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是一本由[法] 罗杰·夏蒂埃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页数：24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精选点评：

　　●原作加译作可能都有些碎片化，但是无关于回答历史和现世问题。

　　●对碎片化的文化史研究致命一击啊！从观念史到文化史，从文化史再到社会史，最后又回到对于大革命的起源分析。对于“公共舆论”的物质性和关于印刷的法律与经济的分析给我很大的启发。

　　●大革命有文化源头吗？是启蒙思想推动了大革命还是大革命的发生使得人们产生了一种"回溯性的重构"，作者通过对于大革命前沙龙，出版界，期刊与禁书的研究，指出大革命前的一种公共领域的产生，和旧制度下越发封闭的政治领域产生的鸿沟，使得一种人人掌握和使用理性的实践得以流行，解构了神秘的王权。

　　●作者强调福柯的不连续性的系统运用，却没有提及海德格尔的开始/开端，令我非常诧异。从所谓辨明使大革命得以发生的一些前提条件这种说法来看，缺乏这种区分使得全书无法理解。

　　●“大革命的起源是一回事，大革命是另一回事”，摧破旧说多，读完对文化起源依旧是如在雾中。

　　●各个专章的历史研究本身很好看，但是对法国大革命到底造成何种影响反而写的有点含糊。这本书的结构也略有点奇怪，各章更像是独立的研究，第八章看起来是总结又和之前几章的内容不完全对得上。

　　●法国大革命社会史，新意在于揭示了革命引向暴力从而制度化了恐怖，公共领域通过宣传和参与入侵私人领域。

　　●对所谓书籍印刷催动革命意识观点的校正和观念史的部分，要优于后面的分析阶层变动的部分

　　●“反对种族隔离的教士”？？？？偶见一些迷惑翻译 想法很好，但正如多伊尔所说“是一个大胆而又不甚成功的尝试”，本书似乎觉得旧制度人不论干啥都是本质爱革命，哪怕是在请愿书里表忠心。。。有点玄乎啊。。

　　●新年70本之67。夏蒂埃在法国大革命研究里，应该算是后修正主义派。所谓修正主义，修正的是左派阶级冲突论，但是后修正派，是将各种单一起源模糊化，正如此书内容，基本否定了大革命具备的各种化约性文化起源，而将其具体化为独立因素的组合体。如果不了解这个学术背景，恐怕对此书写作方式会有些不适应，它基本是在驳论和比较研究，并非系统立论。可能也正是因此，在多伊尔学术综述类总结《法国大革命的起源中》，对本书只是一笔提名，未加详述。建议，如果不熟悉大革命史，对大革命学术研究史也尚不了解，应该推迟阅读。

　　《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读后感(一)：启蒙运动真的引发了革命？

　　传统的历史教科书都倾向于将法国大革命视为启蒙运动的必然结果，许多大革命的领导者，譬如罗伯斯庇尔宣称他是受了卢梭的影响。但也有学者认为不是启蒙引发了革命，而是革命引发了启蒙思潮，而且启蒙思想家对革命具体的影响历史学家们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夏蒂埃这部书则不认为革命是启蒙思想的必然结果（因为有许多保皇派也喜欢读卢梭，却始终反对革命），但他力图探讨大革命的“文化起源”，辨明革命的各种前提条件，从革命前的舆论环境、书籍印刷、禁书的传播、去神圣化的国王等方面，提出了许多与前人不同的观点来解释大革命的起源，令人惊奇的是，托克维尔的许多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观点继续经受住了考验，不过夏蒂埃也强调，他的分析只是想说明有利于大革命爆发的社会文化氛围，而不能据此断定思想文化的启蒙导致了革命的爆发。

　　《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读后感(二)：启蒙思想引发了大革命吗？

本书的研究主题并不新鲜。在引言和第一章中，作者就介绍了许多前辈学者对法国大革命文化起源的看法。他和前人的区别在于，他要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大革命的文化前提，即更加关注实际生活中的社会意识和交往，而不是像泰纳、托克维尔、莫尔内那样，把某种思想原则的传播作为大革命的文化起源。

作者认为，“起源”和“结果”之间的联系未必是清晰、必然的，从启蒙思想到革命行动也是一个思想与行动双向互动的复杂过程。接下来，他就从不同方面描绘了这一过程。他从公众舆论（第二章）出发，展现了18世纪法国在书籍文化（第三、四章）、宗教文化（第五章）、政治文化（第六、七章）上出现的变化，第八章则引用了劳伦斯·斯通对英国革命的分析，考察了促成法国革命的类似文化因素。

莫尔内的《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起源》（1933）是作者回应的主要对象。此书把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起源描绘为启蒙思想逐渐传播，成为“公众舆论”的过程。作者则认为，并不是一个思想从生产者简单地复制到接受者那里，就产生了公众舆论。相反，公众舆论是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建构出来的。随着社会关系的私人化和书籍的迅速传播，个人运用理性进行讨论的公共领域形成。最初的讨论限于美学领域，后来发展到政治领域，并宣称公共领域的判断高于政治权力。不过，这些批判运用理性的“公众”仅限于受过教育的人，是一个“文人共和国”，而非全体民众组成的共同体。

公共领域的出现与书籍密切相关。作者用详尽的案例质疑了“政府的出版审查和启蒙截然对立”“书籍创造了革命”等流行观点。例如，政府的图书业长官马尔泽尔布提出过放宽出版限制的政策建议，甚至保护过《百科全书》。文人逐渐产生了知识产权意识，版权受到法律认可，这两点使文人的独立自主成为可能。至于被视为革命思想起源的启蒙书籍、批判文章等，它们的确有广泛的读者，但其中既有保守派又有革命者，阅读它们并不代表接受其中的社会批判元素。作者进一步提出，促进自由思考、最终导向革命的并不是书籍内容，而是阅读方式的去神圣化；“书籍创造了革命”这一观点，则是革命者自己的说法，他们会声称某些思想家和作品是他们的理论来源。

在宗教方面，大革命中既有世俗化的一面，又有类似宗教的热烈情感。这二者看似矛盾，却都可以在18世纪的法国找到源头。大革命之前，由于教会的分裂，以及宗教组织向社会政治和经济道德组织的转变，天主教的仪式、伦理和情感已经逐渐式微。信仰与行为逐渐世俗化的同时，原先属于宗教的情感被转移到公民美德上，这就是革命中宗教性情感的来源。

宗教的去神圣化又和政治的去神圣化、大众化相联系。人们之所以不再深信国王的神圣性，原因有三：首先，如上所述，民众对宗教本身就产生了疏离；其次，由于国家仪式减少，宫廷生活更加私人化，民众的日常生活逐渐与君主的命运分离开来；最后，公众舆论中的批判思维得到了发展，知识分子不再盲目相信传统。政治斗争的形态也发生了变化。农民的反抗对象从王室收税官变成地方领主，斗争手段从暴力斗争到和平诉讼，国王甚至会支持农民反抗领主。政治文化大众化的主要体现，并不是政治宣传读物的普及，而是政治斗争范围和方式的变化。乡村的政治化，表现为从利益得失的角度考虑冲突，采取和平诉讼的解决方式，批评以领主制为代表的传统秩序。手工业界的政治化，表现为不同群体为捍卫自身权益，在日常工作和司法程序中进行的对抗。在文学艺术领域，宫廷失去审美特权，公共文艺批评产生。文学共和国、共济会等内部相对平等的交往方式兴起，它们独立于专制权威，为平等的政治交往提供了条件，也成为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最后一章通过与英国革命的比较，从五个方面考察了法国大革命的文化前提。宗教上，詹森主义争论带来了对制度性权威的怀疑，神圣感被移植到教会外的公民美德上。法律上，法律人士在1789年的基层议事会中占主要地位，法律和行政文书的写作方式为表达革命诉求的文字提供了模板。社会结构上，旧的垄断精英中不再能整合进新的社会团体，同时非垄断精英力量又增强，旧垄断精英中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权力平衡被破坏，导致国王的专制统治失去了社会基础。思想上，知识分子批判权威的意识在增长。教育上，伴随着教育的扩张，大量知识分子无法谋取官职，对社会失望，转而成为政治作家或为革命者提供建议的律师，在革命群体中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在结语中指出，革命和启蒙可以作为一个整体，置于更长的时段中考察，旧制度与大革命存在一定的连续性。旧制度的文明化进程和大革命的暴力并不矛盾，一方面说明文明化的进程并未完全消除暴力行为，另一方面，大革命最终完成了国家对合法暴力的垄断，这是旧的专制制度也在推进的。大革命的公共文化与革命前私人领域的兴盛也不矛盾：私人生活领域中的价值观探讨，产生了独立于国家权威的批判意识，这个新生的公共领域又通过司法诉状、煽动诽谤等方式，给私人生活赋予了政治意义。作者提倡的是，不仅从当事人意识的角度认识大革命的起源，不只关注他们强调的“与旧时代的决裂”，也要看到大革命对过往趋势的延续，如中央集权的加强。

纵观全书，作者寓立于驳，抛弃了“启蒙思想引发了大革命”这一简单的观点，代之以更加复杂的文化图景。其中，书籍、宗教和政治环环相扣，共同特点是对权威的批判和独立于专制王权的公众舆论兴起；同时，作者又不止于描绘革命与旧时代的断裂，而是同样强调二者的连续性。综上所述，本书从文化入手，为读者理解法国大革命提供了更加新颖、丰富的视角，也使读者从更长时段的角度，重新审视旧制度和大革命的关系。

（原文写于2016年12月，有删改）

　　《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读后感(三)：启蒙的虚幻：重构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想象

　　（刊于《经济观察报》2015年9月28日）

　　文/俞耕耘

　　当提及法国大革命时，我们总是在谈论启蒙运动。因为长久以来，大革命的发生早已与启蒙话语同构，难解难分。我们甚至从未认真估量：启蒙文人及其文本思想对革命的实效意义是否是决定性的、唯一的与必然的。同时，我们往往乐于接受一种老生常谈，即二者总是一种线性发展的时序关系，它们被牢固锁定在先行后续的因果链上：启蒙运动酝酿促成大革命，革命必然是启蒙发展的高点与结果。

　　然而，罗杰.夏蒂埃的《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一书，则显示出对大革命阐释的全新思路与原创视野，它对于读者无疑具有启示意义。此作的可贵意义在于跳脱出一个毋庸置疑、不证自明的史学共识，对启蒙文化促成革命的单一论断提出了大胆质疑。同时，又提出了一个全新假设：大革命发生后是否回溯性地将启蒙运动作为它的正当性起源？夏蒂埃无疑是谨慎且明智的，他的小心求证并未试图逆转、推翻原有的共识，而是将这个因果关系的起源问题“搁置”起来，巧妙转化为一个探讨大革命的文化来源问题。在作者看来，综合的条件分析较之简单的因果分析更为恰当全面。“研究大革命的‘文化起源’，决不是要确定它的种种原因，而是要辨明使之发生变得可能的一些前提条件。”

　　作者的质疑与假设缘起于对莫尔内《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起源：1715-1787》这部经典之作的反思。莫尔内的论述主题与预设基点，在作者看来简单且具有暴力。他很可能错误地将启蒙对革命的充分不必要条件视为唯一必要条件，从而造成了一种“起源的幻象”。在第一章开篇，我们能清晰发现作者论述模式的方法论。可以说，他完全借用了米歇尔.福柯的谱系学策略，对起源（这一高度同一性、连续性的终极原因）进行了祛魅。他移借了《知识考古学》对历史先验主体的批判意识，强调了促成历史事件的断裂性、异质性和琐碎性真相。所谓的起源正是依赖于回溯性的重构和挑拣整合，将“彼此毫不相干、在性质上截然有异、在发生时也不连续的思想和行动统合到一起。”它在本质上基于一种目的论：为了构建历史整体性无视差异，为了形成革命正当性构建出历史连续的因果论。从而，这是一种解释学意义上的悖论：追寻起源必然显现了事后的虚构。

　　谱系学的策略贯穿了全书，为作者质证原有“共识”提供了方法。书中翔实繁复、琐碎多元的史料档案（涉及图书出版、宗教王权、政治文化等）打破了单一的史学论述模式，意味着以散点化的微观分析取代了启蒙造成革命的中心化宏观定论。在思路上，他对启蒙假设的质疑过程也有意借鉴了《性经验史》对于“性压抑假说”的解构方法。不过，作者的独特之处在于理论上的折中主义，他虽然提出了可能的逆向设想（大革命反向建构了启蒙文化），但却并未简单激进地倒置，因为那将是另一种阐释暴力。他始终采取还原的悬置方法，保留的审慎态度，因为“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我们都必须在莫尔内标出的领域内进行研究，不可能在构建历史的史学话语之外找到解答历史问题的路径”。这也意味着，作者接纳并继承了莫尔内提出的问题、标示的领域，“既将它们接纳为遗产，又不断地对它们予以质疑”。

　　夏蒂埃敏锐地发现，泰纳和托克维尔的观念或许可以校准、驱散莫尔内的起源幻象。事实上，作者也从他们二人的论述中定位出自身的阐释方向和文化视野。泰纳的视点有其无法替代的优势，他把大革命置于更为漫长的时间范畴内，考察了文化的缓慢进程。他创造性地将革命精神上溯到法国古典主义，认为它的精神特质和审美标准内置着革命的契因和要素。古典主义拒斥现实、否定社会，它以普遍抽象的绝对人性取代了个体的日常生活、以抽象世界的理性取代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丰富性。从而，泰纳旨在说明一种古典主义的“自毁”，大革命的基因一开始就存在于贵族古典精神的内核里。而托克维尔提出的“文学政治”和“公共事物经验”则为作者铺就了全书的阐释方向。君主制的绝对权力逐渐损耗了权威，公共讨论在政府之外的领域进行，大批文人、哲学家作为公共舆论的代言人，具有很高权威。没有权威的权力与没有权力的权威形成了危险的双重对峙。作者正是沿着托克维尔，挖掘了政治的文学化对革命的张力作用。文学政治和公共事务领域使各阶级（贵族、资产阶级）越来越相似，它打破了将启蒙话语简化为资产阶级独有的意识形态，强调了文化的共有性和一体化进程。同时，它也批驳了王权专制建构与启蒙批判思想二元对立的简单分裂模式，它更看重权力行使模式转变与文化影响的同构、联动关系。因而，夏蒂埃此作并无意彻底颠覆，他只是反对了阐释的必然性、唯一性，提供了更多的论述可能性，描绘了一种更为多元和微观的历史认知论范式。

　　全书对于大革命的文化分析，始终围绕三大线索：公共领域和舆论（其中包涵着书籍的出版印刷、阅读传播）、宗教的世俗化、王权的去神圣化。首先，作者辨析了公共与私人运用理性的不同内涵，“回到康德”就显得尤为重要。康德在回答什么是启蒙时，强调了理性的公共运用。它排除固定专业、职务与岗位的差别限定，用一种人类整体的一致性、普遍公民的平等性来行使理性。吊诡的是，这种政治公共领域的实现形式却是一种“文学共和国”，“它不是由启蒙哲人而是由上个世纪的学者们创制的，为自由公开地检视宗教或立法问题提供了模式和支持”。作者显然暗示公共领域的最初形成并不归功于启蒙运动，另一方面，文学公共领域也暗示了阅读公众和全体民众之间的断裂。但是启蒙的意义正在于承认民众都可以完全转换为公众，印刷传播被赋予公共领域普世性裁决的美好希冀，在书籍阅读和写作中形成了一个比权力更具权威的“批判共同体”。它将公众舆论构建为一个启蒙的、普遍的、统一的概念实体，文人成为批判运用理性的公众代言人，然而却远非社会学意义上的真实普遍。文人成为舆论公众的典范，只不过是启蒙又一次的一厢情愿。

　　作者的真实意图也很清晰，即认为启蒙运动和文人的实质作用或许被长期高估。其实它们并不具备绝对性意义，甚至混杂在其他话语中，在当时远未引起重视。“如果有人认为启蒙哲学和王室审查在所有的战斗中都尖锐对立，不可调和，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出版审查机构曾以各种特许、默许等宽松机制变相保护了启蒙出版物。在书籍传播和革命的关系上，作者讨论了一种发生学问题。所谓书籍思想征服头脑，引发革命（由内到外）的预设要大打一个问号。哲学文本、色情作品、讽刺谤文和丑闻纪事不仅相互混杂，而且在写作实践中相互借用低俗文学的模式，导致真正意义上启蒙思想家的纯粹作品极为有限。在阅读接受上，更多的怀疑、不信与抵制使阅读很难生成革命意识。即使面对象征启蒙精神的著作《百科全书》，阅读公众中也只有小部分参加了革命，大多数对于革命依旧无动于衷甚至仇视。很显然，阅读相同书籍并不必然带来选择和行动上的一致性。“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革命‘制造’了书籍，而不是相反，因为正是革命赋予某些著作先驱性和纲领性的意义，将这些著作构建为它的起源”。

　　在宗教与王权的变易线索上，作者依旧警惕由于简单对峙的假设造成结论上的冒险。宗教与王权在神圣性与权威性上的陷落，很大程度上并不源于启蒙精神的决定作用。书中描述了宗教与国王自身存在的几大严重失误，可以说它们的自裁行为占据着很大原因。大革命并未造成对传统宗教的决裂摒弃，而是参照原有的体系，衍生出崇尚人类内在德性的全新价值。它在本质上是一次宗教的世俗化发展进程。相反，教会自身的分裂使宗教权威荡然无存，原本信仰的绝对性在不断的争论中消失殆尽。当没有一致性时，它只会产生疑虑，遭到摒弃。作者认为，这种世俗化运动经历了漫长的转变过程，它远远早于大革命开始之前的历史时期。相较而言，国王形象的去神圣化也存在类似的历史陷落。国王错误地将自己的两个表象（政治身体和自然身体）统一叠加在一起，原本不死的政治身体“肖像”随着尸体一起速朽、埋葬。从政治礼仪到宫廷社会的空间意义转换，更造成与宗教改革类似的疏离感，原本公开持久性的“全景敞视”被一种私人化封闭的不可见性所取代。从此国王只是一个不在场的虚位，永远无法回到从前那种如同家庭中的父性存在。民众的被排斥和疏离，使得国王被想象和思考的方式变得愈加不可控制、不可设想（猜忌、怨恨、辱骂及刺杀层出不穷）。王权的神圣象征体系从来都与宗教圣体圣事密切相关，当宗教日益世俗化，君主制的神圣形象自然遭受贬损。国家仪式的减少使民众的参与感下降，批判思维模式的发展动摇了国家权威的根基。可见，作者始终以严密的质证逻辑巧妙暗置了一个主题：启蒙运动毕竟只是一个外因，它远没有宗教和王权自身的历史沦陷重要。

　　作为法国年鉴学派第四代重要人物，作者在书中对大革命的发生进行了宏阔与多元的源流分析，他以“文化社会学”的视野厘清了宗教信仰、政治王权、书籍出版、公众舆论等诸多社会合力对大革命的形塑作用。这正是作者此作以“文化”取代“思想”起源的原因所在。文化代表了比思想更为开阔的复杂场域，“最强有力的和最非凡的观念变革，在尚未形成清晰的思想之前，首先发生于控制和主导思想建构的集体决定当中”。很显然作者强调了大革命发生前文化上的集体无意识远比一种确切明晰的指导思想更具影响。

　　《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读后感(四)：如何从思想起源到文化起源，年鉴学派的一次方法运用

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曾经是一对捆绑十分紧密的概念，在如今的经典解释中，依然如此。如果我问十个人，法国大革命是如何发生的，它的根源在哪里。可能有九个人告诉我的是同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可以如此表述，启蒙运动塑造的哲学精神，进步、自由、平等的思想，经过两个世纪的酝酿，在法国的各个阶层传播开来。它批判了宗教狂热褒奖了宽容，它批判了神学教条褒奖了观察与实验，它批判了所有的旧有价值原则习俗，对道德进行了重新的定义，以自由观念为基础阐发的政治社会关系得以确立，并且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世界的构成，就像古希腊罗马的余绪文艺复兴一样。 可能我的表述专业化了一点，那么简单一点说启蒙运动促成了法国大革命，并最终发展成为一场超出所有这些启蒙思想家预料的暴力恐怖。我把这种解释命名为经典图景，因为从最早一批研究法国的史学家的著作中就有这种“思想起源论”的影子，不用说丹尼埃尔.莫尔内那本醒目标题的著作（《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起源1715-1787》），还有更早的法革研究经典泰纳的《旧制度》都有这种倾向。说实话我在阅读这本书之前，就想到了作者可能会提到他俩。泰纳和莫尔内都痴迷于思想起源，不同的地方是，泰纳越过了启蒙运动，上溯到古典理性精神对于后来法革的深刻影响。因为古典理性中预设了两个前提，一个是用抽象的世界取代现实事物，一个是用普遍的人取代活生生的人。这在法革中体现的再明显不过了。夏蒂埃于是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能寻找到一个简单的因果关系来构建法国大革命的起源，比如简单的把启蒙与法革进行这种看似很有道理的连接，并且加强了这种关系纽带。言下之意，我们人类如今再去思考法革的发生原因的时候，可以只考虑思想起源，而忽略了其他比如文化起源么。

夏蒂埃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在这本书的全部章节中，除了第一章给出法革的传统解释观点，和最后一章的总论以外，其余所有章节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重新塑造法革前旧制度法国的社会，这些特点无疑全部都是指向文化方面的。夏蒂埃是法国年鉴学派第四代代表人物，很明显他将年鉴学派的拿手好戏，长时段分析这种方法论融入进了他的叙述之中。所以本书并不是写法革，而是分析旧制度下法国的一本著作。下面我将就着作者所讨论的几个文化领域来叙述一下法革的起源问题。 第一个因素是公众以及公众舆论的形成。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在法国，从1770年开始律师和诉讼各方的诉讼状开始大量出版，这要得力于印刷术的普及，虽然现在不可能给出公众舆论出现的一个确切时间，但是通过这些非常具有社会交流意义的出版物，比如诉讼状印刷的数量来衡量公众舆论出现的大体时间段。夏蒂埃给出的时间是从1770年代开始，诉讼状的出版开始大量增加，一件案子开始引起了全国公民的注意，并且形成了一种舆论，这种舆论甚至可以左右案件审理的结果，夏蒂埃命名为舆论法庭。这种情况在之前是不曾有过的。公众崛起的第二个表征是，美术展览机制的出现，从1737年开始，美术展览会成为一种常规举办的机制，在这之前美学鉴赏局限于宫廷和学院等专业圈子，之后开始面向人数众多的公众。重要的一点是公众因为具有评判能力所以不再是观众，而形成了一种社交互动，这其实也是一中舆论。在旧制度最后的二三十年里，公众舆论开始渗透到政治的、行政的、司法的领域。公众的力量开始登上现代世界这个舞台。在之后发生的法革中，没有一个领袖不是自诩为公众的权威。

第二个因素是印刷时代的到来改变了权力行使的条件以及人们阅读方式的改变。印刷的普及极大地增加了读者人数，并且法国的书籍管控在18世纪是逐渐放开了。夏蒂埃分析了出版许可在法国经历的过程，以及法国的禁书贸易。在这些禁书中，政治讽刺小册子占到了很大的比例，法国的官僚也非常清楚，出版限制是无法阻止禁书的流通，起到的结果恰恰是相反的，一本不出色的禁书，经过官方的禁止，反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而外国书商这时就可以把禁书偷偷地运到法国。但是夏蒂埃提醒读者注意，书籍的广泛流通改变的是人们的阅读方式，重要的不是内容。因为同一本启蒙哲学书籍，并不一定引起革命的思想，通过研究史料，实在找不到这种启蒙借助书籍的传播促成了法革的简单因果关系。真正起作用的是，可以发现的是，阅读在18世纪的法国开始私人化，而且阅读的内容中宗教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少，它失去了承载的权威性与神圣性。人们开始更自由的，更具批判性的阅读方式成为了普遍。是阅读方式而不是阅读的内容改变了公众，这一章节夏蒂埃写的太精彩了。

第三个因素是非基督教化与世俗化的进程。作为历史学家得出一个结论必然要靠史料的支持。在非基督教化的过程中，夏蒂埃从三点看出了这一过程。一个是人们对于死亡的态度，在众多可以查找的遗嘱（史料）中，人们死后资助公众洗礼的资金数量越来越少，人们对于自己死后埋葬地的神圣性也不再关心。也就是说在18世纪和以前不一样了，教会得不到它认为可以得到的不动产资金，它也不是人们死后首选的埋葬地。从这些遗嘱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就是去宗教化，这与我说的上面第二条因素得出的结果是一样的。还有在18世纪的法国，避孕的人越来越多，这个可以从人口中出生率的变化看出来，而避孕是与基督教伦理相悖的，基督教的伦理在法国18世纪日常人的生活中一定是被削弱的。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18世纪法国教士招募类型的变化，在前一个世纪教士中的人以官员的后代，自由职业者和资本家占绝大比重，而现在这些人开始拒绝进入教会，因此教会人员开始向乡村敞开大门。夏蒂埃很好的证明了18世纪法国的世俗化历程。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虽然都是叙述世俗化进程，但是和传统史学不同的地方是，夏蒂埃不再注重唯一一个因素，也就是启蒙哲学中反宗教的因素，而是更多的因素。比如信徒中因为无法达到教会的要求而引发的宗教争论。

第四个因素是国王的去神圣化。你也可以理解为君主制的去神圣化，因为自从路易十四以来，法国的中央集权就是王权的高度体现。这个因素可能是如今人们最熟悉的一个，因为法革的高潮就是把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但是历史分析远没有这么简单和激动人心。国王的去神圣化表现在越来越多的有关国王的坏话的出现，这些坏话一大部分是来自普通人，通过普通人的文章日记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但是造成这种王权去神圣化的原因却不是很容易分析。夏蒂埃认为圣体圣事模式—借之让国王权力变得更容易想象并给君主形象披上神圣的外衣，随着民众对于宗教疏离而日益失去功效。然后是国王不经常出现在民众当中，在法国表现为从政治礼仪向宫廷社会的转变，以及国家仪式的减少，削弱了民众的历史参与感。最后是借着公众舆论发展起来的批判思维，让国家神话缺少了往昔的效力。于是人们开始怀疑绝对权力的根基。 夏蒂埃的这本书写的还是很精彩的，作者在我们熟知的历史事件中引入了新的思考与怀疑。我认为这就是史学家应该做的工作之一，而不是寻找简单的因果关系。事实上启蒙运动真的和法革有绝对必然的逻辑关系么，夏蒂埃认为没有这么强的关系，甚至在有些领域是革命塑造了启蒙，用作者的话说这叫“革命对启蒙的回溯性重构”。就像选入法国先贤祠的人物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一个是伏尔泰一个是卢梭，因为这两人被视为了大革命的先驱。再简单一点说法革犹如一个放大器，在历史进程中选中了启蒙来进行放大。但是这些都不是研究历史的方法，法革的根源应该在更长的时段中来寻找原因。我不同意这本书最后推荐语中一位推荐者说的话，那个人认为夏蒂埃颠覆了启蒙哲学的神话，然后提出法革促成了启蒙运动的假设（因果关系倒推）。前半句话说的是对的，后半句错了。夏蒂埃打破了启蒙与法革的必然关系，但是他没有抛弃启蒙运动的作用，他只是认为启蒙运动的作用没有现在人们认为的这么大。他只是在一个领域中用了革命回溯启蒙，在其他领域中没有使用。夏蒂埃在最后结论中说的很清楚，应该将法革与启蒙运动整体置于一个长时段中来观察，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共同分享了这一个更长时段带来的历史现象。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并列，不是互相推导。在我看来这本书是一本年鉴学派的方法论在法国大革命研究中的一次经典运用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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