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读本》是一本由罗钢著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4.00元，页数：44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文化研究读本》精选点评：

　　●水平有限，略感艰涩难读

　　●这里的翻译可能有武器学家。。。

　　●在网上跟人吵到爆炸临界点的时候，读读文化研究降火，毕竟你经历过的这些，早在半个世纪前就有人研究了。

　　●融汇了文化研究各个时期的重要文献，适合快速入门和了解文化研究的框架

　　●入门书

　　●这他妈 在说些什么啊 太难读了

　　●M最后一篇

　　●只读了前言部分，我觉得是一篇很好的文献综述。

　　●消费社会的种种，恢复理性身份

　　●哭着看下去

　　《文化研究读本》读后感(一)：文化研究与福柯

　　文化研究的理论路径与福柯之间果然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文化研究提出了一种通过“意识形态”来研究文化被社会收编并进而纳入到权力再生产过程中的理论。而福柯也提出，通过对“知识”的操控，权力弥漫到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达到控制的效果。研究“知识”，既能够从中看出权力对社会的控制方式，也进而能够发现权力在社会中的再生产方式。所以文化研究中的“意识形态”与福柯的“知识社会学”之间有着很大的相似性。

　　不过，差别在于，文化研究中的意识形态是一个复杂的接合概念。通过在意识形态角斗场中的弥合，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关于文化的话语会最终达成一种妥协，而这一妥协的过程某种程度上既是反抗的成果，也是底层文化被巧妙收编的过程，其中充满了复杂的博弈和暧昧的妥协。而福柯的“知识社会学”则更加强调控制与反控制的过程。他认为，权力在产生控制的同时，便会带来反抗的反作用力，所以社会生活就在控制与反控制之间不断产生张力。不过总的来说，现代社会中，由于权力日益走向精致型，因而可供反抗的空间实质上正在变少，个体所受到的自然而然的控制越来越多，为此，他试图从某种越轨的激烈性爱中解放个性，以达到尼采式的撕裂主体性所带来的自由酒神状态。

　　《文化研究读本》读后感(二)：文化研究与传播学入门

　　王逢振先生于80年代组织翻译、编选的《文化研究读本》囊括了斯图亚特·霍尔、雷蒙·威廉斯、约翰·斯道雷、希利斯·米勒等多位名家的著述，从新左派评论到大众文化、电视媒介研究，这些经典的篇目勾勒了西方学术“文化研究转向”的学术概观。

　　文化研究总体上有着反经验主义的态度，在与人类学、考古学交互影响下，文化研究学者批判经济决定论，强调文化的解放力量，努力挖掘着文化多元价值（如关注边缘亚文化、大众、反学科）。“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种族种性”、“社会性别”在70年代后成为了时髦的关键词，这些概念都带有强烈的“反本质”的色彩和左派的政治立场（如萨义德）。

　　举例说明，杜西尔在《染料和娃娃玩具：跨文化芭比和差异销售规则》一文中提出，“芭比娃娃”作为一个简单的玩偶，同样载附着意识形态功能，它的关键作用是帮助儿童决定自身和周围事物的价值。从这种观点出发，金发碧眼、肤白胸大的芭比娃娃首先成为了“男性中心主义的手工品”；其次，所谓的“跨文化芭比”（即不同肤色、不同相貌），同样是虚假的，其原型仍然是“欧洲的想象”，这就又将芭比娃娃打上了种族歧视的痕迹。

　　在“西学东移”的过程中，由于先天缺少欧洲文化土壤（如英国工人阶级的文化定位、精英本位的教育观念、广告与肥皂剧之于家庭的意义、美国人对越战的认知），仅有着来自于译介文本中的模糊概念，故在阅读这些篇目时会感到艰涩，同霍尔在《编码，解码》中所提出的一样，“信息来源”与”接受者”的符码之间的不对称性，会在话语转换时产生“偏差与误解”。故熟悉英国历史以及欧美社会文化变迁才是入门的第一步。

　　（其中斯道雷《摇滚霸权：西海岸摇滚乐与美国越战》对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的运用非常经典，非常便于初学这理解。）

　　《文化研究读本》读后感(三)：“复古”是一种调停

　　首先，这本理论艰深的书我并没有读全和读透。在准备论文的初期，导师推荐了这本书作为对基础理论的了解。买到手之后，我用了三天时间才读完了40页前言，文化研究的历史、理论与方法。只有又零零碎碎读了大部分的内容。

　　前言的详尽程度，绝对可以够一只文化研究菜鸟啃上几天。正如题目一样，序言用力甚猛。从二战结束后，斯图加特.霍尔与英国的工人阶级亚文化起源开始，到葛兰西振聋发聩的“文化霸权”“真正的调停”，再到当代越发得到关注的性别、种族、阶级亚文化和大众媒介的兴起带来的消费文化和大众文化，皆有所涉及。但是，文化研究与传播学相同，都是上世纪中后期逐渐兴起的新型学科（传播学甚至在二战中就有了雏形），在当代越发壮大成一门显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其起源的追溯涉及到太多的政治学、社会学内容，尤其是涉及二战后英国的政治环境。

　　整本书最让我喜爱的是最后一篇文章，约翰.斯托雷的《摇滚霸权：西海岸摇滚乐与美国的越战》。这篇文章"Music and Amerika's War in Vietnam"在1989年刊登在 Manchester Polytechnic的《Popular Music Society》。从时间上应该是斯托雷教授早年的一篇论文，现在他老人家任教于University of Sunderland.另一本经典之作是《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简明易懂，重点讲的是当代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界线消失和逐渐融合的趋势。

　　《摇滚霸权：西海岸摇滚乐与美国的越战》让我着迷的原因很简单。第一次看完这篇论文时，顿时有种任督二脉被打通的激爽。一般来讲，论文都是很枯燥的。但是在短短几页的文字中，这篇文章很好的阐释了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现实案例，在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西海岸，当局或者说一种文化的必然性怎样一步一步阉割和宰杀了嬉皮士、摇滚青年们掀起的一场壮阔的反文化运动。这种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挣扎，最终哺乳这一社会形态的讽刺，悲情和唏嘘在他的这篇文章是被表现的淋漓尽致。

　　背景是上世界60年代自下而上发起于美国校园的“反文化”运动-----中产阶级的文化团体，嬉皮士，瘾君子，狂热分子，理想主义者，激进分子，在60到70年代，他们试图建立一个“非竞争性的，非主战的”别一的社会。这些人的集合自然令人联想起美国50年代的摇滚乐、吸毒、性反常、堕胎、裸奔等迷恋怪癖和追求荒诞的嬉皮文化，以及那场50万人在伍德斯托克的昼夜狂欢。反文化运动继承了“垮掉的一代”的所倡导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而站在他们理念中央的，就是核心的反战原则。

　　斯托雷说，鲍勃.迪伦把乐器装上电子扩音器。西海岸的摇滚乐代表着不仅仅是音乐，而是看待世界和音乐的意义问题。音乐是另一种正是手段；听众和表演者无限的融合，力求属于一个别一的社区，而不属于娱乐业。但正相反，反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摇滚乐的蓬勃发展，迅速使得音乐成为旧金山的第四大产业。“高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花朵。”

　　就连最优秀的乐队也不能否认，没有大型娱乐公司的制作和包装，摇滚乐的影响力并不能如此声势浩大。但是，这就意味了音乐家们必须进入资本主义商业运作的链条，和资本主义打交道。更讽刺的是，乐队要灌制唱片，则需要不断带来利润，通过税收的流动，乐队实际无法控制利润的使用。“我们发现，而且不是许多年之后才发现，我们为得卡公司赚的钱都被装进黑箱子里，由美国空军轰炸机拿去轰炸北越了。真特么的，鬼才知道你帮他们杀了多少万人。而你却蒙在鼓里。”滚石的凯斯.理查德的一段话。

　　这完全印证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统治集团不可能绝对把从属集团吸纳到主导秩序中。但反文化运动依然植根于资本主义的美帝，虽然社会联系有时会断裂，但是张力迟早会平息，利润流淌出来，反文化就枯竭了。统治阶级不会愚蠢的直接打压对立集团，在一个特定的领域内，他们会实现真正的调停。然而这个领域依然隶属于统治阶级，服务于他。在反文化运动中，摇滚最后变成了营销。Woodstock是一场巨大的生意。作者认为，亚文化的最终走向有三：消失，彻底边缘化，或者合营于主流文化。而西海岸的摇滚乐是第三种。1968年，马丁路金和肯尼迪遇刺。1969年，征兵彩票上市了。反文化运动乱了阵脚。随着尼克松上任，美国结束越战。反文化运动以合营而宣告结束。

　　文化霸权主义强调的是被统治者发于自愿的对统治阶级的维护。两者在对社会文化、道德思想的主导权和确立主流地位方面的斗争，虽然以统治阶级获胜而结束，但是新形成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是一种包容某些对立阶级价值观的妥协形式。应该说，文化霸权相比于传播学的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传媒传播内容的体无完肤的批判，较客观。

　　80年代，新的政治环境使得美国校园开始了着反文化运动的复兴。60年代的嬉皮士真的垮掉了吗？如今随着“垮掉的一代”这已经成为了一个符号意义的词。葛兰西所说的“双方的谈判”——这种回环和相互妥协在特定领域将会升降不断。

　　《文化研究读本》读后感(四)：理查德·约翰生：《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What is cultural studies anyway？）导读——by 曹晔阳

理查德·约翰生（Richard Johnson），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第三任主任，前两任分别为理查德·霍加特和斯图亚特·霍尔。

这篇文章发表于1986年发表于 Social Text期刊。Social Text是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期刊。自1979年由独立的编辑团体成立以来，Social Text解决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和文化现象，涉及性别，性，种族和环境问题。每个问题涵盖围绕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奇怪理论和大众文化的辩论主题。

原文一共有20个小标题，笔者将其拆解组合为以下四个板块，以便清晰明了地梳理文化研究的特性。

一、文化研究的背景

文化研究具有开放性和理论的多样性，其反思性的甚至是自我意识的倾向，而尤其重要的是批判的重要性。

我所说的是最充分意义上的批判：不是纯粹的批评，甚至不是论战，而是研究其他传统的方法，借以看出它们可能生产什么、可能禁止什么。批判涉及到撷取最有用的因素，拒斥其余的因素。文化研究就是一个过程，是生产有用知识的一种炼金术。

（1）最早——文学批评。

雷蒙·威廉斯、理查德·霍加特发展了文化的社会评价功能，比如《文化的用途》（理查德·霍加特）、《文化与社会》（雷蒙·威廉斯）、《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E.P.汤普逊），把评价从文学转向了日常生活。战后各种社会史研究聚焦于通俗文化，尤其是以政治形式出现的“人民”文化。

文学和历史批评的核心——对旧式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反对斯大林主义和对价值的重新发现（第一批新左派），对经济主义的批判（后来，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危机”）——从文化研究方面来说，可以看做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复兴。

约翰生：文化研究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哪些影响？

1. 文化研究与社会关系密切相关：尤其是与阶级关系和阶级构形，与性分化，与社会关系的种族建构，以及作为从属形式的年龄压迫（age oppressions）的关系。

2. 文化研究涉及权力问题：有助于促进个体和社会团体能力的非对称发展，使之限定和实现各自的需要。

3. 文化是社会差异和社会斗争的场所：鉴于前两个前提，文化既不是自治的也不是外在地决定的领域，而是社会差异和社会斗争的场所。

在英国语境中，文化研究关注的重点虽然是“理论”，但是是和现实经验充分结合在一起的。女权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研究，促成了原来的阶级政治相关研究（庸俗马克思主义批判研究）的转向——由旧的意识形态批判普遍转向了以社会身份、主体性、通俗性和快感为核心的研究路径。正如文化研究者雷蒙·威廉斯的话：“我们习惯了用政治和经济术语来描绘我们的整个日常生活……但作为一个经验的问题，人和社会并不局限于权力、财产和生产。他们对经验的描绘、学习、说服和交换的关系同样是基本的。”（威廉斯，《传播》）理查德·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关注的也是英国工人阶级的文化生活，以及美国大众文化对这些人阶级文化的冲击。

二、文化研究的定义

第一种，文化研究是一种知识和政治的传统（an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tradition）。这个定义旨在表明，文化研究和写作都是政治活动，但不是直接实用的政治（不代表任何的特殊政党或倾向），而是在对文化的研究中要对政治有所指向。比如在对通俗文化的研究中，不能只局限于文化形式本身，而是要把它和权力和社会可能性结合起来看待。

第二种，文化研究是测绘我们与学科的否定/肯定关系（charting our negative/positive relation to the academic knowledges）。单学科很难解释文化过程，文化研究发展必须是跨学科的。比如，历史学家的一些品质似乎有益于文化研究——如对运动、特殊性、复杂性和语境的关注。

第三种，文化研究是理论问题框架的分析和比较。这是一切文化研究的本质因素，也就是从抽象的理论来解析文化过程。但是约翰生也指出，这种抽象的话语形式很容易把理论和理论提出的语境割裂开，在进行文化研究、或者进行文化研究教学时，还是要将理论和具体的语境结合起来——“要么历史地教学理论，将其作为连续的、语境化了的关于文化问题的论争，要么紧紧抓住理论问题和当代经验”。

三、文化研究的对象（研究什么？）

文化研究的关键词是“意识”（consciousness）和“主体性”（subjectivity）。文化研究是关于意识或主体性的历史形态的，或者是我们借以生存的主体形态，甚或可以说是社会关系的主观方面。

意识，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意识。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类的意识是理解人类社会历史的前提。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也含蓄地提到了意识，在把最糟糕的建筑家与最优秀的蜜蜂相区别时，他说建筑家的产品在被生产之前就“已经理想地存在了”。它存在于意识中，存在于想象中。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里，意识具有压倒一切的认知内涵：除了包括对社会和自然界的认识，还包括对自我的意识、对精神和道德的自我生产。

主体性，不在意识层面发挥作用，但却通过能动性、冲动等方式影响我们的行为。主体性是生产的而非给定的，它聚焦于个体和集体的身份，聚焦于“我是谁”“我们是谁”。

文化研究关注整个社会（或更广义上的社会构形）及其运动的方式，但和政治经济学研究不同的是，政治经济学是从人类生产和再生产物质生活的角度审视社会过程的，但是文化研究是从精神生活，也就是通过意识、主体性等方面维护自身的角度来审视整个社会的。在这个里面，形式受到了格外的重视，它包括语言、符号、意识形态、话语、神话，等等。一切社会实践都可以从文化的视角来主观地审视，比如工厂的工作、工会组织、媒体、家庭消费方式，等等。

四、文化研究的具体内容

（一）总体线路：资本-文化

约翰生提出了一种生产线路，即文化产品的流通和消费线路。图中，每个方块代表一个时刻，每个时刻既是独特的，也是和其他时刻相互关联的。这既是资本及其扩大再生产的线路，也是主体形式的生产和流通的线路。左边的条件是生产条件，右边的条件是消费条件。首先，文化和社会关系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建构的，在社会生产条件的作用下，文化经由生产形成了文本，而文本在社会消费条件的作用下，得到了阅读（尤其是非职业分析家的阅读），形成了话语和意义的存储，反过来，又成为新的文化生产的原材料。

为了理解这个文化线路，约翰生举了研究微型米特罗（Mini-Metro）的例子。在当时，米特罗拯救了英国汽车工业，在外部市场冲击的情况下击败了市场对手，同时也解决了英国雷兰德尖锐的工业纪律问题，缓解了来自国家内外的威胁。（电视广告案例，赶走了外来入侵者，矗立于白色多佛悬崖，将其塑造成民族英雄）

为什么米特罗取得了成功？在这张图中——

文本：仅仅分析米特罗本身的特性就足够了吗？怎么去看待广告的作用？是否应当把米特罗囊括在民族经济复苏和道德复兴的话语之中？

阅读：从生产出来的米特罗文本出发到消费层面，米特罗可能就会被解读为多种意义，这是一个从抽象/普遍到具体/特殊的过程。比如，对于大部分百姓来说，米特罗的功能含义被提取出来解读，人们将它视作是日常生活中的工具（上下班、接孩子）；对雷兰德工人来说，米特罗还有了一些附加的含义，因为这是他们的产品；从它塑造民族意识形态的角度，它也可能是一种促进消费、进而促进生产的符号，和民族兴盛紧密联系在一起。约翰生认为米特罗的这个案例是意识形态扩散的一种小小的范式，把它称作是“民族销售”。现在看来，华为就是与之相关很经典的一个例子。

再是图中公共、抽象和私人、具体的问题。一个事物从设计到生产、再到出现一系列文本，是逐渐由具体到抽象、由私人到公共的，比如米特罗本身对于公共来说就是一个抽象的文本，它闪耀着英国的特性和光芒，不仅代表着一个社会工具，还代表着阶级战争工具，还代表着民族象征；但是，经由消费和阅读的过程，它又被具体化、私人化，每个人对它的看法、消费它的意图都可能是不一样的，都比如俩孩子的妈来买这辆车时，想到的可能就只是怎么接孩子上下学、自己怎么上下班、周末怎么郊游这些具体的问题。文化线路中的这些过程，都是由权力关系生产的，同时也生产权力关系。

（二）文化研究的形式

现有的两种分化的文化研究形式：

一，坚持把“文化”作为整体，在其具体场合、按其物质语境进行研究。这种研究认为文化是整个生活方式或整个斗争方式，强调复杂具体地描述的重要性，倾向于对文化或文化运动进行社会-历史的再创造，比如民族志文化描写，或从事再造社会局部“经验”的写作（自传、口述史、现实主义小说）。---植根于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历史学。

二，强调主体形式和指意工具的相对独立性或实际自治性。结构主义，推崇关于环境和主题的话语建构，揭开语言、叙事或其他符号系统生产意义的机制。---植根于文学批评，文学现代主义和语言学形式主义。

将其和私下-公共，具体-抽象的模式进行对应理解：

文化的私下形式：特殊的，具体的。它并不解释这个世界，而是有限的、局部的、适中的。它深嵌在日常生活的交往之中，比如妇女们购物、会面、谈论家长里短的闲谈，也包括工作场所的工人阶级文化（拒绝体力实践和脑力理论之间的分离），等等。

文化的公共形式：普遍的，分离的，抽象的。比如“‘空气中传播’的电视节目似乎是非常抽象的、甚至像乙醚一样的产品……它是比日常生活叙事要简明得多的对‘真实生活’的再现。”和文化线路图中描述的一样，公共形式的文化以文本的形态出现，在文本中，交际实践与理论抽象过程是分离的——也就是我们在阅读文本的时候往往不是通过亲身交际感知文化，而是阅读他人已经搬移好、凝固下来的文化；这种文本往往是去生产条件化的，隐去了大量现实世界中的细节，是高度抽象的。

正如前文所说，文化的公共和私下形式并不是相互隔绝的，而是相互流通的。文化生产往往涉及公共化（public-ation），即私下形式的公开，比如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明星、政治家的私生活被公开在电视新闻、电视剧和电影中，来供大家阅读和消费；而这个公共文本的消费过程，也是在私下领域里来进行的。那么，为什么这些明星、政治家的私生活可以被公共化地再现？

约翰生指出，在公共-私下的关系中，权力是发挥能动作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它可以将一些因素纳入到占主导地位的意义的公共定义之中，也可以惩罚或污名化一些因素，让他们不能出现在公共视域中。比如在近代社会，经济、国防、法律、秩序、福利等问题是最重要的、主流的公共问题，但是其他问题如家庭、生活、性在权力的压制下基本上都只能在私下讨论，无法呈现在公共视域中，因为这些和当时的男性、中产阶级的“利益/兴趣”结构是不相对应的，他们掌控了主要的权力。但到了现代社会，这些问题越来越多地成为公共问题，权力结构也开始发生了变化，女权主义、和平运动等开始兴起。所以，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我们不但要提出关于客体、理论和方法的问题，还要提出围绕文化线路的不同视角的政治界限和潜力的问题（权力关系的问题）。

（三）基于生产的研究（必要性和限制）

从文化线路来看，文化研究有三种模式：基于生产的研究，基于文本的研究和对活生生的文化的研究。

从生产的理论观点来研究文化，关心的主要是文化形式的生产和社会组织。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范式主要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将文化理解成一种产品。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文化生产和组织的历史形式——“上层建筑”（主要指思想上层建筑）——开始得到了详细的阐述。

从生产的角度来看待文化，有两个限制。一是“经济主义”（economism），这种模式有一种忽视文化生产特点的倾向，文化生产被一般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同化，即只将文化当做是商品，而没有充分注意到文化商品线路的双重性质。生产状况不仅包括生产的物质手段和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还包括从过去的文化或从已经公共的话语中吸取的既有的文化因素。二是“唯生产论”（productivism），这种模式和经济主义是结合在一起的，它的问题在于是从生产条件来推断文化产品及其社会应用的性质，有一种生产决定文化的一切的意涵。比如，只需从文本里追溯一个观点的源头，就可以把它称作是“资产阶级的”或“意识形态的”，所以就有了很多的称呼，比如“资产阶级小说”、“资产阶级科学”、“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等等。约翰生指出这种定义是早熟（pre-mature）的，除了生产过程的根源，我们还需要对文本的形式和接受方式进行研究，要考虑到消费和阅读在其中的作用，才能考虑给它贴上这样的标签。

所以约翰生认为，从生产的视角来进行文化研究，除了要从文化和主体性方面考虑生产条件和生产手段之外，还必须考虑围绕在生产过程、生产时刻中主体和客体的劳动。换句话说，不能像“唯生产论”一样只考虑生产条件，也不能像“经济主义”那样忽视文化的特点，而是要注重文本生产者的生产力、注重文本的生产力。简单举个例子，就像一个作家写一本书，我们不能只去研究他写这本书所具有的条件、所处的社会环境，还要落实到文化上，关注作家本身在想什么，关注他写的文本在阐释着什么。

（四）基于文本的研究

所以这里就说到了第二个路径，基于文本的文化研究。

这个其实常被归于人文科学或艺术科学之内。在这其中，语言学和文学发挥着比较重要的作用。比如对叙事形式的文学分析，对不同文类的辨识，句法形式分析，对言语行为和交流形式的分析，等等。【特征】在文学（或有些种类的音乐或视觉艺术）中辨别出来的形式、规律和常规往往证明在社会上也流行甚广。比如他举了例子：“女权主义对传奇的探讨追溯了通俗浪漫小说、公共婚姻仪式（如皇家婚礼）以及（即便仅仅通过亲身经历的）象征性解决浪漫爱情问题的主观努力之间的对应。”换句话说，有研究表明，女性在谈恋爱时会将浪漫小说、皇家婚礼等文本中的场景作为理想的方向，即这些文本对人们的恋爱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也有相关研究表明，男性也会受到史诗等叙事形式的影响，而产生战斗的幻想。

那么，究竟什么是文本？

约翰生说，文本在文化形式中只是一个手段，严格说来，它只是一种原材料，人们可以从中抽象出特定的形式、特定的分析对象，比如叙事，意识形态问题框架，表达方式，主题位置等；它也可能构成一个更大的话语领域的一部分，或在其他社会空间里有规律地出现的形式的综合。在他看来，基于文本的研究，不代表就要把文本当成研究的中心；文化研究的最终目标并不是文本，而是应该透过文本关注主体的社会生活。

约翰生把结构主义在文本分析上的局限，归纳为“结构主义的简缩”（Structuralist Foreshortenings）。Foreshortenings是来源于绘画中的一种方法，就是通过透视法来缩小物体部件的大小，来呈现画面的景深。用在这里，约翰生想表达的意思是结构主义简化了文化研究的问题，仅仅把它归结于语言和符码（意义体系）的“生产活动”上，而缺乏“主体理论”（对个体的关怀），虽然有人通过文本分析和精神分析对主体性有所弥补，但是这依然是非常抽象的、“薄弱的”和非历史的，甚至过分客观。它们不能真正地说明主体形式的缘起和人类栖居于这些形式之中的不同方式（即不足以全面地反映人类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那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重视生产。

生产的覆盖面是非常广的，它涉及原材料、工具或生产手段，以及社会地组织起来的人类劳动形式。约翰生分析了英国电影学院主办的电影批评杂志《银幕》，指出其文本研究却只狭隘地关注生产/再现的工具或手段，也就是只关心电影叙事、电影符号，把电影作为“精神机器”（mental machinery），而不关注作为社会和历史过程的生产，忽视了劳动、忽视了人实际的生产活动。--不要“就电影而谈电影”。电影（以及电视）评论仿佛只是“关于”电影和电影的评论，仅只是再生产或改造电影或电视形式，而非吸收和改造首先在别处生产的话语。这样，电影文本就被从围绕和构成它的整个话语群和社会关系中抽取出来了。

针对这个问题，约翰生提出了两种“新型”的符号学。一是后期符号学（later semiology）。后期符号学最典型的特征，是它发展主体生产理论——使“我”（主体）理直气壮地矗立于思想、道德或审美评价的核心。这种文化研究将符号学分析和主体生产结合在了一起，体现出了一定的人文主义思想。

二是“高级符号学”（Advanced semiology）。高级符号学提出了对主体性加以理论化的若干层次，它强调找到文本形式叙述和读者主体性的交叉点，推动“文本的读者”向“社会的读者”进行转变，也就是从最抽象的时刻（对形式的分析）滑到最具体的客体（实际读者，因为他们是社会地、历史地和文化地构成的）。这就需要对“阅读”进行长期深入的探讨——因为阅读不仅是一种接受行为，还是一种生产行为；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就不仅仅来自于阅读的文本，还包括日常生活中各种复杂多样的文本。

（五）基于“活生生的文化”的研究

文化研究的第三种路径是基于“活生生的文化”，要主动寻找公共领域之外出现的文化因素，寻找仅以抽象或变化了的形式出现的文化因素。这种研究路径下，常采用的研究方法是民族志。民族志是什么？民族志是运用观察、访谈以及其它田野研究手段，深入细致地描述某一特定人群及其文化的一种方法。那么，民族志怎么就能够表现“活生生的文化”呢？在约翰生看来，民族志是一种再现他者文化的实践，在这个框架中，唯一合法的实践就是以颇似自身术语的东西再现未加中介的一段真实生活经验。民族志最独特的特点，是在活生生的文化群和公共形式之间建立起联系，对“阅读”进行研究。比如，研究大众文化形式对亚文化风格的贡献，研究女生对通俗文化的使用，研究男生对知识和学校权威的抵制，等等。

这些研究，都在公共和私下交叉的领域进行，它能够帮助我们回答两组问题：

第一组，文化形式的“流行性”、快感和使用价值。为什么有些主体形式受到大众欢迎，成为生存原则？主体形式被栖居的方式是轻松的还是严肃的？因为这是要做的事还是因为这不是要做的事？（文化是必须的，还是爱好的？）

第二组，文化形式的效果。这些形式是否再生产从属的或压迫的现存形式？它们是否允许对现存关系提出质疑，或依据欲望而超越这些关系？等等。

五、未来文化研究的形态：取向

与生产相关的研究意味着努力控制或改造最有力的文化生产手段，或抛出借以实行反霸权策略的可选择性措施；基于文本的研究聚焦于文化产品的形式，通常关注各种可能的具有改革性的文化实践，它们绝大多数情况下是针对前卫实践者、批评家和教师的；对活生生的文化的研究与再现政治密切相关，这种再现政治维护从属的社会团体的生活方式，用隐含的智慧批判主导的公共形式，政治研究甚至希望给通常私下的、被指责的或被压制的文化带来的霸权的或非全体性质的转机。

如果仅仅是把这三组方法组合起来，绝不是未来研究的充足策略。一个原因是，在各种方法之间确实存在着理论的不相容性；另一个原因是，每一方面都有为避免简化而独立的自身生活。

与生产研究相关的方法需要更密切的观察，比如对特殊的文化生产条件的审视，这将包括电视所依赖符码和成规的比较规范的符号学问题，以及电视改造这些符码和成规的方式。它还必须包括属于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关头的大量话语材料——意识形态主题和问题框架。

基于文本的研究形式需进一步发展。在文本中寻找生产过程的符号的确是可能的，但要认识到我们始终是在分析再现的再现。第一个客体，即文本中再现的客体，并不是一个客观事件或事实，而是在某一其他社会实践中已经被赋予意义的东西。由此，必须将对实际读者的研究引入文本研究。一方面，对文本的形式阅读必须是开放的和尽可能多层次的，当然要辨认偏爱的位置或框架，但也要辨认可选择的阅读和框架。另一方面，分析者需要永久放弃批评读者的两种主要模式——基本上属于评价的阅读（评价文本的好坏），和希望把文本分析作为一门“客观科学”的阅读。

关注“具体”文化描写的方法，不能忽视文本式结构和特殊话语组织形式的存在。我们需要知道在基本组织模式上，是什么把私下文化形式与公共形式区别开来。这样，我们就可能（比如在语言上）详细阐述社会团体与不同媒体形式的区别性关系，和所涉及的真实的阅读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