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提要辨证（全四册）》是一本由余嘉锡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20.00元，页数：164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四库提要辨证（全四册）》精选点评：

　　●神！高山仰止

　　●2016-2017学年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历史文献学课程期末考试压轴题，该书序言。幸而高中读过此书，最后考了93分。

　　●上学期居然忘了登记。。 这本书其实太经典。目录学辨伪学上都极具典范性。而且作者往往寓有深意。

　　●大致翻了一下

　　●jnoluh;/.//j

　　●当书评来看的，精彩！余嘉锡是最好的目录学家！

　　●选读

　　●读着读着就自闭了

　　●文献学者、目录学者必读

　　●余氏大義。

　　《四库提要辨证（全四册）》读后感(一)：《四库提要辨证》辨证（陆续添加）

　　卷十四

　　《宣和博古图》一条，作者当为王黼。余嘉锡认为作者是王楚，误。参见叶国良《宋代金石学研究》第68-71页

　　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霁寒宵。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野哭几家闻战伐，夷歌数处起渔樵。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音书漫寂寥。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霁寒宵。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野哭几家闻战伐，夷歌数处起渔樵。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音书漫寂寥。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霁寒宵。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野哭几家闻战伐，夷歌数处起渔樵。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音书漫寂寥。

　　《四库提要辨证（全四册）》读后感(二)：《辩证》经部

　　余嘉锡对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小学类都进行了讨论。

　　1、对《周易正义》议论极详，论述了郑易不传而王易传的原因和经过。其原因如尚玄风气、佛教影响、博士制度等，其中博士制度尤其复杂。在魏晋，玄、弼两立，宋元嘉二十年立学，二十七年废，颜延之黜郑置王，齐永明间虽以王俭、陆澄之力重置博士，立学未久停废，梁不分经但武帝崇佛尚弼说。至于河洛一带，青齐多讲王注，大河以北因大儒徐遵明等能弘道宗郑玄。统一后，北方沾染南风，流宕忘返。

　　2、在《周易集解》中考李鼎祚其人，参考刘毓崧《通义堂集》引其自序、元和志、寰宇记、舆地纪胜、通志等书。（找唐时无传人资料可考）

　　3、《易变体义》中考都絜其人，参考陆心源《仪顾堂题跋》（余多征引是书）引建炎以来系事要录、京口耆旧传、舆地纪胜（找宋时无传人资料可考，另有万姓统谱、宋诗纪事）

　　4、《诗说》提要“旧本题曰申培撰，亦明丰坊伪作”，余认为《诗传》世坊作，为鲁诗世学之根据，申培诗说疑文禄之作。

　　5、《周官义疏》提要引王应麟《困学纪闻》之说，认为原名周官，至唐贾公彦省为周礼，武亿考之，周礼名起于成、哀之间，刘歆附王莽为之。

　　6、《六经奥论》提要“旧本题宋郑谯撰”，陆心源疑郑厚作，但因记有南宋末人事，认为是弟子述其师及谯说。

　　7、《七经孟子考文补遗》（日本著作）

　　8、小学类小序，提要认为“古小学所教，不过六书之类”，余考之礼记、四民月令等书“要之幼童之入小学，其所学皆幼仪也，所谓学小艺而履小节也。”提要“今以论幼仪者，别入儒家，以论笔法者，别入杂艺，以蒙求之属隶故事，以便记诵者，别入类书。惟以尔雅一下，编为训诂，说文以下，编为字书，广韵一下，编为韵书。”余以为此分法欠妥。

　　9、《急就章》提要言“其书自始至终无一复字”，实有复字，余困惑于为何取《急就章》而不取《千字文》？（后在小学存目一《续千字》中仍怀此疑惑哈哈）

　　10、《九经字样》提要“玄度时避言反字，无同音字可注者，则云某平某上，就四声之转，以表其言。”余论之，其声韵仅依开元文字，所谓纽者，四声相承之双声字也。夫称反为切，肇自宋人，一时风尚，非避讳。

　　附余嘉锡如何优雅的骂人：）

　　1. 侈口而谈，聊以快意。

　　2. 数典忘祖，信手拈来。

　　3. 提要不考书之体例，无的放矢，多加非难，岂不为识者所笑乎？

　　4. 若四库篆修诸人，以石渠金马之彦，典校秘书，乃于典籍源流茫昧若此，反唇相讥，恐无词以自解矣。

　　5. 提要之说，不免以后世之见轻议古人矣。王鸣盛乃谓假令妇人三嫁，终当以最后所适为定。陋哉斯言，非所以论史也。

　　《四库提要辨证（全四册）》读后感(三)：其人其书并不朽——余嘉锡与《四库提要辨证》

　　余嘉锡先生是湖南常德人，生于清光绪十年正月十三日（公元1884年2月9日），去世于1956年2月11日（农历乙未年除夕）。现在人们多将余氏卒年定为1955年是不准确的。余嘉锡自幼聪颖好学，记忆力好，幼年时就通读了《五经》、《前四史》、《楚辞》、《文选》等。1928年来到当时的北平，任北京大学等校讲师，主讲目录学。1931年至1949年，任辅仁大学教授兼国文系主任，1942年又兼任该校文学院院长，1947年凭借《四库提要辨证》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国成立后，被聘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专门委员。余氏终生勤学不辍，知识渊博，他自言“史子两部，宋以前书未见者少；元明以后，亦颇涉猎。”“四部之书，熟悉千余种，皆知其高下深浅”。余氏一生成果颇丰，已出版的有《四库提要辨证》、《目录学发微》、《世说新语笺疏》、《古书通例》及《余嘉锡论学杂著》等，均为可以传世的学术精品，其中尤以《四库提要辨证》（以下简称《辨证》）成就最大。

　　《辨证》是作者一生精力所萃。作者十六岁之时，虽然十分好学，但还不懂治学途径，当读到张之洞《？轩语》“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之语时，不禁欢呼雀跃。第二年，其父从长沙购得《提要》，大喜过望，日夜苦读，遇有疑难之处，便核对原书，有所发现，则记于书眉，这是作者从事《辨证》写作之始，时为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仅十七岁。次年，便将研究所得，誊录一册。“而后读书续有所得，复应时修改，密行细字，册之上下四周皆满，朱墨淋漓，不可辨识，则别易一稿。如此三十余年，积稿至二十余册。”到1931年，作者已撰写考证《提要》之稿七百余篇。1937年，作者择取史、子两部写定之稿290余篇，分为十二卷，排印数百册以避免亡佚。自此以后，作者研治此书更勤，到1952年，又已费时十五年，新撰《辨证》稿260余篇，汇合前稿，共计490篇,约90万字,按《四库提要》原书顺序编排，即我们今日所见之《辨证》。从1900年到1952年作者写成此书，用时53年。我们说《辨证》是作者毕生心血的结晶，毫不为过。《辨证》之所以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经典性著作和研读《四库提要》不可或缺的参考书，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辨证》体现了作者严谨、谦虚的治学态度。余嘉锡学问渊博，功底深厚，但在写作此书之时，仍然十分谨慎认真，丝毫不敢疏忽。读《提要》时，无不“小心以玩其辞意，凭情以察其是非，至于搜集证据，推勘事实，虽细如牛毛，密若秋荼，所不敢忽，必权衡审慎，而后笔之于书”，即便是烂熟于心的常见经书、史书，也不敢全凭记忆，一定复核原书；当怀疑《提要》所论与《四库全书》底本不合时，则不辞辛劳，必到原北京图书馆核对文津阁本《四库全书》。作者谦虚的态度，体现在对古人的得失，具有了解之同情。《辨证》原本就是补正《提要》之失的著作，但作者在指出、纠正《提要》各种错误、疏漏的同时，并不因此否定《提要》的水平与巨大学术价值，认为《提要》是刘向《别录》以来仅有的高水平书目著作，远非宋代王尧臣《崇文总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等官私书目所可同日而语的。并且认为，换位思考，纪昀一定长于撰写《辨证》，而自己则写不出《提要》。《辨证》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我们看不到作者有丝毫沾沾自喜之意，绝无抓住一点、不顾其余的偏失。因此，作者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部高水平的书目考证之作，其严谨、谦虚的治学态度，也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辨证》一书博大精深。余嘉锡用50余年的时间，对《提要》中490种古籍进行考辨。这些古籍跨越经、史、子、集各个部类，对《提要》的错误加以纠正，对其疏漏加以补充。考证人物的姓名字号、时代籍贯及生平事迹等，必参考正史、别传及墓志碑铭；对于历史事实，必弄清其来龙去脉，比较各家的异同，将其放在广阔的背景之下，条分缕析，多方考证；对于书籍，必明确其体例，广泛引用历代官修、私修书目及历代正史中的艺文志、经籍志，或明辨其主旨，或考查其版本源流，对清人的藏书志、古籍题跋集，更是信手拈来，为其所用。综观全书，取材广博，考证精确，方法多样，新见迭出，实事求是，绝无空言。《辨证》虽是专门针对《提要》而作，实则对我国古代的历史、文学、哲学、文献学及学术史的研究，均作出了巨大贡献。

　　《四库提要辨证（全四册）》读后感(四)：本書的版本

　　《余嘉錫著作集•出版説明》：“余先生曾于一九三七年七月排印了史部和子部未完稿十二卷。一九四九年以後，又繼續寫作，並最後修訂全稿，成二十四卷，於一九五八年十月由科學出版社出版”。1937年未完稿排印後反響甚大，如岑仲勉《〈宣和博古圖〉撰人》（載《金石論叢》，中華書局，2004）一文引《辯證》中《博古圖》為王楚撰說，註明為《子•四》卷，此條今本在《子•五》卷；且岑氏此文撰於1939年，是可視作學界對此未完稿的響應。

　　中華書局1980年根據科學出版社版重新排版成四小冊，2007年收入《余嘉錫著作集》時於書後增加了筆畫和音序兩种索引，正文部分則為影印1980年鉛字版。目次分別為余嘉錫小像、《余嘉錫著作集出版説明》、《序錄》、二十四卷正文及索引。按科學出版社版刊於先生身後，當據先生生前手訂本整理，正是作者最後刪定的原本。從篇數來看，先生的手訂本較之前的未定稿，多出了之後整飭的260多篇，而未定稿已經刊行的部分似乎大體未改。如上文《宣和博古圖》條，在今本中仍然標為王楚撰（卷十四，頁803—805），且全篇未提及岑仲勉之文，與卷十六《元和姓纂》條對岑氏著作的重視程度對看，先生晚年的精力應當主要花在未定稿不載的260多篇，其他或僅作了文字上的處理。

　　中華書局版沿襲科學出版社版而非先生手訂稿，或許從整理古籍的標準來看頗有可議之處，然而《辯證》一書畢竟是民國學者的著述，幾乎無需校勘，且通觀全書體例也不若古籍那樣錯綜，是以這一安排亦可以接受。筆者曾爲此本前12卷編了引書索引，隨文校讀之下發現本書排版的一些錯誤，玆就所及，錄17條於左：

　　卷一《周易正義》條（頁12行14）小注“《七錄》”未加書名綫。

　　同卷《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條（頁34行15）“《宋書•州郡志》云‘雲南太守。’晉《太康地志》云：‘故屬永昌……’”檢中華書局點校本《宋書》，卷三八《州郡四》（頁1187），作“雲南太守，晉《太康地志》云：‘故屬永昌……”是《太康地志》乃《宋書》所引，非分作二條。

　　卷二《釋名》條（頁98行7）“《曉讀書齋雜錄》”，“錄”字未加書名綫。

　　同卷《說文繫傳考異》條（頁103行14）“《與宗文翁牘》”未加書名綫。

　　卷五《隆平集》條（頁263行15）小註“《翰院新書》”當作“《翰苑新書》”，按《翰苑新書》，《四庫提要》卷一三五著錄。

　　同卷《北狩行錄》條（頁294行7）“宋熊克《中興小歷》”當作“《中興小紀》”。

　　卷六《京口耆舊傳》條下引陳慶年《橫山鄉人類稾》卷十二《京口耆舊傳撰人考》，頁345中有四處單引號當作雙引號。

　　同卷《孔氏實錄》條（頁352行4）“《永樂大典書目》殘本一冊”下小注“道光戊申長洲顧沅屬友人張應麐手錄，有錢天樹跋云豐山馬笏齋明經寄贈，蓋從錢本傳錄者”；又卷七《明一統志》條（頁404行11）則作“顧湘鈔本”，兩條均作余氏家藏本。按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版《永樂大典資料輯刊》影印此鈔本，跋尾作“長洲顧沅湘洲氏”。此系余氏引文之省，未可責以整理者。

　　卷八《荊楚歲時記》條（頁446行2）“《歲華紀麗》”，“麗”字下未加書名綫。

　　同卷《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條（頁461行10）“《騎省文集》”未加書名綫。

　　同卷《昌平山水記》條（頁474行3）“紀昀《槐廳雜志》”，按紀昀《閱微草堂筆記》五種，中有“《槐西雜志》”，是“廳”或訛“西”。

　　卷九《直齋書錄解題》條（頁491行14）“陳壽祺”當乙作“陳祺壽”。

　　同卷《通鑑問疑》條（頁513行12）“陳師道《後村集》”當作“《後山集》”。

　　卷十《新語》條（頁528行10）小註“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云：‘漢興，天下惟有《易》卜，至文帝時……考之《漢書楚元王傳》，交與……卒業。’又《儒林傳》云：‘漢興……與趙則董仲舒。’”按劉歆《書》中無此文，且劉歆不當見《漢書》中自己的本傳。此條乃撮其大意，此引號或當植於“《漢書楚元王傳》”下。

　　同卷《新序》條（頁556行11）“王引文《經義述聞》”當作“王引之”。

　　同卷《中說》條（頁573—574）引李慈銘《荀學齋日記》一條未加下引號，或當在頁574行13“文廷式”之上。

　　卷十二《銀海精微》條（頁667行15）“丁丙《善本書志》”未加書名綫。

　　可以看到這幾條基本為標點、專名的脫訛，或是此書翻版時的不慎。然而從另一方面來説，我們也看到，雖然《辯證》為現代學者著作，可由於50年來整理學術著作規範的變化，此書亦需要重新整理。或許正是有鑒于此，雲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重新整理出版了《辯證》。此本兩大冊，首載陳尚君先生《前言》（此文又載氏《漢唐文學與文獻論考》，上海古籍，2008年版，題作《余嘉錫先生〈四庫提要辯證〉述評》，較前言刪去其最後一節），後則與中華書局版目次相同，唯缺余嘉錫像及索引。

　　據陳尚君先生《前言》，此本乃直接根據余嘉錫先生家人授權的先生手訂本整理，當較中華書局本更爲精善。筆者曾於上海圖書館假得此本，當時未加詳勘，只檢視了上述中華書局版17條訛誤的前兩條，《周易正義》條書名綫不誤而《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條引《宋書•州郡志》的引號標點則與中華書局本同誤，或因余先生手訂本的原稿中引號安排即如此 。竊以爲在點校《辯證》這樣的現代學術著作時，除了盡量以作者手訂的手稿作爲整理底本之外，還應當復核引書原文，引文與原文不同處則酌情迳改或出校記。而這也為今後對《辯證》一書文本本生的訂補工作提出了一些可能。

　　《四库提要辨证（全四册）》读后感(五)：四库提要辩证·自序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自序》

　　右乃《四库提要辨证》经部二卷，史部七卷，子部十卷，集部五卷，武陵余嘉锡季豫甫之所作也。嘉鍚束髮受书，先君子自课之，先君子讳嵩庆，字子澂，光绪丙子进士，以户部主事出为河南知县，官至湖北候补知府。著有《缉芳仙馆诗词钞》、《借酒集》、《豆塍琐议》诸书，稿藏於家，多为日寇所燬。常坐之案头，口授章句，五经、《楚辞》、《文选》既卒业，即命观四史、《通鑑》，学为诗古文，不令习时艺也。嘉锡颇知嗜学，发簏中书尽读之，目为之眚。小子狂简，遂斐然有述作之志，年十四，作《孔子弟子年表》，读《郁离子》，好之，效其体著书数万言；十六岁注《吴越春秋》，然於学问之事，实未有所解。阅张之洞《书目答问》，骇其浩博，茫乎失据，不知学之所从入，及读其《輶轩语》曰：“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不禁雀跃曰：“天下果有是书耶！”閒请於先君子，为道其所以然，意欣然嚮往之，遂日求购读。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年十有七矣，先君子以事于长沙，始为购得之，则大喜，穷日夜读之不厌。时有所疑，輒发篋陈书考证之，笔之上方，明年遂录为一册，此余从事《提要辨证》之始也。尔后读书续有所得，復应时修改，密行细字，册之上下四周皆满，朱墨淋漓，不可辨识，则别易一稿。如此三十餘年，积稿至二十餘册，自期以没齿乃定，故未尝出以示人。岁在辛未（一九三一年)，忽慨然动念，惧其放失，始发愤銓次先后，删除重复，编为目录，合经史子集四部，凡得七百餘篇。其间尚多少作，见闻不广，读之令人惭，遂以暇时，稍加改治，手自缮录。然追於讲课，扰於人事，或十许日不能终一篇，輒復投笔叹息。自念平生於经部所得不深，集部自犖犖数十家外，可传者少，其书汗牛充栋，读之未徧，未易妄加论定；惟史、子两部宋以前书未见者少，元、明以后，亦颇涉猎，因就两部芟定之，旧藕以外，復有增益。至一九三七年六月甫经写出十之五六，忽又因病輟业。七月，卢沟桥事变起，日寇侵入北京，人益困顿忧苦，殆岌岌不可终日。自念平生精力尽於此书，世变日亟，马齿加长，惧亡佚之不时，杀青之无日，乃取史、子两部写定之稿二百二十餘篇排印数百册，以当录副。尔后续有修改增益，寖寖加多。从一九三七年直至一九五二年十五年之间復先后写定经部稿六十餘篇，集部稿百余篇，史、子两部稿百餘篇，凡二百六十餘篇。盖自初读《提要》以来，五十餘年之久，惟此二十餘年治之最勤。然中间三次大病几死，至今手足尚时时麻痹不仁，意志虽勇，欲续有述作而精力就衰，不足以副之矣。是以旷日持久，而其所成就者如是其少也。犹忆革命胜利以后，一九四九年之冬，以考证《东林点将录》及《天鉴录》二书用思过度而罹疾，病剧之时，第觉病榻之前后左右所陈列者莫非书也。迨病癒，而考索愈力，未及终篇，忽转为风痹，卧床数月始愈。自是以后，精神疲顿，虽发愤撰述，早兴夜寐，手自抄录，但以右臂麻痹，手颤作书不易，往往经一月始成一篇。至一九五二年秋，写《元和姓纂提要辨证》稿成，忽跌损右股，转成瘫痪，脑力益衰，遂不復能有所述作矣。每念及此，輒为之神伤。自顾平生无用世材，惟以著书为事，此稿既为一生精力所萃，於他人或不无裨益，未可任其废置，因重加编定，取其成稿四百九十篇，依《四库提要》原书目次排列，汇为一书，以就正於当世。儻蒙告之以所闻而匡其不逮，则是区区之愿也。

　　閒尝论之，乾嘉诸儒於《四库总目》不敢置一词，间有不满，微文讥刺而已。道咸以来，信之者奉为三尺法，毁之者又颇遇当。愚则以为《提要》诚不能无误，然就其大体言之，可谓自刘向《别录》以来，纔有此书也。《别录》亡矣，今其存者，八篇而已。班固尝称刘向校书，每一书已，輒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又云刘向司籍，辨章旧闻。夫取经传九流百家而辨章之，又从而撮取其指意，岂易言也哉？非博通如向，不足以办此。向子歆继父之业，总群书而奏其《七略》，今观诸书所引，已不能如《别录》之详，若固之《艺文志》，特《七略》之要删耳。其后荀勗、李充之徒，代有簿录。王氏《七志》、阮氏《七录》又復继轨向、歆，然《隋志》率讥其不述作者之意，浅薄不经。盖著录之事，如此其难也。唐元行冲等撰《羣书四录》，同时修书学士毋煚已议其不能精悉，今遂隻字弗传。宋之《崇文总目》多所谬误，晁公武语。復残闕失次。晁氏《读书志》、陈氏《解题》，粗述厓略，鲜所发明。杨士奇以下，又不足算也。今《四库提要》叙作者之爵里，详典籍之源流，别白是非，旁通曲证，使瑕瑜不掩，淄澠以别，持比向、歆，殆无多让；至於剖析条流，斟酌今古，辨章学术，高挹群言，尤非王尧臣、晁公武等所能望其项背。故曰自《别录》以来，纔有此书，非过论也。故衣被天下，沾溉靡穷，嘉道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鉅矣，用亦弘矣。虽然，古人积毕生精力，专著一书，其间牴牾尚自不保，况此官书，成於众手，追之以期限，绳之以考成，十餘年问，办全书七部，薈要二部，校勘鲁鱼之时多而讨论指意之功少，中间復奉命纂修新书十余种，编辑佚书数百种，又於著录之书删改其字句，销燬之书签识其违碍，固已日不暇给，救过弗遑，安有餘力从容研究乎？且其参考书籍，假之中秘则遗失有罸，取诸私室则藏弆未备，自不免因陋就篱，仓卒成篇。故观其援据纷纶，似极賅博，及按其出处，则经部多取之经义考，史、子、集三部多取之《通考》、《经籍考》，即晁、陈书目亦未尝覆检原书，无论其他也。及其自行考索，徵引群籍，又往往失之眉睫之前。隋唐两志，常忽不加察，《通志》、《玉海》，仅偶一引用，至宋明志，及《千顷堂书目》，已惮於检阅矣。甚至顏叔秉烛，不知出於《毛传》；见《蒙求集注》提要。蜆称縊女，不知出於《尔雅》；见《异物汇苑》提要。作《论衡》之王仲任，不知有传在《后汉书》；撰《家训》之顏之推，不知已见於《北齐史》；马迁之《史记》，谬谓尝采陆贾《新语》；胡爌之《拾遗》，未觉全抄《困学纪闻》。於习见习闻者尚如此，其他疏漏，復何待言？顏之推曰：“观天下书未徧，不得妄下雌黄。”《家训勉学篇》。此虽名言，其实难副。然董遇谓：“读书百徧，而义自见”，《魏志•王朗传》注。固是不易之论。百徧纵或未能，三復必不可少。四库所收，浩如烟海，自多未见之书。而纂修诸公，絀於时日，往往读未终篇，拈得一义，便率尔操觚，因以立论，岂惟未尝穿穴全书，亦或不顾上下文理，紕繆之处，难可胜言。又《总目》之例，仅记某书由某官采进，而不著明板刻，馆臣随取一本以为即是此书，而不知文有异同，篇有完闕，以致《提要》所言与著录之本不相应。如宗懔《荆楚岁时记》，《提要》所据为《汉魏丛书》本，而《四库》所收，则《宝顏堂秘笈》本也。儻取全书细校，类此者固当不乏。顾千里尝言，板本之异，敻若径庭，不识其为何本，则某书之为某书且或有所未确，乌从论其精粗美恶？《思适斋文集》卷十二《石研斋书目序》。惜乎纂修诸公未能解此也。昔迁固修史必撰自序，刘向校书亦条篇目。既标宗旨，復便检阅，歷世相承，莫之或易。而《四库》缮写，苟欲杀青，遂删除序目，取便急就。及作提要，未窥原本。故或连篇累牘，皆旧序之陈言；或南辕北辙，乖作者之本意；或有此篇，而谓酒誥俄空；或无此事，而忽无的放矢。此虽写官之失职，然而校讐之谓何？若夫人名之误，移甲就乙；时代之误；将后作前；曲解文义，郢书燕说；谬信谰言，榛楛勿翦余已逐条驳正，不假一二谈也。案乾隆三十八年諭旨云：“朱筠奏每书必校其得失，撮举大旨。若悉放刘向校书序绿，未免过於繁宂。应令承办各员将书中要旨檃括，总敍厓略，用便观览。”见《总目》卷首。然则高宗初意本不责以录略之体，及诸臣承詔撰述，遂能鉤玄提要，旁引群书，加以考证，原原本本，动至数百言，不肯以檃括厓略塞责，可谓通知著作之义矣。今库本所附《提要》，虽不及定本之善，以视《崇文总目》固已过之。其后奉旨编刻颁行，乃由纪昀一手修改，考据益臻详赡，文体亦復畅达，然以数十万卷之书，二百卷之总目，成之一人，欲其每篇覆检原书，无一字无来歷，此势之所不能也。纪氏恃其博洽，往往奋笔直书，而其谬误乃益多，有并不如原作之矜慎者。且自名汉学，深恶性理，遂峻词丑詆，攻击宋儒，而不肯细读其书。如谓朱子有意抑刘安世，於《名臣言行录》不登一字，而不知原书採安世言行多至二十二条。据文津阁本。谓以吕惠卿之奸诈，与韩范诸人并列，而不知书中并无吕惠卿。谓杨万里尝以党禁罢官，讲学之家终不引以为气类，故《庆元党禁》遂削其名，而不知万里实於孝宗时乞祠不復出，并无因党禁罢官之事。谓孔平仲不协於程子，讲学家百计排詆，终不能灭其著述，此条实隐詆朱子，见《珩璜新论》提要。而不知朱子实未尝詆平仲，且文集中有《孔毅父谈苑跋》，於其著述护惜甚至。谓唐仲友立身自有本末，其为朱子所论罢，盖以陈亮之诬构，周密《齐东野语》所载甚明，见《帝王经世图谱》提要。而不知密之所载与朱子按状皆不合，其说得之传闺，无一可信。夫其於宋儒如此，则其衡量百家，进退古今作者，必不能悉得其平，盖可知也。然而汉、唐目录书尽亡，《提要》之作前所来有，足为读书之门径，学者捨此莫由问津。一二通儒心知其谬，而未肯尽言，世人莫能深考，论学著书，无不引以为据，《提要》所是者是之，非者非之，併为一谈，牢不可破，鲜有能自出意见者。逮至近代，高明之士，自持其一家之说，与《提要》如冰炭之不相容，遂厌薄其书，漫以空言相詆毁，亦未足以服作者之心也。余治此有年，每读一书，未尝不小心以玩其辞意，平情以察其是非，至於搜集证据，推勘事实，虽细如牛毛，密若秋荼，所不敢忽，必权衡审慎而后笔之於书，一得之愚，或有足为纪氏諍友者。然而纪氏之为《提要》也难，而余之辨证也易，何者？无期限之促迫，无考成之顾忌故也。且纪氏於其所未读不能置之不言，而余则惟吾之所趋避。譬之射然，纪氏控弦引满，下云中之飞鸟，余则树之鵠而后放矢耳。易地以处，纪氏必优於作《辨证》，而余之不能为《提要》决也。夫蠢生於木，而还食其木，柳子厚好读《国语》，乃能作《非国语》，盖必与之相习，然后得其要害也。余之略知学问门径，实受《提要》之赐，逮至用力之久，遂掎摭利病而为书，习惯使然，无足怪者。然往往草创未就，旋觉其误。《传》曰：“三折肱，然后知为良医。”余之为医弗良，而其折肱也屡矣，尚望世之读者，勿徒以詆訶古人为余罪，而能入我室、操我矛以伐我，使我得有所啟牖，则余之厚幸也。

　　一九五四年十月，余嘉锡序，时年七十有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