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的开始》是一本由李济著作，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0.00元，页数：22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文明的开始》精选点评：
●很棒的书。提供了很多很棒的思路
●字略小。很好的入门书。
●这个论文集子算是刷新了我对人类学的认识，也更清楚了中国文明的发端
●比想象的读起来费神不少，中途甚至对Archaeology产生了疑虑，旧照片里的地方现在恐多不是原貌了
●12年9月28日-10月1日
●20181019买了kindle版 7.99， 20190922 开读 20191203 读完
●比赛得奖发的书，一直没看。昨天回家开始看了。里面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讲解还是比较详细的。特别是里面很多词汇，对考mti挺有用的。
●人类学那一章关于蒙古人种论述有一点不完善。
●大师
●总觉得外研社这套书有发故人财的嫌疑，公关工作做得出奇好。然而排版没有诚意，内容不够充实。唯一的优点是选对了作者。
《中国文明的开始》读后感(一)：中国人与中国文明的起源
该书为李济博士的几篇学术论文，原文为英文，另有译者翻译为中文，惜呼英文水平不够，考古学、人种学方面专业词汇较多，直阅中文译文。几篇论文对中国人种的起源做出了论断，但对于中国文明、中国文字的起源未有详细论述。另对安阳考古发掘、人种学信息采集等也有论及。中国考古学于近数十年发展似乎一般，时至今日，关于中国文明、中国文字的起源也尚未有定论。
《中国文明的开始》读后感(二)：读《中国文明的开始》之前、之中和之后
对一个对考古的了解仅停留在《夺宝奇兵》层面上的人来说，读《中国文明的开始》是件费脑子的事，因为首先，它讨论的命题本身很宏大——中国文明的开始、中华民族人种的起源；其二，考古学、人类学都是专门性较强的社会学科；其三，作者的原文是英文，若是只读英文还好，有了中文译文便免不了将自己的理解与译者的理解作一比较，顺便再学一学专业术语的翻译。
然而，我终究还是将这本书啃了下来，一方面是想看看作者如何把握这两大命题，另一方面，是想知道，作为这两个学科的门外汉，有无可能读懂这些学术文章，有无可能参与这种专门性的对话。
《中国文明的开始》原是作者在华盛顿大学作的三次关于“安阳殷墟发掘”的英文演讲手稿集，原书名为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据说该书在美国出版后在十年间重印五次，这多少让我感觉有些吃惊，原因同我所预想的困难。浏览发现，除了关于殷墟发掘的介绍外，还有讨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中华民族人种的起源等问题，文章或是演讲手稿，或是学术论文；然而，事实证明，这样一部经典的专门性著作是可以读懂的，而且，我相信，任何读者只要抱着了解中国历史的兴趣去阅读这本书，不仅能读懂，还能获得一些启发和思考。
究其原因，大多数演讲、论文的发表都带有传播考古发掘及研究成果的目的，这种传播本来就不局限在学术圈内，也不局限于东方与西方、中国和外国的分界。因此，这本书本书就带有科普的性质，它是以一种平易近人的态度来接近读者，而不是以一副严肃的面孔拒普通读者于千里之外。同样重要的是，以广泛的交流和讨论为前提的演讲和写作必定是建立在一般的基本的共识上的。作者提出的每一条立论都是实在的证据和逻辑推理基础上的，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因此，有判断力的人都能跟得上作者的思路，还能找到类似福尔摩斯探案的推理体验。我想到《城记》的作者王军对梁思成先生学术贡献的一句评价，“梁先生不是用杂文的方式写历史，而是最实诚地去调查、测绘，而这些成果都是可以讨论的，证实和证伪都是对学科的贡献。我觉得这是非常可贵的，为整个学科的发展、包括中国文化史的认识提供了一种空前的可能性”。李济先生的工作何尝不是如此呢？
最后，作者精确凝练的语言和严谨的文章架构也是一个关键因素。在如此短的篇幅内清楚地讨论三个同时具有高度、深度和广度的问题，作者的视野之广阔和思想之深刻自不待言，其对语言，尤其是对第二语言的驾驭能力实在令人叹服！
说到《中国文明的开始》的语言，还有一个背景。在中国的历史的研究上，李济一早就提出应该采取他名之为“心理学+双语研读制+人类学”的方法，而能够善用这种研究方法的人无非两类：一类是“学会用中国话和中国文字去思考，必须能用中国语言客观地内省自己的思维过程，并用他同样熟悉的另一种语言把这一过程记录下来”的外国学者，另一类是“以中国话为母语……又受到完善的科学方法的训练，并且外国语也学得很好”的中国学者。因此，采用英文写作不仅是出于学术交流的需要，其背后更有作者对于研究方法和人才培养的思考。
写到这里，我发现，于我这样一个门外汉而言，为什么能读懂《中国文明的开始》与《中国文明的开始》于一个普通读者的意义何在竟是两个紧密交织的问题。若这个人还对中国的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差异、民族与世界的关系这些在当下仍被热烈讨论的问题感兴趣的话，那他或她一定会对这本书更有共鸣。回顾大半个世纪前中国受到激烈的现代化冲击时学人的所思所想和身体力行，或有助于理清一些思路，以更接近于常识的态度去看待这些问题。
记得梁文道在某期的《锵锵三人行》中说过类似这样的话，“读读不懂的书才是真正的阅读”，亲身经历表明，读一本难懂的书，走一段从未走过的路，对思维和勇气都是一种锻炼。
《中国文明的开始》读后感(三)：多种文化和民族融合
一部演讲集，很短。
前几篇是关于安阳殷墟发掘的，中间是简略的考古调查笔记，最后是关于“中国人”的一些想法。
以更加宽广的心胸看待历史。可能学到这样一堂基础课：任何天然的或人为的障碍都无法阻止那些能满足人类需求的基本发明创造的传播。同时，任何一种基本的发明创造都不能视为属于某个特殊地域群体、某个特选的民族，或为他们所垄断。
一、相比蒙古人，中国人更像南方人，可能从南方迁徙而来，具有多民族融合的特点，并在不断迁徙中更加融合
1. 中国人和日本人更接近于包括马来人、他加禄人、达雅人、爪哇人、缅人和掸人在内的南部东方人。就连各组印度人的头盖骨构造也比北部蒙古人种更接近中国人和日本人。
2. 近期在长江以南的人类化石的发现，也还是有利于说明：在早期中国人口的组成上，南方所起的作用比任何其他地方都重要；此外，北京人本身，正如许多著名人类学家不止一次地提出的，可能来源于南方。
3. 中国的历史文明既不是完全由西方送来的礼物，也不是从哪个不为人知的源头突然发展起来的。正像其他旧世界文化一样，它是从长达数十万年的史前时期逐渐演变过来的。如果说这一地区的文化现象中有什么不同寻常的，那就是它的连续性，尽管在它演进的某些阶段上也出现了一些不衔接的现象；随着科学考古学的进步，那些明显的缺口也已一个接一个地逐渐合拢了。举例说，不久前，所有的史前学家都有一个印象，认为除了北京人及其相关文化之外，这个地区没有什么旧石器早期的遗存可言；可是目前，黄河流域上游地区的一些新发现，揭开了这一时期的许多遗址。另外，不足十年以前，史前考古学家们的另一个印象是：爪哇直立猿人在从爪哇迁到北京附近时，途中没有留下任何踪迹；可是近年来长江以南的化石发现，确凿证明了事实正好相反。
4.目前我们只需要注意到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后期（殷商），华北是爱斯基摩人、蒙古人种、澳大利亚土著、尼格罗人、高加索人等多个种族的汇聚地就足够了。爱斯基摩人和蒙古人种群体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其次是各种类型的美拉尼西亚人；头形较小的头骨的类型未能确认。 这些识别工作表明，这一时期的中国人已经处在一个“熔炉”之中。
5. 商的文化是一个多方面的综合体，代表了多种文化源流的交融。殷文化之基础深植于史前时期；稻米文化的发展及附着于此的文化综合体，说明了殷商帝国之经济基础是典型东亚型的，并且是在原地发展起来的。
6. 商朝的创始者可能是最早将跪姿转为坐姿的中国人，日本人后来称之为“正坐”。这是从埃及学来的，还是自己发明的，还有待考察。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商朝的祖先首先征服了东夷，吸取了他们的某些艺术传统，也教给他们一些战争新技术，当然前提是他们在商人的领导下作战。商人挟此新练之兵，西指克夏，又吸收了一部分他们认为值得学习的夏文化。所以商朝灿烂的文明是综合了东夷、西夏和原商三种不同的文化传统。
7.中国人在中国本土和边境地区迁徙的情况；大多数的迁徙主要是在不间断的——尤其是北方的——民族入侵的推动下发生的。每一次迁徙都导致了不同氏族、不同部族和不同民族之间杂交进程的加剧。历史上至少有四次大的人口迁移。第一次重要的人口迁移发生在商周时期，即公元前12世纪，周朝夺取了商朝的政权。随后的第二次迁移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的战国时期，这次迁移活动一直持续到公元前3世纪后期。文字记录最完整的两次人口迁移是后来的两次。四十多年前，我曾就这个问题拟过一份概要，最近又有许多历史文献对此作了详细的阐述。它们分别是公元4世纪的永嘉迁移和公元12世纪的靖康迁移。这两次迁徙的起因都是北方民族入侵迫使居民大规模地向南迁移。结果，留在华北的当地人吸收了来自西伯利亚大草原的入侵者；而那些跨过长江在更加偏南地区定居下来的黄河流域的移民，则在一定程度上与南方地区的土著居民融合了。
二、拼音文字与象形文字带来文化类型的区别，分别倾向于变化和稳定
1.可以察觉到拼音文字的使用者与象形文字的使用者的文化类型有本质的区别，两种各有优劣。
2,。拼音语言文明在连续性方面天生就具有严重的缺陷。文明程度最高的拼音文化区也是最多变的群体居住区。在西方世界的历史中，同样的情况重复发生。希腊人经历了鼎盛与衰败，罗马人也是如此，阿拉伯人同样如此。古代的闪族人和含族人本质上也是字母文字的使用者，他们的文明与罗马、希腊文明一样缺乏连续性。当然，这种现象可以部分归因为字母语言的极大流动性，人们不能依赖这种语言作为一个合适的保存任何持久思想的载体。这些民族的智慧可被比作瀑布，而不是海洋。没有一个民族比他们更有想法，但是也没有一个民族会像他们那样快地丢弃那些很有价值的想法。西方人称他们的文明是动态的；本质上的确如此，也符合他们语言的特性。然而，流动的是丁尼生的民族，而不是他诗歌中的溪流，因为它以不断地离去来解释不断地到来，从不停息。“太阳底下无新事”是一句欧洲谚语，但欧洲人每天都试图找到些新鲜的事物，并且一旦找到就立即抛到一边——这是该文明的一大固有缺陷。
3.汉语在所有方面都与拼音文字相对立。它缺少拼音文字的大多数优点，但是作为简单终极真理的载体，它在动荡变迁中留存至今。它已保护了中华文明四千多年。它是稳固的，方正的，正如它代表的精神一样美丽。而究竟是这种精神造就了这门语言，还是这门语言强化了这种精神，这个问题仍有待确定。
4. 中国人发展了一种文字，三千余年，它不曾中断。它是这样的一种语言：在多数情况下通过把若干有意义的符号组合为一个方块字来记录新的思想；字序和词序是语法结构中最明显的特色；声调和语调所起的作用为任何拼音语言所不能比拟；在各种文学作品中对称原则的重要性超乎一切逻辑推理。所有这些特点紧密交错，编织成中国读书人的精神生活，并强烈反映在与知识分子阶层密切相关的各种制度上。
三、原史时期的三大群落，彩陶、黑陶和商
1. 彩陶文化最早，其次是黑陶文化，再其次是商文化。
2.铜石并用时代与原史时期的三大群落——仰韶（彩陶文化）、龙山（黑陶文化）和小屯（商文化）——之经济环境，分别从这些遗址所收集的动物群之遗骸中清楚反映出来。仰韶遗址的动物群仅包括猪、狗和牛，并无羊或马。典型的黑陶文化遗址城子崖，有猪、狗、羊、牛及马的兽骨遗存。仰韶和城子崖两地还曾发现过鹿，至于鹿是驯养的还是野生的则不能确知。总体而言，野生动物的骨骼在这两处都很罕见。这样的情况确定地表现了一种平静的定居生活，以农耕和饲养家畜为主；即使有狩猎的话，也只限于狩鹿。由小屯的商朝遗址出土的动物群更加引人注目，因为这其中不但有更多种类的家畜——包括了黄牛、水牛、绵羊、山羊、狗、马和两种猪，而且还有从猴到鲸的一系列野生动物，其中包括熊、虎、豹、貘、象、犀牛、许多类型的鹿、及獾等等。据著名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博士和已故德日进神甫的最新估计，此地哺乳类动物——包括驯养的和野生的——合计共达29类之多。
3.彩陶民族首先在西北与中蒙边界沿线地方发展其文化，这种文化很有可能为商朝以前的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进一步予以发扬。根据历史记述和古物学家的看法，夏开中国青铜器及青铜铸造的先河。又根据最近一些对在周朝先哲浩淼著述中保留下来的民间文学的新解释，夏人很可能相信且已运用图腾。
4.第二种文化传统的核心位于东部沿海一带，以黑陶民族为代表，亦即历史上的东夷，在早期的文献中被称之为“尸方”。
四、商朝人喜爱狩猎，从而带来动物艺术
1.小屯出土的动物遗骨——尤其是野生动物遗骨——总量之丰富，种类之繁多，无疑可以显示此时人们对于狩猎的喜好。
2.自商代以来动物艺术的突然兴盛不应被看作是一种巧合。这种艺术的发展背后必定有整个部落传统的支持：热爱狩猎和饲养野生动物，在主人死后将之一起送到极乐世界。只要与这一传统联系起来看，这时期的动物艺术就容易理解得多。
3.由商王室之爱好狩猎还可进一步推测，狩猎习惯很可能是在森林环境中养成的，而这样的环境也最适合木雕艺术的发展。把铜器上动物的图案和甲骨文上的狩猎记录加以比较，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虎和鹿的母题经常在战车残片及大型铜器上出现；虎的图案也常常出现在磬上，目前所见的是有镶嵌和绘图的残片，虽然原物消失已久，但我们仍能从压土上找到图案的印迹。鹿之众多不但能从甲骨文的狩猎记录中窥见一斑，更在小屯出土的动物残骨中得到了印证——鹿骨的数目位列第二，仅次于家猪。我们都知道上述动物都是森林动物，不论它们在哪里游走，它们的出现意味着附近有森林地区存在。 然而，动物母题虽占有绝对优势，也没有完全取代商以前流行于华北的几何图案。真正的商代青铜器有时是完全以云纹或锯齿状纹为装饰的。
4.商王室酷爱猎狩大型猎物。小屯王家苑林中显然有虎、象、猴、各类的鹿、狼、野猪以及诸如“李济氏扭角羚”类的稀有动物。他们的狩猎范围定然十分宽广，远及蒙古东部、东北南部，并且有大片密林。从这些地区和东部沿海一带，商人的祖先得到了一些关于外国的模糊知识。商人也许是最早在狩猎和战争中广泛利用战车的中国人，虽尚无法确定他们是否最早利用金属。不过他们极大地改进了青铜器铸造工艺和艺术，这一点无可置疑。商人应用青铜合金主要是为了制造礼器，此种礼器在世界各地罕有与其匹敌者。 商文化发生之基本问题，与至今仍未明了的前商时代中国文字的演变有密切的关系。
五、商代装饰艺术与西亚、太平洋等地艺术的相似性
1.一对老虎的图形：两虎左右对称，虎尾直指中央，两虎之间靠近上方有一兽面。这个图案原已残碎得不堪辨认，但是经过精细描摹已得以复原。王室墓区临近村落发掘出的一只四足鼎上的一幅相似图形证明了此次复原的精确性。显然，这个图形是著名的“英雄与野兽”母题的一种变形，它亦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后流传到埃及，再后来又于希腊迈锡尼时期因著名的狮门而得以不朽。正如中国铜器上的图案所表现的那样，这种英雄擒兽主题明显经历了若干重大改变。英雄像可能化成一个“王”字；两旁的狮子，先变成了一对老虎，后来则是一对公猪甚至一对狗。有时英雄也以真正的人形出现，但是还会有一只野兽在其下方。有时中间的象形文字“王”也会被另一个尚未辨识的字所替代。所有这些刻在铜器上的不同花样，在我看来，不过是美索不达米亚原母题的不同变体。
2.以上描述的装饰图案及其构图使人想到太平洋艺术中所见的三点基本原则：除了相似图案的依次垂直堆叠以外，这种艺术还呈现出动物身体侧面图在平面或曲面上的对称拼接，以及严格的对称性和规律性。这三点原则都在商代及其以后的青铜器，以及太平洋区域的许多木雕图案上充分表现出来。
3.方彝，其每一方面都像一块木板。每一面都完全饰以一个兽面或连体兽面为核心的母题，周围充以其他细小的饰纹。图版所示的方彝也以兽首为主题，它将兽首一分为二并将两面以相接的方式完全对称地平铺于一个平面上，试图以此在二维空间里展现三维物体。这种效果与博厄斯在《原始艺术》一书中引述的夸扣特尔人的房前绘画几乎完全一样。中国铜器上这种兽面，我们称作饕餮，不过其早期的名字显然更具现实性，更能代表这些动物图像的真实特性。 商代的方彝几乎都是满面纹饰。在我早期的一篇文章中，我曾试图证明，以小屯出土铜器的形制而论，圆形的铜器大部分都是由陶器演变而来，而方形——包括正方的和长方的——铜器无论形制还是饰纹都是对木器的临摹。在这篇论文中，我还提出，方形的铜器通常都是满面饰纹，圆形的满面饰纹则很罕见，全素的更为常见。从这些发现中可以明显地推断：方形铜器不但承继了木器的形制，而且沿袭了木雕的方法和饰纹样；圆形的铜器则主要承袭陶器传统，较晚的时候才开始模仿其装饰。
《中国文明的开始》读后感(四)：【转载】张光直的 “怀念李济 1896—1979”
这篇文章李济先生的弟子、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在李济先生离世时写成的，原文为英文，本书收录了英文原文和李济先生之子李光谟的译文。写得很平实，很感人。与大家共飨。
前言
怀念李济（1896～1979）
张光直
近六十年的岁月里，首先作为中国考古学之父、随后又作为中国考古学掌门人的李济，为人文科学和历史科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他的学术思想至今仍然他的研究领域占据支配地位。
在湖北出生、在老家和北京成长的李济，他的少年时期正处于这个古老国家在与西方接触的压力下迈开通向现代化漫长道路的最初步伐的时候。就跟现在一样，当时一批批颇有才华的青年学生被送往西方各国去学习它们的科学奥秘。从著名的清华学堂毕业后，李济被送到美国麻省伍斯特市的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和社会学，接着又到哈佛去学习人类学。据李济在1977年跟费正清的夫人慰梅女士的一次谈话中说，他之所以去克拉克大学，是因为清华的一位心理学老师华尔考博士跟他说，要学心理学，就要去克拉克。在克拉克时期，李济养成了一个习惯：每个星期六的上午他都去图书馆开架阅览室，尽情浏览各种书刊。在这种啃青草式的阅读中他偶然地接触到自己不曾了解的人类学的书籍，立刻就被这门学问吸引住了。李济于1923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在这里，他跟从虎藤、托策和狄克森三位老师分别学习了体质人类学、考古学和人种学；这三门学问在他的博士论文写作（1928年正式出版）和随后六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全都派上了用场。
从1923年回国到1928年，李济一直担任着一种地道美国式的大学教授兼研究学者的工作。他先后在天津南开大学（1923～1925年）和母校清华大学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任教（1925～1928年）。1925到1926年他负责主持了在山西南部夏县西阴村的一个仰韶文化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这次发掘是由清华的国学研究院和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弗利尔美术馆联合举办的，李济因此成为第一位挖掘考古遗址的中国学者。
1928这一年是李济一生中的转捩点，也是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转捩点。为了充分估价1928年开始李济所经历事件的重要意义，需要再上溯到近三十年前的1899年，即义和团事件和八国联军入侵的前一年；八国联军的入侵使中华帝国在西方工业大国和军事强国的威力面前蒙受了奇耻大辱。也就是在这一年，商（或殷）代（公元前1766～公元前1122年）的甲骨文在王朝灭亡近三千年之后，首次引起了古史学者们的关注。在此后的三十年里，中国和外国的研究商史的学者们都被这一新的史料来源迷住了，他们大规模地追踪古董市场上流通的这类骨片的出土源头。没过多久，这些学者就察觉到契刻甲骨来自殷墟，即长久以来为人们所知晓的靠近河南北部洹水岸边的现代安阳所在地——殷王朝的废墟。
国民党人在1928年取得了北伐的胜利，在南京建立了新的政府。一个新型的全国性的科学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成立了，研究院内设立了一个国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曾在德国学习历史学和语言学，他立即为新成立的研究所立下了两个项目：（一）成立一个考古组，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新工具；（二）发掘殷墟，作为考古组的第一个田野工作项目。为实现这两件事，傅亟须一位受过西方田野工作传统训练的有资历的考古学家；组主任和发掘项目主持人这二者的必然选择结果，都落在李济身上。从这时开始，李济的学术生涯就和安阳的发掘再也分不开了。“中央研究院”所领导的这一发掘工作一直持续了十五个工作季，直到1937年年中。
如今只有为数很少的人知道，当傅寻找一位合适的学者来领导这个新成立的考古组——这实际意味着挑选一位全国性的考古事业的领导者——时，受到推荐的不是一位、而是两位有力的候选人，这另一位是马衡（1881～1955年）。马是一位备受尊敬的传统古文物研究学者，后来是北京大学考古研究室主任和故宫博物院的院长。不妨设想一下:如果马衡当年成了傅最后选中的人，中国的考古学现在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因为1928至1937年的安阳发掘和李济对安阳发掘的领导，对下半个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首先，安阳的发掘确立了商文明在中国古代史上为首的地位，它是整个东亚地区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商代是把浩瀚的中国史籍记载和日益增多的史前中国信息体联结起来的一个纽带。然而我们关于商代的知识很大程度上仍是由李济给我们划定的。他组织了在安阳的考古探寻。他使用了西方的考古方法和观念。他招募了众多的同事和学生，并在安阳的实地工作中用这些方法和观念培养他们。这些年轻的学者中包括近三十年活跃在考古界的所有重要人物，包括夏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所长，包括高去寻——直至1981年夏天的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李济为安阳出土器物的研究定下总基调，并确立了研究的主次性，他的整套研究方法——尤其是陶器和青铜器的命名和类型学方法——一直还在整个中国考古学界处于支配地位。在他本人的研究工作中，他树立了一种高要求的科学标准——他的后继者们都努力在自己的工作中以之为榜样。他既是一个认真守护中国的文化珍品、防范外国盗窃者侵犯的爱国者，又是一个渴望接受西方所可能提供的最佳技术和观念、力求在世界背景下观察和构想中国的国际主义者。他的后继者中有许多人能做到这两者中的一个方面，但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有韧性和眼光同时做到两个方面。
1937年7月爆发的抗日战争事实上结束了由李济的考古组所进行的重要田野考古工作；1949年以后，随着蒋介石政府的逃亡，李济也去了台湾。李济从1937年直到1979年逝世，花去大部分时间用于保管、运送、研究和出版1928年至1937年期间安阳出土的资料。虽然因战争而造成的研究生活的不稳定，以及参加安阳工作的考古学家中有些人故去、有些人离去，给李济管理商代遗宝的计划造成不利的影响，但到他去世前，他看到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安阳》（1977年英文版）中撮要概述到的很大一部分资料都已经出版了。完整的报告并没有出来，但是不利的因素已非李济所能控制的了；他已经做到他力所能及的一切，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强烈地意识到，李济一生之所以一再拒绝美国一些大学提供职位的邀请、没有像他的一些同事那样在战中或战后移民过去，最根本的原因是，他感到自己必须留在国内，看到安阳研究的全过程。
除了安阳的发掘和研究外，李济还从事了其他许多重要的学术活动，最早是在抗战时期的大西南，1949年以后在台湾。这里仅列举其中的几项:1934年他被任命为中央博物院的筹备主任，从此以后，他成为一个主张历史博物馆应是发掘、研究兼教育的机关的热心拥护者。他的这一理想在近三十年里已在中国得到广泛的实现。1949年他在台北的台湾大学创办了考古人类学系，第一次在中国把培养专业考古学家列入大学计划之内。20世纪60年代初期，他在促成“中央研究院”成立中国古史委员会，着手编写一部多著者、跨学科的中国古史中起到关键作用，此举开中国史学编著之先河。到李济去世时，该书的初稿已开始问世。
我第一次见到李济是在1950年秋季进入台大他创办的新系的时候。这以后的29年里，他是我的老师、导师、批评者、行为榜样和学术良心。当然，我时常感到，李济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他塑造了今天中国的考古学；但对于我来说，他最主要的价值就在于他体现了在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中所能达到的最高科学标准。他对在中国建立科学的学术事业怀有一种纯挚的热忱，并用自己的言行树立了一个令他的后继者渴望达到而又难以企及的榜样。他的过世是世界上一切真正学人的一大损失。
1981年11月19日
Li Chi: 1896-1979
K. C. Chang
After almost sixty years, first as the father and later as the dean of Chinese archaeology, Li Chi has left indelible contributions to the science of humankind and of history, and his thinking still dominates his discipline in China.
orn in Hupei, Li Chi grew up at home and in Peking at a time when the old country, forced by encounters with the West, was taking its initial steps on the long road to modernization. Then, as now, bright young students were sent to Western countries to learn their scientific secrets. After his graduation from the elite Tsinghua Academy, Li Chi was s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he studied psychology and sociology at Clark University in Worcester, Massachusetts, and then anthropology at Harvard. According to an interview with Wilma Fairbank in 1977, Li Chi said that he went to Clark because a psychology teacher at Tsinghua, a Dr. Wolcott, had told him that Clark was the place to be for psychology. While at Clark, Li Chi developed the habit of spending every Saturday morning browsing in the open shelves of the library. There he happened upon anthropology books and was fascinated by this subject, of which he had had no previous knowledge. At Harvard, where he earned a doctorate in 1923, Li Chi studied with Hooten, Tozzer, and Dixon, and from these three mentors he learned, respectively, physical anthropology,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all of which he made use of, both in his doctoral dissertation (1928) and in his subsequent sixty-year career in China.
From 1923, when he returned to China, to 1928, Li Chi was the typical university professor-cum-research scholar in the American mold. He taught at Nan-k’ai University in Tientsin (1923-1925) and then at his alma mater Tsinghua Academy’s new Graduate Research Institute (1925-1928). From 1925 to 1926 he undertook the excavation of a Neolithic Yang-shao Culture site at Hsi-yin-ts’un in Hsia Hsien, southern Shansi, under the joint auspices of the Tsinghua Institute and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 C., becoming the first Chinese scholar to dig an archaeological site.
The year 1928 was a turning point in Li Chi’s life, and it was a turning point in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historiography as well. To appreciate fully the significance of events surrounding Li Chi beginning in 1928 we must go back some thirty years, to 1899, one year before the Boxers and the Allied Invasion which wrought Imperial China’s ultimate humiliation in the face of the industrial and military might of the West. In that year oracle bone inｓｃｒｉｐｔions of the Shang (or Yin) Dynasty (1766-1122 B.C.) came to the attention of ancient historians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the dynasty’s fall three thousand years previously, and during the next thirty years Shang scholars within and outside of China became fascinated by this new historiographic source material and launched extensive efforts to track down the bones floating on the antiquities market. Before long, the scholars became aware that these inscribed bones had come from Yin Hsü, the ruins of the Yin Dynasty, long known to be on the banks of the river Huan, near the modern city of An-yang, in northern Honan.
In 1928, the Nationalists succeeded in their Northern Expedition and founded a new regime in Nanking. A new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Academia Sinica—was established, and under it there was a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The institute’s director, Fu Ssu-nien, who had studied historiography and philology in Germany, decided at once on two projects, among others, for the new institute to launch—to establish a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as a new instrument to investigate Chinese history; and to carry out an excavation at Yin Hsü as the department’s first field project. For both, Fu needed a senior archaeologist trained in the Western tradition of field investigations, and Li Chi was a logical choice for both department chairman and excavation project director. From then on, Li Chi’s career became inextricably linked with the An-yang excavations, which, under Academia Sinica, lasted for fifteen field seasons, until the middle of 1937.
It is known to only a very few people now that when Fu was looking for a suitable scholar to head the new archaeology department—thus choosing, in effect, the national leader of archaeology—he had recommended to him not one, but two strong candidates, the other being Ma Heng (1881-1955), a highly respected scholar of the traditional antiquarian mold, later to become chairman of the Research Section of Archaeology of Peking University and director of the Palace Museum.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speculate what Chinese archaeology would be like now had Ma Heng been Fu’s final choice, for the An-yang excavations of 1928-1937 and Li Chi’s direction of them were to shape Chinese archaeology for the next half century.
First of all, the An-yang excavations established the status of the Shang civilization at the head of 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 as the first civilization in the whole eastern half of Asia with written documents. Shang is the linchpin that ties together the vast recorded history of China with the increasing body of information about prehistoric China. But our knowledge of the Shang has to a great extent been shaped by Li Chi. He organized the search at An-yang for archaeological sites. He applied Western archaeological methods and concepts. He recruited colleagues and students and trained them in these methods and concepts at An-yang. Among these younger scholars were all the leading archaeologists active in China in the last thirty years, including Hsia Nai,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Kao Ch’ü-hsun, until summer 1981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in Taiwan. Li Chi also set both the tone and the priorities of the study of the An-yang finds, and his methodology—above all ceramic and bronze vessel nomenclature and typology—still dominates the whole field of archaeology in China. In his own research he set a high standard of scientific excellence, which his successors struggle to measure up to in their own works. He was also both a patriot, jealously guarding China’s cultural treasures against foreign pilferage, and an internationalist eager to adopt the best techniques and ideas the West had to offer and to view and conceptualize about China in the world setting. Many of his successors have succeeded in being one or the other, but few have equalled his tenacity and vision to be both.
The Sino-Japanese War that broke out in July 1937 virtually put an end to further archaeological fieldwork of significance being carried out by Li Chi’s department, and after 1949 he went to Taiwan with the exiled government of Chiang Kai-shek. From 1937 until his death in 1979, Li Chi spent much of his time dealing with the care, transportation, study, and publication of the An-yang material excavated during the 1928-1937 interval. Although the war-caused instability of institute life and the deaths and departures of many of the An-yang archaeologists had adversely affected Li Chi’s plans for the Shang treasure, by the time of his death he had seen the publication of the bulk of the material, which he summarized in his last book Anyang (1977). The whole report is not out, but the adverse factors were beyond Li Chi’s control, and he did everything he could have done, for which we are truly grateful. I have a strong feeling that the reason Li Chi declined repeated offers of university pos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which some of his Academia Sinica colleagues immigrated during and after the war, was primarily because he felt he had to stay in China to see the Anyang studies through.
Outside his An-yang work, Li Chi was engaged in many other significant scholar activities, first during the war in the Southwest and, after 1949, in Taiwan. Among them we may name the following. In 1934 he was appointed to head the Central Museum, and from then on he was an ardent espouser of historical museums as organs of excavation, research, and education. This ideal has been put into practice extensively throughout China during the last thirty years. In 1949 he founded the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at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n Taipei, the first university program in China to train professional archaeologists. In the early 1960s he was instrumental in the organization, under Academia Sinica, of a committee on 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 to launch the preparation of a multiauthored, interdisciplinary volume on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the first such effort i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By the time of his death the first drafts of this volume were beginning to appear.
I first met Li Chi in the fall of 1950, when I was admitted to his new department at Taiwan University. For the next twenty-nine years he was my teacher, mentor, critic, role model, and academic conscience. I was always conscious, of course, that Li Chi was a great historical figure, who had given archaeology in China its present shape. But above all he meant just one thing to me—he embodied the highest scientific standard that could be achieved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He had a single-minded devotion to scientific scholarship in China and by his own word and deed set a forbidding model for his followers to aspire to. His death is a gigantic loss for all true scholars of the 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