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尼尔全球史：从史前到21世纪的人类网络》是一本由约翰•R. 麦克尼尔 / 威廉•H. 麦克尼尔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0.00元，页数：50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麦克尼尔父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全球史方法论，将人类的行动置于网络之下审视，所谓全球史其实就是人类从离开非洲之后由分散到整体的一个过程。在麦克尼尔笔下，编年的框架、国家的不同都弱化了许多。 科技是推动人与人联系紧密的重要工具，人类用了漫长的时间，湮灭了空间。在这方面，宗教也有着异曲同工的作用。民族主义的诞生，使得政治和文化的界限弱化，政治的背后离不开文化的认同。人类社会只会愈加紧密吧。 但是宏大叙事的结果，自然是对单纯的“人”的抹杀。在网络下，我们不过是构成网络的“编码”。并且在其中也能看出在旧世界和新世界中，及之间都有边疆史观的叙述痕迹，也即是说，全球史也跳不出“我者”与“他者”？
●作者从“网络”这一独特观点和视角出发，对人类的文明历程和世界文明史进行鸟瞰式的“时空观察”，真正意义上做到了“纵观全球各大洲、对比中西数万年”
●全书用以“网络”为核心的史观（全球史观的一种角度）来阐释世界各文明之间的关联，侧重史论，史实的叙述为史论服务，不能形成用条理的脉络，故读者需要一些世界史基础。
●已然经典，可深可浅。
●网络是表象而非内因和驱动力，把这个作为全球文明共同的发展线索未免也太孱弱了。没看出有什么提纲挈领的效果，只是纷繁的历史事件的堆砌。
●已购。买重了，这本就是之前买过的《人类之网》。。。用“网”这一历史观出发的写作，从迁徙，贸易，科技发展这些方面的发展讲下来，当然越近当代，网的特征就越来越明显了。
●在麦克尼尔大师的作品里远不如《西方文明史纲》，在全球史领域内也不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虽然麦大师的学术地位远高于斯大师），文笔比较枯燥，新史料并不多，学术思路比较保守，前半段完全是世界古代史的简述，絮絮叨叨，后半段（1492年大航海时代之后）渐入佳境，对有些历史现象和事件比较有独到见解，但总体无非就是“人类交往史、地球村的发展史”，令人眼前一亮的新观点和金句并不多。PS：北大中文版的翻译质量实在难以恭维，病句错字很多，有些对不起这么响亮的出版社招牌
●传播学受益
《麦克尼尔全球史：从史前到21世纪的人类网络》读后感(一)：从远古走来的人类文明史
楔子：大约在400万年前的非洲，我们的猿类祖先冒着生命危险从树上下到地面，进入热带无树的大草原地带，这片草原上，气候干燥，雨季、旱季交替轮换，生长着各类草本植物和一些耐旱的丛林、水源、各种干果、水果、草根和树叶，还有各种小动物和昆虫，为我们的猿类祖先提供多样化的食物结构创造条件…
《麦克尼尔全球史：从史前到21世纪的人类网络》读后感(二)：《麦克尼尔全球史》：共有一个地球，共享全部文明
《麦克尼尔全球史》：共有一个地球，共享全部文明
最近读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麦克尼尔全球史》，很感作者对全球史叙述的新鲜意味，立刻去查找了一下背景资料。这本书2017年3月出版，译者王晋新等。本书还有一个副标题：从史前到21世纪的人类网络。“网络”在本书中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概念，这意味着作者用一种全新的透视方式，重新鸟瞰人类的历史。
资料中意外地发现，在2013年10月中信出版社也曾经出版过威廉·麦克尼尔的《世界史》，副标题是：从史前到21世纪全球文明的互动。
可以看出，两书的主题有着极其类似的共同点，但《麦克尼尔全球史》显然不是作者的另一部著作《世界史》的重新演绎。本书的原名《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可以看出，麦克尼尔注重历史中的各个文明的互动与联系，也就是“互联性”，这正是网络的特征与特点。《麦克尼尔全球史》署名是威廉·麦克尼尔与他的儿子约翰·麦克尼尔，而儿子的排名更在前面，出版年代在2003年，而2016年威廉·麦克尼即已去世，这本书，可以说是其子的手笔占据了大部分遣词造句的空间。比对一下《麦克尼尔全球史》与之前的《世界史》，两书的时间节点与叙述侧重都有所不同。特别是两书的时间节点，也就是两书分割成阶段时期的节点，完全不同。
由此我们联想到，读历史书，有一个关键点，就是我们必须把握住作者所确定的时间节点。
一个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的时候，首先所做的关键性的一步，是要把连绵的历史，找到一个能够说明重点事项发生变化的节点。就像中国近代史究竟从哪一点开始，现在一般的教科书都把这一个节点放在了鸦片战争发生的年代，显然，这能够较为容易地说明问题，但是要研究鸦片战争，还必须将视线向前延伸，至少应追溯到嘉庆年间与西方人接触的年代，将此视着鸦片战争这一中国近代史起点的更为切实的缘起。
全球一盘棋发生深刻变化的年代，是西方历史中一直强调的“大航海时代”的来临。而这个“大航海时代”则完全是“西方中心论”观念中的一个核心语词。对世界的认知与把握，在这一体系的观察下，是以西方的视角来透视与甄别的。
而显然，对于中国历史来说，“大航海时代”显然是一个与我们历史叙事空间没有特别关联的时代。中国的近代史一直到鸦片战争时期，这个“大航海时代”的最末梢的时间段对中华帝国封闭大陆的一次暴力性的撞击，才开启了中国历史与众不同的关键性的节点的出现。
在《麦克尼尔全球史》中，将1450年，作为一个世界性网络开始编织的时代起点。那么这个年代发生了什么？
一般历史观认为，西方中世纪的时间段为476年西罗马灭亡到1453年东罗马帝国的覆灭。1453年，可以笼统地被称为中世纪结束之年，而东罗马帝国的覆灭，是因为穆斯林攻占了其首都君士坦丁堡，实际上，就像围棋中布放的一个点，这一欧亚大陆桥的隔断，导致了东西方联系的中止，而这也正刺激了欧洲绕过了陆路，而转向了海上，开启了随之而来的航海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讲，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反而是一个极佳的刺激点，开启了世界历史的一个新的打开方向。全球化，在西方人的视角与站位下，也才真正地成为一个得以成立的概念。
1450年，对于中国来说，显然未曾掀起任何波澜与惊悚。从1450年，到1840年，这之间还有着漫长却又很短促的390年，东西方地理上的距离，转化为时间上的近四个世纪的间隔，才能把遥远的西方发起的一场波动纹路以阵痛般的力道，刺痛中国。
1453年，看起来是以西方败退的方式，被赶出了欧亚大陆桥的亚洲一端，从此也奠定了欧洲人始终未曾越过君士坦丁堡，重新返回亚洲。然而欧洲人，却在大西洋以西的另一个空间里，获得了巨大的生存空间。
1450年，被《麦克尼尔全球史》作为一个历史的重要节点，显然是合理、合适且合情的。
毫无疑问，这是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能够看到的一点。这一点，正是麦克尼尔的成名作《西方的兴起》所着重讨论与回答的问题。
然而，再往前回溯，《麦克尼尔全球史》的作者确定了公元一千年为一个重要的节点。这就是书中的第五章，也就是在“大航海时代”前出现的一章。但在这一章里，欧洲人的地位就相当尴尬了，在全球性的网络中，欧洲还处于蛮荒的边缘地带。作者为此写道：“公元1000年时，西欧的大部分地区基本上还是乡村——只是一片人烟稀少的蛮荒之地。当时基督教文明的中心在东方，一位以君士坦丁堡为帝都，操希腊语的罗马皇帝，同东正教教会相配合，统治着庞大的拜占庭帝国。500年之后，这个帝国却被更加强大的、处于不断扩张之中的奥斯曼国家所取代。”（P186）
那么，欧洲为何在这之后的五百年里取得神速的发展？作者提前性地在这一段中进行了分析：“因此及至1500年，西欧人业已从其拜占庭和穆斯林邻居处学到了许多重要知识，甚至还从遥远的中国输入了一系列同样重要的先进技术。简而言之，从旧大陆网络体系中那些他们所欠缺的各种观念、物品和实践经验的流通交往中，西欧人在财富和力量上所获取的收益最大。这对1500年以后美洲和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P138）
我们注意到作者的用词：欧洲文明从其它文明那里，“收益最大”，而之后，把其它的文明融入到自我体内的欧洲文明，又对世界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最”与“决定性”，可以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欧洲文明的开放性，正是在这种全盘尽收又能够发展创新的欧洲文明，才使得西方文明在近代全球史中一直居于支配性地位也就是中心地位。
那么，欧洲文明为什么能够后来居上，超越了它之前所吸收了的文明？作者在讨论这种全球的网络体系中，必定要对此加以阐述，而这也是我们中国人最为关注的部分，因为，我们中国人必定会想搞明白的是，为什么在一千多年前没有其它民族高雅、技术没有其它民族先进（P189）的欧洲人能够弯道超越？
作者认为，与东方的严格控制经济与社会相比，西欧显得更为自由，能够激发人的创造力。作者强调：“欧洲城市的自治状态与中国那种城市人口虽多但却从属于国家政权牢固控制的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伊斯兰世界的城市精英们所享有的自由状态则处于欧洲同中国这两种状态之间。”（P191）。
可以看出，作者在这里，比较了世界的当今的三大文明的特点所在，这三大文明分别是以中华文明代表的东亚文明，以欧洲文化为代表的欧洲文明，以伊斯兰文化为代表的中亚文明。而至为关键的是，一个开放的、能够自发的变革的文明才能获得不断进步与再生。
而与此同时，作者在指出欧洲城市之间的契约关系，也是其能够奠定一种内在凝聚力的精神维度。作者指出中国、穆斯林社会更注重家族关系，而欧洲人从一开始就“比较容易对市民伙伴予以信任”（P192），看起来，中国的家族企业传统，看似有其符合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心理因循，但是作者毫不客气地指出，这种家族企业恰恰蕴含着一种巨大的文化的弊端。作者认为：“超越血亲关系限制、彼此保持信任合作的这些原则，的确使欧洲市民们彼此之间相互信任，坚定地恪守与非常值得信赖的人们所达成的各种关于工作、收益的分配规则。”（P193）
契约精神与信任关系是欧洲社会能够形成以团结为核心的共同合力的原因，相比之下，东方社会只能依靠血缘关系才能维护信任关系，最终带来的是一种社会群落的分崩离析。中国传统文化里一直有“上阵父子兵”，这种文化传承衍生出强大的关系网效应，导致了中国社会始终受到诚信失守与契约丧失这一痼疾的摧残与袭扰。作家毕飞宇在评点莫泊桑小说《项链》的时候，就指出，这个小说的情节结构得以成立的关键，就是契约精神。小说里的女主人公能够用一生的辛劳，去赏付一夜风光的代价，正是这个社会有着坚守契约的传统，而正是这个关键点，是我们中国社会所不具备的。所以，我们对这个小说的理解，只能从讽刺虚荣、歌颂劳动这些言不及义的角度去讨论小说。这一点，正可以看出，东西方的文化历史积淀所导致的我们精神储备的差异。
再往前推演，《麦克尼尔全球史》书中在踢开欧洲文明之后，就可以顺理成章地陈述我们所熟知的四大文明古国在当时它们存在的世界上，如入无人之境一般，独占人类文化的风头与峰巅。
四大文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国，它们都属于作者在书中提出的一个重要的地理概念：“旧大陆网络体系”。“它涵盖了欧亚大陆和北非的绝大部分地域。”（P3）。这些文明之间在欧亚大陆这一片广大地域中，产生了广泛的互动式的影响。作者认为，前三个文明，形成了“历史上的第一个大都市网络”，而中华文明，则形成了“欧亚大陆上的第二个大都市网络体系”（P55）。而作者特别在书中，强调对应于西亚巴比伦王国的苏美尔城市，认为这一文明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括中国，也在商代“卷入到一个以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为中心的巨大的政治——军事漩涡之中。”（P73）。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在《麦克尼尔全球史》一书中，作者条理分明地把世界历史当成了一个始终在互动中不断吸取、不断磨合、不断渗透的过程，从最初欧亚大陆出现的古老文明，到这个文明催生出的欧洲文明，再到欧洲文明之足，踩着地理大开发的节奏，奔向美洲大陆，把全世界的文明网罗到一个前后关联、相互关涉的巨大的网络之中，使我们看到，历史上的每一个局部的蝴蝶的翅膀，都能够在全球的范围内，掀起一场破天荒的强劲趋势。世界文明就这样环环相扣地紧联在一起，甚至难以分辨出哪一个环节是不重要的。作者在阐述欧洲文明复苏的时候，指出“对亚里士多德的著述以及阿拉伯人的注释进行系统翻译，为欧洲人带来了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般的广博知识。”（P199）。可以看出，作者肯定了欧洲文明的知识源头，正是阿拉伯文化。
通观《麦克尼尔全球史》一书，它始终关注的是世界文明的交互作用，而对历史的具体细节却未作过详的概述，如果用一句相应的中国书来对应它，我想，可能用张星烺先生主编的《中国交通史料汇编》中的“交通”差可比拟。《麦克尼尔全球史》谈的是世界文明的相交联、相互通的关系。它用以证明的是，人类的历史，从来都是在全球范围内的进程中相互影响的。任何脱离掉全球的影响，都会自绝于人类。书中提到一个例子，太平洋的岛国上，那些登陆的岛民们在经过几代之后，便忘记了祖先的记忆，而固步自封地认为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的人类，当有一天西方人上岛后，他们才如梦初醒，但已经无力抗衡世界的发展。书中提及一个有趣而又可怕的现象，就是越是封闭空间狭小的地方，越导致迟滞落后。欧洲文明也曾经是世界上落后的地域，但它们在开放地吸取其它文明的精华之后，一飞登天，而同样我们熟知的是，中华文明也曾经昏睡百年，但一旦开始了与世界的沟通与互联，中华文明便实现了自我的重启之旅，人类拥有一个共同的地球，应该共享文明的交互的创造成果。
《麦克尼尔全球史：从史前到21世纪的人类网络》读后感(三)：【转】约翰·麦克尼尔谈全球史及人类之网：历史是人类社群的联结
胡骁南采访，钱赫翻译
原文载于：上海书评（2018年6月）
原文地址：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183375
约翰·麦克尼尔（澎湃新闻 蒋立冬绘）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这位曾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美国世界史学会主席的历史学家，全球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就以一本《西方的兴起》赢得大名。2003年，他与其子著名环境史研究者者约翰·麦克尼尔（John R. McNeill）合作，出版了《人类之网：鸟瞰人类历史》( The Human Web: A Bird's-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曾于2011年引进此书，2018年推出的中文修订版，则更名为《麦克尼尔全球史：从史前到21世纪的人类网络》。值此新书出版之际，《上海书评》采访了小麦克尼尔，请他谈谈撰述此书的初衷与经过，以及他们父子对全球史的理解。
《麦克尼尔全球史：从史前到21世纪的人类网络》您的祖父是一名历史老师，您的父亲威廉·麦克尼尔又是一名蜚声全球的历史学家，是世界史研究的先驱性人物。您选择从事历史研究是否受到他们的熏陶和影响？在您后来的学术生涯中，您觉得这种家学渊源对您影响最深的是什么？ 威廉·麦克尼尔，摄于2004年麦克尼尔：没错，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历史学家。我祖父研究的主要是基督教会史，他是加拿大人；我父亲研究世界史（全球史），他们都很成功，写了很多书，所以某种程度上我成为历史学家是自然而然的，这种家学渊源是一种优势，我比大部分其他孩子能耳濡目染更多。但也有一些劣势，因为我父亲很成功很有名，我常常被拿来跟他比较，可以说我还没有达到他那样的成就，但这也没关系。
我曾经努力学习其他学科，我在本科一开始学的是数学和物理，我也尝试过工程方向，但学得不太好，所以我直到本科最后一年才转向历史方向，因为在美国的教育体系中，你一开始不需要选定本科专业方向，你可以在中途选择，你可以改变主意。我就改变了主意，因此我较晚才决定要成为历史学家，但我很庆幸自己做出的选择。
如果说他们对我最大的影响应该是他们的专注投入和勤奋。他们工作都十分努力，我从小就耳濡目染，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我职业道德方面的榜样。这大概是我从他们那里受益最多的，但肯定不止如此，因为我父亲是世界史学家，这影响了我的观念，有时使我也想成为世界史学家。
我们知道，写作全球史对历史学家的知识面的要求非常高。《麦克尼尔全球史》不仅涉及西方世界，还涉及诸多非西方世界。这让我们很好奇，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您和您的父亲是如何进行知识上的准备的？麦克尼尔：我们所做唯一的准备就是多年来的历史阅读和教学。我们合写这本书时，我父亲的阅读积累和教学经历已逾五十年，我也有二十年的经验了，这就是我们所做的准备。我也努力学习了我父亲不太熟悉的领域，最典型的例子是非洲史，他不太了解非洲史，我的优势在于我曾在大学教过几年非洲史，这增进了我对这一地区的了解，这就是准备工作了。
我们能够读到的出自西方学者之手的历史著作，有不少都或多或少地沾染着西方中心论的色彩。对您和您父亲写作的这部世界史来说，你们是如何摆脱西方中心论来写人类历史的呢？现在回看这部已经完成的著作，您觉得你们对这一点完成得怎么样？麦克尼尔：我不确定，我尽力规避了，但是很难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所有偏见，因此尽管我尽力避免西方中心论的偏见，但也许在某些方面并未做到，肯定有一些非洲、亚洲的历史学家会反对我或我父亲所写的内容，觉得这本书带有西方中心论的思想，这也是事实，但同时我要说，我和父亲都做出了努力。如果你将这本书中涉及欧美历史的页数与涉及非洲、南亚和东亚历史的页数相比，就会发现此书并未过分强调西方世界。但我必须承认我没有自己数过每一页，但我认为情况大致如此。我避免西方中心论的努力在于尽力公平分配读者的注意力，使世界上的各个地区所占篇幅大致平衡。
您父亲在其回忆录《追求真理：威廉·麦克尼尔回忆录》中说：“40年后，我的儿子和我编制了一部修订的、校正的和浓缩版本的人类历史。不论其他人如何评价，我一生的雄心壮志如今已经竭尽全力并心满意足地实现了。”可见，您的父亲对《麦克尼尔全球史》的评价是很高的，这也是他世界史著述的封笔之作。他曾说起，这本书的写作缘自您的提议，那么，您当时为什么想要写这本书呢？您觉得这本书与其他世界史著作最大的不同在哪里？您自己如何评价这本书？麦克尼尔：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就有了这一想法，我当时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即将迎来第三个，这意味着两件事：一，我需要更多的钱，所以我就想，如何赚更多钱呢？我可以写本畅销书。我之前写过几本书，但它们是学术专著，《人类之网》不是学术专著，更像普及读物，这是我写书的动力之一。另一方面，这与我的家庭环境也有关，那时候家里有小孩，我无法继续写之前那类作品。之前我写作时会在海外待一年到一年半，泡在档案馆里。我写第一本书的时候，在四个国家的档案馆里工作过，耗时约一年。写第二本书的时候，去了六个国家，离家一年半。当时的家庭情况不允许我继续这样做，所以我得写另一种可以在家完成的书，我不能去档案馆，只能参考二手来源、出版资料。写这本书时，我的研究是在图书馆完成的，没有离开家乡。这就是我制定这一计划的两个原因，都与我的家庭情况有关。
我可以跟你聊聊这件事是怎么开始的，当时我父亲住的地方离我有五百公里远，我们每周通过邮件联系，不是电邮，是传统纸邮，因为我父亲更喜欢写信，虽然他后来学会了发电子邮件，但他还是更喜欢写信，我保留了所有往来信件。我们的通信持续到2000年，那时我们基本完成了全书。他先写完了他的部分，因为我还要照顾家庭和上课，没法写得像他那么快。他当时已经退休了，全天都有空写作，所以他比我早完成，然后我们交换所写部分，对对方的部分进行修订，有时我们会争论最后的呈现方式。我一年至少去看望父母三次，每次去就会和父亲长时间讨论写作计划，也会具体到某一句话的遣词造句，这就是我们的写作过程。最后一部分是与出版商交涉，这一块基本是我在负责，因为谈这些事情用电邮更方便，但我父亲不喜欢用电邮。
关于这本书的与众不同之处，首先，它的篇幅几乎短于任何一本世界史书籍。其次，它有一个主题，即标题中的“人类之网”，对人类社群不断增强的联系的探讨贯穿了每一章节，所以这本书并非想要详细阐释某地的历史，而是试图表现地区之间的联系史，所以我认为它有多数世界史没有的主题。
我对这本书整体来说挺满意的，其中我和我父亲都有一些妥协。我们写作时争论过，并且各有胜负，有时互相让步，有一些部分我并非全然满意。我现在在写另一本世界通史作品，已经快完成了，我是唯一的作者，所以我可以畅所欲言，不用妥协。但我对这本书的满意程度也有百分之九十五了。
您和您的父亲选择以“网络”（web）作为贯穿整部书的核心概念和解释框架。能否请您谈谈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您的父亲在回忆录里说，这“是一种比旧有方法的解释更好地理解人类过去的方式”，我们对此应该如何理解？麦克尼尔：因为我觉得“网络”一词展现了地区和社群间的交互联系，我选择该词后，我父亲也立即同意了这一选择，因为我们写作时，电子互联网还是我们不太熟悉的新事物。互联网象征着人群和社群之间不断增强的联系，所以该词在当时十分恰当，现在我仍然认为它展现了这种联系关系。我认为人类历史上的许多变革来自这种联系，所以当个人和群体接触到新的思考方式、新技术，可能还有新的疾病时，这可能会改变他们的思维和社会。在我看来，这种联系常常是人类社会变革的驱动力，因此这本书和我写的所有史学文本都强调联系。
The Rise of the West（《西方的兴起》）我父亲的那句话是指他自己在1963年出版的一本书，即《西方的兴起》，这是他觉得可以改善的地方。我也同意，其中有几个原因。第一，《西方的兴起》很少涉及非洲和拉丁美洲史，尤其是前哥伦布时代的拉丁美洲，即西班牙人到达那里之前，我们合写的这本书对这些地区的阐释要好得多，这是我认为这本书更好的原因之一。第二，这本书对网络和联系的探讨更明确、更清晰、更有力，《西方的兴起》就略逊一筹，尽管我父亲在《西方的兴起》中就思考过社群联系，但比起这本书还是有不足。
具体到“网络”这个概念本身，您觉得推动网络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动因有哪些？麦克尼尔：有好几种，有些是无意识的人类行为，带有偶然性，一些社群间的联系是偶然形成的，并非人为，一个例子是生物交流，比如天花怎么就传到了日本，没有人有意这么做或想要如此，但天花就传到了日本，这是偶然事件，是网络构建的途径之一。此外，人类也有许多有意建立起来的社群联系，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商业联系，为了经济利益寻找贸易伙伴，所以历史上很多网络是由商人建立的，最著名的例子是丝绸之路，所有中国人都知道。此外还有成百上千个类似的例子，有海上的、陆上的，它们共同组成了社群间的联系。除此之外在扩展联系网的背后也有政治动因，比如帝国的建立，随时间流逝建立更牢固的统治，但也有僧侣和传教士建立的独立的文化联结，例如佛教传入中国是通过五百年前访问印度的僧侣。佛教的引入改变了中国，这与政治扩张无关，与商贸也只有微弱的联系。这些是网络构建的其他方式：经济、政治和文化。
更进一步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各个文明在“网络”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它们的关系是什么？麦克尼尔：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回到被提及很多次的汤因比，他写《历史研究》时将人类历史划分成几类不同的文明，我记得他一开始列出了二十一种，后来这个数字又有增长。我认为这不是了解人类历史最好的方法，如你所知，我强调联结性，否认文明之间是独立分离的，至少一般来说是这样，因此“独立的单个文明”这一概念在这本书中出现得很少。如果完全按我的想法来写，它的比重还会更少，实际上我完全不会使用这一概念。我自己并不将历史看作印度文明、中国文明、日本文明等的集合，我认为它是一系列人类社群的联结，所以我也不太接受“文明”这样的概念，它们常常限于精英文化，很少提及普通的村民、牧人等等，这些人没有意识到他们也是印度或中国文明的组成部分，只是进行无意义的分类。几个世纪以来，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觉得这种分类很有用，但它们主要用于理解精英文化，社会最上层百分之一的人，他们能识文断字，了解宗教传统等等，这一分类对理解大众没有太大帮助，所以我倾向于弱化单个文明的重要性，很少使用这一术语。
如果不使用这一概念，那您在书中如何区分不同的文明？麦克尼尔：我会用社会差异、文化差异等表达，避免“文明”这一概念，但我父亲对这个概念的接受程度就比我高得多，当然它们之间是有差异的，我不是在说日本文化就跟印度文化一样，远非如此，两者差异很大。在本书中，我们首先会从地理和生态方面描述某一地区，然后很快涉及更多方面，如经济、宗教。有人可能会说你综合了这些方面，就是在描述某一文明，但我不会这么想，这本书的网络联结视角没有忽视不同社群和文化的差异。
在这样一个史学专门化和碎片化的时代，您怎么评价《麦克尼尔全球史》这种史学上的宏大叙事对历史学、历史学家乃至历史读者的意义？麦克尼尔：我倾向于这么想：所有历史学家应该从事不同规模的研究，这包括了细节化的地方研究，有历史学家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很重要，其他历史学家从事更宏观的研究或是全球研究也很重要，历史学家们的研究应该覆盖所有地理规模。我常说这跟地图制图很相似，描绘北京中心城区的地图很有用，能展现很多有效信息，比如每条街道；但它无法展现北京与其他亚洲地区的关系。这时就需要另一幅地图，有时甚至需要地球仪来展现大洲之间的关系、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关系，这都需要巨大的地图，因此我眼里历史跟地图类似。我们需要小范围的地图，也需要大范围的地图，不是每个历史学家都要成为宏观历史学家，也不是每个历史学家都要成为微观历史学家，但作为整体，我们要研究所有规模的历史。
您希望更多普通人能够读懂这本书吗？对世界史而言，您是否认为，每个人都需要了解一些相关知识呢？麦克尼尔：是的，更多的普通人读懂这本书，这一点对我来说很重要，或者说这对我，比对我父亲要重要得多，部分是受到我母亲的影响。她不是学者，喜欢阅读流行小说，她总是对学者式的自负不屑一顾，包括我父亲的，她更像个普通人。我在写了两本学术专著后，希望其他作品都通俗易懂，这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每个人都能看懂里面的用语、概念和论点，我觉得这样更“民主”。我觉得每个人都懂一点世界史很好，如果懂很多就更好了。但事实上，我也知道这不太可能，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历史，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上学，所以这不会很快实现，但若实现，世界会变得更好。
您现在将更多精力放在环境史的相关研究上，世界史研究对您的环境史研究有什么帮助吗？麦克尼尔：我研究环境史差不多三十年了，环境史和全球史是我的两个专业领域，这两个领域有许多交叉共通的部分。我有两部作品都是关于全球环境史的，试图全面地梳理地球上的环境变化问题。其中一本书针对二十一世纪，另一本研究的时间段则是1945-2015年，我很快就会再出版一本全球环境史的专著，范围是十九世纪。这两个学科有很多交互的机会，其中有很多原因，最为重要的是，气候变迁的进程常常发生在全球性的范围内，几乎不会仅限于单个国家，因此环境史在性质上往往是跨国的，甚至全球的。例如，你想充分了解大气层的历史变迁，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含量的上升，你只能将它视为全球性的现象，否则无法理解。
那么，目前仍有很多学者研究世界史吗？世界史的前景如何？您认为这是一个大趋势吗？麦克尼尔：我只能从美国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对其他国家的情况不太了解。是的，我认为这是一种趋势，而且我觉得这是对一个更宏大的历史进程的映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全球化，这大概是近几十年来全球史研究越来越热的主要原因。尽管没法下定论，但我认为这一趋势仍将继续，我也认为在某些方面全球史研究会越来越简单，因为现在通过电子媒体获取信息越来越便捷。二十年前，你要撰写全球史专著的话，必须接触到丰富的图书馆资源，现在这一点就没那么重要了，因此现在研究全球史的门槛降低了，更多人可以参与进来。
在《人类之网》中译本修订版中，书名翻译为“全球史”，您如何区别全球史和世界史这两个概念？麦克尼尔：这个问题有一些争论，我用这两个术语表达同一个意思，没有什么区别。但也有一些人坚持两者的差异，认为全球史针对的只是现代时期，学术界意识到“全球”的概念之后。比如说，两千年之前中国没人知道南美洲的存在，南美洲也没人知道中国的存在，有些人就觉得在那种情况下不会有“全球史”。因为人们需要意识到“全球”的存在，“全球史”才得以成立。但我不同意，我认为全球史和世界史这两个术语可以相互代替。
最后一个问题，您对您父亲说这是一部全球范围的“极其简短的历史”，您为什么希望它尽可能地简短呢？麦克尼尔：一开始我想将此书命名为《全球简史》，但出版商说，这个题目不好，你得换个题目。我希望它尽量简短主要是因为我希望更多人来读这本书，我想效仿刚去世的英国学者史蒂芬·霍金。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写了《时间简史》，那是一本宇宙史。我想如果霍金能用两百页写了一部跨度达一百四十亿年的宇宙史，那我也能用两百页写一部世界史、人类史。它的跨度最多也就二十五万年，但我没能成功，这本书超过了两百页，部分原因是我“聘用”了我父亲跟我合写，他写的一些章节比我们预想的长，所以这不是一本“极其简短的全球史”，但它是一本“全球简史”。
《麦克尼尔全球史：从史前到21世纪的人类网络》读后感(四)：依然没能治好全球史的痛疾
请设想这样一个问题：假如你是一个政治实体的领袖，且业已读完《麦克尼尔全球史》这本著作，怀着增进本社群福祉的期待，你会选择更多地融入那些主流网络吗？ 如果你是阿兹特克的君主，你会选择“勇敢地”和西班牙征服者接触吗？或者领导公元3世纪欧亚大陆两端的罗马和汉朝去主动、全面地和当时的网络中心——西亚近东地区接触，即便这些地区孕育了该世纪最恐怖的瘟疫和侵略者？答案是绝对否定，因为包括瘟疫在内的入侵者会迅速摧毁这个文明，这种接触越是热情，这个文明衰死得越快。
自有历史意识以来，关于“进步”与否的讨论便成了任何一种历史叙事中不可逃避的先决因素[1]，任何历史学家想要说明“当代”比“以往”进步，则必须说明导致这种进步的原因是什么。同时，无论按照何种计量标准都必定证明不同地区在“进步水平”上存在撕裂式的悬殊。解释“现代”进步于“前现代”、“先进地区”进步于“落后地区”的关键便是历史学家的历史动力学，这一点在全球史撰写上尤为明显，没有任何一位全球史家可以在没有自己历史动力观念的基础上拥有一套可行的叙事策略。
作为目睹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后马克思时代学者，麦克尼尔父子别出心裁地使用了“网络”这一概念进行叙事。就“网络”（web）词语本身而言，它表面上不带任何意识形态假定，比起“自由制度”、“科学”、“民族”等概念来说具有无与伦比的普适性。出于一些原因，即便本书获得了巨大成功，我们亦不得不重新考察其中的一些预设问题，它们中的核心便是历史动力究竟从何而来的问题。因为前全球史的历史动力观是历史目的论的各种变体，它和线性时间观、中心/本位主义（如西方中心主义）最初作为三位一体的不可分割的组合物出现，这正是犹太教为代表的一神教历史观的核心预设。而全球史家需要一条囊括全人类的叙事主线来使全球史不致沦为简单的国别史累加物，包括汤因比、斯塔夫里阿诺斯、两位麦克尼尔在内的全球史家皆使用了线性时间观这条主线。他们面对着一个根本性问题，即如何在使用线性时间观的同时切除历史目的论和中心/本位主义，从而推进全球史的普世化。为了使讨论更明确而有建设性，不妨把它拆解成两个最根本的问题：麦氏模糊历史的最小叙事单位，试图以网络中的地区为立足点来叙事是否能摆脱中心/本位主义？麦氏将人类史置于自然史中，淡化历史动力来源的做法是否能摆脱历史目的论？
一、 两重阴影
在讨论麦氏[1]全球编纂的实践之前，我们需要先行解决他们身上的谱系学问题，以一部微型的“全球史自身的历史”和“学者本人的个人史”以一窥麦氏试图解决的问题、他解决问题所采取的方式从何而来、他想避免什么。现代化对非西方民族其中一个最显著的改造便是以线性时间观取代循环论，认为“现代”进步于“古代”，“古代”又进步于“史前”，这种对立叫做“发展”，而“发展”在历史中是普遍存在的。西方历史目的论的滥觞是犹太教，再来便是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史观，它将线性时间观应用至历史叙事，勾勒出完整的基督教历史目的论[2]：一切历史都是完成某一形而上目的的过程，“现在”又比“过去”要更接近这种目的一点。近代以来目的论史观大行其道，便是西方优势和基督教线性时间观念结合造成的自然而然的结果，西方用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侵略手段同时将现代性思维方式和线性时间观念强加给全世界，成为一种组合烙印式的集体记忆。出于各种原因，全球史家希望坚持用线性时间观诠释历史，但要将“历史目的论”和“西方中心主义”这两个与“线性时间观”同时诞生的孪生姐妹切割出去，这便是全球史撰写的根本难题。一场切除病人脏器的危险的外科手术，这便是笼罩在全球史头顶的阴影。
而威廉·麦克尼尔本人身上亦有更加直观的、只属于他本人的阴影，是由阿诺德·汤因比投射下来的。汤因比之前的阿克顿勋爵所开创的“维多利亚史观”被《历史是什么？》的作者E.H.卡尔批驳为西方中心主义的最终定型产物，他不止一次对这位勋爵史家做出辛辣的嘲讽[3]，结果是卡尔永远被当时的历史学界边缘化，至死方休。时至汤因比活跃的年代情况稍微好转，他雄心勃勃地将全人类分为26个文明，且明确了“每一个文明都值得研究”的立场，开始了他大胆的实验。
《历史研究》有没有完成“摆脱简单的国别史总和”、“去除偏见预设”、“建构普适又连贯的叙事策略”这些全球史撰写的使命呢？且看本书的第一部——“历史形态”，这是汤氏确定他研究术语的部分。其中的第一部第七章是“希腊模式和中国模式”，第八章是“犹太模式”，汤氏指出只要能被视作一个独立存在的文明，都可以用以上三种模式解读。“希腊模式”是一种文化同一、政治分裂的文明模式，汤氏用它来比会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原地区和中世纪后期的北意大利诸城邦；而“中国模式”是一种循环往复、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模式，被他用在希腊的统一——分裂叙事上[4]，在此他认为任何地区只要被统一过哪怕一次，其后人便永远不会放弃大一统的机会；“犹太模式”则是没有实际领土的纯粹文化共同体模式，例子颇少。汤氏在书中后续内容广泛地运用了这三种模式，造成他独特的历史叙事模式。可以说三种文明模式的创举的确达到了“建构普适又连贯的叙事策略”这一点，尤其是将传统中国的历史循环论加入全球史书写中更有着两重创举：一是用西方世界以外的概念来诠释历史现象，二是理论本身的解释力，“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确有众多实例，但“众多”绝不意味着普适。话已至此，要反驳这种史观绝非难事：首当其冲的便是用某一时段的政治现象将“中国”、“希腊”和“犹太”三个各有所指的特定名词刻板化的嫌疑。很简单，循环轮回是中国民间特有的传统政治叙事，绝非严谨的历史研究，汤氏以一套源于中古时代的刻板叙事来取代另一种近代产生的民族本位主义的做法是否算是一种进步？以既定模式来嵌套不同民族历史的做法的确能造成相当的共鸣（比如阶级史观），但这是否以论代史？最后，既然“文明”本身是如此宏大而无所不及的概念，为何要以政治史中的一隅来限定文明模式的总貌？再者则是最为学界诟病的充满目的论的最后四章，他在解释不同文明在历史动力上的不同表现时使用了“是否勇敢应对考验”这样的描述（这也是他在之前几章论述“各文明的不同性格”的原因），并辅以有明显基督教色彩的“苦难造就伟大”观念。
上述列举汤氏著作中的吊诡之处仅为说明两个事实：一是汤因比试图摆脱西方中心主义叙事所用的手段使他落入另一个更尴尬的境地——以论代史；二是他在著作最后四章展现出了严重历史目的论倾向，这仅是一种包装过的神学目的论。这说明全球史的实践是如此艰难，以至于一位负有盛名、被称作世纪最伟大史家之一的学者都仅能举步维艰地做出一点不无争议的尝试，而依然没有解决学科根本问题中的任何一个。他的阴影将投射在威廉·麦克尼尔这位与他交流甚密的后继者身上，且看威廉的处境又是如何，以了解他全球史观的背景和细节。
王晋新教授在《人间与天庭——麦克尼尔与汤因比之间的学术渊源与分歧》一文中对汤氏麦氏两人在学理上的关系做了梳理，证明麦氏与汤氏阴影较量的存在。可见威廉·麦克尼尔的处境是这样的：他需要一套连贯通顺的发展式线性叙事策略，从在全球范围中找一个普世共性当叙述的立足点开始，避免重复国别史的简单相加。同时不能犯本位/中心主义的错误，也要注意避开以汤因比为代表的形而上历史目的论（即王文所说的“天庭”）。最后，如果可以，他想创造一种研究范式。准备工作业已完成，接下来将剖析威廉·麦克尼尔与约翰·麦克尼尔面对“摆脱本位/中心主义”和“避免历史目的论”所做的努力，它们的总和便是解释“历史进步如何成为可能”这一问题的“历史动力观”。
二、 谁是历史动力的基本载体？
麦氏在“导论”部分提到：
历史的驱动力，就是人们改善自身处境、实现个人欲求的愿望。然而，人们可以得到什么，无论物质的或精神的，以及他们如何去追求这些希望，皆有赖于他们所能加以运用得各种信息、观念和范例。因此，各种网络所起的作用，就是日复一日地输送、协调人们的愿望和行动——现在依然如此。[5]
段落中“驱动力”的原文为“drive”，在此我们得想办法厘清一个概念，在此且用创造概念的方式来进行：这里提到的“驱动力”究竟是一种“历史动力”（造成集体行为的动力）还是“历史原动力”（历史动力的生物学前提，属于个体动力）？且看书另一部分的语段：
各种网络皆具有社会生活无意识、无组织的特征。然而无论如何，他们自身之中也包含着一些有意识的组织——如各种血缘组织、部落、教堂、公司、军队、匪帮团伙、帝国等等——所有这些组织皆拥有自己的领袖，他们都行使着非同寻常的权力。[6]
这里提出了两个事实，网络本身不具有意识，它不会扩张自己；以及网络“中”[7]存在一些在历史中具有行为能力的实体（我们且称之为历史实体或社会实体），它们会将集体意识凝结成决策的领袖：
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这些领袖致使都市网络不断地扩展。任何世袭的领袖都在享受着臣属们所供奉的各种食物、服务、警备护卫和特权。他们通常都寻求扩展自己权势控制的空间，以使自己所享受的各类供奉的水准不断提升。而他们的随从们，或是为了避免惩罚，或是为了从中分得一点奖赏……因此、那些社会组织的领袖们为了拓展自己的权势和地位，一直在（即便有时是无意识的）推动自己所处的网络向外持续不断地扩张。[8]
且不管这些社会实体扩张的动因是否就如上述提到的一般——源于其领袖的个人欲求，退一步来看，有一个事实可以明确：网络是靠社会实体来扩张的。我们再回到“历史动力”和“历史原动力”的问题上来，即便个人欲求是一切进步的根本，但只有得到整合的个人诉求才能变成整个社会的公共诉求，才能成为一种历史现象。任何社会实体做出的整体决定，包括与网络互动的决定，一定是各种个人力量在碰撞、对抗、分流、妥协后的结果，这便是我们所说的“历史合力”，它是最终起作用的具体力量（如马克思将人追求发展和解放与阶级的客观存在作为历史原动力，而阶级斗争的具体情状视为历史动力）。借用作者的说法，它们可以是有意识的，也可以是无意识的，但一定是整合过的。由上，选段提到的“历史的驱动力”是历史动力的前提，应当是“历史原动力”。“原动力”必须借助一些载体才能发挥作用，即那些直接造成历史影响的社会实体，麦氏称之为“合作的框架”[9]，它们一定是在历史中具有行为能力、能够造成历史现象的实体。历史动力和承载动力的实体之间是有无相生的关系，然历史上存在太多大大小小相互嵌套的实体，那么史家若欲使史书撰写既不空洞又不至于琐碎则必须搞清这个问题：历史的最小叙事单位是谁，能够反映历史动力的最基本单位是谁？
这个问题曾在19世纪被解决，兰克们那种以民族国家立足的叙事完全不需要当代全球史家的顾忌。这种做法到汤因比时代就行不通了，汤氏在《历史研究》的序言中例举了一位法国纂史人试图通过寻找法荷边境上新石器时代的远古道路痕迹来为法兰西民族提供独立性来源的滑稽例子[10]，以此说明以民族国家为历史最小叙事单位是远远不够的。好例子如中世纪后期的北意大利城邦（自然被他定义为“希腊模式”），这些城邦绝不能各自成为最小叙事单位，甚至连整个意大利都不能够，因为她是整个地中海世界的一部分，单独拎出会使这个国家的历史孤立而难以解释。同理，将不列颠从欧洲史中单独拿出也是极不负责任的，因为欧洲的各个历史实体之间的互动是如此频繁，以至于若是排除互动因素它们的其中某些甚至都不会存在至今。这是汤氏作为老派全球史家的远见，他的做法是将叙事单位扩展至“文明”，这么做必将引入更多互动性因素，也更有当今全球史的味道。汤氏范式影响颇深远，如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一书上的汤因比烙印是如此之深，仿佛房间里的大象。但正如上文所证明的，汤氏并未成功完成切除那两块肿瘤的使命，他的文明史观必然有学理上的致命痛处，大致总结有二：一是“从未科学地定义文明”；二是更加根本的矛盾，即“文明”是否像“国家”那样具备独立的行为能力？显然文明不能作为一个同一而独立的行为主体来直接造成历史动力。诚然，我们完全可以说同一个文明之下的各国有很高的文化认同感。那么这些作为历史实体的国家是否会因为这些亲切感共享大多数战略资源，是否会放下国家利益与她们的“文化亲戚”来进行无私的互动，是否会享用同一套公共空间（如果这一条被满足了，那便是实际上的同一国，则不须讨论）？再者，亨氏亦须解释为何绝大多数历史上有据可依的战争都爆发在同一文明下的各国之间这一反证。由是，在公允地给出“文明”的定义之前，史家不能将最小叙事单位由民族国家扩展至“文明”，因为最终发出历史性决策的还是以国家为代表的那些具有独立行为能力的历史实体。
汤氏的后继者又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的序言中确定了自己的目标，要做到“像一位月球上的观察者一般观察地球”[11]，他在很多方面成功了，但一定不在“最小叙事单位”上。斯氏采用的方法是不规定任何叙事单位，如同俯视相机一般娓娓道来，这种方法类似于：假使我讲到古典时代，我会首先讨论之前思想界对“古典时代”划界的定义，然后采用一套折衷策略来断代。接着以活跃期的先后顺序将当时能称得上一流文明区的部分以章节体进行基本的叙述（当时的美洲没能供养出“一流文明区”），然后将次一级的文明区总合到一章来讲，略提那些所谓的“化外之民”，最后以一篇富有启发性的小论文讨论这个时代最受关注的问题来结束这个时代的叙事。他以平实而富含信息的语言、客观公允的眼光和在小论文部分富有创意的观点获得了巨大成功，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我们依然会发现他采用的那些分区策略和汤因比惊人得相似。如东亚文明区还是以中国为中心，略提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只出现在只言片语中，其余地区大类如此（虽然这极有可能是客观因素导致的，即这片地域有文献记载的文明区情况就如此，但同样是历史材料如此丰富、操作空间如此之大的东亚、西南亚、地中海世界，为何在可以改进原有叙事策略的情况下却几乎未变呢？）。盛名亦无法掩盖他并未在叙事主体这一问题上从汤因比阴影中迈出步子的事实。文学批评上有“潜台词”和“潜观点”一说，旨在说明那些未被作者说出却明白无误地包含在作品中的语言，按此说斯氏在最小叙事单位上还是无声地坚持了汤因比时代已有的文明史观，却又没有汤氏的目的论一类的叙事主线。问题很明显了，讲1500年前历史的上卷本结构极为杂糅，颇无主线，这种主线要到被他称作前全球化的蒙古时代和下卷本的“真正的全球史”才开始显现。整个前全球化时代漫长的历史成了1500年后的陪衬，令人遗憾。
既然文明和“网络”都没办法经营自己，必须得依靠形而下的历史行为主体来做，那麦氏选取的最小叙事单位是什么呢？在考察整本书后可以得到这样两个事实：一、他们和斯氏一样，并未确定任何最小叙事单位。但他们有一个最大叙事单位，即旧大陆网络和之后的世界性网络，之后会讨论这么做的好坏；二、除了加勒比地区，其他文明区的范围、包含实体的数量等都与汤作、斯作大体相同。也许是麦氏认为这并非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也许他们在用另一种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总之他继承了汤氏以来将最小叙事主体模糊化的做法。
三、 当地区作为最小叙事单位
请设想这样一个问题：假如你是一个政治实体的领袖，且业已读完《麦克尼尔全球史》这本著作，怀着增进本社群福祉的期待，你会选择更多地融入那些主流网络吗？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上卷本中有一篇名为《历史上的种族》的小论文，他就各民族的发展差距做了讨论，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一些地区“进步”，而另一些则不是。种族主义的传统解释认为西方人对于有色人种存在根本上的生物优势，他们有着开化全世界的“白种人的责任”[12]，而“维多利亚史观”类型的叙事策略往往被视作文化上的种族主义，以上两者皆有传统基督教历史叙事的属性：历史目的论和本位/中心主义。作为一位需要规避这些预设的全球史家，对于不同民族发展动力不同的事实，斯氏是这样解释的：
换句话说，决定人类不同发展水平的关键是各民族之间的可接近性。最有机会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的那些民族，最有可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实际上，环境也迫使他们非迅速发展不可，因为他们面临的不仅是发展的机会，还有被淘汰的压力……[13]
交流的好处和生存压力共同构成历史动力，如果缺乏它们则会：
……相反，那些与世隔绝的民族，既得不到外来的促进，也没有外来的威胁，因而，被淘汰的压力对他们来说是不存在的，他们可以按原来的状况过上几千年而不危及生存。[14]
很难说交流决定动力的观点最先是谁提出的，但这已然成为汤因比之后一代的全球史家的共识（汤因比主张的实际上是一种有所改进的目的论）。它很巧妙地摆脱了本质主义和目的论的阴影，而且暗示了一条可能的历史主线。
我们先假定“信息和物资交流决定发展动力”是一个既定事实，再用反证法去推敲它。如果以上交流能够让通达度最高的政治实体变得更加强盛，那假设将所有其他部落拥有的信息和资源都聚集在身处新石器时代的某一个部落中，这个部落会不会更进步呢？答案是绝对否定，其中原因众多，仅选取有代表性的一个，是汤因比早已论证过的：任何团体在没有掌控一定管理经验的情况下突然获得庞大资源则必然怠惰腐化，新石器时代各部落经验的简单叠加能够产生管理大量资源的配套体制令人怀疑（任何时代都值得怀疑）。罗马被西哥特人攻破，北宋被女真族消灭都是弱交流者战胜强交流者的极佳例子。有人可能会问，那不必假设，就自然地进行交流累积是否能够真正进步？很遗憾，以上举的两个例子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历史事件。
后哥伦布时代的人们往往把美洲视为一个重大教训，虽然本书并未明确指出这一点，但也处处暗含着美洲原住民的悲剧源于与旧大陆网络没有接触的观点。这个观点的正确性同样需要推理来证明：如果你是阿兹特克的君主，你会选择“勇敢地”和西班牙征服者接触吗？或者领导公元3世纪欧亚大陆两端的罗马和汉朝去主动、全面地和当时的网络中心——西亚近东地区接触，即便这些地区孕育了该世纪最恐怖的瘟疫和侵略者？答案依然是绝对否定，因为包括瘟疫在内的入侵者会迅速摧毁这个文明，这种接触越是热情，这个文明衰死得越快。接触本身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这个结论看似和麦氏观点矛盾，实际不然。瘟疫等入侵者之所以没能毁灭欧亚大陆两端文明的原因恰好在于网络速度滞后，使得相当一部分文明中成员有机会在被消灭前就能分梯队依次产生抵抗机制，否则无法解释他们为何能够抵挡一个亘古未见的敌人。而这正是美洲原住民所面对的，因为16世纪的西班牙有能力在阿兹特克建设的道路上经营一个快于原住民产生抗体速度的新网络。不难发现以上举的所有例子都出现了看似违背本书主旨的吊诡结果，究其原因在于麦氏的网络叙事并不能用在特定的历史实体（国家或民族）上。换言之，单纯凭借融入网络来保全自己国家、民族的做法靠不住，因为时人完全不知道这些接触到底会产生什么后果，而我们所生活的当代是无数前人付出极惨痛代价的结果，在安全的现代当事后诸葛亮并不需要完全理解祖先对陌生事物的恐惧和焦虑。麦氏提到中原王朝对外国的欢迎程度取决于它自身的军力优势与否[15]，便是一个好例子。
且顺着威廉·麦克尼尔拿手的生态学来说，临床医学上有一种治疗过敏的方法叫“顺势疗法”，即一次使用一点微量的过敏原来刺激病人，在确保安全后逐步加量，以至于痊愈。它的关键在于拥有控制入侵者数量的权力，这正是那些存活下来的文明之所以存活的关键，即便这些所谓的“权力”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它们自己争取的。总而言之，回到本节开头那个问题，任何一位政治实体的领袖若想使国家富强，最好的办法是在确保自身生存的情况下逐步引入侵略者来训练这个社会，直到它可以应付对手为止。然而这根本就不符合真实情况，历史几乎从来不给这样的机会，麦氏自己在书中便说：
所以，人类历史的普遍趋势是在现实中各种各样竞争的驱动下——无论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朝着越来越大的社会合作方向发展。[16]
这句话道明了网络扩张的潜台词：不自愿，即被迫。很多历史实体根本没有选择“顺势疗法”的机会，它们是在生死边缘上被投入网络的。如果按照麦氏的说法，这些行为实体是有意识的，那么我们自然明白一个有自主意识的类生命体在存亡边缘究竟能做出多少理智的决定，它要么全盘照搬比它更强的敌人的模式然后一步步丧失独特性，要么像被白血球杀死的细菌一样，变成前者的一份子。最好的例子就是15世纪末开始的全球化，我们甚至不用去调查有多少当时的历史实体是自愿加入全球网络的，只需要看看非西方民族的近代史教材便知。
我们的确可以事后来说人类历史的普遍趋势就是合作规模越来越大、网络越来越通达，但正如我们在上一节说到的，人类在历史中感知、触碰、行为、存在的直接主体是他们所属的历史实体：国家、社区、家庭、组织、教会等实在的行为主体，而不是在所有历史事件早已发生过后构建的、形而上意义的“网络”。如果他们所依仗的这些实体被入侵者完全改造了，或者完全消灭了，那么在网络交流获利的人究竟是谁？最具说服力的例子便是埃及，我们知道现代埃及的主体民族是阿拉伯人，这是7世纪中后期第一次伊斯兰征服大潮的结果。结果是埃及这片地区的确繁荣了一段时间，但它的地位却不可避免地让给了更大实体的首都们——巴格达、大马士革和撒马尔罕。而整个古埃及民族则销声匿迹，他们的一部分变成了一个少数民族——科普特人（甚至也仅占所有科普特人里的一小部分），沦为弱势群体，难道我们可以说古埃及国家和民族在中世纪前期的网络中获利了吗？当然，这不是麦氏的原意，他认为我们应该从埃及这片地理概念上的地区来看网络带来的福祉，而不应该专注于这片地区上的某个历史实体，这样便能觉察现代埃及对于古埃及的进步和生命力。他在第四章提出了一段富有说服力的论证：在描述精耕细作的水稻种植时，他发现许多政权诞生的基础便是这种经济部门，三国时代的朝鲜半岛和统一新罗的国家根基都在于此。关键在于当这些朝鲜民族的先民们把半岛变成一个强大的经济地带后，中原王朝便永远不可能征服他们。因为即便隋唐中国击败了某个半岛上的王朝，在一定时间内统治了他们的国民，他们也必定会凭借既有的经济力量重新组织起一整套反抗班底。统一新罗打败唐军赢得独立便是这种理论的历史实证。由是，他认为一个繁荣经济地区的独立是必然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同样的事实也发生在日本和越南。
总而言之，网络增强的不是国家，而是地区。高通达度能让生活在同样一片地区的任何民族获利，但最初尝试增进通达度的那个国家（或民族）很有可能会在这种尝试中被外来的敌人消灭，而这些敌人正是被通畅的网络引来的。毕竟人类是凭借国家等历史实体来直接活动于历史中的，而网络交流很可能在增强这些实体前就把它们打倒了。因此，网络只能对社会实体起到间接的促进作用（因为交流也可能引来灾祸），试图仰仗全面融入网络来实现国富民强是极不可靠的，除非用上文提到的“顺势疗法”，然而历史极少给予这种“清醒的喘息机会”。
不妨以一个网络的蹊跷之处结束本节，按麦氏说法，西南亚在前伊斯兰时代极为富庶，在网络交流中也占上风，因为萨珊波斯将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的水利建设至当时的一流水平。这种状况直到阿拉伯征服后被改变，阿拉伯民族过分依赖驼队陆上运输，而驼队交通的红利只能维持到中世纪后期，加之旭烈兀带领蒙古-突厥征服者摧毁了萨珊时代的水利设施，因此西南亚不可避免地衰落至今。反之水路发达的宋元中国克服了黑死病等挑战，一改“学徒”身份转型为文化输出者，东欧、西欧仰仗内部道路网亦如是。那么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麦氏未能在书中提出而在此种语境下不得不提出的概念：“网络”也分“内部网络”和“外部网络”。总结一番，上述例子说明在同一个实体中发展“内部网络”时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比“外部网络”更小，即在同一社会下增进通达度的确和与其他社会互动有明显差别。同时“内部网络”更强的实体生命力也更强，更有可能影响外部网络而非被影响。这样便能在麦氏的“网络”语境下给出一个较为可靠的发展策略，是他“大网络”理论的补充。然而，承认网络中存在较为一致的“内部网络”和竞争中更含敌意的“外部网络”有巨大的风险，因为这将不可避免地谈到网络中的“内外”是如何划分的。而麦氏的划分标准是如此模糊，有时同一个国家之下才有共同的“内部网络”、有时同一文明之下即有共同的“内部网络”，只要他承认上述任何一种，他便默认了他采取的“最小叙事单位”是谁，这一点毫无疑问。处于全球史基本困境和汤因比的两重阴影之下，麦氏在对待“最小叙事单位”这一问题上十分谨慎，他选择不明确采用任何“最小叙事单位”，或者借用网络叙事策略将“地区”变为“最小叙事单位”（这一点在本节已经得到证明）。但也正因为这种“不明说”做法，他在潜预设中又滑向了汤因比的文明划分范式，是欲摆脱阴影却又无意识地助长了阴影的蹊跷结果。他想创造一种以排除历史预设的“地区”为“最小叙事单位”的做法，却在选择这些“地区”时使用了前人的历史预设，这是第一节讨论的全球史撰写要面对的根本问题的重现。
四、 当网络作为最大叙事单位
上一节论述了麦氏切割中心/本位主义的尝试及其行止得失，同时从侧面澄明了一个著史过程中的难点，如果不对那些必须处理的预设进行再加工和阐明将会面临一系列困扰。那么便从预设推进一步，这一节将用来讨论中心概念的问题。《历史研究》的中心概念——文明由于定义模糊造成了文明史观的“历史遗留问题”，麦氏在本书中的中心概念——“网络”是否被明确地定义了呢？考察全书，可以找到最接近“定义”的一些句段，威廉·麦克尼尔总结全书时说道：
这部著作所探讨的核心问题就是，在其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运用符号创制出各类网络，用于对各种具有共同性的意义进行交流，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越来越大的各类人群中维系着合作与冲突。[17]
可以确定两点：一、网络是人造产物；二、它要么和观念世界一同形成，要么在观念世界之后形成。再来看看“观念”和“符号”的问题：
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创新大概就是对语言的充分使用，使其具有了符号象征的意义。一旦人类可以通过对事物的谈论以及赋予各种物体、行为和局势以方便名称地方式，创建起一个共同认同地意义世界，那么，他们就在个体经历和个体以外的所有事物之间装上了一个过滤器……[18]
这是一个文化人类学观念，人类在观念世界产生以后才真正独立于自然界，这个“共同意义的总信息库”在自身反应后对灵肉的人类世界施加影响：
……只要人类的经历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那些被共同认同的意义就可以被加以改变和完善。
因为这些未达到预期目的的失望是长期存在的（而且仍将继续存在），所以，驱动人类进行发明创造的刺激也就一直存在……
……这意味着发生在人类各个共同体之间的符号象征意义的演化，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基因遗传的演化，成为地球上生物变革的一种驱动力量，这获许可恰当地称为生态史中的地球时代，大约肇始于距今4万年前。[19]
这就是麦氏在第九章提到的“拉马克式”历史进化论，人类会将自己的现实状态与“总信息库”（最初是创世神话和史诗）中的理想状态相比，从中吸取技术和进取心。如果说“历史动力”源于“历史原动力”，那么“历史原动力”则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共同意义世界里的成功形象。这种动力源泉造成了网络的扩张，而网络扩张又增幅了动力源泉。正如麦氏提到电视机将上层成员的生活暴露在中下层成员的面前，激起了或奋斗或革命的进取心，促成历史原动力，它们将以各种形式作用在成员所属的实体上，再化为历史动力。这一切看似没什么问题，是不错的闭合逻辑结构，但不得不使人产生一个巨大疑惑：网络究竟是历史原动力的因还是果？我们尽可以用搪塞式的“互为因果”来应付过去，然历史学既是一个模糊概念的大难民营，我们没有任何必要再助长这一点了。威廉·麦克尼尔之前提到网络是人类用符号创制出来的，那它不应该早于“改善自身处境”的原动力，也不应该有理论上的空间限制，按说任何生命体都有改善自身处境的欲求，这是一种古老的原始激情。上文引过麦氏的一段导论：
因此，各种网络所起的作用，就是日复一日地输送、协调人们的愿望和行动——现在依然如此。[20]
那么网络似乎的确是人类意识的专有造物了，乃一种抽象的关联式共同观念信息库。实则不然，同样是威廉本人，在第九章又说道：
凭借自身各种合作与竞争的复杂模式，生物圈也构建起了一个全球性网络体系，它与我们所说的这个一直连接整个人类的网络体系之间有着极大相似之处。[21]
经过本节的上述讨论，我们本应将这句看似不经意的话当作威廉·麦克尼尔将一个自然界概念比附在人类世界的术语上，创造了一个“生物圈网络”的新术语，但上文和下文都不允许我们这样想。首先网络的确有传递动物性欲求的功能，虽然有根深蒂固的人类观念世界做支撑，其次两位麦克尼尔都在第九章表示过人类史和自然史的差别微乎其微，威廉甚至认同人类史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史。那么我们必须问出三个连珠炮般的要紧问题：一是“网络”是否就是一种源于自然的、无处不在的基本现象，只不过被人类符号再加工了？二是如果前一个问题成立，加之“网络”是本书的中心概念，那么本书的基本史观是不是可以直接运用自然史的史观，这将导致整个人类历史进步的重要概念（历史原动力）并不发源于人类，这一点将会在之后补充。三是假使“网络”的确不源于自然，之前所引的那段话仅仅是一个转喻手法，那麦氏所进行的所有对历史原动力和历史动力的尝试就失败了。因为他们在导言和结语中明确否认了历史目的论，即认为除了自然界给予的动物性激情外人类不能从任何一个形而上的外在于人类的存在（如汤因比所认为的“绝对存在”）中获取历史原动力，而“网络”只不过是以沟通有无的方式来强化这种动物性欲求。否定他们早已找到的、正好是他们所擅长的自然史方面的帮助便是学理上的自掘坟墓。退一步来讲，如果麦氏既否认人类基本欲求是动物的，又在“网络”这一概念中引入了自然史观（其实这最接近事实），那就等于承认麦氏想要通过引入自然史观来稀释汤氏为代表的历史目的论，但这个计划由于绕不过全球史书写的基本困境于是中途夭折了，于是在“潜观点”上回归了汤氏历史目的论。本段一直在讨论网络的自然或人为的谱系来源，再回到历史原动力和网络的因果问题上来看：假使如威廉所说的，网络是观念世界产物，同时又如导论中所说的，网络同时是历史原动力的因果和历史原动力的输送渠道，那不就等于说人类历史是“网络自己扩张自己的过程”吗？按第三节证明了扩张网络是历史实体的决定，而历史实体的“历史动力”又源于内部成员的试图改善自身处境的“历史原动力”，“历史原动力”却源于网络，这免不了循环论证之嫌。事实上麦氏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们用引入自然史解释体系的办法来应对，当然，这种做法的问题也已澄明了。
讨论至此，我们又发现了一个绕不过去的根本问题，它源于对“网络”缺乏明确定义。“网络”定义问题不仅在威廉这里暴露无遗，约翰·麦克尼尔亦在不经意间揭露出冰山的另一角。约翰在第九章提到人类社会和自然一样是由简单到复杂的存在后，便指出有一种同自然格格不入的排他性：
然而在人类历史中，各种复杂的社会则不能轻易地与那些简单的社会相互共存：它们倾向于将简单社会中的残留元素（即个人）统统加以摧毁或吸收。复杂性似乎给予了社会以更强的竞争优势。[22]
在对自然史和人类社会史的对比分析中，约翰在威廉的基础上又迈出了一步。可以看出这是尝试将自然史叙事逻辑引入全球史话语实践中磨练出的谨慎态度，即注意那些不显见却又不容忽视的区别。之后的说法印证了上文“历史上的网络很少给选择”的事实：
复杂性似乎给予了社会以更强的竞争优势。每当简单的社会同复杂的社会发生接触时，它或者被置于复杂社会的统治之下，或者自身变得更加复杂。在人类历史过程中，选择复杂性的压力远远要比在生物或宇宙演进过程中大，因为那些复杂的社会几乎没有给简单的社会留下什么生存空间。可在生物界中，长颈鹿并不必然地就要降低各种细菌生存的机会。[23]
之所以把“排他性”这个问题单独拿出来讨论，是因为它极有可能与历史原动力、历史动力的构成有关，这正好是正文中没解释清楚的部分。在展开讨论之前得承认约翰上述观点确有实证存在，可以认定为一个事实，这是他敏锐观察的结果。仅看历史上政权、语言、宗教、民族数量的消减便能发现这一点，他认为文明之初的趋势是实体增加，到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1年这段时间各实体便开始整合。论据如此，我们可以发问了：既然以各种方式消灭-吞噬“他者”是人类社会特有的行为，那究竟是“复杂性”无法容忍“简单性”；还是“我们”容忍不了“他们”，而“我们”的复杂性正好给了我们消灭“他们”的能力？正文中例举了两个例子，人类本性深处有区分“自己人”和“外人”的强烈冲动，并以15只黑猩猩亦能分裂成两股敌对势力的事实和先民利用乐舞消弭社会内部敌意的做法；正因为人类需要这种“他我之分”，因此近代后期的民族主义才会具有如此压倒性的优势，以至于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生物学来源，是为反证法。约翰在解释这种排他性的缘由时给出了模糊回答：
或许这方面的理由就隐含在人类大脑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及其所创建的各种社会网络之中。我们的祖先同我们一样为了生存和繁衍而生活在各种群体之中，他们必须了解合作与竞争……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祖先对各种联盟的分分合合的认知理解越来越有深度，因为通常只有对此理解最深者才能获得最大限度的生存繁衍机遇。[24]
有两个需要问到底的地方：一是排他性隐含在大脑能力和网络中指的是什么？二是对社会实体分合的深度的认识又是怎样作用于我们的排他性上的？那么这两点是否在指网络本身及其逻辑基础里有消灭“他者”的内在属性？麦氏肯定了排他性存在有它的合理性，却无法明确指出这种合理性究竟是什么。如果此言当真，那么网络扩张的动力就不单纯只有“改善集体处境”的合力了，还有从人身或观念上消灭其他集体的渴望，网络扩张史中的那些惨烈牺牲和无奈便也能够解释了。加之上文证明的存在“网络自己扩张自己”的可能，那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岂不是要制服网络而非融入网络了吗？如果麦氏不能澄清对历史原动力是否先天地含有排他性因素的质疑，那必将极大影响建立在此之上的整套网络叙事，因为网络扩张的动因基底已经不再从前了。
综上，我们便能一窥麦氏在消除历史目的论上的情况，他们通过引入自然史、将人类历史原动力分散至自然领域以解释的做法颇具创意，着实扩充了史学的取材范围，由是便可以称得上一种非凡的范式了。但出于未能前后一致地定义“网络”的属性和范畴，产生了一些不得不澄清的结构性矛盾，它们中的一些源于全球史书写的基本难题，即把发展的线性时间观从另外两者的夹缝中抽离出来所产生的真空。历史动力的来源变得难以解释，是动摇学说上层建筑的隐患。
五、 余论
麦氏多次提到历史进步的形态是“偶发的”，两人也在全书结尾表达了对未来的忧虑，因为当下亦有可能是另一次历史低谷前的片刻宁静。这种“历史往往是退半步再进一步”的观念由来已久，但不太可能追溯至近代以前。这是一种结构性矛盾，即既认定“历史必然是发展进步的”，同时否定“历史有一个目的”的结果。这种矛盾导致史家必须就“推动历史的动力”做一番全新解释，这一点十分艰难，因为它只能是一个没有目的的动力。没有终点便不能由果推因，而承认有因便在潜台词上承认有果（又是历史目的论），因此简单的因果论不适用于这种全球史书写。话虽如此，却也不是无从下手，对这种历史动力的考察反倒应该跳出线性逻辑，从四面八方来逼近推敲。在完满的理论出现之前，便只能以“偶发的”这种折衷结论以妥协，这是其一的真空。而另一组矛盾带来的麻烦也几乎无法解决，“去中心化”的发展路径失去了那些惯常的视角和预设，在寻得新的、具备信服力的最小叙事主体前，线性叙事将造成视角真空。那种“叙事视角去角色化”的做法损害了史书的前瞻性，它几乎不能为任何一个真实存在的历史主体分析前途，只能对这个实体所在的地区之于网络中的地位给出参考，不能不说是一种后见之明。而所有矛盾造成的真空，如上文所言，只要得不到适当填补，便不可避免地为此前的理论让位，采取前人早已被批评过的预设。自然史本身的核心叙事亦在人类社会这里水土不服，若要使二者产生威廉·麦克尼尔所指称的那种健康的“巨寄生”关系则需要下一番苦心。传统世界史的三个叙事要素在全球史这里发出了骇人的咆哮，若是不妥善处理想要剥离的两个，便会导致三个要素若隐若现、缠斗不休，瓦解整个叙事基础。
换而言之，笔者认为在谈到一个事物时要有两重考量，它的性质和它的细节。《麦克尼尔全球史》作为一种研究世界史的新范本即便有着亟需解决的问题，但本书从结果上讲的确是一步广受赞誉的著作，正如威廉·麦克尼尔在推出《蚊子帝国》的情况一般，这是一部实验性著作，比起它的缺憾更要关心它的创意，在这一点上本书当之无愧。以“网络”为立足点的叙事手法对那些在近代被西方强加了生存压力的地区有很好的良性作用，这些地区的近代历史叙事中包含着强烈的生存危机意识，他们往往将全球史压缩为“西方崛起史”。处于生死关头的时代，这种做法无可厚非，但时至今日无法认清这一点便是无法在史学领域做到“去殖民化”，从源头上制造了史学研究的瓶颈，对此，麦氏的策略是绝对值得借鉴的。最后，发展史观和线性叙事这种现代性产物是否必须应用在历史书写上？这一点值得深究。列奥·施特劳斯认为现代性的逻辑缺陷即源自强烈的“古今之辨”观念[25]，是一种有力的警告。
：仅仅是书评新手，还望各路大佬轻喷/(ㄒoㄒ)/~~
[1] 由于本书是二人的合作，虽然他们在治史策略上颇为相似，但出于严谨考量则需要确定书中句段究竟出自谁的笔下。下文中同时指代二人则用“麦氏”，专指某人则用全名。
[2] 这一点亦能从以亚伯拉罕三教教义为中心的历史分期方法看出，“四帝国分期”便是其中代表。
[3] E.H.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6，第50页
[4] 马其顿第一次实现了希腊文明的政治统一，此后虽时有分裂，但后继的罗马、拜占庭、奥斯曼土耳其，乃至现代的希腊民族主义都从未放弃统一这个地区的尝试。
[5] 约翰·R.麦克尼尔、威廉·H.麦克尼尔：《麦克尼尔全球史》，王晋新、宋保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3-1，第2页。
[6] 约翰·R.麦克尼尔、威廉·H.麦克尼尔：《麦克尼尔全球史》，王晋新、宋保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3-1，第6页。
[7] 这些实体究竟是在“网络中”还是何种状态，下文会进行分析。
[8] 约翰·R.麦克尼尔、威廉·H.麦克尼尔，王晋新、宋保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3-1，第7页。
[9] 详见约翰·R.麦克尼尔、威廉·H.麦克尼尔：《麦克尼尔全球史》，王晋新、宋保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3-1，第4页。请注意到他在这一段模糊了社会实体和网络的区别。
[10] 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4-1，第32页。
[11]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吴象婴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10，第47页。
[12]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吴象婴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10，第46页。
[13]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吴象婴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10，第47页。
[14] 同上。
[15] 约翰·R.麦克尼尔、威廉·H.麦克尼尔：《麦克尼尔全球史》，王晋新、宋保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3-1，第119页。
[16] 同上
[17] 约翰·R.麦克尼尔、威廉·H.麦克尼尔：《麦克尼尔全球史》，王晋新、宋保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3-1，第301页。
[18] 同上。
[19] 同上。
[20] 约翰·R.麦克尼尔、威廉·H.麦克尼尔：《麦克尼尔全球史》，王晋新、宋保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3-1，第309页。
[21] 同上。
[22] 约翰·R.麦克尼尔、威廉·H.麦克尼尔：《麦克尼尔全球史》，王晋新、宋保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3-1，第311页。
[23] 约翰·R.麦克尼尔、威廉·H.麦克尼尔：《麦克尼尔全球史》，王晋新、宋保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3-1，第315页。
[24] 同上。
[25] 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07-01，第307页。
[1] 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07-01，第1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