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羊与灰鹰》是一本由[英] 丽贝卡·韦斯特著作,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78.00元(全3册),页数:1134(全三册),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黑羊与灰鹰》精选点评:
●很多人都有意无意中将这三卷本巨著当作历史著作,想以此理解南斯拉夫各族的纷争与悲剧,但其实它远不只是这么简单。它确实写到了大量历史,但却不是历史研究,因为“历史”在作者眼里其实是“超历史”的;除了族间纷争,它也是很好的社会观察,洞察二战前当地社会的传统与文化认同;作为一部历史散文,它呈现出繁复的结构和文采,其文学性恐怕还超过历史性,与它更近似的文类是奈保尔那些游记。当然,她最终的结论和寓意反倒不免简化,对本书的误读或许也在所难免,但无论如何,其令人印象深刻的丰富性仍然值得五星推荐。
●终于看完了!
●翻译的一点都不流畅,还不如看英文,但是书又是历史夹杂着游记,在古今切换,看着很碎片,和什么耶路撒冷三千年没法比
●谨慎入手,贵: 打完折133元,厚: 一盒三本。实际上是拉拉杂杂的游记,70%以上都是个人感受,指望从里面看到对巴尔干地缘政治的深入分析基本没啥希望。就是一个英国上流社会女性很主观的随性感想。成书于二战前,整个信息背景也比较旧。浪费了钱也浪费了时间,总体感受比较糟心。
●游记。主观偏见。
●提醒一下,这不是历史书,这是散文游记!作者也不是历史学家,而且文学家,文学评论家。看了几章,和自己心理预期差距很大,不确定还要不要看下去。优点是对二战前的巴尔干地区的城市,社会,思想倾向等方面的描写非常生动细致,而且翻译的流畅,优美(散文嘛)。同样因为作者不是研究历史的,所以对于政治历史方面的论述,真的一言难尽,就好像要在历史中分出正义非正义一样。还有就是那种当时英国知识分子傲慢的优越感,让人挺无语的。可能是本好的游记,但绝对不是有深度的历史书。还有就是夹杂在游记中的历史追述,有些细节还是不错的,不过要对欧洲史有一定基础才能更好的理解。
●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萨格勒布)(包括达尔马提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萨拉热窝),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马其顿,黑山。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长期为奥匈帝国统治,信奉罗马天主教。塞尔维亚人信奉东正教。波黑和马其顿,以及阿尔巴尼亚被土耳其长期统治,多伊斯兰教。塞尔维亚历史:尼曼雅王朝极盛,东正教及拜占庭文化,止于拉扎尔大公败于科索沃与土耳其。后两大家族带领下对抗土耳其。
●当代来读,作者的视角就很“上层阶级”的局限了,以自我经验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其实是游记,能读完这本书的都是勇士。
●丽贝卡对于巴尔干这一民族、地缘状况最复杂的地区的深刻理解同情使得这部充满洞见的旅行文学近乎一部史诗。
《黑羊与灰鹰》读后感(一):53
因此,伊丽莎白就这样死去了,轻易得让人害怕。终其一生,她的紧身胸衣扭曲了她的身材,妨碍了她的美丽,却未能替她防护刺杀者的短剑。剑穿透了她的心脏。即便如此,她在皇室的身份也使得她在情感与智慧方面的成就被阻绝,唯余无尽的悲伤。直至死后,她也得不着安宁。她曾在遗嘱中郑重表明自己的意愿,希望葬在科孚岛,然而弗朗茨·约瑟夫根本不予理会,将她安葬在维也纳天主教嘉布遣会教堂的哈布斯堡皇室墓地里,位列第十五代皇后。哈布斯堡皇室阻止他人按自己意愿行事的激情,不仅仅针对生者。
鲁道夫也曾提出不与自己的先人葬于一处,却仍不得不遗憾地放弃了自己的处置权;还有首相塔费伯爵本人前去拜访玛丽·维特塞拉的母亲,请求她不要在她女儿坟旁祈祷,却收到警方多次汇报,说她拒绝放弃祈祷,其实法院也觉得这样的行为没什么违法的,而且整个维也纳都明白女孩的死因。奥地利秘密警察很善于应对这样的事情。而对于保全皇室成员性命这种更为重要的事情,他们却远没有如此在行。
《黑羊与灰鹰》读后感(二):看完黑羊与灰鹰也搞不懂的巴尔干史
这本书是去年在去巴尔干之前读的,本书共分为上/中/下三本,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历史信息及历史事件,如果单纯的为了一次旅行或者说为了让自己放松一下,完全没有必要看。书中包含近十万文字,却没有配一张图,其中的历史也是夹叙夹议的方式,文学性很强,除非很认真的阅读,否则很难将整端历史融汇贯通。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历史小白,在读书的过程中就很容易走神儿。但对于整个巴尔干地区的描写还是相当不错的,毕竟这个欧洲的火药桶历史政治宗教变更都是极为复杂的,虽然读了书行了路,但对于此,还是一知半解。
就拿语言文字来说,南斯拉夫虽曾为一体,但他们的语言却不尽相同: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波斯尼亚语 以及黑山语同属舒特方言,为其四个分支,其结构、文字基本相同,相互沟通无甚问题。但历史上,这四语的书写方法并不相同——克罗地亚语和斯洛文尼亚语是拉丁字母;塞尔维亚语、黑山语和马其顿语是西里尔 (俄语) 字母 ,目前正逐步改为拉丁字母;波斯尼亚语是阿拉伯字母(现在基本看不到了),十九世纪末改为拉丁和西里尔字母。就现状来看,似乎都趋向于拉丁化,这大概也是为加入欧盟而作的准备。
这种同语不同文的差异自然与政治宗教的变迁相关,波斯尼亚主要信奉伊斯兰教,黑山大约也有两成人口为伊斯兰教徒;而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人则信奉天主教;除此之外,原南斯拉夫加盟共和国居民均以东正教徒为主……这种文字、文化、语言、信仰的差异,在这个地区可谓是复杂而多变,为了不在此处露怯,我便不在赘述。
《黑羊与灰鹰》读后感(三):一处翻译问题
老规矩,1是原文,2是原译文,3是我的翻译。
1. “Her question made me remember that the word ‘idiot’ comes from a Greek root meaning private person. Idiocy is the female defect: intent on their private lives, women follow their fate through a darkness deep as that cast by malformed cells in the brain. It is no worse than the male defect, which is lunacy: they are so obsessed by public affairs that they see the world as by moonlight, which shows the outlines of every object but not the details indicative of their nature.”
2. 她的问题让我想起那个源自希腊语词根的意味深长的词:“白痴”。白痴态是女性的通病:专注于她们的私人生活,遵循命运的安排,沉迷于深渊的黑暗,她们的脑细胞有多畸形,所投射出来的黑暗就有多深。这种白痴态与男人的固有缺陷的可怕程度不相上下。男人的毛病是愚蠢:他们沉迷于公共事件,在月光下看世界,一切事物都只见个轮廓,却看不见展现事件本质的细节。
3. [之前听到南斯拉夫国王遇刺的消息,作者非常恐慌,因为害怕下一场大战打起来,而她的护士的第一反应是,你认识他吗?不认识的话为什么要关心呢?]她的问题让我想起来,“白痴”(idiot)这个词有一个希腊词根,意思指一个私有之人。白痴是女性的缺陷:她们看重自己的私有生活,只能在她们大脑的畸形细胞所投射出的黑暗的隧道中穿行,追随她们的命运。这不比男性的缺陷更糟糕,男性的缺陷是疯狂(lunacy):他们如此痴迷公共事务,以至于放佛在月光下看待世界,月光只能照射出事物的轮廓,无法显现出事物的根本细节。
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段落。韦斯特说,大家忽略了一件事情,即战争本质上是一件男人的事情,女人始终是被动的参与者和被卷入者。后来韦斯特一直就在属于public的战争、民族、国家和属于private的伤痛、关切、创伤之间摇摆。private person和public person这算是古希腊以来一个恒久的对立了,很难看到一位女性作家能如此犀利地提出这个话题的。
《黑羊与灰鹰》读后感(四):于我们无关的或其他
为什么一个欧洲记者要几次三番地踏上巴尔干的土地,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去关注那些极平凡琐碎的事?即使今天,丽贝卡•韦斯特的《黑羊与灰鹰:巴尔干六百年,一次苦难与希望的探索之旅》一书已负盛名,要重复她的行旅仍令人感到疲乏和忧心。我们一面留心着“欧洲火药桶”,一面依然面对跟韦斯特的护士相似的困惑——彼时,病中的韦斯特正为南斯拉夫国王遇刺从床上跳起,令护士不理解——不怀疑一条导火索会引发其他事情,却也不认为与己密切相关。
在非常时期,勇于踏上是非之地的韦斯特已足够令人佩服,更让人移不开视线的,是她一路上刻画的小人物。他们既无过人的见识,也算不得品德高尚,甚或贫穷、卑贱——又是一些“于我们无关的”,然而他们勾起我们对生命本身的思索,因地而迁,是无法单以价值观来衡量的。
譬如,韦斯特的第一站,去往克罗地亚的火车上,就碰到了她不能理解的一幕:一个持二等车车票的年轻人占了韦斯特夫妇头等车厢的座位,众人嘲笑并将之撵出。可正是这些“众人”,自己买的也是二等车票,这不是很奇怪吗?当地人并不认为两件事有什么关联。又如,在格鲁达附近一个美丽的村庄,三个美丽的年轻女孩手持美丽的鲜花,她们直白地讨要金钱,倘若拒绝她们,那是“对美好未来的断然否定”,纵容又是对规范的违背。还有能歌善舞的吉普赛人,韦斯特承认,“生命不能太轻飘”,可我们又如何克制对快乐本能的向往?
外来者眼里细小的线索,不是个人的性格特质,而是与民族性挂钩的。民族性又非一夕养成。怀着优越感说风凉话容易,或也可将之归咎于“黑羊与灰鹰”之说,责备人性的弱点,反正他们遭受的与我们根本不同。但在韦斯特一个接一个令人应接不暇的譬喻中,它越来越逼近我们的生活,倾诉共通的生命力量。
当生存变得艰难的时候,谈论道德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被我们放大的小恶遮蔽了隐匿其后的大恶。在塞尼,乌斯科克游击队据称是将敌人剖腹掏心的海盗,令人闻之色变。可历史的另一面是,他们曾是单枪匹马阻挡土耳其人进攻的英雄,是故国的出尔反尔逼迫他们迁徙,尔后,乌斯科克游击队又成为威尼斯与奥地利借以相互欺骗的工具,除了劫掠,他们别无生存之法。是相互勾结的“巨人”,骗走了他们民族的财物,而叫喊怎会是野蛮!它是“拒绝冷场”、“拒绝死亡”、“拒绝成为海盗”、“拒绝被放逐至遥远的山坡上”的写照!
其次,身份的暧昧不明不光存在于某些族群里,它不是为生存忧心的人可以左右的。远的不说,韦斯特的旅途中就有一个奇葩的存在:向导康斯坦丁的妻子格尔达。带着莫名的优越感,格尔达一路喋喋不休,傲慢无礼地贬低他人,难以相处,康斯坦丁则小心翼翼地讨好她。韦斯特觉得,此情此景有如斯拉夫人、犹太人之于奥地利和德国,前者尊重后者的声望,以至于遭到后者的蔑视时,先自省、不安、猜测缘由。然而私人关系被放大时,后果会更可怖。真实世界的格尔达们占了上风,掠夺“那些教养太好、同情心太盛的人”,动摇彼此的归属。另一厢,韦斯特看到的南斯拉夫到处都有对自己的身份敏感的人,不愿被归入一个集合,敌视与己有别的人。矛盾似乎一触即发,没有余力去触发矛盾才是幸事。又或者,就如一位保加利亚爱国律师所言:“是时候停止去想我们到底是塞尔维亚人还是保加利亚人这类小事了……我们同是人类,每个人都像需要呼吸的空气和吃的食物一样,需要自由和正义。”
没有什么于己无关,我们侥幸生活得好些,却依然在不曾留心处留下疮口:良善有对丑恶莫可奈何的时候,聪慧无暇纠正愚蠢的时候,思想、传统、安居乐业的根基被无思想、无传统、无财产悄然啃噬……他们被死亡威胁,激起千层浪,韧性舒展,生命的图景因而更醒目,纵有不能体察处,我们也绝不能让生命是蹉跎、是偏见、是无动于衷。
——己亥年读丽贝卡•韦斯特《黑羊与灰鹰》
《黑羊与灰鹰》读后感(五):黑羊与灰鹰 酣睡与清醒
巴尔干地区,向来是世界上地缘状况最复杂的区域。关于这个地域及其民族的解读和阐释从未停止过。
自1941年《黑羊与灰鹰》首次出版后,许多西方人是透过丽贝卡·韦斯特的作品去认识巴尔干地区的。就连“巴尔干”这个地理名词,韦斯特也指出,其实是来自法国人的偏见,意为暴发的野蛮人,这是一种侮辱性的表述。
韦斯特是英国著名的文学家、文学评论家和旅行作家,《黑羊与灰鹰》是她公认的代表作品。
这本书缘起韦斯特1936年至1938年间三次游历巴尔干西部的经历。本书副标题开宗明义,“A Journey Through Yugoslavia”,一次南斯拉夫之旅。
在这一长篇巨著的序章部分,韦斯特重点描述了她这次旅程的初衷,其中用较长篇幅描述了伊丽莎白皇后和她的命运对她的影响,对中国读者来说,或许有些陌生。但一说到茜茜公主,那大家就会容易有代入感。
按照韦斯特的描述,她的行程,像极了她的同行保罗·索鲁在《老巴塔哥尼亚快车》的描述(虽然索鲁在《黑羊与灰鹰》出版的1941年才出生):“我感兴趣的是在晨光清醒之后的故事—从熟悉到有点陌生,到全然不识,最后置身于奇乡异地。”
韦斯特的旅程是从萨尔茨堡开始。那一年,久居萨尔茨堡的斯蒂芬·茨威格,已经被迫离开了四年之久,正在韦斯特的祖国流亡。虽然他是在韦斯特痛批的日耳曼文化中浸染熏陶出的伟大作家,但他们对很多事物的看法不谋而合。
茨威格在自传体回忆录《昨日的世界》中提到,“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某种阴影再也没有在一度十分光明的欧洲地平线上完全消失过。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怨恨和不信任,就像消耗体力的毒素继续滞留在残疾的肌体之中。”
而这也是韦斯特在《黑羊与灰鹰》中所描述的状态,只不过更甚。巴尔干地区,连“一度光明的地平线”,都尤为短暂。
这本书对南斯拉夫城市、乡村和人民多面性的探索,又穿插了作者对南斯拉夫六百年的复杂历史的研究和回溯。在她的笔下,斯拉夫人的性格跃然纸上:爱争吵,勇敢,富有艺术天赋,善于思考,令所有别的民族都感到难于理解。
而在本书问世的八十年后,地缘政治分析家罗伯特·卡普兰的著作《巴尔干两千年》,成为研究巴尔干地区的权威书目。卡普兰极为佩服韦斯特的洞察与敏锐,,他多次提到,《黑羊与灰鹰》是他游历巴尔干半岛时的枕边书。
《黑羊与灰鹰》的特点之一,是透过三个贯穿全程的当地朋友,来观察和审视这些复杂的国度,这期间又穿插了作者大量细腻的心理感受,而精准的女性直觉也跃然纸上。
这样的表述方式,也让《黑羊与灰鹰》的结构和体例都很繁杂,枝叶蔓延,加上其对宗教信仰和历史文化等厚重知识的承载,需要读者有很强的知识和相关背景储备。
至于黑羊和灰鹰具体指代的是什么?为什么在韦斯特看来,接受悲剧本身,是斯拉夫生活的基调?看完这本书,自会有答案。
《黑羊与灰鹰》结尾处,关于1941年南斯拉夫政变的描述是本书的点睛之笔。她同时提到当时的“整个欧洲都像斯拉夫人一样受苦。”
韦斯特于1983年离世,8年后,南斯拉夫最惨烈的十年内战爆发。在这部作品出版五十年后,南斯拉夫人依旧如韦斯特所描述的,“在他们矛盾的命运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