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期末考》是一本由[美] 陈葆琳著作，后浪丨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 元，页数：24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可能都很陌生，然而事实上，它们却时时刻刻都在发生。之所以感到陌生，可能是因为我们拥有健康的体魄和乐观的心态，也可能是因为我们本能地反感和忌讳探讨死亡和疾病，希望通过回避和抗拒的方式，与它们保持最远的距离。
美国著名外科医生、畅销书作家陈葆琳在本书描绘了很多关于死亡和疾病的画面：一位卓越的临床心理学家在临终前只能靠当医生的女儿找来的吗啡缓解痛苦；无助的老人看着妻子被送进重症监护室，之后便再也没有机会对她说上一句安慰的话；由于先天性疾病从出生起就住在医院的婴儿，历经反复感染和手术，直到小小的身躯再也找不到完好的肌肤来固定治疗器具；曾给父母带来无上欢喜和希望的孩子在病情危在旦夕时获得了可以移植的肝脏，来自令人心碎的另一个同龄孩子……
介绍大量真实案例的同时，陈医生还以冷静的笔触回顾了自己以及医疗教育在这方面所经历的心路历程和后续发展。医学充满了魅力，吸引众多拥有卓越才能和悲悯胸怀的精英学子抱着治愈疾病的梦想投身其中。然而在之后的职业生涯中，他们却常会在职业要求的冷静理性和人类所共有的感性情感的矛盾之间陷入困惑和挣扎。陈医生认为，除了拼命抑制本能反应和自然情感，投身到无穷无尽的训练、手术和技术钻研之外，医生还可以通过其他一些做法为患者带来更多的慰藉，那就是站在他们的立场，与他们坦诚相待，陪伴他们走完生命中的最后一程。
这是医生们经历层层选拔和考验之后，必须面对的最后一次期末考；也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的重要课题。只有认真思考过死亡和疾病，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完整的生命过程，才能以更从容、更温暖的态度来看待人生中的这一段宝贵时光。
为死亡做好准备，可能是所有考试中最难的一场，不过这场考试会帮助我们得以从容地活下去。
那是我最早接触到死亡，只有五岁不到。我记得小时候的事情，邻居叔叔家有棵很大的桑树，桑葚的甜蜜滋味我难以忘记，但同时，有种苦涩和悔恨也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
那天表姐和我去邻居家找小伙伴玩。刚刚跨进叔叔家的门槛，就看到他女儿（我称呼她姐姐）四肢着地趴着，头发凌乱。她费力地昂起头想和我们说些什么，但嘴巴里只能吐出一些白沫。她的手臂无力地向我们挥舞，眼神中传达的情绪我无法理解。我觉得很奇怪：“她在干嘛？为什么要趴在地上？”
叔叔就坐在旁边的长条凳子上，脸色铁青，眉头紧皱着，手里还拿着杆老旱烟，时不时抽一口。我们在他家院子里转了一圈，没有发现要找的人，于是就出去了。离开时邻居姐姐已经爬到门槛处了，她的头伸在门外，我们必须从她身上跨过去。
出去玩了一会，回来时，看见叔叔家门口围了一群大人。他们手忙脚乱地嚷嚷着，很快几个人坐上拖拉机开走了。我从外婆嘴里得知，原来隔壁的姐姐喝农药自杀，被拖到小城医院去抢救。
她在外面处了对象，叔叔死活不同意，俩个人便争吵起来。后来姐姐以死相逼，叔叔亲眼看着她把一整罐农药都喝下去。人没能抢救回来，她很年轻，死时还不到二十岁。遗物也很少，几件衣服和打工赚的一点钱，我看到这些都被放进了棺材里。人都没了，钱留着也没有意义了吧。
我不敢把自己看到的事情告诉外婆，是表姐说的。外婆没有责怪我，毕竟我们还太小了。她只是问我：“为什么不去找大人过来？”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死亡，在此之前我并不清楚它的含义。
后来我无数次回忆起当时的场景，甚至有时候我都会怀疑是否记忆出错？也许一切都没有发生过，都是我的幻想。但是我确定当时她是在向我求救，而我没能理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一定会跑出去喊来很多人，早点送她去医院抢救。那样的话，也许现在她还活着。
所有和死亡近距离接触过的人，我想都会受到它的影响。生命面对死亡时的恐惧是与生俱来的。但作为一名医生，需要压制潜意识里的恐惧，去直面死亡，从它的魔爪里抢救生命。但是一旦死亡发生在眼前，医生的内心必然会产生愧疚，会把死亡的责任压在心头。就如同我没能挽救隔壁姐姐的生命一般，那种遗憾的感受在我心头萦绕，一直无法消除。
在书中，一个前辈告诉作者：“接下来的哪一天，你会杀死某位患者。”作者觉得很怀疑，她认为医生的角色是拯救他们，而不是杀死他们。很快她遇到了职业生涯中的“那个患者”。她称呼他为“荷兰佬”，他们俩很投缘，聊得很开心。但是“荷兰佬”在手术之后去世了。她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她不断后悔当时没有再细心一点，她认为是自己的疏忽害死了他。
大多数人都认为医生在面对死亡不为所动是必备的职业素养，因此医生们也不断训练着把自己和患者割裂开，试着站在客观冷静的角度思考问题。所以我去医院的时候，往往会感受到医生们克制的冷漠。他们见多了生死离别，因此不会再有那么大的情绪波动。
对此作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她认为医生不应该逃避临终的患者，而是尽量试着去安抚患者及其家人。除了治疗手段以外，这样的临终关怀对他们来说也许更加重要。作者呼吁每个医生都能够试着和患者们多一些交流，站在他们的角度思考问题，而不是仅仅把他们看成客体。
面对死亡，有时候放弃治疗往往更难。放弃治疗会面临很多道德压力，因此无论是医生还是病患的家属都不敢轻易做出这样的决定。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清醒的时候就宣布将来放弃治疗。不过真的到了那种地步，是否放弃治疗，也不由得你自己说了算。在电影《血观音》中，惠英红演的棠夫人作恶多端，临终前想通过拔管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却一次又一次被抢救回来，孙女棠真通过“求死不能”的方式来惩罚她。所以亲人无论是出于好心或者恶意，选择放弃治疗都很困难。
不要讳疾忌医。关于讳疾忌医的典故，我想大家都知道，在《扁鹊见蔡桓公》这篇文章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作者在她职业生涯中，遇到了一位患有乳腺癌的女患者。她一直拖到肿瘤长出皮肤表面，甚至散发出异味才来医院检查，但为时已晚。医生不能理解，她为什么不早点来？其实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很常见，很多人害怕去医院，生怕检查出什么问题，没有病死也被吓死。医院里所有人的脸上都愁云密布，一进到医院就像来到了另一个世界。虽然我也不愿意去，但是为了健康还是要选择及时就诊。
《最后的期末考》读后感(三)：书评《最后的期末考》‖：这是每一个人都值得思考的问题！
褚橙创始人褚时健于3月5日去世，享年91岁，而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自认为功绩超于前朝的“三皇五帝”，并想要问药长生不老，却死于东巡路上……
不管你是功成名就还是一生碌碌无为，从我们每一个人出生的那一刻开始。就决定了死亡的到来，只是时间的先后而已。人的一生中会经历大大小小无数的考试，任何考试都有从头再来的机会，而唯一最后的死亡这门考试，不管合格与否，永远都只有一次。
今天这本《最后的期末考》的作者是美国陈葆琳博士。她作为一名资深外科医生，回忆了自己的求学与训练过程中，医生是大多生命最终的监护者，在生命最脆弱的时候，除了药物治疗外，我们到底还能做些什么？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值得每个人思考的问题。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自然规律，而我们没有人能改变这个事实。虽然这本书是关于作者对临终关怀的思考，但对于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我们依然不得不考虑，在亲人朋友或当某天我们自己面临那个艰难时刻时，我们能做些什么？是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离去，还是选择尽量满足他们的愿望，让他们能走得更安详一些？
作为医生：在医院里，难免不了总是能看到这样的场景：有人刚刚出生，就需要接受治疗；有人小小年纪就患有各种疾病；也有人因为各种天灾人祸躺在病床上……几家欢喜几家愁，上一刻的分离，也许对于某些人来说，就是死别。虽然救死扶伤，解除疾病痛苦是每一个白衣天使的责任。
但在真正疾病面前，你会发现，不管你用什么药物，病人依然在一点点衰竭，直到最后一个活生生的人，再也没有了任何气息。尽管百年来，为了这神圣的事业，有人捐献了自己的躯体，也有人燃尽了自己的生命………虽然医疗技术一直都在不断提升，但在病魔面前，人类的力量依然渺小。
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人多了一份需要表达的情感。大多数病人临近终点时，眼睛里会流露出只有婴儿般纯真的目光。也许那一刻，他只渴望身边能有自己的家人陪伴在左右。
作为病人或家属：也许只有你躺在病床上或者看着自己的亲人，躺在病床上的那一刻，望着洁白的天花板，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那时的你也许才会真正意识到，如果一个人身体垮了，连命都没有了，那他才是一无所有了。
看看现在网上爆出的，因为熬夜打游戏、过度加班等等原因导致猝死的，想想都为他们不值得。因为他们永远也看不见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辛酸。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大家现在都在慨叹像春节这样的传统节日，早已失去曾经的味道，本来该在的人，仍然在异乡为客。家是一份牵挂，无论某时某地，我们历尽千辛万苦，都想要守护的地方。但渐渐地，远行之后的游子，在繁忙的工作中遗失掉了曾经的那份纯真。大多数人都是等到失去以后，才回来后悔。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诗人文天祥所说过的千古名言。既然改变不了最后的期末考试，但我们可以选择在它到来之前，规划自己的人生，认真过好每一天，充实自己的人生，有生之年中尽量地陪伴自己的家人。让自己有一天在面临最后的期末考时，能含笑而过。愿我们所有人有一天都能像保尔所说：“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畏碌碌无为而羞愧，临终之际能够无愧于天地，无愧于心。”
《最后的期末考》读后感(四)：如何度过生命的最后阶段，你想好了吗
中国上古时期的神农氏，遍尝百草，被尊为药王。公元前三四百年的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则被尊为西方医学之父。从古至今，无论中医西医，无不把救死扶伤作为崇高理想和追求目标。所以要论世界上最古老最受人尊重的职业，当之无愧是医生。
先秦典籍《鹖冠子》里有个小故事。名医扁鹊有两位哥哥，都医术精湛。大哥在病人还没有明显症状时就把病治好了，二哥擅长于在病情初露时治好病人。由此，不明所以的患者认为大哥医术不如两个弟弟；二哥只能治小病；扁鹊专治难症，患有沉疴痼疾的病人，经过他的仁心妙手都能挽回性命，所以扁鹊名气最盛。故事点出患者心理：病人找医生，看到医生施针开药方才放心，否则认为医生医术不佳或不负责任。美籍华人畅销书作家、著名外科医生陈葆琳在她的著作《最后的期末考》里提到自己的一次经历。一名少年喝醉酒掉进水里，救上岸紧急送医院。陈医生告诉他母亲，他或许会脑死亡。一周后，少年情况有所好转，这位母亲一看到陈医生，就大声嚷着她就是宣布她儿子脑死亡的“骗子医生”。最终，在三周后，少年还是撒手人寰。病人家属不愿意接受坏消息，还没治疗就宣布无法医治，心理上完全无法承受，并埋怨医生不作为。这一点完全可以理解，毕竟生病求医，病人和家属把所有希望寄托在医生身上。每每病人在医生细心治疗下获得康复，都喜不自胜，满怀感恩，医生自已也感到欣慰。医学技术蓬勃发展有目共睹，许多过去视为不可治愈的病症，如肺结核、天花等等，如今已不是什么难症。但尽管聪明的人们不断攻克医学难题，不治之症还是存在，且每年大量夺取人类性命。面对这种情况，不但病人家属悲恸万分，救治的医生也是满心不忍。经过少年那件事，陈医生反思，贸然说出实情，对病患和家属来说是沉重的打击。应该好好思量如何与病患沟通。
另一方面，患者家属的伦理焦虑不容忽视。一位年迈的癌症患者，癌细胞已经大面积转移，已没有治疗价值。子女却认为放弃治疗就是不孝，在道德层面上不允许他们这么做，况且或许有奇迹出现呢。只要病人还有一口呼吸，家属就不愿放过一丝期望，如果不治疗，就等于完全放弃所有希望，对于至亲家属是一个不能承受的心理重担。而且，若放弃治疗，仿佛是自己耽误了患者。不幸的是，三个月后，老人周身插满管子，在痛苦中闭眼。老人本来可以在家中熟悉的环境里，在家人陪伴下度过余下的日子，可以安然有序地实现未了的心愿。子女觉得尽了孝，努力过，减少了内心歉疚感，殊不知患者躺在医院病床上，面对冷冰冰的陌生环境，接受侵入式治疗，不但无效，还拖延身体痛苦、增加心理压力和恐惧感。
宗教信仰可以给予生命最后阶段的慰藉，但若没有宗教信仰的患者又该如何自处？家人如何安抚他？谁都不愿意面对死亡，可是谁都无法逃脱。眼见临终病人害怕、惶恐、焦虑，家属也心痛不已。
进入医学院第一天，陈葆琳医生立誓救死扶伤，但看得最多的却是死亡。她坦呈，“和大部分同事一样，我进入医学领域时，并未充分做好照顾临终患者的准备。”在十五年的学习和训练过程中，她学会了“忽略或抑制人类所共有的情感”。的确，这些“忽视情感”的训练非常有必要，能够确保医生更加客观，否则会影响和扰乱他们的诊断。陈医生第一次作为助理医师协助手术，握着手术刀却未能划开患者皮肤。不是医学训练不足够，而是看着活生生的人体，人类情感占了上风，“不忍”下刀。医生在这个时候，需要专业精神和理智果断。但是面对临终病人，医生却需要展现温情和关怀。在巫术和医术不分家的古代，甚至近代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巫师就是医生，他们念念咒和施点草药就能治好大部分不严重的病。念咒能治病，很大原因是给患者心理暗示。现代医学研究已经证明，心理暗示和安慰剂有很强大的治愈效果。对于临终患者，不再适合以治愈为目标，而应该给予心灵慰藉，安抚焦虑情绪，让他们不再惶恐，平静地迎接那一天的到来。
陈葆琳医生在《最后的期末考》里提到一个悖论：医学领域以照顾患者为导向，尤其是从事临床实践的住院医师，只要患者处于病危状态，就加大力度施以治疗，但却在机制上否认临终患者的感受。我想，这需要患者、家属和医生三方面的协商。人人都憧憬快乐的生活，却避免谈论死亡。这个话题既然绕不开，索性去认真思考。在我看来，对病人的临终关怀是非常有必要的，让所爱的人以最体面和最少痛苦的方式离开，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尊重。
《最后的期末考》读后感(五)：人生最后的选择
昨晚，老爸老妈交代给我一个重要的事情：二人死后都火化，不留骨灰。他们虽都已近百岁，思想却很开放，谈及死亡对他们来说是很自然的事，且不愿给儿女添麻烦。如此沉重的话题，不禁让我想起了《最后的期末考》这本书。
《最后的期末考》是一名美国外科医生写的成长历程。作者用了13年的时间成长为一名外科医生。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从医者的角度，把患者和家属在临终时的情感与医生的心理活动通过实例讲述给大家，使大家对于“死亡”有了新的认识。无论你是医生还是普通人，这本书都可以让我们的一生收益多多，帮助我们做好“人生最后的选择”。
人的一生会经历很多重要的选择，选择职业、选择恋人、选择房屋和汽车、选择创业等等，然而在面对绝症或其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时，我们往往是忽略了选择，或根本无法做出选择的。
对医者是考试，对患者和家属是选择2018年12月10日，我85岁的婆婆持续高热，因急性肺炎和甲型流感急诊入院，28小时后出现深度昏迷，此时医生宣告病重，要求家属到医院做出是否抢救的抉择，同时还要选择是否使用有创伤性的气管插管、是否使用呼吸机......
当所有家属到医院病床前，看到的病人如同“死人”，面色惨白，没有意识，只有微弱的呼吸...... 医生只用几句话说完病情，最后说“你们商量决定是否抢救和是否......然后到办公室签字，但是这样的病人救过来也会是......请家属准备后事吧。”
病房死一样的静，几分钟过去了，对突如其来的状况没有任何准备，又如何让他们做出放弃抢救的选择呢？我从医多年理解大家，为了尽快解决问题，我提出来：
“不做任何有创抢救，不切气管、不插**管。。。以病人最小的痛苦为底线实施抢救。”
大家都同意，庆幸2天后，婆婆体温下降、意识恢复。。。现在已经恢复正常生活了。
《最后的期末考》书中写道：
“在生命末期，患者及周围的人尤其迫切地希望解决过去的分歧或者找到正确答案，处理生病和治疗期间，没有其它舞台更适合释放这些情绪。强烈地要求更大程度的干预，是这些情绪的看似自然的延伸，治疗变成了爱和希望的象征。”（P162）
这段话值得深思，虽然我婆婆的实例说明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但是，试想一下 ——
我们尊重病人了吗？
我们的所作所为是病人的选择吗？
我们为身边的亲人做的选择都正确吗？
当不得不面对死亡时，不光有无奈，还有许多事情可以做。
前不久的一个早上我接到儿子（美国哈佛大学教学医院的医生）的电话，他告诉我：
“妈妈，今天我特别难过，不是因为辛苦，而是今天我看了二个癌症晚期的病人，一个是肺癌，一个是胰腺癌。。。特别是胰腺癌的老夫人，她自己们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只是皮肤和巩膜有点儿黄。她儿子用自己的私人飞机把老妈送到哈佛看病，还有自家的私人医生陪同，就是要确诊到底是什么病。。。为了搞清楚是什么病，儿子花了一天的时间采集病史、查体、做相关的检查，当拿到结果时正与儿子的判断相吻合——胰腺癌！家属要求 ‘花多少钱也要治好我妈妈的病！’ 要知道胰腺癌一旦发现基本上就是晚期了，而且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控制，来势汹汹，病人会特别痛苦。”
在生命的尽头，钱真的显得苍白无力。。。
我非常知晓、理解我儿的心情，与患者、患者家属和私人医生的沟通，是比抢救病人生命更加更加艰难的工作，而且花的时间不仅仅是几分钟。如何让病人在有限的生命里过的平静，如何让患者家属平稳接受现实同时给予病人最好的关怀与照护，作为儿子的忠实听众，我的倾听帮他渡过了各个难关，我默默的感到欣慰。
这两个亲身经历也让我反思国内现状。目前我们的医学教育还远远落后于美国。沟通技巧、临终关怀还没有列入医学院必修课程，不难看出教育内容的缺失，也是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
1992年，美国50个州都设立了认可人们以预先指示的形式表达意愿的法律，然而我们至今没有相关的法律形成。我期待着不久会实现立法，也许我们可以以生前医嘱的形式表达我们的意愿，希望每个人最终都可以实现我们拥有人生的最后选择！
希望你和家人一起读读这本《最后的期末考》，至少可以在面对不可预知的问题之前，让我们先做好一点点准备。
《最后的期末考》读后感(六)：临终者最后的告别仪式
01.
印度诗人泰戈尔在所作《飞鸟集》中有这样一句话：“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在此诗句里，死亡原来也可如此自然和美丽。
早几年看过一部日本电影——《入殓师》，电影中作为入殓师的小林大悟在对待每一位亡者时，认真细致擦拭遗体，选择与之相适的妆容，往生者经过大悟的手，也变得更加有尊严与干净。
看完整部片子，死亡是能够心境平和的，死亡也是可以如此优雅，生者与死者最后的告别仪式带来一丝温情而非冰冷，大悟怀着对死者的关怀与敬意，尽自己之所能，确保他们是以最好的方式离开。
然而，我们从小到大，极少有人被告知死亡的另一端是什么？死亡旅程将抵达何方？没有愿意提及死亡这一话题，因而如此未知模糊的概念伴随而来便是恐惧，人们惧怕死亡，恐惧尸体，恐惧入殓。
弗洛伊德曾说过：“潜意识里，我们每个人都坚信自己不会死。”其实也可以说，人们用逃避的方式来对抗死亡。
那么如何面对死亡，面对死亡焦虑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如若我们能认真思考人生的终点站，便更能理解生命的完整性，推己及人，最终会帮助我们得以从容、温暖地活下去。
陈葆琳《最后的期末考》一书中，也说到‘为死亡做好准备，可能是所有考试中最难的一场’。15年临床工作经验，让陈葆琳在医学教育和临终关怀有着诸多感触。见证生离死别是医生的常态，医生的冷静理性的职业要求与人类感性情感日渐困惑和挣扎，面对病患，除了必要的技术条件，还可以站在患者的立场，为患者带来更多的慰藉。
02.
转变观念，承认并接受自己也会死的现实
绝大多数人正如托尔斯泰《伊凡.伊里奇之死》中的伊凡一般，认为自己是完全没有道理会死的。
里面是这样描写的：
他从基思维特学到的三段论逻辑是：“凯斯是人，人终有一死，因此凯斯终有一死。”对他来说，这句话用在凯特身上，似乎一直是正确的，但用在自己身上时，却绝对不是。凯特代表的是抽象的人，因此这个推理完全合理。但他不是凯斯，不是抽象的人，他一直都是与其他生物截然不同的个体。正如我们在讨论某人死亡的事实一样，我们可以轻松接受不熟的或是陌生人死亡，却很难接受自己或是深爱的人会死亡的这个现实。
比如统一六国的秦始皇至死都在寻找长生不老药，这种求生欲望膨胀不肯接受自己会死亡的事实，结果自然是不可逃出自然规律，倘若他能早早思考死亡并明白没有人能够逆天而行，相信对于赢式子孙的教导必将不至于秦朝只有昙花一现的15年。
拿破仑说过：“ 一旦做好了死亡的准备，就能随心所欲地驾驭勇气，享受到无限的自由。”这与中国古话置之死地而后生相似，接受死亡的现实，而不是抱有错误的观念，反而能够获得更充足的时间。也正如《最后的期末考》所说到：“我们可以让死亡过程充满可能性，而不是失去任何最后的机遇。”
在电影《遗愿清单》里有两位身患癌症，时日无多的患者，剩余时光里共同完全遗愿清单，如高空跳伞挑战极限、开野马跑车上演速度与激情，到中国看长城等等，可谓是一路玩到挂。卡特和爱德华并没有选择与医院打交道，做无谓的垂死挣扎，相反而是列出自己的人生目标，有限的时间实现更多的人生价值。
正是接受自己会死亡这一个事实，才能坦然接受死亡，重新激发出对生活的热爱。正视死亡，适度的死亡焦虑也会让我们更加爱护自己的身体，同样对当下社会熬夜通宵、饮食不正常不规律等社会现象也会起一个正面的警示。
03.
临终关怀是减轻病痛的有效良方
美国有一位临终关怀专家曾说‘人在临死前精神上的痛苦大于肉体上的痛苦’。当死亡不可避免时，病人最大的需求是安宁、避免骚扰，亲属随和地陪伴，给予精神安慰和寄托。
当初读《候鸟爸爸》时，感动得止不住泪水，身为医生的爸爸救治多少人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患有不治之症的女儿死去，痛恨自己无能为力，里面包含多少悲痛欲绝肝肠寸断，面对多次治疗，候鸟爸爸毅然决然做出一个冒险的举动，给女儿办理出院手续，带着女儿如候鸟般从从北往南迁，行走感知人生。
在这趟旅行中，他们时常探讨死亡是一种什么状态。女儿会问候鸟爸爸：“人死了，是不是会变成一滴水？”
这场对话中，候鸟爸爸点点头说道：“对，每个人都会死，但他们并没有了离开世界，只是离开人间，他们依然存活于世界上，只有换成另一种模式，比如变成一棵树，一滴水，一株草。”彼此间的交流，使女儿越来越能够宁静的看待死亡，接受自然规律。
见过高山流水，日月星辰，看到人来人往，爸爸陪着女儿感受万物的死亡和复苏，并坦然接受生死轮回。痛苦并不是只有疾病和带来的相应症状，失去生存的意义和目的才是更大的痛苦。因为我们作为一个人，便拥有人的特质，有家人有朋友，有喜欢和不喜欢的事物，有与普通人一般梦想。
《最后的期末考》提到‘如果我们能够成为自己曾经梦想的那种医生，能够陪伴患者，尊重他们的感受，便可以纾解这种痛苦。’上述说到候鸟爸爸同为医生，亲见自己骨肉抗击病魔，面临死亡，我相信他亦是思考过死亡和疾病，才做出陪伴女儿出行的决定，既然已竭尽全力，何不陪伴女儿走完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
人们常说，该来的还是会来的，生是需要面对，死是需要思考，只有思考过死亡，生命中的骄傲、荣誉、成功、失败、金钱、朋友、亲人等一切事物，究竟对你来说什么是最值得留下的。《最后的期末考》让人对死亡有了更系统认知，了解到生命最后时刻，给予病人有尊严的临终关怀，让死亡不再恐惧。
《最后的期末考》读后感(七)：变化的世界中，我们如何寻求内心的宁静
在广袤的大自然中。当一只田鼠，在逼近的鹰爪下逃生，安全的回到洞穴中时，他们的肾上腺皮质醇和肾上腺素，就回到了正常水平，它们不会后怕，也不会想刚才我差点就没命了，下一次我要怎么办才好呢？我要是明天被吃掉了怎么办呢？它们完全没有这些顾虑，回去后就继续搜寻食物，或者去照料他们的孩子。简而言之，就是该干嘛干嘛。
看到了吗，对于它们来说，哪怕这一秒已经危及了生命，下一秒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我们人类这种处于金字塔顶端的高级动物就不行，作为人类，我们的大脑，能够通过回忆和对未来的恐惧，扩大这种应激反应。当我们遇到事情后，就会通过反复考虑这种危险性，而延长应激反应。这种长期的应激反应对我们的健康来说是很危险的。
但是医学领域似乎很少给我们反应这些，当疾病来临，我们早已习惯用药来保护自己，用冰冷的高科技来抵制病魔，对自己不舒服的部位很嫌弃，最好达到患者和医生众志成城的境地，我们就立于不败之地了。从来没有问过我们的心里感受是怎样的，累不累，辛苦不辛苦，害怕不害怕。
当然这一切的形成并不是一朝一夕而就，也不是某一个唯一的因素所致。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才会招致今天的局面，虽然大家都渴望温暖和爱，但是几乎已经没有人再关心另一颗心，它怎样才会宁静。
这些都不难捕捉，小到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抵抗控制，比如感冒了赶紧吃药，大到医学对患者的治疗，这个症状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人们似乎总是拿着手里的"果"到处求救，到处投放，已经忘记了去寻找它的因。没有人还有心思去关心肉体了，因为它太慢了，再用耐心去关注它，一切都来不及了。
也许大家都懂，但是有谁来敲响警钟呢？
陈葆琳，美国著名外科医师，畅销书作家，专栏作者，毕业于哈佛大学，在耶鲁大学，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完成外科训练后，任职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并于1999年荣膺该校最杰出医师奖。
她有一本著作，叫《最后的期末考》，就是一本揭开这一系列背后的成因，历程和最终趋向的书。
她在自己的求学与训练过程中，深深的思考和见证了现今的医学教育中，如何过度偏重克服死亡的现象，却抹杀了病患的人性面。由此谈到几个关系:
心灵与肉体的关系
谈到"克服"，它的意思是用意志和力量去战胜，这就把我们的疾病同我们自身撕裂开来，一部分是健康的自己，一部分是不健康的自己，忽视了心灵与肉体的关系。武志红在《感谢自己的不完美》一书中，引用广州朴实管理咨询公司的资深培训师何长明，所说的一句话是这样描述的:在这个世界上，分裂是最大的痛苦，堤坝的分裂会导致洪灾，地表的分裂会导致地震，山峦的分裂会带来山崩，爱情的分裂会带来离婚，同样你和自我的分裂会带来一生的痛苦和遗憾。
医生与病人的关系
这样的局面一再在医学界复制繁衍，导致医生不自觉的从濒死病患身边逃开，或者无法开口和病人，及家属讨论不乐观的病情。就像本书作者在得知好友凯连化疗也希望渺茫的时候，她告诉了好友这个消息。之后便再也没有勇气打电话关怀，其实对好友的牵挂和惦念一分没少。没有人想做死亡的宣判者，而这似乎是理性的，然而这并没有改善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因为他们失去了链接，就此恶化了医生与病人的关系。好在她最后还是给好友打了电话。
人性与疾病的关系
在书中，一位由于先天性疾病被16岁母亲放弃了监护权的婴儿，从出生起就住在医院，经过反复感染和手术，直到小小的身躯，再也找不到完好的肌肤来固定治疗器具。这样的画面让我们不敢想象，一个生命就这样画上了句号，没有人会说是谁做的不对，因为初衷总是好的，都希望他可以活下来，去承载自己的人生。似乎这件事所有的祸首就是疾病，爱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存在。阻断了人性与疾病的关系，相反的对立起来，提起对立，就总有一方想赢。
但是别怕，所有的黑夜终将散去，《最后的期末考》最后的部分也提到关于临终关怀的事宜，这样我们不在害怕，无论是患者还是患者家属都会在最恐惧的时候收到一份特殊的，专业的关怀，会按照临终者的心愿走完这一生最后的时光，不会像书中那位丈夫约瑟夫，在看着妻子朱丽叶被送进重症监护室后，便再也没有机会说上一句安慰的话。而他也身后无人，在寒冷的冬季，一个人饮尽寒冷和悲伤。
抛却职业要求的冷静理性，与患者坦诚相待，不再压抑本我的自然情感，这是医生最后的期末考，这也是每个人一生重要的课程。这是《最后的期末考》最耀眼的地方，它像一座灯塔在黑暗茫茫的大海上为我们指引方向。
而我们所要做的也许就是，在有事件扑面而来的时候，先不要自动扩大应激反应，先问问自己的肉体感受，首先感受本我的自然情感。
《最后的期末考》读后感(八)：死亡是人生的期末考试，天使却没有合格答卷
电影《遗愿清单》中，富翁爱德华和汽车修理师卡特身患癌症，住在同一病房。当知道生命时日不多时，两人写出遗愿清单，包括高空跳伞、开野马跑车、到埃及看金字塔、去印度看泰姬陵、去埃塞俄比亚看野生动物、去中国看长城等愿望，并逐一实现，在人生终场前得到了快乐和幸福。
然而，对于临终患者，做为白衣天使的医生，考虑的往往是如何通过医疗手段延长生命。主治医生告诉爱德华还有六个月的时间，幸运的话也许有一年，正在进行的一项实验性治疗，可能会对病情有所帮助。医生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有时却与患者心愿相背离。虽然延长生命往往是人生的最大愿望，但因罹患绝症，这个愿望无法实现时，患者或许会改变它。
在囚笼一般的病房里，在冰冷的各种仪器的监护中，即使生命得到短暂的延续，那也只是苟延残喘的痛苦。据调查统计，美国的大部分临终患者在重症监护室度过了他们的最后时光，而在生命末期保持清醒意识的患者中，半数以上的人曾经抱怨至少有一半时间会感到中度或重度疼痛。
在《最后的期末考》中，作者陈褒琳指出了医学领域所存在的一个本质上的悖论：
“这个行业以照顾患者为前提，却又从机制上否认临终患者的感受。”陈葆琳祖籍台湾，是美国著名的外科医师，毕业于哈佛大学，在耶鲁大学、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完成外科训练，后任职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1999年荣获该校最杰出医师奖。她所写的《最后的期末考》一书，记录了自己在15年临床工作过程中对医学教育和临终关怀等诸多问题的反思。
陈葆琳在书中提出，对医生来说，照顾生命最后阶段的临终患者，是医生的最后一场考试，也是最难的一场考试，很少有医生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答案。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于医学领域的训练、成规和责任。这些训练、成规和责任，让医生达到了职业要求的冷静和理性，却也抑制住了他们的本能反应和自然情感，在对待死亡这场期末考试中，陷入了困惑与不安。
一、训练的原因
从医学院的解剖训练开始，学生们就要学习去压抑自己的自然感受，将尸体看成一件物品，就像工人面对着流水线上的电子元件。
在第一次人体解剖之前，学生们必须要依靠死记硬背，去记住大量解剖构造术语，要学习“末端”和“近端”、“外展”和“内收”、“横肌”和“矢状”，要熟悉人体的每一块肌肉、每一根血管、每一块骨骼和每一根神经。
解剖开始时，所有的尸体都面目朝下，从手臂和腿部开始，再逐步延伸至胸部、腹部，直到解剖的最后两个星期，才会看到尸体的面部进行头部解剖。这种循序渐进的引入方式，即有利于学生适应人体解剖，也有利于在心理上对尸体的物化过程。
通过这样的过程，学生最终能够将尸体看做“他们中的一员”，而不是“我们中的一员”，学会到自我疏离的本领，克制住源自本能的恐惧甚至反感，将兔死狐悲的生物本能排除出意识之外。
除解剖训练外，每个人成为合格的医生还要经过大量训练。陈葆琳在医学院毕业后，整整花了九年的时间用于临床外科训练。这些训练让她不断机械般地重复正确的做法，直到最后无法接受任何其他方式。而这些训练，也进一步加强了医生对人体的物化过程。
据说，外科医生有条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不给至亲之人做手术，或许，这就是由于无法将至亲之人也进行物化吧。
二、成规的原因
陈葆琳在手术前，有一套刷手程序：每面刷洗二十次，持续时间不得少于半分钟；每侧手指、手背、手掌、前臂的内外侧均要刷洗一分钟。她相信，只有通过这套程序，才能将手臂上的细菌刷洗干净，避免在手术中造成患者的感染，引发严重后果。这是外科手术准备工作中一项成规，在医学领域还有着“程序”“计划”“流程”等各种成规。
有些程序非常简单，比如宣告死亡这种生命消逝的伟大过程时，只需要核实三件事：没有自主心跳；没有自主呼吸，对疼痛刺激没有反应。有些程序则复杂繁琐，比如打开病人的腹部、抢救血肉模糊的伤者或者移植肝脏，需要完成数十个独立步骤。
这些成规形成了标准化流程，包括了接诊病人、询问病情、进行检查、与病人家属沟通等各种情况，它们能确保医生在诊治的全过程中不加入个人情感，只按照客观存在的各种数据，去制定方案，开展治疗。
成规的标准化，毫无疑问会减少医生犯错的几率，但也使医生束缚住自己的思考，形成对成规的盲目性依赖，并忽略掉一些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患者和医生之间的情感。
三、责任的原因
医生的天职是治病救人。所有的人在从医之前，都在梦想帮助他人，挽救生命，而不是面对绝症，一筹莫展。
在面对绝症时，由于救死扶伤的责任无法实现，有些医生会选择逃避。陈葆琳学习病危护理时，医院收治了一位多重器官衰竭的病人。病人产生抗药性后，主治医生便失去了兴趣，任其自生自灭。数年之后，陈葆琳也学会了逃避。一位朋友身患肝癌，并已经转移。在朋友的临终阶段，她尽管十分惦记，却没有勇气与朋友联系，这其实也是她站在医生角度的一种逃避。
当然，更多的医生在面对绝症时，所采取的往往是过度医疗。一方面是为了通过积极治疗，维持临终患者的最后希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遭受诉讼，如果不采取积极医疗，法院有可能认定渎职。另外，在患者家属的心理上，治疗是爱和希望的象征，将更多的治疗等同于更多的关爱，没有人愿意成为负责叫停的人。
这些爱和责任成为负担，让临终患者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饱受折磨。
陈葆琳在《最后的期末考》中关于生死的追问让人深思，如何通过死亡这个期末考试，不仅是医学领域的命题，也是人类共同的思考。全书引用多个事例，都是陈葆琳的亲身经历，颇多泪点，戳中人心，可谓纪录片《人间世》的文字版。正如心灵作家张德芬所说：这是一本生命之书，也是一本温暖之书，解释了生命的真相，也给现代人的心灵带来巨大的抚慰。
《最后的期末考》读后感(九)：真正接受死亡这件事，我们才能活得更好
文/学乃身之宝
美国著名专栏作家米奇•阿尔博姆，在其纪实作品《相约星期二》这本书（在全美各大图书畅销排行榜停留四年之久）中，阐释他的恩师莫里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如何看待死亡”这个问题时说过，“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要死，可没人愿意相信。如果我们意识到自己会死，并时刻作好准备，我们也就学会怎样生活”。
这说明，学会如何面对死亡，我们就能活得更好。
《最后的期末考》这本书，就是通过一个医生的角度，来给我们诠释：面对疾病或生命的最后时刻，我们该如何看待生死，如何生活得更好，而这些如同医者面对严苛的“期末考”。
《最后的期末考》一书主要讲述的是，作者通过自己的求学和训练过程，探讨现今的医学教育如何过度偏重克服死亡的知识，抹煞病患的人性面，使得医生疑惧死亡，并不自觉地从濒危患者身边逃开或无法开口和病人及家属讨论不客观的病情。但是，当医者深入理解自身的死亡焦虑后，他们会看到治疗的真正意义以及那些比治疗更重要的事情：陪伴病人和家属、聆听他们的感受、缓解他们的痛苦。
《最后的期末考》这本书的作者是亚裔美国人，陈葆琳。美国著名外科医师，畅销书作家，《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毕业于哈佛大学，在耶鲁大学、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完成外科训练，后任职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并于1999年荣膺该校最杰出医师奖。陈医师对现代医疗中关于生死的追问发人深省，其作品曾入围或获得美国国家杂志奖等多个奖项。
对于生死的追问，无论是医者还是我们普通人，都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活得更好。从医者角度来看，对病人的临终关怀可以缓解自身的死亡焦虑；更多的治疗并不一定代表更多的爱；接受自己终将死去的现实是最艰巨的任务。
1.医者可以做好临终关怀
陈葆琳在书中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大量案例告诉我们，医者可以做好临终关怀。哪怕是工作压力大，人们的观念不同，亦或是时间紧任务重来不及去做，但只要拥有一颗关爱的心，病人和家属都是能感受到的。
就像她收到病人凯的儿子汤姆写来的信时，那种复杂中带有些许心安，遗憾中又略带伤感的感觉，即是自己对临终患者所能做的事情。医者的一句问候，一个电话，甚至一个微笑对于患者来说都是美好的，温暖的。
因为我们对死亡的忌讳，甚至对这个词都不愿谈起，医生在和病人和家属沟通的过程中，就会刻意去回避不好的情况，这种通过隐瞒或避而不谈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就是在逃避。
医生和家属，甚至是病人都是在逃避，逃避责任。
这种逃避从医者的角度来说，原因很多，但真正的临终关怀即是告诉病人和家属实情。只是如何说出实情，是个难题。
但不管怎样，客观理性的分析病情，并告知病人或家属是医生的职责所在。
2.更多的治疗并不代表更多的爱
正如书中所说，治疗是医者按照他们正确方式来操作的行为，使得死亡不再是自然的现象，而是成规偶尔出现的偏差。
陈葆琳在书中讲述一个食道癌患者的离世过程，心存愧疚和自责。但最后的问题归结为设备陈旧。这种看似没有医生责任的说法，并不一定就是真相，而治疗真相更多的是指向医者的内心。
另外，陈葆琳还阐释如何治疗才是有意义的，特别是癌症患者。
在她看来，更多的治疗并不一定就是爱。因为更多的治疗带给病患的是痛苦，且是人为地延长痛苦时间。
只是现实情境下，家属和医者面对病人的疾病，“不作为”是做不到的，哪怕是没有意义的治疗，他们也要做些。因为只有做点什么，他们的心才会安宁，且这样的行动给人带来错觉“万一好了呢？”，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家属在病患最后的生命里依然在“积极”治疗的主要原因。
这种“不肯放弃”其实就是不愿意面对死亡，更是不接受死亡这件事。
其实，最好的做法是听从患者自己的安排，因为尊重他们自己的选择，也是在体现爱。
3.真正接受死亡这件事很难
真正接受死亡这件事，可能需要一辈子，因为很难。
正如弗洛伊德说的“潜意识里，我们每个人都坚信自己不会死”。
医者只有接受自身的死亡焦虑，他们才能在工作中做好治疗和临终关怀，因为这些都是在正视死亡基础上完成的。
陈葆琳在经过多年的“锤炼”后，看到自己如何做才能成为真正的“疗愈者”。于是，她开始主动陪伴一些即将面对死亡的病人和家属，和他们在一起久一些；她愿意聆听患者临终的感受，让他们感受到爱和温暖；她主张对于临终病人以缓解疼痛为主，而不是要执着地想着治愈疾病。
正是这些对生死的追问，以及对自身工作理念的转变，陈葆琳通过了她的“期末考”。
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这个生命终点的严苛考，能否通过，全靠自己。
《最后的期末考》这本书，虽然是说一位医者所著，但其中的内容同样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同一个问题—如何面对死亡。
面对死亡，我们可以做好家人或朋友的临终关怀，也可以作为病人家属来选择如何治疗才是正确的，且有意义的，还可以通过接受自己终将死亡这件事来决定接下来如何活好。
当我们真正接受死亡后，我们就会开启不一样的生活，那样的生活会是美好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都应该看看《最后的期末考》这本书，因为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如何面对生死。
本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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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期末考》读后感(十)：这一届的我们，已经开始被迫面对死亡了
2018年，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悲怆的年份。这一年，离开我们的名人、偶像、或大师，多到令人猝不及防。
3月14日，斯蒂芬·霍金去世，享年76岁；9月11日，单田芳老先生因病去逝，享年84岁；10月25日，李咏因癌症在美国去世，年仅50岁；10月30日，金庸逝世，享年94岁……
那些从小陪伴着我们长大的名字，一夕之间变成了过去式，仿佛一记闷拳猛然打在胸口，说不上来是怎样的痛，但就是喘不上气。赤手空拳，没有任何预备，我们就已经和“死亡”这个字眼正面交锋了。
悼念金庸先生的手绘中，我最喜欢这张如同陈葆琳在《最后的期末考》中所描述的那样：“死亡伟大而恣意”。
作者陈葆琳是美国著名外科医师，同时也是畅销书作家，《纽约时报》专栏作者。她毕业于哈佛大学，曾在耶鲁大学、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完成外科训练。后任职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并于1999年荣膺该校最杰出医师奖。作者对现代医疗中对于生死的追问发人深省，其作品也曾入围或获得美国国家杂志奖等多个奖项。
她在这本《最后的期末考》中，追溯了自己作为一个医学执业者，在求学与训练的过程中，怎样一路与“死亡”交手切磋，最终达成“暂时的”和解。
难以放弃的死亡代理人
如果悲观地对人生这趟单向旅程做个总结，我们只能说：生不由己，死亦不由己。
在旅程的终点，呼吸机延长生理上的寿命，医生决定抢救方案，家人们选择永不放弃……却唯独少有人能够和躺在病床上，那个临终的“人”谈谈死亡的事情，问问他想要如何死去。
《最后的期末考》为我们呈现了许多真实的案例，病人痛苦地挣扎在死亡阴影中，而医生就好像被屏蔽了感官，只能专注于眼前的病灶，竭尽毕生所学与之搏斗。好像一幕舞台剧，聚光灯打在医生与疾病的身上，而那个生病的“人”，则在阴影之中哭泣或者喊叫，却没有人听到。
“面对疾病，我们一直在尽力改进治疗方法，然而面对死亡，我们却像这一行的所有前辈一样，继续沿用无效的方式。对死亡的这种深植内心的焦虑，就像某些悲剧的遗传性疾病和可怕的遗传变异一样，不断地自我复制，在不知不觉中传给一代又一代。”
不仅医生在竭力逃避死亡，亲属也同样。尤其在东方文化中，放弃亲人的生命几乎是“不道德的”，我们宁愿选择最极端的治疗方案，竭尽心神与财产，也要维持至亲的肉体“活着”，只有这样，似乎我们的内心才能得到安宁。
难以选择的时间点
在本书第三部分“临终之美”的开篇，有这样一个病例，山姆的癌症复发了，他的妻子在电话中与作者商量丈夫的病情和治疗方案：
“我们什么时候能知道，”她终于平稳了呼吸之后问我，“自己已经尽力了？”
可怕的是，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医生也不能。
伟大的医学进步背后，往往还藏着一些忧伤的东西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被授予了两位免疫学家：美国的詹姆斯·艾利森（James P·Allison）与日本的庶佑（Tasuku Honjo），以表彰他们“发现负性免疫调节治疗癌症的疗法方面的贡献”。这意味着人类发明了一种全新的癌症治疗原理，“免疫检查点疗法”使癌症治疗取得了革命性突破，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对癌症治疗的看法。
几乎就在不算久远的百年以前，人们的生命还只如同电灯，点亮或者熄灭，没有灰色状态，很多疾病一旦发生，我们就会知道死神已经在敲门了。可是医学的发展将这中间的灰色地带延伸得越来越长，如今，生命的 “点亮”到“熄灭”甚至可能经历十几年、几十年的闪烁与黯淡，我们可以与一种或几种慢性疾病和平共处许多年。
何时该停止？何时该继续？
这样一个时刻并不像黑与白之间的界限那样清晰，问题的答案有关我们对生命的定义。
难以谈论的死亡
过往，我们以为医生与自己不一样，他们可以冷静地谈论死亡，他们身处不时就会上演生离死别的“人间剧场”，应该早已习以为常。可作者陈葆琳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
即便是医学专业的执业者，他们也在尽一切可能逃避谈论这个话题，死亡的威慑力并不曾因为他们的职业特性而被削弱分毫。在遇到死亡病例的时候，医生们会通过“双率讨论会”修补患者死亡给医务工作者带来的心理裂缝。在这个充满仪式感的讨论会上，死亡被视为可控的、可以被量化的、可纠正的错误。这样的定义令死亡变成了一个简单的对错，一个微妙的结果，从而消除了“人”的存在。仿佛死亡是可以脱离开人本身而单独存在的一件什么东西，一件我们随身携带的配饰。
我们可以优雅地谈论政治、经济、爱情、理想……可是我们却很难与彼此谈论死亡，即使是在死神敲门的时刻。我们只是麻木地执行着一切与其有关的仪式，同时避免交谈，克制流露脆弱，展示恰到好处的悲伤。
对死亡的恐惧和厌恶，恐怕是某种根深蒂固的人性障碍。
人类应该是这样一种生物：会因为经历或目睹他人的死亡而受伤，无论性别、职业、年龄。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灾难之后涌现的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才会有与死亡对弈之后无法振作精神的抑郁患者。没有人会对死亡感到麻木。
也许第一步，就是正视——在死亡面前，我们都会受伤的事实。
书的最后，作者为我们展示了有限的希望，比如日益受到重视的“临终关怀”与“姑息治疗”，比如相关人文课程在美国医学院的发展。越来越对的医务工作者开始以更加多元的视角进行反思，并尝试改变照顾临终患者的模式。这同样也是他们作为职业者的”最后的期末考“。
在2018年的尾巴尖儿，遇到这本《最后的期末考》，我该庆幸，在还不算晚的时候，领到了这张考卷。虽然提笔难落，也没有正确答案可供参考，但至少，从此刻开始思考：生命的定义，生命的质量和密度……算是一个好的开始吧。希望在我永远无法准备好的某一天，死神与我对面而坐，我像一个墨西哥人那样，将死亡当做“生的反面”和“生的补充”， 欢欣鼓舞且毫无遗憾地庆祝生命周期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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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对这个主题同我一样抱有有兴趣，那么我想继续推荐另外两本著作：
《最好的告别》[美] 阿图·葛文德
《死亡的脸》[美]舍温·努兰
最后，作为新年礼物，送大家一个史上最萌帅的“死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