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腔北调》是一本由郑子宁著作，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32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南腔北调》读后感(一)：语为媒言为桥
科学（尲尬）的吐槽，但改变不了语言是为人服务的，所以也是流动的。第一页《观沧海》的韵脚问题，让我去查了韵书的。书里引了印度语、韩语、日语、以及东南亚语言对汉语的传入，以及历代汉语的流变。作为谈资挺有意思的。
我的mobi版，前言部分夜叉 / 药叉（yakṣa）梵文拼写排版有问题。
为什么需要140字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南腔北调》读后感(二)：想打三星但下不去手
这是一本涉及语言，语音，方言的小书，篇幅小不代表内容价值低。但我为什么想打三星呢？是因为一直有一种愤懑情绪挥之不去。
看了很多有关戏曲，语言，音乐方面的书，但是，几乎没有一个作者想到给读者提供一点点音频资料！你们看我说的对不对？一个作者兴致勃勃的介绍西皮流水，西皮原板的时候，我TM多想你给个音频让我听听啊？你在谈论调式，在谈论复调，主题，织体的时候，我TM多希望你给一段音频啊？
在这本书里，“蓝瘦香菇”那一章，作者说南宁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既有平话，又有官话，还有广府话，进而分析蓝瘦香菇其实是一种"夹壮”口音，你说你给一些本地示范的音频该有多完美！我觉得，既然这本小书并不是给语言学专业人士看的，那么书里面那些，尖团，塞音，清浊，入声......一般读者仅凭注音标记是很难有清晰理解的。
你给个链接，做一些发音示范，那该是一本多么棒的作品！好了，之前的郁闷攒到今天发泄一下，希望以后编辑作者们有改进吧。
《南腔北调》读后感(三)：及格线以上的科普文集
本书实际上是作者此前发表在网络平台上的一些科普文章之合集，主要是语言学方面的知识。可读性较强，严谨性则颇有不及。 作为语言学硕士，作者在语音、词汇演变过程的梳理等方面显得较为专业，但是他所举的很多结合历史背景的例子则未必可靠，恐怕混入了一些以讹传讹的故事（当然，他也是批驳了不少低级谣言的）。关于中古汉语和近代汉语、各大方言的介绍基本靠谱，但是关于上古汉语的部分，涉及到一些学界未有定论的问题，还是应该谨慎对待。 由于是“网文”结集，从结构上来说这本书还是略显混乱。常常有同一个话题在不同的文章反复出现，而作者并未进行有效整合，有时会显得冗杂，有时候又因为作者行文不够严谨导致混乱。比如前一篇文章还在谈论“平舌音和卷舌音的区别”，后一篇就变成了“平舌音与翘舌音的分布”。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用学术规范要求科普作品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 此书的另一个“缺点”是没有配套读音，导致其科普价值被浪费了不少，当然这不是作者或者出版社的锅，希望将来可以看到能够很好地结合音频的书籍。作为替代，我觉得可以去听作者在一席上的演讲。 总之这是一本及格线以上的科普书。
《南腔北调》读后感(四)：在语言中发现中国
本来打算在前些日子写这篇书评，但是因为一些家中琐事耽搁下来，今天终于有时间坐在电脑前重新细细品味这本好书。
这是一本结构清晰的书。本书用5个大标题、48篇小文章呈现了华夏语言的魅力，没有佶屈聱牙的字句，没有艰深晦涩的理论，更没有老学究的气质，每篇都是通过一些社会现象或是常识小事来引出一个我们不甚关注的有趣问题，进而通过条理化的解读来帮助我们探究问题的真相，读完之后让人不禁有种原来如此的感觉。
这是一本有文化的书。华夏文明源远流长，而文明的出现自然少不了语言的加持，说是语言造就了现代社会并不为过，那么了解语言的发展带给现代生活的影响、探究历史与语言交织前进的发展进程就尤为重要。作者通过解读一个个有趣的小问题将语言文化的变迁捏揉到历史的发展之中，让文章有血有肉，有根有据。比如《李王张刘陈为什么称霸中国姓氏》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对比：中国前十大姓氏占全国总人口的四成，李王张三大姓更是各自拥有近一亿人口，而近邻日本和欧洲则是姓氏众多且大姓集中度低的状态，接下来作者通过探讨姓氏产生的机理、姓氏合一、绝嗣、汉字等方面对姓氏发展的影响解释了中外姓氏数量以及集中度方面的差异，让人茅塞顿开。
这是一本讲语言又超越语言的书。语言是我们日常交流的灵魂，但是语言并不仅仅是语言，她代表着一种文化认同、一种历史观。本书以历史发展为骨，以语言变迁为筋，讲述了中华文明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传统，探索了现今各种文化现象的前世今生。比如为什么南方多江、北方多河，为什么南方人嗜甜、北方人嗜咸，怎么从生辰八字算出不同的命等等。
最后，这是一本装逼必备的书。自诩为文化人的人一定热衷于猎奇各种现象背后的原因，而让文化人最有成就感的莫过于别人不知道而我知道，尤其是知道身边不起眼小事情的文化根源。本书正好满足了这种需求，比如看抗日剧时总会有疑问，《“抗日神剧”里，日军说话为什么总是那么怪》；原来我们一直在用的很多字词都读错了，《“尴尬”读ganga才是错的》；逢年过节小朋友最头疼的亲戚称呼问题，《为什么uncle和consin就可以把七大姑八大姨通通代表了》等等。
《南腔北调》读后感(五)：南腔北调话方言
电视剧《都挺好》热播，引来观众的纷纷吐槽，其中一个槽点就是：这一家人都生活在苏州，可是怎么都是北方口音。如果观众稍微留心就能发现，这一群“南方人”里除了扮演二嫂朱丽的李念说话有些南方口音，还有扮演女主角苏明玉的姚晨偶尔个别吐字暴露了她南方人的身份之外，郭京飞就更是一口北京普通话了。这样的搭配与剧情设定，让电视剧多少有些违和感。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国的方言种类数不胜数。为了方便沟通，则出现了官话。当代的“官话”——普通话是以北京话为基础而制定的，这点无人质疑。很多人以为，北京是明代和清代的首都，民国时的文化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再次成为首都，所以以北京话为普通话的底本应该是多年的传统吧。其实不然，郑子宁在其新作《南腔北调》中提到，北京话虽然在民国时期已经表现得相当强势，但是由于是清廷的语言而遭到大众的厌恶，而且没有入声，所以确立了一种“北京读书音”外加恢复了入声的“国音”。可惜这种人为的规定挡不住语言自然变迁的潮流，很快就湮没在历史之中。
郑子宁的这本小书读来颇为有趣，虽然是网络文章的合集，却干货十足，不失为一本绝佳的语言学科普书籍。本书的副标题是《在语言中重新发现中国》，但整本书由语言学展开涉及古今中外诸多学科，并非仅仅局限于语言学和中国。例如《双语儿童梦怎样成功》、《为什么uncle和cousin就可以把七大姑八大姨通通代表了》、《化学元素的命名，一场权力的游戏》等等各有不同方面的涉猎，可见作者知识之广博。
另外几篇《上海话是怎么取得江南地区的宝珠地位的》和《无锡人钱穆为什么一辈子说苏州话》则提到了《都挺好》所在的吴语地区。苏州在清朝曾经是可以与北京相匹敌的大城市，更是江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大家都以能说苏州口音的吴语为荣，可惜后来太平军的到来摧毁了这座古城。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吴语地区的人说话极少有大口型的，在北方人眼里就是“张不开嘴”。反观都挺好里的演员，基本上个个字正腔圆，还带着不少的儿化音，没有前鼻音后鼻音混淆的问题，和真正的苏州人说话相差甚远，甚至连苏式普通话都挨不上边，难免让人觉得该剧有点飘浮。
在传播方式大为改变的时代，吴语区的人想要建立自己的“吴语自治区”似乎有点难度。相比较而言，粤语依然自成一派，广东省很多电视台的节目粤语依然是主流。郑子宁在《为何唯独粤语能与普通话分庭抗礼》中道出原因：“香港输出的电影、电视节目影响力非常大，几十年间，澳门本地的香山粤语被洗成了广州粤语，广东省内粤语区的群众也普遍通过电视学会了广州腔。”这说明了粤语保存较好的两个根由，一是由于香港的文化对于大陆的输出和影响，当年粤语歌在大陆广泛流行，甚至内地很多人都跟着歌词一个字一个字地学习粤语；二是由于语言的传播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随时可以听到电视广播中的语言受到影响。
饶是如此，粤语和吴语一样逐渐式微。上海人极力保护上海话，为许多小学生在课余开办了上海话班以保护方言。但大量人口的流动，语言传播方式的改变，新词汇的诞生，让普通话成为主流甚至单一语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中国的方言急待保护，而种种保护措施总给人以螳臂当车之感，不知道多年以后，人们是否只能从影像记录中领略各种方言之美。
《南腔北调》读后感(六)：南腔北调中的文化变迁
上学的时候特别羡慕南方的同学，因为除了专门学习的外语之外，他们都自带双语技能——普通话和家乡话。江西的同学当着我的面打电话，我却完全听不懂她在说什么，感觉真的是“同一个祖国，不同的世界”，有种面对密码茫然无措的忧伤。
在地大物博的中国，方言种类也相当多。北方长大的我，是在面对来自五湖四海同学的时候才知道，方言的差异那么大。南腔北调，各有千秋，你的一句最普通的话，对我来说可能堪比外语。这种差异除了让人惊奇，也给人带来乐趣。
比如热爱研究语言的郑子宁老师，他首先是一个普通话吴语双母语的人，另外他还了解英、法、土耳其、老挝等语言以及常州、上海、西安、广州、海口话等多种汉语方言。这个“语言迷”曾经发表过很多语言相关的文章，最近他把文章集结在《南腔北调》一书中出版。
在《南腔北调——在方言中重新发现中国》的网络直播活动中，看到了郑子宁老师。活动中，郑老师滔滔不绝地讲了很多语言相关的趣事，很有活力、很有热情。刘昂老师即兴唱了一段《天净沙》，那种古朴韵味、苍凉之感，果然不是现在的普通话能替代得了的。这就是方言和古汉语的魅力。
《南腔北调》是文章合集。这些文章并非我所期待的那种系统性地梳理各地方言整体变迁脉络的完整研究成果。当然，方言种类的多样以及语言变迁的复杂性，可能导致这样的成果很难梳理清楚，也并非一人、一时之功。《南腔北调》的文章特点在于散而有趣，解答我们常见的疑惑，又不乏专业知识的分析，让人在趣味中增长了见识。
其实，日常用的方言或者说土话的读音跟字典里的读音不一样，是挺常见的现象。比如老北京人都管“大珊栏”叫“大shi栏”。在《汉语拼音为什么不好用》这篇文章里，郑子宁老师解释了这个问题。首先说，汉字不是纯粹的表音文字，虽然我们经常可以试着对陌生的字“读半边”，但这也不是什么时候都通用的规律。
自秦朝以来我国统一了书面语，但口语并没有统一，早期也没有记录读音。所以，出现很多念得出却写不出的字，也就不奇怪了。最早的拼音设计其实是外国人做的，他们为了快速学习和使用汉语，才想出了用他们认识的字母或文字给汉字注音的方法。而最早对汉语进行系统性拼音化的，居然是传教士利玛窦和罗明坚，他们在1583年到1588年之间编写了汉葡字典，但这套方案并没有广泛传播。真正对后世影响力较大的是1626年法国传教士金尼阁编的《西儒耳目资》。
从启蒙时就先学拼音的我们，很难想象古人在漫长的时间里都没有一套完整的拼音。不过，古人其实是有一种叫“反切法”的注音方法的，分别切上一个字的声母和下一个字的韵母与声调。这种形式在一些古文书籍或者注释中也很常见。
爨，cuàn相对于一句uncle喊遍父辈所有男性亲戚的西方人，我国的亲戚称谓可以说是非常复杂了。在《为什么uncle和cousin就可以把七大姑八大姨通通代表了》这篇文章中，郑子宁专门讨论了这个现象。
原来，对亲属的称谓一般有类分法和叙称法两种方式。相对来说，类分法区分得比较粗糙，同等、同类的亲属就用同一种称呼来表示。比如英语中的cousin，就能把汉语的表兄弟姐妹和堂兄弟姐妹八类亲戚都代表了。叙称法就区分得比较详细，会明确得把亲属跟自己的关系表示出来。汉语的亲戚称谓就是用的叙称法。当然，中西方的亲戚称谓差别这么大，都是有各自的历史原因的，郑子宁对相关原因都做了解说。
从《南腔北调》的目录就可以看出来，郑子宁不仅是在研究语言，更是从小处着眼，通过特定的语言现象，来追溯文化变迁的蛛丝马迹。从代代相传的日常言语中，总能捕捉到历史的气息。每一次大的群体迁移、族群融合，总能让不同的语言互相渗透，形成新的语言特征，为后人留下线索。郑子宁正擅于从每一个小的语言现象入手，深挖背后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成因，并通过相关的语言资料去诠释和验证。
以小见大，从南腔北调中去追寻文化变迁的蛛丝马迹，这正是痴迷语言的郑子宁最大的乐事了吧。
2019.03.28雾凇
图片来自网络
《南腔北调》读后感(七)：趣味丛生的语言学“科普”
这个世界除了哑巴，人人都会说话，可其中的奥妙未必人人都能领悟。语言学，就是一门关于“说话”的学问。语言学需要“科普”吗？难道“说话”也需要科学指导？
前阵子在媒体上引发热议的“古诗改读音”，就是一个例子。比如有不少人觉得，杜牧《山行》中“远上寒山石径斜”的“斜”字读音若由“xia”改为“xie”，是破坏古诗韵律、毁灭传统文化，应当坚决予以反对。但假如我们具备音韵学知识的话，就会知道“斜”字读“xia”，也是古人为了协调押韵而临时修改的读音，即所谓“叶韵”（叶音xie，同“协”）。汉语语音本来就是一部不断变化的历史，实在没有必要大惊小怪。
人人都会说话，自然不假，但要从纷繁复杂的人类语言活动中发现、总结出某些规律和现象，就不是常人能力所及的了。尤其对于博大精深的汉语来说，光是搞清从古至今的各种韵部和声调，就会让人头晕脑胀，何况我们还有上百种的方言。
中文互联网上长期充斥着关于方言的“民科”言论，诸如“粤语是唐朝的普通话”“福建话保留了中原古音”“抗战时期中国军队使用温州话作为军事密码”等等。这些言论似是而非，缺乏专业论证，但流传颇广，不免误人子弟。
由此看来，语言学的“科普”当然大有必要。但专业的语言学书籍往往深奥晦涩、枯燥乏味，如何能够深入浅出地把这些知识讲解出来，无疑十分考验作者的功力。郑子宁的《南腔北调：在语言中重新发现中国》就是市面上一本不可多得的语言学“科普”读物。
这本书是郑子宁近些年来的媒体文章结集，翻开它的目录，就能感受到文章标题带来的新鲜感和趣味性。例如，《台湾腔为什么这么“温柔”》《卷舌音是受胡人影响产生的吗》《李王张刘陈为什么称霸中国姓氏》……作者具备强大的知识串联能力，往往能够从一个小的问题意识出发，从而使更为普遍的语言和文化现象得到解释，而且信息量极为密集。
以《无锡人钱穆为什么一辈子说苏州话》为例。郑子宁先是提出了一个此前几乎没人注意到的问题：“钱穆先生本是无锡人，又曾在常州接受教育，但年少时并无长期居住苏州的经历，他是如何染上苏州口音的呢？”
接下来，他将苏南三市（苏州、无锡、常州）不平衡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娓娓道来，揭示出城市综合实力与方言势力之间的联系——明清以来，苏州城在江南一枝独秀，甚至成为全国的“一线城市”，苏州话便因此渐染周边地区。
读郑子宁这本书，相信很多人会感到作者仿佛一个技艺高超的厨师，将一些生冷的知识食材汇聚起来，烹制出一道道让人大呼过瘾的美味佳肴。郑子宁年纪轻轻，为何拥有如此功力？
我想，一方面肯定是拜天赋所赐，正如他的常州老乡、大语言学家赵元任那样。另外也得益于其从小到大辗转多地的成长经验，正所谓见多识广、潜移默化、融会贯通。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学习的能力。
其实郑子宁并非语言学专业出身，而是依靠自学和网络。他很早就在网上结交了一大批各有所长的语言学达人，其中有不少是专业的语言学者。多年来，他们就各种语言问题切磋交流，从吴语到粤语，从维吾尔语到土耳其语，从嘉绒语到粟特语……小到一个单词词源，大到一种语言现象，长此以往，水平自然是水涨船高。
提到这个语言学小圈子，那就不能不提他们都非常尊敬的一位前辈学者——郑张尚芳。郑子宁曾自述，“中学时偶然在新华书店读到郑张尚芳的《上古音系》，从此步入方言学和音韵学的巨坑。”多年前，网上流传着电视剧《封神榜》的上古汉语配音版，其中佶屈聱牙的古怪发音，曾让许多语言学小白大开眼界，甚至引发对汉语历史的兴趣。而这个视频的制作者就是郑子宁和几位朋友，他们当初一起根据郑张尚芳的上古音构拟方案，完成了令人拍案叫绝的配音。
郑张尚芳对郑子宁的影响，不可谓不深。去年郑张尚芳先生去世后，郑子宁还专门赶赴温州送别，并撰文悼念，此中感情，可想而知。《南腔北调》中“方言与古汉语”这一部分的“科普”内容，很多都源自郑张尚芳的研究，例如中国南方诸多方言的底层其实是百越语，中国古籍上记载的所谓“百越”，很可能就是今天东南亚和中国南部说侗台语的各个族群的来源。
又比如在《为什么“姑苏”“无锡”含义难解》中，郑子宁引述郑张尚芳的论点，说明姑苏、无锡、余杭、盱眙、余姚这类看似怪异的江浙地名，实际上都可以在泰语、壮语等侗台语言中找到对应的解释，如“姑苏”意为“令人称心”，“盱眙”意为“善道，好的道路”等等。
近年来，文史学界“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取向颇为盛行，即借助“异域之眼”，重新打量中国自身的疆域、民族、宗教、认同等问题。那么如何使用“异域之眼”？语言就成为横亘在诸多学者面前的第一道障碍。
很显然，只有懂得异域的语言文字，我们才能理解他者眼中的中国形象，甚至有望解决此前局限于汉语材料而无法突破的难题。在此背景下，郑张尚芳“吴越地名中的侗台语遗存”之类的研究，更显意义重大。而今郑子宁把这些艰深高妙的研究成果，用通俗晓畅的语言介绍给普通读者，着实不失为大功一件。
记得胡文辉有篇文章赞美过荷兰外交官高罗佩的“业余汉学”精神，那是一种不必囿于学院专业化藩篱，以知识趣味为导向的博学作风。我祝愿郑子宁能将这种“业余”精神在语言学领域内发扬光大。
（ 刊2019-3-13晶报·深港书评，https://detail.allcitysz.com/h5/detail.jsp？newsId=AWl2TQOa2g0MO5jD78S2&id=4678&uid=650b23528d1f4f8d8b9a871ad19a9b4f&env=prod&traceShow=false&isShare=1&Type=0）
《南腔北调》读后感(八)：“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不想鸡同鸭讲，你需要看看这本书。
在网上，有这么一个段子：南方人买菜按顿买，北方人买菜按吨买，论南北的差异到底有多大？下面两张图可以非常形象地告诉你：
南方：青菜可以一颗一颗买，水果可以一个一个挑，肉可以只买一顿饭的量。
北方：要么论捆，要么论斤，家里人口多的还有论筐，菜场的很多菜只成捆卖，不许拆开，蒜都是一整个的，一辫一辫谁敢买，老板要砍人…
一开始看到这样的一篇文章，我是当成搞笑笑话看的，但是笑过之后，仔细一想好像的却是这么一回事，俗话说：“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从字面上来看，意思是：相隔十里说的话就会变强调，相隔百里民俗文化都会不相同。
中国幅员广阔，何止千里万里，从文章开始的段子可以看出南北差异之大，各个地方的人语言和风俗都非常不同。随着交通工具的发达，飞机、高铁让我们出行更是便利，那么如果你不多多了解一下这些各个地方的语言和风俗习惯，很可能那个去北方只买一颗菜，最后被北方老板拒绝的人，分分钟就是你了！
想要了解这些有趣的语言风俗，那么你可以来看看这本《南腔北调：在语言中重新发现中国》，这是一本包含了语言文化，语音，方言颇有趣味的语言科普书籍。
这本书的作者是郑子宁，毕业于墨尔本大学。普通话吴语双母语者，了解英、法、土耳其、老挝等语言以及常州、上海、西安、广州、海口话等多种汉语方言。在各类媒体上发表过与历史、文化、民族尤其是语言相关的文章近百篇，其中有不少产生过巨大影响。
这本书总共分了5大板块，分别为普通话与拼音、方言和古汉语、语言和文化、姓名和称谓、异域和新知，作者用深入浅出的语言为我们讲述了近50个精彩绝伦的故事，将和普通话、拼音、方言、古汉语、姓名、称谓等和语言相关的内容展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在语言中找到了一个全新的中国。
首先我们来看看它的封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它用的是报纸的材质，只有黑白二色，展开来是一张民国时期风格的报纸，上面列出部分书籍的内容，满满的文化风扑面而来。
其次是它的正文内容，每一篇都是一个独立的小故事，非常的有趣，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故事：
所谓穿越
还记得前几年穿越小说盛行，一个个现代的普通人穿回古代，借助现代的知识在古代混得风生水起，看得人热血沸腾。然而，穿越的真相是怎样的，你知道吗？
穿越过去你要面对的最大问题，不是你的知识，不是风俗习惯的差异，也不是理念的差别，而是——你们根本就很可能互相听不到对方说的话！！！
普通话，粤语，方言.....到底哪种才是古人的语音？更别论朝代不同，语言也会不一样，所以什么建功立业先放一边，你先考虑怎么不被当成异类解决再说吧。
一个单词发音，决定你的生死
在2010年6月10日，有一群举着刀的男人，在吉尔吉斯斯坦乌什市的大街上，拦住过路的人，问他们“麦子”怎么说？难道这群人是恶作剧还是不懂得读这两个字？
那可就错了，他们不是恶作剧，也不是不懂得读这两个字，而是在通过这个词的发音辨别对方是否是同族，是的话就岁月静好，不是同族，是敌人的话，那就大刀向着你的脑袋看下去。
这种利用语言发音的细微差别来辨认方法的基础是什么？原来这种方法早在圣经中就有被称为“示播列”的记载？这个记载又是怎样的呢？想了解这些有趣的问题吗，想的话就要去看看书了。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比如原来流行的蓝瘦香菇-《“蓝瘦，香菇”真的是南宁的口音吗》、《没有X，中国古人是怎么解方程式的》、又比如《如何避免起一个烂大街的名字》、《如何起个与时俱进的英文名》等等这些和我们现在生活息息相关的信息。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传播的媒介，每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语言系统，中国的中文，英国的英文，法国的法文等等，每一种文化的发展历程中，与之对应的语言同样也在产生变化，两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
《南腔北调》作为一本文章的合集，作者郑子宁从小处着眼，通过特定的语言现象，追溯文化变迁的蛛丝马迹：群体迁移、族群融合等等方面去选择切入点，虽然选取的语言文化切入点有点散，但却很有趣，在专业知识的分析中，不知不觉解答了我们的疑惑，增长了我们的见识。
《南腔北调》读后感(九)：示播列杀戮
本书很多有趣的新见，其中“异域与新知”一辑中，有一篇《一个单词的发音，判定人的生死》提到了族群冲突时，通过语音特征辨识说话者身份的“示播列杀戮”。这出自《圣经·士师记》12:5-6的记载：基列人击败入侵的以法莲人后，在渡口截击，要求渡河者说出希伯来语中的שִׁבֹּלֶת（shibbólet）一词（p.s.本书不知何故，“示播列”的希伯来语拼法是从左往右）。由于以法莲人会把希伯来语的sh发成s（“以法莲人因为咬不真字音，便说‘西播列’”），因此所有将shibbólet读成sibbólet的都被视为侵略者，据称有四万两千名以法莲人因发不出sh死在了约旦河渡口。
书中还举出了另外两例。1923年关东大地震时谣传有大批朝鲜人趁机作乱，恐慌之下有超过三千名居日朝鲜人被杀，而当时的混乱中区分谁是朝鲜人的办法就是让人读“十五円五十钱（じゅうごえんごじっせん）”一句，五十音图和钱币数字属于日语最基础的发音，但朝鲜语中缺少r打头的音节而不易掌握，也缺乏日语的g、b、j音，这就很可能让其身份暴露。 另一例则是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乌什市的冲突中，吉尔吉斯暴徒举刀在街头拦住路人，问他们“麦子”怎么说，答buuday便罢了，如果答bug'doy便是乌兹别克人，刀就会立刻砍下来。
这样的事，至少还可补充三例：
1380年热那亚战败后，“胜利者仔细地将战俘分类；他们以一种特殊的发音习惯，将帕多瓦人、匈牙利人、雇佣军与热那亚人区分开。他们要求俘虏们读出单词‘capra’（山羊），热那亚人只能用自己的方言读作‘crapa’。4000名热那亚人被感到了临时搭建的战俘营，很多人死在那里；那些可以正确读出‘capra’的人则被释放了。”（罗杰·克劳利《财富之城：威尼斯海洋霸权》中译本p.279）
1937年10月，多米尼加独.裁|者特鲁希略下令屠杀境内海地人，据说“为了区别多米尼加人和海地人，那时强迫黑人说‘香芹’二字，凡是不会说‘香芹’的人就砍掉脑袋。”这一事件被称为“香芹大屠杀”（Masacre del Perejil）——如果不能以西班牙语清楚的发音说出Perejil（另一说，或让人读“剪刀tijera”一词），就会被认定是海地人而加以杀害。因为使用法语与海地克里奥尔语的人，在发r音时，采用浊小舌擦音，因此很难清楚发出西班牙语 r 的齿龈闪音与齿龈颤音。（见略萨《公羊的节日》中译本p.222，《帝国的十字路口》中译本p.294）
中国历史上据说也发生过：辛亥革命后，因排满浪潮而来的暴力，使八旗驻防城市中的旗民人人自危，大量反满暴行，从武昌开始席卷西安、太原、镇江、福州、南京等地。革命军在大街上随意拦下行人，仅仅因为他们看起来或者说话声音与众不同，并强迫他们接受盘查以此来检查他们是不是满人。根据李廉方的记载，“那些头后部扁平的人被要求读666（六百六十六），如果他们读niu而不是读liu，那么他们就会被砍头。”（路康乐《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和权力（1861-1928）》中译本p.233）
有时，读音的差异尽管没引起屠杀，但也引来了暴力和歧视：2006年，一位名叫Hedviga Malinova的斯洛伐克学生告诉警察，她因为带有匈牙利口音而遭到殴打，“这一指控广为人知，重新勾起了斯洛伐克国内斯洛伐克人与匈牙利人的紧张关系。”（见Keith Lowe《野蛮大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中译本p.415）
不难看出，这些乍看是读音的细小差异，但暴力的真正原因是埋藏在背后的强烈族群矛盾。之所以要依靠读音上的细小差异，显然是因为缺乏其它更明显的外部特征。越是冲突剧烈，双方就越会突出差异化的身份特质，Martin N. Marger在《族群社会学》中指出，姓氏、教名、口音、着装、举止，某些人甚至坚持认为还有面部特征，都在北爱尔兰成为族群识别特征。口音不仅可以成为族群的特征，有时甚至也可以成为阶级身份的鲜明象征，这在那些等级森严的国家尤其如此，萧伯纳曾说过：“一个英国人，只要开了口，要想不招致其他英国人的仇恨或鄙夷，绝对是不可能的事。”
自古以来，口音就是对人们识别异族的最重要特征之一。英语的barbarian（野蛮人）一词源于古希腊语barbaros，原意指“结巴、口吃”，即外国人学说希腊语时口齿不清、舌头打结的样子，引申出“异族”、“外国”、“奇怪”、“愚昧”等负面含义。不过恶有恶报，后世的英语中带轻蔑色彩的“外国佬”一词（gringo）却可能源于西班牙语giego的变体，本义为“希腊人、希腊语”，英语It’s all Greek to me（对我像天书一样），也带“外国的”和“怪异的”含义。英国人鄙视希腊人，但也自有人同样鄙视英美人。18世纪末gringo最初指讲西班牙语口音怪异的外国人，尤指舌头打结的爱尔兰人。拉美人（尤其墨西哥人）自19世纪起常贬称讲英语的外国人（尤其美国人）为gringo。
问题是，如果外国人讲本国语不流利，这还很容易辨识，但在一个混居的地方，如果面貌、肤色等相差无几，姓名、着装、举止等又很容易模仿或隐藏，此时口音便成为重要的区分特征。Matt Ridley在《先天，后天：基因、经验和什么使我们成为人》一书中强调：“人在青年时代很容易改变口音，他们基本上采用所在社会里的同龄人的口音。但是，在约15-25岁的这段时间内，这种灵活性就会消失。从那时起，即使一个人移民到一个不同的国家并在那里生活多年，他的口音也变化极少。”也就是说，口音是属于“难以冒充”但却“易于识别”的特征。
当然，这仍然依赖于一个基本假设，那就是双方有相当程度的相似，但唯独口音还有细小之处难以模仿；不过，如果在15岁之前就混居，那恐怕仍有可能模仿对方族群的口音到难以识别的程度。但对杀戮者来说，重点可能也并非是否“杀错人”的问题，而是要找到某个细节的差异，既能凸显双方的不同，又能“高效”地甄别内部的异质人群。换言之，这种“净化”进程一旦驱动就会获得其难以停止的恐怖动力，对个体的命运或例外状况是很少会予以考虑的，因为它的重点是将净化的逻辑推到极致。
从这一点来说，这种“示播列杀戮”其实是一种民族混居进程中才会出现的现象。《圣经》中的故事，是因基列和以法莲人本来就是同族，差异极小，但后世出现类似的事，则往往是现代化进程中，人口流动、混居，以至于各方面既相互熟知、趋同，与此同时却又可能以族群集结身份认同来解决矛盾冲突。爱伦坡曾写过一篇小说《威廉·威尔逊》，主人公有一位同学，与他同名同姓，并且年龄、体形和相貌如此相仿，可以说是兄弟两人。主人公简直不能忍受这种相似。对这个极相似的人物，他怀有复杂的感情，既混有“使他恼怒的敌意（可是还不到憎恨的程度），又有些敬佩之意，更多的是尊敬之心，同时又十分恐惧，还带有大量心神不安的好奇心”。但最后，他的烦躁转化成憎恨，终于把他杀了。 戈登.A.克雷格的《德国人》一书中举出这个故事，认为二战时德国人对犹太人的仇恨，与其说是因为纳粹所宣称的两者天差地别，倒不如说是因为这种难以忍受的相似性，促使德国人急于划清界线，不惜采取极端手段去排斥对方。
这或许也可以解释这些现象为何多发。以前读到这些例子时，觉得情节类似，故事之离奇又有几分不可思议，倒像是同一母题流传变异的民间传说；但这些事例天南海北，要说都是从其它地方获得的启发，似乎又很难描述其有什么传播路径。或许最可取的解释，便是假定类似的社会条件在不同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危险的现代化进程中）都刚好具备了，于是不约而同出现了类似的自发“创意”。这些，算是读完本书后的一点补注。
《南腔北调》读后感(十)：人如其名，想给娃起个响当当的名号全靠它了
说起给新生儿起名字，那可是一个大工程。当年表弟的儿子出生时，我姨和姨夫就摩拳擦掌，表示一定要给孙子起个不俗的好名字，结果又是翻典故、又是查字典，最后告诉我，名字起好了，就叫“子涵”。
我彻底无语了，这个名字简直烂大街了，还用得着费这么大功夫吗？
让我们看看近几年重名率最高的名字排名，看看你家娃中了没？
网络配图有人说了，那我就给孩子起个笔画多的名字呗，字一复杂，重复率就低了。且慢，先一起看看这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新闻——
一个叫“郭镶鑫鑫”的孩子，课间的时候和同学打闹，被老师罚抄名字100遍。那个同学还没放学就抄完了，而鑫鑫由于名字笔画多，抄了一宿还没抄完，最后委屈地大哭，抱怨爷爷肯定是太贪钱了才给她起了这个名字，还哭着喊着要改名。
真是难为孩子了。
有人又会说，那我就用生僻字给娃起名。所以这样一来，就出现了新生入学后老师一点名就一头雾水的情况——好多字都不认识啊。
闺蜜去给孩子开家长会，发现黑板上的全班同学名字里，有不少不认识的字，要么就是笔画比较多。其实她家儿子的名字也没简单到哪儿去，叫“维瀚”，这要是罚抄100遍，也得抄半天。
然后就想起我上学那会儿，一考试就把班级顺序打乱，然后按全年级同学的姓名笔画数来分配考场。于是，那个叫丁丁的同学，永远都排在1考场的1号桌，直到后来转学来一个叫丁一的……
众所周知，名字作为身份识别的重要符号，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理想的名字既要具备很高的识别度又不至于怪异。为了给娃起个响当当的名号，很多家长都会绞尽脑汁，但还是难免掉坑儿里。那么，怎样才能起一个不烂大街的名字呢？
翻开郑子宁的这本《南腔北调：在语言中重新发现中国》，你将找到答案。
郑子宁何许人也？他毕业于墨尔本大学，了解英、法、土耳其、老挝等语言以及常州、上海、西安、广州、海口话等多种汉语方言，非常厉害。
这本书汇集了50个精彩绝伦的故事，把汉语普通话、拼音、方言、古汉语、姓名、称谓、外语习得等几乎所有语言与文化的核心问题融会贯通，为我们在语言中找到了一个全新的中国。
继续讨论起名字的话题。
单名和双名，哪个更俗？
1. 双名的重名概率大大低于单名
双名虽然不像单名那样简单直接，但如果起得好的话，这个代表个人身份的符号会更动听。
2. 人口增长给单名的实用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
由于中国姓氏数量相对稀少而分布集中，使用单名会导致姓名全同，对区分识别个体非常不利。
3. 起名理念被“五格剖象”的法则控制
五格剖象的定义是：根据《易经》的象、数理论，依据姓名的笔画建立起来的五个数理关系，并运用阴阳五行来推算所谓的“人生运势”的方法。
比如“张馨月”这个名字，按照五格剖象理论，人格数、地格数、外格数及总格数都是难得的大吉大利。因此，即使这个名字的重名率极高，家长们还是会执着地给孩子起这个名字。
《南腔北调：在语言中重新发现中国》中提到：2014年高居重名排行榜第一的是张伟，全国共有约29.9万个张伟，快接近冰岛整个国家人口的32.56万了。除了张伟，王伟、李娜、张敏、李静都位居前列，但近年已经少了很多。所以总体而言，名字的集中度正在下降。
如何起个与时俱进的英文名？
“每当假期过去，来自四五线城市的翠花、二妮、狗剩、狗蛋又回到了位于京沪穗深CBD的办公室。在穿上西装的同时，他们的名字也纷纷变成了Vivian、Joyce、Kevin、Jason、Leo、Lucy、Eddie、Jack。”
如今，起英文名都要从娃娃抓起了？著名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中，田亮的女儿叫Cindy，王岳伦的女儿叫Angela，林志颖的儿子叫Kimi。那么，中国人为什么一定要起个英文名？而且还是透露着中国味的英文名？
这是因为，要通过起英文名的方式同世界主流接轨。
对于语言文化和欧美相差很大的中国人来说，要想无缝衔接可有点儿难度。表现在：
1. 重名率相当高
男性比较常用的有：Jason、Mike；女白领则喜欢用：Lisa、Jessica等。为什么呢？因为简短好记，或者含义好。比如Vivian和薇薇安就互为关联。
上职高时，班里有个女生叫马丽，而我的英文名叫Mary，当时我还觉得挺洋气，后来有个男生问：“你们俩是超级马里奥兄弟吗？”我一想，的确有些老土，于是赶紧去找老师，千挑万选换了个名叫Alice。那个叫马丽的女生跟在我后面对老师说，正好把Mary的英文名给她。这时老师突然叫住我说：“要不你再换个名字吧？我教的其他几个班里都有叫Alice的。”
看来，简单易上口的英文名的确很受欢迎啊。
2. 毕竟文化不同，起外文名时，不少人会违背目标语言的一般习惯
比如：Friday、Apple、Lucky等，虽然这些词在英文中都有意思，但歪果仁很少把它们当作名字使用。
记得之前看过一个有趣的视频，一个搞怪的歪果仁大声吐槽：“很多中国人起的英文名都太low了，我们是绝对不会用那种名字的。”其中就有类似于Friday和Apple的名字。
3. 外文名会有强烈的滞后效应
Joyce是中国女白领们喜欢用的名字。但在英语国家，这是个流行于二战之前的名字，以至于说起这个名字，大多数人的本能反应是个年逾八旬的慈祥老太。
所幸的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外文名只是用作非官方场合的非正式称呼，而不是身份文件中的正式名字，流通范围一般限于同事朋友之间。否则还不知会闹出多少笑话。
不过，在国贸、恒隆里面的数百个Vivian，应该远不及周围理发店中数以千计的Tony老师吧。
双语儿童梦怎样成功？
起英文名要从娃娃抓起，那学英语这件事也一定不能让娃输在起跑线上。
由于多数中国人学英语时缺少语言环境，所以“早期沉浸式教学法”得到广泛的关注——从小在良好语言学习环境下成长的孩子，自然会从小就有一口标准发音。
不过，外籍教师稀缺，是被家长寄予厚望的双语教育机构中的普遍现象。即使是价格不菲的国际幼儿园和双语幼儿园。
那么，如果是由发音并不标准或语感并不强的老师来教，估计娃的“早期沉浸式教学法”可能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幼儿园阶段的英语早教，实际效果更是与理论效果差异巨大。
有语言学家认为，第二语言的习得效率将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降低，并不存在明确的临界点，更何况语音、词汇、句法学习等不同的语言模块的关键期年龄也可能不同。越早开始第二语言的习得，就越可能在语言能力，尤其是发音准确性上获得优势。
《南腔北调：在语言中重新发现中国》中还提到：除了尽早开始学习之外，另一个可控的主导因素是学习者在语言中的暴露强度。研究双母语的学者，一般将3岁左右视作区分双母语和第二语言习得的标志。
之前表弟给5岁的儿子报了英语班，娃倒是不排斥学英语，而且还学得津津有味，但是从嘴里蹦出来的英文句子，还是怎么听都有一种中国式英语的味道。
那是因为书中提到的：3岁后，由于幼儿意识中的基本语言系统已经形成，此后即使暴露在一种新的语言环境下，幼儿势必会受到已有母语的影响，其第二语言也只是接近而并不能达到母语水平。
除此之外，“台湾腔为什么这么温柔？抗日神剧里，日军说话为什么总是那么怪？蓝瘦香菇真的是南宁口音吗？为何南方人嗜甜、北方人嗜咸？怎么从生辰八字算出不同的命？钱是怎么从牛变成纸的？”等有趣的问题，也能从这本《南腔北调：在语言中重新发现中国》中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