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品官人法研究》是一本由[日]宫崎市定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6.00元，页数：44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重读了一遍> <
●详尽。
●2013.2
●挺经典的，有草创之功。
●官僚制度其实是中国帝制发展演替的重要内容，东汉时地方豪族势力强大，有很多部曲，东汉末年的乱世这是重要的力量，各个帝王均相当重视，因此在乱世稍微稳定一点的时候就慢慢演化成贵族门阀，在东晋门阀应该是最为鼎盛的时候，王谢等几大家族。随着和平的来临，乱世中的豪族势力削弱，帝王权力扩张，对于贵族门阀的势力是实行打击及消减，隋唐科举兴起，科举制度在宋明清达到顶峰，帝王的权利扩张最大，贵族依然消失，中国社会呈现富贵不过三代的情况。 社会变化的路径依赖、当时社会场景的还原。
●翻译减一星。
●希望有时间能仔细再读一遍
●我外行看热闹，觉得起家官和乡品的换算大概是最得意之处，以此为基点往下推中正和司徒的交叉影响，逻辑很顺，架构漂亮，也把事情讲得很明晰，但反而令人怀疑事情到底有没有这么明晰。就是那种，会被人质疑、超越、重述，但不容易跨过去的论著。
●一个日本学者，用一本书，细致梳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官制和出仕体系，不仅如此还上承两汉，下启隋唐，串起了从长官制，到九品中正制，再到科举制的整条发展脉络；同时也对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贵族制度给予了足够多的关注和分析。可以说再没有比本书更好更全面的研究九品官人法，亦或是九品中正制的著作了。
●京都学派代表作，名字很契合，大部分是清浊官和起家官的研究，主要也是贵族主义的发展线索，实证性很强
《九品官人法研究》读后感(一)：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
本篇文章是小编唐安安的读书笔记。文章后面有王天苗先生的点评。
宫崎市定先生的代表作《九品官人法研究》是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经典之作，其内容不仅是对官员选拔制度的梳理，也分析了社会政治的渊源变化。这本书虽然看书名只是对制度的研究，实际上事件背后的分析很深刻，一位位君主在不同背景下采用不同政策，读起来分外吸引人。
一年多以前读过《宫崎市定中国史》，知道整本书是全凭记忆和理解从世界史和社会经济史的角度写的。这本《九品官人法研究》也是一贯的语言平实易懂、娓娓道来、举重若轻，论史识人辨事的功力跃然纸上。我也是按照自己的思路进行整理，这篇文章有点长，但内容都很好懂。
《九品官人法研究》读后感(二)：集權VS分權
“胥史之弊，勿宁说是封建割据之弊也。”？我的觀點正好反著，“胥史之弊，勿宁说是中央集權之弊也。”封建割據之弊的話，胥吏早就有能力分邦建國了，如同封建制那樣，可胥吏沒有這種實力，他有實權但無法和中央抗衡，站在中央的立場上來看，胥吏的對中央威脅是“他們要罷工，沒人給我幹活了”。真要像朱元璋那樣猛人，把他們全殺光，他們的活我一個人干，胥吏對中央一點威脅也沒有。胥吏所謂的“上行不能下效，上令无法下达，极大的钳制和剥夺了中央力量”恰恰是中央集權的弊病，中央管不過來不是地方上跟它搗亂，而是全能政府包管一切的不可能，它做不到。它如果能做到，那蘇聯的計劃經濟極權主義就是可行的。如果樓主看過米塞斯、哈耶克就很容易理解，人們憑藉自願聯合無意中形成的自發秩序不是中央理性計劃行政命令所能取代的。樓主對此卻非常陌生，看的不是古代的秦政中央集權，就是馬克思列寧現代秦政，所以左傾的嚴重。官能做到無封建，吏卻做不到無封建？誰信啊？文革中不就做到了？柳宗元《封建論》中的建議真要實現，結果就是文革，就是斯大林主義。方向錯了，走的越遠錯的越嚴重。胥吏之弊，是極權主義全能政府不可能的現實證據，解決它就是要民進國退，分權放權。而極權主義的惡性循環卻是：問題是由集權造成的，卻認為是集權的不夠所以沒解決，於是更加集權，結果問題更加嚴重……如此通往奴役地獄之路。
我碼字不易，為防止浮生删了我的評論，我另外備一份。
《九品官人法研究》读后感(三)：值得再三品味
宫崎市定先生是闻名遐迩的历史学家，而这部《九品官人法研究》更是其代表作，尽管宫崎先生自己对于这部著作还不甚满意，但同时也承认没有写出比它更好的作品了。当然这恐怕是宫崎市定先生的自谦之语。从我读这本书的感觉来看，是从一开始的颇不信服逐渐到后来的豁然开朗。不信服的是觉得作者在某些细节问题上的考证还不够严密或是其自己对于部分推论也带有一些假说的成分。但随着阅读的不断深入，才认识到作者并不是就历史的某个小环节做出周密的考证，他的立足点是在解释一个相当宏观的时间段内的政治走向，也就是通过九品官人法这个具体的制度来探视整个由汉到唐的政治变迁过程，正可谓以小见大。当然，由于在一些细节上的论证不充分，在史料的运用方面也有疏漏之处，使得我对于这部著作还有不少的困惑之处，但正如韩昇先生在序言里所说的：“他已经突破了清代考据学的框框，引入解释学的方法。”宫崎市定关怀的是在大量拥有史料的基础上，将史料背后的整个历史脉络揭示出来。下面就试着将这本书的大致的梳理一下，并谈谈自己的看法。
从书名上来看，作者将其命名为《九品官人法研究》，其中的“九品官人”让读者会大概感知到这本书要谈的应该是他们所熟知的“九品中正制”，但作者的着力点却是“九品”而非“中正”。作者认为《魏志》卷二二《陈群传》和《通典》卷一四等记载的“九品官人法”，是意味着九品选任官员的办法，至于中正所评判的九品是乡品九品，其和官品九品是有极其紧密的联系的，而中正评定的乡品九品和中正一道，至隋代已经消失，相形之下，官品九品对于后世的影响更加久远。在这里，作者推断官品九品和乡品九品应该是几乎同时出现，但对于官品九品制度开始的时间由于资料的缺乏而没能做出准确的判断，仅仅是利用了《通典》里有关曹魏时代的“官员表”。但是根据一些学者的考证，《通典》中关于曹魏“官品表”的记载恐怕大多与实情不符。所以这样看来作者将官品九品与乡品九品联系在一起的史料根据就不是很牢靠了。紧接着，作者又认为九品官人法既然是按九品选人为官的办法，那么中正评定的乡品九品无疑在其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作者显然是用逻辑推导的方法得出的结论，而这一结论也成为了全书论述的前提条件。在这里，九品官人显然是重点，而中正评定的乡品九品只是进入官品九品的一种途径，所以，作者通篇都是以他所认为的重点——官品九品来进行阐述。
作者认为九品官人法之所以会成立，是由于在汉魏两朝交替之际，新兴的魏王朝需要对官僚体制做重心的调整，在对于汉廷旧臣的吸纳过程中，为了既能保持平稳的过渡，又能确实吸收人才，就不可避免地要对他们进行资格审查。九品官人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这种需要而创立的。为了进行审查，中央政府如果自己着手，就难免会使那些汉朝旧臣觉得不公平，而不利于审查的实施，所以将它委托给本籍地来进行，由此产生了郡国的中正。而中正评定的乡品是以官品为前提的，若其判定某人具备二品官的才德，就会评其为第二品，但并不意味着该人入仕后马上就被授予二品官，中正的评语在很大程度上有着对未来预测的成分。青年人在仕途中被除授的初始官职一般被称为“起家官”，通过例举一定的实例，作者推断出乡品和起家官的关系是“起家官大概比乡品低四等，”也就是说乡品二品，起家官大概就是六品。这一推论成为了作者全书论证的主要线索。但同时，九品官人法中又有部分环节类似于汉代的“任子制度”，高层官僚的子弟们可以获得品位更高的起家官，这也为该制度后来的贵族化转向埋下了伏笔。与之同时，传统的秀孝制度日渐凋零，因为从汉末开始，地方上的各郡都形成了豪族的顺序表，亦即地方上的贵族阶层秩序已经形成，而中央政府通过与其保持联系，也逐渐构建起类似的贵族统治。贵族的子弟们是不需要通过较为严格的秀孝制度入仕的。
随着州中正的设立，州中正参与郡中正的人事，因而产生了司徒——州大中正——郡大中正——郡小中正的统属关系，那么就形成了某种上下级的关系，中正因而逐渐丧失了独立性。而随着政治制度的贵族化、门阀化的倾向，中正的评价标准有德才转向了门地。而既然仅凭门地授以相应的乡品，那么中正也无须进行相应的评价活动了，因为门阀是靠历史积淀形成，只要有相关的历史记载就可以做出判断。而在当时，中央的尚书保存了大量的履历，人事的铨选掌握在尚书和吏部的手里，所以中正实质上已经名存实亡，中正给予的乡品自然也就没有了权威性。由于中正隶属于司徒府，和尚书不是同一系统，中正逐渐滥授乡品成为必然趋势，乡品膨胀导致了官位的膨胀。所以尽管以前的乡品二品可以获得六品的起家官，但现在拥有任官资格的人已经泛滥，所以从何种六品官起家就成为了更重要的事。某些官职如“秘书郎”，因为是清官，没有太多的行政职责，所以为贵族子弟所喜，争相竞夺。而一旦从此类官起家，也就表明其家族的地位。所谓的“门地二品”也就是此种贵族门阀制度的产物。与贵族相对应的是所谓寒门、寒士，尽管他们也有自己的地位，也有晋升的可能性，但由于受到门地二品的挤压，在南朝，除了天子侧近的权势人物之外，越来越少见到跻身于正常官场的寒士，他们的政治舞台大为缩小。
按宫崎氏认为的乡品与官品的换算关系，乡品五品可以为官九品，那么乡品六品以下呢？作者认为九品官之外的官庶人是可以担任的。随着贵族制的日益壮大，庶人可以攀升的官职被封堵在六品以下，这个特殊的区域内的官职就被称为“勋位”、“勋品”。
当然，南朝的贵族制度也潜藏着危机，在宋齐时代，由于清官无法完成实职工作，所以君主们从后门引进寒士、寒人，掌握机要，不知不觉地将实权重新夺回。这对于贵族们是危险的信号。而且，由于这一时期的王朝更迭，军人们为新王朝的建立立下功劳，作为表彰，将军的封号也日渐泛滥，这对于旧贵族来说又不可接受，因为因军勋获取官位的人多了，地方上承担徭役的人就减少了，施政难以为继；而军勋出身的地方官的素质低劣，造成了地方政治的混乱。
梁武帝时期进行了官制的改革，新的官制划分了流内十八班，流外七班，并且还有三品蕴位和三品勋位。流内十八班只属于门地二品，流外七班是寒士阶层的起家官，经历此官之后方可进入流内。蕴位、勋位是庶人就任之官。除此之外，还有独立的将军官，流内就有十品，二十四班。作者认为梁武帝的改革是要调和贵族制度与官僚主义，梁武帝又想保留贵族制度的精神，又希望发掘出更多符合官僚制要求的行政人才。除了官制改革，梁武帝还改革了考试制度，其以国学为中心的试经制度尽管还充斥着贵族制的色彩，但无疑已经对贵族子弟做出了一定的约束。陈朝基本上沿袭了梁朝旧制，但由于其是在战火中建立而起，所以出现了很多一代之内晋升为高官的家族，而他们获得了贵族化的任子资格，这种任子制也破坏了旧的贵族制度，尽管这一制度本身有可能发展出新的贵族，但由于陈朝的灭亡，这种新贵族化过程也戛然而止。
在北朝，由于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其政治上也出现了贵族化的趋势，但由于种种原因，北朝终究没有发展出南朝那种完善的贵族制度。而北魏分裂后的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政权都出现了瓦解贵族制度的因素。北齐是由于考试制度的推广和流动资本的勃兴。而北周是因为全盘的复古主义政策。北周灭亡北齐后，隋文帝杨坚夺取了北周政权，建立隋王朝。杨坚是一个彻底的实用主义者，抑制贵族制度的倾向非常强烈。开皇三年，开始废郡，实行州直接统辖县的制度，并将过去由长官辟召的州县上级僚属全部改由中央派遣品官担任，并且由一定的任期。这样就打通了中央政府和基层社会的联系，严重了动摇了贵族制度生存的基础。但由于过于激进的地方制度致使隋朝的统治基础受到破坏，成为灭亡的原因之一，但对于贵族制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既然州郡僚属已经不用本地人，那么中正的职务也就随官职一起消亡了。而科举制也正是在这宏大的政治演变中破茧而出。
以上就是对全书的大致梳理，其中自有不少遗漏之处。正如我前面所说的这本书读到后来豁然开朗，就是因为我越来越发现这不是一个专门研究九品官人的专题，而是一部恢弘的政治演变通史。在绪论中，宫崎先生已经就汉唐之际的政治走向做了粗线条的阐述，而最后的余论更是与绪论相对应，点出了汉唐间的政治趋势就是贵族制的盛衰。宫崎市定关于这一点的论述如韩昇先生在前言里所言，给予了内藤湖南的时代区分论以强有力的实证支持（内藤湖南认为中国中世的重要标志就是“贵族得势”）。
贵族制度尽管在汉唐之间数百年的时间里，构成了中国政治的主旋律，但终于在唐代之后慢慢衰亡，至赵宋时，中国已是处于绝对的君主专制之下了。汉唐之际，多逢乱世，又值外族入侵，中华文化得以延续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些由地方大族演变成的政治贵族。在这期间，尽管出现了好几次的反动，如曹魏时期，刘宋统治的中后期，但贵族制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甚至北方的异族政权也有贵族化的改革，其中很大一部分的因素就是因为他们在文化上的主导地位。但其在政治文化上的垄断地位又使自身渐次丧失了自主更新的能力，遂成为阻碍整个社会前进的因素。北朝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发展出如南朝般成熟的贵族政治，但南北朝最终统一在奉行集权官僚制的隋文帝所建立的隋王朝之下，不得不说明官僚制在与贵族制的竞争中最终胜出，并成为以后中华帝国的主导。毕竟在帝国的政治体系下，官僚制显然要比贵族制有更高的行政效率。宫崎市定先生的这本书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成是贵族制度的兴衰史。
诚然，如我前文所言，本书在一些推论上还有待商榷，我们也可以当做学术争论进行进一步的探讨，但无论如何，这本书值得再三品味。
《九品官人法研究》读后感(四)：【转】韩昇：宫崎市定和《九品官人法的研究》
作者：韩昇，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学术研究》2007年第9期。
[摘要]宫崎市定是日本研究中国古代史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九品官人法的研究》则是其一生的杰作,他和这部著作是研究日本的中国学和魏晋南北朝隋唐政治史、制度史所必须要读的。本文研究宫崎市定的学术渊源,探讨京都学派的学理与宫崎市定的学术思想历程,指出《九品官人法的研究》的精妙之处不仅在于首先揭示乡品与官品的对应关系,还在于通过对各个具体历史时期九品官人制度演变的深入剖析,揭示士族门阀政治形成的过程,为京都学派创始人内藤湖南关于中世贵族政治学说作了最广博有力的实证,给后来的研究者以极大的启发。
[关键词]宫崎市定，京都学派，魏晋南北朝，九品官人法，中正
宫崎市定的《九品官人法的研究》,出版于1956年,至今已过去了51年。一本学术著作经过半个世纪之后,不但依然广为流传,甚至还超过出版当初,历久弥新,备受瞩目,成为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必读之作,这在学术界并不多见,自然会使人们对于宫崎市定及这部堪称经典之著产生很大的兴趣。
▲《九品官人法的研究》书影一
宫崎市定(1901-1993年),1901年8月20日出生于日本长野县下水内郡秋津村(现饭山市)静间304番地,兄弟三人,父亲是饭山小学的教师。宫崎市定七岁的时候,母亲去世,抚养孩子的事情就由祖母承担。幼年丧亲对宫崎市定应该有相当的影响,养成他喜欢深思求索的习惯,以及独立面世的个性。
▲宫崎市定宫崎市定喜欢文学,中学时代曾热衷于创作日本式的诗歌——和歌,和同学一起创办杂志,还向期刊投稿。对文学的兴趣与宫崎终生相随,他非常注重文字,再艰难的学术问题,到他笔下都写得深入浅出,生动活泼,一环扣一环,妙趣横生,才华横溢,让人折服。文学性叙事成为宫崎史学的风格。
宫崎市定的兴趣非常广泛,高中时代,他利用课余时间,向天主教会的神父学习法语。自从美国的炮舰敲开日本幕府锁国的大门之后,日本狂热地向西洋学习。日本近代化的精神领袖福泽渝吉公开提出“脱亚入欧”,向西方学习就不仅是时尚,而且成为日本浴火重生的出路。宫崎市定在这种背景下学习西文,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在课后自己再学习一门语言,对于不擅长外语的日本人而言,需要很大的决心和毅力。宫崎市定的志向不小,了解欧洲,是为了当一名政治家。这种政治情怀也与宫崎市定终生相随,尽管后来成为纯粹的学者,他仍然一直关心着政治,学术上研究古代政治史,生活中关注当代政治进程,以今察古,古为今用,“通古今之变”是他孜孜以求的目标和学术特点。
1922年,宫崎市定从松本高中毕业,在学长的鼓励下慕名投考京都大学“东洋史”。
日本的近代历史学是在德国兰克史学的巨大影响下建立起来的。1887年,东京大学聘请德国人李斯(Ludwig Riess,1861-1928年)担任教授,讲授西方史学及其方法,此乃日本近代史学的开端。李斯毕业于柏林大学,服膺兰克史学。东京大学史学科首届学生中,培养出了白鸟库吉这样一位兰克史学的东方传人,奠定了东京大学史学研究的风格。1907年,京都大学首次设立东洋史学科,聘请桑原骘藏和内藤湖南等人主持。桑原骘藏曾经留学清朝,在东京大学专攻“汉学科”,师从日本旧时学者那珂通世(1851-1908年)①。从求学经历来看,桑原骘藏似乎受东方传统史学的影响较深,其实不然,桑原骘藏倾心于西方史学的研究方法,他关注东西方交流史,用西方理性的实证方法进行研究,成为日本“东洋史”的奠基人。而在为数不多的硕学名师中,内藤湖南的名字尤为醒目。他是一位著名的记者,却跻身于京都大学东洋史学科教授之列,确实可以看出京都大学力排异议“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勇气和决心。内藤湖南经历丰富,曾游历中国许多地方,在日本以西学为尊的世道里,他依然坚持清朝朴学的实事求是方法,兼收西学之长,自成一格。
日本学术受中国影响巨深,士人兴趣修养与中国大同小异,学问上皆以经史为根基,汉文诗词,琴棋书画,修身儒雅。故研习汉文经史,称作“汉学”。近代西学随硝烟滚滚而至,洋文西装,顿成时髦,弄潮儿忙于搬来西洋名词理论,把东方社会的事项对号入座,便成新学说,鹦鹉学舌,招摇过市,犹如今日所谓“夏商工业史”、古代“制度经济与供应学说”乃至唐代“国家预算”等等,实乃当日东洋故伎重演。虽然那时候西洋人对东方历史文化不甚了了,故各种学说如西风落叶,纷纷扰扰,目不暇接,已成往事。然而,新名词层出泛滥,却也让“汉学”立马成为冥顽迂腐的古董,所以,“汉学”的改名已是救亡图存之大计。恰好“日俄战争”爆发,日本在英国等支持下,大获全胜。这在日本成了惊天动地的事情,乃东方战胜西方的空前例证,仿佛世界在一夜之间天翻地覆了。宫崎市定曾对此评论道:“在背后援助的英国等国如果听到日本那套自我吹呼的话,也许要笑得喷出饭来。”[1]可怕的是日本国民被军部彻底愚弄,竟信得如此天真。于是,日本终于媳妇熬成了婆,可以粉墨登台和列强平分天下了,“汉学”也找到了改名的理据。世界不仅是西洋人的,而是分为东洋和西洋,“汉学”成为了“东洋学”。倡导东洋和西洋两分法者,是桑原骘藏,1898年,他出版了《中等东洋史》,所以,他是京都大学“东洋史”的开山鼻祖。
学术上的“东洋学”和政治上的“大东亚”是有区别的。在西方列强笼罩的屈辱时代,“东洋学”具有文化上的自觉与自尊的意义。因此,“东洋学”不是区域史意义上的“东洋”,而是同“西洋”对峙的文化概念,在研究对象上,包括东方各国、各民族的各种文化。由于日本本身单列,所以,“东洋学”不包括日本,其研究方法强调对于文化现象的综合性研究。当时有人主张在学科分类上改变历史、文学和哲学的划分法,改为日本学、中国学、印度学,桑原骘藏坚决反对,大概与他主张从世界的视野研究东方有关。
然而,主张区域史方法的学者也大有人在。东洋学实际上以中国为主,对中国文化尤为着迷的内藤湖南,以及狩野直喜等著名教授,身体力行全方位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狩野直喜研究中国哲学,与罗振玉、王国维等中国学者交往甚密,在戏曲史、小说史等领域也取得了开创性成果。内藤湖南主要研究中国史,兴趣极为广泛,古籍文书、书画文物,收集涉猎甚广。人文地研究中国,是内藤湖南文化论的基础。从文化演进考察中国历史,内藤湖南提出了独特的中国古代史分期,分为三个时期,其间插入两个过渡时期,亦即:
第一期 上古从上古到东汉中期(上古-100年),是中国形成独立文化并向外扩张的时期。第一过渡期,从东汉中叶到西晋(100-316年),中国文化停止向外扩张时期。
第二期中世从五胡十六国到唐中叶(317-820年),外部异民族势力压迫中国,外来文化例如佛教等流行的时代。另一方面,在中国内部贵族得势,中国文化因贵族而得以维系。
第二过渡期,从唐末至五代(821-959年),外来势力鼎盛时期。
第三期近世从宋以后到清代(960-1911年),中国固有文化复活并取得新进展的时代。前代的贵族没落,政权归于专制君主,文化归于庶民。其间虽然出现蒙古族的元朝和满族的清朝,但是,他们都没有阻碍中国文化的发达。
内藤湖南的分期理论构成其学说的基础,对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影响至深且远,其研究方法亦与“东洋史”颇不相同,被称作“支那史学派”②,内藤湖南和狩野直喜为其开山祖师。
从京都大学的“东洋史”和“支那史”,可以看出其中国史研究的基本风格。一所大学,一位学者,其风气尤为重要,熏染之效,于有才智的求学者,远甚于知识的填灌。宫崎市定在京都大学亲炙名师,在他身上可以看出桑原骘藏和内藤湖南的深刻影响。
在今日,内藤湖南的影响远远超过桑原骘藏,故一般人以为宫崎市定是内藤湖南的嫡传。其实,从师承来看,他乃“东洋史”桑原骘藏的传人。受桑原的影响,宫崎一直坚持从世界史的宏观角度考察局部的、具体的历史过程,他认为:“历史应有的面貌,只能是世界史。”本着联系、交流和相互影响的历史观,宫崎曾经力图研究民族问题,对世界史特别是西亚史下苦功研究,他的毕业论文就是研究北方民族与汉族关系的《南宋末的宰相贾似道》,而最初发表的作品是抄译CeorgJacob而成的《东方对西方的影响》。在宫崎看来,“人类缔造的庞大的社会里,不可能有那种和其他区截然不同的特殊性,更不会有那种特殊发展的道路。”[2]各个区域、各种文化交相影响,所以,东方和西方,以及夹在其中的伊斯兰文明,只不过是有时落后些,有时领先些罢了。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从希腊城邦国家出发,同中国古代帝国进行比较,认为中国古代同样存在着由城市国家向领土帝国的演变,并以此来解释周秦汉的社会变迁。
1925年,宫崎市定大学毕业之后,留校当教室助理,旋入京都大学研究生院,并应征入伍,经过一段时间的军训之后,转为预备役,回校继续读书。1927年以来,他先后担任第六高等学校讲师、教授,龙谷大学文学部讲师,第三高等学校教授。1930年,从京都大学研究生院退学,同年与小西松枝女士结婚,翌年担任京都大学文学部讲师。1932年,日本入侵上海,宫崎应征前往上海,3月抵达,其时战事已经基本结束,故宫崎于4月回国。次年担任京都大学文学部副教授。1935年,宫崎市定获得了到法国留学的机会。从1936年2月到1938年8月,他留法两年半,一路游历中东和欧洲诸国。通过考察,更加深了他对中亚文明的认识,故曾经努力学习阿拉伯语,试图研究沟通东西方的阿拉伯世界。在日本风靡欧美文化的世道,愿意学习阿拉伯语者可谓凤毛麟角,由此可以看出宫崎市定的性格,其学术道路是基于他对文明的领悟而自己选择的,并不追赶时髦,附庸风雅。学术研究不但是一条寂寞的道路,而且是对研究者毅力、心智与品格的考验,没有坚强的毅力,和睿智且有个性的领悟,是走不下去,也出不了成就的。对研究者的激励,是宽容,是理解,和默默的关注,让他们能够自由发挥才智踏出条条不同的攀登之路来。桑原骘藏终生关注东西文化交流,然而,其著作中使用的阿拉伯史料是通过法语转译而来的。宫崎市定受桑原骘藏的影响而关注西亚,大概也想弥补桑原的不足而立志学习阿拉伯语,成为当时日本的东洋史学界第一位学习阿拉伯语的学者。因此,他有机会参加1937年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国际人类学先史考古学会,是第一位出席该国际学会的日本代表。宫崎市定把他对西亚的热情,倾注在1939年撰写的论文《条支、大秦和西海》,考证条支、大秦和西海分别为叙利亚、罗马和地中海,力图推翻从德国学术权威到白鸟库吉的观点。这篇论文让宫崎本人终生珍惜,直到晚年,他在评价自己的学术成就时还说道:“如果世人认为我写的东西里也有优秀的作品,那么,从我的角度,我愿意以此作为一生的杰作。”[3]从他对这篇论文的偏爱也可以想象当年他对西亚的热情,那份学术向往伴他一生。
虽然宫崎市定对东西交流在东亚历史的重要意义有深刻的领悟,然而,他似乎并不是研究这一领域的特别合适的人选,至少在语言方面似乎不是特别有天赋,他自己也说学习阿拉伯语无果而终。所以,宫崎市定还是回到他最为熟悉的中国史领域。
如前所述,京都大学的中国史研究受内藤湖南时代分期学说影响巨大,特别是关于第二期、第三期的划分,几乎成为京都学派的理论标志。然而,内藤湖南自有其局限性,他的优势同时也是命门所在。内藤强调从文化史的角度理解古代中国,却在社会经济和法律制度的考察上暴露出薄弱环节。东京大学的中国史研究以严格的文献学批判方法为基础,十分注重对社会经济基础和法律制度的严密分析,微观深入,宏观完整,和文化史的结论相比,显得更加坚实可把握。因此,从社会经济及法制的角度批判内藤湖南的时代划分学说,确实击中痛处。领悟力极高的宫崎市定自然看出要害所在,他有意识地尝试进行社会经济方面的研究,以弥补京都学派之不足。1935年,他发表了重要的论文《关于晋武帝的户调形式》,试图把北魏隋唐的均田制同西晋的占田课田制度联系起来,阐述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源流。这一时期,他还写了一系列中国古代经济史的论文。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出他对经济史的研究依然是基于文化史的角度展开的,同时,也表现出他对于制度的重视。
▲内藤湖南(1866年~1934年)在军国主义时代,学术必定受到政治的干扰。日本为了征服和统治中国,曾经组织了许多专题性的研究,尤其注重外来民族如何统治中国,企图获得历史经验。1939年1月,宫崎市定受日本国策调查机构东亚研究所委托,承担“清朝官制与官吏铨选制度”项目。为政治目的而进行的研究,并不适合学者来完成,宫崎的研究报告学究气太重,不符合项目的要求,只能压在匣底。然而,这项研究与宫崎内心对中国古代政治进程的一些想法有相通之处,激发了他的研究热情。
1944年,宫崎市定44岁,升任京都大学文学部教授。此时,日本败相毕露,形势日紧,连宫崎这般年龄的教授也难逃应征上战场。宫崎开始作最后的准备,他把匣底的书稿取出来,日夜赶写《科举》这部名著,终于在开赴前线之前交到出版社。这时日本正经受着美军的空袭,到处是一片火海,出版社也被兵燹吞没。然而,宫崎确实幸运,他所在的部队还没开赴到战场,就听到天皇的投降广播,免得成为冤魂。而他的书稿竟然在空袭中保存下来,使他复员后得以马上校对出版。战争期间,他基本上坚持学术活动,所以在战后美国占领军的审查中顺利过关,重新回到教坛,被委任为京都大学评议员,1947年以《五代宋初的通货问题》论文获得博士学位。1950年,宫崎市定担任京都大学文学部长,1955年起出任东洋史学会会长。
▲《科举》书影《科举》的研究,对于宫崎市定的学术道路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这项研究,他刨根究底,探寻科举以前的铨选形态,而对制度的分析也让他感到中国古代制度运作的特点,亦即必须把高高在上发号施令的官僚,同上下其手具体操办的胥吏区分开来。只有彻底了解这二者,才能洞悉制度的光鲜外表与运作的暗里,从而透过政治的表象深入到内部,把政治社会真实的一面及其真谛揭示出来。宫崎立志考察胥吏。他依旧以自己的风格从制度着手,这就不能不追溯胥吏的由来,清浊官员的分途,科举制度以前的铨选等等。一路追踪下去,宫崎市定写出了一部自己当初意料不到的著作,这就是摆在读者面前的《九品官人法的研究》,而胥吏早已被搁置一边。然而,仔细读完这本书,应该说胥吏的形成史获得了深刻的阐释。这部著作也给宫崎市定带来意想不到的荣誉,奠定了他崇高的学术地位。该书出版后才过了两年,亦即1958年,便获得了日本最高的学术大奖“学士院奖”。在宫崎市定的全部著作中,这本书拥有最多的读者,不但是历史学家案头必备的研究专著,而且被选印成大众读物的文库本,一版又一版,屡屡脱销,供不应求。
在这部著作里面,宫崎市定从制度的层面,十分精彩地讲叙了魏晋南北朝时代贵族门阀的形成历程,以及在汉族社会发育成熟的贵族制度如何成功地移植于北方民族统治的北方社会,胡汉合流,出现南北朝的士族门阀政治局面。实际上,这是一部通过一个具体的“九品中正制度”揭示魏晋南北朝的政治进程与社会形态演变的鸿篇巨制,强有力地支持了内藤湖南的时代划分理论,当之无愧地成为京都学派的学术里程碑,而宫崎市定本人也成为公认的京都大学东洋史学的新一代领袖。他对于中国是研究的成就超过了东西交流史的建树,以至于一般人甚至不清楚他同桑原骘藏的师承关系,将他视为内藤湖南的衣钵传人。
宫崎市定《科举》中译本二
魏晋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的时代,汉帝国崩溃,标志着一种制度、一种秩序乃至一种意识形态的瓦解,这是继春秋战国之后最大的变局,各种思潮风起水涌。当此之际,曹操变汉立魏,引领潮流,建立九品中正制度,为新政权树立新的组织制度。
设置中正官,以九品评判人物,作为中央选官的依据,一般认为这套办法的出现主要有两方面的依据,一是在乱世流移之际令士人土断,恢复乡闾在官员选拔中的举荐作用;二是顺乎清议,扬清激浊③。这些见解注意的是新建立的魏国人事,而宫崎市定则认为,这套办法是为了在汉魏嬗替之际吸收汉朝旧官僚进入新的魏王朝,为新旧王朝的人事交替服务。魏朝建立之后,九品中正制度转而为新王朝服务,逐渐固定下来,成为官吏铨选的制度。由此可以看出,宫崎市定非常注意制度的前后衔接与微妙的变化,他始终动态地把握制度在每一个具体历史时期的细微变化,从而显示出它同众多研究的不同。
▲《宫崎市定全集》当九品中正制度建立起来后,研究者的注意力被制度的实际形态所吸引,倾注心力试图探明其具体的环节。众多研究者把九品中正制度抽取出来,作为一项铨选制度来研究它,产生了许多成果。最初的系统性研究是杨筠如《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发表于1930年,可谓九品中正制度的奠基之作。学者跟进研究,到1955年唐长孺《九品中正制度试释》(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发表,基本确定了中国学界研究的方向,亦即围绕九品中正制度的具体内容展开,讨论诸如九品中正制度创立的时间、原因,中正的设置及其职权,中正品第与入世途径的关系,九品中正制度的作用及其评价等等,而且多围绕魏晋时代展开,在评价该项制度时,往往以魏晋九品中正制度覆盖整个南北朝时代,忽视了在历朝历代的变化,因而有将它固定化的倾向。
宫崎市定的着眼点与上述研究者有着明显的不同。首先,他反对将该制度称作“九品中正制”,而提出应该按照当时的记载称为“九品官人法”。对于这一点,宫崎市定十分坚持,也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所谓的“九品中正制”,“是用九品选人为官的法规的意思,指的是设置九品标准,据以选用人才的制度。”“从三国的魏开始到晋代,中正的活动为世人所重,却于其后的南北朝时代寂寂无声,到隋朝突然被废除,人们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因此,用“九品中正制”一称“不足以表现此项制度的全貌”,而必须回归其原貌,称之为“九品官人法”。他认为这一改名是至关重要的,“阐明这一点之后,我的研究就生动而顺利地取得进展。”④仔细阅读《九品官人法的研究》后,可以明白这不是简单的改名而已,它决定了作者的研究方向,不仅仅是因为中正在晋以后越来越不重要而要将其从名称上剔除,而是作者欲以九品铨选为线索揭示魏晋南北朝的政治进程。说到底,作者不愿局限于制度史,而是把制度作为政治社会变化的反映,论证社会形态的演变。宫崎市定与同期中国学者研究路数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此,是解释学与考据学的殊途。
宫崎市定注意到,中正的设置随时代的变迁而变化,而且,其职权也发生重要转变。设置中正当初,中正直接隶属于司徒府,在统辖关系上要高于尚书,中正对于欲入士者拥有很大的发言权。以后,尚书权力日重,中正首先失去对中央铨选的左右力量,再往后,中正只能在地方选官上有一些发言权,从属于封疆大吏,最后,到隋代废地方官辟召的僚属时,一起被废为“乡官”,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因此,九品官人法固然与魏晋南北朝如影随形,但是,中正的职权不断发生重要变化,所以,不宜把魏晋时代的中正固定化,一概而论,这样便失去了其真实面目。动态、具体的分析把握,在以下分析中一再显示其重要性。其次,秦汉是中央集权体制建立的时代,官吏尚无清浊之分。到魏晋以后,士人起家,对于官职颇有讲究,能够出头露面,耍耍嘴皮,不劳动手的官职,最受世家子弟向往,这应该也受到玄谈的影响。那些辛劳的职务逐渐为士人所轻,特别是品级低且事务繁杂的官职尤其受人鄙视。官分清浊是一大变化。清官为高门子弟垄断,始登捷径,步步高升;浊官为贫寒出身者的归宿,没有多少升迁空间,一生辛劳,也只能止步于低级官职。在此过程中,中正扮演着士族政治的维护者的角色。中正品第人物,本来就不是唯才是举,这是误解,切莫被政客高喊“求贤”口号做秀所迷惑,只是最初个人才干确实和家世并重,尚有一席之地。不久之后,中正也无力扭转士族势力,不如与之同流,共谋膏粱。于是,人物品第完全依据门第,官分清浊,品依门第,士族(宫崎市定先生更喜欢使用“贵族”一词)门阀政治日益成型得势,此乃魏晋南北朝社会具有根本意义之一大变。
复次,官分清浊,品有高下,浊者下者为士人所耻,南朝遂在制度上作相应的调整,特别是梁武帝的官制改革,把原来的九品官留下前六品,重新分为九品,作为士族担任的官职;切下来的七品以下官,也重新细分,作为出身寒微者担任的官职;再设置蕴位和勋位,作为庶人就任之官。经过这番改革,士族的品官,寒族的流外官和庶人的蕴位、勋位截然分途,各得其所,“贵族制”获得制度性的肯定,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也就是内藤湖南作为第二个时期的中世,其标志就是贵族得势,控制政治,直到宋代才被君主官僚体制所取代,演变为第三个时期———近世,亦即中国历史学界常常有人提起的“唐宋变革”。这一系列的细致分析,宫崎市定通过九品官人法解剖魏晋南北朝中国政治社会的演变,给予内藤湖南时代区分论以强有力的实证支持,让假说成为有历史支持的理论。可以说,这才是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的研究》一书的精华所在,其他的所有具体考证都只是从属于此的枝叶。或以为全书大篇幅考证的乡品与官品的对应关系为宫崎市定最大的成就,实在是一叶障目。如果没有宫崎市定的这部著作,内藤湖南奠基的京都学派恐怕难以在战后日本历史学界依然旌旗高扬,号召力不减。
再次,上述演变仅发生在汉族社会,拓跋族控制的中原社会情况如何呢？显而易见,如果北魏没有完成由部落制向士族政治的演变,那么,所谓的“贵族政治”时代依然不能成立。对于北魏受汉族传统社会影响问题,早有先贤关注,其中,陈寅恪发表于1944年的《隋唐制度渊源论略稿》已经注意到南齐头等士族琅邪王肃北奔对孝文帝改革的影响,备受研究者注目。宫崎市定显然也受到启发,对北魏政权“贵族化”作了更加细致的考察,他注意到北魏社会里的汉人士族的存在形态。
▲《隋唐制度渊源论略稿》在北魏早期,汉人士族并不以担任北魏中央官为荣,他们更愿意出任地方僚佐,左右地方。此时,刺史、郡守和县令由中央委任军功武将担任,这些武夫必须借重当地汉族大姓才能控制地方,故汉族士人可以应其辟召出任僚佐,并垄断这些职位,结果出现了州属僚是清官,而刺史倒未必是清官的奇怪现象,属僚比刺史更受人尊重,至于县令则因为大多由中央最低级的武将担任,故为人所耻。汉士族已经把官职的清浊概念不知不觉地渗透进北魏职官体制中。
把汉士族阶层全面吸收到体制内,尤其是吸收到中央朝廷中,是北魏政权从武功转向文治的重要举措,关系到北魏的长治久安,故朝廷开办学校,恢复儒学,铨选举士,一步一步向传统靠拢。其时,南朝的政治体制成为北魏学习的样本。先是宋文帝之子刘昶流亡到北魏,接着是南齐士族王肃来投,孝文帝听他们介绍南朝的制度,决意改变北魏军国体制。他先后三次颁布法令,特别是后两次诏令实行新的官职,采取了士人的品官和“小人”的流外官的制度。确立清浊之分,标志着贵族门阀政治占了上风。和南朝不同的是北魏贵族政治不是贵族社会成熟的结果,而是通过政治权力自上而下树立起来的。当然,拓跋族上层的贵族化及其同汉族大姓的通婚,造成了北魏权贵采纳士族门阀制度的趋势。所以,北魏国家虽然在孝文帝死后不久瓦解,但是,贵族政治的精神却被北方新的统治者继承发扬,确立下来。
《魏书》卷59《刘昶传》记载,北魏孝文帝新官制规定:“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复有七等。”这与梁武帝官制中的流外七班极为相似。但因此得出孝文帝新制模仿了梁武帝官制的结论,则不免武断,这其间有一个常被研究者忽视的时间差问题,也就是北魏太和十九年(495年)比梁天监七年(508年)要早13年。从时间上看,反倒应该是梁武帝模仿了北魏孝文帝的制度。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如何解释这个问题呢？宫崎市定推测道:“至少在南齐就已经存在流外七班了,大概相当于七职之类,王肃将它带到北魏,变成为孝文帝的流外七等,另一方面,直接继承南齐的是梁武帝的流外七班。”这当然是合理的。更重要的是,它反映出北朝已经存在着贵族政治的基础并获得国家的强力支持。
▲《魏书》北魏立国之后,在离散部落的同时,也在努力确保上层酋长的既得利益。这种努力获得汉地社会传统的支持。在集权体制下,最容易演变成将既得利益固定化的士族门阀制度,南朝的做法给了北魏统治者以启示,结果北魏孝文帝和梁武帝想到一块,虽然时间有先后,却都采取了士庶分途的官职,殊途同归。
最后,还应该指出,宫崎市定注重大局的把握,《九品官人法的研究》实际上是一部魏晋南北朝政治史。然而,他并没有疏忽对于细节的考证,从制度史的角度来看,该书也十分精彩。宫崎并不满足于条文规定的制度的法令形态,而是进一步发掘实例,力图再现制度实施的实际形态。从他关注胥吏可以看出,他很早就注意到中国的法律和制度在纸面上同现实中有着很大的差距,因此,研究政治过程一定要研究官和吏的不同层面,研究法律和制度更需要把大量精力投向其实施的状态。就九品官人法的研究而言,宫崎市定首先提出了“乡品”的概念,然后,通过收集分散于史籍本传中的实例,努力找出乡品与官品之间的对应关系。这种研究最是耗费时间,往往几句简单的叙述,掩盖了背后皓首穷经般的收集、分类、统计等工作。经过一番整理,宫崎认为乡品和官品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中正对士人的品第,将反映在其起家官职上。这一点,已经被同期及后来的研究者所证明。
宫崎尚不满足,他还想解开对应关系的规律,最后,他提出了乡品和官品之间大致相差四级的结论。也就是乡品一品,自五品官起家;乡品二品自六品官起家;依此类推。乡品一品仅授予宗室王公子弟,故一般高官子弟限于乡品二品,乡品二品为一等士族专有,成为门第的象征。研究士族子弟起家官职,确实存在着许多从六、七品官起家的现象,门第较低的姓族,以及地方大姓子弟,起家官职则要更低。所以,可以原则上认同宫崎的判断。至于是否严格按照相差四级授官,恐怕就未必了,这样的例证不难找到,毕竟那是一个人治的社会,左右的因素颇多。但是,因为执行上的浮动而欲彻底否定乡品和官品之间的大致比例关系,把具体操作上困难重重的人事完全理解为随心所欲的长官意志,那就偏差太远了。有制度就有规矩,一定的准则实际上有利于官府的具体执行,却限制不了特权者的法外运作。准则和特权反映为常例和破例的情况,两者并存,并不是非此即彼或者相互否定的关系。
宫崎还想进一步追踪下去,他认为乡品不仅具有起家的意义,而且还具有最终规定性意义,也就是说,乡品不但决定起家官品,而且还决定了这个人一生所能晋升的限度,例如乡品二品规定此人自六品官起家,同时还规定他最高只能晋升到二品官。那么,如果突破这个限定怎么办呢？宫崎找到了一些事例,表明需要请中正修正当初授予的乡品,例如乡品三品者,后来飞黄腾达,官欲升二品,那就需要找来中正重新授予他乡品二品,从而解决了官品突破乡品的问题。然而,宫崎找到的只是个别的例子,如果中正真能慧眼洞察数十年的前程,那么,他的工作就更像是占卜了。宫崎的这番推测,却反映了出身低微的浊官的某种现实,他们勉强从九品官起家,后来沦为从流外官起家,终生辛勤,也就只能晋升一、二品级,或者挤入流内末端,便告老还乡了。所以,当初中正品评的乡品,对于这部分低微者还真如鬼魅附身。等级制、身份制以及对个人发展的限定,都是专制社会赖以维持的法宝,只不过任何规则从来都限制不了特权阶层的张牙舞爪。宫崎既然把问题提出来了,赞成也罢,否定也好,都应该拿出实例和实证来,谁都无法空口一句便成结论,否则我们还真成了中正官。
三
宫崎市定是颇具魅力的学者,他的书个性鲜明,气势浩大。他的文字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没有卖弄学问的学究气,再艰深的学术问题,他总想解释得让所有的人都能明白,从不用枯燥的文字、莫名其妙的舶来名词糊弄人。而且,他喜欢打比喻,机智而幽默,在会心一笑中,为他的才气所折服。对笔者而言,其魅力不仅表现在论析精湛,鞭辟入里,还往往表现在他敢讲,甚至有些武断的讲错,却给人启发,引起深思,哪怕去反驳他。从这点讲,他是一个勇于试错的人。
他敢讲,有时显得突兀,但仔细一想,还真不是乱讲。他的话往往建立在对众多史料分析研究的基础之上。长年的学术训练,养成他锐利的学术眼光和敏感,能够迅速感觉到问题所在。一个优秀的学者,难能可贵的是把所有的学养变成敏锐的学术直觉。宫崎的可爱,在于他绝不拘泥于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有时候他还想多说两句。如果是文学作品那倒无所谓,偏偏他做的是历史,有许多问题,经验丰富的学者心里明知应该是怎么回事,却苦于没有证据而不敢轻言,以免把历史变成说书。在大家都不敢说的时候,宫崎站了出来,不但说出心中所想,而且还说得很大声,引来一片议论,或许这就是他的目的,招引众人去关注这个问题。在这里,他已经突破了清代考据学的框框,引入解释学的方法。
京都大学的中国史研究路数有其特色,注重在大量拥有史料的基础上,去理解史料背后所隐藏的东西,把它揭示出来。所有的分析批判都是为了去理解、去领悟,这绝不是主观的浮想联翩,随思想火花遨游苍穹。笔者以为必须是设身处地再现往日的场景,置身其中,再超然其上,进出观察,把握全局,考察细部,以研究者的全部心智,平等地感悟先贤逝者,达到今日与过去的沟通。历史绝不是过去遗物的博物陈列,而是跨越时空的心灵感悟,其研究成果同时也是研究者人格、心智和境界的展示。
这种心智的创造,不是先入为主的理论所能导引的。历史从来都不是实验科学,因时、因地、因人的情智所做出的决定,都不可能完全重复,这就规定了历史研究没有套路可循,每一项优秀的研究,都是研究者踏访出来的路径。因此,历史的理论不是从外部强加在他身上的,而必须由其内部总结出来。宫崎市定说道:
我也很快就觉得所谓历史哲学对于历史学的研究几乎无所裨益而断念了。历史哲学并不是历史学,它毕竟是哲学,用哲学处理的历史和历史学,只是抽象化了的历史和历史学,而不是历史自身、历史学自身。我认为历史学的问题,永远应该在历史学内部解决,历史学的任何部分都不应该由哲学来代替。[4]
这并不表示宫崎市定反对历史的思考,其实,没有一个历史学家没有理论,只不过得其神者化于历史研究之中,取其皮毛者四处招摇炫耀,把一串串名词像羽毛一般贴得浑身皆是,看起来犹如山鸡。例如国家预算是近代国家依法治国的基本手段,它通过经济手段监督并制约行政权力,有人却要把它套用到唐朝君主集权体制上,非弄出一只画虎不成反为狗的怪物来,还自鸣得意。
从历史过程总结历史经验,发现各国的历史特点和带有规律性的因素,这项重要的工作必须在史实基础上进行,切不可有先入为主的观念误导,“最初抱着任何预想来从事研究的话,结果都会发生很大的差异,这是必然的。”[5]史观毕竟是史观,而不是史实。所以,宫崎强调要客观地考察事物,要彻底地读通史料。对于热衷搬弄术语的人,恐怕还得加上一句,要彻底读懂哪怕一种理论,而不是急于按图索骥,“从事研究工作的人,所应具备的并不是昂扬的斗志,而必须是寂静的心情。”[5]
要揭示历史表象背后的内在要素,宫崎市定主张使用比较的方法。如前所述,他反对存在完全与世隔绝的特异地区或者特异民族,认为各地各民族都在或多或少的交流中相互启发,相互影响,因此,他们之间不仅可以比较,而且必须通过比较才能显现各自的特点。不进行比较而自称的特点,是不成立的。“只有在经过比较之后进行分析,分析之后再进行比较,最后留下来的才够得上称为个性。我们的理想在于把类似的事物进行比较,从其中找出不同的东西,把不同的现象进行比较,从其中分析出相同的东西。”[6]
日本史学得益于比较之处甚多,这是因为日本不是文化的发源地,而是文化的接受地,其发展同大陆密不可分,无法隔断。因此,日本史学研究形成了同外部世界联系的、比较的研究传统,同文化自成体系的地区相比,其特点更为明显。
因此,后进地区也有其特点,最可怕的是自我封闭和固步自封。日本一直努力吸收来自大陆的文明,到近代,从南洋传来的西方文明,日渐超过了中国。鸦片战争之后,日本看着中国被西方列强打败,断了同列强抗争的念头,转而不加抵抗地开放门户,一门心思学习西方。同欧美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相比较,宫崎市定认为日本明治维新后的资本主义表面上一帆风顺,实际上是“强大的外力操纵之下完成的革命,但对于内部却是实行独裁的专制。”[1]这种体制的先天缺陷,使它迅速地滑向军国主义。回过头来,宫崎再拿日本同中国作比较,中国一次次失败的反抗固然招致惨重的损失,却也不是毫无所获,不能一概抹杀,它激起了民族的觉醒,打破了专制主义的牢笼,“结局是中国的自发的最近世史的开始。”
宫崎市定这一代的日本历史学家,亲身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宫崎本人甚至有一个月应征驻扎上海。他们曾经接受军国主义宣传,支持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然而,日本投降之后,他们的旧史观彻底破灭,触动他们在战争的废墟上深刻反省,寻找这段痛苦历史的根源。宫崎认为:
日本过于轻易地顺应了最近世文化的结果,致使它疏忽了必须从内部清除旧时代的渣滓一事,而原封不动地任其存在下来,同时又过分急于追求表面的繁荣,缺乏内省,忘掉了应负领导东亚民众的义务,反而作出了压迫东亚民族的蠢事。[7]
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以军事力量为爪牙的,而军事力量又是以资本主义为背景而取得的。......既然采取了资本主义体制,就不能不与先进的欧美资本主义各国协调起来,把邻近的亚洲各国当作了牺牲品。[1]
认识日本近代走错路的原因,更重要的是要懂得清除体制内部那些旧时代的渣滓,以史为鉴。日本近代化起步较早,近一百年领先于中国。然而,宫崎市定并不以此为喜,他不无担忧地说道:“当回想到不久前我国还存在过以倒退到神代日本为理想的趋势的时候,实在应该说这是中国和日本调换了位置。”[7]
日本战后从废墟中爬起来的历史学家,在反思中抛弃了“皇国史观”,以谦虚的态度研究东亚历史。激荡的时局,多难的人生,丰富的阅历和痛苦的反思,使得他们对历史的领悟更加深刻,更愿意去理解历史,比较古今,探赜索隐,产生了一批思想深邃、影响深远的历史著作。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的研究》是其中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杰作,他提出的许多问题,对中国史学界颇具参考与借鉴的学术价值。
注释：
①一般认为桑原骘藏为白鸟库吉的弟子,故深受兰克史学的影响,砺波护对此作了纠正,请见砺波护《京洛学风》(日本东京,中央公论新社,2001年)第22页。
②“支那”为西文“Sinology”的翻译,在日本军国主义时代,被用作蔑称中国。日本投降以后,不再使用“支那”,而改用“中国”。然而,仍有些右翼分子坚持使用“支那”。歧视人者自我歧视。在学术史上保持原貌而不简单径改译作“中国”,有助于了解当日的政治学术气氛以及作者的思想立场,乃至政治学术思潮的变迁。
③参阅杨筠如《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商务印书馆,1930年;唐长孺《九品中正制度试释》,收于《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95年。
④以上引文见于该书《跋》。
参考文献：
[1]宫崎市定.东洋史上的日本[A].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下册)[C].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2]宫崎市定.历史与盐[A].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下册)[C].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3]菩萨蛮记·自跋[Z].宫崎市定全集(第20卷)[C].日本:岩波书店,1922.
[4]宫崎市定.《亚细亚史研究》第三卷序言[Z].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下册)[C].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5]宫崎市定.中国的铁[A].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上册)[C].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6]宫崎市定.东洋的文艺复兴和西洋的文艺复兴[A].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下册)[C].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7]宫崎市定.世界史序说[A].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下册)[C].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