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货币》是一本由[比利时] 厄内斯特·曼德尔著作，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9.80元，页数：30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权力与货币》精选点评：
●曼德尔认为想要避免官僚化就应当逐步提高工人阶级对社会改造的参与度，但要做到这点就需要工人阶级除了有参政议政热情还需要提高自身素质和革命觉悟。但如何提高素质和觉悟？
●托派理论家又一重磅著作。主要是针对苏联的分析，最后苏联确实垮了！其实针对天朝，也有很大启发。不得不说，托派里有很多大理论家！
●对工人官僚的形成和社会主义的民主问题的说明比较有理，对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未来的分析看起来过于乐观。不管如何，对前苏联官僚体系的剖析对今天的中国还是很有价值的。
●官僚主义 是否过于简单化了？
●有必要再读一遍，mark
●这几天可把我折磨惨了 为此我还翻列宁选集来着！！！
●看不懂，学究书
●自私并非人的原罪，比其孤独来说简直不堪一提。为了逃避孤独，人们会以各种方式抱团，反映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如方言、如阶级、如各种小团体、学会，不够都只是排解孤独的手段。而马克思畅想的是全面发展的人，想必也一定是独立的人，不受孤独所困扰的人……
●就一堆屁话，没有哪怕一条是具有可操作性的。垃圾！
●我的马克思主义的启蒙书。当时被官僚方面的问题困扰的睡不着觉
《权力与货币》读后感(一)：为4小时工作制而斗争
每天工作8小时的群众是没有时间来思考或参与自治的。“凡是陷落的人最需要政治上的思考；但却最没有时间来思考。”（P294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除非人民拥有管理他们的工厂和社区事务所需要的时间，否则发展自治就不会取得根本进展。……为此我们必须把大规模发展自治的理想条件设定为4小时即半天工作日或一周工作20小时。”（p245 本书 ）
4小时的工作意味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张将低于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但是这种丰裕的需要“完全可以界定为不受限制地获取无限多产品和服务这样一种体制。我们曾屡次指出，这种观念是荒谬的，他体现在斯大林有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讲话中。如果大家每时每刻都在“消费”产品和服务，那么这不啻于是一场噩梦。”（p249 本书 ）
资本主义社会（一定是资本主义社会么？）就是不断在制造这种“需要的异化”。过去的奢侈品现在可以变为必需品，当然新的奢侈品又会出现。IPONE4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控制。这样“资本家就陷入对利润和剩余价值的追求，而工人则追求工资。对数量的追求和效率的追求与资本主义精神是相一致的，‘需求有限’和‘足够就好’是和资本主义精神异在的东西。”（P88资本主义理解史 第六卷）
4小时工作制可以给工人更多的自由时间，但是同时我们要禁绝加班，因为即使在8小时工作制下仍旧有很多工人会为了获得更多的工资而自愿周末加班。禁绝工人阶级的某些致富行径，将是要解放工人阶级所不得不做的。“镇压工人事实上意味着镇压资产阶级……在某种条件下，‘现实存在的工人阶级=资产阶级’”（p133 本书 ）
《权力与货币》读后感(二)：这个时代会变的更好吗？
缘起
在读过数十本的“资本主义”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著作后，我想读一本“共产主义”或说“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我找了很久，国内的著作空洞无物，俄罗斯的也大多乏善可陈。偶然的机会，得知了这本书，但是过了许久，一直到今天，才打开这本书。
预期
不好说，本书有盛名，除了苏联解体的分析，更想看到一些一般意义上的分析。我蛮希望能够得到看待世界不一样的视角，以及获得新的理念。如果足够好，可能会颠覆之前的一些认知。当然，如果只是落日余晖，那也只能接受。
体验
首先说明的是，作者认为共产主义革命必须在全世界范围内共同发生，一国一地的共产主义虽然有示范意义，但在资本主义的围剿下，不能持久，失败是必然。也就是说，局部胜利并不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胜利，需要世界范围的共同胜利才能取得根本的胜利。幸亏没说需要全宇宙范围内的共同胜利。
第一章，从经济角度分析。
作者认为，苏联不是社会主义政体，而是一种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一种过渡体制（既不容于资本主义，也不容于社会主义）。原因在于，苏联混和了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两种经济体制，而这两种经济体制的矛盾不可调和，并最终导致苏联的解体。
计划经济以官僚制为中心，之所以产生官僚制，是因为短缺，短缺导致排队，排队需要维持秩序，分配决定带来权威，经过演化形成了官僚专制主义。所以，短缺是官僚制生存的根本，苏联体制要想延续，必须持续维持短缺；但长时间的短缺会打击工人的积极性，然后积蓄愤怒，最后造成官僚制的灭亡。
第二章 从组织角度分析
工人官僚诞生的基础是工人阶级自身存在着文化水平、斗争经验以及性格魅力等等的差异，这些差异导致了工人在运动中的分工。在分工中，逐渐出现以管理为职业的专业革命家，这些专业革命家在革命运动中逐渐成为官僚，并随之建立一整套制度——从理论到具体规范——维护官僚制。但官僚制没有自洽的生产逻辑，也没有产生新的生产逻辑，注定是无根之萍。
对于在革命运动中能否避免官僚化，或者说官僚化是不是革命运动中必然存在的、无法逾越的障碍，作者没有进行彻底分析，而是用一番革命乐观主义的话语带过。
第三章，莫名其妙，去分析什么包办替代主义。可能是三十多年前的理论辨析吧。现在社会学和组织学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些内容看起来已经没有多少现实意义。
第四章，分析企业管理的官僚化，这一部分跟钱德勒的《看得见的手》主题契合，结论相反。这就是所谓的屁股决定脑袋了吧。
第五章，关于未来的一些设想。除了缩短工作时间的设想颇有意思，其它的都是些老生常谈。
读完全书，失望多过收获。本书中充斥着许多引用和特有的名词，造句也与别的书籍不同，总有那种很容易读不明白的长句。这些给阅读带来一些困难，但考虑到这是一本三十年前的书，也可以理解。
我个人觉得，书中对劳动的社会分工、官僚的出现，分析的还不够透彻，没有追到人的本身的根源上去。我觉得至少应该可以从人的自身交流的局限性去分析一下。只要产生分工，必然会出现信息的不对称，因为总有一部分的信息是无法从亲历者传递给非亲历者的，受限于人的交流方式，信息的传递不可能是准确和完全的。在这种情况下，寄希望于全体无产阶级管理，很难，专业化官僚的出现在过程中很难避免。
读这本书，我总是联想到电影《终结者》的设定。一个冰冷的、机械的、全知的网络来满足人的需求。天网没有自私自利的心，也不会形成巨大的官僚系统，天网能够根据一个人提出的需要来迅速的调动工厂生产。这种科幻的设定似乎是一种可见的未来。只是不知道天网这种东西，最终究竟会不会像电影那样，进化出独立思维。官僚机构某种程度上也像天网，一旦设立之后就有了生命，会独立的不像预想的那样展开运作。
评分
三星。书中许多分析已经有些落伍了，但是第一章、第二章以及第五章仍值得一读。
《权力与货币》读后感(三)：要民主不要独裁 要平等不要垄断 要科学不要谬论
曼德尔的力作 托洛茨基主义反官僚主义批判 曼德尔对官僚主义的批判比托的《被背叛了的革命》更深入 不过 相应的反制措施 两人都没有给出具体方法 但大体方向是一致的——要民主自治公社联合体 不要官僚暴力专制机器 要自下而上的科学计划经济 不要自上而下的集权管制经济 社会劳动者要确确实实地掌握物质支配权 直接生产者要切实掌握社会的经济与政治实体 劳动群众要有他们的物质权力来捍卫他们的物质权利 也要有他们的文化权力来捍卫他们的文化权利 苏联及东欧官僚集团已经把数十年前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杜林的谬论完全实现了 而恩格斯对这般谬论的批判 显然是极富洞见的
这个序言又在拿死去的列宁的文章来歪曲了 “既然建成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 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的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 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 他等拿这话为其唯意志论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张目 真是可笑 列宁这话从头到尾都是说有了革命政权和苏维埃制度也只是有了建成社会主义文化的基础 哪里有说什么有了这个基础 就可以一国建成社会主义 还有 如果顺着这个特色口径的序言来断章取义的话 这段话正好说明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是完全不可行的 因为其至多也就是让苏联人民的文化水平“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文化水平 仅此而已 达不到社会主义人民的文化水平的高度
苏联解体之前 对苏联政权的界定 有两种看法 一种是右派和泛左翼的看法 说其是坚不可摧的极权主义政权 一种是以斯威奇为首的含糊不清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 认为苏联既然存在了70年 就不可能只是个过渡政权 其社会制度肯定是有进化的
但是 事实就是 1992年 存在70年的苏联垮台了 东欧官僚主义政权也覆灭了 所以这个政权已经成为历史 斯大林主义官僚集权社会的全部明账 也是时候拿来算算了
曼德尔以为 官僚算不得一个独特的阶级 原因有二 一是东欧官僚集团在没有面临强大的革命群众压力下自行解体了 其主动放弃了权力 这完全不像历史上的统治阶级所为 二是其不具备统治阶级的社会经济基础 也不行使经济职能 而只是占据权力 相对独立 其是一个寄生阶级 一个没有掌握生产资料 却掌握了经济特权与政治权力的寄生阶级 其权力衰落高涨与否与独立的群众活动的衰落高涨与否息息相关 这个寄生阶级篡夺了革命群众的权力 在行动上总是与国际资产阶级同步 对革命群众进行镇压 进行压制 以确保其统治特权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下的官僚集团主宰的经济不发达的苏联 在二战前因为资本主义内部大危机和世界市场的瓦解而生存了下来 但是战后 随着世界市场的恢复与资本主义的新繁荣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幻想不复存在了 苏联的技术依赖与因错误政策而落于人后的工农业(尤其是农业)让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破产了
前苏联的工人阶级 在斯大林主义的压制下 其活动受到极大的限制 然而其毕竟集中起来了 组织起来了 见识过社会分工与机器大工业了 而且还接受了一定的科学教育 所以其发展潜力是有的 但是 因为官僚集团反动统治的文化管制与西方物质文化的渗透 工人阶级因为长期的消费不足与政治不自由对共产主义 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主要是缺乏材料 缺乏政治自由与经济自决 即没有权力) 开始倒向自由主义 沙文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等等右翼或泛左翼思想 这种情况 必须是经过长期的群众斗争才能扭转 群众最终会发现 只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才能保障其权利 而这需要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觉悟起来 为夺取政权而斗争
之所以说官僚阶层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 是因为其通过政治权力垄断来擢取超额货币财富积累 也就是说 其是私有制的支持者 而且 其经济特权源于其政治集权 政治权力是保障其一切权利的根本所在 这与资本主义社会恰恰相反 在那里 政治权力是货币财富积累的体现而不是反过来
各式各样的组织的官僚化 包括工人自治组织 工人国家 资产阶级国家 私人大公司 其根本目的就是因为私有制下越来越不平等的物质分配即越来越不平等的经济差异与群众社会化(集中）的日益增加 阶级分化已经越来越明显 所以 剥削阶级需要集中权力对被剥削阶级进行压制以确保其统治地位 官僚机构作为集权组织 就是用来干这个事情的 官僚机构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是反动派意志的体现 同样的 出现官僚机构篡夺革命群众权力的现象 就表明群众的阶级力量还是不够强大 苏俄十月革命后世界范围内的官僚主义大潮的出现 是群众力量相对增强和相对不足的体现 相对增强是指其比之封建时代 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催动下进入了生产社会化的时代 破除了封建时代的愚昧封闭的原始经济状态 群众在大工厂里集中起来了 其在经济利益上趋向一致 有了成为一个统一阶级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 相对不足同样是指在前资本主义时代 贫弱的物质生产力使得小私有者阶级大量存在 分散的 封闭的原始经济依旧在社会中处于数量上的优势 集中起来的 足以发展成一个独立的阶级的群众还是太少
革命群众对社会的统治 即社会劳动者的力量体现 是以其作为直接生产者(社会劳动者) 确实地掌握了物质支配权 在物质财富丰裕的情况下 以各式各样的自主活动与自治组织形式确保其对社会的再组织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事实来实现的 只有这样的群众自治联合体 才能让官僚主义绝迹 才能让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隔阂消亡 才能步入无阶级社会 即消除了一切有组织的暴力的 人人自觉义务劳动 享受权利的平等共产主义社会
在物质匮乏 生产力贫弱的情况下 要取得社会的进步 只能是通过组织人力 即进行专业化的 更大范围的劳动社会分工来实现 与此同时 因为劳动价值的不均等 在进行社会分工的同时势必要造成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鸿沟 而资本主义制度将继续强化这道鸿沟 造成阶级固化 由此确保资产阶级对物质支配权的掌握 这将会引发相应的阶级斗争 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进步 所以这是反动的制度 必须将之消灭 以新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来取代之 以科学的劳动生产组织和完备的物质基础来提高生产力 消除劳动价值的差异(劳动同质化) 减轻每个人的劳动强度与工作日长度 使每个人都能够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来参与完整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 成长为社会的管理者 只有这样才能让所有人摆脱强制性社会分工的奴役
在物质生产力落后 劳动生产率低下的社会 物质必定是匮乏的 这就势必会导致相应的强制性社会分工 也就会造成相应的劳动价值差异 接着就是社会组织的官僚化
共产主义社会需要有物质基础 更需要政治基础 物质基础就是在物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事实下实现消费丰裕 政治基础就是社会的直接生产者(社会劳动者)即社会的大多数以其组织与活动切实掌握了物质支配权 消除了劳动价值差异 让强制性的社会分工成为历史 两者缺一不可
所谓形势比人强 在物质极端匮乏 满足不了群众基本消费需要 物质生产力又极端落后 且得不到先进技术支援的情况下 群众不得不重新开始争取满足物质需要的斗争 而相应的一切强制性社会分工 阶级暴力 都要死灰复燃
社会物质生产力的贫弱与消费不足就是官僚集团的统治基础 其藉由政治权力来保障其经济权利
官僚国家 作为社会的统治机关 其掌握了部分社会剩余财富的分配权(用于社会积累 公共事务) 但是 其不能从事生产和分配的直接经济活动 这是由相应的特殊机构组成的 也就是说 它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其存在的意义就是干预社会剩余财富(产品）的分配以调节/压制阶级矛盾 资产阶级国家只能做到这一点 而无产阶级国家则是来解决阶级矛盾的
帝国主义一方面阻碍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物质生产力的发展 即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落后国家的充分发展 另一方面 又阻碍社会主义的主观条件(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充分发展）在发达国家的发展 所以 在落后国家可以首先开始世界社会主义革命 但是一定要在发达国家也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 双方在意识与物质上取得了互补的时候 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走向胜利
而十月革命之后的列宁 托洛茨基 卢森堡就是如此看待问题的 苏俄十月革命的成功 使无产阶级首度掌握了对社会的统治 这将极大地促进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进展(铁的事实胜于雄辩) 事实也的确如此 继苏俄之后 不光在匈牙利这样的落后国家 在德国 奥地利 意大利和芬兰都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事实 即自发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革命行动 但是 夺取政权并不代表社会主义的胜利 社会主义的胜利必须是超越了资本主义的 以世界范围内的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力为基础的发达经济事实与劳动者切实掌握物质支配权的政治事实来体现 以事实来体现
所以 社会主义的胜利只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即世界社会主义政权的确立
商品 是劳动者与其劳动产品(劳动价值）分离的情况下产生的 而劳动产品演变为商品 则是在产品是由彼此相互独立的私人劳动生产出来的时候 其才成为商品 也就是说 生产者所生产的劳动产品不是为其直接需要而生产 而是为了进行交换 积累交换价值而生产
所以 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是以各个企业 各个部门 各个生产单位 各个掌握了物质支配权的资产阶级个人的意愿(资本积累 利润积累)为导向进行的 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利润驱动下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不追求使用价值 而是追求交换价值 所以资本主义制度对生产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条件 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劳动始终是私人性质的(劳动者不掌握其劳动价值【劳动产品】) 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通过雇佣劳动制无偿占有劳动者的劳动产品 这些劳动产品作为劳动的体现物是属于资产阶级私人所有的 相应的 劳动也就成了资产阶级的私有物而不是社会所有物(要成为社会所有物 就是社会劳动者即直接生产者共同以满足社会劳动者的直接需要而组织生产 这样的情况下 劳动就不是资产阶级私人所有物 而是社会所共有的了 这样的生产制度能够有计划的进行 有计划地完成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 使每一个社会劳动者都从中受益【还需要有一个前提 就是劳动已经实现了同质化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已经消失 劳动者不再受强制性社会分工的束缚 这样劳动价值的核算就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不存在差别了 价值的概念可以自行消亡 只需要进行劳动产品的合理的按需分配就行了 这一社会分配过程由全体社会劳动者共同参与 共同决定 这必须是奠基在物质生产力极度发达的情况下 即社会消费充足 物质财富丰富】 而不是像资本主义生产制度那样 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被少数人所占有 大多数社会劳动者非但无法从中受益 还要为之所害)
所以 社会主义的物质生产和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劳动的私有制/公有制
如果说社会主义社会以价值规律为基础进行生产 即劳动存在差异 劳动的私人性质依旧存在 那么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 只会演变成纯粹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
苏联官僚集团背逆马克思主义中关于劳动产品计划经济的基本原理 将之修改为了商品计划经济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 劳动产品也是商品 也有使用价值和价值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 一件商品的价值不是由实际耗费在这件商品生产中的劳动数量(时间）决定的 而是由这件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数量所决定的 ”
如果不消除商品交换 不消除劳动差异 不消除货币 那么 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存在 社会主义社会至少要在一个社会主义公有制公社范围内 由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下实现劳动者的联合自治 由其经济实体来实现劳动产品的直接分配 生产——分配 就这么简单 把中间的交换给剔除掉 劳动者共同参与经济——共同决定计划生产——共同决定按需分配 就这么简单
所以 只要有货币的存在 只要商品价值规律 价值形式依旧存在 劳动仍然存在差异 社会主义社会就无从谈起
劳动差异 是以同等时间下的劳动能够换取的物质分配为体现的 一个苏联非熟练体力劳动者在8小时工作日下劳动一个月 月薪120卢布 一个苏联高级技术官僚(脑力劳动者）在8小时工作日下劳动一个月 月薪1200卢布 还有相应的物质补充和福利补贴 这就是劳动差异的体现 那么在苏联 劳动差异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按斯大林主义的说法 是体现在劳动质量和数量上的差异 这个劳动质量究竟是怎么回事 马克思主义原典里没有这类说法 《哥达纲领批判》中的相应论述是 “被直接承认为社会劳动的等量个人劳动 意味着在消费基金中的同等份额 但是因为不同的个人有不同的需要 能提供不同数量的劳动 所以有些人能满足他们自身的需要 有些人则不能” 这里说的很明白 是以劳动数量作为物质分配的核定标准而不是所谓的劳动质量 也就是说 多干多得 而不是什么高级劳动者劳动一小时所得收入等于低级劳动者劳动八小时收入(关于如何消除劳动差异 办法是破除知识垄断与权力垄断 让全体劳动者都参与学习 参与生产 掌握全套生产技术 当然 也必须有相应的物质基础【发达机器大工业】与组织基础【合理的劳动生产组织】 不然也是免谈 劳动价值核算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他这里只是照搬经典 没有给出如何消除劳动差异的办法【应该在后面】 要不然劳动价值核算这一商品价值规律的产物必然要一直存在于社会中【事实就是 列宁自己都承认因为生产力的落后 在生产组织上不得不暂时继承资本主义社会分工的不平等性 给予技术专家以高薪 但是 这与斯大林搞的“按劳动质量与数量进行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标准"是有本质不同的 列宁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暂时的特殊手段 而斯大林则是将之合法化/合理化 让资本主义超标准化劳动合理化 让知识垄断合法化/合理化 这是暂时的妥协与永久地叛卖的区别】)
因为苏联有这样的分配机制的存在 所以自然而然的 人们就会染上拜物教 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相互斗争 会想着靠近权力 靠近体制 由此擢取相应的物质分配 这种现象虽然不似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那样严重 但也差不到哪去 而且这是制度原因 不是什么"资本主义思想残余 西方意识形态渗透"
而造成这样的制度的原因 客观原因是因为所谓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路线 这使得苏联社会经济封闭而僵硬 无法得到来自西欧 美国 日本的先进生产力的补充 所以苏联的物质生产力始终达不到与之相对应的水准(这是说无法追平 技术上存在依赖性 不是说体量上绝对劣势 体量上是局部优势) 所以物质一直是短缺且匮乏的 社会没有足够的产品进行按需分配以满足不同的个人的需要 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苏联的官僚专有制经济模式 使得苏联特权阶级/阶级外围恒久地掌握了过多的分配与权力 这使得社会经济始终低效 混乱 社会大多数人长期处于消费不足的状态
只有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才能建设出真正的社会主义 要不然生产再多的产品 最后的分配依旧是不公平的 没有工人自治与社会主义民主 生产者没有掌握生产 劳动者与其产品分离 工人无法提升自身劳动素养/参与完整的经济政治活动 这样的"社会主义"建设来就是社会大多数人供养少数人的社会主义 是属于特权阶级的"社会主义" 是没有社会劳动者的社会主义 这简直荒谬透顶 很明显 这不可能是什么真正的社会主义
卢卡奇有发表这样的言论 其以为 1923年之后的苏联已经面临两难抉择 要么就是通过革命战争重新恢复社会主义 要么就是倒退回1917年十月革命前的社会 所以要么是冒险主义 要么是资本主义 这样看来 托洛茨基的路子是走不通的 所以给他恢复名誉没有什么意义 斯大林走出了新路子 他完全正确
这是非常明显的歪曲 斯大林没有走出什么新路子 他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拾起了一些托洛茨基的战略路线来拨乱反正 而早在5年前(1923年) 托洛茨基反对派早就明明白白地搞出了详细的战略路线 一是加强计划经济以加速工业化 二是组织农业集体化 调节国民经济系统 遏制农村私有制的发展 避免农业上的产能浪费(生产资料为富农所掌握 大量农民破产 被迫沦为雇佣农奴 其积累变为富农私人所有 无法用于社会积累 产能浪费了)与生产萎缩(没有集体化 不能组织好农业生产 协调好私人积累与集体积累【社会积累】的关系 农民没有积极性 不愿意接受工农业剪刀差 于是便废弃产能 毁坏产品 造成生产萎缩 进而影响到工业发展【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原料以扩大再生产 也就无法提高劳动生产率 拿不出足够的工业品 也就不可能缩小剪刀差】) 与此同时在国际方面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与阶级斗争的要求促进国际革命的发展 这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和国际主义社会革命的路线 这是反对投降主义和冒险主义的 斯大林在五年之后的政治冒险 也是盗用了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战略方案 这一事实明明白白地证明了 托是正确的 而斯大林根本就是个拾人牙慧的政治流氓
工人国家的官僚凭借其政治权力以维系其经济特权 那么 是否可以说这些官僚就是一个“国家资产阶级”呢？这需要考察相应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
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 早在公元前就有了 根本不是什么稀奇物什 只是在资本主义时代 商品和价值才于社会中普遍开来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 劳动力与生产资料才普遍成为商品 要使得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变为商品 就要让社会中的大多数——农民失去对其生产资料和生存条件的掌握 即让农民失去土地 让他们破产 使之沦为雇佣劳动者 这需要消灭旧式土地所有制 包括封建土地所有制 原始公有制 奴隶制 国家所有制
必须使社会的大多数人——农民 也就是广大的消费者 使之依赖于市场消费 依赖于资本家的商品 这必须使之与其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土地完全分离
小农经济与商品生产之间的矛盾是长期存在的 其中一大因素就是高利贷资本(金融资本)和商业资本/产业资本的矛盾 这个矛盾最终会导致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社会发展趋势
苏联的情况 与之类似 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阶段 商品交换仍然存在 国有企业与农业合作社交换的不是产品而是商品 是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交换 两者存在价值差异 工业品和农产品存在剪刀差 苏联对外贸易所出也是商品 也受到价值规律的支配 但是 大规模使用的生产资料与大部分劳动力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商品 工人只有一个雇主——国家 生产资料也只有一个所有者——社会劳动者 不属于任何他人 相应的 也不会有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为了追求垄断利润而将利润较低的部门的大量资源转移到另一利润较高的单一部门的情况 价格和利润不是决定资源分配与转移的要素 而是官僚集团最终决定社会产品的分配(用于生产 消费)与整个经济发展方向 所以苏联的经济不是什么普遍化的市场经济 是中央计划经济
但是 其不是什么纯粹的计划经济 而是混杂着商品经济的计划配置经济 价值规律仍然在起作用 但是 不占主导地位
官僚集团是可以独断专行地要求重点投资 重点发展 但是 到了扩大再生产阶段 其也必须服从经济规律 任何一个经济部门的配比失调 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导致整个经济系统遭受损失 最终使得最优先发展的经济部门劳动生产率也遭受损失 比如苏联畸形的集体农业就迫使苏联依赖于美国廉价小麦来补充经济 这就严重影响了工业发展(损失了大量人力 不得不在收割季节组织城市突击队抢收 不得不安排部分产能用于商品出口以换取外汇) 同样的 官僚集团的独断专行也必须有技术支撑 而这些技术若是苏联没有 就必须从资本主义世界来换 这就必然受到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竞争压力的制约 苏联的对外贸易是不可能绕来世界市场价格的
苏联对外界依赖越强 经济受价值规律支配就越严重 中央配置经济的影响就越薄弱 苏联有两个价格体系 一个是受价值规律支配 一个由中央配置经济决定 也就是官僚肆意决定 所以 苏联官僚集团内部的权力官僚与技术官僚的矛盾 就是普遍价值规律和中央配置经济的矛盾的反应
所以 官僚不是什么新的统治阶级
所以 官僚不是什么新的统治阶级 也无法演变成新的统治阶级 其到底是要蜕化成旧式资产阶级的 因为其并没有创造出新的生产方式 摆脱不了价值规律的影响 其并没有消灭苏联内部的商品交换 也没有使苏联摆脱对世界市场的依赖 而要实现这两个要素 就必须是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成为历史 而这样的话 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就会创造出新的生产关系 即消灭了商品交换与价值规律的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以同质化劳动交换进行计划经济 生产——分配 劳动产品不再受商品价值规律支配 不再具有商品的属性 劳动者与其产品不再分离 劳动的私人属性荡然无存 这样的话 苏联式官僚集团也得跟着资产阶级一道被消灭 成不了什么新的统治阶级
原来如此 托派一直说官僚成不了新的统治阶级而只是一个阶层的原因是相对于旧社会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而言的(全新的统治阶级） 是要其开创新的生产方式的 原来如此 我还一直以为只是遮遮掩掩的无奈之语 真是不得要领啊
苏联到底还是工人国家 因为其存在以计划经济为决定要素的社会经济制度(虽然十分低效) 但是 苏联官僚集团对工人阶级的降格 对一部分社会剩余产品的占有 其在国际革命上的反动立场 都是极端反动的
一个统治阶级如果要长久地维持其统治 就必须建立一定的合法的 能够持久运行的财产制度(所有制 继承制) 比如中国 每个封建王朝的初期 官僚集团一般都要使国家与自耕农(农民)免遭/减轻土地贵族的勒索剥削 使得扩大再生产成为可能(灌溉工程 剩余产品集中充实国库 保障农村劳动生产率) 这也使得国库里能够有充足的剩余产品 这些产品足以暂时填满官僚全体的欲壑 但是 这些财产的分配大权始终掌握在土地贵族的代表——皇帝手里 所以官僚始终不得安宁 所以到封建王朝后期 就会出现官僚集团和土地贵族融合的趋势 官僚逐渐演化为财产所有者 先是占有货币和动产(珠宝) 然后就是占有土地 这一过程自然是非法的(王臣吞王土 官绅吞民田 当然非法) 就跟苏联官僚占有属于社会公有的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一样
官僚集团和土地贵族趋于合流之后 土地被其兼并掠夺 大量自耕农破产 沦为其所有的农奴 土地废弃 产能倒退(他等要搞高利贷和减员增效来兼并土地) 剩余产品的集中就被破坏了(无法) 国家权力被削弱了 对农民的榨取日益严重 农民收入减少 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 于是自然就有破产农民与近破产农民的暴动 最终将演变为农民战争 而封建王朝的统治也就此崩溃了
1928——1950年代初期 苏联因为物质生产力的落后与战争的破坏加上官僚的掣肘 商品消费品处于绝对短缺阶段 所以官僚在这一时期强迫工人进行超高强度劳动以生产消费品以满足其消费需要(斯达汉诺夫运动) 1950年中期 情况有所缓和 这时 苏联的统治阶级就跟旧社会统治阶级一样 如果其统治特权仅仅局限在私人消费的领域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不能成为其所重视的目标 因为没有这个需要 这方面 其与垄断资产阶级是一致的 垄断资产阶级如果不是在竞争的压力下 就不会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有任何兴趣 一旦他等处于垄断地位 那么他等就不会动用资源来改进劳动生产率 而是靠垄断地租与垄断市场来盘剥中小资本与消费者 吃着垄断特权饭
苏联官僚集团 本质上是一群想当寄生虫的私有者 所以到1950年代中期 苏联经济增长速度越来越慢 其中一部分技术官僚/低级官僚就要求分散生产资料与社会剩余产品的控制权 理由是要求提高企业自主权以加强经济效率 实际上就是为了让其扩大私人消费和私人利润合法化 这一所谓的自由主义进程 实际上就是削弱了中央计划经济 使得价值规律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复辟
而相应的 工人们也意识到在价值规律起支配作用的社会经济制度下 私有制必然复辟 而这样的后果就是充分就业将成为历史(要复辟资本主义劳动后备军与劳动现役军互相降格的历史了) 社会剩余产品的分配将变得更加不公平 所以 1988——1990年的苏联群众风起云涌的罢工运动就是工人对官僚集团的反抗
至于说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合 那只是掩盖了矛盾 也解决不了矛盾 只要受价值规律支配的社会经济制度能让工厂关闭 那工人集体就根本没有真正的决策权 另一方面 工人若是能保障充分的就业 防止就业波动 一样不可能有什么市场经济的存在 原因很简单 劳动力价值无法下降 没有足够的劳动后备军来降格劳动现役军的劳动力价值 也就不可能使私人资本家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与劳动产品(劳动价值) 也就无法商品经济与私有制普遍化 也就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市场经济
苏联与东欧官僚集团的一部分已经转变为一个私有者阶级 一个资产阶级 他们摧毁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充分就业制度 中央计划经济的支配地位与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 还以所谓的“休克疗法”让苏联工人阶级在社会经济意义上遭受了历史性的失败 由此完成了转型 成为了资产阶级
能够维持再生产的社会 社会产品大体分为三个部类 生产性消费基金 用来补充生产过程中损耗的劳动力(粮食）和生产资料
积累基金 投入到用于使用价值的扩大再生产的资源(包括新加入的生产者所需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
非生产性消费基金 军火生产等在使用价值的意义上的扩大再生产上没有贡献的部分
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理论家 各式各样的伪马克思主义者和苏联官僚集团的说法 必须压缩生产性的消费基金也就是压低生产者的消费水平 才能够实现高水平的积累 以便取得持续性的经济增长与相应的消费的“最优增长”
这是个彻头彻尾的谬论 对工人来说 这与资本主义压榨工人剩余价以追求利润最大化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第一 直接生产者的消费基金 实际上就是间接的生产资料基金 在这方面上进行压缩 必然要导致劳动生产率的相对/绝对下降(你难道指望一个吃不好 穿不好的工人会给你可劲干活？ 你难道会觉得这样的一个工人会比一个吃好穿好的工人能贡献更多的劳动生产率？) 通过压缩直接生产者的消费水平所匀出来的额外投资所能带动的积累率的增长将随着劳动生产率的下滑而不断下滑 最终导致经济增长的下滑
再有 在消费水平被限制 被压缩的情况下 生产者只是被官僚当做一个经济符号来看待 他们自然要对劳动漠不关心 进行怠工 因为他们所能得到的物质收入数量和质量都极其有限 他们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包括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又极其恶劣 这样的情况下 生产者对生产没有热情 不负责任 只能是进行强制劳动(你不会指望着抽马霍卡烟 嚼人造牛油的苏联工人能鼓足十二分热情来为你抽雪茄 嚼优质黄油的官僚好好工作吧？)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 劳动市场(劳动后备军 现役军) 工资变动 工作无保障和周期性的大规模失业 实际上等同于强制劳动 在苏联情况不一样 苏联不是资本主义社会 在苏联 进行强迫劳动靠的是行政手段 也就是说 靠镇压机关和官僚部门 这将导致非生产性消费爆发式增长 最终进一步耗尽通过压缩直接生产者消费水平所匀出的社会产品 接着反过来成为社会经济增长的掣肘 压垮社会经济
苏联的社会产品的分配情况
1923年 生产基金55% 积累基金15% 非生产性基金30%
1928年 生产基金35% 积累基金30% 非生产线基金35%
长期结果 生产基金35% 积累基金20% 非生产线基金45%
这就是官僚专有制经济的致命缺陷 也是其胜负的关键所在 其靠着压缩生产者的消费水平换取再生产的投资提高 由此引发了劳动生产率的长期下降 而其又被迫从生产基金与积累基金中抽调出越来越多的份额来维持保障强迫劳动的镇压机器与官僚系统的运转(养工贼 搞警察) 最终就造成了扩大再生产所需的积累基金的绝对不足与劳动生产率的绝对低下 经济增长由此趋于停滞甚至倒退 养着几百万常备军和1800万官僚以及不下百万的特务(克格勃特工55万 警察不知）/专家 却依旧搞不好经济
官僚集团的这种机械式地堆积不变资本 压缩可变资本的经济政策 最终导致的惊人地浪费 安德罗波夫就明确表示 每年有足足三分之一的工时被浪费了
苏联的计划经济 从来就不是绝对的计划经济 而是中央配置经济和商品生产的混合体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 就只有局部的 扭曲了的不合理的计划
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服务业部门(运输业 银行业 商业 医疗业 教育业等等)在国民支出的比例严重不足 只有15%——20% 所以会有排长队的人们 恶声恶气的服务员 苏联是世界上最大的土豆生产国 但是75%的土豆都不能通过国营商店最终到达消费者手里 这难道还不能说明苏联服务业发展的滞后吗？(排队还严重浪费了人们的时间 这些时间可是完完全全可以拿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的)
这是错误的中央计划经济的结果 但绝不是中央计划经济本来的面目 是苏联官僚专有制经济导致了计划经济的错误 不是反过来 计划经济导致了官僚集团的权力膨胀(这是米赛斯和马克思.韦伯抨击马克思主义的谬论)
还有一种说法 说官僚集权制是战时共产主义 实际上那时纯粹的脱产官僚并不多 而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 俄共的脱产官僚数目才急剧回升
苏联计划经济再怎么畸形 再怎么浪费 它也显示了计划经济的优势——集中力量办好事 一个原农业国在短短70年间变为了世界第二工业国 要是没有计划经济 而是像1923——1928年的俄共“自由经济”那样放任工农业畸形不管 还能有这成就么？
如果群众掌握了政治经济的实体——苏维埃组织 施行自由决策 民主集中制的自治制度的情况下 官僚主义的影响是会减轻的 有些无知的蠢货以为没有市场就没有自治 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市场社会主义 南斯拉夫的历史已经驳斥了这种观点 1971年的市场化改革直接就导致了工人自治的解体 工人要自治 要充分就业 要合理的报酬 市场要无政府 要剥削剩余价值 要利润挂钩 要商品经济成为社会经济主流 要价值规律主宰生产 一句话 要工人沦为雇佣劳动者 难道沦为资本驱使的雇佣劳动者的工人还能自治什么东西吗？自己决定把劳动力低价贱卖给哪个资本家么？
戈尔巴乔夫以为 社会主义就是生产者以多元形式对生产资料的占有 社会公正则是由竞争和普遍存在的市场机制所决定的经济的长期发展趋势相联的 也就是说 生产者要受制于市场规律 那还谈何自由支配呢？
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的主要原因 不是因为什么客观条件和所谓的“力量对比关系”产生的 而是苏共官僚集团有意识的主动活动即其决策 主要内容如下
1923年 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继续执行并巩固1921年非常时期的压制党内民主的政策 取缔反对派 取消政治自由 这使得1921年后形成的官僚集团实体得到稳固
消灭工人阶级政治自由与苏维埃的有限民主
1923——1927年一五计划放缓工业化 连一个拖拉机工业都没建立 从而未能使脆弱的农业合作化获得技术支援以取得发展
让中国共产党放弃革命领导权 从属于资产阶级国民党 直至蒋介石发动政变(1927年4月)
1928年强制集体化 强行驱逐不加分辨的“富农”
1928年 在不进行成本核算的情况下突然加速工业化 造成实际工资急剧下降 疯狂压缩生产者消费水平 对工人施行军事管制
施行“社会法西斯主义" 帮助希特勒于1933——1934年掌权
1936——1937年扼杀西班牙革命
1934——1938年对苏联共产党及红军的大清洗并将这一反动恐怖政策制度化
1939——1941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以及其所导致的灾难性的军事及政治后果
企图扼杀1942——1946年间印度及印度尼西亚民族解放运动 1943——1948年欧洲大规模工人运动(解散共产国际 对希腊共产党的叛卖 对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的压制)
强行将东欧国家划为战略缓冲区
在国家关系上和铁托与毛泽东破裂
对1956匈牙利政治革命与1968捷克斯洛伐克动乱的军事干预
这些都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错误决策 如果说历史可以重来 那么现在的世界一定不会是1924年共产国际五大后的这副样子
苏联的工厂组织 十月革命之后一段时间内是半工人自治(工人监督) 内战后经济系统失调 工业贫弱 农业不振 战时共产主义也没有办法克服这一局面 最后在1921年开始施行新经济政策 工厂组织的集中领导制(一长制)改成了经理 工会主席和党委书记的集体领导制 工会保有权力 工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恢复 到1928年之后 工会权力丧失殆尽 工人失去了政治自由与经济自决 沦为经济符号 新的一长制又复活了 而相应的工厂管理制度建立在粗陋的泰罗制和使部分劳动力非熟练化的基础上 即超标准化劳动核算与机械式的动作拆分 加快机器速度 计件工资制和按照机械式的动作拆分对工人施行斯达汉诺夫式的分化 成为了常态 相应的职业训练体制(教育组织)也被改造为高度专业化培训和狭窄的职业对口分配 取代了原有的通用技术和文化培养(人民教育委员卢斯基有表示过反对 但是没有用)
这与资本主义的工厂组织形式 实在是太像了 但是有所不同的是 资本主义工厂搞泰罗制来实现剩余劳动最大化 是为了实现货币积累(利润积累)的最大化 而泰罗制则是通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来代替粗放的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通过改进技术和“合理化”的劳动组织来提高劳动生产率 来以工作日中越来越短的时间生产出工人工资的等价物(最早是提高局部名义工资 降低实际工资 在后面工人斗争下实际工资提高的情况下 靠相应的劳动生产率来补偿利润损失) 也就是最大限度压榨剩余价值 这一切是在残酷的资本主义竞争的压力下完成的
而在官僚专制体制下 工厂经理没有什么竞争的鞭策 不需要搞什么利润最大化 唯一的监督就是政治强制 斯大林时代干不好得枪毙 后面就没有这方面的行政手段了 这里干不好 别的地方还有你官僚的位置(这就是所谓的斯大林时代更好的缘故 我们还能出口恶气 毙了这些混账 皇帝老儿还为我们出口气【见《俄国人》】 ) 所以 既然没有竞争鞭策 没有利润驱动 也没有利益相关 那么普遍缺乏责任心与对工厂漠不关心就成为了这一制度的典型特征 因为经济合理性的唯一标准就是完成实物指标 所以经理们就会不顾效率地报假账 降品控 浪费能源和原材料 拉着全厂工人一道揽私活“发财”
苏联再怎么着 也不是资本主义国家 所以工厂里边到底还是没有利润最大化的压力 所以相对来说 工人所受的压迫要比资本主义下少些 苏联工人待遇和工作日是不如西欧/美国工人 但是他等可以肆无忌惮地怠工
如果说对经济资源的整体浪费上 资本主义制度下要比苏联官僚专制经济多一些 50%对40%——45%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表现为积压的产品 空置方生产资料和出售毫无用处/有害的产品 在苏联官僚专制经济下表现为工时浪费(一个月前10天没人上工)
技术领域 官僚机械式的“数字”经济阻碍了技术研究的实用化 他们以为这会耽误完成指标的日程 经理也没有什么竞争的压力迫使他们去钻研技术使之实用化
管理人员由国家委派来管理国家的而不是他的工厂 所以他再怎么拉私活 指标都得完成 他也不管制度合理不合理 只管遵守就是 反正都是领国家工资的 另一方面 对工人他也没什么休戚与共的理由 上面怎么订计划 他就怎么执行 工人的利益与之无关
工人呢 既要保护其作为消费者的利益(实际工资 实际消费 实际社会服务) 又得保护自己作为生产者的利益(劳动安全 劳动保障) 他等也是领国家工资的 工厂一样不是他们的 也不需要担心失业危险 而且在实际人数上的对比情况下 经理多半不会太为难工人(完成指标是雇主——国家硬性规定 我也没办法 平日里我也帮大家拉私活发财 大伙平安相处)
照章办事的官僚主义 在资本主义的公共部门里等于是特殊形式的罢工 照章办事照章出力 那就不能压榨出更多的剩余价值了 这就不符合资本主义为利润办事的实质了
苏联官僚专制的管理制度和资本主义管理制度一样 都是浪费人力物力的反动制度 都是压迫制度 但两者毕竟是不同的 一五计划之后的苏联普及使用泰罗制 正是为了降格劳动力价值 使部分劳动非熟练化 以削弱对加快机器运作速度即抬高劳动强度的抵抗 这与资本主义管理制度下通过改进技术在生产过程中加强对劳动的控制是一致的
官僚制的核心意识形态 就是拜物教 首先是国家拜物教 即把国家神圣化 把社会的一切都视为国家的私有财产(物质)进行看待 国家权威高于一切 高级官僚在知识上依赖下级官僚 下级官僚在对事物的解释上依赖高级官僚 而国家实际上就是一群官僚/特务/常备军 国家拜物教实际上就是把官僚集团神圣化 将之视为社会的主宰 国家是阶级暴力机关 是阶级统治机器 是和自由格格不入的玩意 而苏联官僚则声称国家是用来保障自由的 这是胡说八道 此外 其还声称现在的苏联国家是社会主义新型国家 一个有警察 常备军 官僚的国家哪能叫什么新型国家呢？ 一个有克格勃/国安局 常备军(叫什么名字不重要 搞了军衔制 领着工资 成了雇佣军的就是常备军) 部长/厅长等等脱产干部的国家 算什么苏维埃国家呢？ 这里面有什么社会主义的成分在呢？ 难道资本主义国家没有雇佣军？没有特务？没有官僚组织吗？
除了国家拜物教以外 还有商品拜物教 这是任何存在商品经济的社会的都有的特点 也就是承认价值规律 认死了它 而不将之和具体社会条件想联系 不去主动遏制私有制 而是对之大开绿灯
价值规律有其客观性 这种客观规律影响经济 而官僚集团操纵价值规律 所以实际上 官僚集团每时每刻都在违反价值规律 官僚集团不能把生产计划建立在以民主决定的 为满足工人的直接需要即体现在“使用价值"的基础上 这样不合价值规律 而是独断专行 强行安上个"客观规律不可违"的帽子 商品拜物教与国家拜物教 即把国家(官僚集团/常备军/特务)与价值规律(商品经济）神圣化 定义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物 绝对权威的体现 都是非常典型的市侩哲学
生产资料国有化 占有了社会剩余产品 按集中的形式进行分配 那么相应的过程就需要合理健全的机制的监督 即直接生产者的经济实体 如若不然 这个过程必定要是混乱的 相应的 不受监督的国家肯定要演变成压迫群众的专制机器 只有自下而上的工人自治联合体才能建设真正的计划经济 即工人切实掌握了物质支配权 自行决定资源分配 按民主的形式决定物质配比的先后顺序的管理与计划制度 这样的制度 要求群众作为生产者 消费者与公民表达其自身需要 他们自己控制自己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 摆脱官僚专制和商品经济专制主义
这只能由工人自己来一步一步地完成 要通过实际的经济活动来完成 不只体现在统计数字上 还要在实际供求关系中体现出来 在实际市场活动中体现出来
工人运动中的工人阶级组织官僚主义的问题 是伴随着工人阶级运动的深入 组织规模的扩大而产生的 具体表现就是全日制干部/脱产干部的出现和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据常务机关的中上层职位
这是一个颇为无奈的局面 如果工人运动仅仅局限在数十人的鼓动小组的规模 那么就不需要什么常务机关 也不需要专职人员 但是 当工人运动扩大到几万人的规模的时候 没有常务机关与专职人员 就无法保障组织的正常运作 运动也会顷刻间自行瓦解 至少也需要一个常务机关和一批专职人员来集中管理会费 将之用于必要的地方上
组织的发展使得工人组织内部形成了
组织的发展使得工人组织内部形成了社会分工 使工人有可能完成文化积累(提高政治水平 积累经济知识) 可以通过合理的组织安排 由一部分训练有素的专职人员代替大部分素养欠缺的工人完成组织活动工作 使一大部分工人能够有相应的时间来进行文化积累 由此结合实践斗争来提升自身的政治文化水平 成长为新的领导人(每个人都要能够成长为能够承担组织领导工作的职业活动家 往这方面上靠）这是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得不到的(在那里 他们遭受文化垄断 被定格为局部的体力劳动者)
但是 专职人员和常务机关的产生 也即分工的产生 势必导致相应的信息不对称 专业化分工聚导致知识垄断与信息集中 也就是权力垄断 这就是官僚化的产生 如果没有相应的监督机制进行制约 那么最终必然要造成工人阶级的内部分裂 工人组织领导人将作为新的统治阶级横加于工人身上 加重一层剥削
工人自发性的组织 从一开始的保护性的罢工小组到后来群众性的工会/政党 都是其追求自我解放 对抗社会异化与社会压迫的体现 他们一开始就明白 从前当牛马 今后要做人 要为作为一个人的尊严而斗争 所以在政治组织发展的同时 文化组织也发展得非常快 各式各样的文化产品(知识普及读物 报刊 视频等等）武装了工人的头脑 形成了与资产阶级文化对立的新文化——无产阶级文化 这是工人个人追求文化解放 摆脱社会异化的一个途径
可以说 组织起来的工人 于历史上第一次表达了文化——社会生存的最低标准 而且在斗争中将之化为事实
工人自发性的组织 不光教导工人学习阶级斗争 还要教导工人方方面面的知识 让其掌握全方面的社会生活 让他学习如何来统治自己
也就是说 工人的组织一开始就是奔着让一个被社会异化 被制度压迫的不完整的人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而去的 改善生存环境 解放思想 武装头脑 不断斗争 丰富技能 共同生活 提升道德 成千上万的工人自发在在教育俱乐部 在罢工联合会 在工厂委员会 在社区自治会 在政党代表大会 在联合食堂 在救济委员会 在储金会 在消费合作社 在生产合作社 在集体工厂里一同为完成能够使他们恒久地保持作为一个完整的全面的文明人的社会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而奋斗 工人组织将尽可能地补足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法得到的文化积累(科学知识 经济知识 生产技能 政治知识 组织技能……)
全体工人在组织中共同进步 共同提升自我文化水平 而组织内部也采取自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 常务机关的任职人员及所有官员都由所有组织成员选举产生 可以随时撤换 组织全体成员赋予个别成员以权力来贯彻集体的意志 这只是过渡性的措施 到未来时代 工人的整体文化水平提升到了一定程度 那就是人人皆可成为管理人员 不需要采取社会分工的措施
列宁一直非常清楚 社会主义革命是大多数人的革命 是要让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们能够确实地掌握社会的革命 如果大多数工人们无法广泛参与整个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 而是被工作日定死在局部专业岗位上 那么他们的文化水平不可能得到提高 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 如果一个工人自始至终都只能在流水线上分拣零件 他不知道产品组装是怎么回事 也不知道产品设计是怎么回事 他无法掌握/通晓全套生产流程 也就无法管理工厂生产的运作 他自始至终都无法成长为生产的管理者 因为他没有机会进行相应的知识/技术积累 而这样 相应的专职管理人员即潜在的官僚(知识私有者) 就可以长期屹立不倒 官僚专制也就有了形成的条件 也就是说 问题关键就是在打破知识垄断 打破权力集中 要民主自治公社 不要暴力专制机器(文化垄断也是一种暴力) 所以 列宁对于提升工人阶级的文化水平的方案就是——缩短工作日 加强管理活动 6小时工作日＋4小时管理活动(管理活动指的是工人自由支配其时间来管理自己的行动 包括吸收知识 提高文化 参与政治生活等等) 以当今世界的物质生产力 这个公式还可以进一步改进 3 4小时甚至2小时工作日＋4小时管理活动 这个公式不需要做什么过多的解读 工人被社会异化(这是笼统的相对性的说法 包括社会大生产也是社会对个人的异化 异化也不是都是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样的恶性异化【即便如此 也不是单纯的只有恶性影响】 通过科学合理的劳动生产组织与精良的生产工具使全体劳动者在生产活动中降低劳动强度 提升技能水平 改善身体健康【即代替掉相应的锻炼】切实掌握改变物质世界所必需的技能 这也是良性异化 但是如果是粗陋的泰罗制流水线 那就是纯粹的恶性异化 这里主要指恶性异化 当然 如果良性的社会异化能够和相应的管理活动结合开来 那就更好了 可惜的是 在劳动分工始终存在的时候 纯粹的良性异化是不存在的）所支配的时间越少 为此消耗的精力越少 就能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到改进自身文化水平的自我解放工作上 工作日为管理活动创造物质基础 管理活动为缩短工作日创造文化基础
工会如果局限于经济斗争 那么这样的组织迟早要蜕变成一个遏制工人自我解放的机构 也即工会领袖的选拔不再是根据工作能力 而是根据其是否能胜任合法议会斗争的需要 这样的话 工会就会形成分裂 工会官僚与工人将成为两个脱节的集团 工会组织将变成一个行政与会计中心
组织拜物教 即把组织神圣化 视组织为社会的主宰 一切物质与人民的所有者 这是荒谬的 会导致极其恶劣的后果的思想 这会使手段代替目标 工具视为结果 组织拜物教是权力过度
的结果 比如在德国工会和德国社民党那里 运动的全部决定权都在上级委派的专职人员手中 他是一切问题的主宰 军事化的组织纪律 即自上而下的专制替代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纪律 即自下而上的民主制 领导人把革命群众视为被动的历史符号而不是主动的历史创造者 这种高人一等的私有者的思想一旦产生 就是极其危险的 而官僚集团形成之后 就将在总罢工/社会革命的爆发千夕等等重要关头背叛工人阶级 因为这般级别的阶级斗争已经非其能力所及 一旦失败 他等将失去所有的一切 为了确保其统治 不能犯这个风险
关于官僚特权 即组织专职人员的收入问题 是个难题 一方面 组织毕竟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活动 每个组织成员都得靠工资(货币)来进行商品交换以获取物质所需的 而专职人员要比普通成员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于组织活动上 在精神上这当然比在工厂里为资本家干活强多了 我可是在为我们工人自己的解放而劳动 但是在物质上 这会造成其失去经济来源 所以工人组织也必须保障其正常的物质需要
如果都是靠这些觉悟的工人/知识分子的自我牺牲 那长远来看 不咎于损害工人运动的潜力 如果一个工会领导人长期风餐露宿 那么他的劳动能力将急剧锐减 他本来能为组织干10年 现在只能干5年了 这不是损害工人运动的潜力又是什么？ 所以会有工资制 会有平均级差工资制 保障专职领导人员的基本物质需要是正当的 无可厚非的 但是 如果情况反过来 领导人员掌握了权力不是为了社会主义革命 而是为了自身物质需要 为了擢取更多的物质而掌握权力 那就完了 那这样 这样的领导人就是预备的叛徒与资产阶级代言人
如果官僚的政治特权(权力垄断）与经济特权(物质 社会服务 文化）相结合 就会演化成一个蜕变了的既得利益集团 一个僵硬的不可变更的新的社会等级 一个新阶层 这个寄生阶层以其政治特权来保障其物质与社会地位 这种现象在苏俄率先出现
俄共的全日制脱产干部人数
1919年 700人(选举产生)
1922年 15300人(斯大林以书记处的名义招揽的人员 隶属于其)
1928年左右 100000人
斯大林将原本的平均级差工资制给破坏了 按等级授予官僚机关的成员不同的货币利益与非货币利益 1923——1924年 其收入已经达到工人的平均工资的10倍 到1936年苏联宪法出台后 官僚物质特权以合法的形式不断增长并加以制度化 账面收入的膨胀 特权商店 特殊津贴 乡间别墅 私人病房 特别学校 出国特权等等 最典型的就是特货特供 莫斯科有4万人享受低于成本价的优质商品特供 在东德 国家外汇储备中每年要拿出500万美元为23名政治局委员进口奢侈品 其他地方更不必提 这与垄断资产阶级的区别就在于 后者几乎是全部社会产品的合法私有者 而前者(官僚集团)是非法侵吞了部分社会产品 一个是明目张胆的强盗 一个是偷鸡摸狗的小贼 都是寄生虫 就是这样 两者同样都以社会主宰自居 以统治者自居 都以摧残民主 压制群众力量 集中权力为统治手段 他们都设置自己的代理统治机关(你不能指望1%的人啥都不靠 自己来对付剩下的99%) 以物质特权来招揽亲信 培植自己的统治机器 这是有预谋的夺权行动 是官僚集团有预谋有计划地从革命群众手里夺取革命领导权 革命解释权的犯罪行为 把这归结于什么“个人崇拜” 是历史唯心主义 是完全靠不住的 苏俄工人在战争与封锁中遭受了极大的损失 而后又被俄共错误的战时共产主义全面管制重点供应(没有这一个 战时共产主义就无法实现）极左路线给进一步摧残了组织力量 以至于在面对1923年后俄共官僚集团的夺权行动时被一步一步肢解分裂 最终失去了自己的政治自由与经济自决 这是惨痛的历史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汇集的结果
现代劳动的社会化 使得每一件劳动产品都成为了集体劳动的成果 这其中包含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 最终的产品是成百上千件局部产品的结合 在资本主义社会 大部分工人都被定死在局部体力劳动岗位上 完全不知道其劳动的目的性(最终产品）而全套的生产技术只有一小部分脑力劳动者才知道 在资本主义社会 这种概念——执行分离的趋势随着劳动社会化 即批量生产和大规模工业的进化而不断加强 劳动的技术分工越来越细致 相应的 劳动价值也被分化降格 这是以目的(最终产品)作为劳动的指导纲领 而放弃一切物质与感性的内容
在苏联官僚集团这里 情况别无二致 他等依旧是沿用这一套超标准化劳动理论 认为脑力劳动者的知识垄断与体力劳动者的劳动价值降格是合理的 这与社会主义破除知识垄断 直接生产者自我管理生产 消除管理者与生产者 计划制定者与执行者 雇主与雇员的劳动分工的劳动分工消亡论是格格不入的
而实际上 官僚集团是要篡夺直接生产者(包括技术人员)的经济自决权 由他们来决定生产计划 决定劳动生产组织形式 他等自视甚高 以为工人就只能是任其驱使的经济符号 只有在强制命令下才能使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 或者说 没有特务/工长/书记/惩戒队/泰罗制等等强制措施 难道苏联这些还未开化的工人能生产出这么多劳动产品么？这就是他们的理念 必须由他们来控制劳动 以操纵经济 至少为其个人享受提供充足的物质产品
在苏联社会中 不同的社会阶层在苏联官僚专制的劳动分工下 对劳动有不同的支配权 具体情况如下
高级官僚/高级知识分子(科学团队领导人) 支配自身劳动与他人劳动
中层官僚与知识分子 支配自身劳动 不支配他人劳动(都需要听上面的行事)
小官僚 工头等 不支配自身劳动(劳动指标 活动标准都是上面订的) 支配他人劳动(负责监督他人劳动)
普通工人和农民 不支配自身劳动与他人劳动(什么也决定不了 什么也干预不了)
社会中的大多数 甚至包括官僚集团的大多数 都是无法支配自己的劳动的 为国家干活 给经理上工 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使人产生挫败感 他们的经济自决权被剥夺了 在生产活动中的政治权利也被剥夺了 所以他们只能倒向消费主义的圈子里 在商品中求得些许补偿 起码 他们还有这些商品的所有权 这就使得工人自我管理成为迷梦 不会威胁到官僚集团对劳动的控制 这是最好的
资本主义的运作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资本对劳动的控制 也即资本家对劳动过程的控制 官僚集团也是如此行事的
苏联有1800万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总不可能每个人都拿到超过中级技工的工资10倍的月薪(月薪200——300卢布) 所以 真正享受到超出一般社会成员10倍不止的金钱和其他福利收入的就是30——40万高级官僚(党委书记 中央委员 政治局委员) 但是官僚集团绝不止这么些人 只有这么点人无法统治工业社会 还有200万左右的中层官僚 剩下的基层官僚也是必须的
苏联人想挤进统治阶级的圈子 不是单纯为了获取私有财产/货币财富 而是为了擢取权力 享受特权(工作保障) 一般来说 每个高级官僚(省委书记)都与当地黑市(私人分配系统)有着联系 能藉由其权力从中捞一笔
蜕变为官僚集团的政党 也不可能和工人阶级完全脱离 他等还是要与工人阶级有所联系 籍此维持统治的 不过这些政党早就不是什么工人阶级先锋队了 工人/社会大多数只有进入统治阶级 加入苏共 进入权力机关 才能有机会提高其消费水平 改善物质生活 获得福利 所以700——800万的苏共党员都是直接生产者 也不奇怪 苏联官僚集团的上层屹立不倒 中层和下层变幻莫测 上层官僚会注意吸收成员 培植亲信 开宗立派 各拉山头 保持影响以确保其地位
苏联官僚集团 大体就分为如下几类 国家官僚 (包括中央经济部门) 军事官僚 警察官僚 青年 妇女等群众组织的官僚 党组织官僚 最后一类对其他类具有最终决定权
马克思主义可是从头到尾都反对官僚专制的 所以 如果马列文献广为流传 就必定会有人从中发现官僚制的全部实质所在 所以官僚集团选用马克思主义作为原典 国教 其实是没有办法的选择(就像金家直接不讲马列 讲主体思想了) 社会科学必然要复兴 而且 不可能是官僚集团所预想的那样纯粹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复兴 官僚专制剥夺了社会大多数甚至是官僚集团内部大多数人的政治自由 加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本质 这就必然要导致相应的分裂
早在第一国际时期 巴枯宁等无政府主义者就已经断定集权政党官僚化是不可避免的 一战后的潘涅库克也是如此认为 还有个帕累托——米歇尔斯学派干脆直接挑明 说工人阶级自身没有能力完成自我解放
事实上 无政府主义者的工会也一样要官僚化 这不能说是什么简简单单的二元论 要么不要政党 要么要政党 避免政党官僚化要靠群众运动的高涨来克服 比如1917——1919年的俄国 1917——1920年的德国 1917——1921年的意大利 1934——1937年5月的西班牙 1956——1962年的比利时 1969——1973年的意大利 1968——1969的捷克斯洛伐克 1970——1973年的智利 1974——1975年的葡萄牙 1980——1981年的波兰 1985——1990年的巴西 1934——1937年的法国 1934——1939年的美国 1973年的美国 1988——1990年的苏联也有类似情形 高涨的群众运动绕开了官僚化的组织 自行组织起来 成立了新生的 真正革命的群众民主组织
但是 如果都是靠群众自己来醒悟 那这么多职业活动家简直就是吃干饭的了 他们要做的有很多 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 用你的头脑 用你的热情 用你的思想 用你的方法去影响群众 去使工人的阶级意识从自发性升格到自觉性 让他们意识到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性与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 这是有着足够的知识积累与实践经验的职业活动家所必需要做的 只有这样 才能让工人不再停留在经济斗争阶段(这里他也没给出具体方法 但是不外乎如此了)
党即工人 国家即社会主义 纪律即正义 这种手段代替目的的做法在工人组织官僚那十分常见 一些个知识分子对此不加批判 反倒是为之辩护 以为工人阶级离不开党 不想制造“内部分裂” 这是盲目的 错误的 尤其是在斯大林主义盛行的时代 欧洲共产党组织把自身捆绑在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战车上 唯共产国际马首是瞻 这更是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堆砌在谎言与罪恶之上的革命组织 是不能为群众所接受的
先锋队政党依靠内部民主与外部民主 能够较少犯错 迅速地纠正错误 不依赖于某个特别领导集团/领导个人 能够独立应对纷繁复杂的政治局势 如果布党在1917年已经变成1923年的样子 没有党内民主 列宁纵有千般能量 也不能绕开中央委员会发动基层力量了
工人阶级通过革命实现自我解放与自治 所以工人国家的岗位应该由工人自己来执掌 相应的政治/经济组织实体也需由其自己来掌握 党组织不能强行僭越 如果党组织能以实际行动证明自身的能力与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 那么 他当然可以由工人授予权力来参加领导工作 若不是如此 就不能
《权力与货币》读后感(四)：苏联创业起居注
——斯大林“打幡、抱罐、摔盆、踹门、刨坟”记
韩（非）子在《难势》中曾说：
慎子曰：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螾蚁同矣，则失其所乘也。贤人而诎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则贤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于风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于众也。尧教于隶属而民不听，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则行，禁则止。由此观之，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诎贤者也。
应慎子曰：飞龙乘云，腾蛇游雾，吾不以龙蛇为不托于云雾之势也。虽然，夫释贤而专任势，足以为治乎，则吾未得见也。夫有云雾之势，而能乘游之者，龙蛇之材美之也。今云盛而螾弗能乘也，雾醲而蚁不能游也，夫有盛云醲雾之势而不能乘游者，螾蚁之材薄也。今桀、纣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为之云雾，而天下不免乎大乱者，桀、纣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尧之势以治天下也，其势何以异桀之势也，乱天下者也。夫势者，非能必使贤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贤者用之则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则天下乱。人之情性，贤者寡而不肖者众，而以威势之利济乱世之不肖人，则是以势乱天下者多矣，以势治天下者寡矣。夫势者，便治而利乱者也。故周书曰：“毋为虎傅翼，将飞入邑，择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于势，是为虎傅翼也。桀、纣为高台深池以尽民力，为炮烙以伤民性，桀、纣得成乘四行者，南面之威为之翼也。使桀、纣为匹夫，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矣。势者，养虎狼之心，而成暴乱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势之于治乱，本末有位也，而语专言势之足以治天下者，则其智之所至者浅矣。夫良马固车，使臧获御之则为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车马非异也，或至乎千里，或为人笑，则巧拙相去远矣。今以国位为车，以势为马，以号令为辔，以刑罚为鞭筊，使尧、舜御之则天下治，桀、纣御之则天下乱，则贤不肖相去远矣。夫欲追速致远，不知任王良；欲进利除害，不知任贤能；此则不知类之患也。夫尧、舜亦治民之王良也。
复应之曰：其人以势为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贤乃治”，则不然矣。夫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吾所为言势者，言人之所设也。今日尧、舜得势而治，桀、纣得势而乱，吾非以尧、桀不然也。虽然，非人之所得设也。夫尧、舜生而在上位，虽有十桀、纣不能乱者，则势治也；桀、纣亦生而在上位，虽有十尧、舜而亦不能治者，则势乱也。故曰：“势治者，则不可乱，而势乱者，则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势也，非人之所得设也。若吾所言，谓人之所得势也而已矣，贤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客曰人有鬻矛与楯者，誉其楯之坚，“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物无不陷也。”人应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应也。以为不可陷之楯，与无不陷之矛，为名不可两立也。夫贤之为势不可禁，而势之为道也无不禁，以不可禁之势，此矛楯之说也。夫贤势之不相容亦明矣。且夫尧、舜、桀、纣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随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绝于中，吾所以为言势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今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且夫治千而乱一，与治一而乱千也，是犹乘骥駬而分驰也，相去亦远矣。夫弃隐栝之法，去度量之数，使奚仲为车，不能成一轮。无庆赏之劝，刑罚之威，释势委法，尧、舜户说而人辨之，不能治三家。夫势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贤则亦不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饿者不活。今待尧、舜之贤乃治当世之民，是犹待粱肉而救饿之说也。夫曰良马固车，臧获御之则为人笑，王良御之则日取乎千里，吾不以为然。夫待越人之善海游者以救中国之溺人，越人善游矣，而溺者不济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驭今之马，亦犹越人救溺之说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马固车，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远，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则必使臧获败之；治，非使尧、舜也，则必使桀、纣乱之。此味非饴蜜也，必苦莱亭历也。此则积辩累辞，离理失术，两未之议也，奚可以难？失道理之言乎哉！客议未及此论也。【1】
一提到……等等！有人说。接着，又有人说，“斯大林的打幡、抱罐、摔盆、踹门、刨坟”又有什么关系呢？对此，我说，让我把该说的话先说完！（在我国部分学者以及部分媒体的宣传下）一提到韩（非）子的学说的内容，那一定是“法、术、势三结合”【2】。可是，有的时候，我就在想了，到底韩（非）子的所谓“法”、“术”和 “势”都有些什么内容呢？
对此，我发现，对韩（非）子所言的“法”的内容倒容易理解。毕竟，商君在秦国的实践（“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3】）已经“帮”韩（非）子解除了“法”的内容上的有效性问题（我们可以从韩——非——子《五蠹》中的那句“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4】来反向的认知这一点）。所以，韩（非）子在当时只要解决“法”的适应性（“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今有法曰：‘斩首者令为医、匠。’则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医者齐药也，而以斩首之功为之，则不当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斩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斩首之功为医、匠也。故曰：……子之于法……皆未尽善也”【5】），和提倡“法”的执行力（“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6】），与“法”的公开性（“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故法莫如显”【7】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8】）即可。
不过，从“术”开始，（韩——非——子学说中的）有些事，就让我有些看不懂了，什么事呢？有人问。事情是这样的，据韩（非）子在《难三》中说，“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而术不欲见”【9】，可（韩——非——子）在《定法》中又说，“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10】。那，这么一通下来，事情就奇怪了！既然，“术不欲见、藏之于胸”，那这“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又是如何办到的呢？在说了“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听上去可点“法”的意思，那既然都有点“法”的意思，那这“术”又是如何“不欲见、藏之于胸”的呢？
当然，这时有人说，所以才是“法、术、势三结合”吗！但是，这看起来不自相矛盾吗！我说。当然，这时有人又说，如若能够进一步的了解韩（非）子所言的“术”的内容，那这个自相矛盾的地方应该是会解开的。那到底韩（非）子所言的“术”到底是个什么样呢？我说。对此，有人会说，要了解韩（非）子所言的“术”的内容，最好看韩（非）子的《内储说上七术》，那里面（最开头）所描述的“七术”（“主之所用也七术……七术：一曰众端参观，二曰必罚明威，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五曰疑诏诡使，六曰挟知而问，七曰倒言反事。此七者，主之所用也”【11】）看起来和符合韩（非）子所言的“术”的内容（实际上，从“七术”的内容来看，这“术”与“法”还真是有些无法完全“甄别”——“七术”中的“必罚明威、信赏尽能”两条最为明显，“众端参观”和“一听责下”则较为模糊——出来，但这种无法完全“甄别”，又不真的是无法，毕竟，这“七术”中的后三条——“疑诏诡使、挟知而问、倒言反事”——是可以被归类为“纯术”系列的）。
自然，说到这，看起来，这“法、术、势的三结合”也（在加上我刚才引用的韩——非——子的《难势》中提到的“抱法处势”和《扬权》中提到的“权不欲见，素无为也”【12】的话）快要完全呈现在我们眼前了。毕竟，现在看起来唯一的问题只有这“‘法、术、势的三结合’到底是以‘天文学’的形象（以一颗‘恒星’为中心，两颗‘行星’围绕运行）？还是以‘数学’的形象（三角型或金字塔型）出现？”的问题了。但实际上（在我看来，这）更难的部分才刚刚出现，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发现，这“势”是比“术”更难解释的一个存在。要知道，相较于“法”的公开性与“术”（由于从“法”中摄取的“营养”，导致）的半公开性，对“到底什么是（韩——非——子所言的）‘势’？”这个问题，连韩（非）子自己其实也都是有点解释不清的（“夫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吾所为言势者，言人之所设也”）。当然，（韩——非——子自己）这种（对“势”的）解释不清也很容易理解。毕竟，当时的韩（非）子还没有读到过恩格斯在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过的这样一段话：
“[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凌驾于社会之上。从前人们对于氏族制度的机关的那种自由的、自愿的尊敬，即使他们能够获得，也不能使他们满足了；他们作为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的代表，必须用特别的法律来取得尊敬，凭借这种法律，他们享有了特殊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地位。文明国家的一个最微不足道的警察，都拥有比氏族社会的全部机构加在一起还要大的‘权威’；但是文明时代最有势力的王公和最伟大的国家要人或统帅，也可能要羡慕最平凡的氏族酋长所享有的，不是用强迫手段获得的，无可争辩的尊敬。后者是站在社会之中，而前者却不得不企图成为一种处于社会之外和社会之上的东西。]”【13】
（从恩格斯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到，韩——非——子所言的“名一而变无数者也”的“自然之势”其实就是“氏族制度的机关的那种自由的、自愿的尊敬、氏族酋长所享有的，不是用强迫手段获得的，无可争辩的尊敬”，而“人之所设”的“势”则是后来“作为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的代表，必须用特别的法律来取得尊敬，凭借这种法律，他们享有了特殊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地位”的那种“势”）当然，这时有人又要问（开头那个问题）了，你马克思门徒在这说了这么一大套，那这到底和“斯大林的打幡、抱罐、摔盆、踹门、刨坟”有什么关系呢！？
关于“列宁遗诏”所引出的四个问题
首先，让我们先来看，列宁（著名的）给代表大会的信（1922年12月—1923年3月）的全文：
我很想建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
我想同你们谈谈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些想法。
首先我建议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几十人甚至100人。如果我们不实行这种改革，我想，一旦事态的发展不是对我们十分有利（而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十分有利这一点上），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就会遭到很大的危险。
其次，我想提请代表大会注意，在一定的条件下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以立法的性质，在这方面我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条件下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
至于第一点，即增加中央委员的人数，我想，为了提高中央委员会的威信，为了认真改善我们的机关，为了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党的整个前途产生过分大的影响，这样做是必要的。
我想，我们党有理由要求工人阶级出50—100个中央委员，而又不致使工人阶级太费力。
这种改革会大大加强我们党的巩固性，会有助于它在敌对国家中间进行斗争，据我看，这种斗争在最近几年内可能而且一定会大大尖锐化。我想，采取了这样的措施，我们党的稳定性将增强千倍。
列宁
1922年12月23日
玛·沃·记录
续一
续记
1922年12月24日
我上面说到的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指的是能够采取的防止分裂的措施。当然，一个白卫分子（大概是谢·谢·奥登堡）在《俄国思想》杂志上说得对，第一，在他们反对苏维埃俄国的赌博中他把赌注押在我们党的分裂上，第二，在这种分裂方面他又把赌注押在党内最严重的意见分歧上。
我们党依靠的是两个阶级，因此，如果这两个阶级不能协调一致，那么党就可能不稳定，它的垮台就不可避免。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采取任何措施，怎么谈论我们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都是没有用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措施都不能防止分裂。但愿这是极遥远的未来的事，是不大可能发生的事，这里可以不谈。
我说的稳定性是指保障在最近时期不出现分裂，我打算在这里谈一下对纯粹个人特性的一些看法。
我想，从这个角度看，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依我看，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而这种分裂是可以避免的，在我看来，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增加到100人，这应该是避免分裂的一种办法。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反对中央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中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
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
我不打算再评述其他中央委员的个人特点了。我只提醒一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当然不是偶然的，但是此事不大能归罪于他们个人，正如非布尔什维主义不大能归罪于托洛茨基一样。
在年轻的中央委员中，我想就布哈林和皮达可夫谈几句。依我看，他们是最杰出的力量（在最年轻的力量中），对他们应当注意下列情况：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但是他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因为其中有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因而——我想——他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
12月25日。其次是皮达可夫，他无疑是个有坚强意志和杰出才能的人，但是太热中于行政手段和事情的行政方面，以致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是不能指靠他的。
当然，我对两人作这样的评语是仅就现时情况来说的，而且还假定这两位杰出而忠诚的工作人员得不到机会来充实自己的知识并改变自己的片面性。
列宁
1922年12月25日
玛·沃·记录
对1922年12月24日一信的补充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列宁
莉·福·记录
1923年1月4日
续二
续记
1922年12月26日
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甚至100人，依我看，可以达到双重甚至三重目的：中央委员愈多，受到中央工作锻炼的就愈多，因某种不慎而造成分裂的危险就愈小。吸收很多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会有助于工人改善我们糟透了的机关。我们的机关实质上是从旧制度继承下来的，因为在这样短的时期内，特别是在战争、饥饿等等条件下，要把它改造过来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对于那些抱着讥讽态度或怀着恶意指出我们机关的缺点的“批评家”，可以心平气和地回答说，这些人完全不了解现今革命的条件。在五年的时间内要完成机关应有的改造是根本不可能的，特别是在我国革命所处的条件下更是如此。我们在五年内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类型，在这个国家里工人走在农民前面反对资产阶级，这已经很好了，这在敌对的国际环境中是一项巨大的事业。但是在意识到这一点时，丝毫不应忽视，我们的机关实质上是从沙皇和资产阶级那里拿过来的旧机关，在和平已经到来和免于饥饿的最低需要已经得到保证的现在，全部工作都应该集中到改善机关上。
我是这样设想的：几十个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就能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检查、改善和改造我们的机关。起初由工农检查院行使这一职能，但它实际上不能胜任，只是成了这些中央委员的“附属品”，或者在一定条件下成了他们的助手。照我的看法，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人，应当主要不是来自那些做过长期苏维埃工作的工人（我在本信的这一部分所指的工人都是把农民也包括在内的），因为在这些工人中间已经形成了某些正应该加以克服的传统和成见。
工人中央委员主要应当是这样的工人，他们的岗位低于五年来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那一层人，他们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剥削者的农民。我想，这种工人出席中央委员会的一切会议，出席政治局的一切会议，阅读中央委员会的一切文件，能够成为忠诚拥护苏维埃制度的骨干，他们，第一，能使中央委员会本身具有稳定性，第二，能真正致力于革新和改善机关。
列宁
莉·福·记录
1922年12月26日
续记
1922年12月29日
关于增加中央委员人数部分的补充意见
我认为，在增加中央委员人数时，还应当、也许主要应当检查并改善我们的毫不中用的机关。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应该利用高度熟练的专家，而配备这些专家则应该是工农检查院的任务。
如何使这些知识丰富的做检查工作的专家同这些新的中央委员配合起来，这个任务应该在实践中解决。
我觉得，工农检查院（由于它自身的发展，也由于我们对它的发展吃不透）结果出现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情况，这就是从一个特殊的人民委员部变为执行中央委员的特殊职能的过渡状态，从检查一切的机关变为人数不多但属第一流的检查员的集合体，这些检查员应当得到较高的报酬（在我们这个收费的时代，在检查员直接在报酬较高的机关工作的情况下，这样做是特别必要的）。
如果中央委员的人数适当增加，他们在高度熟练的专家和在各部门都有很高威信的工农检查院成员的帮助下，年复一年地学习国家管理的课程，那么，我认为，我们一定能够成功地解决我们长期未能解决的这一任务。
就是说，结果是中央委员增加到100人，他们的助手，即按照他们的指示检查工作的工农检查院成员，最多不超过400—500人。
列宁
1922年12月29日
玛·沃·记录【14】
那么，在列举了列宁的这封信之后，我们下面（现在）就来（进一步的）开始（我们的）提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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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自列宁的这封给代表大会的信问世之后，对列宁的这封给代表大会的信的各式各样的解读（主要集中在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三方上）就纷至沓来。这里面既有（两个）当事人（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中，斯大林）的（自我）辩护（1927年10月23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会议上的演说——《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中针对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的那段著名的话——“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为自己辩护时说，“‘遗嘱’中没有一个字、没有一句话暗示斯大林有错误。那里面只说斯大林粗暴。但是，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上的缺点”【15】），也有（两个）当事人（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中，托洛茨基）的（自我）“标榜”（托洛茨基在名著《我的生平》中说，“列宁建议好好地考虑一下斗争的组织方面工作，他拟定建立直属中央的反官僚主义斗争委员会，我们两人都应参加。实质上，这个委员会应该成为摧毁作为官僚主义脊柱的斯大林派系的杠杆，并且在党内创造条件，使我能成为列宁的副手。照列宁的想法是要使我成为苏维埃中央委员会主席的继承人”、“只有联系到这点才能彻底理解所谓遗嘱的涵意。列宁在这里只提了6个人，并字斟句酌地为每个人做了鉴定。毫无疑问，立遗嘱的目的是为了减轻我领导工作的困难。当然，列宁打算以最小的人事磨擦来达到这个目的。他谈到每个人都极其慎重小心。他给那些实质上是毁灭性的结论蒙上柔和的色彩。同时，十分明确地指出谁是第一把手的人选，同时又用一些限定词来加以缓和，只是在对斯大林的鉴定中，可以听到另一种语调，它在遗嘱最后增补的一节中，完全是毁灭性的”【16】），更有知情者的解读（斯大林逃到西侧诸国去的——或许是之一的——秘书巴让诺夫后来写回忆录认为“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是要建立‘集体领导集体领导制度’，而在这个‘集体领导集体领导制度’中‘把托洛茨基摆在第一位把托洛茨基摆在首要地位’”【17】），和后来人互为矛盾的说辞（例如：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斯大林时代·第一章》中曾称，列宁的这封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对托洛茨基的批评甚于对斯大林的批评”【18】。苏联叛逃特工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则说，列宁的这封给代表大会的信“唯独没对斯大林说一句好话”【19】。莫洛托夫说，“遗嘱里批评了所有人，连他认为突出的人都在内”【20】。一位叫爱德华·拉津斯基的所写的《斯大林传》中则说，“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显得比任何人好的是……斯大林！’【21】”。而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的一句“‘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则又被一些人认为是“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对斯大林说得‘好话’【22】”；又如：后来，有些——拥托的——人认为，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就是要让托洛茨基在“集体领导”中当领导【23】。但是，另一些——反托的——人则认为，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被拥托的人歪曲了【24】。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并没有“规定谁来接班”，也并不认为自己——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列举的那些人——包括托洛茨基——能当“领导”。所以，列宁的“潜台词”是布尔什维克的“老近卫军”阶层应该自己选出一个“集体领导”来【25】。还有一些人，虽然也觉得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被拥托的人歪曲了，但还是愣得出一个“除了斯大林，没有一个——包括年轻的——马克思门徒注——人列宁可以信赖，让其担任党的领袖的人”【26】）与（这种）彻底的否定（分为两类：一类，以一个叫格雷弗·弗——Grover Furr——的美国教授写的一本中文译名为《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与赫鲁晓夫的谎言》的书——中称，“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列宁最后的几封信，从来没有被认为是列宁的‘遗嘱’。故弄玄虚的原因相当清楚：赫鲁晓夫的‘列宁遗嘱’用词，是从列·达·托洛茨基那里照搬过来的”【27】——为代表；另一类，则以那位叫爱德华·拉津斯基的所写的《斯大林传》中说得“列宁是一个有经验的政治家，不会不明白，他的这类信可能根本就到不了党那里。他对所有接班人如此慷慨地分别发表致命的评价，使得这些人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地隐瞒这封信。事实果然如此。当美国共产党人伊斯门谈到《给代表大会的信》后，托洛茨基马上宣称：不存在这封‘信’”【28】的话为代表）等等。
不过，（要我说）这些各式各样的解读，都没有注意到（列宁的这封给代表大会的信中产生出来的）以下的四个问题，即：
（1）从列宁“对1922年12月24日一信的补充”中的话来看，列宁的话是呈“层层递进”（“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形态的。那，这个形态（“层层递进”）中是如何形成的（或曰：既然，“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那为什么——过去忍屎忍尿都可以忍，怎么现在——“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呢？
同时，列宁虽然（和后来的戈尔巴乔夫一样都）曾说过“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我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时，我拥有的权力可以和专制帝王相媲美”【29】）这样的话，但据斯大林（后来逃到西侧诸国去的）曾经的秘书（或许是之一的）巴让诺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的说法，“总书记”这个职位（所在的“书记处”在当时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内只是一个下级机关，至于“书记处的任务是处理一般性重要问题，或为组织局和政治局处理重要问题作好准备”“书记处应解决的是一些不特别重要的问题，或者为组织局和政治局处理更重大的问题作些准备工作”【30】。
所以，有一个时期，连在“总书记”这个职位上的斯大林自己也自认为“自己只是一个‘秘书’”【31】）在当时的“权力”并不是接近于“无限”，那既然这个后来拥有“无限的权力”的“总书记”的“权力”在当时并不接近于“无限”，那后来“总书记”的“无限的权力”，又到底是怎么得来的（是“斯大林”用自己的“粗暴”弄来的？！还是“总书记”这个职位本身就自带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的吗？！并且，从实践上来看，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虽然口口声说，“我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时，我拥有的权力可以和专制帝王相媲美”。但这个“可以和专制帝王相媲美”的“无限的权力”怎么就没保住戈尔巴乔夫和苏联呢？难道真如子曾经曰过的那样“不在其位，不谋其政”【32】吗）呢？
（2）列宁与托洛茨基过去也不是没有争过，那他们（列宁与托洛茨基）争的时候，“白卫”们也不是没有想过乘虚而入（1921年1月25日，列宁在名著《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中的一段话——“据传说，外界把中央内部的分歧说得非常离奇。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已经聚集到（显然现在还在继续聚集到）反对派的周围，他们到处造谣生事，散布极其恶毒的言论，制造流言蜚语，千方百计地诬蔑党，诽谤党，加深党内冲突，破坏党的工作。这是资产阶级（包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些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内）的政治手法，他们对布尔什维克怀着强烈的仇恨，而且由于十分明白的原因也不能不怀着这种仇恨。每一个有觉悟的党员，都熟悉资产阶级的这一套政治手法，并且了解它的真正的价值”【33】——就是明证），那怎么到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的“分裂”）这里（列宁）反而要指出“‘白卫’们趁虚而入”（“我上面说到的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指的是能够采取的防止分裂的措施。当然，一个白卫分子（大概是谢·谢·奥登堡）在《俄国思想》杂志上说得对，第一，在他们反对苏维埃俄国的赌博中他把赌注押在我们党的分裂上，第二，在这种分裂方面他又把赌注押在党内最严重的意见分歧上”）的问题呢？
（3）很多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列宁对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等的评价上（这一点，刚才我也多少提到了）。但如果仔细去看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1922年12月—1923年3月）的话，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被很多人忽略了，什么“重要的细节”？有人问。这个“重要的细节”就是“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增加到100人”（而且，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还给这“50人”或“100人”定了标准：“工人中央委员主要应当是这样的工人，他们的岗位低于五年来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那一层人，他们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剥削者的农民”），（不要小看了这个“重要的细节”）用一个比喻来形容（这个“重要的细节”）就是一个“串珠子的线”（换句话说，这“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增加到100人”的方案将列宁的这封给代表大会的信的整个所有内容——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未来可能的“分裂”，到改组“从沙皇和资产阶级那里拿过来的旧机关”和“工农检查院”——给撑了起来）。
不过，也正因为列宁的这个“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增加到100人”方案将列宁的这封给代表大会的信的整个（所有）内容（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未来可能的“分裂”，到改组“从沙皇和资产阶级那里拿过来的旧机关”和“工农检查院”）给撑了起来，一个问题就来了！那就是，为什么（当时的列宁不像）后来（的）斯大林（那样）弄了个百八十万（1924年5月23日—31日，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结论——5月27日——中称，“学生青年似乎是最可靠的晴雨表。在这个问题上谁是对的呢？似乎又不是反对派。如果看一看我们党在这期间的发展，看一看接收了二十万新党员的事实，那就可以得出结论：晴雨表不应当在学生青年中间寻找，而应当在无产阶级中间寻找；党不应当指靠学生青年，而应当指靠党的无产阶级核心。二十万新党员——这就是晴雨表。反对派在这里又错了”【34】；1927年11月23日，斯大林在联共（布）莫斯科省第十六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党和反对派》——中曾说，“根据统计数字：现在拥护党、拥护党中央的同志有五十七万二千人，拥护反对派的只有三千多人”【35】；1937年3月3—5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的报告和结束语——《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中亦曾说，“托洛茨基分子本身在我们党内从来就不是大的力量。请回想一下1927年我们党内最后的一次争论。这是一次真正的全党投票。当时我们党内共有854000党员，参加表决的有73万党员，其中表决赞成布尔什维克、赞成党中央委员会而反对托洛茨基分子的党员，共有724000人，赞成托洛茨基分子的有4000人，即占0.5%左右，弃权的有2600人。没有参加表决的党员123000人。他们所以没有参加表决，或者是因为在旅途中，或者是因为调动工作。如果给赞成托洛茨基分子的4000票里加上所有弃权的票数（假定他们也是同情托洛茨基分子的），此外再加上没有参加表决的票数（假定不是援例按0.5%计算，而不是按5%计算，就是说，大约有6000党员），那末，这样或那样同情托洛茨基主义的总共不过12000党员。你们看，这就是托洛茨基分子老爷们的全部力量”【36】）来给自己“撑门面”呢！？
（4）斯大林虽然自我辩护说，“‘遗嘱’中没有一个字、没有一句话暗示斯大林有错误。那里面只说斯大林粗暴。但是，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上的缺点”，但当时这“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又是什么呢（不要给我用一些“大词”——例如：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等——来掩盖这个问题）！？
同时，既然（斯大林说，）“‘遗嘱’中没有一个字、没有一句话暗示斯大林有错误。那里面只说斯大林粗暴。但是，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上的缺点”，那为什么后来斯大林（自己）却在（据季米特洛夫的日记——1937年2月11日——记载，斯大林在谈到）“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反托洛茨基运动的决定”的时候，斯大林自己曾（总结出五点“决定”，那在这五点“决定”中）“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有一点恰恰就是）说“不要让‘欧洲工人’知道‘和托洛茨基之间的争吵’是‘因为斯大林脾气不好’”（“你们不要总结说，欧洲工人以为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和托洛茨基之间的争吵，因为斯大林脾气不好”）【37】呢？
那么，怎么来解释这四个问题呢？有人问，对此，我说，要想解读这四个问题，说起来也容易。就先从“斯大林太粗暴”的成因与表现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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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自列宁的这封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所言的“斯大林太粗暴”之后，关于“斯大林太粗暴”的成因与表现的各式各样的解读也是层出不穷（例如：布哈林的老婆后来写回忆录说，布哈林说过斯大林“嫉妒心很强，报复心理也很强”【38】；苏联叛逃特工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在自己的回忆录说，斯大林曾在“1927年一个夏夜”亲口对“加米涅夫和捷尔任斯基”说过所谓的“复仇快感”。然后，苏联叛逃特工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又将这一点化为“斯大林之所以决定剪除老布尔什维克。其恶根在于……他要报他们不趋附他的政治路线之仇，要报他们坚持执行列宁遗嘱之仇，因为遗嘱建议撤销斯大林的党中央总书记之职”的话【39】；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则说，斯大林的“残忍并不总是意味着他对那些他粗暴对待的人怀有恶意”【40】以及斯大林——后来逃到西侧诸国去的——曾经的——或许是之一的——秘书巴让诺夫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得“斯大林的粗暴是一种天性，是出自文化低下”“谈谈斯大林的粗暴。它是一种自然的表现，源出于他的文化水平低”【41】的话）。
但是，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会议上的演说（《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1927年10月23日）中针对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的那段著名的话（“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而为自己辩护的话（“值得注意的是，‘遗嘱’中没有一个字、没有一句话暗示斯大林有错误。那里面只说斯大林粗暴。但是，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上的缺点”）让这些解读都变得暗淡无光了。
不过，我后来发现，要破斯大林的这个逻辑（“值得注意的是，‘遗嘱’中没有一个字、没有一句话暗示斯大林有错误。那里面只说斯大林粗暴。但是，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上的缺点”）也很容易，为什么呢？因为，（当）我（听到斯大林这话的时候）发现，（我首先想到的便是）三国时蜀汉所遇到的一些内部状况，什么意思？有人问。对此，我说，（虽然，现在的后世人中有将刘备发动夷陵之战的理由——为“关羽报仇”——“初，先主忿孙权之袭关羽，将东征，秋七月，遂帅诸军伐吴”、“先主既即尊号，将东征孙权以复关羽之耻”【42】——解释为就只是一个“理由”【43】，但我们不能不看到刘备发动这个被后来人——易中天先生——评为是“刘备建国，基础不牢，夷陵兵败，地动山摇”【44】的夷陵之战前关、张的先后身死——关：“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将军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轻己。自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救。羽言‘还当治之’，芳、仁咸怀惧不安。于是权阴诱芳、仁，芳、仁使人迎权。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军退还。权已据江陵，尽虏羽士众妻子，羽军遂散。权遣将逆击羽，斩羽及子平于临沮” 【45】；张：“先主伐吴，飞当率兵万人，自阆中会江州。临发，其帐下将张达、范疆杀飞，持其首，顺流而奔孙权”【46】——与“粗暴”——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关、张时说，‘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47】——引起的内讧也是有关的——甚至，同一时期出现的刘封与孟达之间的争斗——“自关羽围樊城、襄阳，连呼封、达，令发兵自助。封、达辞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不承羽命。会羽覆败，先主恨之。又封与达忿争不和，封寻夺达鼓吹。达既惧罪，又忿恚封，遂表辞先主，率所领降魏”【48】，以及——特别是——后来杨仪与魏延的内讧——“唯杨仪不假借延，延以为至忿，有如水火”【49】——导致的这两个人先后的身死【50】——杨仪与魏延分别被《三国志》评价为“‘仪性狷狭’【51】和‘延……勇猛过人，又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52】——看起来也有点这个意思。因此，）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如若）说，（“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蜀汉的“政治路线或立场”（可以用诸葛亮的“汉室可兴”——《隆中对》——或“兴复汉室”——《出师表》——【53】来形容的话）。（我们要看到）但“粗暴”却的的确确的妨碍到了蜀汉的“政治路线或立场”（可以用诸葛亮的“汉室可兴”——《隆中对》——或“兴复汉室”——《出师表》——来形容的话）。所以，我们现在在来细品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的那段话（“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或许就有一番别样的滋味了（换句话说，不管——由于，这其中牵扯到一系列的哲学问题——例如：理论与实践——故对——它斯大林当时到底抱持一个什么样的“政治路线或立场”——在这里无法详细论述，但以后我们还是会详细论述到的，“粗暴”都是斯大林——并且是一个能够对“政治路线或立场”产生影响——的“缺点”——实际上，后来苏联叛逃特工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就已经将这一点说得——“列宁在其‘遗嘱’中强调指出，斯大林的诸多缺点中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粗暴。这一断定是不无根据的。粗暴的确是斯大林内在的本质特点。他不仅对人粗暴，而且把这一恶习贯穿到一切行为之中。甚至那些从政治角度来看对国家是合理和必要的政策，经他一执行，也会由于他的粗暴而变得弊多于利”【54】的话——再清楚不过——而且，从这“清楚”中——不但可以听到子曾经曰过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也可以听到我之前引用的韩非子所言的“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毋为虎傅翼，将飞入邑，择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于势，是为虎傅翼也”等等——了）！
当然，这时可能会有人说了，你马克思门徒在这，一会又是引韩（非）子的话，一会又联（想）系三国故事——而且，就算说，韩（非）子的话是（并且，这个）旧时的理论（与旧时政治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演化相关），那你马克思门徒引三国的实践（故事），好像也有点（至于，什么）问题（虽说不上来，但还是怪怪的）吗！对此，我说，要是有人真这么觉得，那我也没办法！但有些事却未必像有些人想的那样，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对此，我觉得，列宁当时所写的《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这么说呢？且听下回分解。
斯大林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典型的俄罗斯官僚”
首先，先让我们来看一下，列宁的《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的原文：
续记
1922年12月30日
我觉得很对不起俄国工人，因为我没有十分坚决十分果断地过问有名的自治化问题，其正式的说法似应叫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问题。
夏天，当这个问题发生的时候，我正在病中，后来，在秋天，我寄极大希望于自己的康复和十月全会和十二月全会使我有可能来过问这个问题。然而，不论十月全会（讨论了这个问题）还是十二月全会，我都没能出席，因而这个问题几乎完全绕过了我。
我只是同捷尔任斯基同志谈过一次话，他从高加索回来，向我谈了这个问题在格鲁吉亚的情况。我还同季诺维也夫同志交谈了几句，向他表示了我对这一问题的忧虑。根据捷尔任斯基同志（他是中央委员会派去“调查”格鲁吉亚事件的委员会的领导人）说的情况，我只能感到莫大的忧虑。如果事情发展到奥尔忠尼启则竟会动手打人——这是捷尔任斯基同志告诉我的，那么可想而知，我们已掉到什么样的泥潭里去了。可见，整个这个“自治化”的想法是根本不对的，是根本不合时宜的。
据说需要统一机关。但是，这种主张来自何处呢？还不是来自俄罗斯机关本身，而这种机关，正如我在前面的一篇日记里已经指出的，是我们从沙皇制度那里接收过来的，不过稍微涂了一点苏维埃色彩罢了。
毫无疑问，应当等到我们能够说，我们可以保证有真正是自己的机关的时候，再采取这种措施。现在我们应当老实说，正好相反，我们称为自己机关的那个机关，实际上是和我们完全格格不入的，它是资产阶级和沙皇制度的大杂烩，在没有其他国家帮助，又忙于军“务”和同饥荒斗争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在五年内把它改造过来。
在这种条件下，很自然，我们用来替自己辩护的“退出联盟的自由”只是一纸空文，它不能够保护俄国境内的异族人，使他们不受典型的俄罗斯官僚这样的真正俄罗斯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实质上是恶棍和暴徒的侵害。毫无疑问，在苏维埃的和苏维埃化了的工人中，会有很少一部分人沉没在这个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垃圾的大海里，就象苍蝇沉没在牛奶里一样。
有人出来为这种措施辩护，说直接涉及民族心理、民族教育的人民委员部都已划出去了。但是，这就出现两个问题：是否能把这些人民委员部完全划出去；其次，我们是否已经关怀备至地采取措施来真正保护异族人免遭真正俄罗斯的杰尔席莫尔达之流侵害呢？我认为，我们并没有采取这些措施，虽然我们是能够而且应该采取这些措施的。
我想，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以及他对有名的“社会民族主义”的愤恨，在这件事情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愤恨通常在政治上总是起极坏的作用。
我还担心，去高加索调查这些“社会民族主义分子”“罪行”案件的捷尔任斯基同志，在这件事情上也只是突出表现了他的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大家知道，俄罗斯化的异族人在表现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方面总是做得过火），他的整个委员会是否不偏不倚，这在奥尔忠尼启则“动手打人”这件事上得到了充分说明。我想，这种俄罗斯式的动手打人行为是不能用受到任何挑衅甚至侮辱作辩解的，而捷尔任斯基同志无法补救的过错就在于他对这种动手打人行为采取了轻率的态度。
奥尔忠尼启则对于高加索的其余所有公民就是权力。奥尔忠尼启则无权发怒，尽管他和捷尔任斯基借口说是被别人激怒的。相反，奥尔忠尼启则必须克制自己，而任何一个普通公民，尤其是一个被指控犯了“政治”罪的普通公民倒不是非克制自己不可的。要知道，从实质上说，社会民族主义分子就是被指控犯了政治罪的公民，而且从这种指控的全部情况来看，也只能这样认定。
这就提出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怎样理解国际主义？
列宁
1922年12月30日
玛·沃·记录
续记
1922年12月31日
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
（续）
我在关于民族问题的一些著作中已经指出过，抽象地提民族主义问题是极不恰当的。必须把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大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
对于第二种民族主义，我们大民族的人，在历史的实践中几乎从来都是有过错的，我们施行了无数暴力，甚至施行了无数暴力和侮辱，自己还没有察觉。只要回忆一下我在伏尔加河流域时的情况，就可以知道我们的人是怎样蔑视异族人的；把波兰人都叫作“波兰佬”，嘲笑鞑靼人为“王爷”，乌克兰人为“一撮毛”，格鲁吉亚人和其他高加索异族人为“蛮子”。
因此，压迫民族或所谓“伟大”民族（虽然只不过是因为施行暴力而伟大，只不过是象杰尔席莫尔达那样的伟大）的国际主义，应当不仅表现在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且表现在压迫民族即大民族要处于不平等地位，以抵偿在生活中事实上形成的不平等。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不懂得对待民族问题的真正无产阶级态度，谁就实质上仍持小资产阶级观点，因而就不能不随时滚到资产阶级的观点上去。
对无产者来说重要的是什么呢？对无产者来说，不仅重要而且极其必要的是保证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取得异族人的最大信任。为此需要什么呢？为此不仅需要形式上的平等。为此无论如何需要用自己对待异族人的态度或让步来抵偿“大国”民族的政府在以往历史上给他们带来的那种不信任、那种猜疑、那种侮辱。
我想，对于布尔什维克，对于共产党人，这是用不着再作详细解释的。我想，这一次在对待格鲁吉亚民族方面，我们有了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我们要是以真正无产阶级的态度处理问题，就必须采取非常谨慎、非常客气和让步的态度。一个格鲁吉亚人对事情的这一方面掉以轻心，满不在乎地随便给人加上“社会民族主义”的罪名（其实他自己不仅是真正道地的“社会民族主义分子”，而且是粗暴的大俄罗斯的杰尔席莫尔达），那么这个格鲁吉亚人实质上就破坏了无产阶级阶级团结的利益，因为没有什么比民族问题上的不公正态度更能阻碍无产阶级阶级团结的发展和巩固的了，因为“受欺侮”民族的人没有比对平等感，对破坏这种平等更敏感的了，哪怕是自己的无产者同志出于无心或由于开玩笑而破坏这种平等。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在对少数民族让步和宽容这方面做得过些比做得不够要好。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团结以及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根本利益，要求我们对待民族问题无论何时都不能拘泥形式，而要时刻考虑到被压迫民族（或小民族）的无产者在对待压迫民族（或大民族）的态度上必然有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