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的女儿》是一本由(美)贾尼斯·宝莫伦斯·二村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页数：33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很有趣，像是与这三个女孩一同经历了她们奇妙动人的生命之旅，为她们愁苦为她们欢喜，舍松结婚那段与三人的结局就莫名想到樋口一叶的那些小说。作为日本近代最早接受西方教育的女性，配合着昨日上野在东大入学式的演讲来看，当年她们面对的困扰如今依然在牵绊着日本女性。另外好怀念那个书信的年代，认识一个人与被一个人认识要花很长一段时间，情感都是经过酝酿的，落笔成的文字是轻柔而有力，冷练又热切的
●这是一本很不错的传记，在这个动乱的时代，几个平凡的女孩，撑起了下一代的日本女性教育的变革。在书中见证了他们的迷茫和无助，也看到了她们的奋斗与目标。每一个人都很勇敢，觉得她们很棒，虽然在现在这个时代，依然会有这样的思想，但是我想以后会更好。
●三位武士家的女儿是那场变革中所有矛盾的缩影。她们身上记录了文明与传统的冲突，身份认同与价值认同的冲突，自我表达与自我压抑的冲突，自我认知和自我实现的冲突，这里无处不彰显出社会新形势下，时代先驱者们的矛盾和摇摆。最让人敬佩的是她们对抗这些冲突的勇气，围困于前女性主义的时代，她们并未退缩，也未丢弃传统，相反，她们以微妙的方式综合了这两个维度。从津田梅子对平冢雷鸟激进女权运动的批评中可见一斑。
●还不错的。女性在剧烈变革的社会中努力突破生存、挖掘发展，实属不易。另，看到日本人初到美国所受的即使是带着刻板印象的欢迎vs华人所遭受的恶劣歧视，感觉还是微妙的复杂。
●就是围绕史料的创作，没太多作者的发挥空间，虽然三位女留学生的人生道路选择有强烈的对比，然而作者写得干巴巴的。倒是中日留学生政策的对比能看出为什么日本崛起以及美国对日本更有好感了，中日的对比比三人组的选择更有值得展开的空间，准备什么时候看一下留美幼童方面的作品
●想起来小时候看的《纽约美女》，只是本书中若干次提到的中国真实得一言难尽。当日本已经派使团去美国，与美国平等（大约）外交的时候，中国还在闭关锁国，中国女性要过很久之后才能像男性一样出国留学。然而这些进步的日本女性积极地为侵略战争筹款。大约作为公派留学生，她们感到对国家有责任，虽然当年其实是生活优裕人家不愿意送自己的女孩远渡重洋她们才被选中的……搜了一下津田塾大学，发现有梶浦由記。
●论女人受教育的重要性，女人受教育不是挑战男性的权威，而是在家庭方面也能更好地协助丈夫。
●2019已读13。虽然不乏琐碎枯燥之处，但仍是一本好书！五位武士家族的女孩肩负明治政府使命赴美国学习生活，最终有三位学成归来，为近代日本的女性进步贡献良多。作者在少女的成长经历和家国的时代变迁之间找到了平衡点，为读者窥视明治时代的精神演化提供了一个女性教育的视角。
●看到最后竟然有点想哭……不多说了，请拍日剧
《武士的女儿》读后感(一)：读于2020.1.17
一本描述局限性的书。
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固然是幸运的。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见到文明程度更高的生活、思想。
但于我自身而言，怎样知道局限性究竟在哪呢。我们身处在一个时代，在一个社会中，存在太多无法自知的“真理”了。像古人的常识于今人来说匪夷所思。
往大了说，好像人类社会的一切规则都不如自然科学那样真切地存在。
但往小了说，社会已经发展到了某个阶段，这是现实而不是什么假设。在这个社会现实下就会有更切合的思想和行为。可是衡量标准却又多了起来。我好像又回到了原点。
一切复杂的事物好像看似没那么复杂。但简单背后的意义却难以把握。
《武士的女儿》读后感(二)：那个美好的时代过去了
今年陆续在补日本的中古电影，从小津安二郎到成濑巳喜男再到黑泽明，过程中不由感叹，那个年代的女性演员和角色怎么可以那么优雅那么美，对比当下日本电影，从生理到心理的潮流经过这几十年怎么就如火车跑歪了。
其实问题是时代变了。随便找几部大河剧，抛开现代演员偶尔中二的演绎，会发现那些美好的时代历历在目。粗估，至少三个年代称得上美好，幕末明初、明治中后期到一战前、二战结束后二十年。
本书的主人公横跨前两个时代，读的过程中不停想到《坂上之云》。同样来自武士阶层，司马辽太郎选择了松山藩出身的后世男性军事家和文学家，本书则描绘了来自会津藩出身的后世女性教育家，同样是因支持幕府被清算的中落家庭，同样是遇到彻底的“西学东渐”，同样在大时代中成长闪耀与起伏。
三人（其实是两人）取得如此高的成就，实与当时明治政府的开明开化之环境有关。虽然师夷长技以治夷在清朝喊了几十年，真正实践并达标的却是相邻的岛国。文化交融是个有意思的话题，就像书里的梅子，回国初期日语都写不好，人格定型的十年在美国，乐于演讲和西式交际，亲力亲为不遗余力地推进女性平等，最好的闺蜜是美国人，甚至终身不婚，但骨子里却摆脱不了神秘的东方力量，明明有机会留美却毅然回国，认为女性受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辅佐男性，舍远活成了她心中女性应有的模样。
正好刚读过靖康之耻的《汴京之围》，宋明清三朝面对异族入侵重复贡献了没有最屈辱只有更屈辱的剧情，每每痛心疾首。而这背后是出尔反尔不思进取坐井观天的傲慢自大，跳出历史看历史，跳到世界看时代，看看同时代对手们在做什么，想不出第二个结局，也就释然了。
到了21世纪，日本也不复美好年代，饥渴学习锐意进取的青年被平成与令和废柴取代，看似多元实则压抑与中二当道，好像有生命力的基因早被麦克阿瑟和继任者们阉割殆尽。就像书中的结尾，随着诸人的老去，主角们开始不停的怀念跨过大洋在美国那十年的美好时代。
. 国内什么时候能开拍民国前期大河剧，把全面战争开始前那些师夷长技的正能量，拿来启蒙激励当代“谁的青春不迷茫”的抖音青年。
《武士的女儿》读后感(三)：那些水土不服的海归们，不妨听听这三个明治日本女留学生的故事
《武士的女儿》讲的是19世纪末的日本，但我们很容易从中看到当下的影子。
明治维新时代，日本政府为培养现代女性、将新思想和新生活方式传播到更广泛的社会，派遣几位来自武士家庭的女孩赴美留学。她们得到了最好的教育机会，学成怀着改良社会的志向回到祖国，却发现这里正变得越发封闭保守，推行西式文化变成崇洋媚外，而这些英文说得比日文更流畅的姑娘则显得不接地气、傲慢危险。
在这段真实的历史里，一位成熟而勤奋的音乐家在回国的船上遇见真爱，回到家乡就陷入了怀孕，生产，带娃，怀孕，流产，怀孕的循环。
一位在美国大学成为学生会、社团明星的“时政达人”回国作为将军之妻出入上流场合，得到的最重要的公职是为皇室女性提供礼仪、着装方面的建议。
一位在童年就背井离乡、不得不把寄养家庭视为最亲密友人的少女，一回国就被不停催婚，因智识得不到满足而重赴美国留学，最终回日本实现自我价值，却依然逃不过作为“剩女”终老的结局。
由美国独立学者贾尼斯·宝莫伦斯·二村撰写的非虚构历史著作《武士的女儿》初看只是一本叙述东西文化冲突的轻巧小书，但书中的情绪从中部开始急转直下，直到三位主人公晚年各自的遗忘、死亡和孤寂。开头那种蓬勃向上的生命力被无奈取代，正如维新时代的希望终将让位于军国的压迫和规训。
读罢掩卷，竟是心有戚戚。
最近读到一篇中国留学生自述，作者在美国一所名校读一门风险与财运并存的小众专业。临毕业时，他意识到自己的选择极其有限，在美国难以做到业内拔尖，回国却没有经验和人脉，很难挤进圈子。用他的话说，是苦学了一身“屠龙之技”，却找不到地方操练和施展。
同样是最近听到某个关心留学生出路的资深HR说，多年前海外文凭可以让人得到自动的入职offer和更高的薪水，但如今海外文凭对国内工作的效果为零，甚至可能被视为负资产。
这都不是什么新观点。在所谓的“最大海归潮”后，便是留学价值的极速贬值。我们当然可以说，以前出国的人少，带回的都是新思想、新技术，再不济也练好了外语，都是相对落后的国内迫切需要的。而现在出国的人多，水分也多，人才之间难以体现出差异性，自然很容易被竞争激烈的国内职场虐成渣渣。
但在《武士的女儿》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海外人才极其珍贵的时代，这样的水土不服同样存在。
杀鸡用牛刀
本书的三位主人公繁子、舍松、梅子在离家时被寄予了深远的希望。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数百年闭关锁国的日本终于决心拥抱现代化。明治政府认识到，女性会通过与丈夫、孩子的亲密关系对社会产生影响，一座现代国家需要现代女性来辅佐、孕育。虽然这仍然带有强烈的男权预设，但对当时来说仍算一大进步。
天降大任，她们掌握了最好的资源，还未出发就在历史中得到了预留的位置。按理想中的规划，她们回国后将会开办学校、著书立说，同时介绍美国女性教育的思路，嫁给最有前途的精英男子，用现代、文明的家庭为全社会树立榜样。
这可比今天需要海投简历甚至接受一段时间的待业生活的留学生要幸运多了。
学成归国后，这三人确实在往这些方面努力。繁子作为钢琴教师将西方音乐引入学校课程，同时嫁给了年轻有为的军官。舍松意识到只有已婚女性才能在日本社会抛头露面实现某种改变，于是嫁给一位著名将军作为实现抱负的跳板。梅子则开始教书，在政府元老之一的伊藤博文家当家教，并和舍松一起筹建学校、办慈善等等。
但最后，繁子的名字几乎从历史中消失，舍松的人生巅峰停留于“日本首位女留学生”的称号，只有梅子因创办女子英学塾（津田塾大学）被后人铭记，但那也是在无数挫败、迷茫之后取得的结果。“现代日本之母”之类的称号并没有加在这些雄心勃勃的知识女性头上。
为这种失落感追根溯源，“不接地气”是她们回国经历中共同的底色。她们都在尚未接受完整日式教育的年龄出国，讲英语，学西方宗教和艺术，只有舍松在兄长的督促下继续学习日本历史政治。回到祖国，她们在仿造西式俱乐部的鹿鸣馆得心应手，用英语教书，与其他有留学经历的人们交往，但始终未能融入日本本土的社会，用母语去触动更多同胞，或者与不同阶层的人们接触、了解他们的好恶和追求。
更致命的是，她们与日本社会运转的逻辑脱了节。在她们出国后，全盘西化造成的文化震荡使保守力量在日本卷土重来，等她们回家时，这已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了。吃牛肉、去舞厅跳舞等西式活动不再新鲜，人们重新开始追捧茶道等传统文化，儒学同样在复兴，有关贤妻良母的宣传盖过了对女性教师和公民的呼吁。在归国不久的宴席上，官员要求舍松和梅子像艺妓一样唱歌，却没有人在乎她们关于女性地位的严肃意见。而当明治天皇的皇后来到梅子执教的华族女校视察时，日语不好的梅子几乎没听明白皇后在演讲中说的其实是：“女性的美德即顺从。”
长期在美国生活，或许让她们错将美国和日本混淆起来，以为在美国行得通的做法可以直接沿用到日本，对深层的文化根源和可能面对的阻力缺乏预判。也许这便是为什么回国后的梅子总是不停地给在美国的寄养家庭写信，以及为什么她感到回美国深造是更舒适的选择——故乡已变得陌生，而自己曾一度不适应的异国却成了第二个家。
在回顾百年前留学生前辈的生平时，我们往往会强调他们的成绩。组织留美幼童的容闳，主持修建铁路的詹天佑，纵横外交舞台的顾维钧……他们的智慧和勤奋，加上时代迫切的需要，让他们成为了今天留学生可望而不可及的标杆。但在一遍遍重复这些成功故事的同时，我们是否考虑过他们必然经历过的困顿？在他们身边，又有多少同样背负使命离家却埋没于历史中的人物呢？
如今被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容闳曾在洋务、维新等运动中一次又一次失望，与我们习惯的“学成归来报效祖国”不同的是，在往返中美数次后，他最终定居新英格兰并在那里长眠——他无疑是个爱国华侨，但他眼中的家似乎还是美国。与之对照的是如今仍鲜为人知的王清福，他归国后积极活动，为禁绝鸦片、社会革新奔走呼吁，但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因反清罪名流亡回到美国，在那里转向了捍卫华裔移民地位的事业。
我们很难简单评判他们遭遇这些坎坷的缘由，但无论是那三个刚被本书介绍给中国读者的日本女生，还是那些在国内家喻户晓的留学名人，他们的归途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顺畅，他们的成功也远不是被历史钦点的那样理所当然。
从这种角度来看，他们如何接受落差和失败，又如何发挥好留学的价值，就不再是历史书上的旧问题，而是更值得我们这些后辈关注借鉴了。
玻璃天花板
《武士的女儿》的另一个独到之处是，在留学史著作中，它少有地把焦点放在了女性身上。其实我平时对女性视角的历史并不太感兴趣，总觉得这是一种思维上的懒惰：把传统叙事中的男变成女，难道就算创新吗？
但这本书的女性视角令人信服。女留学生的经历确实太不一样了——我们会惊讶地发现，我们崇敬那些男生为救国而奔波，却对那些同样胸怀大志但往往陷入家庭束缚的女生视而不见。只有脱离家庭或找到革命伴侣的女留学生（如秋瑾、向警予等）才青史留名，而与传统性别角色妥协的女留学生却消失在了丈夫身后。
在与日本现状脱节的同时，性别局限进一步阻碍了繁子、舍松和梅子的报国之路。打破腐朽思想已经难于登天，但还有一道玻璃天花板压在这些女性的头顶，让她们连手都伸不出来。
舍松的经历最让人唏嘘。在美国的瓦萨女子学院，她关心的话题、参加的活动一般都被与男性气概联系在一起，和所谓“大和抚子”的形象天差地别。在对黄种人的歧视根深蒂固的时代，她在大二就被选为班长（或应译为年级级长），在大四成为学校精英社团的主席，边学化学、作文、地质学、历史、哲学、文学和希腊语，还负责组织社团会议和话剧创作，给同学讲日本的近代政治历史，在校报上发表“（日本人）不愿意生活在中世纪，我们渴望变革和现代化的进步”这样的言论。说实话，这些成就让我们今天的许多留学生都望尘莫及。
回日本后不久，舍松在一次《威尼斯商人》的话剧表演中饰演女扮男装上法庭以辩才拯救恋人的波西娅。这可以说是她人生中最戏剧性的一幕：她用莎士比亚的语言证明自己并没有摈弃女性身份，但这不妨碍她像男人一样思考并行动。她的表演折服了台下的观众，其中包括她未来的丈夫大山严。但大山严看中的不是她不让须眉的才华，而是她作为懂英语和法语、高挑纤瘦、优雅沉静、擅长穿搭和跳舞的优质配偶的功能。在痛苦的挣扎后，这个日本的波西娅穿回了女装，在公众场合被作为风雅的摆设，其他时候则退居内室，在育儿和家务中操劳，伤病，老去。
这似乎都是属于上上个世纪的问题了。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女留学生和海归面对的一些问题是男同胞难以想象或者共情的。比方在海外遭遇危险事件的女受害人常会在网上遭受“女生就该好好呆在家里”、“活该被XX”、“肯定是乱交男朋友”之类的语言暴力。女海归在相亲市场上常会面临“是否曾滥交”的无端猜测，要么作为所谓的“A女”因为学历太高、工资太高、想法太多、年龄太大等理由被“剩下”。当然了，在工作场合，她们和没留过学的女同事一样，面临性骚扰和招聘歧视，有些被迫在职业女性和家庭妇女间做出抉择，有些则为坚持工作和家庭兼顾而艰难地寻找平衡。
（同时要承认，男留学生也面临他们独特的问题，比如华人男性在西方社会“食物链”上相对较低的地位，在跨种族婚恋中的劣势，相对背负更多的成功期望等等，这也都值得关注。我们不应认为女性必然处于弱势，但从社会整体来看，男性可以得到的机会确实更多些。）
在这些时候，舍松、梅子她们就不再像久远的历史人物，而更像我们身边的姐妹了。她们头顶的玻璃天花板在这一百多年里向上抬了一点，但还远没有被彻底打破。并不是只有“像个男人”才能成功，在拥抱自己女性身份的同时被社会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来看待，这并不矛盾也不困难，但也不知道为什么，迟迟都未能实现。
关于价值
在今天的中国，如果留学不再是为了镀金，那又是为了什么，是否还值得追求呢？在男女前辈们并不算顺畅的经历中，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首先，要接受迷茫和挫折是必然的。文化冲突和逆向文化冲突是必经的两关，无需怨天尤人，而是要接受没有积累人脉、没学社交潜规则的现实。如果说舍松、梅子等人仍然（主观或被迫）留在自己的英语舒适圈里，那今天的我们显然有更多发挥的空间，该补的补、该学的学，就像当年适应外国一样积极地重新适应自己的祖国。
但这并不意味着要与自己不认同的事情妥协甚至成为同谋。比方说，如果梅子全盘接受了那些传统性别观念，将自己的学校开成日式女德班，教授服从父权、神化君主的思想，那就彻底浪费了她的留学岁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她还是在用所学促成一点改变，教英语和西方科学，改良女校课程，培养出最早一批着眼世界、服务社会的日本新女性。而就算繁子和舍松退居家中，但她们的事迹多少激励了一些同时代的小女孩，在玻璃天花板上砸出了裂缝。假以时日，这些裂缝必将扩大、复制，最终摧毁那道无形的屏障。
因此，留学的价值不能仅用金钱或者短期影响来衡量。除了精进本专业的技艺之外，当一张货真价实的漂亮文凭不再意味着轻松的名利，而社会的变化也并非预期中那样理想时，留学生活拓宽的那种“世界公民”的胸怀、锤炼的迅速适应新文化的能力，以及在外国社会吸收的种种优良品质（独立，尊重，同情心，社会责任感等），都是在国内难以习得的无价之宝。如何运用这些优势来实现个人成功和公共价值，可能是现阶段留学海归学生更值得深思的问题。
最近听一名行业中的资深前辈建议说，既然回国工作，就不要死抱住留学中学到的语言和知识作为自己唯一的资本，而是作为国内职场上的年轻人，多提高其他方面的能力，同时将曾经的留学经历内化为自身的积淀，成为锦上添花、区别于他人的“+1”，这也许才是海归学子更长远的发展之道。
此时此刻，一定有中学生在刷题准备出国考试，对着空白文档构思申请文书，也一定有留学生注册了国内的招聘网站，开始将英文简历一行行翻译成中文。作为一个已经回国近三年的毕业生，我不清楚他们是否明白身处的世界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即便他们苦修出了“屠龙之技”，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熟悉自己将要踏入的竞技场，认识自己的对手，看清自己真正的目标。
正像容闳、王清福，或者繁子、舍松、梅子一样，这是一条少有前人开拓、只能靠自己去摸索的道路。
《武士的女儿》读后感(四)：进击的明治维新少女：一群改变日本命运的女留学生
▲从左至右：梅子、 爱丽丝、繁子、舍松， 1901年（照片由瓦萨学院图书馆特别收藏区提供）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三个女孩。她们出生在自己的国家，却被幼年时代尚无法理解的外力带到一个与家乡全然不同的地方——美国。她们在那里长大，像所有孩子一样，从生活中汲取经验。论出身，她们都纯然是武士的女儿；论成长，她们却是不同文化融合的产物。十年之后，回到故乡的她们发现，在离开的岁月里，她们逐渐长成了故乡的陌生人。 ▲描绘明治维新时期东京街景的浮世绘明治维新期间，日本倡导“文明开化”，大力发展教育，开始走向现代化。这次划时代意义的改革不仅是全面现代化的政治革命，也是日本女性意识觉醒的关键时刻。
女性既是改革的受益者，地位和生活方式得以改善，同时也是直接的倡导者和推动者。明治政府高层意识到，要培育新一代开明日本人，对后代教育能起到关键作用的依旧是母亲的教育！
▲岩仓使团成员，左起：木户孝允，山口尚芳，岩仓具视，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提高女性知识文化水平，培育女性精英，成为明治政府改革的一项重要目标。于是，明治政府决定公派女性留学生随同岩仓使团赴美学习考察。5位传统武士家的女孩被明治政府选中赴美留学。处于时代的锐变中，武士家的女孩们能否接受未来的挑战？女孩们迥异的性格又将如何决定她们的选择和命运？她们又如何改变了日本的社会景观？
要了解这段被遗忘的历史，我们要感谢贾尼斯·P.二村，一位美国东亚史学者、一位哈日的日本媳妇。在她的著作《武士的女儿》中，她细心地串联起百余封信件和大量档案文件，为这些文化遗孤和时代先锋者书写了一部精致而细腻的集体传记。
《武士的女儿：穿越东西方的旅行》[美]贾尼斯·宝莫尼斯·二村（Janice P. Nimura）著马霖 译 ｜平装 | 32开 |332页 | 48.00元1. 首部以女性和留美学生为主体的明治维新史
与一般的明治维新史所不同的是，《武士的女儿》是第一本以女性留学生为主体的明治维新史。作者以全新的视角考察了日本女性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所做出的贡献。
1871年，一个薄雾笼罩的清晨，一艘载着一群有着特殊使命的人的蒸汽船正缓慢而庄严地驶入旧金山港湾。明治政府开拓使选派的5名女留学生随50多位岩仓使团成员正式踏上美国的土地。她们的使命是天皇亲自下达的：学习西方文化和规则，学成后归国协助培养将要领导国家的新一代开明日本人。
▲出发前拜见天皇当日从左至右： 上田陈子， 永井繁子， 山川舍松， 津田梅子， 吉益亮子对这些初出茅庐的女孩们而言，美国是全然不同的国度，不仅语言，生活和文化上都需要重新适应。5名女孩中，年龄最大的吉益亮子由于身体状况不佳提前回国；与此同时，与亮子年龄相近、性情也相仿的悌子流露出非常想家的状态，她决定与亮子一起回国。最后，只有3名女孩留在了美国，她们是：山川舍松、永井繁子、津田梅子，当时她们分别只有11岁、10岁、7岁。
这三位女孩都生长于传统的武士家族，作为日本第一批公派留学生，一到美国，她们立刻成了名人。留学期间，她们寄宿于美国家庭，与当地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西方文化和教育的熏陶下，她们几乎彻底融入当地社会，成为了典型的美国女学生。在美学习期间，她们学习成绩优异，饱受当地老师和媒体的嘉奖。其中，舍松成为亚洲首位拿到美国大学学位的女性；繁子拿到了音乐文凭；梅子在数年后重返美国也获取了大学学位。
▲女孩们就读的希尔高中▲女孩们就读的瓦萨学院10年的旅美生活，让几位女孩扎根在了西方的生活环境中，对于已经习惯了西方思维、礼仪、观念的她们来说，归乡难免近乡情怯。回到故土的那一刻，如同10年前踏上美利坚的土地的心情一样，一切都显得那样的陌生。她们已然成为了故乡的陌生人！
当时又正逢日本民粹主义抬头，要推行新式西方思想举步维艰。然而，在异质文化的融合和冲撞下，女孩子们依然坚定信念，踽踽前行，立志为日本教育改革和外交注入活力。
在这场女性的“革命”中：舍松推动了日本外交，协助创立日本红十字会；梅子先后创立女子英学塾、日本知名学府津田塾大学，坚持为日本女性提供公平的教育机会；繁子也成为当时知名的音乐教育家，为日本引介西方音乐教育做出巨大贡献。
▲左图：山川舍松，回国后嫁给大山将军，被誉为“鹿鸣馆之花”右图：日剧中的大山舍松▲左图：1890年获得学位的津田梅子 右图：日剧中的梅子▲左图：永井繁子 右图：由生田澄江创作的永井繁子的传记▲女子英学塾旧址，现为日本文化遗产这些女孩们的故事是那个时代巨变的缩影：她们身上记录了文明与传统的冲突，身份认同与价值认同的冲突，自我表达与自我压抑的冲突，自我认知和自我实现的冲突。
在这场革命中，日本女性既是受益者，地位和生活方式得以改善，同时也是直接的倡导者和推动者。而对女性这后一种角色，及其对明治和此后日本社会巨变的作用与影响一直没有充分的考察。本书通过详实、生动、丰富的叙述填补了这一空白。通过三位女性教育先驱的山川舍松、津田梅子、永井繁子的传奇故事，讲述了动荡年代的女性解放和历史滥觞。
2. 以小说笔触呈现一部精致而细腻的集体传记
本书作者贾尼斯·P.二村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女孩，她曾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东亚史，专攻19世纪日本近代史。迷恋日本文化的她，在大学期间相遇她的日裔丈夫，成为了一位日本媳妇
在创作本书的过程中，作者走访了日美多家博物馆、档案馆、学术机构搜寻相关资料。扎实的学科背景、大量的档案资料、长达10多年的信件往来，这些都构成了这部作品的特色：兼具学术性和趣味性。二村细心地串联起信件和档案文件，使得真实的历史读起来犹如小说。
《洛杉矶书评》评论道：二村实现了很多历史学家们无法企及的成就，她的这部作品得到了学术专业读者和非专业读者的青睐。作者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叙述了三位女性的传奇经历，展现了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日本社会的图景。
值得一提的是，二村有着丰富的编辑和写作经验，为美国多家知名媒体供稿、撰写书评，其中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芝加哥先驱报》《今日新闻》等。或许是她的专栏经历使得她的文字读起来尤为引人入胜。
3. 一部生动的明治维新名人录
▲描述明治维新时期的浮世绘在这本书中，我们会发现日本很多政界文化名流的掌故轶事都荟萃于此：
伊藤博文曾用一点腌菜抚慰了小留学生们的神经，多年后与这些女孩们一同推动日本教育；
岩仓具视因害怕被美国民众围观而躲在酒店不肯出门；
中国首批留学生之一的谭耀勋与这些日本留学生一同寄宿于美国家庭并结下友谊；
日本第一留美女性山川舍松最后嫁给家族仇人，成为“鹿鸣馆之花”；
津田塾大学的创始人津田梅子犀利批评其学生平冢雷鸟激进的女权主义思想；
日本小说家德富芦花的《不如归》竟扭曲了舍松的形象，作家于作品发表19年后，才正式向读者及当事人公开道歉……
一段段活生生的故事串联起了一部别致的明治维新名人录。
4.一经出版大获好评，《纽约时报》年度好书
《武士的女儿》在西方出版后，获得了西方主流媒体的一致好评。《纽约时报》将其选为当年的年度好书。
《艺伎回忆录》的作者 Arthur Golden 也对本书大为赞赏，她评价道：《武士的女儿》的真实故事读起来如小说，三名女孩在命运的捉弄下离开故土，成为连接日本和美国的桥梁。作者以电影的笔触呈现故事，生动地再现了一段被遗忘的历史。
此外，本书也获得了普利策奖得主 Stacey Schiff 、普利策奖传记类得主 Megan Marshall 、美国图书馆协会最佳小说奖得主 Ruth Ozeki 的强力推荐。《奥普拉杂志》、《西雅图时报》《出版人周刊》《Kirkus》杂志也给予本书好评推荐 。
原版书封面《武士的女儿》读后感(五)：从武士的女儿到纸币上的教育家：日本现代女性的开拓与平权之路
而今，女性依然会面临“即便努力也无法得到回报”的处境，或许，了解过去的女性曾经是如何从无到有地开创天地，能够让后人更有勇气，踏入无法预测的、没有先例的、崭新的未来。
本文首发于界面文化
在日本公布新年号“令和”一周后，日本银行于4月9日公布了新版纸币的设计：女性教育家津田梅子的形象将出现在5000日元新纸币上面。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女性教育家”“津田塾大学创始人”等光环之下的津田梅子，原本只是幕末时期一个武士的女儿。
1864年，津田梅子出生于江户（今东京）的一个武士家庭，是家中的次女。1871年，6岁的梅子同另外四位年龄稍大的女孩一起跟随“岩仓使节团”赴美，成为日本首批女留学生中的一员。最终完成留美十年任务、拿到学位归国的只有三位女孩：津田梅子、山川舍松与永井繁子——她们是日本的首批女留学生，也是日本首批在“睁眼看世界”后被唤醒女性意识的现代女性。
在美国作家贾尼斯·宝莫伦斯·二村（Janice P. Nimura）的笔下，这三个性格迥异的女孩犹如契诃夫的《三姐妹》，懵懂地被卷入日本现代转型的洪流，离开故土，成长为有独立意志的现代女性，继而成为连接日本和美国的桥梁。“一百年前，早在全球化、多元文化主义成为每一家公司、每一所学校的目标之前，三个日本女孩跨海跨州，同时精通两个世界的语言，成为惺惺相惜的挚友。她们的故事深深烙在了我的脑海里。”在《武士的女儿》前言中，二村写道。
在日本和西方的文化冲突不断、“贤妻良母”依旧是人们对理想女性最高期待的时代，梅子在踏上美国之旅的那一刻应该未曾预料过，年龄最小的自己竟会在女性教育事业上走得比她的同伴们都远。1882年，梅子学成归国，曾在日本贵族女校任教。在舍松和繁子陷入繁重的婚姻生活时，她坚持追求自己的事业和目标，并于1900年创立私塾“女子英学塾”。她曾在《日本邮报》发表文章道：
“我们需要榜样来告诉这个对女性感到不屑的世界，教育会败坏她们。我们需要能够成为榜样的女性，为她的同胞辩护。我们需要清醒的头脑和伶牙俐齿来告诉男性，女性正在遭遇怎样的不公。我们的学校需要更优秀的教师，我们也需要更有力的领导者为女性权益发声。”如果梅子还健在，她应该会失望地发现当下的日本女性仍未享有与男性对等的教育权利。4月12日，东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在东大开学典礼上的致辞引起了强烈反响。她在演讲中援引的数据触目惊心：日本文部科学省在全国81所医科大学、医学部进行调查，发现相较于女生的考试合格率，男生的合格率平均高出1.2倍；东京大学入学者中的女性比例长期徘徊于20%左右，今年18.1%的数值更是低于去年。鉴于统计数据显示男女学生的考试成绩并不存在明显差别，入学率上的显著差异只有“性别歧视”这一种解释。
“接下来你们即将生活的校园，是一个原则上平等的社会。在偏差值竞争中没有男女差别。但在进入大学时已经开始了隐性的性别歧视。进入社会后，更为明目张胆的性别歧视将横行无忌。”上野千鹤子历数了女性面对的教育不公，也谈及了女性在社会中遭遇的种种不公，这些问题，中国女性也同样有切身体会。在演讲中，上野千鹤子也提及，“只要努力就有回报”的环境是过去一代代女性通过努力开创的。而今，女性依然会面临“即便努力也无法得到回报”的处境，或许，了解过去的女性曾经是如何从无到有地开创天地，能够让后人更有勇气，踏入无法预测的、没有先例的、崭新的未来。
津田梅子（1864-1929）。图片来源：津田塾大学送女孩出国留学：明治维新与“岩仓使节团”
1853年7月8日，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Matthew Perry）率领四艘军舰驶入江户湾，他将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Millard Fillmore）签署的国书递交给江户幕府，其军舰发射了几轮炮弹以示威慑。这一日后被称为“黑船来航”的事件以摧拉枯朽之势给予本就危机重重的江户幕府统治集团以沉重打击。
一股新的政治力量正在孕育。外样大名和下层武士联合起来，打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宣布放弃对德川将军的忠诚，要求数个世纪以来没有实权隐居京都的天皇重新掌权。1868年1月，尊皇派的势力占领江户城，推倒了将军政权（此前德川家最后一代大将军德川庆喜已经请辞），宣布时年15岁的天皇睦仁复辟，明治时代就此拉开帷幕。
“明治”这一年号寓意“文明的治理”，本身就说明了新政府的施政纲领。在亲眼目睹西方国家的强大实力后，改革派政治家立誓要建立一个全新的日本，一个先进的国家。明治天皇即位时颁布了《五条誓文》，称要彻底改革日本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将日本发展为与西方平起平坐的国家，“破除旧来之陋习，秉持天地之公道，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首先要做的，就是彻底摧毁江户时代封建社会的种种残余，引入现代政治制度。1871年8月，天皇召集各藩大名领主到东京，宣布废除藩地，设置府县行政系统，由东京任命的府县官僚掌管县级事务。原大名领主的家禄和华族身份得到保留，各藩的年贡移交政府，债务也由政府承担。在这一安排下，低级别的武士——甚至是在王政复古运动中支持天皇一派的——失去了家禄、军衔及尊贵的社会地位。
1871年发生的另外一件事则彻底地改变了三位日本女孩的命运。王政复古运动的核心人物、右大臣岩仓具视计划于当年秋天率领一支由年轻政治家组成的使节团访问与日本签订过条约的所有国家，实践《五条誓文》，求知识于世界。使节团的第一站就是美国，同去的还有几十名学生，这其中也会包括女生。
岩仓使节团代表，从左至右分别为：木户孝允、山口尚芳、岩仓具视、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送女孩出国留学是黑田清隆的主张。这位前萨摩藩武士曾访问过美国，看到美国女性与日本女性相比截然不同的生活状态深受触动。在他看来，美国男性能够在各个领域取得突出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成为与之比肩的智力伙伴，提供情感和精神支持。如果日本不让女性接受教育，西方人很难将日本看作一个文明开化的国家。此前日本已经有了送男孩出国读书的先例，现在是送女孩走出国门的时候了。在黑田清隆看来，她们回国之后，能够在女子学校教书，教化更多女孩，还能成为日本新一代政治家的贤妻，辅佐丈夫登上国际舞台。
黑田的倡议得到了明治政府的支持，于是他开始着手招募女学生。使节团的招募计划提供了非常优厚的条件：在美国学习和生活十年，期间所有费用由政府承担，学生每年还能得到800美元的补贴。然而招募令发布后应者寥寥，大多数日本上流社会家庭都不愿意，也无法想象把女儿送到大洋彼岸的异国他乡。随着岩仓使节团出发的日子越来越临近，黑田不得不再次发布招募令，这次他收到了几个申请，并立刻接受了所有申请。
申请赴美的共有五个女孩：14岁的上田悌子和吉益亮子，11岁的山川舍松，10岁的永井繁子和6岁的津田梅子。五个女孩都是在王政复古运动中落败一方的武士家的女儿。梅子的父亲津田森懂英文，曾做过将军的翻译官，并于1860年随日本首个使节团访问过美国。幕府政府倒台后，津田家也随之衰落。梅子的父亲认为，送女儿出国接受美国教育，不仅能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还能给他带来荣誉——如果女儿能讲流利的英文，懂得西方礼仪，就能帮助父亲提升在新政府中的地位。
在懵懂和忐忑间，五个女孩踏上了美国求学之旅。岩仓使节团临行前，天皇特设国宴送行。宴会间，天皇发表讲话，鼓励使节团的各位成为“合格而务实的观察者”，在外国尽力学习先进的文化知识，以求回国后改造积弊重重的日本社会。他说的另外一番话则在无意中流露出当时的明治政府在女性教育问题上的真实态度：
“我国缺乏培养精英女性文化的高等机构。我国女性不应该对关系到生活康乐的重大原则如此无知。虽然我们正致力于发展一套针对民众的文明开化体系，但是，对后代教育起到早期培养关键作用的依旧是母亲的教育！”也就是说，送女孩出国留学，是为了让接受教育的她们日后成为更好的“贤妻良母”，以母亲和妻子的身份为国家的文明开化效力，而不是真的要求她们成为独立自主的个体。日后，几位女孩就会体会到这重期待带有多么沉重的分量。
跟随岩仓使节团前往美国的五位女留学生要结婚还是要事业：三个女孩的抉择
抵达美国后不久，亮子患上了雪盲症，不得不中止学业；与亮子年龄相近性格相仿的悌子也因太过思念家乡无心学习，两人一起回到了日本。在初期的混乱过去后，梅子、舍松和繁子开始融入寄宿家庭，并在校园生活中崭露头角。
1878年9月，舍松和繁子成为瓦萨女子学院的首批非白人学生。繁子作为一名特殊录取的学生进入音乐系学习，舍松攻读四年制本科学位。即使是在美国，她们也是当时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少数幸运女孩。舍松学习刻苦，给人一种优雅、内敛又野心勃勃的知识分子印象，她的英文写作极佳，经常给《瓦萨杂记》供稿，是老师眼中的明星学生，同学眼中的“日本公主”。繁子在学业上不是特别出色，但她活泼有趣，和所有人都能打成一片，她特别擅长弹奏舒伯特、门德尔松和莫扎特的作品。
1881年6月，繁子完成了三年的大学课程。当年也是日本政府规定的女孩们留美期限的最后一年，舍松和梅子申请了一年延期，用以完成她们各自的大学和高中学业。繁子拿到瓦萨学院音乐学位的同时，她在几年前相知相交的日本留学生瓜生外吉也从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毕业，即将归国就职。十年后再度回到日本，繁子的心情有激动也有不安，但至少有一件事让她松一口气：她将成为瓜生外吉的妻子。
一年后，舍松从瓦萨毕业，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位获得学士学位的女性。17岁的梅子也从阿彻学院获得了高中学位。梅子在校期间表现优异，她的学历证书上显示，“津田小姐在拉丁文、数学、物理、天文学和法语上的进步在班里遥遥领先，她投入于这些学科，对这些知识有清晰的见解。”
“不论繁子是否可以在日本从事女性教育方面有意义的工作，至少她在日本社会的地位是稳定的。可是，一个一心想要投入工作的未婚女性将如何重新踏入日本社会呢？”二村在书中写道。这也是另外两位女孩回到日本时频频自问的问题。繁子回国后很快在教育部音乐调查委员会谋得一职，成为一名钢琴老师，但舍松和梅子的梦想是创办一所学校。她们找到了最初招募她们赴美留学的黑田清隆寻求帮助，但他并没有把这两个年轻女孩的梦想当回事。
寻找工作而不得的焦灼心情之外，繁子的婚姻也让两位女孩，特别是年纪更大的舍松焦虑不已。梅子坚持认为不应该结婚，因为日本丈夫对妻子的要求是恭顺体贴，这不是这个在美国接受了西式教育的女孩的行事风格。但舍松却渐渐开始动摇了。眼看着婚后的繁子过得那么快乐，而教育部一直没有回应自己的雄心，她感到备受打击。在归国两个月后，这个骄傲的女孩就在心底承认：日本女子只要未婚，无论取得多么大的成就都是一个失败者。
1883年1月底，繁子的哥哥益田孝举办了一场派对，邀请了归国三人组、其他留学归国人士以及许多政界名流。年轻人决定在派对上表演莎剧《威尼斯商人》的最后两场戏，舍松和梅子得以从种种烦恼中暂时抽身，仿佛回到了美国校园一般全情投入到戏剧排演中。演出非常顺利，扮演女主角波西娅的舍松收获了许多关注，她美丽、沉着、智慧的形象令人印象深刻，并意外地让她得到了一位身份高贵的男士的青睐。
演出过后不久，舍松的哥哥收到了陆军大臣大山岩向他们的小妹提亲的请求。大山是明治政府中最有权势的男性之一。他40岁，妻子刚刚过世，有三个小女儿。大山曾旅居海外三年，思想和生活做派颇为欧化。他非常明白，一位现代日本政治家需要一位在社交场合游刃有余，又熟悉当今时事的伴侣。另外，他的妻子也应该能够以西式教育教导他的女儿们。在益田孝的派对上，大山见到了舞台上光彩照人的舍松，意识到在全日本范围内，不会有比舍松更合适的结婚对象了，何况她还那么年轻漂亮。
归国初期的山川舍松，左一为其留学归国进宫做报告的装扮这一求婚发生在23岁的舍松对人生最迷茫的时刻。有意义且收入不错的工作似乎遥不可及，结婚会不会也是一条出路呢？她不爱大山岩，但这个男人有智慧，有权势，有海外经历，应该能够理解自己。也许与他在一起，她能够“曲线救国”，做一个有用的人。“现在日本需要的，是社会状态的改变，而只有已婚的女性才可以辅助实现这一目标。”舍松下定了决心。
1883年11月8日，舍松与大山岩完婚，一跃成为日本身份最高的女性之一。繁子因为身体原因没能去参加她的婚礼，四天后，她就生下了一个女孩。归国三人组中，只剩下梅子，没有结婚，也没有工作。
“我必须适应，只剩我一个人了，但我不能太在意这一点。”
从英语老师到女子英学塾创始人：梅子的野心与奋斗
很大程度上来说，女孩们归国的时机并不算好——原本出于向西方取经目的送她们出国的明治政府此时又对全盘西化的社会思潮警惕起来，保守力量占据了上风。1878年，明治天皇在私人顾问元田永孚的陪同下前往日本诸县视察。在看到西方思想占据课堂教育后，天皇感到恐慌，担心这会动摇统治根基。回到东京后，元田在天皇的授意下改写了之前颁布的教育法，颁布“教育大旨”，明确指出不加辨别地模仿西方会使人民遗忘规范君臣关系和父子关系的重要原则，因此“儒学是最好的导引”。西方热于是开始退烧，日本社会又开始时兴传统复兴和儒家教育，然而在儒家思想中，并没有女性进步的空间。
在这样的环境下，梅子举步维艰。幸运的是，她得到了“岩仓使节团”成员、时任皇室大臣伊藤博文的帮助。1883年年底，伊藤将梅子介绍给了精英女校“桃夭女塾”的创始人下田歌子，梅子获得了在女塾教英语，并住在伊藤家中担任家庭教师的机会。在伊藤的帮助下，梅子踏入了上流社交圈，她一方面出于某种虚荣感而沾沾自喜，另一方面也对日本男权社会对女性意见的压制感到不满。
伊藤是少数愿意与梅子平等交流的男性，也是少数真诚重视女性教育问题的掌权派人士。1884年2月末，伊藤邀请梅子、舍松、下田歌子、外务大臣井上馨以及多位有学识的女性来家中开会，参会者提出一个方案，为家世良好的女孩建立一所由皇后资助的学校。学校建立后，上流阶级男性将以送自家女儿去这所学校为骄傲，女孩们也能够学习西方思想，开拓视野。很快，伊藤就任命下田歌子和舍松二人为学校的规划委员会成员。
1885年，华族女校成立。政府雇佣梅子担任英语老师，年薪420日元，官阶为奏任官。当年10月5日，学校开学，皇后亲自出席典礼并发表讲话，再度重申了明治政府对女性教育的态度：“我们认为，女性的美德即顺从，女性需要服侍父母、公婆和丈夫，正确处理家庭事务，成为母亲后，女性需要给予她们的孩子良好的家庭教育……为了成为这样的女性，你们需要掌握一定的知识。”往大里说，当时整个社会其实都还没有准备好接受女性走出家庭，进入公共领域，梅子在当年11月皇后生日庆典上的遭遇就是一例：虽然与梅子官阶相同的人都要在那一天进宫向皇后道贺，但因为与她同级的官员都是男性，而女性无法单独出现在男性群体中，梅子被迫放弃了进宫的机会。
梅子的学生都是家境良好的贵族女孩，然而受制于阶层及性别传统，梅子对这些学生的学习能力印象平平。与此同时，华族女校的保守风气也令梅子不满。她再度萌发了赴美留学的念头——她一直为自己没有接受大学教育感到遗憾，“虽然现有的教育程度足以支持我在这条平凡之路上继续走下去，但是我想要的不只是这些。”
1889年9月，梅子在华族女校校长的支持下进入布林茅尔学院学习两年。她激动地发现，周围尽是她在东京时渴望而不可得的——女性的独立和智慧。正如该校校长玛莎·凯里·托马斯（Martha Carey Thomas）所说：“我们之中，除了婚姻外一无所有的女性将是失败者。”梅子选择主修生物学，决心与出国留学选择理工科的的大部分日本男生一较高下，证明女性也能在这些领域取得佳绩。她的确做到了——她与一位教授合著一篇题为《论青蛙卵的排列方向》的论文，发表在《显微科学季刊》上。
从左至右分别为：津田梅子、爱丽丝·梅布尔·培根、瓜生繁子、大山舍松1892年，梅子以优异成绩毕业归国。此时，她已经非常明确自己毕生的目标：让更多的日本女孩接受教育。然而让她烦恼的是，舍松和繁子还在试图为她做媒，她们二人也在家庭生活的束缚下渐渐对女性公共事务力不从心起来。她写信给美国好友、女性教育家爱丽丝·梅布尔·培根（Alice Mabel Bacon）抱怨此事，后者这样安慰她：
“对此我也感到伤感，你和她们之间的鸿沟越拉越大，而她们只是随波逐流，变得保守。可是，女性一旦结婚，就会被丈夫的需要和孩子的未来绑架，只有你我这样独立的老处女才有为自己做选择的自由，而如果有谁被我们伤害，那只有我们自己，至少我们的热情、错误甚至失败不会伤及他人。”回到华族女校，梅子发现自己越来越无法忍受与下田歌子共事——后者所倡导的“贤妻良母”植根于儒家顺从之道，而非西方自由人文思想，两人的教育理念渐行渐远。1897年，梅子产生了独立开办女校的想法。对于女性教育，梅子一直采取的是折中主义的态度，她认为，女性接受教育不是为了挑战男性，而是为了更好地辅佐男性。她鼓励所有女性掌握一技之长，一旦为形势所迫，就可以此养活自己。乍看之下，这与“贤妻良母”论也没有太大区别，但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这种较为温和的态度让梅子得以在保守的社会氛围下自保。
1900年，梅子从华族女校辞职，创办女子英学塾（女子英文私立学校），旨在培养出深受西方思想滋养，深谙女性教育重要性的学生。首批入学的有14名学生。梅子希望培养出懂得独立思考的个体，而非只会死记硬背的玩偶，但同时她也狡黠地教导学生懂得隐藏锋芒，“我希望你们的行为举止不要引人注意，不要显得超前，你们要时刻表现得温柔、顺从、有礼貌，就像过去的女性那样。”
开学6个月后，学生数量就翻倍了，入学要求也随之提高。学塾创立第二年春天，因为校舍不够，梅子将学校搬去了距离皇居不远的元园町。在给美国养母兰曼女士写信告知新地址时，她骄傲地表示，即使地址栏只写东京，自己也能收到信。的确，“东京教育家”的头衔已被梅子牢牢地握在手中，终于，她找到了属于自己、也最适合自己的位置。
1929年8月，梅子逝世，享年64岁。为了向梅子致敬，女子英学塾改名为“津田英学塾”，即津田塾大学的前身。津田梅子的名字，遂永远地镌刻在了日本现代史上，激励着无数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