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稿。
“过年啦！来，给你个红包！”
我妈把我拽到一边，说：“你做错啦！”
“哪儿错啦？”
“你不能这样接！”
于是下一次，长辈给红包：“来，给你红包！”
我妈把我拽到一边，说：“不能说妈妈不让你要……要说你自己不要……你如果不会说，就索性不说话。”
“好！”
于是下一次，“来，给你红包！”
我眨巴着眼睛不伸手，发呆；我妈走出来伸手挡：“哎呀呀，我们家孩子大了，不要压岁钱了呀！”
“要的呀要的呀！”
“不能要不能要！”
我眨巴着眼睛，看他俩彼此角力。长辈屡次想把压岁钱塞我手里，我妈一边阻挡，一边对我道：“不能接的呀，不懂事！”如此者几分钟，长辈终于胜利了，将钱塞到我兜里，我妈才一边叹气，一边催我：
“怎么还不说谢谢叔叔？”
于是我木木地回答：“谢谢叔叔！”
我小时候，不通这一番人情，只觉得麻烦。何况红包到手之后，本也是转手给爸妈的。
据说别的爸妈会这么哄孩子：“给你存着，长大了派用场！”我爸妈并不如此，而是直截了当地说：
“要知道别的叔叔阿姨给你多少红包，爸爸妈妈也要还给他们孩子的呀！”
当然，我爸妈也并不真的都拿走了。春节拿了红包，交给了他们，我便忘了；开春四月，期中考试拿了双百分。我爸妈从抽屉里摸出红包，打开，掏出钱来给我：
“去买你想买的书吧！”
“谢谢爸爸妈妈。”
“不谢，这本来就是你的钱嘛！——就是爸妈怕你乱花。”
但我还是对红包无感。年下拜亲访友，本可以坐下来嗑瓜子、剥花生、吃水果糖，以及我们那会儿孩子都爱吃的、包装金灿灿的巧克力。为什么非要到处抬着头叫这位叔叔、那位伯伯，看一番推让，接过红包，转手给人呢？
直到我自己长大了，某年过年，回乡下，跟各色亲友济济一堂，一时手足无措起来。
跟大人们攀谈？平时也没那么熟。
跟孩子们聊学习？好像也格格不入——现在学校教的许多东西，我都不知道是啥了。
孩子再可爱也经不起再三夸。亲友们的衣服好看吹四遍也就够了。气色真好，看来很年轻，哎呀呀吃的什么补品啊？自己都觉得很假。当然，就更不想去问“哎呀我的三表哥四表妹结婚没有？我的五堂弟媳妇月子坐得好不好呀？”
寻思了下，想去问我姑父讨张红纸，塞点钱，发压岁钱哄孩子算了。
姑父一摇脑袋：
“现在我们都手机抢红包！”
得。
我到家庭群里发了个红包，发了个表情图，嚷了句“发红包啦！”一家人集体低头，点红包，然后嗖嗖地发表情图。长辈们兴致勃勃地攀比：
“啊呀你抢了多少？”
“一块六毛二！”
“我只有七毛钱。”
“哎呀我两块三！”
我发现了抢红包的另一个好处：现实生活中人际交往，大家都会务于粗放豪迈，比如推拒红包，就是这么你推我让，以至于我前几年还要面对长辈这种硬塞法：“只要没结婚，就还是孩子！拿着！拿着！”
但到了手机上头，推拒没有了。抢红包变成了一个仿佛刮大奖的游戏。大家一边大声感谢，一边彼此给人看屏幕：
“你看看！你看看！！手气真好！”
我小时候也问过我爸，既然要送，为啥非得裹上红包呢？直接把钱拍明面上，是多少就是多少嘛！——也免得要偷偷拆开看。
我爸说：那就不含蓄啦！
比如，清朝许多读书人，给人画画写字，并不直接拿钱——交了画，数钱掂银子分量，不俗气么？——所以读书人写完字了，呈给盐商，盐商接了道多谢。第二天，派人送来东西：一个大盆景，一座小假山，一两幅名人字画，又或者是名酒好茶，名曰礼物，实际上是酬劳。这样子，没有明面上的银钱来往，彼此都有面子在，也还算风雅。像我们江南，到夏秋间送礼物，糖、螃蟹、豆腐干、鸭蛋，这也是四样，说得过了。
价钱归价钱，情分是情分。送钱，情分就生了；红包，裹着点，就好些。我妈和叔叔阿姨们你推我让，最后钱给出去了，也有情分了。
红包这个装束形式，也是个顾忌：也就是情分的意义。虽然亲兄弟明算账是好事，但中国人的情分就是：只要家里人之间彼此还没赤裸裸到钱的地步，就总还有转圜的余地。
“其实一家人住在一个屋檐下，照样的可以各过各的日子，可是从心理产生的那种顾忌，才是一个家之所以为家的意义。”
除了红包里的数字，精心挑选的红包袋子，往往承载了发红包者的美好祝愿。有的袋子上写着“新年快乐”，有的袋子上写着“恭喜发财”，有的写着“万事如意”，有的写着“身体健康”……
1月21日起，微信红包推出了新玩法：企业可以通过“企业微信”为员工定制专属「微信红包封面」。
出境游客在境外使用微信支付消费，也有机会获得商家的定制「微信红包封面」。
张小龙说：红包本质上是用来传递情感的轻应用，不应该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企业定制的「微信红包封面」是为了让员工感受到企业的年味、人情味，境外商家定制的「微信红包封面」，是为了让朋友感受到明信片一般的异国祝福。
你说，这样的红包封面，是不是让你离年味儿又近了一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