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天生缺乏严密的组织素质,他们习惯于含混松散的社会状态。他们虽然为人类贡献了四大发明,但是他们在社会组织和管理方面的能力,无疑有那么点差劲。 ----张宏杰《千年悖论》

　　●“但千百次惨烈的农民起义，并没有带来基本制度上的突破与创新，没有为中国历史冲破循环状态提供任何可能。农民起义的目的，不在于摧垮不合理的制度，而是进行调整和维护那样的制度。它是一次大修，是一次升级，而不是一次革命和创新。农民起义只是专制主义的释放矛盾的一种调节机制。农民起义如同越狱，而每一次越狱之后新建起来的牢狱，设计得就更为科学合理，抗爆性更强。农民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比以前更严密的控制，更坚固的监狱，是更好的驯化，是国民性格的进一步退化。” ----张宏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我们得重新定义文明与财富的关系。贫穷从来不是好事。“贫困对人的尊严和人性的堕落所造成的后果是无法衡量的。”([美]查尔斯·威尔伯)贫穷遮蔽了人的眼睛，让他们看不到食物以外的东西；贫穷枷锁了人的身体，让他像动物一样不停地被原始欲望折磨。贫穷剥夺了人的力量、尊严和权利，让他在自然、神灵和权力面前自觉软弱，卑躬屈漆。而财富则让人有了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来关心自己的内心，关心视野意外的大千世界，思索那些与胃无关的奢侈问题。财富是文明生长的土壤。 ----张宏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忠者,忠于国家,至死不渝。介者,耿直、坚定,一生固守真我,不因外界环境而稍稍折损自己的锋芒。 ----张宏杰《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多年周旋在政治旋涡之中，王莽已深谙政治的玄机。他的理想主义丝毫没有动摇，但是他实现理想的方式却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刚入仕途，他只知一味刚强，做事恪守原则，说话直言不讳，这种性格使他在宦海沉浮的前几年吃尽了苦头。而现在，他在刚强中已经糅入了一丝阴柔，做事更讲究方式方法，他知道了进退，知道了等待，知道了利用他人的弱点。 ----张宏杰《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

　　●科举制度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难得的科学精神。采用什么方式选拔官吏,在各个社会都曾是一个难题,直到近代,西方社会依然袭用贵族体制。而在一千四百年前,中国人提出了在全社会范围内通过统一考试这样宏大的设想,这一方案把以往混乱无序的选官手段变成了理性化的制度。一千年后,西方人参考这个制度建立了他们的现代文官选拔制度。 ----张宏杰《千年悖论》

　　●宋代瓷器也大多追求单色，定窑的纯白，汝窑的雨过天青，建阳窑的乌金，都不再是色彩的炫耀喧哗，而是回归到更内敛、含蓄、朴素的色彩本质。书法是一个时代美学最集中的表现。宋代的书法美学也如同水墨山水，追求素净空灵，追求平淡天真，渴望从时代的伟大里解放出来，更向往个人自我的完成与个性的表现，不夸张宏伟壮大，宁愿回来做平凡简单的自己。 ----蒋勋《汉字书法之美》

　　●我在文中引用张宏杰的话说，不少中国男人阳气不足，对自己的事无能为力，却很关注国际大事。 ----余世存《人间世》

　　●儒教的伦理规范有着天生的缺陷。它基于人性本善的虚妄假设，要求每个人都应该压抑心中活泼的自然欲望，通过极大的自我克制，服从于僵硬的道德教条。它没有为人的自然本性中软弱的丑恶的一面留下弹性空间，不承认人的平庸和趋利避害的本能，缺乏对人的基本物质需要的尊重与关怀。 ----张宏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中国历史上数千百次惨烈的农民起义，并没有带来基本制度上的突破和创新，没有为中国历史冲破循环状态提供任何可能。农民起义的目的，不在于摧垮不合理的制度，而是进行调整和维护那样的制度。它是一次大修，是一次保养，是一次升级，而不是一次革命和创新。农民起义只是专制主义的释放矛盾的一种调节机制。农民起义如同越狱，而每一次越狱之后新建起来的牢狱，设计得就更为科学合理，抗爆性更强。农民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比以前更严密的控制，更坚固的监狱，是更好的驯化，是国民性格的进一步退化。从汉到清，这一规律至为明显。 ----张宏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在历史那散乱随意的脚步当中,三年大比的科举制以它的规整而紧凑的节奏引人注目。在历史跨入了二十世纪的门槛之后,它才终结了前进的姿态。在崭新的世纪里,很多旧的东西死去了,人们记忆中保留的是这些事物临终前衰老而丑陋的面孔,这些长寿的死者没有得到一个应该有的体面葬礼就被人淡忘了。 ----张宏杰《千年悖论》

　　●痛苦：像学泳者没水时的窒息，曾以为那是走不到头的隧道。
失望：在成长的路上抛下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幻想，像蜕掉一层又一层皮，这就叫成熟。
困惑：一次又一次迷失坐标,像被世界丢掉的孩子那样无助可怜。 ----张宏杰《千年悖论》

　　●乾隆认为应该由皇帝垄断所有的伟大、光荣、正确，不给其他人留一点荣誉空间。乾隆皇帝所需要的，不是站立着的大写的人，而仅仅是工具和奴才。 ----张宏杰《饥饿的盛世》

　　●中国历史流传最广的思维方式是喜欢从整体上、宏观上把握一切，却缺乏严密细致的推理过程。比如：儒家学说就认为，一个人如果做好道德修炼，则处理世间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这显然是非理性的。
——张宏杰《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这段话深得我心，我很不喜欢某些总写心灵鸡汤类句子的，总是空口安慰或愚惑人们要看淡放下，才能得到幸福快乐之类。因为真的只有虚幻的自欺而已，并无理性逻辑。
人生挫折、爱情烦恼等等并非看淡放下即可消亡或解决，还是得去做实际行动。
所以，人生，真正的力量是勇气和前行，而不是看淡或放下。 ----张宏杰《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所以他的行为自然就很“出位”，很引人注目。然而，王莽的真诚和单纯也一目了然。西汉末年，人心还古朴，赞扬者毕竟多于指指点点者。以当今皇帝亲表兄之尊，王莽“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谦恭孝友，确实与他那众多不知天高地厚的表兄形成了鲜明对比。在那个十分关注人的道德品质的时代，王莽年纪轻轻，就确立了优良的社会形象。而这一形象被他的那些骄奢淫逸飞扬跋扈的至亲反衬，显得更加光彩照人。 ----张宏杰《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

　　●农民起义似乎也只有在中国才如此频繁的上演。西欧从8世纪起，史书上才出现农民起义的记载，从那时起到16世纪的800年间，几十个国家里数得上的农民起义总共不过去七八次。另值得一提的是，西方没有一个王朝是被农民起义推翻的。 ----张宏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制造恐怖，杀一儆百，是皇帝的惯用手段。在乾隆一朝政治中，经常可以见到出其不意、轻罪重罚的事例。 除了情绪和性格因素外，乾隆行政之忽宽忽严，更主要是策略的考虑。 ----张宏杰《饥饿的盛世》

　　●成帝永始元年（前１６年），王莽的叔叔成都侯王商向汉成帝上书，要求把自己的封地分给王莽。这实际是为王莽讨封。有人带头，众多儒学名士也趁机上书，颂扬王莽的品行。于是，在三十岁这年，王莽被封为新都侯，封邑一千五百户，晋升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由此，王莽经常随侍在皇帝和太后左右，成为一个颇有影响力和权势的大臣。虽然如此，他的作风依然不改，居官恭谨有加，地位越高，为人越谦和。他把封地上的贡赋全部用来资助儒生和名士，自己依然简朴度日。他是个工作狂，工作起来通宵达旦，把自己任内的事处理得井井有条，非常符合儒家标准。太后和皇帝都庆幸选对了人，不断委以重任。又过了八年，深受舆论支持的他接替退休的叔叔王根，成为大司马，社会舆论终于把他推上了权力的高峰。 ----张宏杰《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

　　●中国的政治家特别强调秩序。在他们眼里，这个世界本来就是静态的，条理分明的。所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三皇治世，五帝定伦，长幼尊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是上天早就规定好了的，并且在《周礼》等上古传下来的经典中阐明，天子的使命就是使一切回到原来的规定上去，克己复礼。 ----张宏杰《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

　　●科举制并不是自创生即完备周密,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它也曾经历了失误、挫折,甚至后退。但是,由于一代代人的薪火相传的持续努力,它一步步地完善,一步步地走向成熟。 ----张宏杰《千年悖论》

　　●当一种暴行是由众人一起完成时，每个参与者的罪恶感都会大大降低。 ----张宏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天地之性人为贵”，人的生命是天地间最尊贵的。买卖人口是“悖天心，逆人伦”的罪恶行径，必须立刻停止。原有的奴隶，一律恢复自由民的身份。一道令下，三百六十万奴隶获得了解放。 ----张宏杰《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

　　●皇帝治国的理想是“总一海内，整齐万民”，使全国人民都生活在高度纪律化之下。他认为，政治是肉食者鄙的事。作为民间知识分子，他们唯一的晋升途径就是老老实实读书进学，此外任何一种钻研都是不正当的。 ……皇帝严肃提醒底层民众，国家不需要任何底层社会的自发政治热情，只需要他们的驯服和沉默 ----张宏杰《饥饿的盛世》

　　●天下事物，只有足够“低幼”才能流行，这是永远不变的规律。要说正宗，中国佛教当然要以千辛万苦从印度取回真经的三藏法师创立的唯识宗为正宗。然而事实是，唯识宗因为经典太浩繁逻辑太细密，不适合普通人的智商而迅速湮灭。中国特色的净土宗却因为它超出寻常的简便易行而大行其道。 ----张宏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人们因为对自己不抱信心，所以对他人也失去了信心。 ----张宏杰《千年悖论》

　　●成才之路，60年的光阴又如何，只要坚持你就是一颗让人追忆的铁树 -----张宏斌

　　●而系统的儒家教育，无疑引导王莽强化自己性格中的这些品质，并且形而上之。在他的时代，道德在正统观念中是超越一切的最高价值，道德完善被认为是人生的最终目标。就像他为自己的学业感到自豪一样，他也希望通过良好的品质获得人们的肯定。 ----张宏杰《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

　　●在苛刻的道德伦理标准之下，一个人很容易被推入冰炭相激的两极选择之中，承受自然人性和社会伦理两方面同样强烈的撕扯，而没有第三条路可走。王朝板荡，你不想做忠臣就只能选择做贰臣，不成君子只能成为小人，不成为天使就只能狠狠心做魔鬼，不进入圣祠就只能跪在历史的耻辱柱前。这里，只有道德教条的严酷压力，没有为现实人性的软弱和不完美预留一点弹性空间。在这种情况下，死亡甚至是最轻松的选择。而活下来，却需要勇气。你必须承受社会舆论和内心负罪的双重挑战，这往往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如果一个人的生命里不是足够强健，肯定要在这种重压之下委顿，再也难以发出热量。 ----张宏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心理学家说，外表的变化对一个人的心理有着重要的影响。满洲人在政府中国的过程中，所到之处，坚决要求被征服者剃发改服，即使逼得这些人再度反抗也在所不惜。而许多本来已经投降的汉人，仅仅因为保住自己的发式，却再一次选择了死亡。因为双方都明白，这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形式上的改变，这实际上是为精神举行的葬礼。这种改变，意味着彻底放弃了人格独立，彻底放弃了价值体系，把自己变成异类。 ----张宏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翻阅厚厚的中国历史，朱元璋总结出，王朝灭亡的诱因不外是两个：一个是帝王大权旁落，王朝轻易为权臣、外戚、太监所倾覆。另一个是土地兼并与政治腐败联手，导致贫富差距加大，造成官逼民反。
因此，要保证江山世世代代在朱氏子孙手里，必须根绝这两种现象。 ----张宏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