍，从军者极众。此次受
敌摧残，多起而组织武力自卫，到处游击，时有效果，且向与驻军感情融洽，数逾十万”
，并且计划以“正式军队一师以上配合民众武力，以专人统一指挥，以期切实收效，则消
极可截断敌之南北交通，使其疲敝，积极可牵制敌军力，使江南作战容易，且免地方丁壮
被敌征用，所费甚少，其益甚大”。之后，国民党开始联络、集合这一地区分散的各抗日
武装，相继组成了多路“泛区抗日挺进队”。同时，国民党军统系统在这一地区还成立了
专门对付铁杆汉奸和日伪重要人物的豫东特别行动队。
6月9日的花园口决堤，也是中日双方沿着黄泛区边界东西对峙的开始，渠长根说，“依赖
机械化军事装备进攻陇海线和平汉线的日军被迫改变原来沿铁路线西进南下的战略”，一
方面把部队从豫东尉氏、中牟、娜陵、通许、陈留、祀县等各县向东撤退，转移、集结到
以商丘、徐州为中心的豫皖苏交界地带，另一方面确定了沿江淮水路西进的路线，分调多
路人马围攻武汉。“战事南移到豫南、皖西、赣北、鄂东的广大湖沼山地地区，豫东战场
逐渐冷却下来，武汉附近地区接着成了中日两国军队厮杀的新战场”。这样一来，从郑州
斜贯东南，穿越豫东大平原的新黄河就成为军事分界线，把日军阻隔在泛区的东面，中国
军队沿西岸据守，沿新黄河以西修筑起“防泛西堤”，而日军也在对岸修筑起“防泛东堤
”，相持一直延续到1944年日本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
从当地复杂的社会形势看，黄泛区形成之初，豫东地区一度成为真空地带，战局基本稳定
后，日军大规模他调，留在该地区的兵力很少。“开封、商丘、淮阳敌只数百人，其他各
县仅仅四五十人。连敌人的宣抚班、宪兵队等合并统计，全豫东不过有3000人的样子。”
经常会用拖动一些塑料的假人假枪炮做演习。不过很快就形成了多种势力交错杂陈的局面
，一方面是日军占领者及其傀儡组织和伪军，另一方面是不断回升从事游击战的中国军队
，还有其他各种背景复杂、立场摇摆不定的地方势力。因此，这里“敌蹄横行，汉奸嚣张
，恶猫遍地，土匪蜂起，把豫东弄成了一个极混沌极混乱极扰攘不堪的局面。一般名哲贤
达，都在‘武装逃难’或者‘集体搬家’的新鲜口号之下‘西迁’了。剩下的是广大的被
难群众，以及同他们在一处埋头苦干着的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还有少数的行政人员而已
”。
【长沙：焚城之灾】
时任湖南省政府行署参谋处副处长的史说回忆，“到10日前后，街上已不像前几天那样忙
乱，行人不多，黄包车一辆也没有了，连一个交通警察也看不见了，街头墙壁上到处用日
文写着预备给日军士兵们看的反战怀乡的标语”，“商店开门的很少”，整个长沙城呈现
一片凄凉冷落的景象”。到了11日夜间，长沙更加危急，一片混乱。还未疏散的市民扶老
携幼、肩挑手提，纷纷逃向四乡。
这是一段焦灼的等待，12日的深夜，更具体地说，是13日凌晨2时许，长沙城内南门某处
突然起火，许权迅速得到了士兵的报告，判断是失慎。打电话找警察局文局长，要求救火
，文说:“警察都撤离了，消队员也撤离了。”可是不到一刻钟，南门已经三处起火。按
计划，举火有四重规定:一是省政府的命令，二是警备司令部的命令，三是警报器有节奏
的长短叫声，四是天心阁上有火柱。许权问前线关麟征总部的电话，得知前方平静无事，
而且南门是不举火的地点，所以许权判断是“一处失慎，三起放火”。可麻烦的是消防队
走了，谁能控制火势？当晚焚城总指挥酆悌的电话一直占线。许权记得在打了几个重要电
话之后，墙壁上的钟敲了三下，这时候看见的，是“全城火光冲天”。不多久连天心阁也
火光四射，接着全城起火。市民从梦中惊醒，面对熊熊烈火，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这一天周恩来和叶剑英都在长沙，半夜起火之时，两人急忙撤离，随身仅带了机要文件和
一台老式收发报机。于当天下午到达湘潭，是时长沙已成一片火海。同样经历了火灾的还
有郭沫若，《郭沫若传》在记述这段冒火脱险经过时如此描述:“只见城中烈焰升腾而起
，映红了整个夜空，来不及撤退的长沙百姓，披头散发寻找亲人的，顿足捶胸的，望着大
火发呆的，扑向火丛抢救财产的”，“歇斯底里失望地绝叫，伴随着房倒屋塌的轰隆声”
。“车至城郊关帝庙前，极目远望，根本不见长沙踪影，惟有冲天的火光和翻滚的浓烟，
显然火势还在蔓延。”
12日深夜的那场大火，彻底改写了长沙的历史。作为几次大规模会战的大后方，长沙曾经
呈现一派战略后方的繁荣景象。上海、北京、汉口、南京等大城市许多工厂陆续迁至，生
意人骤增，湘江两岸工厂林立，商贾如云，沿岸靠满帆船及巨大木排。
事实上，早在11月12日上午那封来自蒋介石的焚城密电之前，长沙的命运已经被“焦土抗
战”的决策注定了。抗战中最先提起“焦土抗战”战略思想的人是李宗仁。他曾发表《焦
土抗战论》，正式提出这一完全抗日的主张，随后发表一系列文章，明确提出:“举国一
致，痛下决心，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更不惜化全国为焦土，以与侵略者做一殊死之抗战
。”
1938年11月7日，蒋介石飞抵长沙，在容园召开军事会议，蒋介石在会上强调，“长沙位
于武汉广州之间，正处于敌人南北夹攻之下，易攻难守，因此不必和优势敌人死打硬拼，
而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严厉地批评了陈诚没有做好坚壁清野，
以致武汉三镇大量交通水利设备沦入敌手，为敌所用。在撤出武汉前夕，蒋曾命令陈诚“
将凡有可能被日军利用的设施全部破坏”。不料陈诚在实施过程中走漏了风声，遭到武汉
商界的激烈反对，最后焚城一事不了了之。
张治中的机要秘书余湛邦多年后回忆蒋介石不将焚城任务交给陈诚的原因:“照理，陈是
军事长官，张是政府首脑，只有军事负责人才能及时掌握敌人的动态，及时作出决断。就
因为武汉破坏不力，蒋认为张治中较能贯彻自己的意图。”至于11月12日那封作为最后号
令的密电，至今60多年再没有人看见过，有记者采访张治中的秘书余湛邦时，听说早在“
文革”中毁于一场大火。
张治中回忆，蒋介石在长沙处理大火案之后，曾做训示:“就这一次事件的根本成因研究
，可以说不属于哪一个个人的错误，而可以说是我们整个集团的错误。这一错误的造成，
不能不认为是我们的失败。”而针对当时“类似阴谋的纵火”的责难，张治中也曾经为自
己辩解，说是一个“意外的突变”，“首先是我和几个高级人员疏忽，其次是中下级干部
的慌张，再次是那些训练不够的士兵与义愤人民的无知与急躁”。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过
早的行动呢？张治中归结为“误信流言”，“岳州没有放弃，就谣传岳州情况不明，常德
交通已断。等到敌人登陆城陵矶的消息一证实，就传说敌人两天之内就可以到长沙。就在
12日晚间，战事发展到汨罗前线时，有些人竟慌张到这种程度‘敌人的浅水兵舰可以在3
小时内开到长沙河岸’”。而这一切全是因为“失败主义的灵魂在作祟。每一个战局的转
换，总带来一个新的普遍的恐慌”。
从1939年9月至1944年8月，日寇4次向长沙城大举进攻。并于1941年9月、1944年6月，两
次攻下长沙城。长沙城再次惨遭战火的蹂躏。八年抗战期间，日机轰炸长沙不下百余次。
【马六甲:历史两端的细节】
三宝山是马六甲市内最高的山，它实际上是一个华人公墓，山上有一万余座坟墓，据说是
除中国之外，迄今最大最古老的一座华人坟场。山上至少有两座属于明朝的墓石，年代最
早的一个是1622年，距离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1433年依旧相差了189年。也有人认为此山
就是当年郑和官厂所在，甚至认为那块镇国山碑就在此山，只是目前找不到而已。纵然马
来古文献的记述，这座山只是叫“中国山”（Bukit China），不曾言及与郑和有关。
1683年，马六甲第二任华人甲必丹李为经出巨资向荷兰当局买下整座三宝山，供华人深守
“慎终追远”之古训。但华人至今都一直俗称它为三宝山，相信它与三宝太监郑和有关联
，也相信三宝井是郑和当年所挖掘。
语言，相信是最能拉近任何中国人和这座城市的距离。衣食住行，旅行中最关键的部分，
在马六甲全部可以用中文解决，并不太费周折。“马六甲完整保留了小学到中学12年学制
的华校教育”作为马来西亚历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华校校长，93岁高龄的拿督沈慕羽提起
来依旧会觉得十分自豪。或许也正因为如此，马六甲的顽强郑和记忆，其实来自华人群体
的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