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与河北之间》是一本由仇鹿鸣著作，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78.00元，页数：40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长安与河北之间》读后感(一)：以墓志一窥全貌，小人物的呐喊，还原历史的洪流
当代新派史学家延续了陈寅恪、田余庆等大家见微知著、以小见大的治史风格。官方对史料有意识的甄别和裁剪，构建有利的叙述，在王朝正统观念笼罩下的史书编纂无疑是一种选择性记忆。安史之乱和后续的河北藩镇，因战乱及立场异端，导致很多史料湮没于时间。本书的研究方法独辟蹊径，从近年出土的中晚唐人物墓志一窥历史的原貌。墓志这种带有私人属性的记载，以小人物的呐喊，还原了历史的洪流。
唐中期对五德承运的反复修改可视为一个日渐失去魅力的政治宣传的余音。古文运动并不是单纯的文体革命，同时也是思想革新，构成了中唐以后文人思想转变的重要一面。德政碑成为象征朝廷对藩镇控制能力的重要尺度。各镇普遍的“骄兵化”使节帅不得不将精力用在内部弹压，无力外张，对朝廷的威胁反而下降。百余年来河北地区多民族迁徙所构筑的复杂文貌，并非能用简单的标签所能涵盖。曾经在天可汗的旗帜下，一度扩展到葱岭的帝国边界，退缩到了长安附近。中央失驭的同时，以河朔三镇为代表的旧藩镇已夕阳西下，趁势而起的新藩镇填补了权利的真空，一个新的群雄逐鹿的时代浮出水面。
《长安与河北之间》读后感(二)：失焦与重校
把下面这段话粘贴到评论区以后，豆瓣建议我转成长评，那好吧，听你的。
正如作者期待的那样，本书充分展现了中晚唐历史演进的多线程和复杂性。尽管“事件－人物”仍在焦点位置（这由“政治史”的性质确定），但藩镇内外权力结构的变动不居、政治景观的制造与流变、典章制度与政治默契下的双重央地秩序等观点，均与传统政治史范式展开了有效对话。
本书副标题为“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以个人的阅读感受来说，此处文化似指碑刻景观、星象符谶、忠义观念、年号正朔等「政治文化」，而非民众的生活世界与“知识－信仰”体系等“新文化史”语境下的文化。渔阳颦鼓以后，普罗大众心中到底有无李唐，是否乐于、安于燕政权，是否有明确的胡汉认同，仍有赖于其它材料，而不是肉食者书写的碑志坟籍。
石刻史料的物质性－景观－后现代空间理论下的权力景观－景观制造过程中的央地关系－政治实践中制度与默契
政治学与后现代的交错，为重审中晚唐提供了有效切口，这让人想起作者在另一本书中的话，大概是说，作者最得意的几篇论文，问题意识都来自其它学科而不是历史学，读其它学科的一流研究胜过读本学科的二流研究等等。
《长安与河北之间》读后感(三)：由藩镇骄兵想到的
赵翼《廿二史札记》“藩镇骄兵”云：“秦汉六朝以来，有叛将，无叛兵。至唐中叶以后，则藩镇兵变，比比皆是。盖藩镇既不守臣节，毋怪乎其下纵而效之，逐帅杀帅，视为常事。为之帅者，既虑其变而为肘腋之患，又欲结其心以为爪牙之助，遂不敢制以威令，而徒恃厚其恩施，此骄兵之所以益横也。“ 仇鹿鸣此书中对藩镇骄兵的分析亦从前人中来，他特意抉出藩镇骄兵化对藩镇本身的极大腐蚀作用，以至于藩镇逐渐沦为牙兵集团的自利工具，在晚唐崛起的新军阀面前不堪一击，失去逐鹿中原的政治军事实力，最终走向末路。而军将一体，运转高效的新军阀，其实也不过是第一代藩镇的转世而已。其组织名目、人员出身或有变化，而制度结构及精神品格则相同。然其最终之灭亡，亦逃不过骄兵之患矣。原因何在？不过是老话题：以利合者，终以不义而亡。换言之，此种大问题在于：一个政治军事团体内部的凝聚力究竟如何才能持久保持？其凝聚力之精神性格如何能确保其团体之生长发育？藩镇将领及其军士皆爱利者，欲望强盛，此其能纵横一时之基础，然血气旺盛者亦必受血气之反噬，以暴力牟利取乐者，亦终受暴力所迫害摧残。以其偏颇邪辟，不悟中庸之故也。藩镇集团的精神品格就是彻底自利，其内部之凝聚以利为原则，故以不义为正义之原则，如此岂能凝聚？【按：柏拉图《理想国》卷一中有关不义之讨论于此处颇有启发。】
又，军队与地方为中央集权制度国家之极大问题，政治制度故可以防范，然人欲泛滥，不可仅仅以制度收拾。人心惟危，又如何降服？
《长安与河北之间》读后感(四)：中晚唐历史的新面相
藩镇史研究的力作，几乎所有文章都经过了大幅度增订，非常用心。尽管是论文合集，但主题线索仍然比较清晰，论述时间自安史之乱到唐末也颇为完整，主因应该是作者对话对象的同一性，基本是回应陈寅恪胡化说及日本学界征服王朝论唐宋变革论等观点，如第一章以严复墓志中四星会聚及金木相代等安史政权的政治宣传为例，作者认为其利用华夏传统思想文化资源构筑王朝正统性，包括燕国号的成立也与此有关，同时安禄山对于延揽汉族士人不遗余力，这均说明胡化等标签的限度。
关于安史之乱后“忠”观念的变化，第二章通过王伷经历的梳理及对唐朝处置贰臣政策的变化的观察，作者发现忠的变化是回溯性而非即时性，安史之乱平定前后，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对于贰臣仍然同情与回护。此一部分关于安史政权的异同，仆固怀恩做法的时代背景及张巡、许远争议的梳理颇为精彩。此外唐燕政权的更替的影响也并非如官方史书宣传那样大，两个政权的文臣群体有相当的延续性，对于时人来说这样的朝代更替类似武周革命之时。
作者将中晚唐的藩镇的动乱划分为前期外向型的“政治性反叛”与后期内向型的“经济性骚乱”，后者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河北藩镇的地域依附性，此点制约其对外扩张，导致唐末失去了争天下的动力，同时节度使为保持权位也加强了与中央的联系，完成了新型君臣关系的确认。通过对德政碑等政治景观的考察，作者指出所谓的河朔故事其实是中央与藩镇基于现实考量而做出的调整，即所谓政治默契，进而达到中央与地方的新的政治平衡。在此唐廷与藩镇的博弈和制衡构成了一个稳定存在的结构，黄巢乱后建立的新藩镇与此前的藩镇体制存在着断裂。而且也正是中晚唐朝廷面临的各种挑战刺激了皇帝个人权力的强化，作者无疑大大丰富了唐宋变革的面相，线性的思维掩盖了太多关键的历史细节。
本书的主旨按作者的说法是通过描摹政治过程的复杂性的同时，展现中晚唐长安与河北之间互动的实质及藩镇内部的多元结构，无疑，作者成功了。
《长安与河北之间》读后感(五)：“河朔故事”：唐廷与河朔藩镇间的政治默契
仇鹿鸣老师的新书终于到手了，这本新书有种与《魏晋之际的权力关系与家族网络》似曾相识的感觉，对传世文献的充分发掘和对学术史的梳理把握，是仇的一贯的学术风格，也是其书使人读来酣畅淋漓之处。但与旧著不同的是，《长安与河北之间》更注重对出土材料的解读，以及对新文化史的史学新方法的运用，令人耳目一新。石刻材料的运用在史学研究中早已屡见不鲜，与大多数史家讲碑志上的文字当作补史之材料不同的是，仇更关注碑志的本身，即墓志、神道碑和德政碑等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发挥的政治宣化的实际功能。
全书围绕李德裕的一句“河朔兵力虽强，不能自立，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按军情”所提供的历史线索展开论述：长安与河北之间，存在某种政治默契，唐廷以类似“羁縻”的形式与河朔藩镇之间形成一种“礼仪性的君臣关系”，彼此相安百余年。藩镇内部自行拥立将帅，唐廷给予优厚的待遇名义和礼节上的承认，以换取藩镇的顺从与支持，这是自宪宗以后形成的“河朔故事”。与传统史家从中央与地方实力的消长关系对此进行批判所不同的是，仇鹿鸣认为正是通过假节钺、立德政碑等一系列渗透政治权威而非强加政治权力的手段，形成彼此心照不宣的政治默契，使得长安与河北之间相安百年。
在“河朔故事”下，一方面对朝廷的“忠”和对节度使的“忠”具有同构性，唐廷的官爵威命是藩镇节帅的政治合法性来源，节帅须在藩镇中树立朝廷的形象，才能赢得军民对自己的效忠；另一方面，朝廷对藩镇的优待以换取相安的同时，藩镇节帅也通过优厚的物质利益，维系下属对自己的忠诚，以求与朝廷抗衡。这种无限制的优宠，最终造成了藩镇军队的自利化和地方化倾向——重视眼前的经济利益而缺乏政治进取心，这一方面使得藩镇内向化发展，失去扩张和反叛的政治野心，但另一方面也造成藩镇内部结构的变化，节帅和军将阶层割裂，非理性的小规模骚乱频发，兵士动辄驱逐节帅，成为骄兵。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唐末中河朔藩镇没有成为逐鹿天下的强大势力，最终为李克用、朱温等人的新型藩镇所取代。
《长安与河北之间》读后感(六)：唐亡于藩镇？未必！
中古史研究无论如何绕不开陈寅恪。陈氏以其开拓性的史学眼界打破传统史学囿于狭隘政治逻辑的自我禁锢，取径文化史研究，通过引入社会精神世界和民族文化世界，发明其对具体历史事件的影响及与历史进程的交融变迁；又以诗史互证的方法扩展了历史文献来源。时至今日，陈氏构造的中古历史重大问题分析框架仍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然则正如陈氏本人所言：其言论愈有条理系统，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好在本书作者不但于传统文献相当精熟，又几乎遍阅现代研究成果（参见书后长达28页的包罗古今中西的参考文献），更亲自参与了不少新近出土碑志的第一手整理研究工作。得益于此，故能摘北斗而不盲目，入深山而不迷路，一面发扬陈氏史学的长处，一面修正其具体结论，以表明在承认宏大叙事对于历史进程的线性描述之价值外，亦须警惕其中的复杂性。
以陈氏针对安史之乱原因提出的“胡化说”为例。陈寅恪认为河北地区胡化“这一民族与人口构成的变化，不但为叛乱提供了人员及军事准备，所引发的社会文化变迁，更奠定了之后河朔藩镇长期割据自立的基础。”（第306页）本书作者则认为，虽然80年代以来屡有考古证实北方地区乃至中原腹地的确有大量胡人活动，然而“胡化”却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笼统概念。作者转而用“是否维持部落形式”这类更加明确的指标来考证“胡化说”的“射程”（胡化的层次和范围），结合石刻资料与传世文献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燕政权在政治合法性建构、前后燕军事结构变化、文化体系对唐之承袭几个方面都高度汉化（事实层面而非价值层面的汉化或胡汉互化），以致无论唐廷高官还是洛阳吏民都没有对燕政权产生“异质感”，而不过将其视为普通的王朝更迭或叛乱。
至于藩镇割据的局面，则应当注意，“河朔故事”是在安史之乱后地方实力膨胀的背景下，长安河北之间通过长期的动态的试探性的权力界定行为（包括一些列武装冲突）逐渐达成的政治默契。“河朔故事”一方面意味着“不入版籍、不输贡赋、自委官吏”，也要看到另一方面恰如武宗朝宰相李德裕所言：河朔兵力虽强，不能自立，须借朝廷官爵威名以安军情。（第265页）
当然，武宗朝时值强藩“骄兵化”转型，直至黄巢变乱，各镇骄兵但求经济优待，再无政治自立之意；然而这种中央权力衰退而权威不坠的情形又往往被论者忽视，事实上，不应该简单地凭着受鉴诫论意识形态影响的历史书写就认定藩镇割据是唐廷衰落的原因，二者各自有着内在的演化逻辑，在晚唐几乎同步走向了衰亡。
此外，作者还认为所谓河朔强藩独特的地域“特性”，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当唐廷大力削平河南后才得以凸显的。即便在河朔内部，例如在成德与魏博之间，各镇的异质性也不容忽视。
本书乃是作者先后发表的七篇研究论文的合集，按研究时代和领域的相关性而非论题内在逻辑辑录成书。同时又因大量研究系基于石刻资料，未免使得相关考据过于细碎，论题过于具体，导致部分研究内容对普通读者而言意义不大。所幸作者并不满足于单纯的微观事实考订，反而有意识地克服这种“细节偏好”，主动使细节研究服务于关系到对时代的整体理解的大问题，这保障了本书面向大众读者的可读性。
《长安与河北之间》读后感(七)：如何以运用政治符号为主进行权力关系的展演或曰政治地位的劳动
其实这本书，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如何以运用政治符号为主进行权力关系的展演或曰政治地位的劳动。
全书八章，最后一章既是对前面章节的总结，又在中国中古史治学范式上提出了主张，以我去年的阅读来看，可以说罗新、钟焓、王明珂所关注的问题，本书作者也关注到了，只是没有上升为系统的思考而已。
前面七章可以分为四个板块：第一章关注“华夏政治符号如何被胡族集团应用”，这里我用华夏而不用汉族，因为受到本系列另一本书《能夏则大遇渐慕华风》影响，我颇踌躇于用这个基于西方十九世纪民族主义兴起才才发明的“汉族”一词，这方面本书作者对“胡化”“汉化”有所考虑，但并未更深思考：西方的民族区分与唐代的番汉之别能否对应。这一章中出身河北而受到安庆绪重用的华夏谋士严复可以看作第二部分的源头，作者顺便考证了史思明和安禄山所依靠军事集团的差异，指出前者更华夏化，两个燕并不混同。
第二部分包括第二三章，关注“华夏士人对大燕政权的低抵抗接受”，第二章的重点是如此之多高官不大有歉疚地投靠后世传统史学认为的“伪政权”，仅仅视为改朝换代而非谋朝篡位；第三章的重点这么多河北墓志一视同仁地交替使用燕、唐国号与年号，视为正常政权更替。这两章的阐发相当好：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安史乱后，唐廷开始了较严格地整肃附伪官员企图重振士风，这受到了较大非议——这本身就意味着对忠于一姓的质疑，另一面，唐廷对有功的附伪官员毫无芥蒂。容我进一步阐发，我们只看到盛唐的宽容，没看到她对于社群（前国族）共识建设（如前所言，想摆脱“民族”术语的原生不适）的忽视——固然这保留了大量士人的选择权甚至“议价权”，但也造成了遇到国难时的一团散沙。因此安史乱后，朝廷开始大力建设这种社群意识形态，但是并不成功，请看五代的冯道；两宋才有成就，既扭转了冯道的评价，伪楚伪齐的迅速“伪”化也是一证，再经南宋的理学直到明朝。第三章提到的墓志也为下一部分做了铺垫。
第三部分包括第四到七章，关注“唐中央与藩镇如何利用政治符号（德政碑和册封流程）进行权力关系的展演”和“藩镇内卷化带来的后果”。除了第四章只关注第一个问题，另外三张都是两个问题都关注的。
我想阐发的是：第一，魏博牙军选帅作为自己利益代表固然导致了内卷化而丧失了扩张之机，最后反被替代，但这种“将士均劳逸”的文化氛围是源于华夏还是异族？又否可以和罗马帝国和马穆鲁克王朝类似的从军人中选皇帝类比？
第二，如果引入阶级与种族，也许河北藩镇尊重唐朝中央的政治符号的原因就可以得到解释：因为只有高层是胡人，广大底层仍是华夏土著——尤其是那些没有墓志的普通老百姓。因此即使华夏知识分子中有一些对于胡人政权并无芥蒂，但更多的恐怕是存在不满的——只可惜，这种不满如同动物尸体上的肌肉组织，无法变成像墓志铭、神道碑、德政碑那样的化石。因此为了统治这些人口众多的华夏土著，胡人选择了承认华夏正统的唐朝中央的政治符号，以此和唐朝中央达成妥协，从而获得华夏土著哪怕最低限度的认同。另一个佐证就是不少专著都认为安史之乱后河北胡人普遍放弃了之前的族内婚而转与华夏土著联姻，在容貌、语言上都抹去自己胡人痕迹。
非要挑刺的话，第231页上提及《刘宾客嘉话》中窜入的《尚书故实》中把“张宾护”误为“张宾获”，作者采用的文献学考证，举出《绀珠集》《类说》已有此错。其实按中古音和字形，两字均极为接近，故以训诂断其是非亦可。
《长安与河北之间》读后感(八)：中晚唐历史的再研究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倪裳羽衣曲。安史之乱的爆发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历代皆以叛军视之，专一贬斥，鲜有从安史的角度来看待此次战争。本书从叛军阵营中人物的墓志铭为什么开篇，对战争爆发及其后续的河北三镇自立进行分析，多有启发之论。仇教授认为安史并非是只具有破坏力所谓“胡人”气质的叛军，安禄山利用天象作为政治宣传，史思明熟练的运用政治符号，叛军之中多有汉人的身影，他们利用玄宗本人对于“天命”的痴迷，打出天象的旗帜加强叛军承合天命的合法性，是玄宗始料未及的。天宝九载四星会聚，同年安禄山封王，象征变革的天象给了安禄山取而代之的野心。叛军在开战之初极为顺利，两都沦陷，唐廷的官员多有从叛受任伪职。唐廷在之后收复两都的过程中对于在燕廷任职的官员处置极为严厉，守节者则大加褒奖。肃宗通过强调“忠义”的道德标准来整肃官员队伍，从而重塑帝国，当然，此举也有掩盖唐廷威望下坠之嫌。“贰臣”风评在宋时开始转变，对待“失节”之人也愈发严厉。同时，君臣之间的关系也从相互给予的契约关系转变为臣向君单方面的无限效忠，从以“家”为先至以“国”为先，安史之乱之后至于明清皇权不仅没有衰弱反而逐渐膨胀，这样的变化也是值得深思之事。 安禄山死后，唐、燕相争于河南战场，仇教授通过梳理在此时期出土的各块墓志，展现了不同于《通鉴》和《两唐书》记载的河南。仇教授一直强调的是，彼时之人多认为安史叛军如唐代隋一般是正常的政权更迭，故“为贼所污者半天下”。宋人司马光与欧阳修著书时是无法认同这一看法的。而行用安史年号除了时局的考量外，也是唐人意识的展现。玄宗在位时通过以封禅为中心的政治活动强调功业，碑亭、碑楼、拓文都是宣扬国家意志的工具，唐代重视对碑的使用: “德政碑不仅是帝国体制下理想政治秩序的象征物，同样也成为普通民众感知国家权威存在的重要渠道之一” 唐廷把立碑的权力攥在中央手里，掌控了官员追求“功不朽”的愿望，“去任请碑”是巩固中央集权的手段。然而这样的手段在安史之乱后对待河北三镇的百年中又成为了敏感、脆弱的难题，也成为长安与河北之间关系紧缓的晴雨表。河北三镇自然不会去任，另一面河北向朝廷请立碑文却从来不敢逾制，双方各退一步，维系微妙的平衡。古代人重视碑文有不朽的纪念意义，而碑文留存也能以历史见证者的身份说话，历史研究不应该忽视这些石块。 作者笔触通过碑文来到河朔三镇，魏博之失史家多以为是穆宗昏聩。仇教授以为，唐廷财力的不支是主要因素，另一方面田弘正一意侍奉唐廷打破了河朔自立的局面，田氏宗族获得朝廷任用外放削弱了田氏在魏博的控制力。宪宗时代的“赎买”政策刺激了魏博牙军的胃口，不仅穆宗满足不了，魏帅也满足不了。田弘正是一段插曲，中央与河北之间继续保持微妙的平衡关系直到唐亡。作者接着以昭义军的变化为主题，分析了唐代藩镇变乱的两种形式，其一为推翻唐王朝或欲取得河朔地位的“政治性反叛”其二为藩镇内部士兵所主导的“经济性骚乱”穆宗之后，朝廷与河朔达成默契，“政治性反叛”对帝国威胁已不大。“经济性骚乱”则是唐廷所乐见的。也正如作者所言河朔三镇的保守与地域依附性使他们满足于半独立的状态，这也是他们在唐末纷乱中迅速败亡的一大原因。 仇教授强调河朔在法理上对唐廷“尽忠”是他们合法性的来源。他在最后一章对中晚唐的解读总结了自陈寅恪先生以来中晚唐藩镇研究，河朔三镇的自立并非因为仆固怀恩的纵容而是多方面复杂叠加的结果。长安与河北各取所需，默契之下保持了百年的和平。本书虽然为作者多年来的论文合集，看似散乱实则汇成体系。言之引论，论证有据，与李碧妍的《危机与重构》互为补充，是一本难得的佳作。
《长安与河北之间》读后感(九)：把字刻在石头上，然后猜猜它能保存多久——《平淮西碑》
作者以墓志为原始史料证经补史，立碑是为了立名于后世，但“把字刻在石头上”其实并不保险。隋炀帝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欲求名，一卷史书足矣，何用碑为？若子孙不能保家，徒与人作镇石耳。”
其中提及的《平淮西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平淮西碑本为韩愈撰文，后被磨平改为段文昌所书版本，本是文学史上一段公案，但磨旧碑为新碑，却是这个故事的开头而非结尾：“唐宪宗平淮西后，将淮西节度使吴少诚的德政碑磨灭，改刻为韩愈撰文的《平淮西碑》。唐廷之所以特别选择用吴少诚德政碑的旧石来摹勒新碑，正是要借助对于碑铭这永久性景观的重新定义，向已有30年未沾王化的淮西军民宣示这场战争的正义性，进而重建朝廷在淮西的权威。”
而立碑之后，“徒与人作镇石耳”的故事正式展开了。
韩愈当时是淮西战役总指挥裴度的幕僚，在撰碑时极力渲染裴度“功居第一”的地位，同时也贯彻了当时宪宗压抑立功将帅的意图，只字不提雪夜袭取蔡州的李愬。包括以春秋笔法称颂当时在朝廷与藩镇之间摇摆不定、“每闻献捷, 辄数日不怡”的宣武节度使韩弘“ 责战益急”，无疑是处于统战的需要。
一年之后，元和十三年，李愬妻子作为唐安公主之女出入禁中，诉碑文不实，宪宗即令磨掉韩愈碑文，由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文勒石，元和十四年碑成。刻在石头上的字，在风云诡谲的中唐时期，仅仅保存了一年。
究其原因， 晚唐罗隐已指出“时章武皇帝方以东北事倚诸将”（罗隐就是写出“ 一二三四五六七，万木生芽是今日”的那个罗隐），即为了对淄青的战事，对李愬等将帅的政治风向已经转压抑为安抚了。段碑对李想雪夜人蔡之功记述尤详，而裴度在韩碑中被提及十余次，在段碑中仅出现两次。除裴度外， 韩弘地位也有下降，段碑将原碑中韩弘“责战益急” 等不实之词删去， 仅记其都统之职。
其实，“责战益急”不但是虚美之辞，实际上还是对韩弘欲以违令为由斩李光颜手下晓将田颖、宋朝隐的矫饰。而段碑不但删去这条，在对武将的表态里，还着重写了李愬对降将的优待和降将在战争中发挥的关键作用“（李）佑感慨之心，出于就死，纵横之计，果效六奇”。而韩愈对降将是看不起的：“（李愬）得贼将辄释不杀，用其策，战皆有功”。
段碑相当于韩碑无疑更加“政治正确”且有其实际的宣传意义，取而代之也是政治风向的自然发展，而随着元和中兴的结束，似乎可以作为石头上的字留下来了？没有，这个故事还在发酵。
韩愈碑文被废，无论如何是有损其声誉的，也引起了韩愈亲友及门生的不满，文士的议论可能更加公允一些，柳宗元、刘禹锡更推崇段碑，认为其如实记录了李愬之功，而李商隐写《韩碑》惋惜韩愈碑文之余也未指责段碑，应该说段碑对李愬等人的态度是符合中晚唐意识形态的，到此时段碑上的字尚无性命之虞。
但到了宋代，风气又一变。 随着韩愈文声益高，理学对“忠君”的拔高和对“贰臣”的仇视，宋人扬韩贬段的倾向愈加明显，《文苑英华》尚韩碑、段碑并收， 其后宋人所编撰的文集皆收韩碑而弃段碑。
据洪迈《夷坚志》“陈苗二守”条，徽宗年间，陈珦任蔡州太守时，“谒裴（度）晋公庙，读《平淮西碑》，乃段文昌所制者，怪而问。邦人日:“自韩文公碑刻石后，为李愬卒所诉，以为不述愬功而专美晋公。宪宗诏文昌别撰，事已久矣。”垧忿然不平，吉日磨去旧碑，别诿能书者写韩文刻之。”——这块石头身上的字已经是第四版了。
而南渡以后，叶适等重视武将的学者又再次对韩碑流露出对武将的轻蔑进行了反思，不过就碑文本身而言，扬韩贬段的倾向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明代重刻了韩碑，清代称之为“唐文第一”，甚至你现在搜索“平淮西碑”，都几乎是韩碑相关的资料。
但那块石头，已经不在了。
注：以上相关论述除前三段来自于仇鹿鸣《长安与河北之间》外，之后的部分基本摘抄整理自黄楼《<平淮西碑>再探讨》，未能一一标注出处。如需转载，请保留此段。
《长安与河北之间》读后感(十)：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与藩镇的“合法性”互助
仇鹿鸣新书《长安与河北之间》已上架，第一时间买来阅读，周末两天读完，虽然因为是专业学术论文合集有些很多读不懂的地方，但依然觉得非常精彩。
这本新书是他博士论文也就是那本知名的《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之后，他尝试走出博士论文，转向中晚唐历史的研究学术论文合集，方法也较为新奇，本书从唐代碑文解读中晚唐唐的政治史。
学术界，中晚唐历史主义是从两个方向入手，一个是中央与地方（藩镇）的关系，一个是藩镇内部的权力结构，仇鹿鸣本书也是从这两个方向入手，只是采用了读碑的方式让我们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地方内部权力关系的博弈与演变。
下面，我从合法性这条线索简单谈谈自己的一点收获和感受：
本书第一篇讲的是唐玄宗时期出现四星（一说是五星）聚尾的现象，在当时看来这是变革易代的天象，对于统治者来说这是一场危机，于是唐玄宗希望通过改元，也就是改变年号来化解危机，并且通过改变所继承的正统来重申统治的合法性，杜甫还因为未改元写过几篇文章而获得了一官半职，同时，多次改元背后还反应了当时杨国忠和李林甫的权力斗争。
改元本想重塑合法性，但是频繁改元，反而导了致合法性危机，尤其是安史之乱利用四星聚尾的天象进行政治宣传，说是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安禄山说自己是金木水火土五德相代里面的金德，要替代唐朝的土德，导致了唐王朝更严重的危机。
后面《墓志书写与葬事安排：安史乱中的政治与社会一瞥》一文，通过碑文中使用唐朝年号还是安禄山的大燕年号的不同书写，来体现当时不同人群对不同政权合法性的认同，其实，每到改朝换代都有这种沿用前朝年号，来表达对新政权合法性的不认可。
在书的后半部分，朝廷通过赐藩镇的德政碑和认命节度使，来加强自己的合法性，同时，这也是节度使增强合法性的需要。
唐朝藩镇，尤其是河朔三镇，有可以抗衡朝廷的军队，税赋不上交，节度使位置自己传给后人，基本上可以说是独立小王国，但是，他们仍然会向朝廷申请德政碑，也就是相当于表彰功绩的立碑，这背后其实隐含着中晚唐中央与藩镇通过博弈达成的一种默契关系，中央通过财政赎买，也就是给钱，换取节度使对中央权威的承认，同时，中央通过德政碑来表彰对朝廷忠诚的前任节度使，希望为后任树立榜样，并对民众进行忠诚教化。同时，赐碑行为也是唐朝中央权威的一种宣示。
越到后来，随着藩镇的“骄兵化”，节度使反而越需要朝廷的赐碑和认命以增强自己的合法性，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得从藩镇的“骄兵化”说起，“骄兵化”是因为朝廷和藩镇经过战斗发现彼此都拿不下对方，于是形成了朝廷对藩镇的赎买政策，也就是通过给钱维系对藩镇的统治，这样渐渐导致藩镇士兵认钱不认人，如果节度使不能带来利益，底层士兵就造反杀掉节度使，然后从中层军官中推举一个为节度使，如果还是不能带来利益，继续杀继续换，于是新节度使被推举出来之后希望借助中央朝廷的赐碑和认命来增加自己权力的合法性。同时，节度使希望通过自己对中央表忠诚，来让属下学习，进而强化向自己的忠诚。当然，“骄兵化”也导致了藩镇战斗力的减弱，并且固守一方不愿外出征战，因此，在唐末乱世争雄的时候没有成为主力。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到，权力争斗的背后，合法性的争夺非常重要，不管是中央朝廷还是安史叛军，抑或是后来的节度使都需要合法性来增强自己的权力。
最后让我联想到当下各种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宣传，其实都是在增强自己的合法性，其背后的原因是，早些年革命乌托邦的意识形态破产后，我们进入了一个绩效型合法性阶级，就是靠经济发展来获得合法性，但是经济一旦面临停滞，可能就会引发合法性危机，就需要加强从其他渠道不断强化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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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与重构9.1李碧妍 / 2015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