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的起源》是一本由[英] 威廉·多伊尔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16图书，本书定价：30.00元，页数：22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2009
●翻了一些。
●不同于旧式马克思主义史观的法国革命解读，没有单以资产阶级兴起为引子，秉持多因素论。
●2016年读的最后一本书
●“法国大革命并不是由革命者创造的。大革命创造了革命者，这样说可能更合理。”
●拖了这么久总算看完了
●非常好的法国大革命的导论。
●超级强大的大革命的学术综述，可以根据他的参考文献找书读，很棒
《法国大革命的起源》读后感(一)：译得不错
比较清楚地讨论了有关法国大革命起源的学术史。多伊尔将大革命起源研究大致分为政治起源论、经济起源论、文化（实际上是社会）起源论，前两者是较为经典的解释，后者则算是修正学派了。
译者虽不相识，算起来却是我的师弟。序言写得十分老到，是思路清晰的论文。译文有极少数缺憾，几乎难以察觉。总的来说堪称精工细作，值得学习。
《法国大革命的起源》读后感(二)：马派与修派之争
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起源，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是一场阶级斗争引发的社会革命。由于旧的封建制度阻碍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发展，从而导致新兴资产阶级的反抗和革命。
1960年代起，修正主义史学家提出了新的解释：侧滑论。他们认为不存在那么一个“革命”的资产阶级和“落后”的贵族阶层，原因是：非流动性的“非资本主义”资本（田地、官僚年金等）在18世纪已成为法国经济的绝对主流；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基本得到了融合，形成新的精英统治阶层。
在这个推论上，修正派认为法国大革命起源于偶然的政治斗争，一次偶然的“侧滑”：国王要改革以挽救濒临破产的国家财政；精英阶层认为改革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从而抵制国王的改革；国王不得已召开了已停止了160年的社会阶层大会Estate General（包含三个阶层：教会、贵族、第三阶层），以探讨财务方案；关于投票方案，三个阶层起了纷争，教会和贵族希望按传统的模式每个阶层一票的原则，而第三阶层要按人头投票；投票原则的纷争导致了贵族和第三阶层上层精英的分裂；第三阶层愤然寻求普通市民和农民的帮助，爆发了暴力革命。修正派认为，革命是可以避免的，只要贵族同意他们的经济盟友第三阶层精英的按人头投票的方案（因为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革命是可以避免的，法国将走上像英国一样的君主立宪制。
但是最近的研究表明，在经济上确实存在新兴的资本主义，但是新出现的所谓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形象（暴发户）并没有正面到可以领导一场社会革命；也确实出现了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融合，但是这个融合局限于穿袍贵族。马派和修派的观点都都走了极端。
有这种可能，传统修正派可能忽视了贵族自身的结构问题：从地域上讲，有巴黎贵族和外省贵族之分，大多数巴黎贵族得利于新的经济投资模式，而外省的贵族没有；所以当国王废除对贵族的免税制度时，外省贵族受到的经济影响更大。再次，从类型上讲有穿袍贵族和配剑贵族之分，穿袍贵族是买来的爵位，获得贵族身份时间较短，不超过200年，采邑很少，基本集中在巴黎；而配剑贵族属于开国贵族，靠军功得爵，血统更加高贵，采邑在外省；但较低的穿袍贵族紧跟国王获得了切实的利益，而配剑贵族则在朝廷中受到了排挤。
在Estate General关于投票原则纠纷的关键时刻，配剑贵族出于对穿袍贵族的愤恨和违反欧洲封建传统的法国绝对君主制的反感，占到了第三阶层的这一边，并在陈情书中表达了要求建立君主立宪制的要求。正是有了配剑贵族的支持，法国大革命才成为可能。这是一场政治斗争引发的社会革命，但引发政治斗争的社会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但这个矛盾不是阶级斗争，而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
《法国大革命的起源》读后感(三)：革命可能不是唯一的选择
威廉姆•多伊尔的《法国大革命的起源》被《英国书评》评为“关于法国大革命起源问题最优秀的导论”。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对之前研究的综述、旧制度的崩溃、权力之争。
第一部分对以往大革命的研究作了综述，暂且放过不谈。作者自己对大革命起源问题的研究是本书的后两部分。通过作者对1786年起法国的剖析，从财政制度、政府在中央和地方权力体系的漏洞、政府面临的反对者以及公共舆论等多个层次试图说明旧制度本身已出现无法解决的问题，卡隆主导的全面改革计划由于旧制度固有的财政问题和廷臣权力之争等等上面已经提到的问题而失败，说明旧制度本身已无法拯救自己。在这一点上，本书与《旧制度与大革命》在很多方面持完全不同的观点：托克维尔认为旧制度在通过督察官等很好地掌握了地方权力，多伊尔却认为督察官在实际行政过程中受到中央和地方的重重掣肘；托克维尔认为旧制度下强大的听命于政府的治安力量在多伊尔眼中相对于法国城市中的人口规模是非常无力的，只有军队值得信任，而政府却越来越失去对军队的信任。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旧制度不得人心。18世纪以来，从贵族到大众，形成了一个对“专制”极其痛恨的舆论氛围，而手握大权的重臣们，要么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要么出于内斗争权的需要，也重视舆论。政府面对这种公众舆论，日益摇摆和退缩。
旧制度既然无法逃脱瓦解的命运，就必然形成权力的真空，在早期使用同一套话语体系“宪政”、“反专制主义”的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却在随之而来的选举中爆发。从陈情书提出的要求来看，资产阶级并不很激进，他们与贵族有着大体类似的政治诉求。但是，贵族们要求保证自己在社会上的优越地位，他们要求按1614年方式召开三级会议。而在地方的抗议运动中，多菲内三级会议和维耶尔会议已经建立了第三等级加倍和按人头计票的榜样。这令资产阶级感到了背叛。1789年一系列的其他因素卷入了权力的斗争中。经济危机使城市贫民和农民生活困苦，这多少要归罪于政府的改革带来的阵痛。而在旧制度下，这是属于政府的责任。群众的不满被激化，他们同时亦迷信三级会议能为他们带来转机。因而将拒绝资产阶级要求，导致会议迟迟无法开始的特权等级视作敌人。政府既无力安抚民众，也没有坚定的信心和行动镇压群众，这导致了群众的介入。这吓退了政府维护自己权威的尝试，而这种退缩使得新的力量快速地组建以应对无政府局面。当政府试图重新使用武力时，它已经不再是法兰西惟一合法的权威，一套新的权力已经在各地建立（即使并不一定稳固）并运转，甚至已经不再是惟一的武装力量。如果不是群众的介入，大革命或许将为一次改革所替代，抑或是被镇压。
在多伊尔看来，革命既不是不可预见，也不是不可避免的。不可避免的仅仅是旧制度的衰亡。勒费弗尔将大革命视作从事工商业的资产阶级的兴起和作为地主的封建贵族的衰败；但多伊尔强调的是政治危机本身的发展过程。在前者笔下，已经相当干练，在政治上敏感，在经济上强大的资产阶级在后者看来根本不具备自己的意识形态。他们是依靠贵族的价值体系才能给自己在社会中定位。贵族阶级才是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当之无愧的主宰者。他们在旧制度面临危机时试图以自己的理解改造旧制度，试图以自己为核心建立起一套宪政体制。多伊尔认为贵族本身其实并不是不可妥协的，而是有意愿在相当程度上放弃特权，但是不能否认其优越的社会地位。资产阶级正是在这一点上与其发生了分歧。在对这两个阶级进行讨论时，多伊尔摒弃了勒氏对于18世纪“资本”发展的观点，也就削弱了资产阶级的经济诉求对于政治行动的影响。
在多伊尔看来，18世纪以来发展的公众舆论在革命的爆发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塑造了对政府不信任的氛围，提出了一套反对专制主义的话语，令政府的行动受到制约；尤其是启蒙哲学和高等法院的长期运作，逐渐将国家共同体高于王权这一概念交给了民众。突然的经济危机造成的社会动荡在公众舆论的推动下持续发酵并与民众和农民长期来对政府和贵族阴谋的恐惧混同，催使民众介入到政治之中，使旧制度最后镇压的努力归于失败。
在多伊尔看来，这种群众暴力是大革命得以完成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他对心态的分析基本上与勒费弗尔没有什么差别。但对于他来说，1789年发表的《人权宣言》和随后的一部分措施已经基本上为之后的新制度：财富和权力的新组合奠定了基础。对他而言，此时民众已经完成了对大革命的任务。
多伊尔的起源研究是建立在非常翔实的实证研究基础上的。他对于旧制度下各种制度运行和改革的尝试的研究比勒费弗尔在其《降临》一书的研究中更为详尽。但多伊尔否认了资产阶级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表现了某种强势，也否认资产阶级在革命前有某种统一的意识形态。大革命的爆发在他的分析下，是由一场本来温和的改革在突发的危机引发的社会动荡和舆论激情下转变而来的。革命可能并不是旧制度出路的唯一选择。
《法国大革命的起源》读后感(四)：大革命创造了革命者
40年（1978年）前，历史学家弗雷宣称：法国大革命结束了。这句话可以做双重理解，一方面，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肇始的长达十年的学潮的消退宣告了自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知识分子主导下的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政治参与模式的终结；另一方面，自二战后三十余年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解释的争端以自三十年代前后法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勒费弗尔开创的经典解释被修正派和后修正派所瓦解而告终，后两派学人站在经典解释的废墟之上，面对历来纷争已久的大革命历史，仍未能建立起新的大厦，这种状态延续至今.....
法国大革命是一部历史，关于它的解释的纷争亦是一部历史。作为现代政治起源的标志：它纠葛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其他历史话题更多。多伊尔的《法国大革命的起源》便分为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他梳理了自二战以来关于大革命起源解释的三个派别：经典解释派；修正派；后修正派。1939年，勒费弗尔著名的《八九年》出版，他奠定的目前最经典解释：法国大革命是数百年来资本主义发展，资产阶级力量增长的一个结果；而旧制度则是冥顽不灵的封建贵族固守的腐朽堡垒。在勒费弗尔笔下，1788-1789年间的“贵族反动；国民议会召开；攻占巴士底狱；农民起义构成了这部历史史诗的四幕，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四次革命“。如此恢弘而有力的一部巨著甫一出现，就成为了学界公认的权威之作。
然而，越高耸的大厦亦越受狂风侵袭，人文领域越权威的解释亦越易受攻击。五六十年代，英国历史学家科班开创了“修正派“，他宣称：法国大革命根本不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所谓封建制度在之前就已经瓦解了，而那些在巴黎革命的人多半是资产阶级中的持官者与法律界人士，并不是人们所想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在《法国大革命的社会解释》中，他认为大革命延缓而不是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讽刺的是，他利用的正是勒费弗尔的数据。这一纷争在勒费弗尔死去后仍持续着，更多的历史学家加入到了批判经典解释的阵营中来。批判主要在对阶级概念的重审上：贵族阶级不是封闭的；贵族阶级与资产者不是绝对区分的。在革命前，穿袍贵族与佩剑贵族已经在金钱而非特权的驱使下团结在了一起。贵族中多数同样知道精打细算，并经营农村中的业主式产业。 此外，资产者和贵族各自内部的差异也被勒费弗尔忽视了这足以说明不应该把它们僵化和静止的简单当作一个政治实体看待。
多伊尔作为修正派的另一代表，则认为革命前后的历史是断裂的,他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解释旧制度的灭亡与新掌权者的目的，而非之后那些充满偶然性的波折事件。
在他那里，旧制度的瓦解的导火索是财政危机。而财政危机所揭露的旧制度灭亡的核心问题是政治危机。法国缺少理性化的金融秩序，政府对财政无从进行清晰的管控。而当它图谋改革时却失败了。与其主要反对者高等法院相比，政府的决策显得十分不稳定与不坚决，与此同时因为法国缺乏代议机构，政府与民众受各种舆论的巨大影响。在这一连环波动的机制下，改革的失败使得国王被迫召开三级会议，多伊尔认为，此时旧制度已经瓦解了。
在绝对主义的王权瓦解后的权力之争之上，多伊尔分析了三级会议选举中两个至关重要的阶层：贵族，有产者以及它们在选举之中的纠葛。国王的优柔寡断不仅导致了三个等级的最终团结，他的专断又因经济危机的影响使得巴黎的民众奋起抗争。在全国范围内，农民不堪饥饿与重负向贵族和封建制度发难，在几股合力的作用下，封建制被摧毁了，新秩序最终被确立，《人权宣言》是这一标志，新精英以”才能“为参政逻辑规定了权力的运行机制。
多伊尔的分析宏观而简练，他的论证有一点极为重要：在革命真正爆发前，没人心里想着要革命，不是革命者创造了革命，而是革命创造了革命者。而为何革命能爆发，这在第一部分已经不言自明了：迟钝而笨拙的政府，狭隘而充满阴谋的宫廷，优柔寡断的国王，这些都阻碍着王朝施行有效的改革，旧制度的灭亡是其非理性和臃肿的运作方式决定的。因此它的灭亡是必然的。但它灭亡的方式，多伊尔认为并不必然是革命。然而我们在1789年的政治纷争中已经得以见到，虽然各群体以达成共识而成立国民会议收场，但由于其内部纷繁复杂的纠葛并未解决，在这之后政治斗争愈加激烈，革命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发展了下去...... 修正派同样认为经典解释派高估了启蒙运动，贵族因为要对抗国王的原因反而受启蒙的影响更深，那些二流作家所写的政治宣传小册子所影响的社会舆论在实际情况中造成的波动更大，往往是情绪而非理性的政治观念和意识主导着局势。
但修正派很大程度是在做是经验性的研究，而不愿提出结构，这导致了后修正派的出现，他们如弗雷，夏蒂诶等人都从文化结构和思想起源的方面入手，为大革命起源的解释打开了更多视域。这一纷争还在持续，我们对法国大革命的思考也远未结束。
《法国大革命的起源》读后感(五)：火山口上的国家
尽管已经过去200年，法国大革命至今仍吸引着无数后人的想象力。因为它是一切现代政治革命的原型，其孕育的现代政治思想也决定和形塑了迄今为止的世界，简言之，脱离法国大革命是不可能理解近现代世界历史的。然而吊诡的一点是：对这样一个重大历史现象，人们却迟迟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它究竟是怎样爆发的。
与通常的设想相反，革命之所以在法国爆发并非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虽然当时法国不可避免存在着一些社会不公和压迫，但与其他邻国相比起来却不算最难以忍受的，甚至与法国较早的历史相比起来还算是好的。传统的解释常常强调资产阶级在革命爆发中所起的作用，但更深入的研究却进一步表明：当时资产阶级不但人数很少（仅占全国人口6%），对政治事务总体而言都不大感兴趣，而且在当时这个流动性很强的社会里，资产阶级和贵族并非两个泾渭分明的群体。似乎越是深入研究下去，越是发现关于法国大革命如何爆发的许多假设和解释都难以成立。
这可能也是难免的。大凡这类极其重大的历史现象，总是在各种因素高度复杂的相互作用之下产生。这些因素本身大多早已消逝在历史长河之中，而其相互作用的机制更是难以捉摸，因此不要说后人，即使是亲历这段历史的当事人，也常常有着无法看清事态起源和走向的困惑。用托克维尔的话说：“伟大的革命一旦成功，便使产生革命的原因消失，革命由于本身的成功，反而变得不可理解了。”而法国大革命这样的事件极其庞大，产生的档案文件和历史叙述汗牛充栋，也为后人综合把握并予以合理解释增添了难度。因此威廉•多伊尔在提出自己对法国大革命起源的看法之前，首先另辟一部分来讨论历来解释这一难题的三个历史流派，分析他们的观点之可取和不足的地方。
随后的章节分为两大部分：“旧制度的瓦解”和“权力之争”。这一安排体现了作者的总体观点：即法国大革命（其实所有的政治革命都是）首先是旧制度危机的结果，用社会学家斯考切波不无夸张的话来说，革命常常是国家崩溃的结果而非原因，革命者只不过是把它“顺手从大街上捡起来”罢了。与之相辅相成的现象则是社会和国家内部的政治斗争。也许可以这么说：旧制度的瓦解使得革命的到来不可避免，而政治斗争则决定了革命何时以什么方式到来。
法国这个看似强大的欧洲大国在1789年竟会走向国家瓦解，确实是当时许多人都大惑不解的。作者从五个方面入手讨论了旧制度的这一失败：财政危机、政府体系的问题、反对者、公共舆论、及改革的失败。所有类似革命中的国家瓦解，基本上都能看到这五个问题熟悉的身影。无论法国、俄国还是中国革命，政府首先都深陷于一个无法自拔的财政危机的泥潭之中，而且往往在此刻仅仅通过财政手段是无法治理财政问题的。而当时的政治体制的结构性弊端使得体系的每一层面充斥着摇摆不定、犹豫不决和效率低下，最终即使有政治家看到了危险迫在眉睫，却仍然无法推动这个庞大的体系转向改革以挽救自身。如书中所言，“阻挠国家改革的不是那些反对的力量，而是政府本身的惰性、不可靠和优柔寡断”，甚至旧王朝的瓦解和覆灭，也不是因为反对派或革命者，而是因为其自身内部结构型的矛盾。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改革，改革者的选择往往极少。法国大革命前夕的一些改革减轻了人民的负担，结果却反而使人们对剩下的束缚更加难以忍受了。托克维尔曾说：“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历史上很多国家的改革不但没有恢复政府的制度化权力，反倒加速了国家的解体——这种现象至今在非洲国家仍比比皆是。此外，改革通常意味着要将一些未曾尝试过的观念付诸实践，而它们的后果却难以确定，很可能反倒伤害了本已危难脆弱的局势。这就是为什么改革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的原因，即使是失败的改革者，我们也应对他们的历史困境予以同情之理解。
虽然可能“改革摧毁了改革派政府”，但改革一旦失败，旧制度的命运也差不多确定了，因为一个无力进行自我改革的政府，革命的暴风雨到来就已只是个时间问题了。不同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都被卷入到这个风暴眼中来：贵族、官僚、教士、军队、资产阶级、市民、农民……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没有预谋要搞一次革命，不同阶层的心理也不一样，他们中较为共同的一点也许是希望法国有所改变，然而这所有力量放到一起的冲突结果，却造成了一个所有人都未预见到的大革命。在这地狱之火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酝酿了大革命的公共自由的观念和喜好是最先消失的，这是我们尤其值得记取的教训。
在当时一些人看来，革命是每一个人复仇的机会，“不是立新规，而是算旧账”。对大众来说，“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使他们有机会摆脱原有的限制。原本潜藏在地底下的力量终于像火山爆发一般喷涌而出，在为革命提供巨大动力的同时，也使革命不久就以失序、暴力、无政府状态而告终。由于政府已经不再扮演把舵的角色，其他任何势力也无力担当这一角色，其结果是法国像一艘没有船长的大船，却以失控的高速航行在未知的危险海域之中。1789年之后发生的大部分事都没有预谋、也无法预见的，政治人物只能不断根据新形势临时应变，是被革命的潮流裹胁着向前的。就此而言，多伊尔说得没错，“法国大革命并不是由革命者创造的。大革命创造了革命者，这样说可能更合理。”
当年曾有人问周恩来对法国大革命怎么看待，他给出了一个著名的答复：“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对于这样的重大事件，也许不论什么时候给它盖棺定论都是“为时尚早”的，因为每个时代将会有自己的解释和视角。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讨论法国大革命起源问题的意义所在，也是为什么历史学将一直有它生命力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