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本由[美] 费正清 / [美] 赖肖尔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518图书，本书定价：43.00元，页数：2012-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精选点评：
●感觉想在看历史书…
●按需。
●这本翻译后的著作，配合《The bitter revolution》一起读吧，那本有点象小说。
●很好的中国史入门读物，放在出版年代值五颗星。
●另一个视角，但总是浅些。
●缺少注释，引用，长句翻译有歧义，整体上看完很有启发
●这本书读起来非常费劲。百度翻译般生硬的直译完全破坏了文字本身的美感。就连调整语序这必备的步骤也被无情地省去。加上错别字频出，使我对书中内容增添了很多不自觉的不信任感。其实费先生对中国历史的理解有他自己的逻辑，精彩之处并不少见。但正如导师所说，好的翻译版本可遇不可求啊。
●文字风格迥然一新，从国外人的角度看待中国历史，汉学大著！
●简繁适当，很棒！
●以前读老一代学人回忆文字，每每提到这本当时以灰皮书形式在地下流传的著作对他们精神世界的撼动，以为能有这效果，不过因其没有满篇阶级斗争字样的意识形态恶臭，没大在意。为写讲书稿细读，才意识到此前的偏见。与通常中国通史著作不同处，在这本书具有全球视野，这里所谓的全球视野，并非蜻蜓点水地把西方同一时段历史罗列在书中，而是基于深刻理解后的对比，比如汉帝国与罗马帝国在后期面对的相似难题等。这类对比，书中往往寥寥几句话，却能让人跳出思维的井，看到不一样的天。清中期以来的叙述尤其详尽，很遗憾我却没能如前半部分一样沉下心细读，可能也是因为习惯了前半本的高度概括式的叙述后，再看后半本的详细分析，难免觉得絮叨，反而不容易把握大的脉络。
《中国》读后感(一)：陈仲丹 译文太差啦，不推荐。
这本书我对比了陈仲丹等翻译的与张沛翻译的（第一章和第二章）。
张沛翻译挺好，翻译有中文的韵味，也有文学素养，读起来意思清晰，文化韵味十足，推荐。
陈的翻译基本属于长句，没有摆脱英文思维，另外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太差，在第二章里面商晚期的“甲骨文”都没被翻译出来，只翻译为“文字”、“字符”，整体觉得文化素养不够。故不推荐这个译本。
推荐： 张沛 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的。
不推荐：陈仲丹 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2016年1月第4次印刷
《中国》读后感(二)：费正清的中国通史
中国社会对于“古代”和“经典”的狂热崇拜在这本书中详细列出了原因，时至今日，依然如此，今天的中国社会对于以往历史和古代经典的崇拜依旧方兴未艾，虽然别的国家也有这样的崇拜，但从没有如我们这般，这样的一种思想感情大概源自于我们一直尊奉的文化优越感，这种文化优越感通过汉字加剧了崇古心理，而这种对古代社会和古代典籍的情绪在各个方面影响着我们，正如书中所说，它使我们拥有世界上最虔诚的祖先崇拜情结（可以同西方社会进行对比），政府的管理也重视的是遵循先例（在近代法制政府形成以前），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强调遵循前人的轨迹和方法，力求达到一种最和谐的稳定状态。在这种稳定的状态下中国人强调的是“圆”，凡事都得有一个“圆满”的结局，这让我联想到林国平老师课上说的内容，中国人最重视“圆”，古代的所有重大民俗节日都与这个主题有关，反应在政治感情上就是中国人极为重视国家的统一（比任何国家都要重视），中国人视国家的“圆”为头等大事（中国人认为是先有国才有家，西方人认为是先有家才有国。），判断历朝历代领导者的标准首先就是能否维持国家的完整和统一，我们认为“圆”才是美，“完整”才是美，西方的断臂维纳斯若换做在中国则极有可能默默无闻。这种稳定，圆满，完整的情绪渗透到我们的骨子里，影响着我们的民族文化，也影响着我们时时刻刻的思维方式。
《中国》读后感(三)：一点感想
终于考试完了，这两天边复习考试变翻着这本书，现在来写写看完的一些感想。
作者费正清，哈佛大学教授，是美国一个很有名的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著作有《剑桥中国史》，当初买这本书是想重新回顾一下中国历史，看看一个外国人是怎样看待中国的历史的。 读完最大的感受是失落，自己以前读的历史都是国人所写，而国人所写必然从泱泱大国的角度来写，就如同中国的名字，国在古汉语又叫帮，中国即是中央之邦的意思，是世界的中央。而显然是有点夜郎自大了，中国在世界史上确实有几个朝代是非常厉害。但是在地中海一带存在过十分强大的罗马帝国，以及后来的阿拉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等等，也都有十分璀璨的文明历史。而中国可以说是从西汉开始定型，开始了王朝的替换。
书中首先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人种划分，按照现在 观点，把人分为：高加索人种、蒙古人种和尼格罗人种，因为人类学家在对人种划分时，想到黄种人首先想到的是蒙古人，于是蒙古人种就成为了黄色人种的代称。可能是蒙古人对欧洲的影响却是十分巨大。而也因此貌似中国的书中更喜欢用黄种人。书中说中国人口很多的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稻米每亩的产量要比小麦高出很多，所以就可以养活更多更稠密的人口，这个也是我以前没有注意到的地方，以前只关注了康乾盛世之间，人口从不到1亿暴增到3亿多的原因是，康熙朝始除人头税，规定“兹生人丁，永不加赋”和雍正实行的“摊丁入亩”。
书中说儒学的思想总是在寻求妥协和中间道路的模式，这个也导致了后来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也就是中庸之道，而道家提倡的是每个人的独立，人多生活与自热节律的相适应，顺其自然的行事。“道家学说是作为中国文化主体思想观念的极好平衡在起作用。集权给人民的自由以极大的限制，儒家道德及其坚持社会的一致起了更大的限制作用，但在道家学说中，个人能够自我表现，人的才智可以随意发挥。儒家和道家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绝对排他性的宗教，因而可以既信奉儒家有信奉道家.......一个人掌权时通常是儒家的实证主义者，试图拯救社会，而在无权时期就成了道家的无为论者，寄情于自然......儒家是中国思想的阳，道家是阴。”书中从秦汉开始简要的介绍了各个王朝的替换，印象较为深点的有：历史中道教、佛教、儒教都有过一段广泛流行，也导致后来中国受到这三个宗教混合的影响。北方的夷狄对中国影响十分大，李世民有“胡人”和汉人的混合血统。中国自从唐代以来变成了一个破坏不了的政治单位，国家的长期分裂变得很困难。宋代完善了文官制度，但也是使以后的中国政府都有了天然的惰性—更趋于守成不变。如今很多的经济社会模式都相似于宋朝。中国的宦海精神是消极的，官员们坐等事情的发生，期盼不要出事。
书中用另一半部分重点描绘了中国的近代史，了解了一些以前知识为涉及到的地方。如：左宗棠1878年收复了新疆，1884年这一地区被划为一个省，才定名的新疆，意思是新的疆土。中国因不愿用过派出使节来承认外国统治者的平等地位而陷入困境，还是泱泱大国的思想太过于浓厚了。19世纪90年代，数百万两白银用于修建颐和园，而北洋舰队没有得到新拨的军费，也对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有影响。中国在19世纪7、8十年代有着很好的发展环境，中国国内和国际的力量十分平衡，而这以平衡被中日战争打破了。李鸿章如果没有被一个日本亡命之徒开枪击伤，马关条约也许会更严厉。中国的传统秩序十分强大，具有猛烈的抵御现代化的能力。辛丑条约的很多赔款都没有支付。中国的领导者沉浸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自豪感中，并且是大同国家的支持者，缺乏民族主义思想。光绪在慈禧太后死的前一天神秘死亡，导致中国丧失了向君主立宪制过渡的最好机会。辛亥革命很大程度上是日本发起的。孙中山曾经在英国被捕，差点送回中国处死，他的老师救了他。清朝覆灭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偶然，是地方仓促行动的结果，完全没有再同盟会的控制中。袁世凯没有南下迁都的原因是北京发生了严重的兵变。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向欧洲提供劳动力，中国在1916-1918之间招了越14万契约华工派往法国。毛泽东曾协助李大钊在北大工作。1956年刘少奇在新的党章中删去了毛泽东思想，反对对毛的个人崇拜。
先记录这么多，发现自己一个缺陷是批判思想缺乏，看完一本书都是思维习惯的接受，而对于书中的内容观点的批判性不强，也不能很好的总结出大概的观点，只能有着零零散散的点，于是只能这样零零散散的记录下来，总之此书温故了一遍中国的历史，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精炼流畅，还是很值得一看的。
《中国》读后感(四)：全球史观下的汉文化共同体
正如“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系列的编者在序言中所说的一样，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中国文化的发展无时无刻不影响着汉学家们研究的视角。费正清无疑是此行列中的杰出代表。他与黄仁宇，史景迁一样，都是对汉文化研究深入浅出的世界性学者。《中国：传统与变革》和《中国大历史》皆为不以道德论史，不以考据为文的深入浅出之作。读者即可把此书当成历史普及之作来读，也可用历史专业的角度反复商榷而发人深省。
本文的目的也只是抓取了书中的一些片段简而论之，尤对中国古代文化钟情，故所言较多。而此书对中国历史的叙述过为简略，而是集中笔墨于中外关系和对中国文化的探讨，这也与费正清的研究方向有关。
《中国：传统与变迁》（后文简称为“中国”）是1973年费正清与美国研究日本历史的著名学者赖肖尔合力编撰而成。英文名为《China: tradition & transformation》，2002年在中国大陆由世界知识出版社修订再版。而我手中的《中国》是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系列中的一本，2012年1月第1版。个人不太推荐这个版本，觉得还是2002年版的较为好一些。
本书从中国东亚人种的起源一直记述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大革命，历史纵向跨度之长，堪比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如果读者对中国国史有所了解，那么读这本书应该会轻松很多，有些不太重要的地方可以选择性略过，就一些鲜明的观点细加品味即可。
《中国》题为“传统与变革”，笔墨浓重之处在于变革而非传统，这也是作者对中国近代（鸦片战争后）叙述较为详实的原因。
本书自始至终都是把历史上的中国放在了整个东亚的历史发展角度，与西方世界作对比。书中第四章论述的秦汉帝国，从细节中可以看出，作者一直在与同时段的欧洲强盛一时的罗马帝国相比较，这也是汉学家以比较史的方法研究中国史的初衷。
如 “秦汉帝国存在时间与古罗马的鼎盛时期相同，在权力、威望和历史影响方面也与古罗马差不多。”（P55,2012年版，下同)
“公元前42年，一支中国军队再次越过帕米尔高原远达以前希腊人的古代粟特王国，在那里击溃了一直可能包括有罗马俘虏在内的军队。中国军队进入除无法进入的高山沙漠以外的所有地区，是汉代军事力量离首都的距离（超过2000英里）比罗马军团离罗马城更远，虽然地中海地区的海上交往要便利的多。”（P59）
作者在秦与汉的章末叙述道，“在三个多世纪中，一个接一个的王朝建立者企图恢复汉代高度中央集权的帝国，但都失败了。每个王朝都只是旧帝国的幻影……就像在西方拜占庭帝国能较长时期地维持衰落的罗马传统一样，崩溃的汉王朝还能维持一段时间……中华帝国后来的历史将发展成为在中国北方的夷狄和汉族人混合的历史，正像后来欧洲历史发展成为拉丁族人和日耳曼族人结合的历史一样。”中华文明与海洋文明存在着历史的相似性，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在所难免的会以一种全球史观去看待中国，且深入浅出的记述也是本书的一大亮点，并不是晦涩难懂的史料堆砌。
费正清把从六朝开始延续下去的历史看成是帝国的复兴之始，这也与日本京都学派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契合。内藤湖南作为京都学派的先驱，认为先秦至秦汉是中国的古代，以六朝到隋唐是中世，以宋至清是近世，六朝开始是豪族共同体的形成时期，秦汉的衰落乃至隋唐的复兴，都与其有不可分割性。京都学派把六朝社会称为贵族社会，费正清文中也不止一次在记述六朝时用到贵族这个词。
本书中第五章，帝国的复兴中也提到了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中华帝国为什么能恢复而罗马帝国却不能？作者提出了三种可能性，一是中国在地理上的联系更为密切，更充分的保留了帝国传统，这和中国的思想体系是分不开的。二是中国社会以前是以德治为主，而罗马人是通过非人格法律实行的统治，向心力就相对弱一点。中国的文字也比西方的拉丁文和希腊文有着更大的文化上的连续性。三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原因是人口，人口的稠密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夷狄汉化的进程，中国传统社会是农耕社会，人口基数是保证社会稳定的基石。传统中国的农耕优势再一次体现了出来。
作者在记述王朝的兴衰更替时，也阐明了他同意“王朝循环发展”这一论断。在第八章，明朝灭亡原因的探讨中鲜明的指出，“明代的崩溃可能应该归咎于没有政府而不是政府治理不良……明朝统治的垮台肯定不应主要归咎于这些体制的结构，而应归咎于在作为王朝循坏末期特点的积聚起来的压力下这些体制的失灵。”（P186）在每个王朝更替的背后都存在着相似的原因，这也是中国传统变革的方向与趋势。
然，在儒家和道家相互融合的阐述中，费正清打趣的说，“一个人掌权时通常是儒家的实证主义者，试图拯救社会，而在无权时就成了道家的无为论者，寄情于自然。在早晨是积极的官员，晚上就成为好幻想的诗人或者爱好山水之徒。这种哲学和人格的均衡二重性一直保持到现代。”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避不开的两个词，一个是“士人”，一个是“儒家”，中国古代史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好似一部儒学复兴，衰落，中兴，再衰落的思想史。对儒学的探讨，也在作者的行文中有所体现。
在汉族与夷狄互相牵制，互相掌权的过程中，费老的生动比喻也可圈可点。征服的钟摆好似传统文化里的阴阳学说，“夷狄在中国统治的阴给中国带来了新的血液和新的尚武精神，再次产生出中华帝国对外征服的阳”（P87）这样的叙述在文章中也多次出现，中国的阴阳学说也刺激着海外汉学家的心房。华夏文化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是无可撼动的，至少目前我是这么认为的。
以全球史观的汉文化共同体形成的视角去叙述中国历史的进程，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这部著作是不可多得的一部通史著作，可又与其他通史有着很大的不同，作者的笔墨着眼与中国的近代化历程和中美对外关系的发展，这也是这本书的可贵之处。
作者在第六章就结束了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叙述，从第十章到十五章开始记述中国的近代化历程。行文的思想体现出“冲击—回应”模式的讨论，其核心问题是中国的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在费正清看来，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在长期以来成功地占据了意识形态上的正统地位，从而使中国社会保持极大的稳定。当近代大量西方人来到中国沿海寻求贸易机会时，这个古老的中华帝国对外部世界表现出惊人的惰性，它闭关自守，排斥一切外来势力。为此，费正清强调，西方的挑战对中国是一种刺激，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进步的机遇。
19世纪的中国在面临西方世界的冲击下，采取了一系列自觉自强的改革，或者说变革，其民族自觉性逐步觉醒。费正清在书中叙述的儒家政府中兴的问题是值得我们讨论的，中国式的儒家统治中兴颇有起色并取得了部分成功，而现代化进程则陷入了困境。中国的知识分子需要反思，中兴的方式，以及传统的变革，或许来不及反思，西方列强就已经为中国指明一条道路，民主革命。清政府在它的王朝循坏濒临终结时完全处于守势——它仍有足够的力量坚持传统、镇压叛乱，然而它无力领导变革。但作者提出，中国运用其明显软弱的地位相当成功地驱使西方列强互相抵消其野心，中国生存下来了，中国那时候的外交值得我们现代的学者重新评估，并不是软弱无能，任人摆布的外交政策。
中国近代的历史就如一颗催化剂使中国革命迅速地发展，一些新的，所有革命中教合理的模式（马克思主义）孕育而生。国共两党的争权斗争愈演愈烈，最后以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落下了帷幕。费正清专注与中国国人那时的心态，从历史的深处去探究中国革命的成功，再一次的体现了其深邃的历史素养。在中国革命的叙述过程中，对于外来宗教——天主教，基督教的生存发展等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讨论，其影响也根植于社会阶级的最底层。这个问题在汉学家的眼中也属于一个比较重要的热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击与回应中慢慢融合，中华民族的文化共同体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世界对于中国模式的思考越来越关注，这个过程也是中国民族主义近代化的不可避免的过程。
在本书的末尾，作者可以说也比较客观地论述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阶段。在行文中，费正清也提出了一个比较有趣的疑问“林彪的密谋篡权”一个如此恶毒的人是怎么窃取高位的？对于外界的观察家来说，对谋权失败者的道德名声进行贬损的必要性，似乎是儒学的令人费解的残余。（P471）费正清不得不说，他一直从文化与政治的双重角度来解读中国社会的根本，具有全球视野的汉学家们也是如此，有时汉学家们对待中国文化的温清令我们思虑良久，传统与变革，传统需要怎样的继承，又需要怎样的变革呢？
终了，仅以此文缅怀一位令我敬仰的汉学家，聊表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