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是一本由杨潇著作，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98.00元，页数：70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重走》读后感(一)：西南联大——民国文人之风骨

　　第一次听到西南联大，还是在课堂上，老师说了云南师范大学的前身就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个诞生于抗日烽火中的学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原是十分热爱民国那群文人的，那个新旧交织的年代，那个思想解放的年代，无一不冲击着我的心脏。我最喜欢的还是辜鸿铭老先生，这个拥有三十多个博士学位，会多国语言，却坚持不剪辫子的怪老头。他曾说道：我头上的辫子好剪，你们心中的辫子呢？梁思成，金岳霖，陈省身，王力，朱自清等等，都出自西南联大，西南联大，让我看到了民国文人的风骨，虽然很多民国大师现在都已经不在了，但是他们的精神永存，相信不少人都曾以他们为榜样。其实在现在这个时代，也应该倡导一下民国时期的大师精神，尤其是在做学问方面，更应该沉下心来，能够坐得住冷板凳，将这种大师风骨延续下去。

　　《重走》读后感(二)：由本书延伸出去的……

　　不完全记录这场分享会中提到的书籍和作品。

　　一，《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 杨潇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因为他在南方人物周刊的一些特稿知道这位记者和作家。他的一些作品也是我们专业必读。西南联大也是我一直比较感兴趣的一个选题，所以来了。

　　二，《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 易社强 九州出版社 其实这里我自己能想到的就是何兆武《上学记》，还有凤凰做过的一些纪录片《大师》，《先生》一类，对大师趣闻比较感兴趣。 三，《浪游之歌 走路的历史》 丽贝卡-索尔尼 新星出版社

　　四，《故园风雨后》 伊夫林-沃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五，《王氏之死》 史景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六，《无从驯服的斑马》 沈从文 中国青年出版社 大学的时候不喜欢沈从文，可能人在年轻的时候总是想尽办法逃离自己熟悉的经历的东西，觉得想要把它隐藏起来，直到自己尽量的丰盈了之后才可敢于面对那些事情，最近有在看张新颖的一些书，《9个人》《读书这么好的事》，还有黄永玉的作品，都经常会提到沈从文。还是那句写在墓碑上的话 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灿烂其人。

　　七，《从大都到上都》 罗新 马了没看的。

　　八，删除词条了。

　　九，《平原上的娜拉》（微信文章） 分享给想看，但是没有来现场的朋友们

　　《重走》读后感(三)：徒步：一次重寻自我之旅

　　在看《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的时候，我正好完成了我人生中第一次的长距离徒步，历时五天合计一百公里。阅读《重走》的过程中，就像是在徒步路上和一个偶遇的大哥聊天，互相分享彼此的徒步路上的见闻。我能对书中的某些感受产生共鸣，对我而言，它不是单向的阅读，而是双向的交流。

　　虽然我截取了项羽入关路线的最后一小节作为徒步路线，但我并没有做什么历史材料的准备，在徒步的过程中也忘却了这条线最初的历史寓意。最终这条线路也没有离开历史，更像是一条风景线与历史点的结合。其实我当下走的路也并非古人走过的路、看到的风景也并非古人所见的风景，那我们执意回到这条线路上，追寻古人的踪迹是为了什么？

　　或许这就像是许知远老师所说的时空感。在特定场景，如置身历史遗址之中，某些情感能直抵我的内心。置身于当下的那片时空，我时常想的是，它曾经是怎样一副模样，有谁来过，此时此刻映射在我的眼睛里的又是怎样一副模样，感觉千百年的浮沉就是在这一瞬间的呈现。正如跟着作者的脚步到达每一处地点，回想起当年的师生在做什么、在想什么。

　　有时候自己也不知道对历史的代入感太强是好事还是坏事，那些我们想保护却无助的，那些政策优先政治至上的，那些冷漠与熟视无睹的……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成为永远不复来的存在，那些破坏行为不论冠以多么高尚的政治使命，可能都像是“迷信的无神论者”一般不堪一击。（“迷信的无神论者”源于书中，作者来到龙兴讲寺，寺内并无佛像，听工作人员讲，“文革”初期“破四旧”，铜质佛像被拿去大炼钢铁，陶制佛像由于里头有信众供奉的茶叶，传说可以治病，被红卫兵疯抢）

　　想起旅途的一个细节，鲁元公主墓就在我们十几二十几米的边上，但我们以为墓应该有一个区域和入口，正好一辆三轮车从岔路口驶出，我们连忙询问。“鲁元公主墓？不知道。”车上的奶奶连忙转头去问开车的大爷，两人皆不知晓。这个故事也能够作另一种解读，曾经的皇宫贵族，纵使出身多么不凡，也消失在历史云烟之中。起码，鲁元公主墓在我们看来还是完好无整，那么那些受到各种运动波及的呢？

　　而就在它们被毁灭之处，更让人唏嘘，不管是透过作者文字，还是我立于此地的直接视觉冲击。

　　对《重走》的共鸣更多是有关徒步经历的，当作者在书中对遭遇恶犬轻描淡写的时候，我想起自己在徒步过程中时刻对恶狗提心吊胆；徒步之前想过的最大身体上的挑战莫非脚底长泡，实际上却并没有，意料之外的是肩膀的疼痛，而这16斤的背包远不及作者三四十斤的，但却足以让我在每天徒步的后半程肩颈酸胀……还有对微信步数的执着，特别有生活气。徒步那几天我每天都在想着刷新自己最高的步数记录。在此期间我的最高步数达到了六万，最低也能保证三万六的步数。因为这每一步都是我一步步走出来的，那种期待和喜悦难以言说。

　　对于书中某些不经意的小细节反而会特别在意。比如作者在沅陵卖野樱桃的小摊前随口问了一句“这是野的吗”。摊贩大姐立刻不高兴了，“那不是野的是啥呢”。我想起我们第二天出发的时候在也是在街边一个卖沃柑的摊贩前问了一句，“这是自己种的吗”，大爷好像情绪也显得非常高昂，但我并没有听懂。实际上这种询问并没有冒犯的意思，更像是在饭点的时候询问对方“吃了吗”，在超市和熟人打招呼“来买东西啊”。

　　前面说到，阅读这本书的过程就像是在和人聊天，自己旅途的惊喜和遗憾或许正来自于此。乡间小道的环卫奶奶向我们热情地介绍小麦——有关它的播种与成熟；乡镇街道的环卫大爷问我们是不是过来采访的，或许是见多了这样的旅客；宾馆老板原来是抖音大v，自称方圆十公里之内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拿出手机就要给我们介绍周边景点；走在河堤路上有工人说我们是摄影师；在连接西安与咸阳的大桥上遇到一个大哥，聊天内容从手机和相机的像素差别，到西安和长沙的房价，还聊到了大哥的前女朋友，最后大哥得出结论：你们长沙妹子不好处……所以这些与人的经历都让我们觉得是每天的惊喜。遗憾也来源于此，我们和当地人的交流往往都是被动开启的，我们有求知欲和好奇感，却又不知道是因为羞涩还是内敛，我们没有成为更加积极主动的那一个。看到作者在书中和那么多当地人都有交流，让我感觉自己旅途中或许错失了许多更深一步了解的机会。

　　罗新老师在关于此书的讲座中说过，“旅行文学里面很重要的部分，是有很多层次的时间，要有时间的纵深感，要把过去拉进来，这是没有问题的，这一点学过历史的人是有优势的。但是更重要的，得和现实有交往，得和现实世界有深刻的联系。这个联系对于一个旅人来说，无非就是路上撞上了人，说几句话。”（《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闲暇，比闲暇更难得的是患难》）对于以后的徒步，我们会有更多交流的勇气。

　　作者在书中提及一路上反复被询问的问题——为什么徒步？这也是我们这一路上面对的问题，他们对此的不同反应也体现了提问者对徒步的理解和态度。我母亲得知我徒步，从第一天起都开始和我说“明天就别走了，体验一天就够了”（言下之意这种体验是短暂的，要回归正常生活）；在西安遇到的大哥和我们说的是“要不我载你们一程”，被我们婉拒后，他又说“西安公交很便宜一两块钱”（言下之意没必要省这点钱）。不管他们的回答是什么，他们也都会很佩服我们这一路。

　　好像“为什么要去徒步”是每个徒步者都会问自己的问题。

　　我也很喜欢走路，我经常和朋友打趣道“能够用腿的绝不用轮子”。徒步是人类最原始和最持久的交通方式，我相信它的力量。并且发现身边的很多湖南朋友都是热爱运动的，正是因为如此，我能找个伴一起，大学同学听到后都感慨我能找到一个朋友愿意和我折腾实属不易。

　　徒步的缘起不仅仅是因为热爱，还有一层原因是想要在已有生活外找寻到其他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开启徒步之时也适逢我结束了在北京的大四实习，实习的两个月时间里，丧失了对生活的期待（也许这是一个从很早就开始的过程），工作内容是重复机械的，每天早晚赶着北京臃肿的交通，仅有的一点活力在上班之前就已经消耗殆尽，一想到接下来的工作内容不是满怀期待，更像是得过且过。我自己企图在这样一次徒步经历中，重寻生活的意义。回想徒步的那几天，我每天说的最多的也许就是——太酷了，酷爆了。你不知道沿途会遭遇到什么人，遇到什么样的风景，每一次相遇都是一种惊喜，就是这样形形色色的遭遇让人觉得生活真奇妙。作者在书中说到开启这次徒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某种存在主义危机，借助行走来找回方向感和掌控感。我们好似都是在不同的心境下开始徒步的，所面临的困惑不同，但都想要找到一个出口。这次徒步经历让我渐渐开始思考“徒步作为生活方式”的展开。

　　书籍只看到了湖南部分，这部分的内容读得特别的亲切和感动。那些生活是我熟悉的，而我没有想过现在这样一个具有烟火气的地方在八十年前有过如此热血的青年、一群潜心钻研不忘国难的学者，长沙曾给了他们知识的避难所。读着有些许感动，可能是在那个年代有这样一群人、这样一所学校、这样的命悬一线与前路渺茫、这样的乐观与希望。

　　（题外话：这本书没有序言就更好了，序言充满了“发明男性气概”的努力，什么“男孩们成为男人们的路”，特意强调“所有女性”都是坐车坐船，但是作者并没有这样的意思，这也不是这场徒步之旅的意义所在。借用文中引用的路过桃源所见的对联：巾帼从军绝不逊男，裙钗出塞定能安国。）

　　《重走》读后感(四)：每一代年轻人，都有自己的难路要走

　　每一代年轻人都有难题要处理，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折磨人的是激烈竞争下的虚无感；而八十年前的同龄人，正逢抗日的黑暗岁月，面临的是肉身痛苦，还有人生道路应该怎么走的考验。其中一群人选择南迁到长沙，再徒步到昆明，建立了传奇的西南联大。为了将那段历史带给当代读者，杨潇亲自走上了这条西迁路。他们和杨潇身体力行地证明了，除了躺平，还能用别的方式对抗现实，比如求知和行走。

　　在写书的过程中，杨潇联系了《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作者、著名中国现代史研究学者易社强（John Israel）进行采访，他们在青岛相见，伴着散装啤酒聊了三天，并很快成为了朋友。易社强应邀为《重走》写了序，今天单读分享它。在序中，易社强向我们介绍了杨潇这次行走与这本书在当下的重要性：除了杨潇本人从中得到生命的滋养，他还将过去与现在连接起来，从祖辈经历得到的启发，有助于我们去应对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一次神游

　　撰文：易社强（John Israel）

　　杨潇被一种责任感所驱动：他希望帮助当代中国人更好地理解抗战那一代中国人的故事。为此，他重走了当年几百位师生从长沙到昆明、历时 68 天的长征之路。

　　当战争于 1937 年 7 月 7 日爆发时，那些为数极少的大学生正就读于中国三所卓越的高等学府：北平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天津的南开大学。战争中断了他们在城市的舒适生活，迫使他们做一个将改变他们一生的决定：是在日军占领下继续求学，还是南迁加入刚刚成立的、由三校合组的长沙临时大学。大多数人选择了后者。

　　到了 1938 年 2 月，战争逼近湖南，他们不得不再次迁徙，这一次他们将在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长沙临大的大多数师生，包括全部女性，计划先乘火车到香港，再乘船到越南海防，转滇越铁路经河内到昆明；不过，244 个男生和 11 位老师加入了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他们要徒步前往昆明。他们的目标是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展示，在这战争年代，中国人历经艰险，仍可确保弦歌不辍。在他们出发八十年后，杨潇也做了一个了不起的决定 ：如果他想把那段历史经验传达给 21 世纪的读者，他就必须，一步步地，重走当年师生们的西迁之路。

　　2019 年夏天，我收到杨潇的电子邮件，他告诉我他完成了这个计划 ；因为我写了《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 所以他希望和我见面聊聊。结果我们在青岛一聊就是三天，成了朋友，他邀我给这本书作序，我很荣幸地应允了。

　　在启程之前，杨潇就阅读了关于那次长征的许多史料，但我们都认为，把自己沉浸在文献里只是理解历史的第一步。早在 1980 年，我前往昆明继续我的西南联大研究之际，我就认识到，哪怕时间已经过去了四五十年，去亲眼看看那些历史事件的发生地，仍是对阅读史料的无价补充。虽然历史通常意味着在时间中旅行，但在空间中旅行也能对理解历史助益良多。当然，我说的不是从一个名胜到另一个名胜，更不是把自己塞进目光呆滞的旅行团中的那种旅行，我说的是，你与亲历者或者他们的后代交谈，你去往当年的现场，看看那里的草木山川和历史遗存，借助这些，你得以重新想象一段历史。

　　新晃县城内的舞水，八十年前湘黔滇旅行团曾在这里举行了一次篝火晚会 杨潇摄

　　旅行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最显而易见的答案是：从此地到彼地。这个答案当然不能叫人满意。旅行最宝贵的价值在于更好地理解世界和自我。在旅行中，你会获得愉悦，强健体魄，但这些是附带的。试想，你参加了一个去法国的旅行团，参观了凯旋门、埃菲尔铁塔和卢浮宫，吃了法餐，尝了美酒，带了一整箱的法国纪念品回到中国，你在多大意义上真正旅行过了？如果你直接搭乘飞机从长沙前往昆明，你所经历的是旅行，还只是把自己的身体挪了个地儿？倘若你是从长沙自驾前往昆明，全程高速，只在服务区加油和上洗手间时离开车座呢？那又有何不同呢？

　　旅行的经历与时空息息相关。在许多方面，一个 1938 年的中国人在自己国土的旅行，要远远难过一个 21 世纪的中国人做环球旅行。虽然各国间存在语言、法律、风俗和社会惯例的差异，但通常情况下，今天的旅行者可以倚赖一个交通、商业和法律的全球化网络，指望至少最低程度的安全性与可预期性。在今日中国境内的旅行就更是如此了。

　　八十年前可是另外一个世界。你若想理解 1938 年从长沙徒步到昆明意味着什么，想象一下今天，从阿富汗徒步前往昆明。在这个意义上，杨潇的重走和当年长沙临大旅行团的跋涉，是非常不同的两件事情。就像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的，“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还有一个不同：杨潇是位独行者，而临大的学生们则是在一位中将率领下进行准军事化行军。当你加入一个团体，不管它是 1938 年的长沙临大旅行团还是 2021 年的欧洲观光团，你就自动接受了它的利弊。你省却了计划每一步的麻烦，也不必去费心了解相关的知识技能，但与此同时，庇佑于团队的羽翼之下，你也或多或少失去了时刻应对外部变化挑战的机会，而这正是旅行者应该培养的。 对临大的学生们来说，这种军事化的组织保证了最基本的安全和供给，以及踏入一段未知旅程之前的某种可预期性。当然，他们每一天走在路上（通常是三五成群的），还是会面对各种小的挑战。一天行军结束，大家重新聚到一起，有时还会遇到团长也解决不了的更大的麻烦。哪怕如此，这和独自一人在当年从长沙前往昆明也不可同日而语。 但无论如何，和杨潇一样，长沙临大步行团的师生是旅行者，而不是游客。旅行者的门槛更高。对游客来说，无非是预先支付一笔钱和一段时间。对旅行者来说，“投资”模式则大不相同。你所能获得的回报很大程度取决于你的付出。像杨潇这样老道的旅行者知道提前计划的重要性，它让你旅行的每一天都和所经地的民众、历史、文化还有其他各种在地知识关联着，而这会以几何倍数升华你的旅行。

　　在镇远与施秉的交界处，第一次在路边见到的将军剑与指路碑 杨潇摄

　　旅行方式是重要的。对 1938 年的师生来说，旅行方式甚至是决定性的。那些搭乘轮船和火车前往云南的人当然也会有收获，但无法与徒步前往相提并论。今日亦是如此。徒步看起来是速度与舒适的反义词，但旅行者在智识与精神上之所获，也不是拥有速度与舒适者所能想象的。

　　驱动力也是重要的。你为何开启你的旅程？这将决定你到底能收获多少。你能看见什么，你能收获什么，这取决于你是谁，以及你为什么旅行。当我说“看见”时，我不是指物理意义的“看见”——那很简单，睁着眼睛就行，我想说的是，如何聚焦以及如何解读你所看见的一切？像杨潇这样老道的旅行者的眼睛和心灵是敞开的，他们会在旅行中获得启程之前无法预料的多重体验。

　　当我们开始一次旅行时，我们常常考虑一些基本情况：速度、舒适和效率，但它们反而可能有碍于一场真正富有意义的旅行。

　　旅行家的收获也不是一锤子买卖。你很难一回到家就获得某种顿悟。1946 年献身的那个闻一多和 1938 年徒步从长沙走到昆明的闻一多并非同一个人。但从长沙出发的 68 天的旅行变成了这个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最终汇入了他的自我演化。当我们回想自己的一生，我们会意识到，旅行是一段徐徐展开的经历，它会在往后的岁月不断制造回响。它是你长期的投资，源源不断地给你发放红利。

　　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杨潇致力于建立这么一道桥梁，让今日中国的年轻人可以体会他们在八十年前的同龄先辈。我的一些美国朋友也许会感到奇怪：中国人不是有近四千年的文牍传统吗，他们不是以其从这遗产中不断汲取教训著称吗？还有其他地方的人比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更敏感吗？

　　但别忘了，近代中国变动是如此剧烈，以至于 1938 年的中国对今天的一些年轻人来说不啻于另一个国度，而那些不算久远的先辈看起来好像就来自另一个星球。想想看，如果知青们的孩子都不太理解父辈经历了什么，又怎么期待他们能真正理解自己的祖辈呢？

　　1930 年代的中国学生面临一系列令人心酸的问题，其中就包括了：大学教育到底因为什么才是值得的？大多数人会同意，大学学历的拥有者将有能力去角逐一份有更高回报的工作，这种回报既是职业技能上的，也是经济上的。但倘若这是全部答案，为什么还要南迁去长沙呢，更不必说再徒步前往昆明了。毕竟，在北平沦陷后，为“伪北大”和其他机关工作的名教授也不在少数。

　　不论在临大还是联大，学生们都明白高等教育不仅仅通往一个学位。它意味着把自己暴露于全新的、多元的思想中，参与开放的讨论，由此获得智识与为人的双重技能——所谓 “作人”，并最终成为一个见闻广博且有行动力的公民。当我们说到学术所得时，可能有几所机构可以与西南联大共享顶级荣誉，但说到那些更广泛领域的成就，西南联大是独一无二的。

　　中国的八年抗战可谓黑暗岁月，那盏学习的烛光未曾熄灭，从长沙徒步到昆明的一群人功不可没。他们为西南联大的建立及往后辉煌铺平了道路，也为这所大学在更久远历史上的重要性奠定了基石。

　　杨潇的这本书里有着不断变换的风景，读者可以跟着他的引领间接进入当年的旅程，并获得启发：危机年代的困厄与牺牲，在新时代仍有其意义。如你所知，一场危机可能带来创痕，而创痕或可在未来岁月帮助幸存者渡过难关。从这一角度说，一次穿越中国西南偏僻腹地的两个多月的长征，帮助了那一代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迎接日后的挑战，这挑战不只来自抗战，也来自内战和革命。而接受战时教育的过程，也是联大学生领会个人与民族存亡的重要一课。同样富有深意的是，这些联大学生的孙辈，有些后来成为知青，也习得了自立、灵活和坚韧的品质，并受用终身。

　　对中国的年轻人来说，杨潇开创性的工作还提供了关于生命与学习的多重洞察。他是一个满怀智识好奇心的城市人，但他的切身经历，也证明了独立旅行可以源源不断滋养一个人的生命。与此同时，他也从祖辈们的经历中获得启发，这种启发有助于人们去应对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杨潇的徒步旅行令我产生极大共鸣还有一个原因：这就得回到我自己生命里的重要母题。1950 年代，在我还是一个 15 岁的纽约郊外青年时，我就开始利用暑假的时间参加环游美国与加拿大的自行车旅行，我很快就体会到了依靠肉身力量低速 前进，不受汽车之类金属盔甲制约的乐趣，此后一生我都是骑行和徒步的爱好者，而与杨潇的相识则是一次重获青春的经历。我羡慕他的工作，想到没能和他一路同行就忍不住嫉妒和遗憾。

　　好在杨潇的著作终于出版了，我们至少可以在他这么一个聪明且富有洞察力的导游的陪伴下，开始一次神游。诸位， 何其有幸！

　　（上文摘自《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

　　《重走》读后感(五)：三个游荡者的世界：20210423《重走》发布会散记

　　北京暮春的夜还有些凉，空气里飘着些微杨絮，挎着帆布袋的年轻人骑着蓝色和绿色的单车，在4月23日晚上抵达城市东北部的东风艺术区。这里的规模比赫赫有名的798要小很多，毗邻铁道，离过去被遗忘的星火站不远，京沈高铁开通后该站改名朝阳，铁路随之变得热闹。

　　虽然星期五是世界读书日，但随着月亮逐渐爬上来，园区里的门脸还是渐渐沉寂下去，只有单向空间书店的灯还亮着，到访者也越来越多。这晚，单向空间举办新书《重走》发布活动，作家许知远、历史学者罗新与书的作者杨潇，在这里聊一聊书店的年度主题，“思想与行动”。

　　一个半小时并不长，但书店里挤得水泄不通，像夏天。口干舌燥的许知远从人群里走到吧台：“有酒吗？”有人给他端了一杯红酒，他的笑声像打了气一样回荡在视频直播里。事实上，他进场的时候就满脸通红，有种在散发酒气的假象。读过去的史料让他变得乐观，但也可能是酒精或别的什么。

　　《重走》长达40万字，也有个长长的副标题，“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这些年来，研究西南联大的书籍汗牛充栋，但2018年杨潇追随“湘黔滇旅行团”的足迹，从长沙到昆明完成1600公里的公路徒步旅行，仍然显得足够特别。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下湖南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2月临大师生分三路继续南迁，向云南进发。其中，由近300名男生和11位教授及助教（包括闻一多、李继侗、袁复礼、曾昭抡、黄钰生等）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徒步68天，与其他两路会合，开启了西南联大的时代。

　　西南联大在昆明的八年早已成为一个传奇，然而他们是如何越过迢迢长路抵达的，这才是杨潇的问题。“以地理写历史、以空间写时间，是我的个人志趣，也是这本书的方法论。”杨潇和路上的当代人对话，也和史料、日记、回忆录里那些“神交的朋友们”对话，借以思考一些重大命题：什么才是好的生活？思想和行动是什么关系？人生的意义又到底为何？

　　像是春夜的一颗火苗，《重走》和它所裹挟的这些话题，也点燃了三个嘉宾的熊熊聊兴，用主持人罗丹妮的话说，这是三个名副其实的行动派。1963年生于湖北的罗新，2017年出版《从大都到上都》，记录他自北京健德门到内蒙古正蓝旗元上都遗址明德门的跋涉之旅；1976年生于江苏的许知远多年周游列国，写下《祖国的陌生人》《一个游荡者的世界》，经历从外界到自我的剧烈变革。

　　整个晚上，他们聊的不仅是“重走”，也不仅是旅行写作，而更多的是为何行走、如何行走，以及在行走中过去和当下的相遇。三个游荡者的地图一一展开，迷人的“时空感”弥漫在书店里，这是北京的春夜，仿佛也是昆明的春夜。

　　杨潇朗读《重走》时现场安静，罗新和许知远坐在旁边，像兄长一样看着他。“用行动来包抄自己、创造自己，这是值得我长久咀嚼的收获。”

　　罗新：在旅行中与现实发生深刻的联系

　　“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徒步长征之后，他会发现一个崭新的世界吗，或者，他更多的是会重新认识自己？”

　　——《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罗新，2017

　　2016年，在北大任教的历史学者罗新开始计划这趟长达450公里的旅程时，看到了美国作家保罗·萨洛佩克（Paul Salopek）的新闻。保罗自2013年起重走“人类走出非洲之路”，打算7年时间走21000英里，覆盖非洲、美洲和亚洲。罗新写下的这段话，也正是旅行的双重意义，一面向外、一面向内。

　　从大学时代开始，罗新就是一个“好动、好事”的人，后来在历史系任教，带学生出去、带同事出门，四处考古、做田野调查，既是工作的需要，也是他的生活常态。在《从大都到上都》获得公众普遍关注之前，2010年他已有一本《历史的高原游牧》，记录了几次较为完整的北方野外经历。

　　不过，“行走，最初是为了减肥。”讲座现场，罗新的这句话引起一阵笑声。对他来说，有的人可以闭门造车，把一辆车造得十分完美，有的人是“不出门就写不出什么来”。“我对某个地方有什么感受，就必须要到那儿去看看，哪怕（看到的）已经是毫无关系了，看一下也行。”罗新说。

　　最初，罗新计划走北京到家乡湖北的长路，沿着107国道，发挥自己的史学训练专长，找到这条路上先人的日记和回忆录，尽管处在不同的时空，却可以因为同一条路组成一支小队。然而，这条路太繁华，路上的灰尘和汽车让他退却，夏天又炎热异常，暂时搁置之后他转向北方的燕山。

　　罗新说，好的旅行作家里几乎没有学者，旅行写作最出色的往往都是记者出身。“我们只知道过去，活着的人不管，你老记着已经死的人，现场细节都没有了。”说着说着，罗新自己也笑起来。他总是为自己蹩脚的沟通能力感到苦恼，每到一个地方他就把自己封闭起来，沉浸在自我的世界里，不知道怎么聊天。

　　学历史给了罗新深入过去的优势，然而他认为在旅行写作这一领域里，更重要的是和现实世界的交往。“你要和现实有深刻的联系。”在书里，罗新更多地是向历史寻求观照，或其他旅行作家，譬如约翰·斯坦贝克和比尔·布莱森。眼前的场景往往唤醒尘封的记忆——湖北老家的幼年生活，或80年代的大学同窗——由此展开他人生的激荡。

　　一个人迈开脚步往未知的地方走时，内驱力并不总是充满阳光，罗新也不例外。这些年，他发现，“在某个时刻，突然方向没有了”，过去那个一路向上、带着信心和希望的社会出现了一些不曾料到的变化，使他发懵。书是情绪的承载与发泄，也是他面向过去、寻找父辈的路径。

　　我们对历史应当怀着“温情与敬意”，这是钱穆作为历史研究者的告诫。于此，罗新有他自己的阐发。“对于邪恶、黑暗、痛苦、必须唾弃和批判的历史，还怎么怀着温情和敬意？”罗新希望人们可以回到历史中去寻找那些被迫害、侮辱、边缘化的身影，尽可能地复原，伸张真正属于他们的平等，如克罗齐《作为行动的历史》所说，把崭新的历史观代入到对历史的认知中去。

　　这是罗新，一个成长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学者，在回答“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为什么行动如此重要”时的答案。

　　许知远：网状的旅行写作特别动人

　　“书籍是一种逃避，它让你回避现实的失控，旅行也是。……旅行更深的意义是什么？是加缪说的吧，旅行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恐惧。”

　　——《一个游荡者的世界》，许知远，2011

　　许知远最近这些年更因为《十三邀》而被“普通观众”所熟知，但他同时也没有放弃一向所擅长的著书立说，在节目的间隙里，他仍旧奔走于多国，完成了《青年变革者：梁启超》这样的历史专著。和杨潇一样，他把头埋进历史，花了大量时间重访现场，在老街的旧式理发店里幻想剃头师傅和清朝起义者的血缘联系。

　　这是他的主场。从圆明园到东风艺术区，从单向街书店到单向空间，许知远作为书店创始人之一的身份始终未变，虽然，从十余年前的《经济观察报》主笔，到今天的《十三邀》主持人、自由作家，他作为一个写作者、一个旅行文学创作者，和“那些忧伤的年轻人”时代已极大不同。

　　如果让AI毫无差别的机器发音来朗读这晚在书店的对谈记录，读者可能还是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属于许知远的段落——那种和他文字相当的、充满磅礴气势和书面色彩的、洋溢着激情和理想主义的、时不时就冒出某种论断和引用的雄文。

　　许知远的旅行从简·莫里斯和奈保尔开始，这两位作家对他影响至深。2011年在印度的班加罗尔，他在突突车上穿越大街小巷时，开始喜欢上了这种随风飘荡的滋味。他一直期待写一本像杨潇的《重走》这样的书，却因为驳杂的兴趣和目的地始终未遂。“所以他写出来，我特别开心。”许知远说。

　　旅行是一张无边无际的网，旅行写作也是，网状的写作让许知远觉得特别动人。和所有记者出身的旅行作家一样，他强调现场。“年轻时我特别迷恋书本，它很安全、被高度概括，你不喜欢就可以翻过它到下一页，而对待人更需要耐心，不能速成，等一切慢慢浮现出来，这是对你的考验。”

　　对于近几年才逐渐在中国为读者所知的保罗·索鲁，许知远早已不陌生，他认定其作品中那种对自我的诚实是保罗·索鲁做得最好的地方。在旅途之中，旅行者自身的焦灼、不安、渴望、胆怯都被放大，自我意识更加清晰，对意义的追寻更加强烈。“人类的所有知识、情感、精神世界，不都因这追问而起？”许知远在《一个游荡者的世界》自序里写道。

　　回到历史中去，许知远觉得，其实是对当下无力感的替代。他感谢曾经读到过的那些来自史景迁的著作，把中国历史写得“这么梦幻般地浪漫，又具有一种颠覆性的视角”，奠定下了历史对他最初的吸引力。

　　这些年对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追寻，一开始许知远依旧困惑。“他们在重大的历史事件里扮演了尽管笨拙鲁莽但仍是很非凡的角色，有时就想我们这一代是不是‘一切尚未开始、一切就已过去’了。”但历史的偶然和不确定性反而重新给了他某种意义上的乐观。“所有的行动都必然仓促，但如果你有更充分的、深思熟虑的训练，在没有路线图的世界里，在仓促的行动之中，你仍然可以试图寻找平衡，把事情变得不一样。”

　　不知道说这话的许知远是否在一杯红酒之后达致微醺，他又恢复成了那个“忧伤的年轻人”。生于70年代，成长于经济高速增长的三十年，他总是担心这一代搭便车的人们会产生思想上的懒惰，而被本该警醒的“决定论”们所不自知地控制，批判进步主义、却不能接受事物参差的不可测。

　　尽管觉得自己已经过度行动乃至“盲动”，许知远看起来并不打算放弃深入生活的修炼。维持一间书店的日常运作令他“心力交瘁”，但他觉得这种痛感有利于克服过度信息带来的精神内卷。“行动本质上就是创造对世界多维性的理解。”许知远说，如果你愿意去实践各种东西，最终能带来对世界更广泛和深入的理解。

　　杨潇：真正的创造需要磨砺

　　“我目睹了记忆的变形，也体察到了它的坚韧。我经过了城市与乡村，在其间旅行，与其说是空间不如说是时间的穿越，我品味着时差，也借助它来重建一座座城池。”

　　——《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杨潇，2021

　　1982年出生的杨潇，是他这一代记者中的佼佼者。2004年，他从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进入新华社，又在2008年转到《南方人物周刊》担任特稿记者直至高级主笔。2012年作为中德媒体使者前往汉堡，2013-2014年成为哈佛大学尼曼学者，回国后，他担任《时尚先生》副主编，2017年专事独立写作。

　　《纽约客》和《国家地理》是杨潇最早汲取的非虚构写作养分。大学里很“老实”的他，从第一份工作的闲暇起四处游历，则是旅行进入他生命的开始。杨潇出生于湖南，是厂矿子弟，城中之城的成长经历在他生命中打下了烙印，以至于enclave（飞地）一直是他的网络id。

　　埋在特稿里十余年，记者永远奔忙的碎片式写作已经无法满足。从美国回来后几年，杨潇面临传统媒体机构的裂变，精神上始终“流亡”，对陌生的一切以及自己都抱有寻不得答案的困惑。独立写作后他使劲找选题，本准备前往成昆铁路沿线，但几篇偶然碰到的“湘黔滇旅行团”日记令他一发不可收拾，走上了“重走”的路。

　　杨潇说自己是内向的人，走路是社交后回血的方式。很多次，在和朋友的饭局结束后，他从北京最繁华的三里屯走几公里，到接近通州的四惠，再坐地铁回家。在走路的过程中，脑海重又恢复清明，散落的一片片自己仿佛慢慢地回到了身体里，人又重新变得完整。

　　“好像过了三十五六岁以后，就像微波炉叮的一下，就对历史产生了兴趣。”杨潇说，历史和旅行写作结合最有魅力的地方，就在于时空感，哪怕是最熟悉的场景，有了历史，借助非虚构的想象力，仍然可以重建很多东西。

　　如今平平无奇的北京东单一带，是胡适和梅贻琦当年搭乘飞机出走的跑道所在，“离开故都，也离开了他们的上半生”，这种时空的交错让杨潇觉得非常迷人。在路上的感觉充满了诱惑力，许多年前他走了两次川藏线，川藏南线和川藏北线。“你发现你根本不想去拉萨，沿途是最好的。”杨潇说。

　　活在不自知的假定里，认定世界在线性地向前进，就像小时候听着《明天会更好》长大一样，是杨潇去美国之前的想法，直到他认识了一个阿富汗同学，听对方讲述那个国家的中产阶级如何在一夜之间经历国家的崩溃和倒退。

　　一代人的青春期在何时终结，成了杨潇思考的命题。长期的漂浮状态总有尽头，“你要真正创造出什么，其实还是要磨砺”。胡适在给郑天挺的信中说，人生不易得的是闲暇，更不易得的是患难，在2020年新冠疫情最为严重的时候，这些话给了杨潇坚守内心的力量，《重走》也是在那几个月里最终完成。

　　如今，这是一个信息过剩、注意力过散的流量时代，杨潇看到，流量如同冰河期，千篇一律地扫平了所有，只余泡沫浮在上面，在这样的时刻，行动变得愈发重要。“如果有什么值得分享，我觉得，不要做舒服的事，而是努力去找，做困难的事，找到有价值的东西，因为（它们）埋得太深了。”他说。

　　重走西南联大学子之路，让杨潇开始重新发现壮阔，由一个个具体生动的人和他们不受约束的情感所构成的“家国”。他意识到人的有限性，意识到人总是过于习惯给自己不去行动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我有了很明确的想法，那就是如果一个人有了喜欢并且擅长的事情，没有理由不在当下就去做。”

　　他未必有答案，但更加有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