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是一本由[荷] H·弗洛里斯·科恩著作，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89.00元，页数：75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精选点评：

　　●读过的这些科学史书籍中，要打5星以上评价（在我看来十星也不为多）也就是这本了，很难相信林德伯格的书之后还有更大的惊喜，观点的冲撞、传承和新观念的迭起让此书光彩四射，相比来说四平八稳的教科书就稍显暗淡了。书本身的内容极为庞大复杂（但也有着清晰的线索），正因为这种复杂，让我这样的读者一经阅读就几乎同时踏入了科学、哲学、社会学，比较历史学、技术史这些领域，知识上的缺乏让我很难领会书中有些内容，读完此书仍然需要进行消化。书中对各种观点的评价让我明白了科学革命的核心观念与可能的影响因素，沿着这两个方向应该做更深入和多方向的阅读，而不是继续停留在此书的分析之上。此书是一个书目筛选清单，让我这样的爱好者可以直奔最经典和最富想象力的著作，免去了读者独自盲人摸象的周折。此书之后我决定重读《世界的重新构造一书》

　　●“一种发明或发现事后看来拥有一定的潜在发展潜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潜力只会变得越来越明显，而且只有在某些局部有利的情况下才会如此”（P667）同样地假如给明清时期的中国500年或者一千年，会不会诞生一个截然不同的认识和操作上的革命和由此而来的现代性？它由“有机的”（李约瑟语）世界观中自主地发展起来，而没有收到现代西方科学仓促地打断。对于本书仍然留存一个疑虑：用现代科学方法探究现代科学范式产生的思想史上的原因，似乎本身就暗含对这样的一种现代科学观最终能够破译人类精神的无与伦比的自信。历史故事由于它绵长的延展，使偶然性也变得有迹可循，我们能从这样“质”的研究方法中得到什么样的教益？

　　●中文世界最为完整的科学史文献综述，科学革命是什么？科学革命为什么会发生？科学革命为什么不在欧洲以外的地区发生？各种观点在此书云集，让读者应接不暇，叹为观止。如果你有时间、有情怀，这本大部头绝对是完美馈赠。

　　●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书遇到了不可多得的好译者的典范之作。

　　●太厚了我的天，这个月几乎都在读它。

　　●Cohen真是太博学了。一本书基本上综合、批判分析了现有的所有科学革命方面的文献（好吧也许赫尔墨斯主义相关的研究有些缺乏）。看完之后就好像吃了一顿极其美味的大餐……然而我还没吃饱，Cohen却表示要继续吃只能自己做了………

　　●眼见着它一点一点变成中文，吐血推荐！！！

　　●个人看起来很吃力

　　●本书主要从定义科学革命的本质和科学革命的起源两个主题来客观阐述各种论述及著作带来的启发与不足，对我这样的科学门外汉来说与其说为了寻求答案，不如说更学会了一种思维方式。很值得阅读和细细品味

　　●本书通过科学革命的性质和原因两条线索，极为广博地考察了历代科学史家的观点。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说，这是一本极为出色的文献综述，真正做到了思想的无前提性，凸显出的是各家观点的一张网，并且提示了大量有待进一步研究之处。这就使得读者能够形成一种极为中肯的科学史观，并且充分关注到前人的成果。

　　《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读后感(一)：全面的收获—突破自我想象和认知的界限

　　此书的阅读收获部分来自书籍，部分来自书籍之外和译者的交流。其中的一个收获就是内史和外史的区分，

　　书籍之内，是内史的大传统和外史的多方向，前者是深刻追问的地心探险，后者是无边无际的星际旅行，都给人无限的启发。

　　内史，在我看来就是思想认知的产生，传承与突破，预示着人性、世界之中某种本质的东西。你会很惊叹，希腊、希腊边缘地带的学者所形成的著作思想居然能够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传承下去，还能够发生转变，融合、突破，以致最终通过和技术的结合来改变人类的生活。

　　此书对内史的评价，构成了几个以后自己比较感兴趣的阅读方向：

　　1.戴克斯特霍伊斯的《世界图景的机械化》

　　自然的数学化如何体现，可不能停留在本书粗描淡写的程度，继续深入

　　2.科瓦雷《伽利略研究》

　　3.张卜天的质的量化与运动的量化

　　4.伯特的《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不知道伯特怎么来处理代价巨大的问题

　　5.大问题，需要弥补的哲学基础

　　其他的一点收获：结合科学革命这个核心，我思考了自己所学的经济学，发现有异曲同工的之妙，经济学如果没有数学化的话，就不可能有现在显学的地位了。

　　（在和张卜天老师的交流中，发现哲学知识的缺乏，以致无法分清什么是知识，什么是思想，这是囧惨了，这些概念也许是内史中对事实不同层次的认识，思想也许是其中最高的层次，所以对哲学基本知识的阅读得纳入阅读计划）

　　比较好玩的一个收获，亚里士多德认为”思想来自好奇心和闲暇“，我发现自己很幸运，前者正在不断的迸发，后者成为自己繁忙工作之际追寻自我仍然坚持的一条底线。

　　外史：对科学史的阅读兴趣最早来自对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兴趣，外史视角中的技术思维与尝试是我最初认为比科学思想本身更为关键的因素（或者说我理想的认为技术知识本身构成了某种最低程度的科学思维），但阅读完此书，我发现自己的预设完全站不住脚。

　　此书对外史的评价，构成了几个以后自己比较感兴趣的阅读方向：

　　1.landes 的时间革命，机械钟，构成了连接科学史、技术史和工业革命的桥梁，居然有这么一本系统研究的书籍，非常有趣

　　2.芒福德和lynn white的技术史视角，以此作为阅读技术史的初期尝试

　　3.爱森斯坦的作为变革动力的印刷术

　　4.席文和nakayama（中山茂）的 论文集 chinese science

　　看完此书，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庆幸自己能在11年读完《继承与叛逆》打开兴趣之门后还能沿着科学史的方向继续前进，在认识的深度上能够继续成长，继续努力吧

　　暂时写到这里

　　《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读后感(二)：师夷长技先翻译

　　花了将近一周的“漫长”时间，终于把这本书初读了一遍。不得不说，所谓“巨著”，大概指的便是这样一类作品吧。

　　这可能是我读过最长的一篇“文献综述”。

　　荷兰科学史家弗洛里斯·科恩（以下简称科恩）在本书中展现出了“认真的治学态度和强大的驾驭材料的能力”，“令人叹为观止”，“仿佛读过所有关于科学革命的著作”。这个评价，从本就博闻强识的译者口中说出，可以说是极高了。

　　本来，科学史的历史算不上太长，真要踏踏实实地综述，总不如传统的人文学科那样有底气。但正是从这不过百年的研究史料中，科恩巨细靡遗地编排出了整个“科学革命”的概念建构史和嬗变史，将文献梳理转化为概念和史实之间来回拉锯、反复博弈的战场。而他自己在其中往来穿梭、闪转腾挪，硬是拓开了一片学术回环的“洞天福地”。

　　这种思辨与学识的功力，才真的是“令人叹为观止”。

　　如此体大思精、千回百转的论述，对于尚未登堂入室的人而言，其实是会看得有些吃力的。尤其当书中所提到的书和学者大多未读过，乃至未曾听过，看起来自然倍增痛苦。但初学者似乎又不得不读这本书，否则，也许连登堂入室的门径都找不着。毕竟，在科学史学术的中文世界里，只此一家，别无替代。

　　那就啃吧。像当年面对着一本全新的《电磁学》那样，以朴素的唯物主义死功夫，翻烂为止。笨人笨方法，至少对我是这样。

　　这本书，值得你“时时勤拂拭”。

　　很多跟我一样的同行阅读此书的目的，的确是为了寻路。对于这一新兴学科而言，中文世界的出版状况仍然不够乐观。尽管有科哲系列著作的老一辈“珠玉”在前，又有张卜天的“科学源流译丛”“科学史译丛”开疆拓土，但对比此书中的罗列你会发现，真是远远不够。

　　学科还是太小。人还是太少。译著自然更难找。甚至于，你很难像文学史领域触手可及的教材那样，找出一本科学史领域的研究指南。

　　徘徊半晌，蓦然回首——没别人了，还是它。

科学革命研究的“轮廓”

　　如此体量的一本书，若是照例来条分缕析地写读书笔记，估计是要崩溃的。读的过程中，本也屡屡产生无话可说的无奈感。可嗣后更觉得，一言不发莫不是更不敬？倒不如简单回顾一下全书的轮廓，顺便也可供后来者一览其大，自知斤两。

　　作者在书中首先梳理出了科学史研究的“大传统”。这一围绕“科学革命”展开的，以康德、休厄尔、马赫、迪昂，和迈尔、戴克斯特豪斯、柯瓦雷、伯特（这四位简称G4，可能是受F4的启发），以及巴特菲尔德、霍尔夫妇、库恩、韦斯特福尔等名家为代表的研究脉络（大动脉级别），贯穿了科学史研究的核心区域。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倘“科学革命编史学”也自成一专业，且分为本科、硕士、博士阶段的话，这大概算是“本科”学习的curriculum。

　　大传统虽然大，但当然不是全部。所以接下来，作者又横跨一大步，转向了大传统之外更大的领域。包括实验的本性、权威的作用、累积性的开始、新科学与旧魔法、科学仪器、人造自然、社会背景与新科学、17世纪的政治与社会危机等等不同侧面之研究课题，轮番登场，同时也带出了各自的代表人物，以及作者无坚不摧的批判话语。

　　此后，作者纵身一跃，深入探究科学革命原因机制的研究成果中去。这部分大抵分为两部分，一是内部研究，也就是观念史的研究；二是外部研究，或者可以等同于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作者本人并不认为两种研究进路有高下之分，但他仍更倾向于内部研究，或至少是先进行内部研究，因为从内部研究中可以导出“更有价值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往往也是外部研究的起点。

　　总体来说，这两部分研究内容的界定与区分，及其漫长的纠葛与缠绕，就已经进入“硕士”阶段的门庭了。

　　在此之外，作者简要总括了一下非西方科学史研究的成果，自然还是围绕那个核心论题（近代早期科学为什么在西欧产生）的衍生命题“近代早期科学为什么未在西欧以外产生”来展开。经过一番轻描淡写的排除法，他的对象仅锁定为两家：伊斯兰文明和中国。伊斯兰方面的论述有格鲁内鲍姆、萨耶勒、桑德斯等，中国方面的研究自然是大名鼎鼎的李约瑟了。这一部分，作者自己也说了，因为语言的限制，他无法直接进入，只能纯粹在外围“吹毛求疵”。事实上，作者的批评很多也已经是科学史学界的共识。

　　这部分算是隶属于大传统的一个“子集”吧。至少在坚硬的“西方上国”视角下，也只能是附属性的研究。

　　另外，作者原稿本来有一章综合各家之所长，专论个人之看法，可以说是由研究生进一步进阶的“博士”阶段了。不过，此后他一看而不可收拾，终成另一部巨著《近代科学如何产生》及其简写本（已为卜天老师所译）。故而此章本书也就截去不用，换作一章“补遗”，略约地陈述了一下其“博士论文”的“开题大纲”，以供参考。

师夷长技先翻译

　　以上略述了全书的内容。坦白地说，整体看下来还是有些心情复杂的。

　　无论作者以如何面面俱到的语言、进行了密不透风的自我辩解，一个中国人依然能从他的字里行间读出弄弄的西方中心主义，以及面对古老的天朝上国“对外国人无端的畏惧和憎恨”而毫不客气回敬的“倨傲与嘲讽”。这种感觉，老实说，总不会太好。

　　不过抛开这些略带种族主义气息的小情绪不说，整本书可以说基本称得上“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了，且其逻辑扎实，学理丰富，除了一本正经的言说之际，总会因才华溢出而颇喜拿人开涮的“恶趣味”（可对比钱钟书），其他结论尽管如何“轻佻”，也实在非初识门庭的我们所可随意批驳。

　　这种信息量接近于“工具书”的教科书，总是自带有一种“回去背熟了再跟我说话”的知识霸权感。

　　没办法。

　　而最后不得不说，当读完后被激起的“读万卷书”的冲动犹在，预备去读书馆发愤图强之后，你会发现，最大的问题还是：大部分的参考书目，还是没有中文版。

　　所以，实在怪不得人的冷嘲热讽。对于“长城之外的蛮族”，“天朝上国”的确照顾得不够周到（哭）。除了接续一百多年的西学东渐，师夷长技，还能如何呢？

　　Anyway，C’est la vie.

　　《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读后感(三)：新科学与旧魔法

　　看《苦炼》的时候觉得那个时期科学发展很有意思，就找了科学史看。

　　直接跳到了3.3新科学与旧魔法，以下是吐槽：

　　研究科学史确实很侦探，在不同事物之间寻找或推理出联系。喜欢这种侦探感。

　　据说牛顿关于力的概念来源于他的炼金术研究。听起来比苹果掉下来可靠多了。

　　当代临床医学专业如果也能开设炼金术课程我一定好好学习（占星学也行。在名片上印上头衔。介绍的时候就可以像“培根的许多关键思想都有文艺复兴时期的魔法背景”一样，获得魔法背景。

　　好了韦伯也出场了，发表了一下关于科学革命的“世界的祛魅”的观点。

　　（点头点头

　　“他们的新科学虽然有强大的理智推动力，却导致人类失去了对极为复杂的人性的洞察。”这就是我最开始在泽农身上看到的，觉得迷人的，但现代科学所划清界限的部分。

　　早期对实验的观点是“把抽象的理想化数学理论领域与能被感官把握的经验领域联系起来”。想起前段时间在血液科给病人做骨穿，然后即时骨髓涂片，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当时直观地感觉到宏观和微观之间建立了联系。虽然理论上早就知道这样联系存在的必然，但第一次经历还是会有很奇妙的感觉。

　　第一条笑死。看下来一直有“科学从魔法中分离出来最后却背叛了魔法”的感觉。

　　“科学革命意味着自然之死”。把自己变成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的观念真的很人类很讨厌。靠（气死（培根好感-5

　　要为上帝考虑的好多啊……“上帝无法沿直线推动天空因为这样一来会留下真空”

　　不过原来这件事情是这样的：当时的神学帮助移除了理性主义哲学对科学的束缚。

　　亚里士多德主义科学一直以来占据主导地位，里面的谬误部分却一直限制科学的继续发展。然而，其中的神学观点正好和当时的神学教义不相容。神学谴责攻击它是异端，最后科学从中解放出来。不相容主要指，亚里士多德的科学观点限制了上帝的全能。举个例子，主教支持托勒密的行星理论，因为按照亚里士多德“天界任何旋转都要求其中心有个不动物体”的理论，上帝就不可能移动整个宇宙。

　　这种上帝也要遵守物理学规律的感觉很奇妙。

　　《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读后感(四)：《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评介

　　荷兰科学史家H.弗洛里斯•科恩（H. Floris Cohen，1946—）于1994年写作了一本科学史界的开创性著作《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A Histographical Inquiry，以下简称“本书”），已由张卜天译成中文，于2012年由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在科恩的学术生涯之中可以看作一次宏大的“文献综述”，主要是整理前人在此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作出讨论、评价；此后基于这本书的成果，科恩将自己对于科学革命的看法写成了《近代科学如何产生：四种文明，一次17世纪的突破》（How Modern Science Came Into the World: Four Civilizations, One 17th Century Breakthrough, 2010），其荷兰语简写本《世界的重新创造：近代科学是如何产生的》（De herschepping van de wereld. Het ontstaan van de moderne natuurwetenschap verklaard, 2007）也已由张卜天译出 。

　　除去作为简短导言的第一章，本书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定义科学革命的实质”“寻找科学革命的原因”和“总结和结论：‘真理的盛宴’”。其中，第三部分较为紧凑，一、二两部分则各占去了全书篇幅的将近一半。从前两部分的标题之中，就可以初步知晓科恩的研究进路：首先厘清科学革命“是什么”，然后探索科学革命之“为何”。

　　1. 科学革命叙事的源流：对性质的定义

　　1.1. “诸科学革命”与特指的“科学革命”

　　在第一部分一开始，科恩就明确区分了“诸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s）与特指的“科学革命”（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并表明自己主要面对的是后者。这种选择与作者本人的立场有关：在他看来，“诸科学革命”“代表一种关于科学发展进程的哲学观念” ，而特指的“科学革命”则“代表关于科学史上一个片段的历史观念” 。作者是历史学家而非哲学家出身，因而倾向于认为，假如如同另一位姓科恩的科学史家（I. B. Cohen）在其著作《科学中的革命》（Revolutions in Science）中展现出的那样，将科学从16世纪到20世纪的发展当作一系列“科学革命”的结果 （这无疑是受库恩[T. S. Kuhn]著名的《科学革命的结构》[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的影响），那么“那一次”（the）科学革命的意义反而会被湮没在科学史“不断革命”的表象之下。科恩写道：

　　如果我们追问（出于某种原因，我们很少这样追问），科学革命是否应算作那些主张科学发展是革命性的人所区分出的诸科学革命之一，我们就会触及许多概念混乱的核心。如果回答是绝对的“是”，那么科学革命就会失去历史学家所坚持的那种独特性。如果回答是“否”，那么很奇怪，科学中发生的最深刻剧变竟然未被算作一场革命。

　　比起库恩所关注的“革命的一般规律”，科恩更注重特指的“科学革命”的独特性，要将它独立地拿出来研究。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这场科学革命在科学自身的历史上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今天的科学仍然可以说处于牛顿范式之下），更是因为科恩像柯瓦雷、伯特一样相信，“科学革命”作为一般历史上的一个进程，极为深刻地改变了西方文明的面貌，而这种深刻的联系在一般的历史研究之中却往往被边缘化，就好像科学仅仅是一种漂浮于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之上的“意识形态”。科恩的后续著作也能够印证，他最为关切的始终是“那次”科学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现代性问题，是“世界的重新创造”；在对科学革命的研究之中，他始终比一般的科学史家更为关注科学对文明的影响。

　　1.2. 先驱人物

　　如此明确了本书的研究对象之后，科恩开始考察历代学者对于科学革命的界定，其时间跨度从启蒙运动时期直到科恩写作本书的年代。采取这样一种宏大的视角，必然意味着作者需要有所取舍和偏重。总的来说，比起对事实的搜集（如实证主义科学史家所做的那样），科恩更为关注的是科学革命这一历史学概念的塑造。

　　面对着这一领域的先驱人物康德、休厄尔和迪昂，科恩提出了“科学的连续性”这一问题作为考察他们观点的标准。在康德看来，科学革命是仅此一次、一劳永逸的变化 （因为他相信牛顿发现了科学之中最终的真理），因而表现为科学史中一次较为彻底的断裂（马赫等实证主义者追随这一看法）。是休厄尔首次提出了一个在今日几乎成为常识的观点：

　　内在于科学发现中的真理成分往往会继续存在于继承的理论中，从而为科学的整体推进提供了一种关键的连续性要素。

　　而迪昂在其著名的论题中声称，“科学革命实际上发生于14世纪而非17世纪” ，从而支持一种强的连续性，认为伽利略等人的贡献是14世纪经院自然哲学家工作的自然延伸。建构了这样一个从不连续到连续的“谱系”，科恩就能够较为自如地比较几位先驱的异同，同时严厉批评了马赫这样的实证主义者将自己的观念“投射于他对伽利略成就的历史重建” 、从而竟得出伽利略发现了惯性定律或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 的做法。

　　借此科恩涉及到了科学编史学方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即“语境式的研究”，具体而言就是考察科学家的成就在其所处时代的智识背景下的意义，而不是以今日之科学的范畴去把握以往的科学，在其中寻找零星的“天才预见”（后一种做法在科恩看来正是实证主义的遗害之一）。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休厄尔和迪昂也未能完全幸免：

　　休厄尔的历史几乎从来不是语境式的，他没有将过去某位科学家的思想作为统一的整体来研究。……休厄尔的讨论中缺失的是对科学家的思想本身作一种整体考察，而不论这种思想可能被置于从谬误到真理的某条演进线索之中的何种位置。

　　在迪昂看来，科学发现表现为一系列单独的表述，包含着松散的、一般来说没有关联的见解。……科学和学术的内容是一个个断言。重要的是看法，而不是由理论和观念组成的融贯整体。

　　1.3. “四位伟人”：“自明的光环”

　　迪昂所揭示的科学史的深度引出了科学史早期的“四位伟人”：安内莉泽•迈尔、戴克斯特霍伊斯、柯瓦雷和伯特。我们已经熟悉后三位的主要科学史著作 ，但对他们的观点往往不能清楚地进行甄别比较，而是倾向于全盘接受，甚至对其内在的矛盾之处视而不见。而科恩借助自己对科学史诸论题的深刻理解、以及让各位科学史家“相互批判”的独特写作方式，极为清晰明了地整理出了“四位伟人”的异同。科恩在这里所采取的线索，一条仍然是连续性的论争（只不过成为了较为温和、精致的版本），另一条则是科学史上至关重要的“数学化”问题。柯瓦雷和伯特基本持非连续观点，戴克斯特霍伊斯持连续观点，而迈尔则经历了一个从后者向前者转化的过程。 在做出比较的过程中，科恩特别注重将每位科学史家的选择与其思想背景和理论体系的特质联系起来，使得他们的争论显得并非是随意的舌战，而是极为严肃的思想者之间难以避免的分歧，这种分歧反映的恰恰就是科学编史学中最为深刻的难题。

　　同时，科恩还特别引述了他们对科学革命中数学化过程的强调：

　　……（戴克斯特霍伊斯）坚信，对自然现象的数学处理构成了科学方法的本质……

　　柯瓦雷不厌其烦地强调，亚里士多德式的幼稚的日常经验无法导出新的精确宇宙中严格的数学知识。在将理想与实在联系起来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沿着之前数学演绎所提供的指导线索积极讯问自然。

　　这就与科恩在之前埋下的伏笔形成了呼应：

　　在马赫看来，数学仿佛只有通过科学发现的后门才能进来，它只是做出发现之后形式化过程的一部分。

　　对迪昂来说，数学的角色是二阶的。数学是在基本发现做出之后才开始发挥作用的；它有助于使发现变得更加精确，阐明其含义，把潜在的东西揭示出来；但发现的核心在于定性表述本身。

　　通过这种对比和呼应，科恩几乎不需要再进行独立的说明，就已经令读者清晰地把握到了科学革命之中数学化问题的实质。这种写作技巧在全书之中比比皆是。

　　那么，这四位伟人的“经典看法”有何相同之处呢？科恩在紧随其后的名为“概念的拓宽”的一节中，通过引述后来学者的新观点与“经典看法”进行对比，总结出几点：第一，“经典看法”认为不需要解释科学革命为何会发生，“一旦沿着新科学的方向迈出最初的决定性步骤，科学革命就会自行向前推进，并且在牛顿综合中实现其宿命” ，换言之，

　　科学革命主要人物的根本成就在于清除了长期以来存在的主要障碍。随着这些障碍被一劳永逸地清除，科学此后就可以沿着预先注定的路线，仅仅依靠自身的内在逻辑，凭借自身的力量前进。虽然必定会发生与正确路线的偏离，对它进行研究可以带来很大收获，但科学真理终将获胜。

　　第二，科学革命严格地只有一次，几乎是发生在一个瞬间，数学化的方面比其它任何方面在其中得到了更多的强调，就好像包含在数学化之中的因果关系就足以解释科学革命的一切表现与影响。第三，科学革命发生于观念领域，独立于社会、政治、宗教、经济和技术的诸因素。

　　对此，科恩特别提到“库恩在两类科学之间作了一个基本区分：‘古典物理科学’和‘培根科学’” ，提到韦斯特福尔对柏拉图主义—毕达哥拉斯主义传统和机械论哲学这“两种潮流”的区分 。这类区分显著改变了“四位伟人”为科学革命塑造的较为单一的形象，也随即避免了一些原来难以解决的困难（例如如何为笛卡儿定位的问题）。因而我们不必奇怪，这一区分在科恩本人的原创性著作中进一步细化成了“雅典传统”“亚历山大传统”与“培根传统”的三分法。

　　1.4. 外史方法的加入：“杂乱的偶然性”

　　在接下来的第三章中科恩提到，对于科学革命的理解进入了“更大的背景”之下。方法论的演变、权威的作用、科学累积性的出现、从自然哲学到近代科学的转变，以及魔法（赫尔墨斯主义）、实验、仪器、社会体制的影响，这一系列为我们耳熟能详的论题顺次展现在书中。然而，面对这些更多地属于“外史”路线的工作，科恩并没有一味接受。例如，对于方法论的问题，科恩提醒说：

　　评论者们发现很难抗拒一种诱惑，要把他们自己所偏爱的科学方法归于科学革命的主要人物。

　　对于权威的作用，科恩也敏锐地把握到一个事实：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甚至很难分清楚，到底是因为来源于公认的权威而采取某种立场，还是为了使自己的独立立场合法化而选择权威。

　　从这儿开始，我们触及到科学史中另一个著名的分歧，即所谓“内史”与“外史”传统之争；这同样是贯穿全书的主线之一。表面看来，科恩为这两种传统赋予了近乎对等的权重，但在评论的细节之中，他还是透露出自己的倾向。例如：

　　一般来说，有助于理解科学革命的那种科学“外”史均以当时科学观念的发展所派生的问题为出发点。

　　倘若必须事先承认或拒绝自然现实只不过是一种社会建构，历史学家也许会忽视那个更富有成果的问题，即在某一时期，社会习俗和社会境况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自然事实的确立，或者影响了17世纪科学家在宣传自身努力、希望获得整个社会认可的同时，也试图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

　　科恩屡次指出，“外史”路线仅仅能够解释科学为何能够存活下来，却不能解释科学的诞生，换言之，社会因素的作用更多地在于选择：同样的科学理论可能因为处于不同的政治、宗教和经济环境，而拥有不同的命运，但科学理论本身并不能够从环境中必然地导出。科恩在评论柯瓦雷对外史路线的拒斥时表明：

　　通过既定文明和时代框架中的某些社会条件存在与否来解释或许相当有启发性，但的确应当抵制对科学思想进行社会还原的尝试。

　　科学社会史的强纲领，即科学的社会还原论（比如赫森所展现出的工作方式），旨在说明科学“不过是”一系列社会作用的结果，并不具有必然的真理性，但其实这种解构性的看法不知不觉中继承了科学本身之中有待批判的还原论传统，是在用科学的方式反思科学，因此和实证主义一样容易对科学在人类文化中的位置的独特性认识不足。科恩处处体现出对于作为一种观念的科学之独特性的敏锐意识，这也许是他拒绝在编史学中将科学史“降格”为社会—意识形态史的原因。

　　然而正如上面提到的，在处理科学的“内史”时，科恩也没有如柯瓦雷等人一样持一种近于黑格尔主义的态度，即认为观念自身能够演进，只要条件合适就必然发展为近代科学事实上是的样子。科恩在此问题上兼顾了“偶然论”的观点，由此引出了一个问题，即科学革命能否彻底被解释。此外，科恩也为外史路线的代表人物之一、饱受批评的默顿进行了必要的辩护，表明默顿的本意并不在于将科学的进展还原为社会因素作用的结果，也无意于激进地将自己对于17世纪英格兰情况的细致研究所得的结论拓展到整个欧洲的整个科学革命时期。

　　科恩并没有仅仅局限于内史与外史传统之争，而是围绕这个争论展现了问题的另一些深度。他充分吸收了霍伊卡、耶茨等人的研究成果，并且进行了重要的推论、补充和拓展。例如，在考察了近代早期科学家对于传统权威的看法和对于自己的工作在科学史上之地位的认识后，科恩特别关注了笛卡儿的反常情况：

　　在权威问题上，笛卡儿的腔调却与科学革命的其他主要人物有所不同。他之所以抨击亚里士多德的权威性，与其说是因为他希望在一般意义上反对崇拜科学权威，不如说是为了自立为新的权威以取代亚里士多德。正是笛卡儿的这种典型特征使得他在科学革命中的地位很难界定。虽然他参与了对于占主导地位的自然哲学的反叛，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为其打上了自己的印记，但其总体思想框架完全不符合伽利略、帕斯卡等富有创新精神的同时代人对科学家任务的构想。笛卡儿认为自己成功地完成了以前的思想家未能完成的任务——建立最终有效的自然体系。而伽利略等人对于自己的思想如何有助于科学的最终完成则有非常不同的看法。

　　这一见解绝非无关紧要，舍此就不能够理解，为什么作为近代科学的先驱人物之一，为什么笛卡儿有时显得反而像是一股“阻碍”力量。在概括前人成就时，科恩也往往能够用寥寥数语表达在科学史家的原著之中连篇累牍进行阐释的观点，例如有关自然科学向近代科学的转变问题，科恩写道：

　　在更早的时候，人们认为自然认识只有在一种关于世界和人及其相互关联的无所不包的思想框架中才是有意义的。……而新科学，尤其是其第一位直言不讳的先驱伽利略所例证的新科学，却能使我们在事先不了解事物整体的情况下研究现象。

　　这一概述切中了自然哲学与近代科学的根本区别。对于一些广为流传的看法，比如牛顿对“力”的概念的使用与其神秘主义信念之间有着关系，科恩并不只是不加批判地进行复述，而是注意到问题之中更为细微的区分：

　　为了克服在机械论哲学中觉察到的基本缺陷，牛顿需要一种力的概念，而这种概念很可能来自于他的炼金术研究。……但对牛顿而言，这种世界观之所以有别于文艺复兴时期隐秘的力的作用，是因为这些力原则上可以被测量，而且对它们的科学处理完全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对其进行了实际测量。

　　科恩还整理了有关实验在科学革命中作用的各种看法，大体上将实验问题归结为技艺与自然之关系的问题。他提示说：

　　技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被17世纪的科学家反复讨论的主题。到目前为止，这些讨论几乎未被科学史家密切追踪。

　　这是一个洞见，科恩在围绕它展开探讨的同时，也揭示了可以作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对近来工作的种种介绍表明，科学革命的定义正在从“自明的光环”进入到一种“杂乱的偶然性”之中 ，新的解释不断涌现，但科恩始终以严肃的、“尝试去怀疑”的态度去面对它们。

　　在第三章的最后，科恩不出意料地回到了对他而言更为重要的问题，即科学革命在更为广泛的西方文明史上有何意义与影响。他承认在这一方面真正有所建树的研究极为缺乏，并且有些痛心地提到，贝尔纳和韦伯两位学者都与最重要的问题失之交臂，前者是因为在方法论上有太多未经考察的先入之见，后者则是因为颇为奇怪地在其对现代性的分析中“错过”了对科学的考察这一环。由此，科恩提出了如下希望：

　　将贝尔纳关于科学的固定想法与韦伯处理欧洲历史的总体方法结合起来，将会提供迄今为止最有希望的方案，以实现那个遥远的目标，即宏观地赋予科学革命在西方文明进程中的恰当位置。

　　由此，科恩结束了对于科学革命定义的探究。整个第一部分基本按照人物进行编排，因而同时也是一部“科学史学史”（the history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各个科学史家及其观点的继承与批判关系一目了然。

　　2. 内部和外部，东方和西方：对原因的探求

　　2.1. 恰当地定义问题

　　科恩对科学革命定义的探究，成为了之后对于科学革命之原因的寻求的一个出发点。任何一种回答科学革命何以产生的尝试，都必须事先定义自己所讨论的“科学革命”究竟是什么。例如，柯瓦雷倾向于把科学革命认作观念方面的“嬗变”（mutation），而别人或许更关注科学革命的社会层面，因而他们对科学革命之原因的解释自然也有所不同。弄清了这一点，就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争论。在此科恩特别强调了库恩对于“古典物理科学”与“培根科学”的划分，指出科学史家寻找的某些原因（例如工匠与学者的交流）仅仅对“培根科学”的兴起有所贡献，这就有效地消解了许多因概念误置而引起的争论。

　　在第二部分中，对科学革命原因的探求被分为两种路线：内部的（集中于希腊、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的思想背景）和外部的（宗教、资本主义、工匠传统、航海大发现、印刷机等）。后者又通过两个方面来考察：第五章集中于这些外部因素在西方的体现，第六章则试图引入文化人类学领域中常用的比较法，主要通过与伊斯兰和中国文明的对比来寻找科学革命的原因。在这一过程中，科恩很强调“问题的倒转”，即不应当问科学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中国等地（李约瑟问题），而应当问它怎么竟然在近代西方发生了。这既是科恩早年所受的一般历史学训练对他的教益（“不应探讨某事未发生的原因”），也是因为科恩相信，兴衰更替才是一般科学的常态，近代科学累积性的连续发展反倒是“反常”的，需要历史解释。

　　之所以选择这样一种结构来寻找科学革命的原因，是因为科恩始终试图去规定回答“近代科学如何产生”这一问题的恰当方式。他力图从西方文明自身和其他文明两个方面来寻求解释。鉴于已经完成了“问题的倒转”，他对东方科学的考察主要是起到一个“试验场”的作用，具体而言就是，假如在东方文明中发现了某一思想或社会条件（如统治者对科学的支持），就决不能将这一条件当作科学革命的原因（至少不能当作其充分条件），因为同样拥有这一条件的东方文明中并未发生科学革命。至于“中国出现了一位伽利略会怎样”这样的着眼于东方文明自身的问题，则仅仅是一些附属问题。

　　2.2. 西方的观念背景

　　在面对希腊和中世纪的科学观念时，科恩一方面寻找着那些后来对科学革命有所贡献的因素，另一方面也在不停地追问：为什么近代科学为什么没能在当时就产生？对此他也给出了一些解释，例如：

　　希腊人一般会满足于用非常抽象的概念来解释，即便这些概念没有得到充分说明，以致根本不可能将相关事实结合起来。反过来，希腊人极少有足够的耐心去弄清楚所有相关事实。

　　在这一比较的过程中，科恩也就回过头来阐明了对于科学革命的一些合适的定义。例如在自然观的转变方面，科恩表明新的机械论自然观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自然的范围，最为显著的就是将人工物纳入自然、甚至将其当成自然之中更为基本的东西（例如理想的光滑水平面）。 在探讨中世纪时，科恩则批评了迪昂赋予1277年大谴责过分重要性的做法。

　　2.3. 西方的外部因素

　　在第五章中，科恩考察了诸“外部”因素的影响，特别注意限定这种影响的程度，而不是轻率地将一种“言之成理”的说法扩展为对于科学革命之原因的唯一解释。例如，对于技术的作用，科恩引述霍尔的话总结到：

　　它们（技术）的贡献其实仅限于四种可能性：技术、技艺和手艺可以（1）向受过科学训练的人提出适合分析研究的问题和信息；（2）产生“既合制造目的又合科研目的的技巧和设备”；（3）提供科学仪器；（4）提出“科学自身结构中并未包含的主题”。

　　又如，在涉及到阿拉伯科学的特质时，科恩引述阿维森纳时代获得手稿的便利性时，反过来质疑爱森斯坦对于印刷术重要性的极端强调 ：毕竟，在几乎相当于是有了印刷术的伊斯兰世界并没有产生近代科学。

　　2.4. 作为“试验场”的东方

　　在第六章中，科恩认为伊斯兰世界未能产生近代科学的主要原因在外部，即伊斯兰宗教文化和学者本人对于科学的轻视和不信任 ；而中国未能产生近代科学的主要原因在内部，即中国人要么不关心自然 ，要么认为像人这样的存在者不可能从根本上探明自然的规律 。据此科恩推断说，“没有什么能够排除‘伽利略’在伊斯兰科学的黄金时代出现” （只不过这种可能被从外部扼杀了），但“传统中国不可能出现‘伽利略’” ，这是由中国文明的特质从内部决定的。

　　值得一提的是科恩对于李约瑟工作的评价。科恩承认了这一工作的巨大价值，但也毫不留情地指出，李约瑟强烈地受到了三个因素的负面影响：一是一种试图“摆正”中华文明在西方人眼中形象的宣传动机，二是将问题简单地归结为社会经济层面原因的倾向，三是将纯粹的技术与科学混为一谈。这一评价并不是凭空做出的，而是综合了李约瑟的多位评论者（如汉学家葛瑞汉[Angus Charles Graham]）的意见的结果，因而对我们依托李约瑟的著作研究中国科学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科恩的进路及其对近代科学产生问题的规定，更为明显地体现在了他的后续研究著作中 ，这种进路本身无疑也有缺陷，例如，先入为主地将东方科学的多数成果归于纯粹的技术发明或“辉煌的死胡同”，仅仅将它们作为反面例子，以印证西方近代科学本身的独特性。这虽然似乎是科恩的原初问题所难以避免的解答方式，却难免会忽视东西方科学之间的共通之处。当然，这一批评无损于科恩的研究自身的价值，只是表明，依据科恩对东方科学的论述来理解东方科学，也许不够全面，况且科恩本人不懂中文，因而在诉诸汉学文本来刻画中国科学特质时难免有一些（尽管多半是无关紧要的）理解偏差。

　　3. 在两条歧途之间：为“科学革命”正名

　　在残缺的第三部分 中，科恩试图为“科学革命”这一概念正名。日益具体的历史研究，有时倾向于否定曾有一场“科学革命”，科恩提到一种“叙事主义”（narrativism）的历史哲学：

　　历史概念仅仅是隐喻，我们使之具体化时应当小心；它们或许有助于暂时集中历史想象力，但我们永远不应忘记，它们仅仅是介于我们的看法和最终不可知的历史事实之间的透镜。

　　科恩固然明确反对实证主义的编史纲领 ，即把科学革命当作一次必然发生的、独一无二的、一劳永逸的、从“非本质认识”到“本质认识”的转变，但面对着消解“科学革命”概念本身的企图，科恩也是疑虑重重。最主要的一点在于，假如让这一概念彻底消亡，“一些非常富有成果的、大都未被充分利用的科学革命解释将因此悬置半空” 。这一忧虑来自于科恩在编史学工作中对休厄尔、柯瓦雷、伯特等人著作中尚未释放出来的巨大潜力的发现。而且，之所以需要“科学革命”这一概念，是因为它在整个文明史之中的意义：它的确是彻底改变文明进程的少数事件之一，科学史家不仅要面对“文明中的科学史”、研究文明对科学的影响，还要面对“科学中的文明史”、研究科学对文明的影响——后者在某种程度上意义更为重大。

　　“叙事主义”历史哲学虽然从结果上看近于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概念解构，但从根源上看仍旧是实证主义（在哲学而非编史学意义上）的变种：通过对“具体性误置”的所谓辨析来取消观念（比如“科学革命”）的实在性，声称它们仅仅具有作为工具的价值 。由此看来，科恩在试图避开实证主义和解构这两条歧途的过程中，表面上是在走“中间道路”，实则超越于两者之上。虽然面对反实在论的挑战，科恩并没有展现出比英美学界典型的实在论者更为深刻的见解，但至少在编史学本身之中，他已经指明了一条可行之路：

　　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一个统一的（而不是单一的）概念来引导（而不是主导）研究。因此，我们面临的挑战并不是痛惜或被动默许原初概念的必然消散，而是保留这一概念，为之填补符合最佳历史研究成果的新意义。

　　所有这一切来自一种认真看待科学的努力。科恩的工作对于科学学（science studies）的教益在于，既不能够盲目接受科学自身的前设（如实证主义那样），又不能对科学进行过分轻蔑的批判（如SSK等那样），因为这样的“轻敌”行为终将使我们忽视科学在现代性等问题之中真正的角色，而陷入“既懒得看它，又离不开它”的尴尬境地。

　　4. 编史学何为：对全书的评价

　　那么，科恩的学术进路对科学史研究者有何启发？为什么在作出自己的研究之前，他会花费将近10年的时间，去做一项在许多学者那里仅仅处于次要地位的“文献综述”工作？科恩如此描绘自己的目标：

　　对近代科学起源的历史解释已经出现了差不多一个世纪。……然而，这些研究的全景从来没有被描绘过。关于“科学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什么促成了它”这两个基本问题的文献层出不穷，但我们找不到对这类文献的任何综述，对其全面的批判性分析尚付阙如。关于科学革命，历史学家给出了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我们尚不能找到一些线索将其观念系统地串起来。简而言之，对于我们目前置身何处，是如何走到这里的，仍然缺乏系统考察。这便是本书所要完成的任务。

　　在这里，“寻找观念的线索”这一任务，使得本书“不仅是一部编年史或文献综述” 。如果科学是一阶研究，科学史是二阶研究的话，科学编史学就是三阶研究：它的研究对象不是科学本身，而是科学史，在科恩这里主要是科学史家的“诸观念”。在写作二阶的科学史时，学者们已经对实证主义、辉格史观等“歧途”有所警惕；但在三阶的科学编史学工作中，既往那些“顺便为之”的片段评论、乃至貌似“全面”的综述（如果有的话）却往往流于自然态度，提及他人往往是为了对其进行批评，以便表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例如，柯瓦雷终其一生都秉持着“近代早期科学的起源不啻为一种‘思想嬗变’” 的观点，这使得他在批判连续性观点的支持者克隆比（Alistair C. Crombie）时，不经意间在如下的意义上进行了“编史学”工作：

　　先以同情的态度描述对方的观点，只要有可能便故意表示赞同，然后表明为什么其对手所援引的材料实际指向了相反的结论——正确结论实际上属于柯瓦雷自己关于近代早期科学起源的核心观念。

　　同样，持连续论观点的戴克斯特霍伊斯也曾在为自己辩护的过程中试图“把柯瓦雷与某种马赫式的非连续主义联系起来” 。这样的做法即使可能正确，也只能是一种“误打误撞”的正确，因为它有失公允。

　　相比之下，科恩之工作的意义，就在于将科学史家们熟练运用的观念分析方法运用于科学史家本身。对科恩本人而言，编史学研究为他编织出了一张观念之“网”：通过揭示科学史家工作之间的异同，科恩往往用一些人去批评另一些人，再让另一些人做出回应，而他本人隐藏在幕后，不时站出来进行调解。这样做虽然可能被批为过分地折衷，却也最大程度地避免了因孤陋寡闻或妄自尊大而引起的偏颇；在整本书中，读者感受到的不是一个“强大的、独断的精神”，而更像是一场文化沙龙。

　　因此，本书的第一个优点就在于为原本“漂浮”着的各家学说找到一个“位置”。我们能够开始反思那些“至圣先师”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正视他们相互的批判和内在于理论之中的困难与矛盾，并且（更重要的是）一旦触及某个科学史问题，立即就能“拎出”一大把与之相关联的学说，而不至于徒劳地试图从头开始。

　　本书的第二个优点是，科恩在这篇丰富详实的著作中涉及了科学史中几乎全部的重要论争：内史与外史、连续与非连续、数学化与实验化的相对重要性、以及语境式的研究及其局限——

　　在之前的许多思潮中寻求科学革命的原因时，永远不要忽视一个关键问题：新科学的主要人物在何种程度上超越了培养他们的那些更早的思维模式。

　　这一系列的论争主导了他的细节讨论：从本书的微观结构上看，科恩往往首先综述某位科学史家在某一问题（问题本身按照科恩本人的学术关切来编排，详见本文1、2节）上的重要观点，然后引述别人的相关观点进行评价，最后做出自己的判断（往往是一条“中间路线”）。拿国内出版的另一本同类著作，克拉夫的《科学史学导论》 做比较就能看出：克拉夫倾向于做一种类似于“元历史研究”的工作，即较为抽象地讨论科学史作为一种历史所包含的诸种问题（如历史的客观性问题）；而科恩则充分运用了丰富的文献，在一阶、二阶、三阶问题之间穿梭自如，往往能够从编史学的抽象讨论“沉到”下层的科学史基本问题中去，从而使读者在每一个层面都有所获益。可贵的是，本书既像一本百科全书那样包含了有关科学革命的几乎全部重要论题和观点，又避免了百科全书的那种平铺直叙的“无偏见的偏见性”，因而比任何一本纯粹描述式的“科学史学史”或一本“一家之言”式的科学史原著更适合作为科学史领域的入门。如果说诸科学史是各种样态的“看”的话，科恩意义上的编史学就是一种“反思综合”。

　　第三，科恩在篇幅的分配上有一定的特色（至少在目前以汉语出版的同类著作中是如此）。相比国内早先一本自我标榜为编史学的“同类”著作 中对萨顿的大加推崇，科恩甚至从未用一个完整的小节来讨论萨顿，仅仅在书中为了对比而进行了两处简短的评论 ；而对于在国内几乎完全被忽视的安内莉泽•迈尔、戴克斯特霍伊斯等“重量级人物”，科恩则丝毫不吝惜笔墨。从科恩整本书所展现出的“观念之网”来看，他对篇幅的分配无疑更有助于突出科学史中的关键问题，而不是对“科学史学史”进行平铺直叙。

　　总之，科恩在《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一书中展现出了强大的驾驭文献的能力；在有所取舍和侧重地评介以往科学史家的工作时，他充分地展现了论题的深度，打通了问题的不同层面，并且真正地做到了立场的中肯。他的史观温和而又不乏明鉴，读者在读完本书之后，自然也就学会了“如何去读”任何一本科学史著作，具体地说，就是能够准确地抓住作者的核心观念、迅速地与其他科学史家的观点建立起联系和比较，这种能力是多数同类著作所不能够赋予读者的。更为可贵的是，通过对各家观点的引述探讨，科恩时常能够揭示出“观念之网”中尚待填补的空缺，即可能作出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这使得本书既是科学史研究的极佳入门，又是一本始终“上手”的指南。

　　参考文献

　　[1] 科恩（H. F. Cohen）：《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张卜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

　　[2] 科恩（H. F. Cohen）：《世界的重新创造：近代科学是如何产生的》，张卜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

　　[3] 库恩（T. S. Kuhn）：“物理科学发展中的数学传统与实验传统”，罗慧生译，载《必要的张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4] 科恩（I. B. Cohen）：《科学中的革命》，鲁旭东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

　　[5] 克拉夫（E. Kragh）：《科学史学导论》，任定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6] 刘兵：《克利奥眼中的科学：科学编史学初论》，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