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 上来透口气》是一本由[英] 乔治·奥威尔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23.80元，页数：51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一九八四 上来透口气》读后感(一)：我的政治启蒙书
英社的那些家伙，统治者，本性就是那样的吗，为什么要选择建设出一个虚伪、欺骗、狂热、极权的世界，而不是选择去建设一个更接近人性的社会呢？能让群众不痛苦的生存、能让生活更美好岂不是更好些？
就算是内党的党员，极权的实施者们，就人这个东西来说，也是从单纯无知的儿童成长起来，也是家庭生活的一员，这政治为什么就不能有感情呢？
那个政治的产物－－新话，将对政治不利的元素都剔除了，从而达到管制思想的效果。这个好像是不管用的。史迪芬·平克的《语言本能》这本书我看了前面一部分，后面不懂。说的是语言是不能决定思想的。就像我们现在的网络用语，尤其是在“和谐”的环境下产生的词语，老大哥不让你这样说，你就会创造出另一种说法。
101房间。如果把我整进去……不敢想象。我会他妈的投降到极点，我他妈的会出卖自己和自己的爱人，我他妈的肯定自己没有那么强大的心理力量来抗争这些。
人生中是需要那些美好的经历的，在自己经受身体和心灵上最残酷的折磨时，唯一的力量就是那些原先储存在心中的爱和希望……
《一九八四 上来透口气》读后感(二)：1984--某个时代的精神需要
读1984，感觉这部小说，不仅是故事预言，而且可能真的存在我们时空中的某个时段，所以，定义为“某个时代的政局”可能更好、更恰当。
人们在自由中无序的奔跑，疲惫、饥渴、困顿、忧伤、疾病、精神萎顿时，想要回归到一个不需要自己思索不要自己安排，总想懒惰将自己托付出去的强烈想法时，那就是解开枷锁的时候，有时也可能就是获得一定意义上的自由。那么，如同1984那种象征意义的作品，我领会就是给过分自由主义的一种前所未有的颠覆征服，当然，被管理被约束也是自由相对的代价，没有免费的午餐吗，所以，个人获得意志自由的同时，就是人人都在寻求混乱的来势，这个时候需要一种理性的平衡，那就是1984式的管理。总的来说，人没有自由，活在这个充满矛盾的世界里就是这个样子。
《一九八四 上来透口气》读后感(三)：我译奥威尔
我译奥威尔
孙仲旭
对于我，遇到奥威尔，无论作为读者还是译者，都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从阅读到开始翻译他的作品，回头想一想，中间似乎有不少机缘巧合之处，想想挺有意思，就随便写成这篇小文，算是在奥威尔百年诞辰之际（今年6月25日）对他的一个小小纪念吧。
我开始接触奥威尔是比较晚的，在1998年，媒介就是王小波，他那本《沉默的大多数》让我读了好几遍，在一篇文章中他这样提到奥威尔和他的《一九八四》：“1980年，我在大学里读到了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经历。”也许是出于爱屋及乌的心理，我就想去读读这本为小波所推重的书，结果找来了董乐山先生译的《一九八四》，一读之下，这也成了我的“终身难忘的经历”。我一向喜欢历史，总是无法避免产生沉重感，但是有几位作家能像奥威尔这样，早在五十年多前，就以精确的预言，描写和揭露了我们自己有过的一段历史呢？这种描写和揭露本身就是一种锐利的批判，在我觉得这是很可贵的。
然后在1999年秋，我有机会到美国短期学习。在当地书店里，看到奥威尔名下除了《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场》，还有其他不少书，但怯于昂贵的书价，我只是随便拣了本小说《上来透口气》。没想到在回国后，当我读起这本书时，却对这本写于六十多年前的书（原著出版于1939年）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奥威尔笔下的社会、人物及其处境竟然像煞我们如今眼前所见。在这本书中，他流露出了强烈的怀旧情结，对当时英国城镇化无序发展和环境污染进行了抨击，反对战争，但更令我心动的，是他对处于那个变革时代中的小人物之命运的同情。整本书嬉笑怒骂，妙趣横生。于是，在无人约译的情况下，用我那比之现在更加稚嫩的译笔开始翻译它，想把这本在国内被忽略的佳著介绍进来，丰富人们对奥威尔的阅读。
后来的事情竟十分顺利，我把先译完的一章头一次投给了文学翻译杂志《世界文学》，不久收到编辑老师的信，让我再多译一些。后来在我译完并寄去后，得知这本杂志竟有意刊登整本书，不过我的译稿当时在译林出版社也走了好运，已被接受，于是《世界文学》在2001年初选登了一半。译林后来又约我重译《一九八四》，准备和《上来透口气》一起出。一开始，我顾虑董乐山先生的译本珠玉在前而有些犹豫，后来在编辑老师的鼓励下我终于译了出来，但进度比译《上来透口气》时慢了许多，主要原因就是这是本非常压抑的书。坦白地说，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曾两度落泪。当然，有一个原因是我目前业余从事文学翻译，译的都是我真正喜欢的书，所以在感情上比较投入。
译林出版社于2003年5月出版了我译的《一九八四·上来透口气》，出版后反响尚好，很快就加印，我多少有了点欣慰的感觉。不过以我现时的眼光看来，里面还有许多不足之处，我准备尽快修订一下，再版时应能弥补一些遗憾。
然后在去年6月份，我开始译《奥威尔传》。这本书原书出版于2000年，我早就得知此消息并托人买到了书，但找出版社却费了点周折。后来通过朋友联系上了东方出版社，该社文化编辑室的刘丽华女士碰巧也是个奥威尔作品的爱好者，于是很快确定选题、购买版权。而我经过8个月的奋战，终于译出了这本达30多万字的传记，近期即可上市，国内喜欢奥威尔的读者可以通过这本书更全面地了解他。书中对奥威尔负面性格的揭示虽然可能跟大家心目中以往的奥威尔形象不太一致，但更真实了，这也是此传记的优点之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杰弗里·迈耶斯摒弃了那种传记中的文学想像式写作，在爬梳资料上体现出了一位优秀传记作家的素养，可以说无一句无出处，但读来全无枯燥或滞重之感，读者也可以验证我的判断。
总的说来，我喜欢奥威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人格魅力，包括他身体力行的精神和敢于特立独行、讲真话的勇气。至今我已经译了奥威尔及与他有关的文字约70万。不少翻译界的前辈给后来者的建议是要尽量集中一位作家译，前不久，朋友黑马（作家，译D.H.劳伦斯的翻译家）也曾在电话中对我说：“你吃奥威尔吧。”我当时还有些吃惊，奥威尔可以吃吗，够吃吗？译奥威尔，给我带来的经济回报不多，倘有些微名气，也仅能带来暂时的虚荣而已，况且这些并不是我的目标，靠“吃”他，更是不可能。但另一方面，读、译他也是一种“吃法”，几年下来，因为奥威尔，我感觉我变得“强壮”了，看来，他真值得一吃。鉴于奥威尔的作品至今介绍过来的仍不够多，我今后几年内，计划摆脱以往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作法，集中精力多译一些他的作品，希望几年后回首时，会觉得选对了。2003年6月
《一九八四 上来透口气》读后感(四)：那不是爱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一九八四》在中国的年轻读书人中被经常而且将更加频繁地提起。每个读过奥威尔的人都坚信，我成了自由的保障者。通过思想上或不明显的行动上（比如翻个墙）的反叛，我们贴上了“反极权者”的标签，奥叔就是我们的精神导师，你要是谈敏感词A敏感词B却连奥威尔都没读过，人家会怀疑你成色究竟几何。
于是出于心虚我读了《一九八四》。那位说，听你这口气，你是想喷我们的奥叔喷我们的反极权圣经是吧？不敢不敢，我只是觉得不看奥叔也可以该反啥反啥，看了奥叔也别泛滥地抬出他来，老爷子不能过度损耗，别到哪天忝列敏感词之一，提都不能提只能用“那本书”来代称更别说找一本来看了。
可能是因为我看得太粗太快，也可能是因为天天生活在这么个国家见怪不怪了，书中的大部分描写对我没有什么太大的触动，就是觉得“嗯，太像了！”，“太真实了！”。最绝的地方可能是这里，当老鼠笼子逼近温斯顿面颊的时候，他狂乱地大喊出：“咬茱莉亚吧！咬茱莉亚吧！”怯懦战胜了仅存的良知，丢了灵魂的温斯顿向后倒去，向极深的地方落下去，远离了老鼠。
但是最让我反复回味的不是这里，而是最后一节，温斯顿在栗树咖啡馆里又想起了他的母亲——
……温斯顿哭啼着，哀求着，徒劳地想多要一点食物，在房间里烦躁不安，把所有东西都东拉西扯，还用脚往护墙板上踢，直到邻居敲打隔墙，而那个比他还小的孩子在断断续续地哭着。直到最后他的母亲说：“听话，我去给你买个玩具，一个可爱的玩具，你会喜欢它的。”然后她就走到雨地里了，当时附近零星还有些小杂货店。她回来的时候手里拿了一个纸板盒，里面装着一副蛇梯棋。他仍然能够闻到淋湿了的棋盘的气味。那副棋做得很糟糕，棋盘裂了纹，那个小木头骰子切割得不好，以至于难以躺平。温斯顿不高兴也不感兴趣地看着它，但是后来他母亲点燃了一根蜡烛，他们坐在地板上玩了起来。不久，当那个小圆片带着希望爬到梯子顶上然后又一滑而下到了有蛇的地方，几乎回到了起点的时候，他变得兴高采烈起来而且大声地笑着。他们玩了八盘，他赢了四盘。他那长得很小的妹妹年幼得不明白怎么下棋，但是也靠着枕头坐在那里笑，那是因为其他人都在笑。他们在一起开心了整整一个下午，就像他童年生活的早些时候那样。
这不是温斯顿第一次回忆起母亲。在第一次和茱莉亚相会之后，他想起了那次对巧克力的争抢。他吵闹着要求得到两盎司巧克力的整块，母亲告诉他不要太贪心，瘦小得像猴子一样的妹妹用大而忧伤的眼睛看着他们争吵、流泪、喊叫。最终母亲把四分之三的巧克力给了他，四分之一的巧克力给了妹妹。温斯顿抢过了妹妹手中的巧克力向门口跑去。不顾母亲在背后无力的呼唤。在街上吃完了巧克力之后他回到家，母亲和妹妹都不见了。
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太过任性或骄蛮而对爱不知领情，等到明白的时候，一切早已无可挽回。
虽然集权国家往往谎称自己就像母亲一样爱着人民，人民的反叛只是因为不理解这种爱。但经过比较就会发现，母亲的爱永远是柔软的，在成年以后只为年幼的不懂事而悔恨。也许每个人都记得自己的蛮横和母亲生气委屈的泪水，她不求你理解，依然任着你胡闹。而佯装成母亲的极权国家，却一遍遍地树立起让人热爱的形象，用酷刑和监控让人民听话。
这是奥威尔写温斯顿母亲的用意吗？也许不是。但正是这位母亲，让一部意识形态性非常明显的小说没有失去艺术的感染力。
《一九八四 上来透口气》读后感(五)：Oranges and lemons
Oranges and lemons
ay the bells of St. Clement's.
You owe me five farthings,
ay the bells of St. Martin's.
When will you pay me？
ay the bells of Old Bailey.
When I grow rich,
ay the bells of Shoreditch.
When will that be？
ay the bells of Stepney.
I'm sure I don't know,
ays the great bell at Bow.
Here comes a candle to light you to bed,
Here comes a chopper to chop off your head.
Chop, chop, chop
The last man's dead!
《一九八四 上来透口气》读后感(六)：《一九八四》、中国、电屏与google
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出版的日期是1949年，这种巧合令人惊讶，这一年毛领导下的政党建立了共和国。
毛本人在1949年可能并没有读过这本政治寓言小说，但是此后中国的癫狂确如奥威尔的小说描述的那般，我猜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可能读了这部小说，他于1972年来中国拍摄的记录电影《中国》，可能就是为了实际检验寓言小说如何演变为一个真实的预言。
《一九八四》的核心就是悬挂在真理部的那三行标语：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毛领导下的中国曾经历过几次对外战争？朝鲜战争、对印和对苏的小规模战争，这几次战争在某种程度上讲可以说是被迫参与（只能说是某种程度），在民生凋敝的情况下，战争是转移视线的最好手段，1950年代的中国符合这一点。毛通过战争和清理残匪，有效巩固了政权。在《一九八四》中，“战争即和平”的另一层含义，是依靠战争机器来消耗后资本主义时代的产品过剩，使得产品和资源总处在紧缺的状态，只有像老大哥这样的高级内党成员才能享受到这些产品。人民（群众）是平等的，这种平等是绝对的，没有两极分化的社会，当然的扑灭了暴乱的火种。我们反思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无非就是因为天灾人祸，但是1960年代的中国，其实完全符合发生农民起义的导火索，但是当时毛领导下的政权，的确没有引发大规模的反抗，原因就是人民的绝对平等。
在乔治奥威尔寓言的未来极权世界中，我们被谁统治？有一个实际的产品——电屏。电屏存在于你的家里、办公室、地铁等公共场合，但是主要针对内党成员，也就是社会的精英群体，一个思考的的群体，群众被认为是只要有相对不错物质生活就心满意足。党只在乎精英，而群众的物质生活则是基础。这可以解释康乾盛世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文字狱最盛行的原因，同样，这一点对时下中国也具有警醒的意义，物质生活的富足与精英群体的独立思考成反比例。“自由即奴役”，在认为Google就是上帝的人的眼中，Google将主导我们未来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我们的思维，事实上GMAIL信箱里的Google上下文广告，已经在明确告知我们Google可以理解和解析你的全部思维，包括隐私。Google就是未来的“电屏”？我们把自己的思维交给一个商业性公司存在何种风险？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事实上多数人（群众）并不关注自己的思维正在被理解和解析，他们在自由中被快乐的奴役。
1970年代的中国人的癫狂，在现在看来不可理解，还有当年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一个盛产思想家的国度，为什么民众集体失去理智和智力？无知即力量！让群众集体无知，便有了集体发狂的基础，集体癫狂产生的力量难以估量。如何让群众无知？焚书坑儒、思想一元化、红宝书，当年《毛泽东选集》登上世界最畅销书榜就是例证。群众无知，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便容易在反复灌输和说教下开始膜拜“红宝书”，独立思考者便会被这股无知的强大力量淹没。
《一九八四 上来透口气》读后感(七)：上来透口气
过去看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真是惊心动魄，他对人类社会的洞察力，让人佩服之至。这次看到译林出版社孙仲旭的《一九八四》、《上来透口气》的合译本（2002年），对这本《上来透口气》很好奇，当然，如果还是政治寓言，我就不准备看了。那不如去重读《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还可以加深体会。
《上来透口气》是一部写实的作品。从下午到晚上，几乎一口气读完。从结构和叙事方式来看，多少有些冗长。比如说，时空转换太慢，在描述现实生活之后，就大段进入到回忆，占了整部小说的一半以上分量。另外，叙事过程中绝大多数都是那个名叫保灵的主人公——一个保险推销员的自述，特别是心理活动，稍不耐心，只怕很难读完。
虽然如此，奥威尔的著作对于我来说，还是有很强的吸引力。那个叫黑马的为这部书写译序的人，称之为早期的具有环保意识的小说。这似乎距离奥威尔的本意比较远，他是透过个人的生命历程反思人类生活的困境，当然也包括工业化对于环境的危害，但那只是人们面临的整体困境的一部分。当然，这是个人有限的理解。
保灵是个四十五岁的保险推销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来临的时候，他只是不断地感受着生活的种种压力和烦恼。他在伦敦郊区拥有自己的一所房子，但那些社区的房子都是千篇一律的，他有老婆和一双儿女，可他的老婆只会一天到晚为钱而发愁，满嘴都是钱，看着让人厌烦。因此，偶尔他也会去找别的女人。他还为自己的年龄和身材发愁，他是个不算变形得很厉害的胖子，而且满口的假牙，这让他不免常感沮丧，生活已经进入快速的下坡道。人的意志也渐渐消沉，郁闷是免不了的。有时候，就是刮脸没有擦干净的一点儿肥皂，都会让他一整天感到痛苦。“脖子上有肥皂沫真是件糟糕透顶的事，它给人一种恶心的黏糊糊的感觉，而且离奇的是不管你怎样小心地用海绵把它抹干净，一旦发现过脖子上有肥皂，余下的一天时间里你都会感觉黏糊糊的。”（第298页）这种感觉我也有过，奥威尔对生活的体会之细致，才是他最为吸引人之处，而这样的感觉似乎又不仅仅是生活中的小事，而是整个生活的感受。
因为对一成不变的生活的厌恶，保灵开始回忆自己在小镇上的童年和少年记忆，那些维多利亚时代的普通小镇上的普通人的形象，在奥威尔的笔下，似乎都又活了过来，保灵的伯父、父亲、母亲、牧师、看门人，等等，风景如画的泰晤士河畔的游戏，少年的恶作剧，因为经济困境早早出来做售货员，与那个叫爱尔西的女人的爱情，都是迷人的。然而，战争来临，年轻的保灵进入法国前线，作战两年之后，受伤，此后因为有一些读写能力，他成为军官，驻守在一个近似荒诞的英国海边据点，看守所为的军用物资。然后是退役，经过失业的折磨，因为好运，从前的将军介绍他进入保险公司，结婚生子，过着不富裕而又忧心忡忡的中下层的生活。
他决定要有所改变，重新回到二十年没有回去过的故乡小镇。在骗过了妻子之后，他拿着自己赌马挣来的十七英镑的私房钱，开车回到故乡。可是过去田园诗一半的泰晤士河畔小镇已经面目全非，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这里扩充了十倍以上，原先的树林、草地都被变成了难看而又千篇一律的红砖房。过去关于河边、池塘里钓鱼、老宅、故人的美好回忆，全部都消失了。只剩下喧嚣的陌生人的世界。他看到了见面不相识的爱尔西，已经严重变形的老女人。
一次只有失望的旅行，保灵疲惫地回到伦敦郊区的家里，面临着妻子的盘问，面临着即将到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孙仲旭先生的翻译，我过去没读过，但这次仅仅读《上来透口气》，总体感觉是一个极为用心的翻译家，他用了很多俗语和俚语来翻译，至少我感到一些原文具有的活力。错字也有，这大概未必译者的错误。当然，有些表达特别是俚语过于汉语化，似乎也是问题。比如把“军队”翻译成“部队”（第413页）。不过，对于翻译，不必太过苛求。
下面就摘抄一些内容：
对于中间阶级或者白领的生活境况：“你知道有哪个做苦工的担心过被炒鱿鱼？那些一无所有者是身子受罪，可是他在不工作的时候是个自由人。但是在那些小小的水泥盒子里的是可怜鬼，他永远不会自由，除了在沉睡时梦到把上司扔到了井底并往他头上扔煤坨子。我对自己说，毫无疑问，对像我们这样的人来说，最根本的麻烦在于我们都以为自己还拥有点什么。”（第302页）
对于战争中的人的思想，奥威尔说：“为什么有一百万其他蠢货会在强制征兵之前参军？一半是因为好玩，一半是为了我的英国的千秋万代之类的玩意儿。但是那些又会持续多久？我所认识的绝大多数伙计在还没到法国前就忘得一干二净了。那些在战壕里的人不是爱国者。他们不恨德国皇帝，对英勇的小个子比利时人以及德国人在布鲁塞尔的街道上强奸修女（总是在“桌子上”，好像那样更恶劣似的）根本他妈的不在乎。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想着要当逃兵。那机器已经捉住了你，它可以想把你怎么样就把你怎么样。它把你抓起来后扔到某些地方，强迫你干某些事情，那都是你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的。就算是它把你扔到月亮上面也没有什么离奇的。“（第399页）
对于女人结婚前后的变化，还与《红楼梦》颇有些暗合：“一个女人结婚后马上变得不可收拾，其速度之快让人吃惊不已，就好像她们憋着劲儿就为的是结婚这一件事，在办成了的那一刻，她们就像一朵已经撒下种子的花朵一样蔫掉了。但真正让我失望的是她表现出来的对生活提不起精神的态度。”（第421页）
对于牛津大学毕业的波提欧斯先生一股子牛津风度，天天非古代不读、不谈、不想的架势，从敬佩到怀疑：“当然，那是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谚语（日光之下无新事）。他不相信有任何新东西存在。你告诉他如今发生的事，他马上会告诉你在某某国王统治时发生过一模一样的事。……这位博学之士，一辈子生活在书本里，沉浸在历史之中，直到最后从毛孔里往外流的都是历史，根本看不到世界在变。他认为希特勒无关紧要，拒绝相信另一场战争正在迫近。……可能的情况是，当一个人的头脑停止思考，不再具有吸收新鲜观念的能力时她就真的死了。”（第445页）
对于忙碌的现代生活：“整天东奔西走！为一点点钱永远你争我抢，永远是嘈杂的公共汽车来往的声音，炸弹、收音机、电话铃的声音。信心被撕成了碎片，而骨头里本来应该是骨髓的地方却是空的。”（第454页）
其实，还想再抄一点儿关于英国的风景描写，奥威尔描写的景物，可谓历历在目，一下子就让人有如置身在泰晤士河畔。可惜没有那么多时间，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自己去看。
《一九八四 上来透口气》读后感(八)：无奈的叹息
摘自《科学时报》 作者：金 涛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1903~1950）以惊世骇俗的手法，描写极权社会种种匪夷所思的怪现状的小说《一九八四》，有人归之为政治讽刺小说，有人认为是反乌托邦幻想小说，这也是见仁见智的正常现象。不过将《一九八四》和他的另一篇小说《上来透口气》合在一本书里，名为《一九八四／上来透口气》（孙仲旭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5月），倒是引起我的阅读兴趣。我很想知道两篇小说的内容有无内在关连，或者仅仅是一种巧合。
《一九八四》的政治色彩较浓，讽刺辛辣，小说中虚拟的“大洋国”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当年的苏联“老大哥”。《上来透口气》却是现实的题材，写的是英国伦敦及周边地区，而且小说内容几乎不涉及什么敏感的话题，它以第一人称的手法，絮絮叨叨地讲述一个“保险推销员乔治•保灵”平凡的生活和他的苦闷。但是它提出的问题，却发人深思，也许这正是它的价值吧。
《上来透口气》以很大篇幅生动地描绘了乔治•保灵小时候对钓鱼的向往，这童年的蛊惑每当遇到有池塘有鱼儿的地方，总是使他情不自禁地想尽法子试图满足内心的渴望。小说对故乡隐藏在密林中的池塘，以及池塘里鱼儿和钓鱼人的心理描写，十分逼真传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硝烟弥漫的战场，应征入伍的乔治•保灵和另一个士兵，在前线的一个村子发现了一个有很多鱼的池塘。他们兴奋极了，想法子去弄鱼线，做钓钩，做鱼浮子……万事俱备，“现在，我们全都有了钩、竿、线、浮子和羊肠线。我们随便在哪儿都能挖到蚯蚓。那个池塘里全是鱼。巨大的带条纹的鲈鱼吱吱叫着，呼唤我们去钓它们。我们躺下睡觉时还在兴奋不已，甚至连靴子都没脱。”结果令人失望，第二天清晨，队伍奉命开拔了，这两个渔夫白白忙乎了一天。多少年过去了，一想起这件事，乔治•保灵仍然耿耿于怀。小说中多处类似的描写，并非是多余笔墨，而是为了烘托出最后的场景我以为。
在战后若干年后，乔治•保灵已经是45岁的保险推销员。在平庸、无聊、精神压力和缺乏幸福感的环境中感到窒息的他，决定出门找点乐子，就像大海龟划着水到达水面，伸出鼻子“上来透口气”，于是他想到回一趟阔别多年的故乡，回到童年钓鱼的池塘。也许怀旧也是一种精神慰藉，乔治•保灵像许多人一样，期望在故乡的街道、老屋、故人的问候和留有童年印痕的遗迹中找回心灵的寄托。
然而，更大的失望在等待着他。伴随工业革命而来的英国的城镇化，打碎了人们的美梦。就像当年那么迷人的女孩变成丑陋的老妇一样，乔治•保灵已经不认识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了。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到处是垃圾，泰晤士河被汽油和纸袋子所污染了。“都是房子，到处都是房子，小小的粗糙的红房子，挂着肮脏的窗帘，还有巴掌大的后院……那些走来走去的人全是生人！在我离开的时候他们拥了进来，但是在他们的眼中我才是陌生人。”对于那个记忆中隐藏在树林中的池塘，他还幻想着“那个池塘可能还在那儿，那些黑色的鱼仍在其中巡游”。然而，当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池塘所在的地点，“不过没错，它是我的池塘。好哇，他们把水抽干了，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圆坑，就像一口巨大的水井，有二十到三十英尺深，已经有一半是罐头瓶了。”写到这里，作家借主人公之口对工业化社会提出质疑，悲愤地说：“开车下山的时候我在想着一件事，那就是我算是不再会有这种回到过去的想法了。重温那些童年的景象又有什么用？它们不再存在了。上来透口气儿！但是现在是没空气了，我们的垃圾箱堆到了平流层……至于我那个去钓鱼的想法不用说，已经烟消云散了。”
《上来透口气》于1939年出版。70多年过去了，英年早逝的奥威尔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预言如今是越来越严峻了。工业化、城镇化的浪潮以前所未有的威力正在加速毁掉地球的美丽容貌，使她变得衰老、丑陋、面目可憎。人像蟑螂一样地无限繁殖，像蛆虫一样吃着，拉着、毁灭着一切美好的东西。文明的所谓进步意味着生存环境的退步。
怀旧的思绪也仅仅存在于记忆中，现实中已经无处可寻了。
《一九八四 上来透口气》读后感(九)：资本暴政下的极权鬼影——漫谈《一九八四》
资本暴政下的极权鬼影——漫谈《一九八四》
（兼谈我对世界现状与未来的若干看法）
“如果存在着希望的话，”温斯顿写道，“它就在无产大众身上。”
——《一九八四》第七章
黔进派
2007年2月6日
《一九八四》是乔治•奥威尔最后的也最为呕心沥血的一部作品，这样说并不过分。为他写传记的杰弗里•迈耶斯指出，奥威尔“近乎疯狂的强迫性工作冲突”大大加剧了其身体的衰弱，而他严重的病体又使奥威尔有可能将微妙的内心体验与独特的悲苦感赋予这部作品。1948年11月，《一九八四》终于写成，它的作者却在14个月后死于肺结核内出血；而《一九八四》（1949年6月出版）却取得了巨大影响。直到今天，它仍是最著名的社会政治寓言小说之一。
《一九八四》与《动物庄园》同样使这位英国左翼作家闻名于世，并且都试图颂扬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共产主义价值理念。但较之于《动物庄园》，《一九八四》不仅篇幅更长，且它的寓意、结构与政治逻辑也更为复杂；在文法上熔虚构、讽刺、夸张、插叙为一炉，通过真实的人——而不是卡通动物——的行为、样貌、神情、言谈展现人物形象，奥威尔独具特色的叙事风格，以及他对人物内心刻画之深刻细腻，令人惊叹不已。[1]
《一九八四》何以谓此题名？ 有人说，因为它写的是1984年的人类社会（相对于此书写作时，这是关于未来的社会科幻小说），从《一九八四》实际内容来看，这说法是对的。也有人说，对此不能望文生义，“1984”只不过是写作时间“1948年”后两位数换了个位，这个题目的命名不过是个文字游戏，与真实时间无关，这说法既对又不对！为什么呢？
《一九八四》所构造的未来，是一个“党”统治无产大众、对神秘而又无所不在的“老大哥”顶礼膜拜的极权主义等级社会。为了保证党及其所有教义永远正确，所有档案、统计数据甚至老大哥的所有讲话都要不停地篡改、删除、伪造，以至于需要“双重思想”，即：“一个人的脑子里同时具有两种相互矛盾的信念，而且两种都接受”（P197）。“例如，如果欧亚国或东亚国（不管会是哪一国）是当今的敌国的话，那么这个国家一定永远都是敌国。如果存在着与此矛盾的其他事实，那些事实就必须被篡改，因此历史一直处于被重写之中”（P196）。“一切都腿色成了一个影子世界，到了最后，甚至年份也变成不确定的了”（P41）。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在第一次写日记时甚至对今年“是不是1984年完全没有把握，……如今在确定某一年的时候没有一两年的误差是不可能的”（P10），这并不奇怪，温斯顿供职的“真理部”恰恰是所有伪造谎言的生产者，他是成千上万伪造工作者之一，每天都从事伪造。另外，为满足“英社”（“英国社会主义”）原则——极权专制统治的需要，简约、晦涩的“新话”将代替“旧话”（标准英语）成为官方语言。将“旧话”译为“新话”，意味着毁掉大段原文、以意思相反的几句话代之。“莎士比亚、弥尔顿、斯威夫特、拜伦、狄更斯及其他作家的作品因此正处于被翻译之中。当这项工作完成后，他们原先的作品及留下来的其他文学作品都会被销毁”（P290）。这个社会颠倒黑白，蓄意混淆事实：“真理部”负责伪造，“和平部”指挥打仗，“仁爱部”实行迫害和拷打，“富足部”保证大众贫困和饥饿；“真理部”大楼正面镌刻着大字：“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P7）。当温斯顿觉醒了并且对社会解放的信念达到最高点时，却惨遭迫害，最后成为极权统治的牺牲品。
如果说《一九八四》中充满了荒诞不经的悖论，那么“一九八四”这个题目本身就是一个荒诞不经的悖论。在震惊之余，更耐人寻味的是这样的未来究竟具有什么样的社会性质？它有多大的现实可能性？在《一九八四》的黯淡阴霾下，无产大众能否且何以为自己开辟另一种可能？本文将逐一探讨这些问题。
一、资本暴政与极权主义
乔治•奥威尔并不是在空旷无垠的沙漠里写作的。当他写作《一九八四》时，正处于二次大战刚结束不久的英国。当时不仅英国，而且整个欧洲大陆都处于普遍衰败的气象中。战后英国物资比战时还要匮乏，面包在1946年6月首次实行配给。1948年10月，奥威尔对资本主义英国评论道：“从物质上说，一般英国人跟三年前比起来大概过得更糟糕了。住房条件极差，食物虽然不是真的不够，但单调得难以忍受。香烟、啤酒和蔬菜那样不实行配给的食物价格高得离谱，衣料配给越来越紧张。”[2]小说中的温斯顿则抱怨说：“房间里暖气供应不足，地铁拥挤，房屋摇摇欲坠，面包是黑乎乎的，茶叶成了稀缺之物，咖啡尝起来像是脏东西，香烟供应不足——除了合成的杜松子酒什么都不便宜，什么都缺乏。缺乏舒适感，到处是灰尘，物资不足，冗长的冬季，黏糊糊的袜子，从来不开的电梯，冰冷的水，粗砂般的肥皂，散落开来的香烟，出奇难吃的食物。”（P57）
总体来说，《一九八四》以极端夸张的手法在不同层面上寓言化了纳粹德国、斯大林苏联与20世纪40年代的伦敦。就社会文化和精神氛围来看，《一九八四》影射的是极端异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真理部”用自动化机器批量生产报道罪案和占星学的垃圾报纸，渲染暴力的小说和充斥着性的电影，以及最粗俗的色情作品，并且将这些东西源源不断地提供给普罗大众。而在街头，群众为了猜测彩票争论得脸红脖子粗，“每周都会抽出巨奖的彩票是群众唯一真正关注的事……有一类人就单单靠卖中奖秘笈、预报及幸运符为生”（P80）。温斯顿所在的“伦敦的犯罪率极高，有一个充斥着小偷、强盗、妓女、毒品小贩和形形色色骗子的小天地”（P68）。这样一种社会生态恰恰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的整体精神特征，但这却不可能发生在工人国家——尽管20世纪的工人国家都有官僚弊病——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迅速崛起的苏联，而在二次大战后，苏联的社会重建也大大快于资本主义欧洲；在50年代初，苏联创造了世界上最高的经济增长率。我们可以看到奥威尔笔下的《一九八四》描写的恰恰相反：是一个“什么都不便宜，什么都缺乏”的社会。二次大战给欧洲无产者带来了深重危机，在法国和意大利，有产阶级一度受到社会革命的现实威胁，整个欧洲都弥漫着强烈的不满情绪。正因如此，极端自私的美国资产阶级才“慷慨地”把数百亿美元砸进欧洲，它只不过担心邻居家起火、被苏联“赤化”。
就社会的政治特点来看，奥威尔充分杂糅了法西斯国家和斯大林主义。很显然，“老大哥”暗指斯大林，“兄弟会”寓意第四国际左翼反对派，“戈斯坦因”影射托洛茨基。此外，冗员低效、结构森严的官僚行政机构，苏联的党内大清洗，大规模地系统地伪造历史，对文化科学的摧残（这一点在纳粹德国恐怕更典型），被奥威尔式地夸大了，以至于这些现象极尽丑陋。实际上，根据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的思想逻辑（后面我将作分析），上述这些同样可能发生在一个极端异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在纳粹德国，同样存在过疯狂的个人崇拜，存在着——而且是更大范围（针对左翼分子和犹太人）的大清洗大屠杀，第四国际团结了德国左翼反对派流亡者，与“老大哥”（希特勒）政权斗争。更重要的是，判断甲事物是否属于A性质，并不只是看甲身上具有A的某些现象，更应看甲有没有A排斥的某些现象。《一九八四》中的社会，不仅具有工人国家不可能有的社会普遍颓废（如前所述），而且它依赖连绵不断的战争来消费社会剩余产品，更使战争狂热与特务精神深入青少年意识中——这决不可能是工人国家，而是三四十年代德国、日本的放大写照。战争对于资本主义体系来说是必需的，因为只有消灭大量物资从而保证广大劳动者的贫困，才能维持一定的平均利润率。而在工人国家，不管执政的官僚集团如何主观设想，战争对于国有计划经济的肌体都是一个恶性肿瘤。不是什么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而是二次大战，使美国资本得以复苏；也正是军备竞赛促进了战后欧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战后日本的资本经济起飞始于朝鲜战争军需供应。恰好相反的是，庞大的军费开支是苏联阵营的国有计划经济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九八四》世界只剩下大洋国、欧亚国、东亚国三个国家。在经历过1950年代的核战争后，三国保持大体上的力量均势；为了抢夺包括亚洲、非洲部分地区的一片广大争议地区（意味着数亿廉价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三国烽火不断，国境线因而不停地变动，但各国中心区域从未被侵犯过。战争成为一种精心维持的政策，并被赋予了最疯狂的意义。奥威尔特别珍视《一九八四》中的那段理论部分[3]，在那里，奥威尔论证了战争如何维持长久的极权统治：
1、战争与军备生产使广大劳动群众贫困，而“普遍的物资匮乏能够增加小小特权的重要性，因此能够使不同集团之间的差别更为明显”（P177）。
2、战争状态使高度集权成为必需。（P177—P178）
3、暴力机器的强化使统治者免受其它强权或国内造反群众的侵害。而通过控制货物产量的办法——奥威尔认为实际上1920至1940年代大体如此——则无法避免军事弱化和无产者起义。“问题在于怎样使工业的车轮继续转动，而又不增加世界上的财富。……在实践中，只能通过不断的战争才能达到这个目标”（P176—P177）。
4、战争产生了“恐惧、仇恨、无限敬仰和欣喜如狂”（P178），统治者（“党员”）必须具有这些心理，这成为极权社会的“感情基础”。
5、混乱的价值观（“双重思想”）必定导致效率缺乏。奥威尔形象地说，在哲学和政治上，二加二可能会等于五，但在设计枪支时，二加二必须等于四。可见现代化战争能让人——且限定在少数精英之内——保持理智，“它可能是使理智得以保持的所有措施中最重要的”（P183）。
这样看来，这个靠战争维持的社会似乎是可以在理论上存在的了，但这样一来它似乎与资本本身毫无关系，而只是一种政治统治方法了，即“纯粹的”极权主义了。奥威尔似乎既敌视资本主义国家的极权主义（例如纳粹德国），又以同样立场敌视工人国家的“极权主义”（例如历史上苏联的斯大林主义特征[4]）。事实上的确如此；但奥威尔还把当时的苏联看作了一个有产国家，将工人国家的官僚层视为一个新有产集团。因此，即便从作者主观愿望来说，《一九八四》的攻击对象仍然是有产秩序。不过，这个看法是错误的。很快我将会提到这一点。
如果说《一九八四》有一个最大缺陷，我认为在于缺乏现实希望的火光，奥威尔表达了对无产者革命的信念，却太少谈及具体斗争（不过有一处写道，温斯顿在监狱里发现普通群众囚犯通常会勇猛地公开抗议，喊叫声甚至超过了专制者的训话，他们通常能以此争取到一些具体利益，这是书中唯一一个活的闪光点）。甚至奥威尔实际上否认了社会革命的可能性，他这样写道：“具体的造反行为或者任何造反的铺垫行为在目前都是不可能的”（P194），这恰好与他已表达了的革命信念是矛盾的。《一九八四》的自相矛盾与诸种缺陷，并非偶然，而是与上述对极权主义的错误看法及他所处的社会地位、时代环境密切相关。
《一九八四》只不过是一部社会科幻小说，它却向世人呈现出一片关于未来的凶险幻象，以此提出“世界向何处去？”的疑问。那么，《一九八四》的意象与逻辑究竟有多大的现实性呢？
二、《一九八四》的现实性
《一九八四》是这样设想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世界革命推翻了传统资本主义，私有财产被消灭了；但社会仍分为上、中、下三个阶层，上层即“党”——成为新的有产集团；财富和特权是被党作为集体占有的，党拥有国家的一切，但作为单独个体的党员只有很少的个人财产，甚至生活俭朴。
这种观点并不独特，这是当时国际共运对苏联的一种流行看法，可称之为“官僚集产主义说”，类似于认为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这种观点也并不玄乎，它将资本抽象为物质财富与特权，完全“忘了”马克思最基本的著名论点“资本是生产关系，而不是物”[5]。结果，奥威尔跟我们开了一个荒谬的玩笑：设想一个极端专权的统治集团，它不仅以集体名义垄断一切生产资料，而且仅仅靠对纯粹权力的渴望与无所不知的智慧（这体现在奥布兰身上，这位思想警察被认为是戈斯坦因“那本书”的撰写人之一），这个专权集团还控制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样一来，主观支配了客观，思想奴役着现实，观念统治历史。既然如此，既然连社会发展规律也尽在特权集团的股掌玩弄中，那么客观历史本身就毫无必要性了，显然这个逻辑再推下去就陷入庸俗的泥潭了。在历史唯心论基础上，奥威尔对阶级斗争的构想是苍白的。《一九八四》中写道：“大众从来不会自发地造反，他们也从来不会仅仅因为受到压迫就造反。确实，只要不让他们掌握作为比较的标准，他们就甚至永远不会意识到他们在受着压迫”（P191），这是《一九八四》的典型观点。但这种观点甚至不能拿来解释奴隶社会，因为它完全颠覆了阶级统治“稳态”下的大众思维习惯。大众之所以对现状不满乃至起义，恰好与过去如何无关，而是因为对现在生活状况的直觉糟糕；至于历史上究竟如何，恐怕绝大多数被压迫者本来就不清楚，也没有兴趣、没有精力、没有时间去了解。奥威尔当真以为通过历史学教育和文化控制就能有效抑制群众造反，却不明白无产者的革命觉悟恰恰源于最朴实的日常生活体验！因此，奥威尔虽然通过温斯顿提出“希望在无产大众中”，而在这个论断背后却是万丈深渊，再前进一步，就跳进“观念统治历史”的黑洞里去了。（顺便一提，《一九八四》后面部分中奥布兰与温斯顿有一大段拙劣而无聊的对话，纯属“鸡同鸭讲”，奥威尔这样处理文章结构与他的半唯心主义有关）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剥夺了资本和有产阶级，建立起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工人国家。1920年代后期，官僚专权取代了苏维埃民主[6]。托洛茨基指出，苏联是官僚变态的工人国家，它需要一个政治革命而非社会革命，来清除波拿巴式独裁、改良计划经济。官僚集团外在于生产关系，因而没有独立的前途，它要么被工人阶级推翻，这得经历一场政治革命；它要么重建资本，将自身异化为有产阶级，这得经历一场资产阶级反革命，必定伴随着生产关系大变迁与暴烈的阶级斗争。20世纪30年代，德国、美国、西班牙、法国的革命工运先后受到大挫败（奥威尔亲历了西班牙革命[7]），在国际共运中引起了悲观、苦闷以及对莫斯科的怨恨（因为与苏联、共产国际有很大关系）；30年代末、40年代初，一些具体问题促使国际共运队伍首次抛出“苏联国家资本主义说”，由此造成第四国际一次不小的政治和组织分裂，这正是前述情绪在现实运动中的反映。二次大战后期及其后，普遍的革命形势与半死不活的胶着状态在欧洲并存。视苏联为“国家资本主义”或“官僚集产主义”的理论第二次活跃起来，最终造成了第四国际运动在1953年的大分裂，甚至成为国际斯大林主义分裂的某种因素[8]。
《一九八四》正是国际共运的消极情绪在文化领域的一次聚焦，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典型的左翼知识分子的投影：他既在理论上坚信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却又不了解革命的真实性与现实性（正如他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所表现的，在巴塞罗那工人革命到来的时候他甚至没有意识到究竟在发生什么[9]）。正由于如此，奥威尔构想了《一九八四》，并通过他尤为珍视的那段理论见解试图撑起《一九八四》社会的“现实性”——即认为极权统治可能长久地支配全世界。
正如我上述所分析的，这种意图上的“现实性”是唯心的虚构。历史证明了托洛茨基的理论判断：尽管生产力不断发展、官僚专权并未减弱，但工人国家仍发生过大规模工人斗争乃至工人革命[10]，这些斗争都失败了；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苏东中阵营经过大规模反革命暴力，才真地蜕变为有产国家。
为了充分考虑《一九八四》的现实性——在什么方面不可能，在什么方面真有可能且已存在过或存在着，现在我尝试从资本自身规律来探讨。按原文所述，《一九八四》依据的是“寡头集体主义”，它是从对极权政治的关注中提出的，并且自以为寡头极权能摆布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其实这种极权统治很像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期第二国际机会主义（以考茨基为代表）的“超帝国主义论”社会假想，但后一种胡扯却要高明那么一点点，因为它建立在社会经济分析上。“超帝国主义论”是在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大时代中提出的，它认为资本有可能最终集中到一个垄断组织手上，“由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这使资本之间的和平成为可能（请注意《一九八四》并不排斥类似和平，小说中的战争的根本意义只是为了消磨财富，参见P173—P178），而帝国主义仅仅是资产阶级愿意实行的一种“政策”。对此，列宁猛烈抨击之——他提醒我们正视现实，而事实上直至今日仍是如此——“从自由竟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并不消除竞争，而是凌驾于竞争之上，与之并存，因而产生许多特别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请把考茨基关于‘和平的’超帝国主义那种愚蠢可笑的胡说，拿来同经济政治条件极不相同、各国发展速度等等极不一致、各帝国主义国家间存在着疯狂斗争的实际情形比较一下吧。”[11]列宁的这一论述在晚期资本主义的今天具有空前重要的意义：在21世纪初期的资本主义世界里，跨国公司像罗马教皇一样，不但在“华盛顿共识”下通过WTO、IMF、WB及国家暴力日益操纵一切财富，而且把“资本（吃人）自由”的教条奉为圭皋；但垄断并不排斥竞争，而是使竞争更富有爆炸性和毁灭性，这样，任何平衡世界各处经济的企图就纯粹是异想天开了。现代资本为利润率进行的斗争，决定了垄断与竞争、飞快发展与停滞倒退并存的局面无法通过它自身改变，甚至广义上的社会反抗只要不具有剥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性质就会成为资本主义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
至此可见，无论是在铲除了有产阶级的工人国家，还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都不可能出现极权统治长久支配全世界的局面。但是，《一九八四》中的极权因素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一种趋势却具有显而易见的现实性，这部小说严厉地提出对资本暴政的警告，这是《一九八四》的真正值得肯定之处。
《一九八四》的作者亲身经历了悲剧性的资产阶级反革命（西班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很清楚资本暴政的罪行。奥威尔并没有什么天才预言，他只不过是把当时已发生过并且（极具讽刺性地）正在发生的资本极权趋势戏剧化地放大了。当时资产阶级正在传播着“恐共”的精神瘟疫，尤以美国麦卡锡主义为代表；实际上从20世纪20年代直至今天，法西斯运动从未被真正遏制，反而在资本的哺育下或隐蔽或公开地表现出来。在奥威尔身后的时代里，资本的极权倾向不但显著地表现在许多不发达地区，典型的诸如韩国、菲律宾、印尼、伊拉克、利比亚、智利，而且也一直存在于发达地区。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苏东中阵营的瓦解、复辟意味着工人国家的“极权主义”[12]的历史终结，同时也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推波助澜，在资本自由的狂欢下战争机器却发出了歇斯底里的轰鸣（请想想最近二十年里以“自由”名义发动的一连串战争吧，乔治•W•布什更是宣称正在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B））；另一方面，被全球竞争巨浪冲垮的小资产者、失业者和游民，以绝望、幻灭和狂热的冲动与资本防范“暴民”的需要达成共谋，局部的灾难性的法西斯政变有可能发生在当今资本主义的某些心脏地带。这是不是危言耸听？看看美国就知道了：神权专制若隐若现，反议会民主的极右活动暗流汹涌，且从未停止过[13]；在欧洲，资本极权势力近几年异军突起，最明显的是在法国和意大利（B）。在这种情况下，靠代议制民主吃饭的那帮“民主事务员”包括议员、律师、记者、专家学者和“进步教授”们，他们或者老老实实地拥护资本暴政极权，如哈耶克、弗里德曼，或者保守残缺地讨饭吃、混地位，出卖灵魂，帮助资本欺骗大众，附和着《一九八四》哭哭啼啼地声讨极权主义（但不要真的以为他们会“哭哭啼啼”，实际上只要不侵害到他们利益，他们就不会真正地掉下哪怕半滴眼泪）。除外，他们别无选择余地。《一九八四》以极富黑色幽默的文学手法讽刺资本暴政下的极权主义，向世人敲响警钟，无怪乎引起部分资产阶级的仇视。有人在1965—1982年的美国做了六次全国调查 ，归纳出30本最有争议的书，其中《一九八四》名列第五；此书被认为是“受审查次数最多的书”之一。
不过，总有另一部分资产阶级在欢呼《一九八四》对“极权俄罗斯”的影射。但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到处飘荡的《一九八四》鬼影，对于《一九八四》那句多次出现的幽灵般的话“如果存在着希望的话，它就在无产大众身上”，一切资产阶级及其卫道士都会从脊梁骨里感到颤栗！
三、要么工人革命，要么资本暴政
一位中国诗人曾写道：“黑暗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美国现实主义作家杰克•伦敦曾写了一个绝境下的人如何克服重重艰险挣扎求生，最终存活了下来，作品却命题为“热爱生命”。同样，《一九八四》对极权统治的最大化描写，对温斯顿抗争、觉悟以及被迫害、不幸地最终屈服的悲剧性叙事，反倒更激起普罗读者对平等自由社会的渴求。
在21世纪初的资本主义世界——如果说与奥威尔所在的时代有何不同，那就是现今的各种不平衡与各种矛盾更尖锐了——《一九八四》的现实性更大了。自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资本夹带着硝烟味日益张狂地向劳动大众发动了名曰“全球化”的世界大战，而反全球化运动从1999年开始日益壮大至今，已达成了“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不容一切变买卖”等共识。
但我以为这些共识没多大机智。它只不过是用某种形式把一百多年前就有的各种反资本主义（甚至只是反新自由主义）思潮召集起来而已。最最要命的问题不是建设什么样的民主平等社会，而是通过什么手段到达民主平等社会。直截了当地说，只有通过无产者革命建立工人民主政权，剥夺私有产权和有产阶级，只有通过这种共产主义革命在世界舞台尤其是在最发达国家的完成，才能到达民主平等社会。21世纪共产主义革命的领袖仍然是产业工人阶级，这已被无数最新理论所证明[14]。能否设想不剥夺私有产权的某种民主平等国家（例如公私混合经济，限制资本等）？历史的回答是：这由不得你设想，资本是一种客观因素，在你自以为通过“制度设计”“控制”了它的时候，恰恰是国际资本依靠其自身的不平衡状态进行自我调整以便努力延寿之时，潜在的极权趋势并没有被排斥。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资本主义世界正是如此。在战后经济危机与革命形势、尤其是1968年欧洲革命浪潮的压力下，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普遍提高了国有化和社会福利水平；另一方面国际资本在一些落后国家则极力维持着真正的极权统治，以便推行资本自由化；而当资本盈利陷入困难时，资本自由化的瘟疫又回过头来开始向欧美日等发达国家蔓延。在现今资本主义世界，无论是欧洲的社民党政府还是日本的自民党政府，无论是美国的共和党政府（民主党政府也一样）还是英国的工党政府，无论是东亚某国的“特色社会主义”政府还是拉美的红得发紫的左翼政府，都在不遗余力地推进资本自由化，为有产阶级（包括国家自身）抢劫劳动者的财产。说到底，不管代议制民主，还是法西斯专制，或是“参与制民主”及其它花哨玩意，都可以成为某一部分资本的政治外壳；资本有能力给自己换马甲，马甲却不可能反过来控制资本。左翼工运领导支持资本的“民主马甲”去反对它的“极权马甲”，只有一个实质：帮助资本欺骗无产者。
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资本将再次扶植起大规模的法西斯极权运动，但恰恰不会出现《一九八四》那样的百分之百极权统治，这是资本发展极度不平衡的特点决定的；从社会角度来说，资本需要一个以保证私有产权为限的“中间结构”将形形色色的左右反对派凝聚起来（我所谓“中间结构”是指种种“温和的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和小资社会主义、左翼机会主义等等），以便维持资本暴政、为极权统治打掩护。这个“中间结构”与极权统治以同等重要性保证资本再生产过程，其实这要比《一九八四》的统治方式更狡猾也更折磨人。我们还可以预见，在社民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崩溃后的今天，反全球化运动不会那么快消退，其大多数流派有可能将成为新的“中间结构”，即资本暴政的缓冲器和保险阀。
归根到底，“另一个世界”的通途只有在资本的对立面才能找到，要解放被资本压迫着的劳动，惟有以工人革命专政推翻有产统治，并促使“革命全球化”。要达到这个目的，无产先锋分子必须彻彻底底地打破一切有产偏见及全部政治幻想的束缚，不与任何“妥协”“折衷”“模糊战术”拉拉扯扯，旗帜鲜明地坚持无产阶级独立立场。这种精神气魄与到反全球化运动或其它社会运动中“扩大影响、谋求共识”的价值理念恰好相反，因为前者更需要敏锐的洞察力与相当的政治勇气。在某种程度上，革命工人先锋队的锻造远比托派总统候选人拉选票要困难，多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黑锅，也染得主流国际托派运动一身的机会主义病，幸而旧的“中间结构”气数已尽。展望未来，形势不容乐观：资本暴政极权正磨刀霍霍，国际共运整体低潮；但是，在新一代倍倍尔和新一代艾伯特之间还藏着我们的机会[15]。
在20世纪80年代资本的新一轮历史性出征之际，在《一九八四》作者的故乡，有产铁娘子撒切尔首相以缩写字母tina（there is no alternatire，别无选择）来表明她对新自由主义的态度[16]（这正好是对那部讽刺艺术颠峰之作的反讽刺）。
我们则回答说：要以工人革命打倒资本暴政，除外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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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阅读的《一九八四》版本信息：
译者：孙仲旭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2年5月第1版
ISBN 7-80657-226-0/Ⅰ•198
*本文直接援引中译本里的话，并在引用后的括号里标记页数
除《一九八四》，本文还参考了：
杰弗里•迈耶斯：《奥威尔传》（以下注释资料中来自本书的简记为A）
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反资本主义宣言》（有涉及处直接在文中标记B）
注释部分：
[2]《工党执政后的三年》，《奥威尔全集》（A）
[3]即《寡头集体主义的理论和实践》。1949年3月奥威尔冒着损失4万美元的风险，拒绝了美国每月读书会要求出版时删去这部分及关于“新话”的附录的提议。而每月读书会考虑到奥威尔当时很高的文坛名望，为了赢利只好不删节出版，头两次印了54万册，结果一售而空。（A）
[5]马克思曾举了个例，说一个欧洲资本主义农场主听说澳洲水草丰美，就带着自己的生产资料和工人到了那里，想发一笔大财，可是到那里后那些工人却发现独立耕种也有利可图，结果都各自去种地了，那个农场主的发财梦落了空——他的真正失误在于没有将资本这种生产关系也带到澳洲。
[6]早期苏联有真正的无产阶级民主自由，参见注释[4]。
[8]在60年代初的中苏论战，中共首次公开认定苏联已国家资本主义化，毛泽东曾经在1965年1月曾指出官僚是新的有产阶级；无独有偶，南斯拉夫的德热拉斯也认为官僚构成了一种有产阶级，见其著作《新阶级》。
[9]见注释[7]。
[10]1956年在匈牙利、1966至1967年在中国上海都发生过“准工人革命”，在六七十年代苏联曾发生过大规模的工厂工人斗争。战后苏联的地下左翼工运从未停息过。
[11]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写于1916年春天）第七章，单行本P78—P80，P87。
[12]见注释[4]
《一九八四 上来透口气》读后感(十)：又是一种震撼
又是一种震撼。人能控制过去，人能控制现在，人能控制未来，人能控制人的意志和行为。这是个完全主观唯心的世界，并且此种唯心是单一的。然后，所有人都按照拥有权力的人所制定的规则去做一切事，就像人间失格，没有独立人格，是傀儡，是躯壳，并不能称之为人。这比直接杀人放火可怕无数倍。
抛开“几乎预言了中国的一段历史（甚至以某种形式留存到了现在）”不说。
原来阶级矛盾普遍存于世界的。矛盾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看矛盾达到了什么程度，产生了什么后果，爆发了什么反抗，对人和世界就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矛盾也是种宇宙规律。
敲了一些胡思乱想。
从书中得到的就是。以个人为出发点来说，无论何时意志不能被打灭，即使在最后的关头以自杀的形式也要反抗，然后在意志还没完全成熟和健全之前，努力充实。
在现阶段不要盲目从众，不要哪个大咔哪个公知说啥啥啥了，想都不想逻辑背景对不对，就跟着瞎起哄。比如昨天痞叔昨天在微博上说“虐童有罪，必须立法，没有什么好争议的。且故意伤害没有自卫能力的孩子，应入重型。”刚开始觉得十分对，直到看到底下有评论说，“再者说来，虐童只是社会某一现象被媒体大肆炒作才引起社会热烈讨论，但还是那句话，法律要适应社会之发展，无需单独为虐童制定一个罪名，因为虐童实乃故意伤害，故意伤害罪大可将其涵盖。”觉得十分有道理。然后才发现痞叔说的“辨证存在的问题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是非。”才是问题所在。
媒体的力量也或多或少有种一九八四的影子，媒体是个有色眼镜，用它来看世界不一定是世界真是的颜色。
三观什么的真fucking重要。
还有一点，电影里什么拿绞刑酷刑都弱爆了好吗，尼玛这张牙舞爪的大老鼠啊，最弱不起眼的却对那个人是最致命，这是所谓的终极弱点吗，我擦，奥布兰是怎么那么穷凶极恶的？他肯定不为钱为色，为权？为了建造一个人间失格的世界监狱？我擦，这有什么好处。尼玛，上帝真神安拉如来观音快来灭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