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是一本由[美] 乔纳森·卡勒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5，页数：2014-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简明扼要 干净利落 勾勒出了巴特思想的大致轮廓 也为进一步阅读提供了指南 p.s. 这套书有毒啊 看到开头就想看结尾 看完一本还想看第二本 …
●对巴特有了个概观，“将文本从作者受众解放出来，并盗用他的语言”，“文学是把可表述的内容变得难以表述”，“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写作是一个不及物动词，他们不是在写某件事，纯粹就是在写作……”
●很多关于罗兰·巴特的书，远没其谈自己有意思。其实，一个作家的所有文字都有可能成为他的自传。卡勒像“剥洋葱”一样，把巴特的生平和作品逐一分解之，读者希望是果实中的核，最后却是那种刺激得想让人流泪的空。巴特只有在反复读的时候才觉其高妙，他更接近并笃信语言的一种诚实。他把学院派批评从知识的累积和外部世界分析的泥淖中拯救了出来，如果缺少内在阐释，批评很有可能成为一次谋杀，一次强奸。
●交代巴特的写作动机的能跟得上，但是卡勒转而评价巴特主张得失的，就有点迷糊了。不管怎么说，收获不少。当然你要问我，我也还是说不清爽。
●看完了中文部分。困了。
●作家的作用就在于直言不讳。如果词语患病，我们就有责任治疗它们。然而，许多作家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而依赖这种疾病。
●于上班路上 就像用碎片的时间读了这本书一样，巴特给我留下的形象也很碎片。
●俺觉着，明显有必要引进那本Le Roland Barthes sans peine，据说看完后可以很快掌握并模仿出巴特的文风，我就想成为巴特这样把批评写成了文学并卖成了畅销书的人……
●这一本导读性质的读本实在是写的太游离了，没有干货，不是进入罗兰·巴特的好读本。这个系列的卡夫卡虽然也写的一般，但是至少增进了对卡夫卡包括生平以致作品了理解。
《罗兰·巴特》读后感(一)：评《罗兰·巴特》
这是一部对一位即便在当时也非常难以理解的不合常规思路的作者的解说的翻译作品。原作者的思路，经作者的总结归纳，成为了英文作品，再由中文翻译者翻译成国人能够读懂的中文作品，并且让中文读者能够产生共鸣，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巴特对于当时文学的批评与叛逆，是超出普通人想象的，他对于文字的解剖和抽象，几乎到了癫狂的程度，他的企图，大概是要在文字中总结出一条类似相对论一样的万古不变的范式与教条。当然可以想见在这条路上他遇到了多大的坎坷，文学是人类情感得表达这件事似乎被他忽略了，文字就是文字，我的理解，与作者没有关系。所以，作者死了。也许，我的理解是不对的，但作者终究是还活着。如果没有那场车祸，也许我们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巴特。历史没有如果，于是巴特就成了巴特，那个永远闪耀在符号之上的明星。
《罗兰·巴特》读后感(二)：关于罗兰·巴特思想体系的简短可能有误的概述
最近不务正业读的一本介绍罗兰·巴特思想的牛津通识读本。作者以十个身份介绍罗兰·巴特的思想与性情，若要一言以蔽之的话，恐怕是作者反复提及的罗兰·巴特自己的话：“一个公共实验者”，以公开的方式，为了公众，对各种思想和体系进行实验。因为这个简短文本所能介绍有限，再加是非自己专业导致阅读能力更有限，这本书留给我的、关于罗兰·巴特的思想体系的印象，除了下述简要的线索以外，更多的是各种留待阅读原文才能解开的概念与体系的谜团：
①罗兰·巴特的文学史研究，即通过历史研究，可以说明各种文化实践形成的时间和方式，从而消除该文化意识形态的神秘性，并且揭露它作为意识形态的伪装；或者说，作者的语言或文学符号，本质上是人类语言可能性的选择，因此它们的意义也必须回到历史中发现。《写作的零度》主要涉及这个议题，其中涉及到我反复翻阅这本介绍性文字也没能理解的一对词语“可读”和“可写”。
②“神话研究”，罗兰·巴特的神话研究，是指试图分析假装成自然现象的社会惯例，揭开“习以为常的现象”背后的潜藏的意识形态，例如拳击和摔跤的不同在于，前者看重最终的结果，后者则是戏剧表演。这种“神话”分析在今天看来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了，我们尤其擅长发现表面背后的深刻意涵，每一次大佬们开会的座位安排与讲话顺序，都是可以分析的神话。
③符号研究，借此研究，他希望一种需要人们对能指和所指加以命名的形式研究能够令人信服地展示各种行为所隐含的意识形态特征；符号学似乎就是借用语言学范式来处理素材，重构各种区分和惯例组成的体系，正是这些区分和惯例而使得某些文化现象对于特定主体而言是有意义的，比如时装为什么是时尚的，这是时尚圈自己形成的区分和惯例所定义的，外人是无法理解的（至少我是无法理解的）；恋人之间的对话与行动，也是一场大型符号学研究现场，她给我留了电话号码，这是什么意思？是表明我可以打电话和她聊天吗，还是需要的时候才联系她？
④神话研究和符号研究都共同指向了“体系”或者“系统”，意义只有在体系和系统中才能被揭示出来，何谓时尚，只能在时尚体系里加以理解；恋人之间的对话与行动是什么意思，只能求助于双方过往的历史交流和一般性恋爱习惯的系统才能理解。
⑤结构主义，这也是从④中可以得出的理论，即把现象看作潜在的规则和区分体系的产物。简言之，要理解一个文本、一个文化现象的意义，就需要解构它，发现其中制约意义生产的种种规则和约束（代码），提出新的看法。意义本身（结果）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批评家发现意义的方法（过程），即关注体系。
⑥作者与读者的地位，罗兰·巴特是“作者之死”的代言人，他对抗的是当时法国学院派的以作者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即通过了解作者生平解读文本。但是罗兰·巴特将读者置于核心地位，读者可以用上面所说的方法“细度”任何文学文本，读者可以阐释意义。在这里，文学理论与法解释学走得很近。|
⑦当然，罗兰·巴特的思想里还有我始终无法理解的所谓“愉悦”理论，阅读所产生的愉悦，不是意志（存在）的愉悦，而是“身体的愉悦”。从这个介绍性文字来看，这里似乎已经有点神秘化的味道了。
《罗兰·巴特》读后感(三)：《罗兰·巴特》：走近“多面手”罗兰·巴特
文/吴情
谈起罗兰·巴特，很多人想必都听说过那个命题“作者已死”，尽管不一定知晓其中三昧。“作者已死”不是宣判真实的作者死亡，而是主张将“作者”的意图、目的剔除出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领域，也即不以作者为中心，而以文本为中心，强调读者和文本之间的关系。巴特曾因激进言论饱受诟病，身后在大众文化中竟蜕变为文化偶像，历史似乎总这般吊诡。
《罗兰·巴特》（Barthe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美国康奈尔大学英语和比较文学教授、世界文学领域著名学者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著，一本关于罗兰·巴特其人其作的阅读指南。在卡勒看来，罗兰·巴特是一个“多面手”，对人类社会诸多看似自然的现象（“从文学、时尚、摔跤和广告，到自我、历史和自然等概念”）充满了好奇精神和探索意识，但更多情况下，巴特是“一个矛盾的人物”，他虽自称“文学符号研究的教授”，但其成就，远不止于此。
巴特首先是一个结构主义者，“或许是唯一纯正的结构主义者，他倡导对文化现象进行系统、科学的研究”。巴特借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术语，“扮演了公共实验者的角色”，将文学符号化，他认为，研究者不应“重构作品的讯息，而是关注它的体系”，而文学符号的科学研究，必须抓住四点：其一，要“试图用语言学术语来描述文学语言，从而抓住文学结构的特点”；其二，要“发展一种‘叙事学’，辨认叙事的组成部分及其在不同的叙事技巧中可能采取的组合办法”；其三，要弄清“文学意义如何取决于某种文化之前的话语所产生的文化代码”；其四，要弄明白“我们如何理解一个文本，这一尝试使得人们不再把文学看作表征或交流，而是由文学秩序和文化的话语代码所生产的一系列形式”。
巴特还是一个敏锐的批评理论家。巴特生活的年代，学院派批评以作者为中心的倾向严重。可巴特认为，“致力于文学史研究的教授们痴迷于研究作者及其所作所为，却忽视了真正需要历史答案的问题”，那就是作者“所处的时代，文学功能或者文学制度有着什么样的历史？”（《论拉辛》）在他看来，“在联系作者和作品的时候”，学院派批评家“必须依赖一种心理学”，哪怕这常常意味着胆怯和唐突。
当然，不能忽略的是，巴特还是一个作家。他对人类社会诸多看似自然的现象的浓厚兴趣，让人印象深刻。他是结构主义者，但“所谓的‘后结构主义’有很多内容在结构主义作品中已经明显表露了出来”。或许，作家这一身份，始终贯穿着巴特的一生。他的前期作品有不少是应别人的要求而写作，而后期作品更多是“为了写而写”，同时也是为了获得“愉悦”。对巴特来说，“文本是愉悦的客体”，思想上的创新和收获也是一种愉悦，这不禁让人想起了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所谓“求知是人类的天性”的观点。
在评价巴特的历史地位时，卡勒写道，“巴特是具有国际声望的大人物，是一位现代大师。”而“在法国之外，巴特继萨特之后，成为法国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然而，卡勒注意到，巴特在身后成为文化偶像后，当代的崇拜者中却存在一种倾向：“想忘却作为理论家的巴特，转而营造作为作家的巴特”，这令人遗憾，因为早年的巴特“不仅尝试建立一种系统性的符号研究，而且特别关注我们习以为常或者不屑一顾的现象”，“毫无顾忌地热爱着语言和风格”。对巴特而言，写作（以及由此带来的声望）是获取经济来源的手段，但更多是一种生活方式，他以写作来寻找为“自然”假象遮蔽的文化现象，也以写作来寻求生活的质感和生命的愉悦。
如要转载，【豆邮】联系。
《罗兰·巴特》读后感(四)：读书笔记
牛津通识读本：罗兰·巴特（中文版）
乔纳森·卡勒
13个笔记
◆ 序言
综合身体和语言的追求快乐的人
gt;> 个人生活或许就是由这些看上去平庸无聊的日常细节构成，而不是被各种各样的战争、政治运动、暴力和激情所控制。他喜欢中性而不是歇斯底里的状态。
◆ 第一章 多面手
生平对安逸的渴望 追求对世界的可理解，也就是对自然之物作出重新解释。
◆ 第二章 文学史研究者
历史在当代发挥着可供借鉴的作用；反驳萨特的透明的语言，认为文学具有的可理解性，在文学史的书写中，将不自觉地古典书写与自觉、将表征含混的现代书写对立，并指明写作模式本身对文化范式的积极影响。
◆ 第三章 神话研究者
神话是对社会经济结构的掩盖，也是一种次级的意义漫延系统。神话不会被消灭而是会和消费资本主义一起宣传商品的形象。
◆ 第四章 批评家
身体化的现象学神秘倾向、从语言学借鉴过来的结构论对形式、人物之间关系、情感码牵连的基本符号的批评与主题性批评，是罗兰巴特都涉及的板块。巴特更喜欢片段、空无、无意义、含混、反灵魂、反前本质、反意义丰裕的书写。
◆ 第五章 论战者
学院派的折衷主义恰恰是魅惑性的意识形态的伪装，它认为拉辛就是拉辛，只有一个拉辛是不可被解读的。巴特对此提出自己的批评理论：批评家在作品中创造作品的意义，而诗学理论则专门研究作品的形式结构。
◆ 第六章 符号研究者
巴特宣称：符号学就是要去研究语言如何表述世界，而在服装代码、对餐馆上的菜单做出符号学研究之后，他发现时装、文学作为符号体系，生产了大量无意义的符号，意指先于被意指物存在。
◆ 第七章 结构主义者
结构主义：意指行为的实体 是被关系规定的，全面科学的设想要求六十年代的思想家去研究行为背后的结构、意义之所以可能的解释。罗兰·巴特相比完整的结构，更喜欢片段性、组合成代码符号、互文性的解构过程。但在将一部作品抽丝成无数个代码可以解释的多义体前，巴特已经默认了结构的存在。而关于作者已死，虽然作品的神学性消泯了，但读者并不有主体性，反而是以其他代码的引用复制品自称。
◆ 第八章 享乐主义者
享乐主义巴特威了阐释自己的愉悦观，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用身体替代主体，以此符合结构主义的认识。而身体在具体操作中又神秘化、本真化。另一方面，愉悦应当是可读文本里的一个缺口，那里可写文本正在发散，一定程度上的迷乱同样能导致愉悦。
◆ 第九章 作家
这一章主要分析罗兰巴特的写作。他并不在写什么，他所做的是纯粹的写作本身，描述的是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巴特会引用其他领域的词汇、将具体之物赋予抽象特质、随手应用令人共鸣的片段以及基于文化模版的姿态、甚至是将恋人关系作为符号论的模版。
◆ 第十章 文人
此章分析巴特的文人生涯。罗兰巴特始终在追寻新的悖论，他从社会神话研究到符号研究、文本研究再到最后的写作欲望与道德的书写，都表明了他对意义的归属：在我们知道意义存在条件之后，我们还能超越意义吗？
◆ 第十一章 巴特身后的巴特
这一章主要涉及后人对巴特的定位：一派认为，巴特晚期对符号系统的严厉批评，对中性的向往，对民族遗产的偏爱是巴特作为作家值得被人铭记之处；另一派，比如卡勒，认为早期的巴特更加有魅力，他对先锋文学、文化转变和科学性在文学系统中的建构过程都有着杰出的作用，这不应当被忘记。
《罗兰·巴特》读后感(五)：Culler《罗兰·巴特》摘要
罗兰·巴特/（美）卡勒（Culler，J.）著；陆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9
arthes：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Jonathan Culler
写作是手，写作是身体：是它的冲动，它的控制机制，它的节奏，它的重量，它的滑动，它的复杂状况，还有它的闪躲——简而言之，写作不是灵魂，而是承载着欲望和无意识的主体（《访谈录》，第184/193页）。【136】
【按：Culler对巴特理论研究进程的勾勒实在算得上精简生动了。毕竟他本人也曾深造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幽赜，所以诠释起来更臻水流花开、目送手挥之致。巴特横跨多个领域，对文学文本进行了持久而富有成效的思考，留下了精致的、优雅的、甚或可以说永恒的语言。神话研究、符号研究、结构主义、享乐主义……他一生始终小心翼翼地踩在文学理论的浪头，从这个浪头跳到另一浪头，为的是保持其先锋性。他不停地寻找着新的悖论，他就是那个宣称“作者已死”的作者。】
作者之死：这种提法有个明显的目的，去作者中心化，并重新确立读者在文本生产中的重要地位，将目光落在文本本身上。毫无疑问，他所提出的可读文本和可写文本，也是为了让读者不仅仅作为一个消费者而出现，同时也应当成为一个生产者，一个创造性角色。这种提法的背景是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把现象看作是潜在的规则和区分体系的产物，并且从语言学中借用了两条基本原则：（1）实施意指行为的实体并无本质，而是被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关系网络所界定；（2）对意指现象做出解释就是要描述使它们成为可能的体系。结构性的解释并不追溯历史渊源，也不寻找原因，而是通过将特定的客体和行为与它们所处的体系联系起来，来探讨它们的结构和意指效果。”【67】结构主义者试图说明，“文学意义如何取决于某种文化之前的话语所生产的文化代码。”【70】“首先，他声称词语和作品只有与话语惯例和阅读习惯产生联系才有意义，要想理解文学结构就必须研究这些惯例和习惯。因此，读者作为惯例的存储者和使用者就变得十分重要。诗学理论关注作品的可理解性，读者在其中不是被看作个人或主体性，而是一种作用：读者是让阅读成为可能的代码的化身。”【70】“我们现在知道，一个文本并非释放出单一的‘神学’意义（一位作者-上帝想要传递的‘讯息’）的一连串词语，而是一种多维度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多种写作（均非原创）相互混合、碰撞”（《意象、音乐、文本》，第146页）。【2】“如果正如巴特所说，“读者的诞生必须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作者不再被视为意义的根源和仲裁者，那么这正是他愿意付出的代价（《语言絮谈》，第69/55页）。”【70】
结构分析：“结构主义分析并不打算发现潜藏的意义：巴特写道，一部作品就像一个洋葱，“多个层次（或多重表面，或多个体系）叠合在一起，它的体内没有心脏，没有内核，没有秘密，也没有不可化约的原则，只有把它自身包裹起来的无穷的表层——这些表层包裹的不是别的，就是自身的集合”（《语言絮谈》，第159/99页）。结构分析并不对文本进行“解释”，而是从文本内容开始，进而分析相关代码的运作，“辨认它们的术语，勾勒它们的次序，同时也假设其他代码，并通过最初研究的代码来对后者进行分析。””【71】
作为作品根基的文化代码：“他把文本拆分成片段（或者按他本人的说法，拆分成“文段”），在此基础上他辨认出片段赖以运作的代码。每个代码都是积累的文化知识，它使读者可以把作品中的细节看作对于某个特定功能或序列的贡献。例如，情节代码（巴特常常借用希腊语来创造术语）是一系列行为模式，用来帮助读者把细节纳入情节序列之中：因为我们有某些程式化的模式，诸如“陷入爱河”、“绑架”或“承担一次危险的任务”，所以我们才能暂时地把我们所读到的细节分门别类并加以组织。阐释代码统管神秘和悬念，用来帮助我们辨认谜团，并且对细节加以梳理以便揭开这个谜团。意义代码提供程式化的文化形象（比如，性格范式），用来帮助读者把点点滴滴的信息整合在一起，创造出人物形象。象征代码引导读者从文本细节转到象征性阐释。巴特在《S/Z》中所说的指示代码后来又细分为一系列文化代码，可以把它们看作是数量众多的手册，用来提供文本所需的文化信息。”【72】“虽然全都源自各种书籍，这些代码（具有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正好相反的特征，后者将文化变成自然）充当了真实的根基，同时也成为了“生活”的根基。（《S/Z》，第211/206页）。”【73】
“可读的习作允许读者确定什么是最终代码（比如潜在含义，“这是反讽”）。然而，像福楼拜这样的作者，在运用一种充满不确定性的反讽时，激发了写作中一种有益的不安：他拒绝停止代码运作（或者以非常糟糕的方式做到这一点），结果就是（毫无疑问，这是对于写作的真正考验）人们从不知道究竟他是否为他所写下的内容负责（在他的语言背后是否存在一个主体）：因为写作的本质（即构成作品的意义）在于回避“谁在说话”这一问题。（第146/140页）”【74】
“当然，在结构主义的科学雄心和被称之为“解构主义”的后结构主义分支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后者的特点在于说明话题如何暗中破坏它们所赖以存在的哲学前提，但这一差异很容易被人夸大。结构主义写作一再求助于语言学范式，从而把批判性思维的重点从主体转到话语，从作为意义源泉的作者转到在社会实践的话语体系内运作的规约体系。意义被看作代码和规约的效果——有时候也被看作违反规约的效果。”【76】
文学史研究：“首先，历史起到与自然相反的作用。文化竭力装作是人类状况和实践的自然特征，但实际上这些特征具有历史性，它们是历史力量和利益作用下的结果。巴特写道“历史遭到否认的时刻，恰恰是它发挥作用的时候”（《写作的零度》，第9/2页）。历史研究能够说明各种文化实践形成的时间和方式，从而消除该文化意识形态的神秘性，并且揭露它作为意识形态的伪装。”【16】
“其次，因为其他时代能够带给我们陌生感，并且帮助我们理解当前时代，所以巴特看重历史。在《文艺批评文集》中写到17世纪的伦理学家拉布吕耶尔时，巴特提出，我们应当“重点关注将他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分隔开来的距离，以及这种距离教给我们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在此想做的事：让我们一起来讨论拉布吕耶尔作品中与我们关系很少甚至无关的内容。或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抓住他的作品所具有的当代意义”（第223/223页）。我们觉得历史有趣、有价值，恰恰是因为历史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16】
“第三，历史有用，因为它能提供一个帮助我们理解当前时代的故事。这就是巴特在他最早的批评作品《写作的零度》中所寻求的目标。他勾勒出一段写作的历史（关于文学观念和秩序的历史），以帮助我们定位并且评价当代文学。”【16】
“巴特在文学史领域的短暂涉足达到了三个目的。首先，他提出了“文学语言的政治和历史影响”。写作的政治重要性不仅在于政治内容或者作者明显的政治倾向，而且也体现在文化对于世界的文学性规范过程中该作品所起到的作用。不过，巴特并没有通过详尽的分析向我们展示，人们如何才能确定实验性写作潜在的政治效果，但他提出，文学对于语言的探索以及对于既定代码的批判释放出了一种宝贵的乌托邦式的质疑力量。他最令人信服的说法是，既然连政治手册也要通过间接的方式来产生作用，那么对写作的政治重要性进行评估就不会是件简单的事。”【23】
“其次，《写作的零度》确立了一种总体性的历史叙事，为思考文学提供了便利。巴特提出，一种非自觉的、表征性的文学在1848年之后被一种自觉的、不易理解的实验性文学所取代；后来，他把自己所建立的叙事脉络变得更加复杂。在《S/Z》中，他区分了可读与可写：可读文本是我们知道该如何进行阅读的文本，它具有一定的透明性；可写文本则体现出自觉意识，并且抗拒阅读。这种新的历史性区分与当代的阅读实践（而不是历史事件）的联系更加明显，但它的思想萌芽还是在古典书写和现代书写的区分中，巴特正是通过这一区分试图来理解当代的文学创作的。”【23】
“最后，巴特关注的是文学的符号——写作如何暗指某种文学模式，这让我们（同时也让他自己）注意到意义弥散而强大的次级层面，之后他将继续对此进行研究，只不过变换使用多种不同的说法。他把这种次级的意指行为称为“神话”，而正是作为一名神话研究者，巴特开始在学界崭露头角。”【23】
神话研究：在神话研究中，巴特不留情面地擿发了那些通过制造神话意义，将自己伪装成自然现象的意识形态。如同现代书写蕴含着的宝贵的乌托邦式批判效果，神话研究也致力于拆除这些古老的骗局。“可以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都取决于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如何被表征，而这正是资产阶级拥有并且迫使我们也拥有的表征……资产阶级规范被当作了一种自然秩序的不证自明的法则。（第127-128/140页）”【25】“神话研究者关注的是葡萄酒的形象——不是酒的属性或效果，而是由社会惯例附加在它身上的次级意义。巴特起初将神话视为一种幻想，但很快他就强调，神话是一种交流形式，一种“语言”，一种次级意义的体系，类似于他之前著作中讨论的书写。”【26】“不管写作的语言内容是什么，它意指一种对于文学形式的态度，因而也是一种对于意义和秩序的态度；它倡导一种文学神话，通过这一神话，它在这个世界获得了一个角色。通过探讨大量不太重要的行为所具有的意识形态作用，《神话学》向我们展示了文学神话是如何产生社会意义的。”【26】
“这就是神话研究者的发现：关于日常世界的最“自然的”评论其实取决于文化代码。正如帕斯卡所言，如果习俗是第二天性，因为它公然出现在这些装成自然的文化之中，那么或许可以说，天性只不过是第二习俗。”【31】
准小说：“对于巴特来说，准小说等于小说减去故事和人物：由敏锐的观察所组成的片段对世界（作为次级意义的载体）所作的详细描述。”【31】“在日常生活中，我对于见到和听到的一切都感到好奇，可以说这是一种智识上的偏好，同时也是准小说期望得到的结果。（《访谈录》，第192/203页）”【30】巴特创作的《恋人絮语》就是这样一部准小说，“正如一种语言的语法实质上是对母语者的语言能力所作的描述，目的在于抓住对于这种语言的使用者来说可以接受的部分，巴特同样试图抓住在恋人的抱怨中可以接受和辨识的部分，其依据是我们的文化代码和样板。”【97】“……对于我这样的恋爱主体来说，一切新鲜事物，一切扰乱我的事物，都不是作为一个事实而是作为一个符号被接受的，它必须得到阐释。从恋爱者的角度来说，事实之所以能产生影响，正是因为它立即被转化为一个符号：是符号而不是事实在产生影响（通过它的回响）。如果对方给了我这个新的电话号码，这是个什么符号？是邀请我立刻打电话以享受通话的愉悦，还是说通话只是出于需要？我的答案本身将成为一个符号，对方将立刻予以阐释，由此在我们之间开始了交互进行的形象操控。一切都产生意指：提出这一观点意味着，我把自己引入圈套，我把自己束缚在计算之中，我让自己远离享受。（第75-76/62-63页）”【98】“他沉浸在爱河之中：他到处创造意义，无中生有，正是意义让他兴奋：他正在意义的熔炉中。对于恋爱的人来说，每一次接触都引出了如何回应的问题：皮肤被要求作出回答。（第81/67页）”【98】
文艺批评：“巴特在《文艺批评文集》的序言中写道，文学的任务并非如人们通常以为的那样，要把不可表述的内容表述出来，那样的文学将沦为他所鄙夷的“灵魂文学”。文学应该尝试“把可以表述的内容变得难以表述”，要质疑我们自动传递或接受的意义。”【46】戏剧演员应当指着自己的面具前进，从而达到意指现实的目的，而非表述现实，让观众产生共情。保持一定的距离，使我们可以判断和理解他们的处境。
“既然……事物被掩埋在各种意义之下，而人们通过鉴赏力、诗歌和[语言的]不同用法把这些意义渗透到每个客体的名字中，那么某种意义上，小说家的工作就是为清除意义而努力：他把人们不断施加在事物之上的不恰当的意义从事物那里清除。如何做到这一点？显然是通过描述。因此，罗伯-格里耶对于物体的描述非常精确，足以阻止诗性意义的引入；同时他的描述也非常详尽，破坏了叙事的魅力。”【44】“在广义上，我对于诗歌的理解是，寻找事物不可剥离的意义（《神话学》，第247/151页）”【49】“他让诗歌以神秘的方式成为（对于他来说）对前符号的自然或真相的追寻，由此他可以通过搁置诗歌，把这种追寻驱逐出文学领域。”【49】“作家竭力“要从世界给予他的初级语言的泥泞中区分出一种次级语言”（《文艺批评文集》，第15/xvii页）。”【46】
“在写作的多重性中，一切都将被拆散，没有任何事物得到阐释；可以顺着结构去分析，看它在每个节点和每个层面如何“脱丝”（就像袜子的丝线那样），但在它的底下一无所有：要在写作的空间里四处搜寻，而不是刺穿它；写作不停地呈现意义，同时又不停地消散意义。写作一直致力于系统性地消除意义。正是通过这一方式，文学（从现在开始，更恰当的说法是写作）拒绝为文本（以及作为文本的世界）分派一个“秘密”，一个终极意义，由此文学释放出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反神学的”行为，这是一种真正的革命行为，因为拒绝固定意义最终就是要拒绝上帝和他的化身——理性、科学、法则。（《语言絮谈》，第68/53-54页）”【71】“他可以从任何一个方面来解读，“最终起作用的是这种含混性，这关系到我们，这承载着他的全部作品中的历史意义，虽然这些作品看似拒绝历史。这种意义是什么？就是意义的对立面，也就是说，是疑问。事物究竟意指什么？这个世界究竟意指什么？”（《文艺批评文集》，第203/202页）。”【46】“我所理解的文学，不是一类或一系列作品，甚至不是一个商业化的教学领域或范围，而是对于一种实践的痕迹所进行的复杂的铭刻：那种实践就是写作（《就职演说》，第16/462页）。”【50】
享乐主义：“文本是愉悦的客体。（《萨德、傅立叶、罗犹拉》，第12/7页）”【78】“文本的愉悦就发生在我的身体追求自身思想的那一瞬间（《文之悦》，第30/17页）。”【79】“一个故事让我感到享受的部分，并不是它的内容，甚至不是它的结构，而是我在光滑的表面所施加的摩擦：我快速前进，我跳跃，我抬头，我又再次埋头阅读。（《文之悦》，第22/11-12页）”【78】
“拜物主义者喜欢片段、引言和特别的表达方式；强迫症患者喜欢操控元语言、注释和阐释；妄想狂喜欢进行深度阐释，发掘秘密和内情；歇斯底里者充满了狂热，他放弃全部的批判距离，全心投入文本（第99-100/63页）。”【79】
“每当我试图“分析”一个带给我愉悦的文本时，我所遇到的不是我的“主体性”，而是我的“个体性”，这一给定的特质将我的身体与其他身体分离开来，并且将苦难或愉悦挪为己用：我所遇到的正是享受中的我的身体。这个享受中的身体也是我的历史主体：因为正是一个复杂过程的结尾阶段——这个过程把传记、历史、社会学和神经症的各种要素（教育、社会阶层、童年经历等）结合在一起——我努力在（文化）愉悦和（非文化）狂喜这两种矛盾力量的相互作用中取得平衡。（第98-99/62页）”【79】
在法国哲学主体离心化运动中，主体不再被视为给定物和意义的来源，而是被看作文化力量和社会代码的产物。但不论主体如何刻板或僵化，个体独特性始终铭写在身体上，身体的某些感受是特殊的。““那里有某个事物，显露在外，难以去除，它超越了词的意义（或者说，位于意义之前），它就是这位领唱者的身体，从胸腔、肌肉、隔膜和软骨的身体，从斯拉夫语言的深处，传到你的耳朵里”（《意象、音乐、文本》，第181页）。”【83】“当一位俄罗斯领唱者歌唱的时候，“这个声音不属于个人：他所表达的不是领唱者本人，不是他的灵魂；它不是原创的，但与此同时，它又是个人的：它让我们听到一个没有身份、没有‘个性’ 的身体，但这个身体同时也是一个分离的身体”（《意象、音乐、文本》，第182页）。”【82】事实上，除了策略功能，诉诸身体几乎没有任何解释效力。
愉悦与迷乱：“愉悦的文本是可读文本，我们知道该如何读这样的文本；迷乱的文本是“施加了一种失落状态的文本，它让人感受不适（或许还会产生某种厌倦），扰乱了读者的历史、文化、心理等种种假设，也破坏了他的品味、价值观和记忆的一致性，让它和语言的关系产生了危机”（第25-26/14页）。”【85】“厌倦与迷乱想去不远，它是站在愉悦的岸边所看到的迷乱（第43/25-26页）。”【87】““不存在真诚的迷乱”——它只是根据其他要求所获得的迷乱。”【87】
2019.3.28 星期四 夜 郑世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