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流传最广的思维方式是喜欢从整体上、宏观上把握一切，却缺乏严密细致的推理过程。比如：儒家学说就认为，一个人如果做好道德修炼，则处理世间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这显然是非理性的。
——张宏杰《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这段话深得我心，我很不喜欢某些总写心灵鸡汤类句子的，总是空口安慰或愚惑人们要看淡放下，才能得到幸福快乐之类。因为真的只有虚幻的自欺而已，并无理性逻辑。
人生挫折、爱情烦恼等等并非看淡放下即可消亡或解决，还是得去做实际行动。
所以，人生，真正的力量是勇气和前行，而不是看淡或放下。 ----张宏杰《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那么，农民起义为中国带来什么？人口消减、文明的毁灭和劣化、专制思维越来越强化。 ----张宏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谁让他吴三桂是一个降臣呢！面对满洲人那外松内紧的满汉分野，对汉人将领处心积虑的提防措施，吴三桂并没有太多的抱怨和愤懑。他天生是个行动人物而不是观念人物，他不会让这些没有任何积极效果的情绪占据他的理智空间，浪费他的心理能量。现实主义是吴三桂的坚定指南。他考虑的是如何采取下一个行动。 ----张宏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传统的中国社会就像一艘体积庞大而设计落后的航船,因为历经几千年的使用而残破不堪。清乾隆年间,一名来中国访问的英国使臣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驾驶的船长才使它在近一百五十年期间内没有沉没。”确实,当十九世纪末第一批外国人凭借武力登上这艘大船时,中国给他们最突出的印象是混乱而沉滞,社会缺乏组织,人们按照千百年来形成的缓慢节奏一成不变地继续着各自的生活。 ----张宏杰《千年悖论》

　　●中国的政治家特别强调秩序。在他们眼里，这个世界本来就是静态的，条理分明的。所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三皇治世，五帝定伦，长幼尊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是上天早就规定好了的，并且在《周礼》等上古传下来的经典中阐明，天子的使命就是使一切回到原来的规定上去，克己复礼。 ----张宏杰《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

　　●王莽像一个高明的演员，给人们留下了最动人的造型。是啊，在这个纲纪崩溃的时代，人们最痛恨的是上流社会的穷奢极欲，最痛恨的是裙带成风。而王莽恰恰恭俭勤政，恰恰大义灭亲。他准确地击中了人们感情中最脆弱的部分，让所有人的心都成为俘虏。 ----张宏杰《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

　　●儒教的伦理规范有着天生的缺陷。它基于人性本善的虚妄假设，要求每个人都应该压抑心中活泼的自然欲望，通过极大的自我克制，服从于僵硬的道德教条。它没有为人的自然本性中软弱的丑恶的一面留下弹性空间，不承认人的平庸和趋利避害的本能，缺乏对人的基本物质需要的尊重与关怀。 ----张宏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乾隆认为应该由皇帝垄断所有的伟大、光荣、正确，不给其他人留一点荣誉空间。乾隆皇帝所需要的，不是站立着的大写的人，而仅仅是工具和奴才。 ----张宏杰《饥饿的盛世》

　　●乾隆把禁戏的重点，从禁地点、禁规模、禁时间转移到审查、修改、禁止演出的内容。通过为老百姓提供优质的精神产品，寓禁于演，化不利为有利，化有形为无形。 ----张宏杰《饥饿的盛世》

　　●从很小时候起，朱隶就明白了一条颠扑不破的道理，一定要用最美的品德来装饰自己，用最坏的打算来揣测别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张宏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我在文中引用张宏杰的话说，不少中国男人阳气不足，对自己的事无能为力，却很关注国际大事。 ----余世存《人间世》

　　●他们谨循道光“修修抹抹”，敷衍度日的政治方针，山雨欲来风满楼，满朝却昏睡如醉，大家如同坐在一辆老旧破车里的乘客，眼看着它奔向深渊，却都噤口不言，如同不涉己事。 ----张宏杰《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儒学既有强调等级秩序的一面，也有高标社会主义的一面。社会正义是整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历代以来，士人都以守护社会良心为己任，能够在传统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然而乾隆却以虎视之态，粗暴剥夺了儒学赋予读书人的立志求名之心，守护良心之责，只给他们为稻梁谋这一个生存任务。从那时候起，士人群体便被抽空了灵魂，无法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本来，进入清朝之后，士节士气较之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时代已经大为降低，乾隆中期以后，士大夫道德自律更为松弛。乾隆朝的大臣，虽然不乏能臣，却又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有才华而无思想，有能力而乏操守，除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 ----张宏杰《饥饿的盛世》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方式。中国政府处理民众上访，一直是这样的思路：一方面，惩戒不法官员；另一方面，对于上访者也绝不给好脸子，以免鼓励这种歪风。所有带头上访者，不管有理没理，最后从来没有好下场。 ----张宏杰《饥饿的盛世》

　　●翻阅厚厚的中国历史，朱元璋总结出，王朝灭亡的诱因不外是两个：一个是帝王大权旁落，王朝轻易为权臣、外戚、太监所倾覆。另一个是土地兼并与政治腐败联手，导致贫富差距加大，造成官逼民反。
因此，要保证江山世世代代在朱氏子孙手里，必须根绝这两种现象。 ----张宏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从设计原则上看,科举制遵循着平等竞争的精神,打破了门第出身对人的限制,最大限度最高效率地调动起整个社会的精神资源。应该说,作为社会政治领域的一项重大发明,和世人皆知的四大发明相比,它毫不逊色。 ----张宏杰《千年悖论》

　　●汉朝时候，流行天人感应论。董仲舒说，国君受命于天，如果称职，上天会让他江山永固；如果荒淫无道，就会更换代理人。当然，上天是讲道理也讲策略的，给犯错误的人出路，在改朝换代之前，会降下种种异常的自然现象来警告皇帝，直到确认这个人不可救药了，才会从他手里收回成命。反之，如果皇帝任务完成得出色，上天就会降下种种祥瑞，鼓励他再接再厉。
董仲舒说，皇帝轮流做，然而，这种轮流是有顺序的，这个顺序就是“五行”，即金木水火土。比如秦朝是水德，那么，继承秦代的汉朝就是火德。
西汉末年，社会上经常流传着改朝换代的传说。每年，都会出现一些小道消息，说是某地某地出了什么怪事，预示着将要改朝换代了，汉朝的火运已经到头了，土德皇帝将要出现了。 ----张宏杰《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

　　●科举制度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难得的科学精神。采用什么方式选拔官吏,在各个社会都曾是一个难题,直到近代,西方社会依然袭用贵族体制。而在一千四百年前,中国人提出了在全社会范围内通过统一考试这样宏大的设想,这一方案把以往混乱无序的选官手段变成了理性化的制度。一千年后,西方人参考这个制度建立了他们的现代文官选拔制度。 ----张宏杰《千年悖论》

　　●农民起义似乎也只有在中国才如此频繁的上演。西欧从8世纪起，史书上才出现农民起义的记载，从那时起到16世纪的800年间，几十个国家里数得上的农民起义总共不过去七八次。另值得一提的是，西方没有一个王朝是被农民起义推翻的。 ----张宏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成帝永始元年（前１６年），王莽的叔叔成都侯王商向汉成帝上书，要求把自己的封地分给王莽。这实际是为王莽讨封。有人带头，众多儒学名士也趁机上书，颂扬王莽的品行。于是，在三十岁这年，王莽被封为新都侯，封邑一千五百户，晋升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由此，王莽经常随侍在皇帝和太后左右，成为一个颇有影响力和权势的大臣。虽然如此，他的作风依然不改，居官恭谨有加，地位越高，为人越谦和。他把封地上的贡赋全部用来资助儒生和名士，自己依然简朴度日。他是个工作狂，工作起来通宵达旦，把自己任内的事处理得井井有条，非常符合儒家标准。太后和皇帝都庆幸选对了人，不断委以重任。又过了八年，深受舆论支持的他接替退休的叔叔王根，成为大司马，社会舆论终于把他推上了权力的高峰。 ----张宏杰《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

　　●白天我大脑中犹如热恋中的大脑总想着恋人的脸一样，总是转着＜大家＞那黑色的封面。 ----张宏杰《千年悖论》

　　●多年周旋在政治旋涡之中，王莽已深谙政治的玄机。他的理想主义丝毫没有动摇，但是他实现理想的方式却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刚入仕途，他只知一味刚强，做事恪守原则，说话直言不讳，这种性格使他在宦海沉浮的前几年吃尽了苦头。而现在，他在刚强中已经糅入了一丝阴柔，做事更讲究方式方法，他知道了进退，知道了等待，知道了利用他人的弱点。 ----张宏杰《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

　　●皇帝治国的理想是“总一海内，整齐万民”，使全国人民都生活在高度纪律化之下。他认为，政治是肉食者鄙的事。作为民间知识分子，他们唯一的晋升途径就是老老实实读书进学，此外任何一种钻研都是不正当的。 ……皇帝严肃提醒底层民众，国家不需要任何底层社会的自发政治热情，只需要他们的驯服和沉默 ----张宏杰《饥饿的盛世》

　　●心理学家说，外表的变化对一个人的心理有着重要的影响。满洲人在政府中国的过程中，所到之处，坚决要求被征服者剃发改服，即使逼得这些人再度反抗也在所不惜。而许多本来已经投降的汉人，仅仅因为保住自己的发式，却再一次选择了死亡。因为双方都明白，这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形式上的改变，这实际上是为精神举行的葬礼。这种改变，意味着彻底放弃了人格独立，彻底放弃了价值体系，把自己变成异类。 ----张宏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制造恐怖，杀一儆百，是皇帝的惯用手段。在乾隆一朝政治中，经常可以见到出其不意、轻罪重罚的事例。 除了情绪和性格因素外，乾隆行政之忽宽忽严，更主要是策略的考虑。 ----张宏杰《饥饿的盛世》

　　●中国历史上数千百次惨烈的农民起义，并没有带来基本制度上的突破和创新，没有为中国历史冲破循环状态提供任何可能。农民起义的目的，不在于摧垮不合理的制度，而是进行调整和维护那样的制度。它是一次大修，是一次保养，是一次升级，而不是一次革命和创新。农民起义只是专制主义的释放矛盾的一种调节机制。农民起义如同越狱，而每一次越狱之后新建起来的牢狱，设计得就更为科学合理，抗爆性更强。农民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比以前更严密的控制，更坚固的监狱，是更好的驯化，是国民性格的进一步退化。从汉到清，这一规律至为明显。 ----张宏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人们因为对自己不抱信心，所以对他人也失去了信心。 ----张宏杰《千年悖论》

　　●忠者,忠于国家,至死不渝。介者,耿直、坚定,一生固守真我,不因外界环境而稍稍折损自己的锋芒。 ----张宏杰《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但千百次惨烈的农民起义，并没有带来基本制度上的突破与创新，没有为中国历史冲破循环状态提供任何可能。农民起义的目的，不在于摧垮不合理的制度，而是进行调整和维护那样的制度。它是一次大修，是一次升级，而不是一次革命和创新。农民起义只是专制主义的释放矛盾的一种调节机制。农民起义如同越狱，而每一次越狱之后新建起来的牢狱，设计得就更为科学合理，抗爆性更强。农民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比以前更严密的控制，更坚固的监狱，是更好的驯化，是国民性格的进一步退化。” ----张宏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郭嵩焘在日记中说，有一个朋友问他，为什么湖南这么出人才。
他回答说：“楚人只带三分蠢气，盖孔子所谓其愚不可及。”
朋友听后十分同意，说：“自古成名者，多由笨干，是以有字颠、画迂、诗痴，浮光掠影，终不济事。” ----张宏杰《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