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国度》是一本由[德]扬-维尔纳•米勒著作，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4.00元，页数：38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尊敬的译者们这本书您是用google呢还是用金山翻译的？？
●翻译太蹩脚。。。
●译笔晓畅，难得。
●无法读完
●不好，感觉是翻译不好，不过这类型的读物是时代的产物，可很少人会看吧。随波逐流管你什么时代有什么恩过。
●翻翻翻翻翻译……………我在想，学术之路上多少沟是没学小语种欠的债？以后我可能还要想到这个问题。
●左右势力拉扯下的两德统一 和某人讨论过 左派和右派知识分子的问题 凡是经济动荡的时候 右派必上台 参见日本=v=
●因为我没有背负德国的历史，所以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左派与右派的部分争论过于拘泥于意识形态了
●去年看过，写二战后德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现在想再看一遍。
●我再也不想看让我头疼的书
《另一个国度》读后感(一)：卷首詩
而不是这个夜与雾的国度
被抛入这片国土
又要逃离这片国土
只盼它不是这个荒废的、封了嘴的敌人之国度！
H.M.E
《另一个国度》读后感(二)：我第一次说
这是一本与它所写内容不那么贴切的书，我的意思是说它居然生动。
它其实是一本好看的书，笔法和所引都醍醐灌顶，恰似我们熟悉的那一声春雷。或者是真的吃饱了撑的，打了一个惊世的嗝——一般舒服。
知识分子惯常都迂腐，或者肚里有货倒不出来，倒出来的都是嘎嘣豆，咯牙。但杨—维尔纳•米勒不一样，他会说人话，即使是一些生僻的词汇，他也让你能感到它们的光辉。会写作的知识分子的确不多，他算一个。
今天看到一处，捧腹了：“民主德国遵循传统的反法西斯主义教条，针对法西斯主义开出的药方是，彻底改变社会结构——特别是摧毁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精英阶层。正是由于这种全盘转型，国家领袖们便可想当然地认为法西斯主义的可能性在民主德国一劳永逸地消除了，一切残余的法西斯分子都被排除到了联邦德国——甚至连希特勒本人都被看作是一个西德人”。
今天我的想法：知识分子由于无法选择出身，更无法选择生存环境，他们的发言都带有浓重的身份和地域口音，这其实与我们心目中的知识分子的责任心和良知是相悖的，我们凭什么还相信他们？坚持和独到，也是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我们凭什么还相信他们？人格这个词本来就很可疑，像中国人不喜欢的黄鼠狼，我们凭什么相信黄鼠狼？！可是，我们不相信他们，又相信谁呢？佛？上帝？真主？天啊，他们是更大的知识分子！
《另一个国度》读后感(三)：《另一个国度》：看世纪末向你走来
《另一个国度》：看世纪末向你走来
原谅我将龙应台的书名套用在这本由德国籍学者扬—维尔纳•米勒写成的《另一个国度：德国知识分子、两德统一及民族认同》身上。在中国，他的另一本已翻译出版的著作是《危险的心灵：战后欧洲思潮中的卡尔•施米特》。
全书论述了两德知识分子对于两德统一后的心态和反应，有阵痛也有激动，他们的民族观与历史感不仅往上追溯到让人噤若寒蝉的第三帝国、昙花一现的魏玛共和，甚至更远可以追及到启蒙运动。这些知识分子的声音和身影，主要收录有君特•格拉斯、尤尔根•哈贝马斯、马丁•瓦尔泽、卡尔•海因茨•博雷尔。
历史的诡秘，用书中原话讲，就是1989年威胁到了1968年，亦即柏林墙的倒塌这一历史一刻所带来的巨大转变强烈冲撞了1968年源出法兰西的欧洲左翼运动狂飙猛进所遗留下的建筑框架，框架成为废墟，在这样的语境中，本就摇摇欲坠的乌托邦信仰和革命动力滚落成一地鸡毛。八十年代是理想主义风起云涌的时代，温和平稳的奋斗历经艰辛终获成功，无论是瓦文萨在波兰的胜利，还是哈维尔在捷克的胜出，抑或是齐奥塞斯库在罗马尼亚自食其果的残酷结局，德国也不例外，1989年11月9日，那堵盘亘在多少人、多少家庭内心深处的梦魇——柏林墙，终于在万众欢呼声中轰然倒塌，从此一个时代结束了。看世纪末向你走来，复杂暧昧九十年代便这样蹒跚而至，因为它已失却了所要反抗的明确目标，正义遭到模糊化。
半个世纪极权主义生活的耻辱和悲惨随时光冰消瓦解，但走出黑暗，迎向光明的人们，他们习惯暗夜的眼睛，一时间并不适合刺眼的光亮，于是他们迷惘、徘徊无地，当朝思暮想的日子突然降临头上，一时手足无措忘了该是感恩，还是继续诅咒，诅咒这极易迷失自我的自由经济时代。但不管怎样，在一如知识分子的批判角色定位之下，对于左翼对统一前的眷顾和对乌托邦的执着，我抱着体谅的态度大量一切，毕竟，这是一个可以自由发表个人任何看法的时代，因为多元，所以批评与赞扬共存，你身边的至亲至爱们也不再会被“斯塔西”逼作线人而对你撒下天罗地网的监听控制，家中没有窃听器，屋外没有柏林墙，窃听器成为历史的见证，柏林墙成为供涂鸦用的行为艺术地。
二战后的德国，在纳粹的断壁残垣之上，建立起了两个国度，一边是“罪责和民主人文主义的官方公共文化”，另一边是“一种倔犟的沉默文化”，联邦德国抓住了正统德国的国际遗产，民主德国则垄断了反法西斯主义，将自己的正义性进行无限量放大、涂扮，于是有形无形的分界线就这样落地生根。
当知识分子意图把东德独立保留下来，作为一种寄托并埋葬了理想的琥珀试图留住时光时，他们感到无能为力，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时刻，透过龙应台《看世纪末向你走来》一书，我依然可以看到许多的东德普通民众在怀念旧时光，尽管那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狗岁月”，在对往昔青春甚至追寻一生价值的历程中，他们温情脉脉；在面对光怪陆离的现代商业大潮，久居铁幕体制下的他们观念难转，行动笨拙，未免埋怨重重，这是转型时期的特征，烙印在所有人的疲倦肉体上。有很多人想成为君特•格拉斯笔下的“奥斯卡”，拖着永远长不大的童年身躯，敲击着铁皮鼓信步走向未来，那依然是踌躇满志的神情。
本雅明风靡了，施密特和海德格尔走出各自的政治历史阴影，连卢森堡都获得了格瓦拉那样的商业化革命流行，经历了“窃听风暴”的幸存者们，挥手喊声“再见列宁”，我们可以畅言无忌，我们可以左右晃摆地大谈学术和指点现状，正是因为我们站立在柏林墙的碎石和尘土上，内心不再有恐惧和桎梏，不是么？
成稿于08-11-21
《另一个国度》读后感(四)：德国在哪里?
杨小刚 □自由撰稿人，上海
扬-维尔纳·米勒（Jan-WernerMüller），德国籍，英国牛津大学哲学博士，现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另著有《危险的心灵：战后欧洲思潮中的卡尔·施米特》，编有《战后欧洲的记忆和权力：过去的现在性研究》和《1945年以来的德国意识形态：联邦德国文化和政治思想研究》。
公元1世纪的罗马历史学家塔西坨在他的《历史》中声称，“日耳曼尼亚”是北邻大海、南至多瑙河、西接莱茵河、东临维斯图拉河的广大土地，日耳曼人则是自不可考的年代起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一群血统纯正的人。与后来德国的种族主义者相似，古代日耳曼人以血统纯正而自豪，一个例证便是“日耳曼”一词在西文中具有“拥有同一祖先”、“发散自统一根系”、“关系密切”等含义。近代民族国家兴起后，许多国家都以“日耳曼”（Germany）称呼德国，日耳曼人自然就是指德国人，但对于以“德意志”（Deutschland）称呼自己国家的近代德国人来说，“什么是日耳曼人”或者说“德国在哪里”，始终是需要回答的问题。1848年在法兰克福召开的全德意志国民议会就是以完成这一任务为口号而召集起来的，其后俾斯麦通过三次战争实现了德国统一，但这一任务并未就此完成。统一后的德国并不包括奥地利，日耳曼人还作为少数民族生活在其他许多国家。宣扬“大德意志”的民族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具有越来越强的感召力，以至于1890年成立的“泛德意志同盟”对马科斯·韦伯这样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也颇具吸引，包括韦伯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纷纷鼓吹“帝国的扩张”，一战由此爆发。这样的环境最终催生出希特勒，酿造出犹太人大屠杀这一清除非日耳曼人的“最终解决”方案。
所以，一个当代德国人会说，“德国人是谁”这个问题不能问，一旦问了就会带来血与火，他甚至会说，德国不能被爱，只能被恨；当联邦德国建立时，总统豪伊斯会反对沿用以“德意志高于一切，高于世界上的一切”开头的《德意志之歌》作为国歌，后来也有人建议用布莱希特战后写的一首诗来替代。
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难以想像的，我们也会想当然地以为，德国人双手拥抱了两德统一。加上一直对冷战结束、东德民众重获自由进行正面叙述，两德统一的多重历史含义远没有被我们所认识。因此，当我们翻开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的德裔学者米勒的著作《另一个国度》，看到战后许多德国知识分子拒绝统一，激进者甚至要求保留柏林墙，一定会倍感惊讶。
本书即是从德国的历史文化方面梳理了今天仍有争议的统一问题。
德国的罪责
拒绝统一的重要原因自然是德国人对战争罪责的反省。这种反省在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战后发表的《罪责问题》一文中得到最深刻的表达。他认为，德国人沾染了无法去除的道德和形而上学罪责。之所以称为形而上学的罪责，意味着，一方面，这一罪行已使德国人的历史成为一条邪恶的“独特道路”，另一方面，正如历史学家梅涅克在《德国的浩劫》中所反对的，独特道路并非必然也并非仅仅会从德国文化中发展出来，德国人并未因此被贬为贱民，德国文化也并非黑暗反动。罪行具有普遍性，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只要产生一定的社会环境，都可能再次发生，它源于康德所说的“根本恶”，即人人都有作恶的自然倾向，一旦受到某些经验刺激，就会成为现实的恶，尤其当人们身陷群体性的狂热时，罪行极易发生。
罪责成为一桩债务但德国人有勇气承担起自身的罪责，也必须防范罪行再次在德国发生，而对罪责负责任首先就要拒绝民族国家。雅斯贝尔斯说：“走到头的是德国民族国家的历史，而不是德国人的历史。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们能够为自己和这个世界做的一件事就是，让人们意识到，民族国家的理念如今对欧洲和其他大陆意味着灾难。”
雅斯贝尔斯的观点在战后成为相当普遍的共识，许多统一论战中的知识分子都是在这一共识的背景下进行论辩，在他们看来，正如19世纪俾斯麦领导的帝国统一一样，两德统一很可能导致催生威权的民族主义精神复兴，即便统一势在必行，也必须弄清，它的正当性何在。所以，即使两德统一已经过去十年，在米勒教授写作此书的2000年，德国知识界围绕统一问题仍旧是一片众声喧哗。事实上，质疑统一不仅仅源于对德国“独特道路”的防备，从18世纪以来，德国政界和知识界就一直在围绕国家和民族认同问题进行错综复杂的历史性讨论，如今的论战不过是历史的重演。米勒教授也因此自觉运用日耳曼学术里最通行的政治论证研究法———历史化分析，将战后德国知识界关于统一的各类主张与延续两百多年的各个问题传统勾连起来。在这样广阔的历史视野下，我们会看到，德国思想史上一直存在着反思统一、对抗民族国家的知识资源。
文化民族vs国家民族
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德国历史学家梅涅克在其初版于1908年的名著《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开篇区分了德国思想史上两个重要的范畴：文化民族和国家民族。前者主要基于某种共同的文化经历而凝聚起来，后者则建立在一种普遍的政治历史与法则的统一力量之上。数百年来，德国一直是一个小邦林立的国家，尤其是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后，分裂为1789个拥有独立主权的政权，但德国很早就产生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尤其在宗教改革之后，形成标准德语，在18世纪更发展出灿烂辉煌的文学、艺术以及哲学。所以一直有德国思想家持有这样的观点：德国是一个文化民族，一个“去中心化的国度”，她无需建立国家即可完成，德国的分裂等于“我们政治生活美丽的多样性”。
上述思想在赫尔德和席勒的著作中处处可见，19世纪初影响巨大的法学家、政治家卡尔·路德维希·冯·哈勒也曾提出一种浪漫主义的政治观点，特别表现了文化民族的存在形态。哈勒推崇封建的小邦制，认为小邦体现了真实、简单的自然秩序，邦国越多越能保留美善和多样性，惟有在小邦中精神的“教养”才能达到顶峰，因此他痛恨一切大一统的政治目标。这种看法保留在每个普通德国人的文化血液中，每一个德国人都深沉地爱着自己的故乡，对他们而言，对故乡而非对国家的爱更加真实。
虽然德国后来的历史抛弃了文化民族，转而谋求国家民族，梅涅克的著作亦是条析两个概念的发展史且支持后者，但并不代表文化民族成了过时的论调。统一论战的代表者之一、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格拉斯立论的核心便是文化民族这一概念。他回顾历史，认为18世纪的德国知识分子，在政治统一缺失的情况下缔造且保存了一个德国的文化民族，彼时文化的创造力基于政治方面的孱弱，而随着政治结构的强化，文化构造与其趋同，文化的创造力旋即被湮没。常常被抹黑为德国民族主义思想代表的尼采恰恰也持这一观点。因此格拉斯呼吁，用文化民族的共同意识取代政治上的民族意识，主张德国文化民族圈内部的“一体而非统一”，在柏林墙倒塌后还提出两德以邦联制联合的渐进方案。
社会消解国家
鼓吹民族国家复兴的保守主义者自然存在，而且势力不小。他们或多或少算得上纳粹的桂冠法学家卡尔·施米特的门生或者崇拜者。也正因为继承并发展了施米特的思想，他们便与其他立场的知识分子分享了同一论据：施米特所称的“自组织的社会”正在不断消解国家。这一观察早就已由黑格尔做出，市民社会或者说公民社会，是黑格尔国家理论的重要环节，现代政治运行的逻辑也常常被归结为公民社会崛起，制衡国家权力。施米特相当重视这一现实，他的所有思想就是捍卫国家的神圣性，避免国家被多元化社会侵蚀。他为民族国家辩护的论证可以简化为：政治即划分敌友，只有作为一个精神凝聚体的国家才能够划分敌友，所以只有国家是严肃的政治事物的惟一容身之所。
可以看到，同是导向欧洲一体化，保守主义者与哈贝马斯的推论却南辕北辙。前者在放弃了以决断式的激进政治行动对抗工业社会对国家精神的侵袭后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转而默认技术化国家对个人生活世界的规制；哈贝马斯和其他知识分子不仅同意而且主张国家的正当性就是提供功能性的服务，但他们也认识到，国家作为一个系统，自然而然会侵蚀个人的生活世界，但个人对此并非束手无策。70年代兴起的环保主义已然弱化了技术统治论，在理论上，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批判了施米特的政治观。他否认只有国家才具有政治性，施米特所厌恶的自组织型社会恰恰成了政治事物的新容器。参与到社会运动中去的公民，不仅以合法的形式对抗国家的技术化控制，也对抗社会自身产生的系统性规训力量，从而形成普遍的抗议政治。另一位战后著名的社会学家卢曼甚至将抗议政治的兴起视为联邦德国的辨识特征之一。对于坚持启蒙传统的知识分子来说，国家以自我否定的形式，通过向公民提供抗议权，获得了公民的认同。
百年前梁任公于《新民说》中倡言：“国家如一公司，朝廷则公司之事务所，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事务所之总办也；国家如一村市，朝廷则村市之会馆，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会馆之值理也。”彼时之中国民众，只对于朝廷方知有国家，而于朝廷，但知服从而不知朝廷之是否合法。百年后的国人，阅读米勒的这本著作，至少可以了解种种异质的对于国家和民族认同的态度，不至于固守许多理所当然的意见。
《另一个国度》读后感(五)：【转旧文】徐友渔：另一个国度的思想和知识分子
东西德国的统一意味着东德这个“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复存在，这对左派的乌托邦思想是一个沉重打击。
对于中国知识界和读书界而言，新近出版的扬-维尔纳·米勒所著的《另一个国度：德国知识分子、两德统一及民族认同》是一本既令人困惑，同时也给人启示的书，它讲的是东西两个德国在1990年统一前后联邦德国知识分子对待统一和历史的各种态度，以及对于“什么是德国”的不同理解。由于地理遥远、信息闭塞，我们很难对那里的形势有正确判断，对于德国知识界的不同思想立场的对错高下也无法评判。但是，这本书让人震撼的是德国知识分子思考的深度和力度，他们思考时表现出的道义感和历史感。
近来国人中流传着一种说法：中国正处于伟大的时代，中国需要并且一定能够产生伟大的思想。但愿如此，也许，这本书能让我们开阔眼界，明白什么是思想，什么是知识分子。
罪责文化
二战后德国人心情复杂、思想紊乱。如何对待纳粹统治的历史，侵略和屠杀的责任？如何对待西方——对德国人而言，美英法是西方，而德国不是——的占领和强加的宪政民主制？不同政治思想派别和不同年龄层次的人之间区别分明、冲突激烈。
对立表现为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本书把主流的，也是官方形态的文化称为罪责文化和民主人文主义文化，以战争中为逃避迫害而流亡的人和雅斯贝尔斯为中心；与之对立的是倔犟的沉默文化，以忌谈过去来保全面子与自尊。与纳粹统治脱不了干系的思想家提出“深刻”、超前的理论来解释刚过去的悲剧，达到混淆视听的目的。“第三帝国桂冠法学家”施米特把不幸归咎于神学和技术，海德格尔则把种种暴虐的原因说成是西方的人文主义。本书作者说，这两个人的观点为后来德国的民族主义后现代主义播下了种子，催化了反对哈贝马斯等人倡导的民主人文主义的意识形态。
罪责文化以雅斯贝尔斯为代表，他在1946年发表《德国人的罪责问题》一书，区分了四种罪行：刑事罪是违反了实在法，由法庭解决；政治罪源于公民卷入嗜杀的政权，由胜利者来判定；道德罪是由于没有坚守道德义务，必须由每一个人来赎偿；而形而上学的罪指一切人类之间基本团结结构的解体，只能由上帝来审判。
雅斯贝尔斯所反对的实质上是化解和逃避战争责任的“集体罪责”这个说法，提出“集体责任”的概念，他认为，德国人由于自己的罪愆，在主动服罪、承担起集体责任之前，是没有资格恢复为一个民族国家的。
雅斯贝尔斯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诸如格拉斯和哈贝马斯等左派自由知识分子，格拉斯把雅斯贝尔斯的主张往前推进了一步，认为过去的罪孽变成了下一代必须偿还的债务，德国统一后会大大加强国力，引起邻国的惧怕，导致自己的孤立。他甚至认为，统一而强大的德国必然会走向对外侵略，而这个曾经犯下奥斯维辛罪行的民族没有权利生活在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中，因为，根据他的理解，纳粹崛起的前提就是德国当年的统一，因此重新统一会再次导致浩劫。
格拉斯的论敌嘲笑他的立场是夸张、做作的，本书作者批评他混淆了道德与历史这两种不同的范畴。我则认为，格拉斯的失误——因为事实证明统一后德国并没有滑向军国主义——在于他忽视了宪政民主的力量，他有德国左派和所有左派的通病，即把资本主义等同于法西斯主义。
仔细思考一下还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格拉斯的过火主张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对德国民族悲剧性特殊命运的迷恋，雅斯贝尔斯对“德国民族被毁灭”的赌咒甚至暗含了某种德国中心论，它有两方面含义，第一，对自己的苛责其实表露了某种道德优越感，第二，“毁灭”说意味着凤凰涅槃，是对人类更新的启示。不过，这些都是更高层次的问题，他们终生为“奥斯维辛难题”纠缠而不得轻易解脱，在我看来主要还是表现了道德的自觉和勇气。
宪政爱国主义
“宪政爱国主义”在本书中译为“宪法爱国主义”，这个概念是雅斯贝尔斯的密友施特恩贝格尔在1979年提出的，他认为最迟到十八世纪末，所有的爱国主义都是“宪政爱国主义”，其含义是对法律和自由的热爱。哈贝马斯虽然不是这个概念的首创者，但却鼓吹最力，在中国，一般把这个主张归到他的名下。
哈贝马斯接过“宪政爱国主义”的概念，并将其重心加以转移和发展。他主张宪政爱国主义者应该有一种“后传统认同”（post-conventional identities），即公民必须对传统加以批判性反思，超越对自己传统和自己群体的认同，转向普世价值，不是靠领土、历史、文化、同种同宗等等“前政治”的价值，而是靠一种建立在理性和反省基础上，靠对“公民国家民族”的认同和对民主制度的自豪感而产生的爱国主义。其实，这种以制度为中心的爱国主义在欧洲源远流长，卢梭说过“爱国就是爱正义”，密尔认为爱国就是对个人自由原则与政治、社会平等的忠诚，美国的联邦党人也有类似的主张。
哈贝马斯指出，宪政爱国主义的构想与德国民族经历过纳粹统治密切相关。只有在经过纳粹的野蛮统治，德国（当时的西德）才重新启蒙，确定不移地融入西方；只有在经过奥斯维辛这一道德灾难造成的震惊，民主愿望才在德国人心中扎根。他说：“对法西斯的克服塑造了一种特殊的历史视野，一种以法治和民主这些普世主义原则为中心的后民族认同，正是通过这一视野来理解自身的。”传统道德倡导遵守法律、服从命令、遵循“常识”、按照民族传统行事，但事实证明，这些一般而言的正面价值并没有阻止第三帝国这一道德灾难，这既令人震惊，也令人深思。
柏林墙倒塌之后，两德统一成为广泛的话题。基于宪政爱国主义的理念，哈贝马斯担忧的不是国家的统一，而是急匆匆统一造成的不良后果。他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西德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把东德合并，二是让东德人民有自决权，他愿意看到的当然是后者。哈贝马斯把基于经济的认同叫作“德国马克民族主义”或“肥头大耳的经济民族主义”。
哈贝马斯对待统一的态度是和他的整个哲学思想一致的，他在自己的一般哲学理论中强调公民的自主性、交往的重要性、公开辩论的好处，他把社会视为公民自治、团结的公共领域。在他看来，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统一进程由政治、经济精英和官僚操控，公民的交往力量被有意地扼杀了，不是交往形成的团结纽带，而是民族主义和二战结束前德国的历史成了统一的基础。
有人指出，事实上哈贝马斯担心的民族主义激情根本不存在。还有人认为，宪政爱国主义体现的普世价值不足以维持社会的凝聚力。
左派和右派
左派基于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而反对统一，由于在这个问题（以及在海湾战争和科索沃危机）上的立场，左派力量在九十年代初大受挫折，但他们仍然为反对统一找出许多理由。
有人认为，虽然东德没有民主和自由，但“为了保留多样性和差异”，东德应该得到保留，而不是与西德合并。甚至东德的经济大大落后于西德也成了优点，据说是源于某种“适度经济发展”的、有特色的文化。
最重要的理由是，统一意味着东德这个“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复存在，这对左派的乌托邦思想是一个沉重打击，乌托邦是他们的希望、命根子，东德的消亡等于末日来临。有人说：“我能够给出的唯一答案，更适合一首诗，而不是一场政治讨论：社会主义国家最重要的并非是什么有形的东西，而是一种可能性……这一不确定性不一定意味着什么好东西，但是它让那唯一的希望活着。”
有一种深层次的反对理由虽然太钻牛角尖，混淆了政治和道德，但也有某种令人敬佩的意味。有人认为，德国的分裂是对其历史罪行的温和惩罚，统一意味着赦免，而赦免必然导致遗忘过去。
右派在关于统一的论战中不是十分活跃，他们信奉卡尔·施米特的思想，强调德国的自我意识和自信，攻击统一后的德国是“没有灵魂的、自我满足的、俗气的国家”。
左派对于统一后的形势及其讨论的失语给予了右派活动空间，新右派产生了。他们认为德国被具有海洋气质的、外来的美国自由主义主导，失去了自己的自主性和文化认同。德国文化中独特的美德，比如重视内心世界和非理性就要被彻底清除，艺术也不会得到弘扬。本书作者在此有一种相当深入的观察和评论，他说：
和左派不同，他们首先把不同的意见解读为民族分歧。把民族的后现代-保守主义作为一种独特的形式来保留并捍卫，其本意是极力用“种族文化”来作为意识形态“差异”的实质内容，以此避免被指责为种族主义。但它仍旧和老式的反普世言论混在一起。这种老式的反普世言论是由约瑟夫·德·梅斯特尔这类反启蒙思想家提出来的。
梅斯特尔是欧洲近代著名的保守分子和反动派，但作者的评论让我不由得想到中国新左派中有人鼓吹的所谓“差异文化”和“认同政治”，以及反对启蒙、反对普世价值的立场。在这里，把中国和德国的思想文化格局作一对比是有趣的。存在一种错位：除了不分时间、地点、具体情况地批判“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之外，中国左派的立场与德国左派不同，而与德国右派一样，这是什么道理呢？套用一句曾经流行的话，是“形左实右”？
作者在《另一个国度》所作的描述和评论是有意思的，但我无法对其真实性和对错作判断，阅读此书让我再一次意识到自己在知识和信息方面的欠缺有多严重。关于德国的统一，给我留下印象的只是对“变色”的哀叹，而不是对其中蕴涵的政治、经济，尤其是思想文化信息的解读。中国的统一问题自然和德国大不相同，但有一点是一样的：思考统一与思考价值基础应该同步进行，而对于我来说，言犹在耳的是《中国可以说不》中主张的“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还有自命为“儒教”的代表人物陈明所说的“有了意志和决心，一次打不下，可以再来第二次第三次。这就叫血战到底”。
在我看来，德国左派知识分子的政治思考有简单化和钻牛角尖之嫌，但他们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精神还是使我尊敬。格拉斯说，他那一代人觉得，自己“要变成纳粹，年龄还太小，被纳粹政权塑造，却是足够大了”。哈贝马斯则称自己是“‘再教育’的产物”，承认自己的政治立场是从美、英、法等宪政国家的历史成就中学来的。而且，不论他们对自己所处社会的批评是否公正，对国家统一的质疑是否正确，他们在自由民主等价值上的基本立场却没有发生过动摇、混乱。
我们看到，在经历了一场浩劫之后，德国人——那些其实并没有罪责的人——作了多少努力来清洗本民族的罪愆，净化自己的灵魂，以绝对避免历史悲剧重演。我们在经历了一场浩劫之后呢，我们有没有——想过没有——类似“罪责文化”的东西？要谈思想、文化和知识分子的责任，从这里开始吧。■
延伸阅读
●《危险的心灵：战后欧洲思想中的卡尔·施米特》
[德]扬－维尔纳·米勒著,张、邓晓菁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
●《列国志——德国》
顾俊礼编著，社科文献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