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吧手机版
《一九八四 上来透口气》读后感精选10篇
日期:2022-05-15 02:10:41 来源:文章吧 阅读:

《一九八四 上来透口气》读后感精选10篇

  《一九八四 上来透口气》是一本由[英] 乔治·奥威尔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23.80元,页数:51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一九八四 上来透口气》读后感(一):又是一种震撼

  又是一种震撼。人能控制过去,人能控制现在,人能控制未来,人能控制人的意志和行为。这是个完全主观唯心的世界,并且此种唯心是单一的。然后,所有人都按照拥有权力的人所制定的规则去做一切事,就像人间失格,没有独立人格,是傀儡,是躯壳,并不能称之为人。这比直接杀人放火可怕无数倍。

  抛开“几乎预言了中国的一段历史(甚至以某种形式留存到了现在)”不说。

  原来阶级矛盾普遍存于世界的。矛盾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看矛盾达到了什么程度,产生了什么后果,爆发了什么反抗,对人和世界就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矛盾也是种宇宙规律。

  敲了一些胡思乱想。

  从书中得到的就是。以个人为出发点来说,无论何时意志不能被打灭,即使在最后的关头以自杀的形式也要反抗,然后在意志还没完全成熟和健全之前,努力充实。

  在现阶段不要盲目从众,不要哪个大咔哪个公知说啥啥啥了,想都不想逻辑背景对不对,就跟着瞎起哄。比如昨天痞叔昨天在微博上说“虐童有罪,必须立法,没有什么好争议的。且故意伤害没有自卫能力的孩子,应入重型。”刚开始觉得十分对,直到看到底下有评论说,“再者说来,虐童只是社会某一现象被媒体大肆炒作才引起社会热烈讨论,但还是那句话,法律要适应社会之发展,无需单独为虐童制定一个罪名,因为虐童实乃故意伤害,故意伤害罪大可将其涵盖。”觉得十分有道理。然后才发现痞叔说的“辨证存在的问题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是非。”才是问题所在。

  媒体的力量也或多或少有种一九八四的影子,媒体是个有色眼镜,用它来看世界不一定是世界真是的颜色。

  三观什么的真fucking重要。

  还有一点,电影里什么拿绞刑酷刑都弱爆了好吗,尼玛这张牙舞爪的大老鼠啊,最弱不起眼的却对那个人是最致命,这是所谓的终极弱点吗,我擦,奥布兰是怎么那么穷凶极恶的?他肯定不为钱为色,为权?为了建造一个人间失格的世界监狱?我擦,这有什么好处。尼玛,上帝真神安拉如来观音快来灭了他。

  《一九八四 上来透口气》读后感(二):Oranges and lemons

  Oranges and lemons

  ay the bells of St. Clement's.

  You owe me five farthings,

  ay the bells of St. Martin's.

  When will you pay me?

  ay the bells of Old Bailey.

  When I grow rich,

  ay the bells of Shoreditch.

  When will that be?

  ay the bells of Stepney.

  I'm sure I don't know,

  ays the great bell at Bow.

  Here comes a candle to light you to bed,

  Here comes a chopper to chop off your head.

  Chop, chop, chop

  The last man's dead!

  《一九八四 上来透口气》读后感(三):我的政治启蒙书

  英社的那些家伙,统治者,本性就是那样的吗,为什么要选择建设出一个虚伪、欺骗、狂热、极权的世界,而不是选择去建设一个更接近人性的社会呢?能让群众不痛苦的生存、能让生活更美好岂不是更好些?

  就算是内党的党员,极权的实施者们,就人这个东西来说,也是从单纯无知的儿童成长起来,也是家庭生活的一员,这政治为什么就不能有感情呢?

  那个政治的产物--新话,将对政治不利的元素都剔除了,从而达到管制思想的效果。这个好像是不管用的。史迪芬·平克的《语言本能》这本书我看了前面一部分,后面不懂。说的是语言是不能决定思想的。就像我们现在的网络用语,尤其是在“和谐”的环境下产生的词语,老大哥不让你这样说,你就会创造出另一种说法。

  101房间。如果把我整进去……不敢想象。我会他妈的投降到极点,我他妈的会出卖自己和自己的爱人,我他妈的肯定自己没有那么强大的心理力量来抗争这些。

  人生中是需要那些美好的经历的,在自己经受身体和心灵上最残酷的折磨时,唯一的力量就是那些原先储存在心中的爱和希望……

  《一九八四 上来透口气》读后感(四):无奈的叹息

  摘自《科学时报》 作者:金 涛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1903~1950)以惊世骇俗的手法,描写极权社会种种匪夷所思的怪现状的小说《一九八四》,有人归之为政治讽刺小说,有人认为是反乌托邦幻想小说,这也是见仁见智的正常现象。不过将《一九八四》和他的另一篇小说《上来透口气》合在一本书里,名为《一九八四/上来透口气》(孙仲旭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5月),倒是引起我的阅读兴趣。我很想知道两篇小说的内容有无内在关连,或者仅仅是一种巧合。

  《一九八四》的政治色彩较浓,讽刺辛辣,小说中虚拟的“大洋国”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当年的苏联“老大哥”。《上来透口气》却是现实的题材,写的是英国伦敦及周边地区,而且小说内容几乎不涉及什么敏感的话题,它以第一人称的手法,絮絮叨叨地讲述一个“保险推销员乔治•保灵”平凡的生活和他的苦闷。但是它提出的问题,却发人深思,也许这正是它的价值吧。

  《上来透口气》以很大篇幅生动地描绘了乔治•保灵小时候对钓鱼的向往,这童年的蛊惑每当遇到有池塘有鱼儿的地方,总是使他情不自禁地想尽法子试图满足内心的渴望。小说对故乡隐藏在密林中的池塘,以及池塘里鱼儿和钓鱼人的心理描写,十分逼真传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硝烟弥漫的战场,应征入伍的乔治•保灵和另一个士兵,在前线的一个村子发现了一个有很多鱼的池塘。他们兴奋极了,想法子去弄鱼线,做钓钩,做鱼浮子……万事俱备,“现在,我们全都有了钩、竿、线、浮子和羊肠线。我们随便在哪儿都能挖到蚯蚓。那个池塘里全是鱼。巨大的带条纹的鲈鱼吱吱叫着,呼唤我们去钓它们。我们躺下睡觉时还在兴奋不已,甚至连靴子都没脱。”结果令人失望,第二天清晨,队伍奉命开拔了,这两个渔夫白白忙乎了一天。多少年过去了,一想起这件事,乔治•保灵仍然耿耿于怀。小说中多处类似的描写,并非是多余笔墨,而是为了烘托出最后的场景我以为。

  在战后若干年后,乔治•保灵已经是45岁的保险推销员。在平庸、无聊、精神压力和缺乏幸福感的环境中感到窒息的他,决定出门找点乐子,就像大海龟划着水到达水面,伸出鼻子“上来透口气”,于是他想到回一趟阔别多年的故乡,回到童年钓鱼的池塘。也许怀旧也是一种精神慰藉,乔治•保灵像许多人一样,期望在故乡的街道、老屋、故人的问候和留有童年印痕的遗迹中找回心灵的寄托。

  然而,更大的失望在等待着他。伴随工业革命而来的英国的城镇化,打碎了人们的美梦。就像当年那么迷人的女孩变成丑陋的老妇一样,乔治•保灵已经不认识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了。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到处是垃圾,泰晤士河被汽油和纸袋子所污染了。“都是房子,到处都是房子,小小的粗糙的红房子,挂着肮脏的窗帘,还有巴掌大的后院……那些走来走去的人全是生人!在我离开的时候他们拥了进来,但是在他们的眼中我才是陌生人。”对于那个记忆中隐藏在树林中的池塘,他还幻想着“那个池塘可能还在那儿,那些黑色的鱼仍在其中巡游”。然而,当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池塘所在的地点,“不过没错,它是我的池塘。好哇,他们把水抽干了,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圆坑,就像一口巨大的水井,有二十到三十英尺深,已经有一半是罐头瓶了。”写到这里,作家借主人公之口对工业化社会提出质疑,悲愤地说:“开车下山的时候我在想着一件事,那就是我算是不再会有这种回到过去的想法了。重温那些童年的景象又有什么用?它们不再存在了。上来透口气儿!但是现在是没空气了,我们的垃圾箱堆到了平流层……至于我那个去钓鱼的想法不用说,已经烟消云散了。”

  《上来透口气》于1939年出版。70多年过去了,英年早逝的奥威尔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预言如今是越来越严峻了。工业化、城镇化的浪潮以前所未有的威力正在加速毁掉地球的美丽容貌,使她变得衰老、丑陋、面目可憎。人像蟑螂一样地无限繁殖,像蛆虫一样吃着,拉着、毁灭着一切美好的东西。文明的所谓进步意味着生存环境的退步。

  怀旧的思绪也仅仅存在于记忆中,现实中已经无处可寻了。

  《一九八四 上来透口气》读后感(五):精神自由

  精神的自由是为真自由。

  自由普遍的意义在于没有限制,首先表现在形体上的不受约束(当然是以不影响别人自由为前提),其次在于精神层面的自由自在。只有真正的自由才是幸福的生活的保障。

  两篇小说都是小人物的内心活动为主的描写,可以说入木三分的刻画了主人公的形象。温斯顿 史密斯生活在专制制度的夹缝之中,有些类似电影《窃听风暴》里面的那个窃听员。体制内的外党成员温斯顿厌倦了制度下的崇拜、洗脑等事物,对历史对老大哥产生了怀疑。为了寻找发泄自身的苦闷的出口最终走向灭亡。夸张的剧情强烈表现了专制独裁政府的罪恶技俩,人们心中的乌托邦似的理想只是独裁者继续统治人民的手段而不是目标。生活在这种体制下面的人民也表现出不同的态度,总之是麻木不仁的。这也是温斯顿绝望的内心的一部分原因。

  乔治 保灵则是经历现代化革命的一个普通人。故事很短小但内心活动的描述非常细腻。乔治是渴望回到儿时时光的,现实的压力——主要是生存压力,来源于工作和家庭——逼迫他不得不上来透口气。但是他失望了直至绝望。现代化已经把自己记忆中的小山村变成了小城镇,改变了所以自己记忆中的怀念的东西,给乔治心中的震撼是毁灭性的。

  两个人都是希望得到内心的安宁,或者说是自由,但最终显示都是徒劳。残酷的制度的给人的内心的压抑是摧残性的。现代化给人的生活带来的方便的同时也有对真和美的摧毁。前者必须防止,抵制,推翻;后者需要调和,保持平衡。奥威尔犀利的文字展现了自己对精神自由的思考。

  《一九八四 上来透口气》读后感(六):资本暴政下的极权鬼影——漫谈《一九八四》

  资本暴政下的极权鬼影——漫谈《一九八四》

  (兼谈我对世界现状与未来的若干看法)

  “如果存在着希望的话,”温斯顿写道,“它就在无产大众身上。”

  ——《一九八四》第七章

  黔进派

  2007年2月6日

  《一九八四》是乔治•奥威尔最后的也最为呕心沥血的一部作品,这样说并不过分。为他写传记的杰弗里•迈耶斯指出,奥威尔“近乎疯狂的强迫性工作冲突”大大加剧了其身体的衰弱,而他严重的病体又使奥威尔有可能将微妙的内心体验与独特的悲苦感赋予这部作品。1948年11月,《一九八四》终于写成,它的作者却在14个月后死于肺结核内出血;而《一九八四》(1949年6月出版)却取得了巨大影响。直到今天,它仍是最著名的社会政治寓言小说之一。

  《一九八四》与《动物庄园》同样使这位英国左翼作家闻名于世,并且都试图颂扬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共产主义价值理念。但较之于《动物庄园》,《一九八四》不仅篇幅更长,且它的寓意、结构与政治逻辑也更为复杂;在文法上熔虚构、讽刺、夸张、插叙为一炉,通过真实的人——而不是卡通动物——的行为、样貌、神情、言谈展现人物形象,奥威尔独具特色的叙事风格,以及他对人物内心刻画之深刻细腻,令人惊叹不已。[1]

  《一九八四》何以谓此题名? 有人说,因为它写的是1984年的人类社会(相对于此书写作时,这是关于未来的社会科幻小说),从《一九八四》实际内容来看,这说法是对的。也有人说,对此不能望文生义,“1984”只不过是写作时间“1948年”后两位数换了个位,这个题目的命名不过是个文字游戏,与真实时间无关,这说法既对又不对!为什么呢?

  《一九八四》所构造的未来,是一个“党”统治无产大众、对神秘而又无所不在的“老大哥”顶礼膜拜的极权主义等级社会。为了保证党及其所有教义永远正确,所有档案、统计数据甚至老大哥的所有讲话都要不停地篡改、删除、伪造,以至于需要“双重思想”,即:“一个人的脑子里同时具有两种相互矛盾的信念,而且两种都接受”(P197)。“例如,如果欧亚国或东亚国(不管会是哪一国)是当今的敌国的话,那么这个国家一定永远都是敌国。如果存在着与此矛盾的其他事实,那些事实就必须被篡改,因此历史一直处于被重写之中”(P196)。“一切都腿色成了一个影子世界,到了最后,甚至年份也变成不确定的了”(P41)。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在第一次写日记时甚至对今年“是不是1984年完全没有把握,……如今在确定某一年的时候没有一两年的误差是不可能的”(P10),这并不奇怪,温斯顿供职的“真理部”恰恰是所有伪造谎言的生产者,他是成千上万伪造工作者之一,每天都从事伪造。另外,为满足“英社”(“英国社会主义”)原则——极权专制统治的需要,简约、晦涩的“新话”将代替“旧话”(标准英语)成为官方语言。将“旧话”译为“新话”,意味着毁掉大段原文、以意思相反的几句话代之。“莎士比亚、弥尔顿、斯威夫特、拜伦、狄更斯及其他作家的作品因此正处于被翻译之中。当这项工作完成后,他们原先的作品及留下来的其他文学作品都会被销毁”(P290)。这个社会颠倒黑白,蓄意混淆事实:“真理部”负责伪造,“和平部”指挥打仗,“仁爱部”实行迫害和拷打,“富足部”保证大众贫困和饥饿;“真理部”大楼正面镌刻着大字:“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P7)。当温斯顿觉醒了并且对社会解放的信念达到最高点时,却惨遭迫害,最后成为极权统治的牺牲品。

  如果说《一九八四》中充满了荒诞不经的悖论,那么“一九八四”这个题目本身就是一个荒诞不经的悖论。在震惊之余,更耐人寻味的是这样的未来究竟具有什么样的社会性质?它有多大的现实可能性?在《一九八四》的黯淡阴霾下,无产大众能否且何以为自己开辟另一种可能?本文将逐一探讨这些问题。

  一、资本暴政与极权主义

  乔治•奥威尔并不是在空旷无垠的沙漠里写作的。当他写作《一九八四》时,正处于二次大战刚结束不久的英国。当时不仅英国,而且整个欧洲大陆都处于普遍衰败的气象中。战后英国物资比战时还要匮乏,面包在1946年6月首次实行配给。1948年10月,奥威尔对资本主义英国评论道:“从物质上说,一般英国人跟三年前比起来大概过得更糟糕了。住房条件极差,食物虽然不是真的不够,但单调得难以忍受。香烟、啤酒和蔬菜那样不实行配给的食物价格高得离谱,衣料配给越来越紧张。”[2]小说中的温斯顿则抱怨说:“房间里暖气供应不足,地铁拥挤,房屋摇摇欲坠,面包是黑乎乎的,茶叶成了稀缺之物,咖啡尝起来像是脏东西,香烟供应不足——除了合成的杜松子酒什么都不便宜,什么都缺乏。缺乏舒适感,到处是灰尘,物资不足,冗长的冬季,黏糊糊的袜子,从来不开的电梯,冰冷的水,粗砂般的肥皂,散落开来的香烟,出奇难吃的食物。”(P57)

  总体来说,《一九八四》以极端夸张的手法在不同层面上寓言化了纳粹德国、斯大林苏联与20世纪40年代的伦敦。就社会文化和精神氛围来看,《一九八四》影射的是极端异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真理部”用自动化机器批量生产报道罪案和占星学的垃圾报纸,渲染暴力的小说和充斥着性的电影,以及最粗俗的色情作品,并且将这些东西源源不断地提供给普罗大众。而在街头,群众为了猜测彩票争论得脸红脖子粗,“每周都会抽出巨奖的彩票是群众唯一真正关注的事……有一类人就单单靠卖中奖秘笈、预报及幸运符为生”(P80)。温斯顿所在的“伦敦的犯罪率极高,有一个充斥着小偷、强盗、妓女、毒品小贩和形形色色骗子的小天地”(P68)。这样一种社会生态恰恰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的整体精神特征,但这却不可能发生在工人国家——尽管20世纪的工人国家都有官僚弊病——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迅速崛起的苏联,而在二次大战后,苏联的社会重建也大大快于资本主义欧洲;在50年代初,苏联创造了世界上最高的经济增长率。我们可以看到奥威尔笔下的《一九八四》描写的恰恰相反:是一个“什么都不便宜,什么都缺乏”的社会。二次大战给欧洲无产者带来了深重危机,在法国和意大利,有产阶级一度受到社会革命的现实威胁,整个欧洲都弥漫着强烈的不满情绪。正因如此,极端自私的美国资产阶级才“慷慨地”把数百亿美元砸进欧洲,它只不过担心邻居家起火、被苏联“赤化”。

  就社会的政治特点来看,奥威尔充分杂糅了法西斯国家和斯大林主义。很显然,“老大哥”暗指斯大林,“兄弟会”寓意第四国际左翼反对派,“戈斯坦因”影射托洛茨基。此外,冗员低效、结构森严的官僚行政机构,苏联的党内大清洗,大规模地系统地伪造历史,对文化科学的摧残(这一点在纳粹德国恐怕更典型),被奥威尔式地夸大了,以至于这些现象极尽丑陋。实际上,根据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的思想逻辑(后面我将作分析),上述这些同样可能发生在一个极端异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在纳粹德国,同样存在过疯狂的个人崇拜,存在着——而且是更大范围(针对左翼分子和犹太人)的大清洗大屠杀,第四国际团结了德国左翼反对派流亡者,与“老大哥”(希特勒)政权斗争。更重要的是,判断甲事物是否属于A性质,并不只是看甲身上具有A的某些现象,更应看甲有没有A排斥的某些现象。《一九八四》中的社会,不仅具有工人国家不可能有的社会普遍颓废(如前所述),而且它依赖连绵不断的战争来消费社会剩余产品,更使战争狂热与特务精神深入青少年意识中——这决不可能是工人国家,而是三四十年代德国、日本的放大写照。战争对于资本主义体系来说是必需的,因为只有消灭大量物资从而保证广大劳动者的贫困,才能维持一定的平均利润率。而在工人国家,不管执政的官僚集团如何主观设想,战争对于国有计划经济的肌体都是一个恶性肿瘤。不是什么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而是二次大战,使美国资本得以复苏;也正是军备竞赛促进了战后欧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战后日本的资本经济起飞始于朝鲜战争军需供应。恰好相反的是,庞大的军费开支是苏联阵营的国有计划经济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九八四》世界只剩下大洋国、欧亚国、东亚国三个国家。在经历过1950年代的核战争后,三国保持大体上的力量均势;为了抢夺包括亚洲、非洲部分地区的一片广大争议地区(意味着数亿廉价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三国烽火不断,国境线因而不停地变动,但各国中心区域从未被侵犯过。战争成为一种精心维持的政策,并被赋予了最疯狂的意义。奥威尔特别珍视《一九八四》中的那段理论部分[3],在那里,奥威尔论证了战争如何维持长久的极权统治:

  1、战争与军备生产使广大劳动群众贫困,而“普遍的物资匮乏能够增加小小特权的重要性,因此能够使不同集团之间的差别更为明显”(P177)。

  2、战争状态使高度集权成为必需。(P177—P178)

  3、暴力机器的强化使统治者免受其它强权或国内造反群众的侵害。而通过控制货物产量的办法——奥威尔认为实际上1920至1940年代大体如此——则无法避免军事弱化和无产者起义。“问题在于怎样使工业的车轮继续转动,而又不增加世界上的财富。……在实践中,只能通过不断的战争才能达到这个目标”(P176—P177)。

  4、战争产生了“恐惧、仇恨、无限敬仰和欣喜如狂”(P178),统治者(“党员”)必须具有这些心理,这成为极权社会的“感情基础”。

  5、混乱的价值观(“双重思想”)必定导致效率缺乏。奥威尔形象地说,在哲学和政治上,二加二可能会等于五,但在设计枪支时,二加二必须等于四。可见现代化战争能让人——且限定在少数精英之内——保持理智,“它可能是使理智得以保持的所有措施中最重要的”(P183)。

  这样看来,这个靠战争维持的社会似乎是可以在理论上存在的了,但这样一来它似乎与资本本身毫无关系,而只是一种政治统治方法了,即“纯粹的”极权主义了。奥威尔似乎既敌视资本主义国家的极权主义(例如纳粹德国),又以同样立场敌视工人国家的“极权主义”(例如历史上苏联的斯大林主义特征[4])。事实上的确如此;但奥威尔还把当时的苏联看作了一个有产国家,将工人国家的官僚层视为一个新有产集团。因此,即便从作者主观愿望来说,《一九八四》的攻击对象仍然是有产秩序。不过,这个看法是错误的。很快我将会提到这一点。

  如果说《一九八四》有一个最大缺陷,我认为在于缺乏现实希望的火光,奥威尔表达了对无产者革命的信念,却太少谈及具体斗争(不过有一处写道,温斯顿在监狱里发现普通群众囚犯通常会勇猛地公开抗议,喊叫声甚至超过了专制者的训话,他们通常能以此争取到一些具体利益,这是书中唯一一个活的闪光点)。甚至奥威尔实际上否认了社会革命的可能性,他这样写道:“具体的造反行为或者任何造反的铺垫行为在目前都是不可能的”(P194),这恰好与他已表达了的革命信念是矛盾的。《一九八四》的自相矛盾与诸种缺陷,并非偶然,而是与上述对极权主义的错误看法及他所处的社会地位、时代环境密切相关。

  《一九八四》只不过是一部社会科幻小说,它却向世人呈现出一片关于未来的凶险幻象,以此提出“世界向何处去?”的疑问。那么,《一九八四》的意象与逻辑究竟有多大的现实性呢?

  二、《一九八四》的现实性

  《一九八四》是这样设想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世界革命推翻了传统资本主义,私有财产被消灭了;但社会仍分为上、中、下三个阶层,上层即“党”——成为新的有产集团;财富和特权是被党作为集体占有的,党拥有国家的一切,但作为单独个体的党员只有很少的个人财产,甚至生活俭朴。

  这种观点并不独特,这是当时国际共运对苏联的一种流行看法,可称之为“官僚集产主义说”,类似于认为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这种观点也并不玄乎,它将资本抽象为物质财富与特权,完全“忘了”马克思最基本的著名论点“资本是生产关系,而不是物”[5]。结果,奥威尔跟我们开了一个荒谬的玩笑:设想一个极端专权的统治集团,它不仅以集体名义垄断一切生产资料,而且仅仅靠对纯粹权力的渴望与无所不知的智慧(这体现在奥布兰身上,这位思想警察被认为是戈斯坦因“那本书”的撰写人之一),这个专权集团还控制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样一来,主观支配了客观,思想奴役着现实,观念统治历史。既然如此,既然连社会发展规律也尽在特权集团的股掌玩弄中,那么客观历史本身就毫无必要性了,显然这个逻辑再推下去就陷入庸俗的泥潭了。在历史唯心论基础上,奥威尔对阶级斗争的构想是苍白的。《一九八四》中写道:“大众从来不会自发地造反,他们也从来不会仅仅因为受到压迫就造反。确实,只要不让他们掌握作为比较的标准,他们就甚至永远不会意识到他们在受着压迫”(P191),这是《一九八四》的典型观点。但这种观点甚至不能拿来解释奴隶社会,因为它完全颠覆了阶级统治“稳态”下的大众思维习惯。大众之所以对现状不满乃至起义,恰好与过去如何无关,而是因为对现在生活状况的直觉糟糕;至于历史上究竟如何,恐怕绝大多数被压迫者本来就不清楚,也没有兴趣、没有精力、没有时间去了解。奥威尔当真以为通过历史学教育和文化控制就能有效抑制群众造反,却不明白无产者的革命觉悟恰恰源于最朴实的日常生活体验!因此,奥威尔虽然通过温斯顿提出“希望在无产大众中”,而在这个论断背后却是万丈深渊,再前进一步,就跳进“观念统治历史”的黑洞里去了。(顺便一提,《一九八四》后面部分中奥布兰与温斯顿有一大段拙劣而无聊的对话,纯属“鸡同鸭讲”,奥威尔这样处理文章结构与他的半唯心主义有关)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剥夺了资本和有产阶级,建立起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工人国家。1920年代后期,官僚专权取代了苏维埃民主[6]。托洛茨基指出,苏联是官僚变态的工人国家,它需要一个政治革命而非社会革命,来清除波拿巴式独裁、改良计划经济。官僚集团外在于生产关系,因而没有独立的前途,它要么被工人阶级推翻,这得经历一场政治革命;它要么重建资本,将自身异化为有产阶级,这得经历一场资产阶级反革命,必定伴随着生产关系大变迁与暴烈的阶级斗争。20世纪30年代,德国、美国、西班牙、法国的革命工运先后受到大挫败(奥威尔亲历了西班牙革命[7]),在国际共运中引起了悲观、苦闷以及对莫斯科的怨恨(因为与苏联、共产国际有很大关系);30年代末、40年代初,一些具体问题促使国际共运队伍首次抛出“苏联国家资本主义说”,由此造成第四国际一次不小的政治和组织分裂,这正是前述情绪在现实运动中的反映。二次大战后期及其后,普遍的革命形势与半死不活的胶着状态在欧洲并存。视苏联为“国家资本主义”或“官僚集产主义”的理论第二次活跃起来,最终造成了第四国际运动在1953年的大分裂,甚至成为国际斯大林主义分裂的某种因素[8]。

  《一九八四》正是国际共运的消极情绪在文化领域的一次聚焦,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典型的左翼知识分子的投影:他既在理论上坚信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却又不了解革命的真实性与现实性(正如他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所表现的,在巴塞罗那工人革命到来的时候他甚至没有意识到究竟在发生什么[9])。正由于如此,奥威尔构想了《一九八四》,并通过他尤为珍视的那段理论见解试图撑起《一九八四》社会的“现实性”——即认为极权统治可能长久地支配全世界。

  正如我上述所分析的,这种意图上的“现实性”是唯心的虚构。历史证明了托洛茨基的理论判断:尽管生产力不断发展、官僚专权并未减弱,但工人国家仍发生过大规模工人斗争乃至工人革命[10],这些斗争都失败了;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苏东中阵营经过大规模反革命暴力,才真地蜕变为有产国家。

  为了充分考虑《一九八四》的现实性——在什么方面不可能,在什么方面真有可能且已存在过或存在着,现在我尝试从资本自身规律来探讨。按原文所述,《一九八四》依据的是“寡头集体主义”,它是从对极权政治的关注中提出的,并且自以为寡头极权能摆布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其实这种极权统治很像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期第二国际机会主义(以考茨基为代表)的“超帝国主义论”社会假想,但后一种胡扯却要高明那么一点点,因为它建立在社会经济分析上。“超帝国主义论”是在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大时代中提出的,它认为资本有可能最终集中到一个垄断组织手上,“由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这使资本之间的和平成为可能(请注意《一九八四》并不排斥类似和平,小说中的战争的根本意义只是为了消磨财富,参见P173—P178),而帝国主义仅仅是资产阶级愿意实行的一种“政策”。对此,列宁猛烈抨击之——他提醒我们正视现实,而事实上直至今日仍是如此——“从自由竟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并不消除竞争,而是凌驾于竞争之上,与之并存,因而产生许多特别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请把考茨基关于‘和平的’超帝国主义那种愚蠢可笑的胡说,拿来同经济政治条件极不相同、各国发展速度等等极不一致、各帝国主义国家间存在着疯狂斗争的实际情形比较一下吧。”[11]列宁的这一论述在晚期资本主义的今天具有空前重要的意义:在21世纪初期的资本主义世界里,跨国公司像罗马教皇一样,不但在“华盛顿共识”下通过WTO、IMF、WB及国家暴力日益操纵一切财富,而且把“资本(吃人)自由”的教条奉为圭皋;但垄断并不排斥竞争,而是使竞争更富有爆炸性和毁灭性,这样,任何平衡世界各处经济的企图就纯粹是异想天开了。现代资本为利润率进行的斗争,决定了垄断与竞争、飞快发展与停滞倒退并存的局面无法通过它自身改变,甚至广义上的社会反抗只要不具有剥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性质就会成为资本主义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

  至此可见,无论是在铲除了有产阶级的工人国家,还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都不可能出现极权统治长久支配全世界的局面。但是,《一九八四》中的极权因素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一种趋势却具有显而易见的现实性,这部小说严厉地提出对资本暴政的警告,这是《一九八四》的真正值得肯定之处。

  《一九八四》的作者亲身经历了悲剧性的资产阶级反革命(西班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很清楚资本暴政的罪行。奥威尔并没有什么天才预言,他只不过是把当时已发生过并且(极具讽刺性地)正在发生的资本极权趋势戏剧化地放大了。当时资产阶级正在传播着“恐共”的精神瘟疫,尤以美国麦卡锡主义为代表;实际上从20世纪20年代直至今天,法西斯运动从未被真正遏制,反而在资本的哺育下或隐蔽或公开地表现出来。在奥威尔身后的时代里,资本的极权倾向不但显著地表现在许多不发达地区,典型的诸如韩国、菲律宾、印尼、伊拉克、利比亚、智利,而且也一直存在于发达地区。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苏东中阵营的瓦解、复辟意味着工人国家的“极权主义”[12]的历史终结,同时也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推波助澜,在资本自由的狂欢下战争机器却发出了歇斯底里的轰鸣(请想想最近二十年里以“自由”名义发动的一连串战争吧,乔治•W•布什更是宣称正在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B));另一方面,被全球竞争巨浪冲垮的小资产者、失业者和游民,以绝望、幻灭和狂热的冲动与资本防范“暴民”的需要达成共谋,局部的灾难性的法西斯政变有可能发生在当今资本主义的某些心脏地带。这是不是危言耸听?看看美国就知道了:神权专制若隐若现,反议会民主的极右活动暗流汹涌,且从未停止过[13];在欧洲,资本极权势力近几年异军突起,最明显的是在法国和意大利(B)。在这种情况下,靠代议制民主吃饭的那帮“民主事务员”包括议员、律师、记者、专家学者和“进步教授”们,他们或者老老实实地拥护资本暴政极权,如哈耶克、弗里德曼,或者保守残缺地讨饭吃、混地位,出卖灵魂,帮助资本欺骗大众,附和着《一九八四》哭哭啼啼地声讨极权主义(但不要真的以为他们会“哭哭啼啼”,实际上只要不侵害到他们利益,他们就不会真正地掉下哪怕半滴眼泪)。除外,他们别无选择余地。《一九八四》以极富黑色幽默的文学手法讽刺资本暴政下的极权主义,向世人敲响警钟,无怪乎引起部分资产阶级的仇视。有人在1965—1982年的美国做了六次全国调查 ,归纳出30本最有争议的书,其中《一九八四》名列第五;此书被认为是“受审查次数最多的书”之一。

  不过,总有另一部分资产阶级在欢呼《一九八四》对“极权俄罗斯”的影射。但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到处飘荡的《一九八四》鬼影,对于《一九八四》那句多次出现的幽灵般的话“如果存在着希望的话,它就在无产大众身上”,一切资产阶级及其卫道士都会从脊梁骨里感到颤栗!

  三、要么工人革命,要么资本暴政

  一位中国诗人曾写道:“黑暗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美国现实主义作家杰克•伦敦曾写了一个绝境下的人如何克服重重艰险挣扎求生,最终存活了下来,作品却命题为“热爱生命”。同样,《一九八四》对极权统治的最大化描写,对温斯顿抗争、觉悟以及被迫害、不幸地最终屈服的悲剧性叙事,反倒更激起普罗读者对平等自由社会的渴求。

  在21世纪初的资本主义世界——如果说与奥威尔所在的时代有何不同,那就是现今的各种不平衡与各种矛盾更尖锐了——《一九八四》的现实性更大了。自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资本夹带着硝烟味日益张狂地向劳动大众发动了名曰“全球化”的世界大战,而反全球化运动从1999年开始日益壮大至今,已达成了“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不容一切变买卖”等共识。

  但我以为这些共识没多大机智。它只不过是用某种形式把一百多年前就有的各种反资本主义(甚至只是反新自由主义)思潮召集起来而已。最最要命的问题不是建设什么样的民主平等社会,而是通过什么手段到达民主平等社会。直截了当地说,只有通过无产者革命建立工人民主政权,剥夺私有产权和有产阶级,只有通过这种共产主义革命在世界舞台尤其是在最发达国家的完成,才能到达民主平等社会。21世纪共产主义革命的领袖仍然是产业工人阶级,这已被无数最新理论所证明[14]。能否设想不剥夺私有产权的某种民主平等国家(例如公私混合经济,限制资本等)?历史的回答是:这由不得你设想,资本是一种客观因素,在你自以为通过“制度设计”“控制”了它的时候,恰恰是国际资本依靠其自身的不平衡状态进行自我调整以便努力延寿之时,潜在的极权趋势并没有被排斥。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资本主义世界正是如此。在战后经济危机与革命形势、尤其是1968年欧洲革命浪潮的压力下,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普遍提高了国有化和社会福利水平;另一方面国际资本在一些落后国家则极力维持着真正的极权统治,以便推行资本自由化;而当资本盈利陷入困难时,资本自由化的瘟疫又回过头来开始向欧美日等发达国家蔓延。在现今资本主义世界,无论是欧洲的社民党政府还是日本的自民党政府,无论是美国的共和党政府(民主党政府也一样)还是英国的工党政府,无论是东亚某国的“特色社会主义”政府还是拉美的红得发紫的左翼政府,都在不遗余力地推进资本自由化,为有产阶级(包括国家自身)抢劫劳动者的财产。说到底,不管代议制民主,还是法西斯专制,或是“参与制民主”及其它花哨玩意,都可以成为某一部分资本的政治外壳;资本有能力给自己换马甲,马甲却不可能反过来控制资本。左翼工运领导支持资本的“民主马甲”去反对它的“极权马甲”,只有一个实质:帮助资本欺骗无产者。

  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资本将再次扶植起大规模的法西斯极权运动,但恰恰不会出现《一九八四》那样的百分之百极权统治,这是资本发展极度不平衡的特点决定的;从社会角度来说,资本需要一个以保证私有产权为限的“中间结构”将形形色色的左右反对派凝聚起来(我所谓“中间结构”是指种种“温和的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和小资社会主义、左翼机会主义等等),以便维持资本暴政、为极权统治打掩护。这个“中间结构”与极权统治以同等重要性保证资本再生产过程,其实这要比《一九八四》的统治方式更狡猾也更折磨人。我们还可以预见,在社民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崩溃后的今天,反全球化运动不会那么快消退,其大多数流派有可能将成为新的“中间结构”,即资本暴政的缓冲器和保险阀。

  归根到底,“另一个世界”的通途只有在资本的对立面才能找到,要解放被资本压迫着的劳动,惟有以工人革命专政推翻有产统治,并促使“革命全球化”。要达到这个目的,无产先锋分子必须彻彻底底地打破一切有产偏见及全部政治幻想的束缚,不与任何“妥协”“折衷”“模糊战术”拉拉扯扯,旗帜鲜明地坚持无产阶级独立立场。这种精神气魄与到反全球化运动或其它社会运动中“扩大影响、谋求共识”的价值理念恰好相反,因为前者更需要敏锐的洞察力与相当的政治勇气。在某种程度上,革命工人先锋队的锻造远比托派总统候选人拉选票要困难,多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黑锅,也染得主流国际托派运动一身的机会主义病,幸而旧的“中间结构”气数已尽。展望未来,形势不容乐观:资本暴政极权正磨刀霍霍,国际共运整体低潮;但是,在新一代倍倍尔和新一代艾伯特之间还藏着我们的机会[15]。

  在20世纪80年代资本的新一轮历史性出征之际,在《一九八四》作者的故乡,有产铁娘子撒切尔首相以缩写字母tina(there is no alternatire,别无选择)来表明她对新自由主义的态度[16](这正好是对那部讽刺艺术颠峰之作的反讽刺)。

  我们则回答说:要以工人革命打倒资本暴政,除外别无选择!

  ————————————————————————————

  我所阅读的《一九八四》版本信息:

  译者:孙仲旭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2年5月第1版

  ISBN 7-80657-226-0/Ⅰ•198

  *本文直接援引中译本里的话,并在引用后的括号里标记页数

  除《一九八四》,本文还参考了:

  杰弗里•迈耶斯:《奥威尔传》(以下注释资料中来自本书的简记为A)

  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反资本主义宣言》(有涉及处直接在文中标记B)

  注释部分:

  [2]《工党执政后的三年》,《奥威尔全集》(A)

  [3]即《寡头集体主义的理论和实践》。1949年3月奥威尔冒着损失4万美元的风险,拒绝了美国每月读书会要求出版时删去这部分及关于“新话”的附录的提议。而每月读书会考虑到奥威尔当时很高的文坛名望,为了赢利只好不删节出版,头两次印了54万册,结果一售而空。(A)

  [5]马克思曾举了个例,说一个欧洲资本主义农场主听说澳洲水草丰美,就带着自己的生产资料和工人到了那里,想发一笔大财,可是到那里后那些工人却发现独立耕种也有利可图,结果都各自去种地了,那个农场主的发财梦落了空——他的真正失误在于没有将资本这种生产关系也带到澳洲。

  [6]早期苏联有真正的无产阶级民主自由,参见注释[4]。

  [8]在60年代初的中苏论战,中共首次公开认定苏联已国家资本主义化,毛泽东曾经在1965年1月曾指出官僚是新的有产阶级;无独有偶,南斯拉夫的德热拉斯也认为官僚构成了一种有产阶级,见其著作《新阶级》。

  [9]见注释[7]。

  [10]1956年在匈牙利、1966至1967年在中国上海都发生过“准工人革命”,在六七十年代苏联曾发生过大规模的工厂工人斗争。战后苏联的地下左翼工运从未停息过。

  [11]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写于1916年春天)第七章,单行本P78—P80,P87。

  [12]见注释[4]

  《一九八四 上来透口气》读后感(七):值得一读的政治小说

  小说带着强烈的政治立场讽刺了变种的社会主义,批判了极权的党组织惨无人道地毁灭人性,人人都像机器一样重复着每天一样的枯燥生活,毫无思想,除了对老大哥的热爱和无条件的疯狂崇拜,别无其他感情。人就像牲畜一样。历史被篡改,党掌管着一切,历史真相只存在于那些少数还有人性的人的记忆里,而这些人,毫无例外地会被思想警察抓到而拷打处死。这本书的成功之处,不仅仅是它让读者自心底里痛恨极权主义,痛恨老大哥,还有奥威尔及其细致入微的环境描写。作者的描写手法很独特,白描加上通感,还有另类而形象的比喻,初读者会不太习惯,但读上一章,你就会沉醉其中,虽然在他手下的景物总是那么破烂不堪。《一九八四》是奥威尔的思考,关于政治的思考,他使某种担心执政党极权而导致人人自危的意识深入人心。这是一种对未来的预言,读了它之后,我迫切想看一下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期待这两种截然相反的预言在心里碰撞摩擦。

评价:中立好评差评
【已有2位读者发表了评论】

┃ 《一九八四 上来透口气》读后感精选10篇的相关文章

┃ 每日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