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是一本由约瑟夫·列文森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37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狄狄推荐。写法很舒服，以世界历史视野为参照系，对儒教中国的解读辅以“他者”的演变脉络。遭遇现代性的近代国人与明代以前的儒士处理基督教的目的之区别很有意思，另外列文森从肌理的层面进一步勾勒出余英时和钱穆都曾谈及的士人身份与功用问题，君主-贵族-儒教三者之间的张力与嬗变路径清晰。
●: B222.05/1204
●半个月时间才读完这本书，主要是不是因为作者写的抽象，而是翻译者的问题。这部书先是叙述了近现代儒教在西方价值观念和科学技术的冲击下不断溃败最终成为历史的回忆，然后分析儒家与君主制的关系，在这里寻找儒家作为历史属性的特质，最后写到儒家成为历史，共产主义的兴起取而代之。尽管列文森的观点稍有偏颇，但这部书仍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新的审视中国儒家的角度。此外，这部书使我对共产主义略有改观。在当时新与旧水火不容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却将二者兼容并包进来。我不同意儒教已死的观点，也许它只是通过另外的一种形式在中国继续生长，并未因文革而中断，但是时代已经不需要儒家这样的人物了，专业化工具化既是今天的必然趋势也是人异化的悲剧。评价列文森这样的学者与思想家，“正确”与“错误”的判断远远不是问题的全部。
●比喻玩得好的，文学家要数张爱玲最强悍；史学家则这个洋鬼子排第一。
●从我外行角度来看，这本书也略显粗糙：贴标签，用西方概念解构中国思想，某些论断不够严谨。毕竟是冷战时作品。但如同讨论空间位置必先定坐标系一样，此书也为研究中国思想设定了三维坐标系：横向时间维度，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思想从古到今的流变、思想家的派别、论争与中心思想的变化；纵向空间—意义维度，儒家思想演变过程中与西方/日本类似思想和历史进程的对比，中国的特殊性（中国思想与文明自身发展）与普遍性（与西方一样经历过现代社会冲击与传统解体）为何；垂直结构—解构维度，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渗透，儒家知识分子在现代冲击面前与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势力的相互纠缠。有了三个维度，中国/中国思想方成为西方人可理解、可研究的对象，后世也有了讨论基准点。因为冷战时作品，故目的是解构共产主义中国的传统与现代性。
●大概以后写论文的时候，都要先翻翻列文森说过什么！不好读，像一本历史哲学。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读后感(一)：《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书评导图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书评导图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读后感(二)：中国的失败：业余精神败给专业精神
中国的失败：业余精神败给专业精神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书中对于中国儒家思想提出了一个定义：业余精神。
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秉持“业余精神”，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与现代性社会需要的功利性精神 、专业化精神不能相容的。最终，儒家思想在现代性的冲击之下，成为博物馆里陈列的展览品，失去了实际生活中的意义。
业余精神3大特点；
1、 依赖直觉。喜欢从事物的表面现象，得出结论。
2、 掺杂观点。根据自己的历史经验，得出结论。
3、 注意细节。在做决定的时候，考虑具体的事情，具体的人，往往结论不一致。
专业精神3大特点；
1、 规律性。喜欢研究在一定条件下，保持不变的特性。
2、 评估。通过正反两方面分析，综合考虑，分析利弊。
3、 量化分析。量化输入，量化输出。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读后感(三)：大部分人看不懂列文森
听一位研究传统书画笔墨的前辈在介绍历代笔墨演变的展览时，在非正襟危坐，轻松的气氛下，冷不丁听到“所有能传承下来的都是局限性，创新创造没有办法传承”，很受启发。仔细想想的确如此。宋画很好学，有程式，先钩后画。而元四家的倪瓒很难学，笔墨间的勾点，充满了灵动，属于有灵气的人。同样，后人为何对杜甫备加推崇，因为杜诗可以学，李白的诗无法能学。最后，能够传下来的都是局限性。只有局限性才让后人可以模仿和学习。列文森的观点，就属于突破了局限并充满了创见。他的观点出自很多的框架，比如哲学上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普世价值和特定文化，史学上的现在对过去似是而非的借用，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下与国家，体用合一与体用分离。面对中国近代不同的思想和语境，他游刃有余的梳理出各种变化的脉络，许多解释和评价都直接点到位，有些至今还十分有预见性，现在的我们，与列文森那个时候已经过去了好几代人，但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变化，仍然在列文森所描绘的图景里打转。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特色，中国传统文化，我们真的明白这些字眼背后的意义和背景吗？当下的我们依靠历史对未来有所期待，希望中国人心中所想的一切都好。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读后感(四)：别拿这本书太当真
从其他的文章中接触到这本书，本来想认真的读一下。但看了书评，了解了书中的一些观点后，还是果断放弃了。看来列文森的思想还停留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他根本就不能理解现代化的真正意义。还停留在所谓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历史的概念里。我们不能苛求列文森那个时代的人能看清现代化的真正面貌和方向。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尽管已经是二战以后，但仍然是冷战在过程中，苏联依然强大，共产主义风头依然正劲，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依然是主流的现代化标志。所以在那个时代儒家显得和那些现代化的思想如此格格不入，不合时宜。放在博物馆里已经是相当不错的待遇了。不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真的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然而今天的一切不同了。苏联的解体，国学的复兴，人们对现代化的重新思考都已经出现。昨天的很多人们认为的现代化，其实都是伪现代化（比如计划经济，科学主义，达尔文主义，工业化），很多认为应该放到博物馆里的东西（比如儒学），其实应该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大国的现代化的历程都大概要经历200多年的时间，中国也不能例外，这也就是历史三峡说的由来。对于一般有思想的人，可能只有在中国现代化完全实现后再来看这段历史才能能看的更清晰。而可能只有极少数幸运而又睿智的人才能在现代化开始150年以后逐渐看清中国现代化的大概的路径和方向。而这极少数幸运而又睿智的人则必须有着以下这些必不可少的条件。
首先，他们必须学贯中西，中必须是中国经典的传统文化，而且要对传统文化怀有最起码的尊敬之情。西则必须是以现代化发源地欧美为主的西学。而不是所谓鲁迅之流的日本冒牌货。同时最好要有在中国和西方都生活过的经历，深刻了解中西方的历史，现实，社会生活以及制度设计。
其次，思想上要有公正的态度，中西皆不能有偏颇。既不能是狂热排外的民族主义者，也不能是盲目崇拜的全盘西化者。
而列文森本人不具备我说的上面的条件中的任何一条。所以他的结论就很难有很高的价值了。他在中国现代化开始仅仅100多年的时候就给儒学做了结论，而且他并未看到甚至西方现代化真正的发展方向，更重要的是他虽然能从书本和学术上了解中国，但他根本不是中国人，根本没有骨子里中华文化的熏陶，根本不能从内心深处理解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这些基本的儒家价值。这样的人，在那样的时代，你让他去判断中国思想的现代化命运，估计比盲人摸象也强不了多少。
我并不是反对大家去读这本书，我只是觉得不必要去花费那么多时间和经历去读这样一本没有太高价值的书。虽然我也同意可以从中发现一些儒学的不足之处。但我要告诫大家，千万别拿他的结论太当真。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读后感(五)：喧嚣时代的孔子
中国知识分子的焦虑不安，常常来源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深层断裂。这一点，在重读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时，反而代替了对其结论的认可或批判，最先进入我的视野。对于担负道义责任的知识分子而言，无论采用什么样的学说，他们需要做的，无非是将个人道德与国家命运相互寄托，找寻出口。然而，世事往往不如人愿，“三代之治”长久地只能作为一个遥远的神话，不可复制。在大多数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激奋而忧愁的，因为他们的处世之“道”与所处之“世”之状况始终呈现令人担忧的错位，这种担忧促使着他们面对变化的形势，不断探究道德体系与国家秩序之间的协调。
史华慈曾归纳过儒家思想的几对极点，其中一对就是“修身”与“平天下”。与列文森类似，史华慈也格外注意到将二者相互融合时，知识分子内心所产生的悲剧感。儒学将自身的力量诉诸道德约束力，所谓“君子不器”。在列文森笔下，清初的经验论者从根本上对接受西方科学毫无理论帮助，即使表面上他们具备某种践履性的准备。当西方文明全面显示出它的优势时，中国知识分子很难从自身的传统中找到与之相抗衡的价值体系，甚至找不到正面接受它的合理解释。其中总是矛盾重重，理智与情感两相分离。于是，列文森的悖论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无法跨越的障碍，他们对传统的认同缺乏向往现代的理性依据，而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向往，又缺乏感情上的支撑。如何解救时代的困顿、国家的苦难，又能将传统视为一个来自过去又融入现在的思想体系？列文森对西方冲击之下中国知识分子心理困境的分析，正是他有别于他的老师费正清的地方之一。
许多人将列文森与费正清一同归为“冲击－反应”模式的代表，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的差别。列文森显然添加了更深层的人文关怀，他的意思，不仅仅是机械的将西方的影响作为拯救中国的惟一良方，而是把这一过程中中国人面临瞬息万变的世界而产生的危机感和幻灭感，作为一种思想史意义上的推动力，来讨论中国历史的走向。在中西碰撞的时刻，中国知识分子面临无数可能性，他们有自由选择各自的立场，而最终却没有人获得成功。他们寄望于对传统采取某种姿态，能与西方文明顺利连接，获得尊严。他们所主张的与真正认同的历史与价值也许是分离的，需要的是以一种重识过往的态度来获得新的思想资源。
在他们心中，未来社会的蓝图也许产生于传统与民族主义的结合，或者分离。但无论如何，首要目标仍是重新确立什么是中国。中国在地理和思想意义上的世界地图中，居于什么样的位置？当“天下”成为过去，全球主义造成的危机意识不仅带来心理上的失落，亦无法解决构成当下人们生存状况的传统和历史意义问题。中国在全球历史的时间序列里落后了，那么，学习一个“现代”的“西方”，是否能治疗否定传统带来的心理创伤？随着帝制的结束，儒学赖以生存并发挥效用的制度场所随之消逝，那么，儒学又将以何种面相进入全球主义的新的现实当中呢？列文森敏锐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对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性。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来，共产主义都为中国寻求到一条突围之路，它在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同时，亦将儒学以光荣的形式送进“博物馆”，使之成为与现实世界相疏离，而又可供凭吊与怀恋的文物。
列文森对儒学的判断在“博物馆”的比喻中尘埃落定。然而，“文革”及后来的历史使列文森这一说法遭遇到不可预测的复杂性，还没来得及作出回应，这位天才型的学者便英年早逝。我们不禁想象，如果他能够看到中国近四十年的历史，将会产生什么新的看法？一切线索都仅仅存留在列文森的字里行间，我们只能从这里再次回味，那些超越时代的真知灼见。
儒学已经死亡，还是将要复兴？这或许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而不是从列文森的书中寻找答案。今天，我们似乎再次看见一个魅力四射的孔子，一个在大众传媒中以日常伦理的角度获得重生的儒学。可事实如何呢？如果重读列文森的文字，我们就会发现，列文森早已睿智地指出了令人哀伤的事实——但一切都已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