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甲午到戊戌》是一本由茅海建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3.0，页数：91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补标
●康就是个自恋YY男么。做得君行道的梦，行党同伐异之事。这种人百年之后要是还不被茅先生按在地上打脸，那就叫没天理。
●怎么说呢，原来一直觉得说康是个政治侏儒有点过分，但现在来看，康无论是对于朝廷内部的人事，还是世界大势的估计，都是那样的幼稚，如履薄冰的变法事业由这样的人启动，难免不会过早夭折…
●对于维新变法运动的全面史实考订及编年史，结合《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揭破康圣人的谎言
●超厚的，翻完第一遍，第二遍下周再去普陀图书馆看，对于这段历史几个没想通的问题史料仔细琢磨下，从《天朝的崩溃》就很喜欢茅海建的“材料书”
●艾瑪！
●老实说，并不是一本很好看的书，但并非不是值得读的书。只能说，作为一个历史学者，茅海建先生是合格的，甚至是优秀的！
茅海建的书，内容就不用评价了，应该都当得起精品二字。我是在卓越订货的，送过来封面略有灰渍，但总体而言很不错，入手沉甸甸的，印刷也不错，厚厚一本，对得起价格。一家之言，仅供欲购此书的书友参考。
《从甲午到戊戌》读后感(二)：心中块垒待此浇
茅海建先生是一个很低调的学者，他的著作都是用力精深的。从开始的《天朝的崩溃》的振聋发聩，到这本《从甲午到戊戌》的雷霆万钧都是一脉相承的。但我觉得这本书似乎更沉郁了一些，在阅读的过程中我时时想到时事。没有一丝激动，只有不尽的扼腕长叹。读中国史尤其是近代史，总是遗憾、失落、悲愤，心中郁结。但只有这样的书才能浇心中块垒，浮一大白！
《从甲午到戊戌》读后感(三)：且从《我史》看“他史”
4月中旬，在上海师范大学准备复试，不经意碰上茅海建的讲座，关于康有为《我史》。讲座中他曾提及新书即将出版。前日，在合肥书店闲逛，发现已上架，《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定价83元。
一、当前历史学界很多地方太不严谨，对基本史料的真伪可信度没有基本判定就发宏论。
三、讲述了自己不是一个经常能出新观点的人，讲座做的少，本次用的PPT已经成型多年，未曾改变。
四、有人认为他做研究的方法很落后，是清儒实证的方法，他认为落后的往往可靠。
五、他说了一个笑话：《我史》就是中国版的我的奋斗。
六、他对学生要求很严格，对当前很多现象似乎很看不惯。
七、他说今天还有人跑来告诉他看他的《天朝的崩溃》很激动，他感觉很悲哀，说明我们国家的历史教育有问题。
八、他离开北大，是北大的损失。
九、他以天朝的崩溃爆的大名，其实更见功力的是戊戌变法考和目前这本书。
十、他的文采很好，无论是天朝还是我史，序言都写的很精彩。
十一、如果从康有为我史的考证历程出发，写成“他史”，将会是一篇不错的康学述评。
《从甲午到戊戌》读后感(四)：黄彰健：读茅著《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与茅海建先生商榷的信
海建教授大鉴：
拙著《戊戌变法史研究》承介绍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至深感谢。拙着《“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证稿》2007年2月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此书费时五年始写成，曾托友人函呈一部请正。（系寄北京大学历史系）未知收到否？
尊著《我史鉴注》及《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已收到。
尊著《我史鉴注》，对康自编年谱所记，利用档案与文献，详细审核，功力深至。彰健病中读后，仍有不同意见，谨提出就正。
一、曾廉上书事，如按时间排比，应如下：A、七月二十七日（阴历，以下皆同，该日为1898年9月12日——茅注）都察院以联治、曾廉等人封事进呈光绪帝。B、光绪帝命军机处“陆续核议办理”。见尊着P.678引军机处奏片。C、军机处承光绪命，将联治等人封事，交军机四卿（指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四位新任“参与新政”军机章京——茅注）签注意见。D、曾廉封事要求斩康、梁，光绪帝特命军机大臣裕禄交谭嗣同签驳。E、谭签驳约千余言，并保康、梁忠直无他，刘光第亦署名，谭并拟旨诛曾廉。光绪不允诛曾廉，此事遂为新旧党人所共知。F、尊着《戊戌变法史事考》引档案：“七月二十七日都察院封事一件，奉旨留”，即指光绪帝命曾封事留中。2000年（2005年之误——茅注）尊驾访史语所，彰健即拈出此处，而尊驾则辨称此“封事一件”指是日都察院所上全部封事。此一解释与《我史鉴注》所引二十七日军机处奏片抵触。G、光绪将曾折留中，但军机大臣仍将曾折递呈慈禧，拙着《戊戌变法史研究》（上海书店版P.此处未注明页数，我也未查到——茅注）据孔祥吉文引军机处《随手档》，七月二十七日军机处将曾廉封事递呈慈禧。奉经留中折片，军机大臣仍递慈禧，此有前例，见拙书（此处有括号和空格，未注明页数——茅注），孔君所引应不误。H、曾廉封事厉害处，在他附片引梁启超时务学堂批语，骂清帝祖宗为民贼，如为光绪所见，光绪恐不会容忍。故谭签驳时，一定将曾廉附片抽出。如为太后及军机大臣所见，则戊戌党祸不待八月初六，在七月二十七就会发生了。政变前，外间即传言曾封事“焚毁不全”，故政变后，御史熙麟再录一份进呈。今存《光绪朝夷务始末记》所录曾封事，疑即据熙麟再录本。尊着《戊戌变法史事考》未录B项档案所载，尊着《我史鉴注》未引F项档案所载。彰健敬请惠予注意。
二、拙着《戊戌变法史研究》曾引袁世凯谢授工部侍郎折，袁谢恩折有二，一上光绪，一上慈禧。所奉朱批“毋庸来见”，字迹相同，遂谓此二折皆系慈禧朱批。因光绪并未被废，故时人奏折末尾可书“伏祈皇太后、皇上圣鉴”。故袁谢恩折可一上光绪，一上慈禧。但这些奏折不会送到光绪软禁处，会送给慈禧。太后训政，上可以兼下，给光绪的折子，太后可以朱批，给慈禧的奏折，光绪怎敢朱批。尊着《戊戌变法史事考》（见该书第129页——茅注）采信庄吉发说，不信拙说。今读《我史鉴注》，则在戊戌八月初六太后宣布训政、便殿办事之后的朱笔批，认皆系光绪所批，深恐不妥。（见该书第778页——茅注）在太后训政、光绪软禁时，所有朱批、朱笔诏书，皆系慈禧的，而非光绪的。慈禧虽富有政务经验，但要她草一诏书，恐仍困难，恐需授意军机大臣，而由军机大臣墨笔代拟，而后由太后朱笔颁布。因系训政，故有时需有光绪口气，不可因此而谓此系光绪朱笔诏谕。
三、今存《杰士上书汇录》所收康“上光绪第六书”，曾经光绪改易，拙文所论，未蒙《我史鉴注》采用。康“上光绪第五书”，《光绪朝夷务始末记》谓系戊戌二月十五日总署代递的。（以上见黄着《戊戌变法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下册，第819-851页——茅注）尊着仅说《夷务始末记》稿本有错字，象这种重要史料，恐不可这样轻描谈写的处理。（见《我史鉴注》第219页——茅注）
四、阔普通武折，孔祥吉谓系康代草。这只有伪《戊戌奏稿》那一个证据。尊着仍信孔说，这也是我不解的。（黄着《戊戌变法史研究》，上册，第337页；《我史鉴注》，第694页——茅注）
五、康、梁于政变后，对外宣传保皇，故康《自编年谱》及梁《戊戌政变记》均否认康有保中国不保大清的阴谋，对丁酉（光绪二十三年，1897——茅注）九月底、十月初康党聚议事，亦隐讳不提。（谭嗣同言，丁酉“秋末始遂瞻依之愿”。）此一聚议事，佐证昭然，尊着《我史鉴注》怎可对此亦只字不提。故读尊着仅可使读者明了康党政治活动可以公开的部分，而对康党秘密活动的一部分一无所知。如了解康党的秘密活动，则对康公开活动的解释亦将不同。此正为研究戊戌变法史困难处，请参看拙着《戊戌变法史研究》自序。康党上海聚议的共识，现在看来，即康“上光绪第五书”的上策与下策，同时分途进行，而康党的主力，梁、谭与康弟子则入湘，进行自立民权革命活动。谭在《湘报》上即盛赞康“第五书”为国朝260余年所未有，而梁、谭在湘亦推行康学。拙着《戊戌变法史研究》辨康《戊戌奏稿》之伪，承尊着赞誉，而康党“保中国不保大清”，实为拙着重点所在。
故读尊著，谨缕陈管见。谅不以为忤。尚祈指正是幸。
匆匆，不尽欲言。敬颂
着安
黄彰健敬上
2009年8月13日
《从甲午到戊戌》读后感(五)：戊戌狂想曲
1
康有为的变法维新思想，据其自编年谱所说，并非是从甲午战败后才开始的，而是始于更早前的一次顿悟。那是1878年，他还在礼山草堂苦读经史时，一次打坐的过程中“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恍惚间，他觉得自己是孔子再世：“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这次通灵般的神秘体验后，康有为给自己起别号为“长素”：长于素王孔子。那一年，只有20岁的他立志像孔子一样改制维新，经世致用。
康长素的狂放不羁后来也传染给了他的学生。弟子们上行下效，纷纷给自己起了各种惊世骇俗的别号：梁启超号“轶赐”，即超过子贡；麦孟华号“驾孟”，凌驾于孟子之上；韩文举号“乘参”，唐德刚调侃道，这是“把曾参当马骑也”。康最钟爱的大弟子陈千秋的别号则是“超回”——事实证明，这个别号起得实在是有欠考虑。1895年年初，维新变法还没开始，26岁的陈千秋就跟当年的颜回一样早夭，吐血而亡。
2
一群带有宗教狂想色彩的康党所领导的变法运动，结果自然凶多吉少；但在清末那积重难返的局面下，又似乎只有这种反常的、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团体，才可能去发动一场真正的变革。1898年8月变法事败前夕，康有为南下逃亡，一路被悬赏通缉，九死一生，幸而被英国人营救才逃过一劫。参与营救的英人戈颁后来在一封信里写道，康有为真是一个可怜的人，“一个狂热的人和空想家”，并补充说，“我猜，光绪帝大概也和他相像。”
出于空想家的本色，康有为8月底在香港接受采访时，便已开始凭想象臆造另一个戊戌史。康在采访中夸大自己在变法中的作用，并声称有光绪帝的衣带诏，要去英日两国求救兵来恢复皇帝的权力，等等。到日本后，他便开始伪造《戊戌奏稿》，并自编年谱《我史》。幸存的康党成员们，比如梁启超，也积极配合康的造史行动，将相关记录系统化，使之不自相矛盾。与此同时，曾积极举荐康的翁同龢也由于畏祸，暗地里剜挖、芟改日记中关于变法的记录。真实的戊戌变法被人造的迷雾重重掩盖起来。
茅海建阅读大量史料和档案，考证了《我史》中的每一个细节，旁及《戊戌奏稿》、《翁同龢日记》等，花了整整五年时间解开这个历史罗生门。他认为，康的《我史》总体来说不失为一部可以小心利用的史料，里面的不实之处与其说是故意作假，还不如说是一个空想家的孤芳自赏。虽然刚刚经历了惨痛的失败，但康有为仍然固执地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失败的所有原因在于以慈禧为首的保守派的阻挠。他在东瀛那“纸屏板屋孤灯下”的冬月夜里，“自我咏唱着已被理想化神圣化纯洁化美丽化的英雄史诗。”
3
戊戌变法通常被定性为一场“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行的是君主立宪。此结论的主要依据是在《戊戌奏稿》中的三篇另作中，康有为提出“变法自强宜仿泰西设议所”，建议清廷开国会立宪法，实行“君民合治”。但实际上，在变法的过程中，康从未提出过类似建议，相反，他很明确地反对立即开国会，理由是“民智未开，蚩蚩自愚，不通古今中外之故”，因此“今日之言议院，言民权者，是助守旧者以自亡其国者也”。
康有为在当时主张的只是设“制度局”，一个给皇帝提供治国建议的小规模精英智囊团，类似于枢密院，并不具备制约君权的功能。康认为，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变法必须由光绪帝“乾纲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保证皇帝和中央政府绝对权威的基础上，以强有力的手段自上而下地推行变革，并镇压顽固势力。只有这样，变法才有可能成功，“中国唯有君权治天下而已”。
康有为并不反对君主立宪制，只是觉得还为时尚早。他有一套自己的政治学理念，即“公羊三世说”，认为在所有人类社会，政治制度的演进都有三个必经阶段：君主专制（据乱世）、君主立宪（升平世）和民主共和（太平世），这三个阶段是不能随意跳过的。相信《戊戌奏稿》的人想当然地以为，按照这个理论，当时君主专制的中国的变法方向自然是君主立宪。
但现在看来，康有为可能比我们想像的还要小心谨慎。在“君主专制”阶段，他还区分出了“绝对专制”和“开明专制”两个小阶段，后者是君主立宪制的预备期。也就是说，戊戌时期的康其实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立宪派”，而是一个“新权威主义者”（取萧功秦的定义）。不得不说，在变法的战略层面，康有为确实比当时的很多人都要理性务实。尽管如此，作为一个优秀战略家的康有为一进入到具体的战术执行层面，就开始头脑发热，狂飙突进。
在和光绪帝的第一次策对中，康把中国比作一座破败不堪的大殿，“小小弥缝补漏”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必须“统筹全局而变之”，从重从快，最好干脆把旧官员一并免职，然后“尽变旧法”。在保守派荣禄当面质疑这么激进的变法是否可行时，康有为的回答是：“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
其实在甲午战败后，清廷中还是有相当数量的官员是倾向或同情变法的，但由于康有为的狂傲，这些潜在的变革力量渐渐与他分道扬镳。除了康那令人难以忍受的空想家性格外，维新派日益膨胀的权力欲也让他们渐失人心。康有为在变法中的动机并没有那么单纯，暗地里，他计划通过建立制度局让自己进入权力核心，让康党成员占据各个部门的重要位置；他与梁启超试图将汪康年的《时务报》“收归国有”，借此控制全国舆论，打压反对意见；对于新成立的京师大学堂，康有为被维新派认为是总教习的不二人选；康还试图将他的孔子改制说确立为学术正统，一跃成为全国学界领袖——这样，他就可能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集丞相和教皇为一身的人物。
康有为的弟子在变法时期也是飞扬跋扈。他们有一次在上海街头遇到了古文经学的领军人物、康有为的论敌章太炎，于是便上去将其殴打一顿。改革的大忌，乃是其设计者与得利者几乎为同一批人。这不仅会使很多人对改革者的目的产生怀疑，而且那些致力于革除弊端的人自己，也有可能因此堕落为政治黑暗的渊薮。
对戊戌变法的另一个误读，是认为维新派走的是“和平改良”路线，而革命派则是“暴力革命”路线。实际上两派的根本区别，只在于对民主共和制缓急的不同认识，维新派对于暴力手段并不排斥。在变法末期，维新派其实已经开始谋划军事政变，他们对袁世凯、聂士成、董福祥三人都有策反计划，最后则锁定袁世凯，要求他率兵入京，一路入颐和园“执西太后而废之”，另一路则入宫“密救”光绪。但袁世凯始终对维新派虚与委蛇，这个计划最终失败。
知道大势已去的康有为于八月初五离京，同时，杨深秀决定放手做最后一搏。杨经光绪帝之手辗转上折给慈禧太后，称颐和园的滈化殿下有先帝埋下的“黄金纹银各一窖”，既然现在赔款弄得我们财政紧张，何不派几百个人进去试着挖挖看？“万一罗掘得之，岂不大济其用，胜于票借万万耶？”这个说辞实在是拙劣得可以，不要说老谋深算的慈禧了，就连当时北京的普通市民都对之“诧为奇异”，大家都看出来，这不过是行刺的借口罢了，杨深秀“与康有为、谭嗣同诸犯同一逆谋耳”。
所以，与其说慈禧太后自八月初五起的一连串行动是一场军事“政变”，还不如说这是一场“反政变”；慈禧对于维新变法本身的厌恶，远远不及她对维新派那废黜她权力，甚至取其性命的意图的仇恨。若意识到其实是维新派先伸手摸刀，而且已经直接威胁到了慈禧的人身安全，那么我们就能理解，为何慈禧后来会怒不可遏，冒着激怒“友邦”的危险，近乎疯狂地抓捕康梁，废除所有新法，并且不经提审，就将杨深秀等“六君子”刑于菜市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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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在一个国家中，旧官员往往由于和这个体制有太多的利益联系，所以一般因循守旧，不愿意变革，但他们却有着深厚的政治资本和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而在另一方面，改革派一般是些年轻人，他们与旧体制没有太多利益联系，因而更易于接受改革，但是，他们的政治斗争经验严重不足，比较激进和理想化，不懂得如何将变法付诸实践。
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成功的政治体制改革都需要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的合作。为日本明治维新奠定思想基础的福泽谕吉说过：“改革派精明而进取，保守派稳重而守旧。守旧者有顽固的缺点，进取者有流于轻率的毛病。但是，稳重未必都陷于顽固，精明未必都流于轻率。”但康有为呢？他一上来就说：“惟方今之大臣，皆老耄守旧，不通外国之故。皇上欲倚以变法，犹缘木求鱼也。”在将所有旧官员都排挤出去同时，也早早地给戊戌变法判了死刑。
1899年，慈禧召见李鸿章，称有人上章，举报他有同情康有为变法的言行。没想到，一向逢迎的李鸿章竟未辩一词，大大方方地承认指控属实，并称：“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慈禧听后，默然无以对。而这一切，早已非在海外四处流亡的康有为所能知。
2012-3-9
（已发表于2012年4月《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