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变小红帽》是一本由（美）凯瑟琳·奥兰丝汀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8.00，页数：20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以《小红帽》为样本考察，人类在编造故事时，如何编制和传达行为意识。小红帽故事的特殊性还在于，它的对象是女性和儿童，因此涉及性观念中的权力机制。
●一个女权主义者硬是把一个充满猎奇和荤段子的好题材写得味同嚼蜡。
●15.7
●【2014.12.13～2014.12.14】这本书从十个不同的角度以《小红帽》为例论述了童话在不同的时代发生的演变。所以一则童话不仅仅是简单的故事，在它的流传演变背后可以发现社会风俗、性别观念、运动思潮等因素对于童话故事产生的影响。这是童话之所以生生不息永续流传的原因，也是它在时间流逝中不断衍生不同版本的原因。而不论如何变化，也有一些固定的元素是永远存在的，这些元素反映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
●童话的诠释是根据听故事的人所处的环境变化的，小红帽的故事就有无数个版本，这本书里作者解构了小红帽故事中的三个角色，主要探讨小红帽这个象征在不同语境下的变体，许多章节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但同时也涉及了许多其他领域，如神话、历史、性、道德…角度多变，书中给出的例证和资料非常丰富，作者通过旁征博引的方式使论题逐渐丰满起来。稍有遗憾的是有的地方发散太过，有离题的趋势。另，这一版本的翻译不太好，有的地方翻译腔太重，不符合学术作品的文体。
《百变小红帽》读后感(一)：这书就是一标题党
一开始觉得这书会是暗黑系列的解读，法国王宫那些事都是众所周知的，翻了一半的时候，才发现这书就是一个标题党，性、道德什么之类的都是切入点，尤其是关于格林兄弟那段，分析了故事演变的背景，还有很多细节。记得三联曾经出过一套咱们自己文化的丛书，解读西游记的，玄之又玄的，还是自己在玩没有带入时代背景，没有细节。
《百变小红帽》读后感(二)：同一故事的历史变迁
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读这本书时，要抛弃掉我们原有对小红帽的看法，不然肯定会认为童话这片净土也被成年人龌龊的思维玷污了。
同样一篇故事，给不同的人看，给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看，侧重点是不同的。也正是因此，才产生了各种小红帽的变体。
当我们给孩童看的时候，重点便是听妈妈的话，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这就是一篇有趣的童话故事。
而在故事最早产生地:法国贵族内部流传时，就是在劝诫少女小心淫乱的危险，小心野狼(当时还没有童话这种说法，甚至没有童年这种说法，也就不存在玷污童话这种说法)。
同样的道理，这则故事通过侧重点的转变可以讴歌智慧(小红帽自救)，也可以提现男权、父权(猎人救人)，也可以反应社会的残暴(野狼的暴行)，小红帽甚至还可以影射所谓新时代的女性(20世纪，打扮自己，展露性感来勾引野狼)。在女权主义笔下，先是反应了性骚扰的问题，又逐步发展，最后小红帽成了强者，野狼成了弱者。甚至到最后，连野狼和小红帽的性别都变得模糊，以此模糊到底谁是受害者，谁是掠夺者...
书的最后，作者讲到，这些童话其实就是就是大体上几种框架，具有相同的结构。但是填充内容的不同，给我们的反思也是不同的。
书不厚，虽然有些内容在我看来确实是有过度解读的成分，但是全书非常有意思，力荐。
《百变小红帽》读后感(三)：这本书说的道理，不管小红帽还是小绿帽都适用
四星之作，还挺惊喜的。
在看书之前，我问自己，我脑袋里面最清楚的小红帽的故事是什么，后来发现是小红帽没有上狼的当，但到底怎么从狼外婆的屋子里面幸免于难，居然已经记忆很模糊了。看完书之后我问James，你印象里的小红帽故事是什么，他想了想说，她们把狼给杀死了，我追问说，她们是谁，小红帽和外婆还是小红帽和猎人，他像是忽然想起了猎人这个NPC一样说，好像是小红帽和猎人。
小红帽的故事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改来改去演绎得太厉害，好像我们记忆都发生了混乱呢。
最初是小红帽的姐妹两版，要么是佩罗教化人民、捍卫宫廷道德观的版本，或者是法国人民流传的happy ending英雄之旅版本。不过不管怎么说，这两个版本都在强调，女性在社会大森林里可能会遇到的危机，而既然点出了危机在那里恐怖如狼，自然最好的方式是，先懂得退避三舍，预防胜于治疗。
到了格林兄弟的小红帽，就变成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教化了。这个时候的小红帽从广泛的女性角色变成了更有针对性的小女孩儿，小红帽也因此成为了儿童文学，甩掉了法国版描述的那种淫荡气息，一身纯洁化身的样子。当然了，格林兄弟虽然自我过滤掉了不少“性”的东西，但暴力确实留得很实在。
不过不管怎样，这些故事里狼的这个角色，影射的是“能言善道”“社会恶棍”这样的角色，好像并不是欧洲昔日传说之中的狼人形象——过去的狼是被遗弃的，社会边缘人。更有甚者，是所谓“敌基督者”的形象（狼人是标记社会和宗教秩序界限的角色），是和魔鬼结盟的。狼人的故事长期以来的存在，是为了划清敌我，给男性阅读的。而小红帽的故事，提取了狼人形象的负面特点，冠在了恶棍身上，也就给“狼”这个形象坐实了“邪恶和魔鬼”。想一想，可能这也是为什么印第安人崇拜狼，但白人在美国的地界上大兴屠狼行动，接受了那么多年的洗脑，对狼这个形象真是没啥好感。直到20世纪很晚期，狼人肉体的情欲形象才和男人味有了勾连。当然，坦率来讲，这其实也是因为女性解放了，具备了能力可以匹敌狼的“坏”了。
而说到女性解放的20世纪70年代，最重要的社会意识转变其实是对强奸有了新的觉醒。反转了有史以来“女人遭强奸是自找的”“女性无论是起意私奔还是遭受强暴，结果都一致，因为作为父权社会的所有物，女性通奸淫乱就是破坏了家族财产”这些论调。从女性解放的觉悟根基往回推导，又可以瞬间理解，卧槽，之前教化这教化那的，说白了就是一群男性说书/童话编纂者，为了维护父权针对女人进行的洗脑教化行为。
既然女性在思想上解放，不用带着沉重的枷锁看待性行为了，女性便可以光明正大的拥有“淫荡能力”了。这也是为什么，现在“bitch”一词，指的反而是女性的团结。当妇女在街上彼此打招呼的时候说出“hey, sup, bitch”,没有女性会动怒。当然了，这本书毕竟是个美国妹子写的，显然中国的社会意识还没走到这么前面。
最后两个章节其实说到了童话故事，或者说所有故事的内核，不外乎就是，恶棍，男主，公主，协助者和捐赠人等等角色，以及「缺席」「禁止」「欺骗」「共犯」等等剧情要素，说白了，这是在用功能性来看角色和剧情。而无论是角色还是剧情，为之服务的，都是童话故事最大的力量——让人看见人类有各种可能性。
从这个角度来说，不管是百变的小红帽还是小绿帽，童话永远在变，但内核其实又可以永远不变。
《百变小红帽》读后感(四)：小红帽形象的演变——读《百变小红帽》
小红帽的故事，耳熟能详，虽然我不知道在中国的传统故事中有没有这样的形象，但从西方传来的《格林童话》，还是影响很深的。
然而读《百变小红帽：一则童话中的性、道德及演变》的时候，头脑中那个熟悉的小红帽形象逐渐模糊。路易十四时期的小红帽形象、维多利亚时期的小红帽形象，最后是20世纪的小红帽形象，这三个不同时代的“小红帽”交织在一起，反而愈加混乱，我想了一下，还是写一下东西，顺便理清一下思路。
一、相关问题
1、为何选择小红帽作为“个案分析的对象”？
原因很简单，作者借由分析“小红帽”这一个案，来探讨童话背后的社会环境和观念的演变，这个方法同样适合于其他经典童话上。
2、为何神话的主角多为男性，而童话的主角多为女性呢？
这个可以从用途的角度考察。神话一般是古人用来解释世界的工具，而古代世界基本是由男性主宰，因此主角自然就是男性；童话产生就是为了劝阻女性要遵守社会规则，因此为了更加贴近女性，自然主角就是女性了。
二、小红帽的历史演变
小红帽从诞生到现在，经历了不少人的加工和演绎，这些人，站在不同视角，自然对经典童话有着不同加工和解读，大概分为三个时期：诞生时期（路易十四时期）、维多利亚时期（大致时间就是19世纪）、20世纪之后。下面就从这三方面来大致梳理一下小红帽的形象演变和塑造情况。
1、诞生时期——路易十四时代
路易十四，人称“太阳王”。在他主政期间，法国成为当时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法语和法国时尚成为欧洲宫廷的必备技能和流行。
这些话暂且不多说，只说路易十四为了巩固王权，对贵族采取措施，限制其权力。其中一条就是修建豪华的凡尔赛宫，让贵族在里面寻欢作乐，不务正业，以弱其志。
这就是《小红帽》童话法文版诞生的大的时代背景。
法文版《小红帽》的作者夏尔·佩罗是路易十四时期负责一些文艺工作的，他重新整理和写作《小红帽》，很大程度上是劝诫在宫廷中的贵族妇人，不要太过放肆，否则就会遭到像小红帽的下场。
另外这里要声明一句：『童年』这个概念也是最近两三百年才出现的，尤其是从启蒙运动之后开始出现，人们意识到儿童和成人之间是不同的，之前的，无论中西方，都没有所谓的童年概念，因此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会把他们当做大人一样看待。在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十二岁的女孩就被看做大人了。
佩罗的所谓童话，不是给所谓的小孩子看的，而是给那些贵族妇人看的。
佩罗笔下的童话，教训意味十分浓厚，警告涉世未深的女子要保持贞洁，同时也告诫那些『小红帽』的父母们，防止小红帽失去贞操，而使得他们 的女儿『贬值』。
2、熟知时代——维多利亚时代
到了维多利亚时期，格林兄弟对民间故事《小红帽》进行了大幅改编，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里面传达出这样的教训：要听父母的话、出门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这是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精神密切相关。
我们都知道，维多利亚时期的服装风格与18世纪的截然相反。
19世纪的欧洲服装流行色为黑色
而18世纪的流行服装风格是花哨的，甚至在我们看来有点娘气的，如下图：
这从一个侧面可以表明19世纪的社会思潮是更倾向于保守的。
再考察一下格林兄弟的背景：出身于信奉新教的中产阶级家庭。这就更无疑证实了这一观点：格林兄弟整理的《格林童话》，自然带着19世纪保守的时代气息和格林兄弟家庭背景。
如果说第一版小红帽的脸还带着红晕，那维多利亚时期的小红帽，给人的感觉就完全像小女孩了，完全代表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儿童形象。而这般童话里的猎人代表了维多利亚时期父亲和丈夫的形象——女性的保护者。
三、主动的小红帽——20世纪
20世纪，小红帽的形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形象不仅多样，而且主动起来。
由于20世纪社会思潮变化剧烈，因此小红帽在这一百年间形象变动更多。
广为人知的小红帽形象——1943年动画版《小红帽》。
这一版的小红帽，从维多利亚时代的小女孩变成了夜总会里站台的，她浓妆艳抹、披着红色连帽披肩，站到舞台的聚光灯下，她迅速脱去披肩，篮子也抛出去，展露着健美丰满的身材，开始劲歌热舞……
还有其他许多版本的小红帽，大多是商家拍摄广告时利用小红帽的形象，例如1953年的一款口红广告，诸如此类。
甚至还有更为离经叛道的女性主义小红帽，此时的小红帽不再消极应对，反而和外婆一起击败野狼，获得胜利。
而随着时代的演变，小红帽的故事也会一再演变下去。
《百变小红帽》读后感(五)：层累造成的童话故事——小红帽
[美]奥兰丝汀著.杨淑智译.百变小红帽：一则童话中的性、道德及演变[M].三联书店，2013
20181202草就
小红帽是我的初恋,我总觉得要是娶了小红帽,我就会知道什么叫做天赐良缘。——查尔斯·狄更斯
格林童话中的“小红帽”的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我们却很少去想，童话故事是否有其他的版本。故事如同传说一般，是世代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可能我们所熟知的故事只是我们这个世代的价值取向所认可的一个版本而已。信息在传播过程中会发生信息丢失与增补现象，讲故事同样如此。不同的人讲同一个故事，就会有不同的讲法，也许讲故事的人有意或者无意地根据讲故事时的场景、心境、听众和目的即兴发挥，当场演绎。民间故事是语境中的“变色龙”，总会敏感地跟着语境的变化而灵活地政受颜色和外貌。
无论故事还是还是传说，其实考据源头是很难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追问的是，不同面向的故事与当时代的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比我们定义童话更重要的是童话故事如何定义我们。童话中常含有了了解自我和待人处世之道的不朽规范。在杜撰的外观底下，童话预备着我们踏入真实世界的能力，并提供终生受用的功课”。故事的长时间的流传中，剧情会被不断修正、改变。这个过程即顾颉刚先生所谓的“层累造史”。小红帽的故事意涵同样如此，故事里的角色和寓意一直随着时代而变迁。作者的重点也是“探讨一个童话故事背后的故事，更精确地说，是故事背后的观念”，在小红帽单纯的外表底下，在红色连帽披肩底下，具体呈现了与人类息息相关的复杂且基本的课题，故事的主题包括家庭、道德、长大成人、迅速闯入外面的世界及男女关系。
小红帽的故事可能源自于德国的穷乡村，在最初版本里，不是大灰狼跳上床，扑到小红帽的身上，而是小红帽主动爬上床，爬进大灰狼的被窝。但格林兄弟为了让故事更适合于青少年们阅读而特意在出版时，将小红帽命丧狼腹改写成美好的结尾——小红帽被及时赶来的猎人救了出来。“长久以来．她一直是儿童床边故事的明星，也是童年天真无邪的象征。她就像邻家女孩，一个曾经历险的小闺女……这是许多成年人听过的一个童话故事，也是许多成人念给孩子听的第一个或头几个童话故事之一。”在发展中，小红帽故事被现代大众文化重新包装，出现了不同的面向，本书作者即为读者展示了不同面向下的小红帽。
据我查阅资料所知，小红帽的故事在中国的传播也不是在改革开放后，而是在民国时期民国时期，并且当时就出现了众多版本。
1917年孙毓修根据格林童话译介了《红帽儿》，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28年戴望舒翻译《贝洛童话》，由开明书店出版，其中包括《小红帽》。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格林童话全集》，是魏以新在一名德国教授欧特曼的帮助下翻译而成的。这也是中国第一本格林童话全集。其中《小红帽》当然是不可或缺的篇目。1936年9月，王少明译述的童话集《小红帽》出版。《小红帽》的故事曾经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一批作家。张若谷曾回忆：“我在孩童时代唯一的恩物与好伴侣，最使我感到深刻印象的是孙毓修编的《大拇指》、《玻璃鞋》、《红帽儿》、……”。鲜为人知的是，在此之前，《小红帽》曾以儿童戏剧的形式被译介到中国。1 916年5月1日第50期《女铎报》登了根据《小红帽》改编的儿童剧《小红冠》，这大慨是这则童话在中国流传的最早记录。[1]
另外，我认为本书虽然为我们展现了数个主题的故事，但似乎缺乏一个总体上的论述，使得本书流于表面，而未做深层次的理论探讨。
刘宗迪说：“小红帽故事从老祖母和小外孙的炉边故事变成了色情故事，堕落的不是小红帽，而是说和听小红帽的人。但无泛如何，我相信，能够在阳光下流行的，永远是那个从小就陪伴着全世界小朋友长大的花朵般纯洁清新的小红帽，因为文学经典打动人心的，永远是生活的美好和人性的善良。”
[1] 宋莉华.近代来华传教士与儿童文学的译介[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