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错误不能犯
120年前的6月11日，北京城沉浸在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热浪之中。当时大清朝领导人——光绪帝发出了《明定国是》诏，即日起正式开始了戊戌变法。
在此后的103天里，光绪帝先后发布110道改革诏令，试图推动国家向现代体制全面转型。但是，这场“改革”不仅以失败告终，而且还搭上谭嗣同等人性命，光绪帝也因此被废。
它就是“百日维新”，由清王朝主动发起的一场自上而下的全面改革，它的失败有其必然性，但留给后世的反思和感慨是深刻的。
书生误国
1898年9月24日，晚，北京。
75岁的李鸿章宴请了57岁的伊藤博文。两人此时都是“无官一身轻”：以伊藤博文为总理的日本内阁，刚刚被推翻。下岗后，他出访中国，在驻日公使裕庚看来，伊藤的访华一方面是出去散散心，一方面也是“查看中华情形”。
而李鸿章则自甲午战争失败后，一直被“冷冻”在总理衙门，大权旁落很久了。
但这两个赋闲之人在北京的小聚，背景是波云诡谲的。开始于6月11日的维新变法，刚刚于3天前（9月21日）被镇压，多人被捕，不少人被砍头示众。
在这些被砍头的“变法维新者”中，有些还跟伊藤博文有过联系。因戊戌变法是以日本为榜样，康有为等人竟然想让光绪帝聘请在东京刚换届下岗的伊藤博文任“客卿”，以指导中国改革。
伊藤博文到北京后，与这些“变法维新者”进行了接触，也受到了光绪帝的接见。但是，在“戊戌变法”被镇压的三天后那个夜里，伊藤博文向李鸿章说：“治弱国如修坏室，一任三五喜事之徒，运以重椎，絙以巨索，邪许一声，压其至矣！”
他的意思是，那些“三五喜事之徒”只会把国家大厦搞垮。可见，他对维新派充满了轻蔑。
左上为康有为，右上为梁启超，右下为谭嗣同
这些来自草根的维新派，有青春热血和书生意气，突然掌握了权力，往往会急于推进改革。冒进的结果必然欲速则不达。作为一场全国范围的“变法”，改革的“工程量”是巨大的，而且很多必须贯穿到细微之处。
戊戌年所发生的“戊戌变法”和“戊戌政变”，正是“不改革等死”与“乱改革找死”的分水岭。
为什么说，乱改革找死？受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以及列强瓜分中国的提速，令中国的精英们普遍有了焦虑，但改革本身是一项长期工程，对“技术”的要求颇高，不能急躁，不能跃进，不能盲动，否则就拔苗助长、欲速而不达。
因此，甲午战争之后的改革，就走上了跃进的道路，总想找捷径、搭快车，从西方和日本引进一个“主义”，一揽子解决所有的问题，而放弃了在更为根本、更为琐碎、也更需要耐心的“技术”层面上的艰巨努力。
精英阶层都指望着通过“顶层设计”，一夜之间改天换地，结果不断地葬送改革，也令中国在不断革命的道路上几乎耗尽了元气和各种机会。
站在历史的角度，以全球视野来看，任何变法和改革都会损害一些守旧者的利益。如果推动变法的人低估了“反改革”势力的能量和意志，那么变法成功的可能性自然不高。要使“变法”取得成功，关键是革新一派有更强的力量，同时也要采取妥当的措施。
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从时称“西亚病夫”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到“东亚病夫”大清帝国，直至朝鲜和日本，都在西方的压迫下为自强而进行过变法维新的尝试。其中，只有日本获得成功。
明治维新能够较顺利进行，是由于天皇掌握了实权，“尊王”的长州藩等武士集团又拥有压倒德川幕府的军力，同时对旧势力还保留其一些待遇，英美也想利用日本牵制沙俄，所以给予了帮助。
相比之下，戊戌年只有28岁的光绪，虽在名义上“主持新政”，决定权却仍由慈禧太后在背后操控，皇帝本人从小在在深宫受压抑而缺乏理政经验。
他所破格提升重用的维新派官员，更多是不知兵也不喑官场之道的文人学士，只能得到国内极少数激进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同情。
那些手握兵权、财权的洋务派如李鸿章、张之洞等人虽不同于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却对那几个一步登天的维新派文人更为不满，关键时刻都不会支持变法。
颁发那么多急躁的变法诏令后，光绪在朝廷内，倒把自己搞成了“孤家寡人”，慈禧太后却成了众望所归。面对皇帝之位岌岌可危的形势，手无寸铁的维新派只好铤而走险，求助于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的袁世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