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是一本由[日] 上野千鹤子著作，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2019-1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读后感(一)：女性异化之回归也许不可能？（无限逼近但永远无法到达）
几千年来一直都是男权社会，男性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经过两次否定之否定促进人类社会往前进步;女性一直是次要矛盾，一直被异化成财产，作为主要矛盾的附属物裹挟在相互间的统一体中。随着科技的蓬勃爆发式增长，自然界事物相互联系的程度大大增加，在未来人类系统将会被大大改造，信息流动速度越来越快，人的心智越来越成熟。这使得次要矛盾在近100年的时间里吸取主要矛盾所发现创造的知识，技术，财富等，从而有利于自身得到发展，随着进程的加快，男女这一矛盾所具有的同一性正在起变化，事物（次要矛盾—女性）开始逐步有向对立面转化的趋势———成为主要矛盾，推动统一物向前运动。男女间矛盾又具有斗争性，只有经过斗争，才能打破原先的旧有的矛盾，产出新矛盾。尽管主要矛盾妥协，避让次要矛盾，但终究不是个办法。矛盾的同一性是有条件的，斗争性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世界是发展的（人造子宫）等将来男女矛盾量变引起质变不可调和时，将会产生三中可能性、两种结果。 一、次要矛盾（女性）代替主要矛盾（男性），推动统一体向前运动，继续创造条件。 二、次要矛盾和主要矛盾因科技瓶颈亦或是资源匮乏，统一物湮灭，新的矛盾降临，取代旧有矛盾。 三、矛盾双方结合为一个新事物，基因工程，科技革命...这目前无法理解和想象。 结果一：次要矛盾只能无限逼近主要矛盾，但永远无法上升到主要矛盾（人类生理极限，自然科技和人类肉体的矛盾） 结果二：统一体的湮灭，人类灭绝... 其实男女之间并非对抗性矛盾，次要矛盾在促使自身质变的同时，要控制好量，保持自身矛盾和男女矛盾的平衡。主要矛盾（男性）应积极创造条件，和自然交换信息创造自为之物时，积极引导、保护次要矛盾（女性），次要矛盾不断接受信息整合为知识，创造条件，无限接近主要矛盾，特别要积极吸收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或许，这才是男女间正常，自然，矛盾着的统一关系吧。
全书分为2个部分，第一部分的理论性更强，第二部分结合历史脉络梳理、数据分析等方式，更加形象和具体地扩充了第一部分的内容。从书中的措辞来看，本书的成书时间应该挺早的，使用到的信息基本都是20世纪以前的。
首先，上野从激进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各自的优劣势出发，围绕“家庭”这一与“市场”相对应的概念，表明了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观点（后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
一方面，激进女权主义发现了“家庭”这一重要的与概念，但是它没有将受压迫的根源追究至物质基础层面，而流于心理层面，不够彻底，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则把过于以市场为中心，而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外部”——家庭。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就是希望去寻找资本主义和父权制这两个方面是如何结合，如何谋划对女性的压迫的。
需要说明的第一点是，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追求者，他们对马克思思想的重视，是因为马克思关注物质基础这一要素。如何在修正马克思思想的基础上，为女性争取权利，是他们的真正目标。第二点是，激进女权主义者关注的父权制，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关注的资本主义，两者并不能化约为谁决定谁的一元论，而是一种彼此独立又联系的二元论。（这种二元论也是上野被批判的一个点）
女性的生活轨迹——在家庭和市场中的徘徊还有很多概念有待梳理……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读后感(三)：我们为什么要支持女权主义并为其发声
最近在看82年生的金智英，坡道上的家，使女的故事等偏现实的作品，假期在书店发现这本书居然引进出版，赶紧买下拜读顺便也支持一下线下书店。
由于自身缺乏一些理论基础，这本书的阅读过程要缓慢和艰难一些，感谢上野千鹤子女士和译者把理论和现实都说明的很清楚，基本上可以说读完这本书后，我的一些三观获得了重铸。作为男性，我的很多理解和观点肯定有局限甚至错误的地方，欢迎各位批评指正。
上野千鹤子女士在书中重点阐述了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在长期的协同和互相妥协中完成着对女性的剥削压迫，具体内容书中讲的很清楚，我就不班门弄斧了。长期以来，我们熟知资本家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但是忽略了近现代家庭这个范畴内存在的问题。不论何种体制下的革命，最终结果是男性的解放，女性解放都以“被倒戈的革命”而收尾，所以我们会看到当无产阶级的地位获得提升的同时，女性的解放却是滞后的。女性属于无产阶级却不被解放，这时候我们才会发现父权制的强大与可怕，早年大家族时期男主人的绝对权力和地位很容易理解为父权制的表现。随着近现代一夫一妻的小家庭的形成，人们会认为父权制已经瓦解，夫妻平等地生活。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从早年妻子依附于丈夫养活并承担所有家务劳动，到现如今女性独立工作同时承担主要家务劳动，父权制一直都切切实实的存在并渗透在每一个领域。即使是单身女性在步入社会工作后依然被父权制所影响所干涉，比如很多雇佣方不愿意雇佣育龄女性，男女性同工不同酬，女性的职业升迁远不如男性，等等。
产生这些的最直接最表面的原因是女性承担着生育这一重担，由生育带来的相关家务劳动（包括并不限于养育子女，做家务等）长期以来并不认为是产生价值的劳动，因此也被忽略。简单来说，男性认为自己起早贪黑上班工作是为了创造财富，是崇高伟大的，而认为女性在家里的劳动是理所当然的，甚至还会嫌弃妻子孩子照顾的不好，家务做的不好。但是如果女性在家庭里一直被嫌弃苛责，她们也会觉醒反抗。因此父权制下又引入了母性、母爱、家庭责任等概念，让女性觉得自己有责任为家庭付出一切，觉得自己的付出都是因为爱。这样一方面把女性局限于家庭之中，另一方面又让她们主动被动的服从于这种制度。人们比较容易可以看透资本主义的剥削，却很难看清长期存在的父权制的剥削。
随着现代女权运动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因为男性的单份薪水无法维持家庭的支出，家庭里的女性被推出去参加工作补贴家用。早期很多女性参加工作都是非全日制的，因为她们要同时负担育儿和家务。同时提供给她们的工作很多都是偏基础偏底层的工作，获得的收入也较少。从经济上无法独立的女性就不可能摆脱父权制的压迫和控制，因此即便现如今女性都会有独立的全日制工作，她们依然没有获得公平独立的地位。这时候肯定会有人说，当今社会有父母帮忙带孩子也可以请月嫂，这不是女性地位提高了吗？这两种情况都是把育儿转嫁给别人来完成，不需要进行育儿的女性需要加倍的工作来获得充足的收入来支持家庭，但是工作中存在的不平等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女性的付出与回报并不平衡。在东亚传统观念里都认可父母帮忙带孩子，但事实上这是对父母的剥削（可能很多人会很反感这种说法，但是本质上就是这样），步入老年的父母应该是去休息享受生活，而不是来负担你的育儿责任，当然很多父母自己也乐于带孩子，让我们看起来觉得这是很和谐的模式。
以上是我个人对于书中内容的理解，虽然成书于1990年代，但是里面的理论在今天也是不落后的。即便30年过去了，更多勇敢追求独立的女性在奋斗着，父权制这个巨大的制度依然存在。而我们所看到的改变改进，还只是父权制为了适应时代做出的调和和妥协，其本质还是一如百年前男性把女性当做育儿和家庭内的工具，而不把女性的付出当做创造价值的劳动看待。因此，我们要去支持女权主义，支持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男性作为父权制的既得利益者可能很难改变一些观念态度，但是不代表我们不应该去努力理解去改变自己过去的观念。
再说说我们为什么要为女权主义发声。最近在不同的群里和朋友讨论过全职主妇，代孕，父权制等相关问题。先简单归纳一些观点。“全职主妇又不用上班，在家多清闲啊，又不要996。”“中国男人又不是不做家务，中国男人多爱老婆啊，还有那么多怕老婆的。”“代孕只要双方自愿，就是一种简单的买卖行为，没什么不可以的。”“想要孩子的父母多可怜啊，代孕不是一种很好的解决方法么。”以上这些说法是不是很熟悉。就像前面说的，很多男性不把女性的家务劳动当做劳动看，觉得她们是享清福。反过来他们会觉得自己做家务是帮女性分担，是伟大的好男人。代孕这个问题就更加敏感了，大部分人只考虑需要孩子的父母，不考虑代孕中肯定存在着不同层面的剥削，并且很少考虑对于代孕妈妈的伤害。大部分人认为新世纪的中国父权制怎么可能存在，导致无法深入的讨论。
即便在我看来应该比较浅显直接的问题上，很多人的认识还是固有的旧观念。从好的方面想，在父权制长期的影响下，很多人形成的想法观念并不一定就表示他们（男女都包含在内）本意是想去压迫剥削女性。因此我们才需要发声，才需要把平权意识引入到每个人心里。最后提一点，我们想打破的是父权制的桎梏，而不是制造男女对立或者反过来去压迫剥削男性。
如有观点错误，请大家批评指正。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读后感(四)：《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中译序（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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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绿林社Agora（来自豆瓣）
来源：https://www.douban.com/note/756428740/
中文版序言
翻译：邹韵、薛梅
本书《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副标题为“在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视域下”。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因此本书被译介到中国看似是情理之中的事。然而，我们不能忘记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地区，与马克思主义并非主流的地区，这两种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相同。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意味着体制派，而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则意味着反体制派。关于前苏联的各种问题，各个国家都有目共睹，因此对于欧洲马克思主义者而言，他们不是“由于苏联的存在”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他们是“无论苏联存在与否”，都会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群人。而当下，中国和日本的关系亦是如此。在这种截然不同的语境下，拙著也许会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文献的其中之一，然而我作为本书作者对此不由得感到为难。
除此之外，当下中国的情况，与曾经的苏联相比更为复杂。80年代，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经济和政治逐渐分离，政治上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经济上则引入了市场经济。本书旨在论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因此相较于过去的中国社会，本书的主题也许更契合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社会。
我曾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并非“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者。他们是批判马克思主义“对性视而不见 sex blind”（哈特曼/ Hartmann）的一群女权主义者，而他们论述的主题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未曾阐明的女性无偿劳动问题。女性在家庭之中所从事的家务劳动、育儿、养老看护等无偿劳动，我们称之为再生产劳动。社会为了再生产，不仅要进行物的再生产，人的再生产也是或不可缺的。再生产是指对人的生育、养育、照料、陪护等，与生命再生产相关的劳动。我们之所以称之为劳动，是因为这种行为可以转移给他人。而这些劳动之所以称为无偿劳动，是因为在较长的时间里，它一直被看作是私人领域之中的“无形劳动“，是任何女性都可以从事的免费劳动。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一种统制经济。在这种经济体制下，社会不得不召集男女双方成为劳动力。当下，在处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众多社会之中，女性的劳动力化必不可缺。然而，这些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共通的，也就是为了使女性成为劳动力，就不得不减轻女性在家庭所肩负的再生产劳动的负担。我们将之称为“再生产费用的分配问题”。
对于这一问题，各国给出了各式各样的解决对策。这些对策又大体分为两种，公共化选项和市场化选项。所谓公共化选项，例如北欧等国，公共部门将育儿、养老看护作为一种社会服务提供给国民。这导致了公共部门尾大不掉，并出现了人力调配问题。为了维持这种服务反而增加了国民的负担。市场化选项是指，再生产劳动的转移问题虽然依托于私人领域，但人们可以在市场上购买到廉价的家务劳动服务商品。这种方式的前提是贫富差距较大的阶级社会和移民社会。最典型的便是美国、英国等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s）国家，亚洲地区则是新加坡和香港。另外一种再生产劳动的转移，我们可以称之为“亚洲型解决方式”。也就是，由亲属，特别是由祖父母来承担育儿的一种方法（然而这种方法无法解决养老看护问题）。
曾经的中国更接近于北欧等国所采取的公共化方式。原则上，共产中国之下，并不存在劳动市场，也不存在所谓的“失业”，所有的毕业生都会被“分配”到各个企业。（正如“公司”一词的字面含义，企业曾经意味着公营企业）所有孩子都会被送到日托（当天的托儿服务）或周托（每周回家一次的托儿服务）等企业附属的托儿所。而日本女性所苦恼的“兼顾劳动和家庭”的问题并不存在。不仅如此，在全体总动员的体制下，对中国女性而言，她们没有“不工作”这一选项，而被送到企业附属托儿所的孩子更像是“人质”。然而中国所提出的 “妇女能顶半边天”，它真的意味着男女平等吗？实际上，育儿的公共化并不是 “男女平等”的政策，而是一种为了动员女性劳动力的“劳动政策”。并且，由于它只是为了“减轻女性的负担”，因此男性并没有将此看作是与自己相关的事。尽管包括东欧各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丰厚充足的公共服务，但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男女平等形势并不乐观。这是因为家务、育儿问题仅仅被看作是“女人的问题”。与之相反的是，北欧诸国女性为谋求男女平等，纷纷致力于再生产劳动公共化的政策实施。加之,在劳动及承担家务的平等问题上，男女双方共同作出了努力，这才终于实现了如今的男女平等。
上述的各种选项，日本都无法实现。这是因为，日本无力实现再生产劳动的公共化，同时，日本的大众社会特点即是“全民中产阶级”，这使其无法选择市场化这一选项,并且“亚洲型解决方式”在日本也愈加艰难。这就导致，日本女性在“兼顾工作与家庭”的问题上，就全世界范围而言是最为艰辛的。同时，不少处于分娩育儿期的女性选择了辞职，这就导致了就业曲线呈现出M字型，而这种育儿期中断工作的选择使得女性的经济地位每况愈下。
正如日本一样的，将再生产劳动私人化、采取男性在公共领域、女性在私人领域的性别角色分工方式,我们将这种传统方式称为男主外模式（男性稼ぎ主モデル）。除了日本，像意大利、西班牙、希腊等南欧国家以及亚洲地区的韩国也采取了该种模式。而其余的欧美国家在七十年代之前也一直维持着男主外的保守型社会模式。然而，这些国家之后受全球化的影响，它们为动员女性加入劳动市场才纷纷开始了改革。而那些依旧维持着传统模式的国家则都在经历着严重的少子化问题。因为在这种传统模式下，职业女性的分娩、育儿一直都伴随着类似于惩罚的某些社会性不利条件。最后，在一些家庭中，再生产劳动作为一种个人之事，的确存在着男女双方完全平等分担家务、育儿的选择，但它是一种经常被女权主义者理想化的平等主义模式,这种模式由于无法获得机会成本较高的男性一方的同意，因而近乎不可能实现。
之后，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随着市场化的推进，中国社会也由再生产劳动的公共化选项调头转向了市场化选项。随着商品市场以及劳动市场的形成，出现了失业人员这一群体。职业选择虽然更加自由，但女性的就业却愈发艰难。因为企业纷纷开始避讳招收女性劳动者，而偏好男性劳动者。对企业而言，女性的再生产能力只不过是徒增成本而已。在这一过程中，就出现了女性成为专职主妇的全新选择（又称为“妇女回家”）。日本女性正想要脱离“专职主妇”的时候，中国女性却想成为“专职主妇”，我对此百感交集。“道格拉斯-有泽法则”的研究表明：在日本，大部分高学历女性倾向于做家庭主妇，而不去工作。由于高学历女性选择的配偶，通常是学历与自己相同甚至高于自己的男性。因此她们因婚姻而实现了阶层的上升，她们的丈夫普遍而言收入较高。该法则指出，丈夫的收入与妻子的劳动参与率呈反比。因此，“专职主妇”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当前，中国社会也在朝着这一趋势发展。
无论是日本，还是从社会主义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后的中国，都变成了贫富差距较大的格差社会。也有社会学家将其称为“新·阶级社会”。将再生产劳动市场化的社会中，存在着提供廉价家务劳动的移民劳动者。日本修订了出入境管理法，从今年春天（2019年4月）起，开始引进从事家务服务以及养老看护劳动等非熟练劳动力。而且，随着专职女性的增加，还出现了连“道格拉斯-有泽法则”都无法解释的夫妻高薪高阶的社会现象。另一方面，中国有大量农村劳动者从农村进入城市，他们的待遇与移民劳动者并无差异。而高学历夫妻能更容易将再生产劳动，尤其是养老看护的工作委托于他们。实际上，我在北京见过一位农村出身的年轻女性，她为了照顾一对年迈的夫妻而寄住在他们家里。我也知道有一些人在自己家里看护照料陌生老人，并以此作为谋生的职业。
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可能并存着公共化选项、市场化选项以及亚洲型解决方式。并且随着各自所处世代和时代、阶级以及地区的不同而又衍生出更加多样化的组合选择。我们生活在日新月异的社会之中。日本也在逐渐变化，而中国的变化更为显著。即便解决了育儿问题，养老看护问题仍亟待解决。日本对养老看护问题的解决方法是养老看护保险法。面对即将到来的超老龄社会，中国又会如何解决呢？我将拭目以待。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读后感(五)：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两座大山下，女性何去何去？
“年轻人，等着你的，是一个无论如何努力也得不到回报的社会。”这是上野千鹤子2019年在东京大学入学仪式上的宣言。这位留着红色短发的瘦小女士，在讲台上从容地用数据与现实向日本大学录取中存在的性别歧视发起进攻。
上野千鹤子是日本女性主义研究的开拓者与领头人，一贯以言辞犀利的形象示人。她的著作《厌女》在中国是畅销书，深刻地剖析了根植于东亚社会的厌女文化，成为许多人的女性主义启蒙。今年，她的另一本著作《资本主义与父权制》也被翻译成了中文出版。相较于《厌女》的文化视角，《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则从马克思理论出发，揭示了妇女屈从地位的“物质基础”。针对资本主义与父权制这两座压在妇女身上的大山，她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如何构成“合谋”？近代家庭与性别分工如何形成？家务劳动是劳动吗？在母职与正式工作的冲突之下女性应该何去何从？
以爱之名：家务劳动的发现与家庭神话的打破
“全世界家务劳动者们联合起来”，上野千鹤子仿照《共产党宣言》，提出了政治宣言。马克思女性主义者认为，全体女性被置于“性统治”之下，构成了女性阶级（women class）。而性统治也是一种有着明确的物质性的统治—即社会和经济的统治，她们正是要通过分析这种物质基础，找到“女性解放”的潜能。被隔绝在市场之外的家务劳动是她们讨论的中心。
家务被作为劳动而发现，是非常晚近的现象，也是马克思女性主义者最大的贡献。在此之前，女性都是经历一天腰酸背痛的劳作后，却被讥笑为“什么工作都没做”。在认识到“家务劳动”也是劳动，并且是无偿（unpaid）的劳动后，女性才有了前所未有的被剥夺（deprivation）感。
抛开“生产性劳动”、“市场劳动”、“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等令人头大的学术名词不谈，家务劳动作为劳动的价值早已被公认了。学者道菲指出“家务劳动被排除在市场之外，是无偿劳动的原因，而并非其结果”。这在市场化进驻家庭领域的当下显而易见，毕竟按照传统的性别分工，一个家庭的女性如果不参与家务劳动，那家务劳动就将外包给从事家政服务的人员—你将为此支付一大笔工资。
家务劳动的政治将家庭内部的权力结构与不平等秩序展现的淋漓尽致。上野千鹤子认为家庭并不是“美好的共同体”，而是一种定型的父权制制度。她在书中考察了家庭在历史中的流变。在工业化以前，家庭是以家族（Domus）存在的，彼时的家庭以土地所有权为基础，是生产-再生产经营体的最小结构，而婚姻只是财产转移的手段。我们所熟悉的一夫一妻的核心家庭形式，是资本主义工业化之后才形成的近代概念。家庭逐渐从市场中剥离开来，单身男性离开农田到城市成为新兴劳动力，而女性逐渐被公共领域的劳动市场排除在外，囿于作为补充的家庭结构。这种近代性别分工形式在维多利亚时期得到了巩固，对家庭价值的宣扬与对家庭生活的崇拜使得关于家庭的神话牢不可破。
上野千鹤子引用美国社会学家芬奇与格罗夫斯，指出这种所谓的家庭神话，所谓的女性专有领域的“关怀”、“照料”实际上是“以爱之名的劳动”（a labor of love)。给“爱和母性”赋予象征性的价值并将其推向神坛，实际上是长久以来榨取女性劳动的意识形态机制。这里我们也可以引入马克思关于“虚假意识”的论述：统治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小恩小惠是虚假意识，它与阶级意识对立，使得工人相信自己似乎与雇主平起平坐，从而影响了工人阶级的联合。而父权制下“以爱之名的劳动”则比虚假意识更进一步，女性甚至都没有得到实际的小恩小惠，仅仅是通过长久以来鼓吹妻子的奉献精神与母亲的神圣性，女性就将不平等的性别分工内化了，这是所有不平等关系中最为深远的内化，以致今日仍被人们所忽略。
母职神话：子宫争夺与养育分工
“女人，她只是生养了一个贬低自己的生物而已”。上野千鹤子的这句话将母职的神话撕的粉碎。生育问题是马克思女性主义者关注的另一重要领域，这涉及到了“劳动力的再生产”，而女性的子宫作为再生产的手段，一直以来都是父权制试图支配并控制的领域。
许多女性主义者会倾向于认为当女性不用自己生育之时，就是女性的解放之日。而《使女的故事中》却构建了一个“反乌托邦”，在男性极权的统治之下，有生育能力的女性称为“女仆”,被迫成为统治阶级的生育工具。上野千鹤子一针见血的指出，在父权制社会中，生殖技术的管理与运用将牢牢掌握在男性手里，“人工子宫”并不是女性的福音，反而会成为父权制的乌托邦。
因此生育辅助技术的发展，使得对女性身体的压迫更加清晰。“代孕”如今是一点即爆的话题，围绕代孕的纷争不断。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看，若女性的子宫合法成为市场化的一部分，那子宫与其“产品”的归属权就是重中之重。上野千鹤子引用上世纪美国的“Baby-M”事件，该代孕妈妈拒绝将孩子交给委托人，这使得婴儿的归属权问题在“爱”的语言之下浮出水面，也正是“爱”的语言掩盖了再生产关系中的统治关系。
谁有资格成为母亲？谁又拥有孩子？一个孩子从出生到长大，母亲需要经过受孕、怀孕、养育三个阶段，当这三个阶段开始分离，甚至是合法成为市场领域时，母亲的身份很难得到确切的认证。
实际上在代孕市场中，主流买方多为不孕不育的异性恋夫妇，而卖方“代孕妈妈”基本为经济条件较差的女性。市场化表象的自由之下，依然是自由的限度问题：在双方经济条件相差巨大的情况下，又有谁敢肯定“代孕妈妈”是自愿的？一方面要求代孕妈妈用“爱”哺育腹中的婴儿，一方面婴儿诞生之后又迅速剥夺了代孕妈妈的母亲的身份，两种话语之间的迅速转换揭示了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
再者，孩子的养育也一直被认为是母亲的任务。由于节育技术的发展，过去那种女性不停生育至绝经的现象已经很少了，但是孩子数量的减少并不意味着母职的轻松化。实际上随着义务教育与童工法规将孩子从劳动中驱赶出去后，儿童的经济效用降到了最低，而儿童社会化的时间又不断延长，教育成本不断提高，这其中的成本连同责任，悉数转嫁到了女性头上。
在影片《婚姻故事》中，女律师指出“好父亲”是近三十年才出现的概念，并且好父亲的标准相比好母亲，实在是低的太多。“糟透了，但就是这么回事”，在当下“丧偶式育儿”的抱怨声中，现实依旧如此严峻。在2017年上海市妇联发起一项网络调查中，61.67%的母亲认为，自己承担了孩子的主要养育责任，仅22.42%的母亲认为，孩子的父亲承担了主要的养育责任。[1]
母亲承担养育责任的直接后果就是女性成为劳动市场的边缘人物。在传统的养育分工下，女性因为哺育婴儿而离开职场，在付出养育劳动的同时，也牺牲了本应得到的工资收入。而在显性收入减少的情况下，隐性的剥削更为致命。未育的女性在求职时经常面临雇主的产假担忧，用工成本的提高使得资本更倾向于雇佣男性。而已经生育的女性，雇主考虑到女性的家庭责任，使得女性在职场上的升迁有了“玻璃天花板”。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之下，需要承担母职的女性大多只能从事非正式的零工，赚取补贴家庭的“零花钱”。
而传统中认为丈夫的工资才是家庭工资的论点也站不住脚。上野千鹤子指出，在妻子专心养育孩子而失去收入时，年轻丈夫的工资却极低；而当孩子后续需要高昂的教育支出时，母亲再次进入职场，此时她所赚取的补助性收入对于家庭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不管是孩子的养育还是教育，到头来都是妻子在承担。
另外，这点对于单身妈妈来说更为致命，作为边缘劳动力，她们很难找到养活自己与孩子的正式工作。NHK录制组出版的《女性贫困》中，记录了大量单身妈妈的艰难生活：从暴力无能的丈夫手中逃脱后，父亲的抚育费一拖再拖直至分文不给，国家的育儿补贴只是杯水车薪，而孩子也被公立幼儿园拒之门外。她们大多数只能从事非正式雇佣的工作，雇主很难去雇佣一个单身妈妈，而就算在正式工作下，她们也没有金钱与时间解决孩子的托管问题。最终，许多单身妈妈流入“色情店”工作，讽刺的是，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色情店”设置了宿舍儿童托管所与宿舍。在这里，单身妈妈所需的就业、育儿援助与居住一步到位。色情店代替国家，成为了真正解决单身妈妈燃眉之急的一方。
三重劳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的合谋
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与资本市场对女性劳动力的渴求，女性进入职场已是不可抵挡的潮流。但如上所述，家庭内的性别分工并未随之得到彻底的改变。妻职，母职与资本市场的劳动力，这三重身份压在女性身上，正是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对女性的三重剥削。
面对这样绝望的后果，许多女性因此选择不进入家庭。但这是最终解决之道吗？实际上，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并不对简单对应家庭与市场，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形成合谋。拒绝进入家庭的女性依然会进入父权制下的劳动市场，就像市场也在快速侵占家庭领域。上野千鹤子指出，女性虽然逃离了一个男性的支配，但取而代之的是，她会受到作为一个阶层的男性的彻底支配。
因此，拒绝家庭可以是个人选择，但绝不是全体女性的最终出路。在一个社会中，个体应该拥有婚姻自由与生育自由，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给予所有女性最好的保障。美国女性运动的目标之一便是要求创造一个让单身母亲也能安心抚养孩子的社会环境。但如今却有一批人打着“女权主义”的旗号，用“婚驴”等词汇去辱骂进入婚姻的女性，这种针对个体女性的恶，并不比父权针对女性的恶少，其结果也走向了女权主义的反面。
最后，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合谋下我们有何选择？我想借波伏娃的观点阐明女性工作的重要性。波伏娃认为无论妇女的工作多么繁重和令人疲惫，它依然为妇女的发展敞开了可能性。通过走出家庭和男性并肩工作，妇女“重获超越性”：她“具体肯定了自己做为主体的地位，她是积极描绘自己命运航程的人”。[2]
参考资料：
[1]减少“丧偶式育儿” 上海妇联建议强制男方休30天育儿假,财新网.
[2]《生命的华章》（The Prime of live),西蒙娜•德•波伏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