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是一本由叶文心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2.00元，页数：41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读后感(一)：中文版序

　　本书的英文本写成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中美建交不久，学术交流活动正在起步，档案的咨询开发还处在形成阶段。有关民国时期的历史研究在西方的学术领域中尚属萌芽，以文化社会作为主要关注点的中国史研究，尤属新创的举动。

　　知识社会学里有一种说法，就是专业论著往往随着知识纯度的上升，会出现一种跟现实的关联递减的现象。这本着眼于民国时期的小书在20世纪80年代的环境里，跟中国社会现实的关联恐怕十分少。但是曾几何时，峰回路转，现实社会不少眼前的议题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回响，仿佛空谷足音，几十年前后起伏共鸣。这是想不到的古今观想。

　　本书原著是以英文写作中国题材，在英语的知识语境中，许多在汉语语境中不成问题的问题需要附加解释，许多汉语读者众人皆知的人物、事件需要多加注释。这是用西文写作时需要多加赘语的地方。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在西方学院中书写中国，若干欧美社会科学文化诠释的普通理论与概念就无须多加着墨。若干西方中国学领域中已经建构成的论述也正是本书原作立论辩驳的起点。这是西文汉学著作在文本传承体系之内相互援引辩证的地方。

　　在今天，把一本中国题材的英文著述译为中文，在翻译上就不得不考量一些由于英汉知识语境相互差异所产生的表述问题。百余年前严复就曾经反复踟蹰，考量译事之难，认为如果要求信、达、雅兼具，三者之间也就得作某些取舍与平衡。

　　本译文不敢号称能够追随上严先生的标准。但是在原作者的主导之下，译本在文字上并不追求与英文原本一字一句的对应，这是因为我们认为文本的一一对应在跨文字的翻译过程中未必是充分表意的有效方式。读者也许会发现，对英文原本从简之处译本有时多加一笔注释，对英文原本多作赘语之处译本有时宁取简约。这并不代表译者的专业水平不足，而代表在议述过程中从语境着眼，作了若干有关表述方式的斟酌与取舍。

　　本书的翻译，北京大学的欧阳哲生教授从开始便不断关心，投注了许多心力与劳动。如果没有他的坚持，这部译作恐怕不可能完成。

　　今天在本译著即将付印之际，我愿意借这个机会，向欧阳老师和他的学生们表达最深挚的谢意。

　　叶文心

　　2012年4月

　　《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读后感(二)：“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做出选择”(季剑青/文)

　　近些年来民国题材的著作一直是图书市场的宠儿，特别是民国时期的大学，出于对当下大学教育的诸多不满，常常被塑造为散发着理想主义气息的圣地，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对象。怀着这样的阅读期待，叶文心的《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以下简称《民国》）虽然有些姗姗来迟（英文版出版于1990年），倒也颇为应景。然而，这部严肃的学术著作可能会让读者失望，因为它讲述的恰恰是民国时期的大学未能实现其理想和抱负的悲剧故事。

　　与传统科举制度不同，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机构从一开始就不是完全由国家主导的有计划的产物。除了清政府建立的国立大学以外，还有相当数量的由地方士绅创立的私立公学和教会兴办的教会大学。这一三足鼎立的格局一直延续到民国年间。国家、士绅与知识分子以及资本主义的市场需求，这三重力量共同塑造了民国时期大学的面貌，它们之间往往冲突多于调和，各自的分量又随时势而发生变化，彼此消长起伏，这就形成了民国时期大学流动而多样化的形象。在这一背景下，《民国》一书为我们呈现了不同时空中不同类型大学的各色风景。

　　“五四”运动的爆发将大学生推上社会的中心舞台，北洋政府的相对弱势使得知识分子无论在大学中还是在社会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事后来看，上世纪二十年代也许是一个不可复制的大学和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无论是北方的国立大学，还是上海的复旦公学、中国公学等私立学校，师生都怀有强烈的社会关怀，大学亦成为政治运动的中心。大学应该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变革的力量，这个理想角色在二十年代确实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实现。而像上海大学这样的学校甚至把激烈的政治实践直接引入到校园中，过度的政治化为外部势力的干预埋下了隐患。此时的圣约翰大学则满足于向上海的新兴阶层培养金融和商业精英，这些精英构成了一个自足的上层资产阶级网络，但学校也因此遭到了民族主义者的激烈批评。

　　二十年代充满活力的大学也隐伏着某种危机。蔡元培、胡适和傅斯年都曾对北大学生的热衷政治表达过担忧，在他们看来，大学生首要的任务应该是求取高深学问。上海大学一方面推动街头与教室的结合，表现出激进化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仍开设大量实用课程来招揽学生，以满足筹措经费的需要。在上海这座高度商业化的城市中，经费的考虑是第一位的，为此学校必须与工商界建立良好的关系，对私立学校来说尤其如此。到了三十年代，由于政治活动的空间急剧缩小，像复旦这样的私立大学大多放弃了早先的社会抱负，在功利主义的主宰下，把自己的角色限定在专业教育的范围内。

　　从国家的角度看，高等教育作为一项事业本身就是现代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的一部分。在政治上，大学必须得到国家的认可，在经济上则仰仗政府或工商界等其他领域的经费方面的支持。除师范大学外，大学生也要承担不菲的学费。简言之，在现代国家框架中，大学教育的维持须以满足诸多外在条件为前提，大学的“自主性”归根结底只能是一种神话。这与科举制度某种程度上的自治性形成对比。梁启超在1924年就已意识到，“我国近来学制为贵族的，适以造成阶级制度”，只有家境丰裕者才能从中获益，而在旧日科举制度下，寒苦子弟却往往能出人头地（《在香山慈幼院之演讲》，《〈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这种情形在三十年代愈演愈烈，且有固化的趋势。许多人为此批评大学教育未能促进社会阶层上下之间的流动，反而被用来巩固基于财富分配的社会等级。

　　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既然只是现代国家建设下的一个部门，它的目标也是为这一更宏大的计划服务。从这个角度看，大学所培养的精英无论就其社会意义还是文化特征而言都与传统的“士”相去甚远，这些精英大多也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只是掌握某一特定技能的专业人士。或许只有文法科系中的少数大学生可能具备知识分子的素质，而在国民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中，文科在三十年代本身就处于被压制的状态（参见张太原《20世纪30年代的文实之争》，《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6期）。那些怀抱某种理想和抱负的大学生，因而陷入极其苦闷的心境之中。三十年代弥漫在大学生中的普遍的政治幻灭感，与二十年代大学校园的活力和行动力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民国》一书最后一章，描述了三十年代大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他们不再有能力提出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只能在现成的选项中做出选择：“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做出选择。”（第188页）清末以来大学引领中国之现代性进程、大学生作为承担此项使命之“士”的宏大理想，至此可以说基本归于失败。

　　“疏离”正是《民国》一书的一个关键词。本书英文版题作The Alienated Acad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1919-1937，直译应为“疏离的学院：民国时期的文化与政治，1919-1937”，作者和译者也许是出于让题目更加显豁的考虑，采用了现在的书名。然而，这个书名未能点破题旨，且容易让读者产生该书是系统讨论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的教育史著作的错误印象，似乎有些欠考虑。民国时期的大学，表现出一种独特的疏离感，这是作者贯穿全书的一个基本观点。大学疏离于乡土，疏离于社会变革，疏离于政治舞台，但这并非它的初衷。“至少在理念上，高等院校仍然是一个规划中国未来以供他人追随的地方”（第188页），结果却是理念和现实的背离。民国时期的大学既依存于它处身其中的社会结构，又试图去改变它，最终则在现代中国急剧变动的潮流中，在其他社会力量的控制和挤压下逐渐边缘化，丧失了自己的能动性。要描述这样一种充满张力的关系，“疏离”一词确实是合适的表达。

　　诚然，正如作者所言，“疏离的学院”并非毫无建树，“当‘学而优则仕’这一顺理成章的预设破碎时，这一决绝的断裂状态为创造性追求释放了能量，而创造性追求不仅出现在艺术、科学、学术和专门职业技能中，而且表现为在官方意识形态之外形成独立政治见解”（第4页）。民国的大学在学术和思想的创造方面功绩卓著，留给我们丰厚的遗产，至今仍为我们艳羡称道，但这终究无法掩盖其未能实现理想和抱负的悲凉处境。《民国》一书将民国时期的大学重新放回现代中国具体而复杂的历史语境之中，全方位地呈现大学与其他社会领域之间的冲突与纠葛，揭示其变迁的轨迹，直面其无法避免的悲剧命运。对习惯于将民国大学理想化乃至神话化的当代读者来说，这本书不失为一部警醒之作。

　　就学术史而言，这部出版于二十年前的著作也未失去意义。上世纪九十年代起，科举制度废除后知识阶层的变化与走向，已成为不少学者关注的课题。余英时、罗志田对近代知识分子边缘化的观察，王汎森、章清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建立“学术社会”之努力的探讨，不过其中荦荦大者。这些论著大多取径思想史和文化史，聚焦于知识阶层自身之流变，往往有意无意地会放大知识分子的意义和作用。《民国》一书则从知识社会史的方法出发，选择大学这一社会建制和空间作为分析对象，呈现的图景更为完整和丰富。维系士大夫阶层之再生产是科举制度的重要功能，而民国时期大学培育的精英却绝不是“知识分子”所能涵盖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本书至今仍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作者擅长于以空间视角大范围勾勒社会图景，个案方面略嫌单薄，特别是未能分梳大学师生之代际分野，不无遗憾。个别史实和细部论述亦有疏失，如将攻击鲁迅抄袭的陈源误作陈垣（第212页），把仅为撰稿人的胡适提至《现代评论》的主编之位（245页）等。翻译方面，因有作者把关，大体值得信任，个别人名的翻译和还原偶有失误或欠妥之处，如将陈季同（Chen Ki Tong）译作“陈其同”（第201页），刘若愚（James J. Y. Liu）译为“詹姆斯·刘”（第212页），那志良译作“纳志良”（第267页），韦丛芜译作“魏从吾”（第285页），郭颖颐（Daniel Kwok）译作“丹尼尔·夸克”（第292页）等。如有机会再版，径行改正即可。

　　《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读后感(三)：探索中的大学精神

　　对于民国时期的大学校园，今人了解得很少，难免有过于溢美或过于贬低之处。

　　民国时期大学生与当代不同：一是就业压力尚小，教育没有彻底功利化；二是学术空白点多，易出现突破性的成果；三是教授办校，知识共同体相对成型，虽然制度建设不完密，但砥砺士节的因素仍存；四是学生自信比较强，因为属于中上阶层，个人期许也更高，有较多的家国情怀。

　　民国大学教育分不同阶段，初期教师多是传统学者和留日生，如王国维、梁启超、陈独秀、鲁迅等，不久之后，留美生、留英生大肆涌入，如胡适、陈源、徐志摩等。双方在教席争夺上出现了许多摩擦，以后转化为彼此风格、气质、人格的相互蔑视，俨然成为两派，冰炭不相容。不能小看双方的争执，混不好的如鲁迅笔下的范爱农，不得不在小地方穷病而死，而要想站住脚跟，只能依靠奥援。

　　有矛盾，又无利益缓冲机制，所以各方都坚持自己的理念教授生徒，由此造成情绪对立。民国校园的戾气是比较重的，一方面，国势艰难，莘莘学子有幻灭感，看不到出路在哪里，另一方面，是派系之间党同伐异，都采用了道德话语，使不满情绪在基层很容易找到对应物。所以，民国校园充满激情，好的是出了很多优秀作家、社会活动家，学生们更关心社会，常常将校园当成是政治理想的试验场；不好的是学问往往不够扎实，只知其一便匆匆实践，却以为天下之大，真理已皆备我手。

　　当然，不同学校的风格是不一样的，比如教会学校严格、持重，许多大学重视实学，不务虚文。不同城市之间大学的风格也不相同，比如上海的大学更西化一些，北京的大学传统士大夫情结更深。从整体上看，风格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这说明，那是一个探索阶段，我们正在寻找自己的大学精神、大学品格。

　　本书梳理了民国时期多所大学的校园文化，作者敏锐地发现，后期校园渐有颓唐之气，因为大家努力与国际接轨，但由于战乱频仍，管理落后，加之行政之手越伸越长，人们走投无路，最终自丧精神品格，宁可随波逐流。

　　大学精神坍塌，精英精神就会坍塌，则整个社会的底线就会松动。从本书中，读到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让人感慨万千。

　　《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读后感(四)：我们的大学史该如何书写？（唐小兵/文）

　　这些年，对民国大学的怀旧成为文化界的一股经久不衰的热潮，何兆武《上学记》、鹿桥《未央歌》、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等口述史、文艺小说与回忆录作品，让很多如今在日益工具理性化和行政化的宰制之下疲于奔命的师生，都对那段消逝的民国大学史有着重温进而接续的心情，与此相对照的是，却是当代中国大学史写作的整体性缺席，即使偶尔有一鳞半爪的大学史，也多是索然乏味的大学编年史，简单地罗列大学历史沿革、规章制度、师生人数等，根本无法有力地将大学的精气神及其在历史中的挑战与困境叙述出来。因此，这些大学史既无法建构出该校自身的历史文化脉络和学术传统，也没能将大学放置在政经框架和文化思潮的大背景下进行细致分析，这样的大学史的命运自然是自产自销而无人问津的，说到底不过是大学的一个自娱自乐的形象工程罢了。

　　我不得不说，这绝非一本可读可不读的校园文化的“软书”，而是一本将民国时期三种类型的大学（北平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和南京的中央大学等）归置在学术、社会与政治的三角互动之框架中进行考察的文化史著作，因此可以说中文版的书名具有严重的误导性。叶文心治史的长处（包括《上海繁华：都会经济伦理与近代中国》）在于整体感强，有着历史的通透和洞见，注重细腻之处的深描，而且她的史学语言也是格外清新和优美，不故作惊人之语，也不滥用学术名词。因此，这可以说是一本雅俗共赏的著作。

　　【大学与社会革命】

　　此前很多著作都比较关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等，但对于民国大学格局中至少占据三足鼎立之一的教会大学缺乏必要的关注，其实当时的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等教会大学，对于当时中国的政治、学术与社会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叶文心的著作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讨论圣约翰大学的成立初衷、团队精神、校园社群和文化、及其面临的民族主义挑战。

　　根据作者在此书以及《上海繁华》一书中的考察，当时上海的圣约翰大学以及其他资产阶级私立大学，是上海的资产阶级阶层再生产的最重要的管道，而且依托于上海这个最具有国际性和现代感的大都会，这些大学成功地实现了儒家中国的知识范式的现代转型，通过科学知识、职业技能、良好语言等来获取财富，开始成为一种新的社会职业伦理，但是这种对于财富的渴求与追逐，并未导致暴发户式的浅薄与庸俗，因为这些教会大学有着良好的道德训育与宗教熏陶，这就类似于韦伯所言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联。

　　但是，即便如此，在当时那样一种强劲的民族主义潮流之下，作为天然具有保守性质的教会大学，自然会面临来自社会各界（自政府到知识阶层乃至普通民众）的指责，当整个国家都在民族危机之下摇摇欲坠，一个私立教会大学的大学生却还在做着成为高等华人的美梦，这既在道德上是不可欲的，也是在现实上不可能的。

　　更值得注意的也许是叶文心在著作中对上海大学的分析。上海大学如何从一所被时人所不齿的“野鸡大学”成长为一所“革命大学”，这在此前的历史叙述中是面目模糊的。在于右任担任校长后，左翼知识分子如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张太雷、彭述之、李季、李达等人都成为上海大学的教师，当时上海大学最著名的社会学系开设了诸如“近代中国外交史”、“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史”等课程，而这些课程为年轻一代的学生灌输了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等马列主义观念。

　　读者切莫以为这仅仅是革命大学上海大学的独特现象。事实上在大革命失败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上海的左翼文化蓬勃兴起，唯物辩证法等理论著作风行景从，年轻一代的左翼在政经结构上边缘化，反而强化了其心态上的激进化和控制文化话语权的冲动。20世纪20年代中期和30年代早期成为出版社会科学读物特别狂热的时期，社会问题与社会科学成为上海大学校园文化的两个关键词，个人问题在革命理论的映照下，就不再仅仅是个人或家庭可以解困的，而成为具有共通性的社会问题，社会问题的解决更需要大量引入社会科学理论，因此，当时翻译出版的最大宗就是社会科学理论，理论成为照亮灰色生活的最大探照灯，也是指引年轻人走出人生困境的明灯。

　　而上海大学可以说是这一现象的风暴中心，正如叶文心所言，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上海大学成为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重要据点，这些知识分子领导并启发了整整一代进步青年。如果说一所大学体现了那些支持它的人的集体热情和信念，那么上海大学就是一所为推翻通商口岸体系、掀起社会革命而建的大学。

　　【高等教育与社会平等】

　　自然，即使对处于历史风云激荡中的民国大学来说，除了民族主义的政治动员、革命文化的传播，或者资产阶级文化的塑造，同样存在着大学生如何面对日常生活的挑战。这部分内容（书中第六章《大学生活之代价》）在我看来很有价值，因为之前的民国大学的历史记忆与历史写作更多的是关注政治和文化的层面，而相对轻忽了日常生活的层面。正如革命有神圣与世俗的双重性格一样，大学同样如此。

　　大学既是近代中国的学术文化中心，又是高度政治化的空间，同时还必须应对贫困与苦难。叶文心通过大量的当事人的记录和事后追忆，呈现了民国大学的收费、学生日常生活等多重层面。显然，私立大学的逐利冲动压制了很多年轻人的求学欲望，而公立大学的制度性保障，却也培养了年轻人志怀高远超越世俗的情怀。作者呈现了社会舆论、政府、知识界等对当时学生群体的各种评价，高等教育成了社会公平最重要的聚焦点。

　　亦学亦官的陶希圣就曾经尖锐地批评上世纪30年代的教育体制：“从小学到大学的几层等级，逐渐把贫苦子弟剔除下来。最贫苦的农工子弟们没有受初级小学教育的机会。……其中升入中学的少数青年，大抵出于中资或富裕的工商业、地主、官僚家族……更就能够升大学的来说，大抵是中资以上的富裕人家。大学则是所谓‘上层社会’，即大地主，金融商业资本、工业资本阶级的领域。他们的子弟是最能住进大学的。”

　　或许正因如此，上海一些昂贵的私立大学里的学生，在教育部的报告里呈现出的完全是消费主义者的形象：“这些大学生们从不关心任何严肃的事情。他们过着娱乐休闲的生活。他们的衣着昂贵，饮食考究。他们消费进口商品。他们经常出入影院和舞厅。他们出门坐着雪佛兰汽车。他们既不关心国家大事，也不关心他们的学业。”高等教育成了社会结构再生产的有效机制，而堵塞了社会不同阶层流动的可能性，这自然就会引发底层出身的知识分子强烈的不满，而这些学生的公共形象，在一个内忧外患的民族国家处境中更是显得格外刺眼。

　　叶文心敏锐地注意到了当时的社会舆论的表达困境：“当舆论聚焦在大学生的失业问题上时，大学毕业生被看作清寒子弟，需要工作来养家活口。但是当舆论聚焦在教育机会的结构性不公时，大学生又被描绘成资产阶级的富家子弟。”这充分说明了当时大学生群体的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以及舆论在议论大学生群体时的复杂心态。

　　无论是培养资产阶级的圣约翰大学的分崩离析，还是培养左翼激进者的上海大学的被关闭，都在映照一个急剧变动的大时代里学术、文化与政治之间强烈的依附性与疏离感，近代中国大学的主体性仍旧在艰难地重建，它必须面对民族主义话语的挤压、政治力量的控制、社会舆论的话语暴力，不同的大学与政治、资本力量的关系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而在这种不同的关系网络中，大学呈现出的“整体情绪氛围明显陡然消沉”，上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的政治幻灭感成为一种尖锐的集体心态。当稳定成为大学校园压倒一切的政治诉求的时候，其实，它也悄悄地酝酿着反叛的潜流。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如此现代和西化的民国上海，左翼政治和左翼文化一直是它挥之不去的文化精神的内核之一。

　　作者：□唐小兵（大学教授）

　　《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读后感(五)：一个世纪前的大学生活

　　叶文心《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一书的英文版初版于1990年，时隔20多年后才出了中文版，在民国社会文化史领域可谓先来而后到。虽然时隔多年，这本书却并未贬值，甚至可以说对今天的读者更有吸引力。最近几年的“民国热”，使民国时期的大学也备受关注，尤其是作为当下中国大学的参照系，民国的大学似乎承载着真正的教育理想。而事实到底如何？

　　民国大学文化的内在张力和矛盾

　　此书的中文版书名其实是英文版的副标题，英文版原名“Alienated Academy”。这是一个很难翻译的书名，因为“alienated”有好几层意思，可以理解为“异化的”、“疏离的”、“不合群的”等等。叶文心选用“alienated”这个词，一方面为了表明在民国社会中，大学校园所传授的西化知识、塑造的现代学生，与当时绝大多数地区尚处于落后农村的中国社会格格不入；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大学生本身所体验的“幻灭”心态，在社会转型和民族危机中，看不到自身与民族未来出路的苦闷心情。从这个书名可见，叶文心对民国的大学并没有一种“乌托邦”式的想象。相反，她更注重民国大学校园文化中的内在张力和矛盾冲突。

　　叶文心坦诚此书受何炳棣和列文森影响很大。何炳棣讨论了在科举制下学问与政治如何制度化地密切联系在一起，以及知识精英在社会阶层中的上升渠道；而列文森则探讨了西化对传统知识结构、价值和生活方式的影响。科举制取消之后，近代学校制度取而代之，接受西化现代教育的大学生是否还能循着与科举制相似的路径做向上的社会流动呢？同时受到西化教育和本土文化思想熏染的学子，又面临怎样的内心冲突和现实矛盾？更重要的是，高等教育如何与1927年以后建立起的党国体系相联系，形成知识分子与政治之间的新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英文版书名中的“alienated”也可看作对这些结构性问题的答案。科举制取消后，知识精英与政治权力的疏离；西化教育中，大学生与其本土文化和乡土社会的疏离。然而，仅仅这样理解这本书，又过于简单。叶文心在观察到旧结构分崩离析的同时，也为我们描述了新结构成形的过程：城市新阶层的兴起，政治与知识界新联系的建立，革命带来了新的社会蓝图和价值观等等。破与立的动态过程，新与旧的辩证关系，在作者娓娓的叙述中一一展开，呈现出历史的复杂与吊诡。

　　民国大学的三种基本范式

　　此书的写法可谓“点面结合”，也即把结构性的综述与各学校的个案分析穿插着写，既对历史的大势变迁有整体把握，又不失历史细节的参差多态。作者首先从大学教学的语言和科目设置入手，讨论“西化”对全国各地不同类型大学的教学目标和知识生产分别有哪些影响，由此提出一个贯穿全书的主题：当大学通过现代西方教育赋予大学生“世界文化的眼光”之后，这些学生又将如何去理解、融入、改造原本孕育他们的本土文化和社会。

　　继而，作者分别叙述了上海三种不同类型的大学。由美国传教士创办的圣约翰大学与上海中上层新兴资产阶级文化密切联系在一起，其高度西化的“世界主义”教育理念，与上海这一国际大都市的社会背景相配合，同时也使其成为20世纪初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的攻击目标。除了精英气十足的圣约翰大学，上海还有好几所吸引本地和周边地区殷实家庭子弟就读的中产阶级大学，比如南洋公学、复旦公学、中国公学等。这些大学大多由晚清士绅自治运动所孕育的书院演变而来，却在民国初年备受经费不足之苦，不得不屈从于现实的考虑而开设很多实用课程，虽然这些大学为诸多怀有自由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教职，但在商业化和党化（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以后）的双重压力下，这些大学基本就成了城市中产阶级谋求更好生活的阶梯。与前两类学校相比，北伐前夕的上海大学则是民国大学中的奇葩。这所大学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显赫的地位，其弄堂大学的散漫组织和学生自发的激进活动似乎是革命理想的化身；而叶文心基于上海大学的档案史料重构出现实的另一面：校方一直努力改变其“野鸡大学”的形象，在财务困窘之中艰难维持学校的常规，希望通过系统的正规课业培养学生的智性。

　　上海大学的革命理想在1927年国民党清党的枪声中破灭了。1927-1937年的南京政府十年，是党化教育兴起的十年。党化教育的典型代表是广东的中山大学，后来这一模式又随着国民政府的成立推广到了全国各地，尤其是国民党控制下的内地各省。在叶文心看来，党化教育虽然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外衣，但是其实质是一种“省城文化”，反映了内地省城社会注重传统价值和社会伦理的保守倾向。在党化教育影响下，以南京中央大学为首的一系列新兴地区性大学加入了民国高等教育版图，以党义为核心培养技术官僚和政治干部。与此相对，北京（1928年后称北平）的大学以传统官绅文化为基础、以弘扬国学为特色，上海的大学以城市中产阶级为基础、满足城市商业文化发展的需要。于是，在1930年代，南京-北京-上海，三足鼎立，形成了民国大学的三种基本范式。

　　1930年代后大学日趋颓唐的趋势

　　在高等教育党化之后，1930年代的大学生活又有哪些变化？在最后两章，作者分别描述了1930年代大学生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根据大量学校年鉴、档案数据统计、回忆录、文学作品，叶文心试图最大程度重构当时校园生活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情境。学生的生活水平、学杂费负担、就业状况、课余生活、日常时间安排、甚至穿衣风格，都有细致入微的描述，并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相联系。而大学生普遍存在的心理苦闷和幻灭感，作者则通过当时的文学作品去揣摩分析。这两部分结合起来看，就会看到1930年代以后大学校园文化日趋颓唐的大趋势：经济危机和民族危机的双重压迫使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变得日益逼仄，失去理想；而精神世界的空虚更增加了苦闷，左、右两派都用政治话语去挤压大学生的自我空间，迫使他们放弃自我的内心追求而顺从于集体意志，因此留给个人的自主性越来越少，直到抗日战争将大学生完全拉入救亡的大业中，彻底改变了高等教育与国家的关系，使其成为听命于政府的附庸。

　　此书共400多页，正文不到200页，附表和注释却有100多页，其余是完整的参考文献和关键词索引。读者不必因为正文字数之少而感觉吃亏，作者文字的精炼，叙述技巧的成熟，驾驭大问题举重若轻的能力，使此书内容之丰富不亚于一本七八十万字的专著。正文中的引文不多，史料大多通过作者的归纳，化入叙述之中，并非必要的史料皆归入注中，使得正文更加紧凑流畅，普通读者读来都会觉得趣味盎然。同时，作者的叙述又可谓无一字无来历，如果专业学者有心去细究，或者想针对某一问题做细致研究，文末的注释则提供了详尽的文献来源和补充材料。

　　在我看来，此书稍有欠缺之处在于对京沪两地之外的地方性大学论述不足，除了在几个综述章节略有提及外，并未做更细致的个案分析。正如作者在书中简要提到的，民国时期不少地方性大学作为各地区文教的核心，对地方政治和乡土社会也曾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云南大学、厦门大学等各地方性公私立大学，与京沪各知名大学相比，也各有其特色。如能择其一二，结合作者提出的基本论断做更细致的分析比较，那么此书作为“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的研究，便更加名实相符了。

　　即便有此小小缺憾，此书视野之宏大，不囿于教育史的范畴，在如此紧凑的篇幅中展现出文化、社会和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增进对民国史的整体理解，实属难能可贵。作者笔下生动丰富的民国大学校园文化，对一般读者恐怕也有不小的吸引力。近一个世纪前大学生的生活和学习、快乐与烦恼，仿佛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颇有共鸣之处。而校园文化的延续性也确实强韧，北大的散漫不羁、清华的注重体育、交大的实用、复旦的小资，似乎都能在历史中找到根源，也是件趣事。

　　《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读后感(六)：长袍、西服、中山装

　　“但是曾几何时，峰回路转，现实社会不少眼前的议题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回响，仿佛空谷足音，几十年后起伏共鸣，这是想不到的古今观想。”这是作者叶文心在本书序言中所写的一段话，当时的我不知为何就动手将这段话抄了下来，读完全书再回顾，觉得对我而言，这就是此书的文眼。

　　将此书推荐给我的人对作者赞誉有加，然而在此之前孤陋寡闻的我并未听过她，读书的目的，也不过是出于好奇，想知道一个世纪前的同龄人们过的究竟是何种生活。结果读书过程中，膝盖常有痛感。

　　“教师与学生相视如路人，同学彼此也相视如路人。世间大概没有比中国大学教授与学生更孤僻更寂寞的一群动物了。”

　　“中山大学校内设政治教育办公室，负责学生思想训练，上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开设三民主义课程，监督报纸编辑方针、学生行为举止，衣物式样等等。”

　　“国民党组织在校园里公然活动，把学生们吸收进国民党各种基层组织之中……国民党奖励积极分子，这些人通过党务，取得进入权力结构的另一途径。”

　　今时往日，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若要说不同，今日的中国大学，仿佛千人一面，而一个世纪前，中国的大学还处于草创阶段，新生事物的初期，总是带有些混乱，因此也衍生出不同的大学形态。除了从初创至今一直是中国大学标志的北大，还有教会大学，私立大学，国立大学。他们办学形态、教学宗旨各不相同，因此也形成了不同的学生形象。例如北大是穿着长袍的新式文人士绅，西服则是上海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培养的中产阶级都市精英，而中山装这种制服，象征的就是国民党推行党化教育下培养出来的政治干部。叶文心以服装来概括，实在精妙不已。

　　因为处在新旧交替的混乱时代，所以偶有诡谲的画面产生。例如上海大学，作为一所私立大学，校长需要跟权贵多交结以争取更多的拨款方便，然而该校所聘请的各式进步分子老师却在课堂与私人报刊上大骂当局。读来真是忍俊不禁。通过该书，我知道了原来那个时候掌握英语非常重要，学生们也面临毕业就失业的问题，文科生找工作比理科生难得多。只有读到胡适轻描淡写地提到从课堂消失的同学原来是去刺杀袁世凯了，才会记起这一切发生在那个风云诡谲的时代。

　　抗日战争一夕之间将长袍、西装、中山装变成某种意义上依附国家的难民，而后那就是另外的故事了。今日大学之间泾渭分明的形象已经消失，但长袍、西装、中山装在今日大学校园依然有迹可循，只不过就人数而言，应该是西装为上，中山装次之，长袍居末吧。

　　《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读后感(七)：“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做出选择”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2年12月23日

　　近些年来民国题材的著作一直是图书市场的宠儿，特别是民国时期的大学，出于对当下大学教育的诸多不满，常常被塑造为散发着理想主义气息的圣地，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对象。怀着这样的阅读期待，叶文心的《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以下简称《民国》）虽然有些姗姗来迟（英文版出版于1990年），倒也颇为应景。然而，这部严肃的学术著作可能会让读者失望，因为它讲述的恰恰是民国时期的大学未能实现其理想和抱负的悲剧故事。

　　与传统科举制度不同，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机构从一开始就不是完全由国家主导的有计划的产物。除了清政府建立的国立大学以外，还有相当数量的由地方士绅创立的私立公学和教会兴办的教会大学。这一三足鼎立的格局一直延续到民国年间。国家、士绅与知识分子以及资本主义的市场需求，这三重力量共同塑造了民国时期大学的面貌，它们之间往往冲突多于调和，各自的分量又随时势而发生变化，彼此消长起伏，这就形成了民国时期大学流动而多样化的形象。在这一背景下，《民国》一书为我们呈现了不同时空中不同类型大学的各色风景。

　　“五四”运动的爆发将大学生推上社会的中心舞台，北洋政府的相对弱势使得知识分子无论在大学中还是在社会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事后来看，上世纪二十年代也许是一个不可复制的大学和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无论是北方的国立大学，还是上海的复旦公学、中国公学等私立学校，师生都怀有强烈的社会关怀，大学亦成为政治运动的中心。大学应该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变革的力量，这个理想角色在二十年代确实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实现。而像上海大学这样的学校甚至把激烈的政治实践直接引入到校园中，过度的政治化为外部势力的干预埋下了隐患。此时的圣约翰大学则满足于向上海的新兴阶层培养金融和商业精英，这些精英构成了一个自足的上层资产阶级网络，但学校也因此遭到了民族主义者的激烈批评。

　　二十年代充满活力的大学也隐伏着某种危机。蔡元培、胡适和傅斯年都曾对北大学生的热衷政治表达过担忧，在他们看来，大学生首要的任务应该是求取高深学问。上海大学一方面推动街头与教室的结合，表现出激进化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仍开设大量实用课程来招揽学生，以满足筹措经费的需要。在上海这座高度商业化的城市中，经费的考虑是第一位的，为此学校必须与工商界建立良好的关系，对私立学校来说尤其如此。到了三十年代，由于政治活动的空间急剧缩小，像复旦这样的私立大学大多放弃了早先的社会抱负，在功利主义的主宰下，把自己的角色限定在专业教育的范围内。

　　从国家的角度看，高等教育作为一项事业本身就是现代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的一部分。在政治上，大学必须得到国家的认可，在经济上则仰仗政府或工商界等其他领域的经费方面的支持。除师范大学外，大学生也要承担不菲的学费。简言之，在现代国家框架中，大学教育的维持须以满足诸多外在条件为前提，大学的“自主性”归根结底只能是一种神话。这与科举制度某种程度上的自治性形成对比。梁启超在1924年就已意识到，“我国近来学制为贵族的，适以造成阶级制度”，只有家境丰裕者才能从中获益，而在旧日科举制度下，寒苦子弟却往往能出人头地（《在香山慈幼院之演讲》，《〈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这种情形在三十年代愈演愈烈，且有固化的趋势。许多人为此批评大学教育未能促进社会阶层上下之间的流动，反而被用来巩固基于财富分配的社会等级。

　　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既然只是现代国家建设下的一个部门，它的目标也是为这一更宏大的计划服务。从这个角度看，大学所培养的精英无论就其社会意义还是文化特征而言都与传统的“士”相去甚远，这些精英大多也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只是掌握某一特定技能的专业人士。或许只有文法科系中的少数大学生可能具备知识分子的素质，而在国民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中，文科在三十年代本身就处于被压制的状态（参见张太原《20世纪30年代的文实之争》，《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6期）。那些怀抱某种理想和抱负的大学生，因而陷入极其苦闷的心境之中。三十年代弥漫在大学生中的普遍的政治幻灭感，与二十年代大学校园的活力和行动力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民国》一书最后一章，描述了三十年代大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他们不再有能力提出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只能在现成的选项中做出选择：“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做出选择。”（第188页）清末以来大学引领中国之现代性进程、大学生作为承担此项使命之“士”的宏大理想，至此可以说基本归于失败。

　　“疏离”正是《民国》一书的一个关键词。本书英文版题作The Alienated Acad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1919-1937，直译应为“疏离的学院：民国时期的文化与政治，1919-1937”，作者和译者也许是出于让题目更加显豁的考虑，采用了现在的书名。然而，这个书名未能点破题旨，且容易让读者产生该书是系统讨论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的教育史著作的错误印象，似乎有些欠考虑。民国时期的大学，表现出一种独特的疏离感，这是作者贯穿全书的一个基本观点。大学疏离于乡土，疏离于社会变革，疏离于政治舞台，但这并非它的初衷。“至少在理念上，高等院校仍然是一个规划中国未来以供他人追随的地方”（第188页），结果却是理念和现实的背离。民国时期的大学既依存于它处身其中的社会结构，又试图去改变它，最终则在现代中国急剧变动的潮流中，在其他社会力量的控制和挤压下逐渐边缘化，丧失了自己的能动性。要描述这样一种充满张力的关系，“疏离”一词确实是合适的表达。

　　诚然，正如作者所言，“疏离的学院”并非毫无建树，“当‘学而优则仕’这一顺理成章的预设破碎时，这一决绝的断裂状态为创造性追求释放了能量，而创造性追求不仅出现在艺术、科学、学术和专门职业技能中，而且表现为在官方意识形态之外形成独立政治见解”（第4页）。民国的大学在学术和思想的创造方面功绩卓著，留给我们丰厚的遗产，至今仍为我们艳羡称道，但这终究无法掩盖其未能实现理想和抱负的悲凉处境。《民国》一书将民国时期的大学重新放回现代中国具体而复杂的历史语境之中，全方位地呈现大学与其他社会领域之间的冲突与纠葛，揭示其变迁的轨迹，直面其无法避免的悲剧命运。对习惯于将民国大学理想化乃至神话化的当代读者来说，这本书不失为一部警醒之作。

　　就学术史而言，这部出版于二十年前的著作也未失去意义。上世纪九十年代起，科举制度废除后知识阶层的变化与走向，已成为不少学者关注的课题。余英时、罗志田对近代知识分子边缘化的观察，王汎森、章清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建立“学术社会”之努力的探讨，不过其中荦荦大者。这些论著大多取径思想史和文化史，聚焦于知识阶层自身之流变，往往有意无意地会放大知识分子的意义和作用。《民国》一书则从知识社会史的方法出发，选择大学这一社会建制和空间作为分析对象，呈现的图景更为完整和丰富。维系士大夫阶层之再生产是科举制度的重要功能，而民国时期大学培育的精英却绝不是“知识分子”所能涵盖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本书至今仍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作者擅长于以空间视角大范围勾勒社会图景，个案方面略嫌单薄，特别是未能分梳大学师生之代际分野，不无遗憾。个别史实和细部论述亦有疏失，如将攻击鲁迅抄袭的陈源误作陈垣（第212页），把仅为撰稿人的胡适提至《现代评论》的主编之位（245页）等。翻译方面，因有作者把关，大体值得信任，个别人名的翻译和还原偶有失误或欠妥之处，如将陈季同（Chen Ki Tong）译作“陈其同”（第201页），刘若愚（James J. Y. Liu）译为“詹姆斯·刘”（第212页），那志良译作“纳志良”（第267页），韦丛芜译作“魏从吾”（第285页），郭颖颐（Daniel Kwok）译作“丹尼尔·夸克”（第292页）等。如有机会再版，径行改正即可。

　　《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读后感(八)：象牙塔还是战场？——读《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

　　象牙塔还是战场？——读《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

　　□ 张洪彬

　　大学校园在很多人眼中都是“象牙塔”，被视为逃避现实的世外桃源。然而，这种看法离真实情况可能相去甚远，在近代中国尤其如此。透过叶文心所著《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一书可以看到，古今之变、中西交冲这些时代命题都具体而微观地体现在近代中国的大学校园中，阶层分化、城乡断裂、派系斗争也如幽灵一般游荡在近代中国的大学校园中。

　　以上海圣约翰大学为例。1879年，美国圣公会成员为了传教，在上海建立了这所教会大学。这所学校起初旨在对中国的基督徒进行教义训练，但是因为相信“科学的真理来自上帝”，他们提供用英文授课的自然科学和人文课程，吸引了大量非基督徒背景的学生，许多毕业生成为金融界和实业圈的风云人物。宗教目的与世俗功用之间的紧张自始至终存在于圣约翰大学的发展史上。到1920年代，该校学生只有不到四分之一有基督教背景。伴随着现代化和世俗化进程而来的，还有民族主义的挑战。与英文教育的发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教会大学中的汉语教育、中国文化教育相当薄弱，这成为民族主义攻击的重要口实之一。此外，教会大学许多毕业生因其西化的教育背景和出色的国际交流能力而从事跨国贸易，因而被视为外国人的“买办”，像圣约翰大学这样的教会大学自然也被目为“帝国主义”的桥头堡。1927年后南京政府规定宗教课程和宗教仪式在学校教育中须是自愿活动而非必修课程，要求所有教会大学到教育部注册登记，服从这些规定。有赖于美国圣公会的撑腰，圣约翰大学在1948年前从未在中国教育部注册过，但世俗化倾向使得该校的教堂礼拜不得不改为自愿，宗教课程也成为选修，乃至到1934年，神学院因为招不够学生而关门。从该校的建校初衷来说，这已经不仅是本末倒置的问题了，“本”已经被拔掉了。

　　总而言之，无论是哪一种大学，在近代中国都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象牙塔”。身处其中的大学师生，虽不至于像政治家那样一不小心就身败名裂，但其间的冲击与撕裂，也颇可惊叹。

　　《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 叶文心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年出版

　　《南方教育时报》2012年12月21日

　　《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读后感(九)：回响

　　先读了同作者的《民国知识人》，犹有不足之意，方读此书，则前书几可不观。加上前段时间正好读了金以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也有对比。主体是按照个别大学与文化风格来组织章节，如圣约翰大学是教会学校，盛行资产阶级文化；交通大学（南洋公学）与技术精英的崛起；上海大学与革命文化；中山大学与国民党党化教育等等。其始以语文教学总起，第六章总述林林总总的大学消费，末章紧扣“后五四时期”青年的幻灭和迷茫反思校园思潮。

　　作为二十年前的一部博士论文，自然是出色之作。这一研究主题本身也饶有趣味，内涵丰富。特别是首章以语文、语言为文化载体而率先加以处理，别出心裁，富有远见。对五四以后的大学文化观察细致入微，充分体贴各类型大学创办源起与学术传统之关联。事实上，不少学统至今仍有遥远的回响。如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特出，北京大学传统学科的卓越，我旦的商、法、新闻（是为当时培养相关人才）闻名遐迩，实皆有渊源可寻，读来颇有不少会心之处。

　　以前有幸采访过一位我旦老校友，她出身于当时上海的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银行职员，她本人是复旦的学生，丈夫是交通大学的学生，尚有几位哥哥，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此书的判断与我曾短暂接触了解的历史的一小部恰好吻合。据这位老校友的女儿说，毕业于交大的父亲英文很好，母亲成婚后便成为家庭主妇，抚养三个孩子长大。唯一可惜的是父亲享寿不长。老校友年已八十，听力已有障碍，但她妆容精致，一派天真烂漫，因而令我印象深刻。作者叶文心的母亲也曾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生，也是启发她从事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机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