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意识与帝王意志》是一本由杨国强著作，中国国际出版集团,海豚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5.80元，页数：11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历史意识与帝王意志》精选点评：

　　●本书中不乏令我耳目一新的概念，例如历史的意识对于历代帝王的影响，历史的惯性如何影中国古代的历史进程，对于中西方关于夷夏文野的辨别的讨论和深化于我都有灌顶之感但有些章节是口述资料的整理，质量有所下降，本书的第三意和第五章质量相对较差。

　　●鸣谢滔哥

　　●还蛮好玩

　　●如果说，茅海建的著作意味着精密，那么，杨国强的著作则意味着透辟。各擅胜场，难分轩轾

　　●简单的说一说，领略杨国强的文风了

　　●今晚一口气读完，尤其佩服杨国强老师对历史的思辨。张之洞那篇又想到杨先生《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中对李鸿章曾国藩的描写，大时代中个人的命运沉浮，心路历程，令人动容。

　　●有些点评还有点意思

　　●言简意赅，不需多语只需一语道破。

　　●历史就是中国的政治。 张之洞从清流入洋务，文武兼备，文襄公是也，类曾国藩而非李鸿章近哉。

　　●太水，僅《中国人的夷夏之辨与西方人的“夷夏之辨”》尚可。

　　《历史意识与帝王意志》读后感(一)：牢骚太满，长宜放眼量

　　作品的体例略有些尴尬，忍不住吐槽一下。 第一二篇文章看来出自作者之手，思路比较活泛，以“历史意识与帝王意志”为主题历数秦汉、明清。像是随笔之类的文章，完全可以不拘形式，但寥寥能见几个注释，其间几则属于转引而不去查原始找文献，就是注释明显讹误（如20-22页曾三次出注《草木子》，但却将其作者标为刘基），读完有些失望。第三四篇完全就是口述整理，新见也就少了。第五篇干脆整理的工作都懒得做了，直接上访谈录，好在这一部分还算是精彩。整体而言，精彩或有，可编排的诚意明显不够。 “海豚书馆”丛书阅读的第一本书是《黑毡上的北魏皇帝》，在这套书系里也是评分最高的作品之一。“海豚”的特点在于短小精悍，又亦庄亦谐、阅读轻便，适合闲暇时读。

　　《历史意识与帝王意志》读后感(二)：读书札记:读《历史意识与帝王意志》

　　全书由五篇短文组成，小书不厚，但杨国强讲的却很透彻，感情真挚，流畅好读。体例接近随笔，并非专著，可作旁窥杨氏看法之用。 第一篇《历史意识与帝王意志》，多感慨之言，论及二者关系，认为“历史意识”多束缚“帝王意志”，帝王本人则身不由己，其文也多慨叹史事。 第二篇《历史的惯性与盛世的懵懂》，其中所讲，我们多数已经知道。但其对于中国闭关锁国，多有不忿，谓之“历史惯性”。而对后来人开眼看世界多加褒扬，虽然懵懂前行，有些无所适从，但总是破除了惯性而有所进步。并认为前因后果，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该篇其实干货不多，而是以个人感慨议论为主。 第三篇《张之洞与晚清国运》，从张之洞个人的变化入手，窥探近代中国之变化。夹叙夹议，但是感情很重，问题意识不浓。 第四篇《中国人的夷夏之辨与西方人的“夷夏之辨”》，对中西的不同作了区分。其中中国人的夷夏之辨，出发点是为了区分，基本立场是文化差异和类别的不同，西方人所谓“夷夏之辨”，杨氏实指文明与野蛮之辨，认为这种看法是提炼自西方列强长久以来形成的殖民观念。 杨氏最后指出，这两种看法，在当时的思想和舆论上都对中国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相对来说，这一篇是全书中最为精彩的。其看法并非是单向度的西方冲击说，也不是后来兴起的中国自发说，而是讲两者并立，提出了相互促进的看法。虽然种种变化和影响没有加以讨论，但是在简单的叙述中，讲出新论，已经不错了。 第五篇是对杨国强的访谈，整理后名为《杨国强谈晚清的绅士与绅权》。其文在总体上，对绅士和绅权的认知作了一个梳理和总结，对我们了解绅士这一群体的变迁及其在社会结构中所担负的作用有很大作用。从绅士的特质，到绅权和皇权的矛盾冲突，讨论上升到了国家和社会的层面，可以说是见微知著了。言语虽然简单，干货却也不少。

　　《历史意识与帝王意志》读后感(三)：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

　　这是宋神宗给《资治通鉴》的序中一语。虽然《资治通鉴》起三家分晋，下至五代纷乱，按说确实有千年兴衰可资治国参考。但是就如《诗》所说，“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宋鉴也在唐五代之世。

　　历史在中国可说是绝不可少的存在，虽则儒士言称天理人性，例举三代孔孟，但是每朝每代立国，都是针对当前困境的应急措施。儒学虽能加强统治合法性，却对现实问题无能为力。最终仰赖的是发生在近处的历史。宋代靠武力结束武力称雄的时代，为了防止武人干政甚至夺权，宋初的君主可说是耗尽心机，贬抑武力，抬升文官。设计复杂的官僚体系钳制武将，宋代可说成功防止了唐末以来的弊政——藩镇和宦官。

　　但是宋代却自己制造了桎梏，加强文官的同时，削弱了君权，抬升儒学地位的同时，抑制了君主的行动范围。宋代是不可能产生汉唐喜好扩张的君主的。如此，宋代在面对外侮时处处支绌，无法调集全国力量。

　　再看明清，清通过压抑士绅，重新恢复明代受到挑战的中央权力，加强思想控制，兴文字狱，防止明代的东林复社，关闭国门，解决海患。可说是恢复了国家的稳定和力量，却禁锢了思想，瓦解了地方力量。使得在西人和太平军面前举足无措。

　　传统社会假定了一个静止的世界观，任何变化都是上不得台面的，在面临问题时，描绘静止世界的儒家传统其实无法应急，能做的唯有考察前代之失，反其道行之，但这样往往带入新的问题，造成无法估量的后果。

　　无论是总结出历史的规律，还是设计一个理性的社会，这在秦之后就不再可能（人们确实可以总结历史规律，不管其存在与否，在设计社会，不管实现多少，并且社会得到了巨大改变，当然，是好是坏另当别论），而只有修补性的工作，而对重归平静之下的暗流毫不关心。

　　这也可以说中国长期以来习惯过安稳日子，不再喜欢研究乌托邦了吧。

　　《历史意识与帝王意志》读后感(四)：以史为鉴，知了兴替又如何？

　　是权力之九鼎，或为个人之牢笼？

　　在贝托鲁奇的《末代皇帝》里，大清皇帝溥仪被描绘成一个紫禁城的囚徒，从生到死，都没能摆脱这个牢笼。

　　刻画这个牢笼的，则是所谓的他者视角。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而这，便是中国人自己的他者视角。

　　中国人常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如果说一夕土崩的秦代是当局者，那紧随其后的汉王朝则是旁观者。

　　在大汉天子的眼中，秦王朝的当局者看不到六国的余孽，才没能逃过二世而亡的结局。于是大废异姓，除尽诸侯。可在四百年的消耗战中，又岂会料到，外戚专权、党锢之祸，不仅让汉王朝在瓦解中走向终局，更带来了随后的三国乱世，甚至落入“五胡乱华”的历史深渊。

　　面对天下兴替，皇帝们忧思应变，可没想到，时过境迁，事与愿违，当国的帝王却成了遭时势摆布的常人。

　　精神上的摆布，倒也罢了。在接下来的一百三十年，皇帝们的肉体也开始变得无关紧要。君权来去匆匆，每一个皇帝都沦为尘世的过客。

　　于是帝王们开始明白，如果说“五胡乱华”只是表征，那“王与马共天下”或许才是症结所在。

　　所以即便到了太平盛世，皇帝们也开始变得义无反顾。

　　虽说世族的存在与繁衍，减杀了君权的唯我独尊。可正是世族的存在与繁衍，反倒保有文化的同宗性与日后统一的力量。

　　但当局的皇帝们当然看不见。

　　某种内在的憎恶，配合上这种外化的义无反顾，兴科举，取进士，加以时间的车轮，高门便在这种润物细无声的力量面前，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辉。

　　而与此同时，同样失去往日光辉的，还有世族传统的儒将们。毕竟有着前车之鉴，当局的皇帝们当然不放心军队控制在往日的仇敌手中。

　　皇帝说，我需要爪牙，于是，他便有了爪牙。皇帝们在军中的爪牙，便是包括一群“蕃将”在内的职业军人。

　　后来，职业军人便成了节度使。可节度使们不仅需要统兵，更需要治民，以及更多的政治意识与文化意识。只不过，这本就是个天然的矛盾。

　　于是，缺乏道德与传统教化的职业军人们，割据一方成了迟早的事。

　　可是，更让当国的皇帝们没想到的是，正是这个一手捧起的爪牙，制造了日后五代十国的纷乱。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后来人的北宋皇帝出身行伍，自然深知五代的悍将祸乱。于是从一开始，便以史为鉴，开始防弊。

　　可就像宋人自己也说的那样，“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县遂日就困弱。然而一旦祸发，则地方莫不溃散。”

　　《三国演义》开篇的那句“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无形中却成了中国历史的某种諴言。

　　用来除旧弊的东西，却成了催生新弊的东西。

　　中国的历史与社会，从此便总在天平的两端来回反复。

　　不能自己。

　　当局者迷，谜的可能不是道理；

　　旁观者清，清的却是置身事外。

　　即便当国的姓氏们超脱了，下面千万的草民也是深陷其中。

　　身在其中的皇帝们困在历史的牢笼中，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所以啊，以史为鉴，知了兴替又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