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公敌》是一本由[美] 杰弗里·赫夫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页数：2019-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译林出版社引进的关于纳粹德国在二战期间媒体宣传的一本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人遭受了一场浩劫。而这场浩劫的缔造者，正是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德国，极具煽动天赋的希特勒和戈培尔、迪特里希一起，把一个国家的宣传机器开动起来，为反犹主义、为侵略战争粉饰。他们收购了所有的新闻媒体，不能收购的就用暴力破坏，戈培尔利用自己博士身份在学术杂志上发表文章，希特勒利用自己的口才进行公众演讲，迪特里希利用每日墙报进行公众宣传，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面对主动挑起的侵略战争，宣传部门把因果进行倒置，正是因为犹太人想要发动进攻，所以我们才先发制人避免遭受打击，面对反法西斯联盟，宣传部门采用犹太人幕后掌控作为宣传依据，从而号召人民进行战争。本书引用了大量第三帝国的宣传资料作为文章的依据，从而支撑论点，唯一的缺点，就是过于干燥的语言，让人略显枯燥吧。
《德意志公敌》读后感(二)：德意志公敌
邪恶的犹太人组织了国际犹太人，将势力渗透到世界各地，甚至在英国培植了丘吉尔、在美国培植了罗斯福、在苏联培植了斯大林这些傀儡，为的是消灭高贵的雅利安德意志民族。如果二战时期的德国人不加思索地接受且仅接受纳粹的宣传，他们就会对上述犹太人亡德之心不死的观念深信不疑。这就是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宣传的力量。
阿伦特曾经指出极权主义有无孔不入的统治结构、意识形态宣传和恐怖三大特点，其中第二点鲜有研究，这本《德意志公敌》是罕见的例外及纳粹宣传研究的先例。作者杰弗里·赫夫通过探讨纳粹如果通过他们的宣传，建构了犹太人全面威胁德意志民族到了生死存亡关头的假象，回答了这个问题：为什么持续数百年的反犹主义，只有到了1941年才呈现出大屠杀的激进样态？
本书讲的虽然是半个过世纪之前遥远欧洲的往事，但在当代中国读者读来却格外亲切。因为，这也是我们的生活经验。
德意志公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纳粹宣传与大屠杀 [美] 杰弗里·赫夫 / 黄柳建 / 译林出版社 / 2019-4
《德意志公敌》读后感(三)：杂记一
存在时间越长的制度，越难以改变。皇帝的年号存在以年记，尚且容易更改；而中国封建制度从始皇帝公元前221年始、伊斯兰教从穆斯林的“受权之夜”610年始，存在时间以千年记，其制度都极难更改。
长期存在的政治模式、宗教仪式都有其合理性，也存在不能灵敏反应时代特点的弊病。以伊朗为例，在20世纪以来的现代化改革与革命、外交事件、政教关系纷争中，例如二战中立、白色革命、人质事件、石油争端等，人民依然可以依靠宗教保持古国的民族自尊与爱国热忱；但是激进的宗教情绪也可能发酵为原教旨主义、狂热主义甚至恐怖主义，加剧政治动荡与社会不安。
恐怖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形成于宗教左派、或者政治构建，大多数是两者的结合。例如1941年反犹主义激进化就源于1933年纳粹上台后，希特勒有意构建的反犹意识形态：在公共场合大量出现的德国墙报、戈培尔和迪特里希控制的新闻报刊、领袖主义与专制体制下的异己清洗，最终导致了犹太人几乎灭族的大屠杀惨剧。
某种意识形态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例如在第三帝国反犹情绪的构建中，反犹程度逐渐加深、范围逐渐扩大：希特勒最初在公开演讲中的说法是“犹太民族”企图消灭德国的“民族知识分子”；在1938年纽伦堡集会上对犹太人的构陷已经上升到了“犹太世界敌人”企图“消灭雅利安人的国家”的高度；到1939年“反犹共识已经在德国与奥地利变得普遍”....
《德意志公敌》读后感(四)：纳粹宣传的八个要点
纳粹宣传的几个要点：
1、 善于比喻，拟人化形象。使其永无翻身之日“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权力已经倒塌，英国焦灼地思考着它的命运，北美的犹太人能够最终实现犹太人的目标吗？”
犹太人，并不需要待在政府里去建立和维护他们的权力地位。他们留在后台一遍在哪里拉扯着使木偶偏偏起舞的弦线。
2、简单化。为了煽动民众情绪获取民众支持，将复杂的国际关系简单化为二元对比，非黑即白。
对于一般性政策直言不讳、毫不委婉，但是这种极端主义话语对于这个大屠杀何时、何地以及如何发生的细节却讳莫如深。这是非常特别的语言，潜入一个较为普通的战争叙述中。
3、阴谋论。比如其中讲到，罗斯福对于欧证政策的起因是献身于《旧约》的一小撮团体的建议，更感兴趣国际犹太人的利益，以及他们的经济回报，并不是哪些美国人。
犹太人是所有事件背后真正的纵火者和教唆犯。以极其地方化的方式，把被意识形态扭曲了的对过去的解释适用于战争年代的事件，这种状况一直池需要纳粹政权终结。
4、分裂高层与底层、权威与民众、富人与穷人，将前者描黑，争取后者支持。
5、极端化，以偏概全。一个犹太人的一篇演讲或一个貌似显赫的犹太人物足以论断所有的犹太人。
6、自我膨胀。“犹太人互相蹲伏，不忍直视，更不用说接触了……犹太人是文明人类的十字。他们要义某种方式被消灭。
7、将目前的现状定义为受害者，然后找一个敌人。”世界犹太人对这次战争爆发和扩大的历史罪责已经充分说明没有必要在此事上浪费唇舌。犹太人想要他们的战争，现在他们已经得逞了。
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无辜的受害者，目的是纯正的，然后手段是否正确就变得不重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是一种推卸责任的语词。
8、现实是混沌的，而这里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世界。大家都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行事原则。
关于世界上三个最有权势的国家为什么会跟德国大家
用消灭犹太人的意图连接着战争的因果和必然性。将已经发生的事实来印证这种理论。
《德意志公敌》读后感(五)：《德意志公敌》：反犹主义与二战的意识形态起源
在现代历史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其巨大的破坏力和持续的影响力，使得任何对20世纪的检视努力都无法忽略之。层出不穷的战斗武器，特别是生化武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比如毒气弹和原子弹，以及看似永无止境的残杀和暴力，都在昭示这场战争的史无前例。在诸多暴行中，反犹主义促成的对犹太人的集体屠戮（massacre）甚至拥有一个专有名词“大屠杀”（Holocaust）。然而，大屠杀，只是希特勒这个极端反犹主义这导致的诸多暴行之一，还是说有更深的历史渊源，具备其独特性？
世界范围内讨论反犹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历史著作，早已汗牛充栋，以至于另辟蹊径难上加难。不过，即便是老问题，如果以新视角切入，不见得就没有令人激动的收获，美国历史学家、马里兰大学历史系教授杰弗里·赫夫（Jeffrey Herf）的专著《德意志公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纳粹宣传与大屠杀》便是这样一部作品。在这本书中，赫夫认为，反犹主义不仅仅是纳粹政治偏执的主要内容，它是纳粹的意识形态及其战争实践的核心，不深入理解反犹主义，就无法真正地理解二战。
作为潜伏于欧洲文化的一种传统，反犹主义在历史上有各种表现，比如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限制犹太人与其他族群通婚，只允许部分犹太人从事商业、法律等领域，不得进入政府机关，以及偶尔的屠杀行为，但是，像二战纳粹集中营那般大规模屠杀犹太人，很显然史无前例。为此，不少历史学家将其归咎于希特勒个人的极端反犹主义，而鉴于其“元首”身份在纳粹德国居于至高地位，他自然需为此付出全部，或至少是大部分责任；这种情况下，德国军人、普通非犹太人是否也有责任呢？
然而，《德意志公敌》并非一部追究战争责任的审判书，它集中关注的，是纳粹分子在二战时期的反犹宣传，从1933年夺权至希特勒自杀于地堡、德国无条件投降，反犹主义贯穿着纳粹分子活动的始末。即便反犹主义不一定直接造成惨无人性的大屠杀，但是在密集的反犹主义宣传语境下，将反犹主义边缘化，将大屠杀处理为人性的例外，抑或恶魔的行径，恐怕需要不断为自己辩护。
尽管《德意志公敌》将主要着眼点放在二战时期的纳粹宣传，但是，需要交代一下背景信息，特别是一战后的德国社会。就像二战，一战时期的德国媒体也是大篇幅报道己方的胜利消息，而回避甚至完全封锁战败的消息，以至于德国民众广泛认为己方是在战胜的情况下投降的，而臭名昭著的“背后捅一刀”神话逐渐浮出水面，而捅刀子的就是犹太人，以及国内的共产主义者，希特勒就是“背后捅一刀”神话的忠诚信徒。
早在希特勒成为总理之前，他就竭力鼓吹反犹主义，并且不止一次表达了希望灭绝犹太人，雅利安民族的大敌的愿望。这个愿望在他的纳粹党掌权，随即对新闻界采取了管制之后变得愈发强烈。1933年3月，宣传部新近成立，希特勒指派了得力干将约瑟夫·戈培尔博士为它的部长，与此同时，他还任命奥托·迪特里希为帝国新闻主管，每日与希特勒会面，决定德国民众将会听到什么，不会听到什么。宣传部和帝国新闻处尽管偶有争权冲突，但仍协力构建了反犹共识，从新闻到彩色海报，再到电台广播、电影，德国民众被拘禁在庞大的反犹穹顶之下。
纳粹不遗余力打造的，是所谓的“国际犹太人”阴谋。根据他们的说法，国际犹太人为实现世界统治，已经深入了世界各国，他们或是进入各国政府高层，负责制定内政、外交政策，或是凭其经济势力让各国领导人臣服之，其中包括丘吉尔、罗斯福，甚至是苏联的斯大林，而抵抗他们的唯一希望，就是纳粹德国及其优秀的雅利安人，而国际犹太人与雅利安人之间，是一场“胜利或毁灭”的战争，别无居中道路的可能性。
1933年至1945年间，根据时间点、背景和目的的不同，纳粹反犹宣传具有不同的侧重点。1933年至1939年主要是为后来的战争作宣传，在纳粹那里，发动战争的责任不在他们身上，而是因为国际犹太人旨在控制世界，纳粹德国必须捍卫自己，故先发制人；在避免与英、法、苏联交战时，它声称国际犹太人暂时妥协；在她们参战时，它叫嚣国际犹太人已经露出丑陋嘴脸；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失败，非但没有让他们沮丧，反而成了国际犹太人实力不可小觑的证明……纳粹宣传的恐怖之处在于，它总能够为现状找到貌似合理的解释，无论现状有利于自己，还是不利于自己。
还不能不提的就是反犹宣传与大屠杀之间的关系。正如前文所言，传统的反犹主义并不一定导向大屠杀，大屠杀主要是激进反犹主义的结果。在管制的新闻媒体中，纳粹虽然实施了对犹太人的灭绝行为，但是竭力在民众面前掩饰自身，它强调的是抽象意义上的消灭。可尽管如此，很难说民众对此完全不知情。至于同盟国为何不施以援手的问题，原因首先在于她们对屠杀的规模和惨烈并不清楚，其次，她们始终避开参战是为了犹太人的倾向，否则正符合纳粹分子的宣传，也会激起本国的反犹情绪。因此，大屠杀便在几乎无人干预的情况下愈演愈烈，直至规模达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
尽管如今我们已经很难知晓纳粹的反犹宣传取得的实际效果如何，特别是落实在个体层面，但是，我们无法否认的是，纳粹的反犹宣传具有极强的煽动性，它诉诸的是人内心的恐惧，同时以或真或假、真假参半的信息予以佐证，使得真相不明的情况下，反复诉说的断言有了真理的地位。面对轮番轰炸的反犹宣传，面对取消自我的极权主义，个人能保有良好的判断到何时呢？更何况，正如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的研究所揭示的那样，现代性让个体极度异化，以至于暴行几乎掀不起良心上的波澜，这种现代性的影响可能比极端反犹的纳粹更加可怕，也更值得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