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法国大革命》是一本由[法] 弗朗索瓦·傅勒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3.00元，页数：28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思考法国大革命》精选点评：

　　●#政治概念史#如此浓厚的政哲气息

　　●傅雷作为法国传统革命史学的反叛者，对托克维尔的重新挖掘着实让史学与社会科学更近了一步

　　●旧制度与大革命：自杀论。 书很不错，托克维尔也很不错，我很不好。

　　●写得太好了！是那种整本书我都想抄下来的好。不过后半部分我读得没有那么细。看完之后觉得自己应该重读《旧制度》。

　　●傅勒是那种不易读却耐读的作者

　　●问题发言：看完这本之后突然觉得那些学界大佬们因为观点不合的勾心斗角和互喷比他们描绘的事件本身好玩多了

　　●人类创造历史，却对他们创造的历史一无所知。。

　　●[法国史] [法国大革命] 革命不过是一场幻想，革命激情带来的政治狂妄是可怕和危险的。

　　●基本就是对马克思革命史的攻击，本身看不到什么观点。整本书晦涩难懂，再加上译者诡异的用词，基本上不知所云。

　　●似懂非懂

　　《思考法国大革命》读后感(一)：思考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是近代史的最重要历史事件之一，其影响甚至在现在还没有消失，而研究它的历史作品则汗牛充栋。大致分为历史事件叙述以及历史评论两类，而历史评论则又有正面、客观和负面的林林总总，看得让人如堕烟海。所以对待历史一定要有着自我的立场，否则可真是“尽信书不如无书”了。 　　此书算是评论性文章，立场也持中间立场，虽然作者地位崇高，在法国大革命研究方面也是权威者，不过我对此书感觉一般，也许是作者的观点并不雷同于我的观点。所以我并不特别欣赏。当然“他山之石”也是必要的。

　　《思考法国大革命》读后感(二)：还有革命么?

　　我看出来了,股市是中国最后的希望.这里还有掘墓人的身影.

　　我看出来了,法国的精神传到了中国,真正的革命也不会终止于法国大革命的.

　　傅勒还太年轻了.

　　他没见过现代的中国人.中国,天下没有第二个.这个国家,十年一乱,人民却都很好说话.三七年日寇，四七年战争，五八年跃进,六六年文革,七六年大清洗,八九年风波,0一年SARS,O八年妖年,乱却快乐着忙着现代化.

　　可是,三十年一大地震,十年一大乱,五年一选和三年一拆建,英雄很多,口号很亮,却没看见过什么真正的革命壮举。

　　而人民的革命精神永存。

　　《思考法国大革命》读后感(三)：我也在思考法国大革命

　　这是一段你所知道的不知道的历史，那些历史人物的名字你或许听过见过，但却不了解他们，你不知道，他们创造的是怎样的历史。

　　在读过这本书之后，我也在思考法国大革命，是什么赋予了法国人如此的激情，是什么赋予了法国人如此的勇气，环顾世界，很少有国家和民族敢于正视自己的劣根性，并对其痛下杀手，以绝后患。而法国人，勇敢地站出来对不良传统说不。

　　通过这本书，你可以更深入真切的了解法国大革命，你可以从中再次感受到大革命时期的腥风血雨，你甚至还可以重温那些渐为疏远的名字和故事。

　　《思考法国大革命》读后感(四)：成庆：法国革命史的两种写法

　　但是问题在于，这样一个法国大革命的理解，是否就已经穷尽了法国大革命的形象？它是否就比那种“革命正当”的叙述更为合理地诠释了法国大革命的意义？那么，假如我们把法国大革命的理解重新放在法国的历史语境中，我们或许可以从中看出，中国知识分子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解变化，到底蕴涵了哪些更深层的内容。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弗朗索瓦•佛勒的《思考法国大革命》因此才显得举足轻重，作为当代著名的法国大革命史的专家，他被誉为“法国大革命两百年学术王”，虽然同为法国大革命史专家的昔日同门沃维尔讽刺说，这一美誉只不过是媒体炒作的产物。但是从学术圈的公议而言，佛勒对于法国大革命的诠释的确功力深厚、眼光独到，非寻常学者所能比拟。

　　佛勒一生的学术经历，基本上也就是围绕着法国大革命的争论展开的，由于在之前，正统的对于法国大革命所作的研究基本上属于马克思主义式的纪念史学，即将法国大革命理解成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事件，而在这场革命中，象无套裤汉的激进行为被理解成行使“人民民主”。佛勒与法国左派史学家们地论战在1965年爆发，起因就是他和德尼•里歇合著的《法国革命史》。

　　不管在佛勒的《法国革命史》，还是在1978年发表的《思考法国大革命》，都是试图重新拨开法国左派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给法国大革命所营造的神圣外衣，从而看到这场革命作为一个历史事件，里面充斥的各种复杂的因素。那么这一方面要求尽量抛弃掉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意识形态的外壳，一方面还要重新建立起作为史学家的批判立场。在前者上，佛勒与当时很多左派史学家们展开了激烈论战，他昔日的同窗沃维尔甚至将这场论战描述成“大攻势”，可见论战激烈程度之一斑。在后一方面，佛勒试图建立起一套具备个人特色的历史批判立场，他吸收了著名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和古参的思想资源，将这两位重新纳入到一个视野中来反思法国大革命。

　　这样的结论似乎与文章开头提到朱学勤的结论有相合之处，但是实际上，佛勒所试图要颠覆的，是一套主流的意识形态革命史：即法国历史是一个进步的革命史。在中国的语境下反思法国大革命，假如将法国大革命史一味负面化，一味地与激进、暴力拉扯上关系，那么我们无疑就会忽视这场大革命中所蕴涵的“民主”等价值的正面意义，从而也就极其容易失去对当下中国现况做出任何诠释的能力和冲动，对于这一倾向，我们不得不有所深思和反省。文·成庆@【读品】

　　《思考法国大革命》读后感(五)：历史的连续与中断——读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

　　历史学家对待革命史所应有的批判性视角是什么？法国大革命史学家弗朗索瓦·傅勒（旧译“孚雷”）提出了一个非常震撼的观点：“任何要使革命史概念化的想法都得从批判革命的观念入手，批判那些行动者亲身经历的、后来又由他们的继承人加以承传的原原本本的革命观念：就是说，批判那种把它作为一种激进变革，作为一个新时代起源的观念。”23革命亲历者在革命这种激进社会变化中往往会高估他们行动的创造性和原发性，会认为他们的革命所创造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与旧秩序一刀两断、截然不同。这种以革命者主观视角也就是革命意识形态所诠释的革命史显然就面临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危险。 当革命烽烟已经远去，面对已经凝结为历史的过往岁月，历史学家便应该超越那种革命者自我创造和自我实现的历史感，对革命现象（尤其是造成了恐怖结果的革命）本身进行批判，用新的眼光挖掘历史真相，以扩展人们对于革命历史的理解。所以傅勒说：“历史学家的第一职责是去除捆绑着大事件及其行动者和继承者的奠基式目的论幻象。”174这些亲历者或许确实做出了某些奠基社会新秩序的贡献，但如果单单只按他们的视角理解和诠释历史，那就变成了一种革命意识形态的幻象。

　　傅勒认为在理解法国大革命史的问题上，有两位史家最具有这种批判性眼光，对他自己的影响尤其之大，这两个人就是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和奥古斯丁·古参。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对于理解法国大革命不啻是一种“哥白尼式的革命”。由于法国大革命的激变表象对法国、欧洲甚至整个世界都造成了猛烈的观感冲击，人们通常认为大革命是法国历史的一个突然中断，是与旧秩序的彻底决裂，打开了一条新的政治社会发展进路，虽然大革命的路途和余波是起起伏伏、波折不断的。但托克维尔也正是从革命的低潮和旧秩序的复辟中看出了大革命更深层次的本质。他重构了原来由革命者自己诠释并介绍给全社会的革命史观（”奠基式目的论幻象“），指出这些革命者远非一种根本性历史中断的代理人，而是继承和完成了由法兰西君主们所开创的中央集权化官僚国家的事业。傅勒认同托克维尔的诠释，指出：“事实上，法国大革命使我们过去历史的充分绽放。它圆满完成了君主政体的事业。它不仅远未构成一种断代，而且只能在历史连续性之中并且通过历史连续性才能得到理解。它在事件中完成了这种连续性，但在意识中它却显得像是[历史的]一个中断。”23

　　所以，大革命在法国爆发，不是因为法国社会的封建枷锁最沉重，恰恰相反，是因为封建贵族制度和封建法权在法国消解得最严重，是因为法国的社会状态”民主化“程度最高。与此同时，从制度状态降解为残余物状态的法国封建法权也就显得更加丑恶。比如，法国贵族沦为了失去政治权力和政治责任而又顽固保有众多免税特权的社会寄生虫，因此更加受到遭到赋税劳役盘剥的农民的痛恨；17、18世纪法国出现了数次清理贵族头衔的运动，而资产新贵总是首当其冲，所以总是遭到欺侮打压的资产阶级新贵与传统权贵的矛盾愈加激化，对旧的封建体制愈加不满。因此，只消一点火星，整个旧制度的封建残余就会被引燃和烧毁，而那个长久以来不断构造起来的中央集权的行政官僚国家的骨架就会显形，至于它顶着一个君主制的头颅还是民主共和制的脑袋其实只是第二位的问题 。在托克维尔那里，民主化（即社会均权化、扁平化）与行政中央集权相伴而生，并行不悖：“大革命是一次关于权力的集体想象，它打破连续性，偏向纯粹民主，不过是为了在另一个层面上更好地担当起专制主义的传统，……，既要借它来重组政治合法性，又要通过它来重建中央行政权。 ”117也就是说，革命自以为创造的中央集权民主国家其实早已为旧制度长久地酝酿生成了，大革命其实只是以民主合法性给它更改了名号而已。 这便是托克维尔所诠释的法国大革命背后的历史连续性。

　　不过，《旧制度与大革命》作为一部未竟之书，并没有解释法国大革命本身不可否认的独特面孔从何而来。然而在那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中，毕竟出现了一些史无前例的政治社会现象，并且成为法国社会长久挥之不去的阴影 。托克维尔把大革命理解为一种激进的风俗和精神状态转变，也就是一场“（民主）文化革命”。但他对这一突兀的历史片段中自在自行的思想激变及其动因，其实最终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所以在晚年的书信中他写道：“在这种法国大革命病中有某种很特别的东西，我感觉到它，但不能准确描述，也无法分析它的原因。这是一种新的和未知的病毒。世界上曾经有过很多暴力革命，但法国革命者所具有的那种无节制的、暴烈的、激进的、绝望和大胆的、几乎疯狂而又强大有效的特点，我觉得在以往各个时代的社会大动荡中是没有先例的。这种新的狂热究竟是从哪来的呢？是什么造就了它呢？是什么使它那么有效呢？又是什么使它经久不衰的呢？我们面对的还是同样的人，虽然境况不同了，而且他们都扎根在整个文明世界。我绞尽脑汁，想对此物构思一个明晰的概念，想找办法来描述它。在其精神中，在其没有得到说明的行为中，好像有什么东西独立于法国大革命一切可解释的原因。我约莫知道这个对象在什么地方，但还是徒劳无功，未能揭开它的面纱。我揣摩它就像揣摩一件异物，它不让我碰它，不让我看清它。”（1858年5月16日致凯尔戈莱）

　　即使按照托克维尔的解释，法国的历史写在一张完整连续的幕纸上，但1789-1794年间这道醒目的刀痕毕竟也是一个例外。要解释这种连续性背景上的历史断裂本身，傅勒让我们从托克维尔转向了古参。

　　最终，纯粹民主的“巅峰”也就是它的谢幕和“赎罪钱”，因为这种纯粹民主的政治社会组织是没有现实性也就是没有真实的行政统治能力的。思想社会是人造的和假想的社会模式，在旧制度的压制下可以以影子状态存在，在旧政权权力真空和重组的空隙中，它可以通过一时的舆论话语掩护其蔓延和扩散。但当它真正成为政权本身，也就是遇到了权力和国家的现实时，它与现实社会的不接洽以及政治统治的无能也就是暴露出来了。“这不是在文学共和国里统治，也不是在社会里统治，而是对社会实行统治。纯粹民主在此遭遇了行使民主的不可能性，因为它生来就无法识别社会和国家：马克思看得很清楚，热月九日是社会的报复。”（257）历史的讽刺性和悲剧性就在于， “正当大革命以为可以实现让·雅克的民主思想之际，反而展示了卢梭悲剧式的真理，即法与事实之间的无限距离，不可能找到能同理论相结合的民主实践。”（48）真实的社会需要真实的国家，所以神秘地制造和崇拜“社会精神”（266注，l’esprit de société），也就是混淆“社会”和政治国家的思想学社也就只能在革命的洪流中一时得势。而当一切归于平静时，那个在旧制度中早已成熟的中央集权行政官僚制国家才是唯一的现实性。

　　赵匡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