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贤》是一本由袁灿兴著作，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页数：2015-11-1，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乡贤》读后感(一)：乡贤

　　中国乡贤

　　“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做为民间家族组织，“宗祠”在中国社会起到了连接国家、社会的一个纽带，而“乡贤”的社会“精神”带给我们是无限的“正能量”。

　　社会历史的发展正是通过人们有意识，有目的实践活动来实现的“乡贤”就是其中之一，反应社会不同阶层，不同职业，对国家、社会、宗族之间所做的一切。

　　在书中，我们能体会到:

　　“先贤之光”给我们带来“国家”这个词，让我们知道为国家做出贡献有多么重要。

　　“宋时仁义”带给我们的是在“困难”面前，所包含的人生态度。他们对社会的贡献，让我们思考这些社会人物给我们的思考。

　　“清际善行”的“善”，以济世救人为理想“夫善人者，天地之心，生民所藉以之命者也，其于天下盖未尝一日忘”

　　“民国功业”给我们带来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慈善经营的理念。

　　“国家”发展离不开仁贤之士，他们做的不光是为国家，根本在于为“民”。当太伯与大弟仲雍以称病为由，去南方采药，开始了另一段征程，在他们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国家”为重时，感染了一批礼仪谦让之士。在“卜式捐资助国”中，体现出卜式在国家危难之急，本着自己对国家的认知，主动捐资救国，由此让我们想起“抗战”之时热血沸腾的青年们，敢于为国家做出贡献。在“颜氏家训”中“诚臣询主而弃亲，孝子安家而亡国”颜真卿践行祖先教训。影响一代代后来者。

　　“仁义”做为道德准则，衡量着人的品质。在范仲淹以创设义庄，为宗族贫弱者提供帮助。义庄的设立弥补了社会治理领域的不足，以民间力量为贫弱提供帮助，为后世所效法。真德秀也是以“慈幼庄”为平台，救济了诸多乡间孤寡老病者。他写出“廉、仁、公、勤”四德，阐释民本思想、德行关系。真德秀，是儒家学着的最好写照。这些实例，带给我们不光是历史的写照，更重要的是这些写照给我们社会带了“正能量”。

　　“实业救国”，这里应推“张骞”，做为晚清的读书人，面对国家的灾难，放下身段，投入商业经营，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变革，为社会各界引来了近代元素。在国家困难之时，做出这种举措，对现在的社会来说起着引导和导向作用，他不光是以救国为目的，更重要的是体现个人情怀。

　　在当下的文化建设中，“乡贤”这本书体现出“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是实现中华民族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不光要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更重要的是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丰富的含义，但我们今天只谈“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四个关键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的基本规范和要求。从乡贤文化来看，其中也包含着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它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相同的终极追求。 一些乡贤的友善行为，特别被当地人传颂，成为他人的榜样。乡贤的名声也许不出当地，但他们所倡导的与人友善的价值观却能教化一方，甚至在人格塑造方面，发生着深远而巨大的历史影响，直至今日还在深深地影响着村民们的行为。在几乎所有的乡贤，在制定自己本家的家训时，都将诚信视为重要美德，并要求子孙后代能够以此为行事做人的标准。直到今天，一些传统的家族仍然认为，自己的祖先之所以能够开基立业，都是因为他们身上有一种宝贵的品德：诚信。 乡贤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地域性和地方性。大多数的乡贤一辈子都在某个区域的乡村生活，对于当地的贡献功不可没。乡贤的爱国，实际上都始于爱家乡。张之洞曾引用《尚书》说：“爱其土物，乃能爱其乡土，爱其本国，如此则为存心良善，方能听受祖考之训。是知必爱国、敬祖，其心乃为善；若反是，则为不善也。”清末，许多乡贤参与到地方志的编撰当中来，无一不以这种“家国同构”的观念教育乡人。

　　“乡贤”以传统的形态，展现在人们的面前，让我们体会那些“乡贤”留下的宝贵财富，去学习他们的精神品质。

　　《中国乡贤》读后感(二)：传统文明的守望者

　　在一场摧毁一切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文革之后，中国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就迅速进入“现代社会”，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严重的文化断裂，使人们对传统文化集体失忆和失语。

　　《中国乡贤》所叙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草根和最乡土的一种文明力量。农耕社会安土重迁，讲究“惟桑与梓，必恭敬之”，精英的存在方式与现代社会有根本的不同。正是精英对乡土的支撑，中国社会才出现了普遍的文明和稳定。

　　秦始皇以严刑酷法治国，结果“天下苦秦久矣”。汉朝举孝廉，重视民间教化，汉武帝穷兵黩武，何其搜刮残酷，比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却几乎没有遭到多少民间反抗。王安石推行保甲法，重在控制，轻于教化，结果王安石变法以失败而告终。吕大钧推行乡约，在很大程度上无疑弥补了保甲法的不足。

　　“生于其乡，而众人共称其贤者，是为乡贤。”这种表率作用是儒家教化的典型形式，所谓“见贤思齐”。中国传统社会以礼代刑，以教化取代法治，乡贤的存在，这实 际上展示了中国传统的自治精神，而自治也是现代民主社会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重新发掘乡贤精神，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精神。

　　作为一个关中人，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张载和《吕氏乡约》。这段历史对后来关中好古重礼民俗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全书中，大多数乡贤文化都出于南方，《吕氏乡约》是不多的一个北方乡贤案例之一。这种教化遗留至今依然泽被后人。

　　前一段时间，看美国人尼科尔斯在100多年前到中国游历时的记录，其中专门写到陕西人与其他地区北方人的不同——

　　“在这个中国最古老的 省份里，极度厌恶外国人是民众的一大特点。但是，尽管他们存在偏见和排斥心理，却很少有在其他一些省份见到的狂热与残忍。……从我所见到的陕西人的性格来判断，我确信，在周边省区标志着义和团运动的流血和杀戮，在这里不会出现，阻止其发生的情绪反而成为主流。”（《穿越神秘的陕西》第51页）

　　尼科尔斯还说，这种自由文明的风俗与美国很像——

　　“整个村庄中唯一拥有权力的是由当地官员任命的头人，头人并没有象征权力的大印，就像其他村民一样，也只是个农民。他得以任职，通常是受邻里拥戴的结果，乡邻们会向官府报告他特别的才智和德行。我曾一度假设，在中国官府的绝对专制之下，百姓很少能得到言论和思想自由，但我发现陕西的情形绝然相反。”

　　中国传统社会以家族文化为本，乡约其实是家训的延伸，乡贤也即先贤，“约正”也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的民主、自治和契约精神。陈忠实在《白鹿原》中，对传统社会有一段极其完美化的想象——“白鹿村的祠堂里每到晚上就传出庄稼汉们粗浑的背读‘乡约’的声音。”

　　这就是传统乡绅所扮演的历史角色，正因为他们的存在，“从此偷鸡摸狗摘桃掐瓜之类的事顿然绝迹，摸牌九搓麻将抹花花掷骰子等等赌博营生全踢了摊子，打架斗殴扯街骂巷的争斗事件不再发生，白鹿村人一个个都变得和颜可掬文质彬彬，连说话的声音都柔和纤细了。”

　　正如《白鹿原》所展现的历史，民国时期是中国最后的一段传统年代，后来的土改等一系列革命运动，虽然并没有马上带来现代化，但却将传统文化的根脉彻底斩断。中国著名文字学家周有光先生指出：“消灭了地主，就消灭了乡绅文化，消灭了农村有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消灭了农村的相对独立性，毁灭的不仅是先进的社会生 产方式，还有文明。”最典型的，莫如表现中国乡贤精神的《武训传》，成为新中国第一禁片。而刘文彩则因为“收租院”和“水牢”，成为著名的“恶霸大地主”。

　　在凤凰卫视的“凤凰大视野”中，曾经播出了一期长达4个小时的《大地主刘文彩》。刘文彩出身贫寒，胸无点墨。后来刘氏兄弟（刘湘和刘文辉）成为地方军阀，“五哥”刘文彩亦官亦商，也随之富甲一方。刘文彩回到家乡后，在大邑花费3.5亿多圆国币（相当于200万美元），兴建了“私立文彩中学”，分为男生部和女生部，可容纳学生400名。整个校园布局井然，环境优美，46幢建筑，有大礼堂和图书馆，还有一个篮球场。在民间语境中，刘文彩有其抹不去的“乡贤”光辉。在当地，连夫妻吵架都找刘文彩评理。

　　事实上，乡贤所承担的责任，并不仅仅限于乡约，还有各种义赈、义仓、义学、义庄，以及修桥补路挖井筑堤等等善举。

　　本书由新星出版社出版，去年新星出版了一套《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影响非常大，而澄衷蒙学堂就是由宁波商人叶澄衷出资创办的。胡适、竺可桢、丰子恺等，就出自这里。叶澄衷的乡贤往事，也在《中国乡贤》中。

　　本书属于典型的“小史”——

　　“小史者，非徒巨著之节略，姓名、学派之清单也。譬犹画图，小景之中，形神自足。非全史在胸，曷克臻此。唯其如是，读其书者，乃觉 择焉虽精而语焉犹详也。历稽载籍，良史必有三长：才、学、识。学者，史料精熟也；识者，选材精当也；才者，文笔精妙也。著小史者，意在通俗，不易展其学， 而其识其才，较之学术巨著尤为需要。”（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自序）

　　作为主修中国社会史的历史学博士，作者袁灿兴在才、学、识上，都有相当的专业素养，写作这类小题材，显得驾轻就熟，如牛刀小试。以区区20万字，囊括从古到今，全国各地，将近50个有不同风范的乡贤范例。文字都极其简约，点到为止。很适合大众阅读。

　　《中国乡贤》读后感(三)：由乡贤见文化，值得一读的好书！

　　刚拿到《中国乡贤》时，颇有点不以为然，以为是又一本老生常谈的通俗历史人物传记而已，然而，一进入该书，则一发而不可收，一气看完，兴犹未尽，掩卷沉思，感慨良多，深叹作者知识的丰富与匠心独具，实在是令人拍案叫绝。

　　世人皆知“颜体”，“书至颜鲁公”，但不一定知道这位众所周知的书法大家的忠勇刚烈和历史功绩；范仲淹，国人对其最深刻的印象是《岳阳楼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其所创建的范氏义庄恐怕鲜有人知；《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至今犹在翻印，和宁波乡贤叶澄衷创办的澄衷蒙学堂有何关联？包玉刚、邵逸夫这两位名人和叶澄衷先生有何种渊源？胡适、竺可桢、丰子恺这三位又和叶澄衷先生是何种联系？《白鹿原》中的《吕氏乡约》出自于何时何处何人之手？番薯作为一种重要的粮食作物，是何时传入中国的？又是哪位乡贤将其大面积种植并加以传播的？《三笑》中的华太师人物原型是何许人也？凡此种种，都能从书中寻到答案。活泼而不流于轻浮，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作者的底蕴，由乡贤见文化，不亦乐乎？更有百忍治家的张公艺，持续三十年赈济地方的李发，讲学促教化的颜钧，毕生行善的彭绍升……一位位鲜活的历史先贤跃然纸上，先贤的事迹实在让人感佩，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这类著作往往要引用到大量史料，容易出现文风艰深晦涩的问题，或是过度引用以致内容落入陈窠。而该书仅有经典原句的少量引用，多为现代文表述，每篇文末更以数十字评语总结人物事例，适合普通人群阅读。而作者选取的很多例子都是闻所未闻，令人耳目一新，也是该书博得读者青睐的原因之一。

　　多有人认为，重建乡贤文化是历史的一种倒退，或者说是对曾经的政策的颠覆。个人更愿意认为这是一种儒家文化的返璞归真。荀子有云：“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乡贤们心怀家国，秉着“在朝美政，在乡美俗”的理念，倘不能经世济民治国平天下，至少做到修身齐家嘉言懿行传世。如书中所见，乡贤以其个人卓越品行，对社会事务之担当，在法律和政令所不及之处，对乡民多有教化之功，有利于公序良俗的形成和完善，弥补了诸多社会治理领域的不足。实际上，乡贤可以被认为是国家机器的“润滑剂”，于无形中弥合社会分歧，化解社会矛盾。窃以为，如能对乡贤文化进行批判性的继承和宣传，或有助于形成见贤思齐的氛围，促使民心向善，惠及桑梓。

　　《中国乡贤》，确实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中国乡贤》读后感(四)：小人物的“贤”情往事

　　小人物的“贤”情往事

　　在正式翻开《中国乡贤》这本书之前，我想了一百种打开方式，是不是应该查找一些相关资料，是不是应该阅读一些基本书籍……恒河沙数的想法喷涌而出，最终却敌不过铅字的诱惑，选择了最简单的方式——直接阅读。

　　乡贤，袁灿兴先生提出，是非皇帝授予的品德、才学上受推崇的人，官员、平民皆有，但女性不包括在内。可以说，乡贤里有不胜枚举的小人物，怡然自得回忆他们的“贤”情往事。

　　乡贤，有时候是一种文化的人物象征，有时候也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产物。汉武帝推举牧羊人卜式作为榜样，计划利用卜式的品德获得政府经费，这是在整治因素下的道德宣传。然而，促使卜式成为乡贤的不仅仅是他捐资助国，还有为民进言。这是汉朝文化熏陶下贤人的特征之一。

　　如果你以为这是一本枯燥乏味的历史书，那你就错了。谁说刘宰辞官回家只是因为看淡世俗，而不是因为白癜风；谁说华太师（华察）不恶而严令人胆寒，而不是一个安慰父亲的乐天派；谁说人人都想当皇帝，而不是类似诸樊、馀祭、馀昧这般情非得已，为了让位给弟弟季札，每天“仰天求死”。时常，融情于景的往事历历在目，畅怀一笑，或叹息一声。

　　不同于以往与字眼打架的书籍，《中国乡贤》以时间为顺序，将46个故事分为五部分，以宋、明、清、民国的乡贤人物为主，带入故事性的趣味特点，讲述各朝代乡贤特点以及个人品格。由于袁灿兴先生是历史学博士，文字运用上偏重事实阐述，条理清晰，语言简单明了，更加通俗易懂。更为重要的是，没有过多主观观点，对读者的思想影响较小，便于把握清晰脉络。

　　与其说这是一部乡贤介绍史，倒不如说这是一本历史研究结果展示。作者将贤德之人汇聚一堂，分发给他们号码牌，蓝色的是官员，红色的是帝王，白色的是女子……而有这么一群人，孝慈友悌达于一乡，集一乡之望。作者通过自身对历史的了解，客观再现人物情节。

　　贤人总是高尚的，他们的品格耳闻则诵，过多的称赞也反而会令读者心生厌烦。终于，这本书没有那么多夸赞的字眼，平铺直白的叙述让人最为舒服。好与坏，交给读者；贤不贤，是历史的界定，但喜不喜欢，是读者的事情。

　　如今，书籍讲究风趣、幽默、直接。在《明朝那些事儿》畅销之后，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被更多人所熟知，因它的真实、客观而被深度读者所喜爱。《中国乡贤》也是如此，以历史为基础背景，尽可能还原人物，感情掺杂较少。只是，我不希望这样的书，会因为它的陌生让读者将它推到一旁。又或者，直到有人出了《贤人在乡下做了啥》《不为人知的贤人》等等书籍，才有人想起，曾有一本书叫《中国乡贤》，更为接近历史。

　　《中国乡贤》读后感(五)：回向文明的水远山长

　　从庙堂走下江湖，倘若说中国传统文人往往将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实现寄托于庙堂，那么乡贤则是从另一角度阐释了身处江湖修身齐家泽被世人的可能。《中国乡贤》一书，以时间为纵贯线，穿起有名无名的乡贤事迹，映衬之下，发人思省当下成功学的悖谬，名利的光环诱惑多少人前赴后继，却终究不及史上乡贤们成己成人之大德，是中华民族的山高水长。

　　“在朝美政，在乡美俗。”家国同构，民情风物养育一方。泱泱大国，万姓之民，治国者实难事必躬亲，行政律令固然不可不完备，然而一地之乡风，濡染人心，民俗教化之德，庶几可收“垂衣裳而治天下”无为而承平之功。明清易代，世纲紊乱，人心离散，张履祥此时注目于如何恢复桐乡温厚风俗。即便是江山易主的政治纷争里，如何使人心不废法度规则，世道不因此倾颓，也远远超出战争的胜负。力求即使亡国亦不亡天下的路上，乡贤无疑是居功至伟。

　　而今中国人的乡愁漫漶，归乡之路，水远山长。重忆乡贤，也是对文明的一种回向，是对古老人世间情意的缅怀。风景无限，岁月山河，都在那隐去的礼乐文明里安顿。宗族乡里，根之所系，慈善教化，悲悯情怀。从中我们似见古人心慕的大同社会，亦并非乌托邦式的理想，只是这原型退隐山林，存储于云端，等待时机的成熟，在中华大地上重生。其实这正如乡贤中不少人是生逢乱世，然多不与争斗，退而潜心学问，以谦卑而尊贵持身，等待天启。他们知道天地不仁，往往是要于劫毁之后重新开出迢迢人世，干净欢喜，而条达清宁。

　　自然，所谓榜样的力量绝非一朝一夕，而典型亦绝不是道德的绑架。乡贤，非因他人而树立，实际是要自身来成就。他们清晰地知晓天道好还，而任重道远。

　　《中国乡贤》读后感(六)：乡贤是重拾的“儒家牌”润滑剂

　　乡贤，就像四川的变脸，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一样的面孔。袁灿兴《中国乡贤》一书，通过具体的人物，展示了乡贤的演化轨迹，从让贤的吴太伯，到四知的杨震，从家训的颜之推，到修学堂的武训，最后写到张謇、卢作孚的民国功业，用文字素描的五官逐渐立体起来。

　　封而建之的周王朝，乡贤的形象还琢磨不定，因为彼时的社会秩序，上有君主，下有金字塔式的贵族，从侯到士，都是政权的拥有者，容不下他人分享。大一统之后，疆域之内都是王土，四海之内都是王臣，只有帝王才是拥有者，官僚只是管理者，职责就是替帝王“管家”。帝王的利益是万世，官僚的利益则是现实，作为社会资源的分配者，他们必然照顾自己的小心思，因此会和帝王产生离心倾向。从相权和皇权持续上千年的对峙可以看出，二者是合作和斗争并举的关系。我们常说的皇权不下县，就是因为人少地广，皇权无法有效控制基层，官僚系统左右逢源可以让群体利益最大化，也因此乡贤有了生长的土壤。

　　家国同构的历史内核中，史家的逻辑单薄得可怜，那就是通过羞辱失败者的失败，来反证成功者的合法性，夏有桀、商有纣、周有厉王、隋有炀帝……他们成了新统治者英明神武的“垫脚石”。与其相比，推动地方乡土历史的乡贤则温和许多，一般是官方顺应民间的意愿，肯定道德人物并将其数为偶像。但并非所有人都可以成为乡贤，他们或者栖身于某个大家族，也就是有人，或者即将从政或者老了退休，这是有权，或者有自己的实业和公司，这是有钱。纵然有乞丐般的武训，也需要得到官商的支持，才可以完成办学的夙愿。简言之，他们掌握着比普通人更多的生存资源，因此有能力回报家族和乡梓，而他们的回报，也得到了道德层面的回报。

　　熟人社会中，乡村社会的运转，就是以乡贤为中心的，像修桥铺路、施粥舍药、婚丧嫁娶、抓捕强盗、求情官府，需要他们担负相应的责任，保护自己，乡邻得益。在原子化的底层和动辄杀伐的权力的中间地带，乡贤就像是“儒家牌”润滑剂，减少了双方的直接对抗，让社会秩序得以维持下去。在地方志中，也不乏这些乡贤的影像，本书作者“立足地方”，以时间为经线，空间为纬线，让读者不知不觉间穿越到古时候，来一趟见贤思齐的时空旅行。

　　如今，在复兴国学层面，官方和民间两个舆论场有了基本共识，乡贤也再一次登上大雅之堂。只是乡村凋敝，妇女老幼的留守，让空心化更添人性之痛，形形色色的乡村建设，对症的却没有多少。也因此，有人思想返璞求助于新乡贤，尤其是新儒家的鼓吹，让人觉得这个药方具有中国特色，心理上更容易为大众接受。这也导致了乡贤研究的功利化，古也乡贤，今也乡贤，你也乡贤，我也乡贤，帽子不少，效果不多，成了政绩工程。因为，无论是利用新乡贤的资源还是借助他们的名声，工具化的操作方式，与道德精神有了偏差，就会各说各话。

　　作者选择了大人物的小事情和小人物的大事情，立此存照。对于这些资料，应该如何使用，则交给读者诸君自由选择了。有了这些资料，我们讨论乡贤时，就不会无的放矢了，而会是具体的人和事，以及如何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做出更有利于今人的判断。从历史维度来说，参考当时的历史背景，做出客观评价，才不会扭曲他们的面目。从现实角度而言，古为今用并不是说得这么简单，还需要理性的思考，以免走了回头路。乡贤，能不能成为左、右和温和派的共识呢，无论积极还是悲观，不妨也交给时间去验证一下。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个多元世界里，别轻易用政治、传统等正统旗号，剥夺个人的自由选择权利。让它发生吧，剩下的就是默默地等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