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Rainbow Bridge
进入这个七月,心再次为那座城市格外疼痛起来。尤其是昨天,我看到一位七旬老人,对着镜头几度哽咽,最后双手抱拳抵着额头,痛哭失声地一字一句恭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阿们!”那一刻,我从泪光中看见了盼望。愿这位老人的声音汇成那地那城的洋流,淹没一切不虔不义!
关于香港,一直在关注,并未想写什么,因为内心想写的写不出来,不想写的更没有理由写。但是,昨天突然被一个小视频和一小段文字击中了内心,坐卧起行,都被一些情愫缠裹着,有一刻甚至于眼泪在灵魂里流淌了百丈长。
无数的文字和场景在内心里涌动起来,于是很想提笔写点记忆的东西。这感觉就像一位多年不曾联系的故友,平素里几乎从来想不到对方,却在某一个年龄某一个时间点上,内心被一些微妙的细节深深触动,于是,连着彼此生命过往的全部经历,都瞬间鲜活起来,忍不住要写一封信过去,问一声“你还好吗?”
01
高中之前的香港于我,就像太空中一颗迷人的星之于一个多梦的孩子,心心念之,遥不可及。
之所以迷人,因为大街小巷的流行歌曲、喇叭裤、中分头或卷发,还有同学之间过年过节彼此相赠的贺卡上迷人的大头照,以及一无所有的简陋书房墙上的偶像写真。
那是一种与所处生活和文化环境格格不入的格调,但又在不知不觉间悄悄地渗透进一个孩子青春期的启蒙。
记得小学时,有一天晚上,村子里尘土飞扬的打麦场上要放映一部电影,我站在一个角落看得入迷,所有的情节都忘记了,却只记得片尾时,主人公张学友帅气地甩着中分说:“女人,我也曾经有一个。”
这成了后来我步入青春期后恋爱的楷模,总想有一个帅气的开始,霸气的结尾,然后对自己说这么一句。于是,残忍地伤害了许多女孩子的青春恋爱梦,也裹起了我越来越厚重的自大外壳,像个毒瘤。后来发现,这毒瘤并不来自于电影,却是来自我所立足那个缺乏开化和引导的土壤。
还记得一部同样忘掉了名字和情节的港片,其中有个主角站在所有反对他的人面前演讲,内容没有所谓救国救民的口号,却赢得了所有人的掌声。
于是,开始向往这样一种演讲。这个梦直接导致我在高中时代常常到校外不远处的河滩上,纠结一帮孩子对着他们叽里呱啦慷慨陈词。高中几年间,这种经历改变了我之前十几年人生的几乎全部。
关乎这类文化元素的一切,就这样悄悄从各方面真实地感染着我。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它们使我在一个落后偏僻甚至很原始的农村里,开始追求一种关于独立、自由的梦。虽然很模糊,却非常单纯而美好,还隐隐有一些与现实不搭调的危险,因为从课堂到所谓的主流文化,都在指出要警惕资本主义的毒瘤。
内心不自觉地向往一个毒瘤,这对一个八十年代的少年要么是一场噩梦,要么是一种破茧蝶飞的追求。但是,循着毒瘤的方向找去,每个人都不自觉必然成为后者,纵然其间伴随着巨大的挑战和挣扎,甚至伤痕累累,但每一根伤痕都会在日后绽放如花。
回望来路,直到如今,我自认为没有被毒瘤带入那些大人们口中的深渊,更没有陷入人云亦云臭不可闻的粪坑。
无疑,相对于一个阉割了思想的粪坑,我更愿意带着毒瘤跳舞。如今想来,这句话也适用于香港。
02
第一次去香港,一个人该有的味道
第一次去香港,是工作后去采访。彼时,香港回归不到十年。
在香港待了几天,中间一有机会就跑到街头去吃各种小吃,主要是想多进入这个昔日“迷人之星”和“毒瘤”,去看看那里真实的人,真实的生活。
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那里的人和生活,和我幼时看过一些港片里的情景大同小异,浓浓的生活气里流动的是某种自由的秩序。不像我生活的地方,幼时观看到电影里的一切,在现实生活中从来都几乎找不到影子。
那几天里,我抽空去爬太平山。山上人很少,半途遇见一名中年男士,主动和他打招呼,然后就攀谈起来。记得他在香港卫生署工作,如果在内陆,身份应为官员。但他没有对一名记者保持警惕,而是对于香港的食品安全、卫生管理侃侃而谈,优势与问题都不避讳。
犹记得他的港音,指给我看他儿时生活过的渔村,如今已是繁华之地的重要港口。“我们对大陆还缺乏足够了解,但整体给我们的印象就是物资很丰富。”他用柔柔的港式普通话评价大陆。
下山的路上,我常常回顾和他的交流,总会忘记了那些具体的内容。印象最深刻的竟然是他的气质:真实、柔和而又带着自信的坦诚。我想,这不是盲目媚外的谬赞,而是我所接触的周围官场文化当中并不多见的一个人该有的味道。
下到山底,有一个湖泊,阳光洒下来,湖水清可见底。水边的石头上,栖息着大大小小无数只乌龟。有一刻,我被那清澈的水,和那可以在人来人往的水边自由晒太阳的乌龟感动了,泪眼模糊。
站在水边思念起故乡已经消失的那条河,河边郁郁葱葱的芦苇荡,单纯到只有欢乐的童年们,掬起一捧水就可以捉到几只虾。
那一刻,就像梦幻。我在一座遥远的海岛城市中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遇见了童年,而当我回到故乡,却再也找不到往昔的半点影子。
03
第二次去香港,一条横幅的感动
第二次去香港,我特意去乘坐双层巴士打量这个城市。
记得有一个瞬间,一座高楼上下垂的巨型条幅扎痛了我的心,以至于失语良久。那上面有四个大字:“耶稣爱你!”
彼时,刚刚接触基督信仰不久的我,恰逢京城一间教会在四处更换主日敬拜地点,所以,每个主日要跑到离家很远且不固定的场所敬拜上帝。
因此,在一个被西方毒瘤浸染百年的城市里,竟然看到这样的条幅,如同幻觉。我那一刹那间百味杂陈,除了最大的来自天上圣灵的那种感动,还有一种羡慕,就是对那种真实的“宗教信仰自由”落了地之后的羡慕。
这个世界上到处都在寻觅、探索和传扬自由。还有些国家的大型电视台里的主持人,在黄金时间声嘶力竭地失态吼叫,怒骂其他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是赤裸裸的欺骗。
“广播电视就是以这样一种古怪的单调声音来描述这个世界的混乱的。这是空心人的声音,他能看到耶路撒冷、雅典和罗马的城墙倒塌,他空洞的灵魂却全然体会不到这其中的悲剧性。”理查德·维沃在其代表著作《思想的后果》中如是说,“但是这正如我们所预言的;人越是站在毁灭的边缘,他的感知就越发迟钝;精神的泯灭先于庙堂的崩塌。”
坐在双层巴士上缓缓行进在香港的我,没有听见有人谈论信仰自由的话题,他们无需谈论,因为那样的自由就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
从小我们就知道,诚实的孩子爱脸红,撒谎的孩子最蛮横。诚实与谎言打架,诚实打开自己的心给对方看,谎言迅速插入一把刀,将诚实杀掉。
谈到基督信仰,我最早的接触来自小时候一部类似《法网柔情》的港剧,其中一名女配角将要去世时,女主角问她还有什么愿望,她说:“你能不能给我读诗篇二十三篇?”女主角一边哭一边读,她反而温柔地笑了,暖暖地闭上了眼睛。
那样平安如回家的死亡,一直吸引我的心。直到有一天,当我能熟背诗篇二十三篇,才知道其中难以言说的美善力量。
第二次去香港,我看到许多在我生活的地方找不到的信仰方面的书籍,令我受益匪浅。同样是那一次,知道了英国赴华宣教士戴德生的后代戴绍曾牧师在港牧养教会。回京不久,就听说了他去世的消息。
04
告别香港,一个莫名的哭声
后来又去香港,是带父母前往旅行。
在港一周,我惊讶于眼前的种种情形,和几年前的香港判若两城。四处横行的大陆游客,在街头旁若无人地拥挤着、喧嚷着,眼睛大多时候是麻木无光的,惟有看到金银钻石的时候会突然一亮;那种贪婪到失去人性的导游,在某栋大楼底下冲着没有购物的女孩大肆辱骂。
我和父母所到之处,都满了这样的同胞。周围的香港市民总是躲着走,生怕沾染某种传染病似的。很多时候,我怔怔地看着这一切,眼前的城市就像一朵鲜花,被暴徒硬生生切去一半,肆意蹂躏。
有一些时刻,我的耳畔似乎总是萦绕着一个莫名的哭声。
每到那个声音出来的时候,我就良心不安,惟有打开圣经,一边阅读,一边祈祷。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明白这个哭声由何发出。直到前两年再到香港,才找到了答案。
之后又去过几次香港,是服事需要。最近的一次前往,遇到一位香港土生土长的九零后女生,她多数时候很活泼,但是后来接触时谈到香港,她竟然说着说着就嚎啕大哭。她说他们正在失去香港,因为周围的一切都在朝着恶的方向变化。
她的哭声就像此前萦绕我耳畔的哭声,惶恐而又无奈,惟有在祷告里得以安静下来。
那次之后,我决定不再去香港。带着毒瘤自由跳舞的时候,她虽然体内有病菌,但还是健康有活力的。当她的羽翼开始被流氓拖入粪池,那样的凄惨与悲凉是我的良心无法承受之痛。
我以为不再去就避开了这种痛,殊不知有一天她的求救声会如潮轰鸣。我躲在内室里,用柔弱的手试图将她的残躯托起一点,就像百余年前的戴德生们来到我生活的这片千疮百孔之地,用膝盖和祈祷的双手,搀扶起了大写的希望。
我在祈祷中与那片城池泪眼相望:不知道今日,太平山上偶遇的先生,是否依然保留着真实之人的味道?不知道今日,挂着“耶稣爱你”横幅的大厦,是否满了我可以紧紧攥住的祈祷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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