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雅典娜》是一本由马丁·贝尔纳(Martin Bernal)著作，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3.00元，页数：46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黑色雅典娜》读后感(一)：对网友批评的回应：关于kf (Big Grey Snail) 的“勘误表”
非常感谢 kf (Big Grey Snail) 网友的仔细阅读和中肯批评。如此认真，令我感动。尤其是这位网友纠正了笔者的两个错误（第173页（原书194页）；第193页（原书216页）），鞠躬致谢！其它大都是表达顺畅与否的问题，也挺要紧的，笔者也大都欢喜地接受了。有几处地方，笔者有不同意见，具体见下面的逐条回应。将来如果有机会再版，可以考虑在页边加注原书页码，以便读者对照。这个建议也很好。
第xvii页 地图2 正确，照改。这一处是编辑出版过程中产生的明显错误。
第64页（原书第81页） 本译文中references的这种用法都翻译成“指称”，弃用“引用”或“援引”是因为古代文献中许多references只是约略提及而已，并未引用原文。“指称”包括引用的情况，也包括约略提及的情况。
第66页（原书83页） 可以改成“这样的混乱”，更顺一点。
第105页（原书120页） 笔者认为这里的turning away主要是“拒绝”的意思，对埃及宗教和仪式原初性的信奉使得人们远离/排斥/拒绝了希腊等地方宗教形式，译为“背离”保留了原文的比喻，意思也清楚，而含义更丰富一些。
第108页（原书122页） “优先承担”“指非基督教历史学家不承担基督教历史观的先入之见”这个解释是对的。译为“在先的信念”也不是不可以，但通读整篇译文后，读者会发现“承担”的一贯用法（对应原文commitment—这个词其实不好译），“优先承担”也就不难理解了。“承担”不仅指一定的信念，还有在信念指导下的相应行动（学术的或其它的）的涵义。
第116页（原书131页） 接受。
第124页（原书139-140页） 接受。
第147页（原书165页） “玫瑰十字会会员或声称为他们说话的人们”可以不改，这位网友对译文原文的引用漏掉了“声称”两个字。
第173页（原书194页） 这个地方很有意思，笔者翻译时也琢磨了半天。按：habits有“习惯”的意思，这一点众所周知；但也有“（某一阶层尤指修道士等所穿的）衣服”的意思。这里的habits到底是前一种意思，还是后一种意思，抑或是别的意思，值得讨论。笔者现在认为，译成“衣服”的确不妥，但“习惯”好像也不贴切，大概这里是“气质、气性”的意思，可以改译为“其秉性通常是规律的”。
第178页（原书199页） 接受。或者只改动一个字：“孟德斯鸠把它归因于灌溉在道德上进步的效果”。
第190页（原书213页） 部分接受，可以改译为“这是对埃及对于死亡最为真切之关注的强调”。从上下文看，此处appreciation译为“评价”好像也不妥，把“重视”稍微引申一下，“强调”更符合文意。
第193页（原书216页） 译为《哲学学报》或《哲学学刊》更规范。
第240页（原书267页） 接受。
第261页脚注32（原书488页，尾注） 这里的exercise(s)不是一般的“行为”，而是体育锻炼。参见译文260页“古怪的老师和锻炼倡导者雅恩神父……”
第289页（原书319页） 接受，但the 1830s应该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改译为：“在英国，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最先进的大陆学术知识成了打击国教学术体制的大棒”。
第324页（原书355页） 接受。
第378页（原书417页） 接受，改译后文意更加显豁。
欢迎诸位网友拍砖！另外补充一句：笔者听从一位友人的建议，已经把第一卷的标题改译为：编造古希腊 1785-1985，因为贝尔纳的fabrication带有一点贬义。详细参见《博览群书》2012年第2期笔者的文章。
《黑色雅典娜》读后感(二)：古希腊是西方人的历史还是经学
经学的角度阐述的历史，按照洋人迦达默尔的时髦说法，可称之合理的偏见。虽非真实，但是亦存史影。虽有史影，但严重走形。
比如我国的经学，对三代进行了美化，乃是东周先贤天下为公，爱人如己的文化寄托，我们都知道三代没好到那份儿上。
但是洋人说估希腊，是理性，柿油，近代政治文明，科技文明，人文精神，总之一切好东西之母的时候，国人千万个相信，而且对不信者痛责之，围攻之，真虔诚，阿门。
但是围观估希腊这样天神般的形象最早出现的时间，就很有意思了。始作俑者温克尔曼，当年对着一尊罗马雕像发嗲，推断出希腊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这就是整个‘光荣的希腊’的起点。
连外行白丁当年都发现，希腊教的鼓吹者英德两国学者，尤其德国这些有良心的历史发明家，在搞出停滞的东方木有文化，估希腊是唯一的理性文明中心的时候，既没有古地中海伟大文明的可靠详细史料，或是坚实的研究基础，也没实地考察。结论就像维纳斯从海浪中诞生那样冒出来。
德罗伊森的希腊化理论，至今还是某国人深信不疑的历史真相呢，虽然中东挖出来的遗址和泥板，草纸卷，充分地扇了这位历史发明家一记耳光。丁点大，文明出现很晚，人口稀少，只靠农业的部落城邦，教化了人类文明的摇篮，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中心。农业条件更良好，人口更繁多，有四处开拓的充满商业精神的腓尼基人这样的航海商业民族，留下了证实其技术水平的建筑（可不是19世纪末修复出来的），证实其精神水平的泥版草纸的地中海东岸，要靠估希腊的教化，而且教化了也没用，理性柿油固有种，你还是停滞的东方。虽然被归在估希腊名下的建筑和造像，在中东随处可见，而且肯定更古老。但是温克尔曼从希腊柱子上就能看出来理性和美，埃及的神庙就是沉滞的，非理性的东方。
就不说洋人从我国得到的农业技术和政治启蒙了，反正都比不上估希腊就是了，理性是人家生出来的哦。
至于估希腊的商业精神，且不说不发展生产力，光倒腾东西就是先进这个看法正确与否。洋人自己对估希腊的各种陈述，可都说明他是农业民族啊，顶多海盗当副业。比雷奥斯港住的都是外国移民，本邦人都务农，以掺和经商的外国移民的行当为大耻。而移民获得保护的回报，是提供进口粮食（见波兰尼）。怎么就通过商业活动获得大量财富养活那跟现代米国数量差不多的砖家了？
再说估希腊文献的情况，白丁非砖家，非ruling elite，只知道中学教材和读者文摘上教导咱的那些。但是从日常逻辑出发，一直心怀疑问，估希腊留下千百万词汇的著作，总量超过我国和三哥数倍不止。但是跟我国屡屡出土据成书年代不超过300年的论语，诸子的竹简相比，估希腊之伟大著作，至今只拿出一张账单纸，还不兴拍照，还有少量“损毁的无法清晰解读但是肯定是伟大著作”的草纸卷，还是埃及出土的。他本土挖出来的碑铭神马的，无一能证实他有过这么先进庞大的文化群体。倒是埃及和两河地区，还有波斯波利斯古城遗址挖出大量遗存，以一位洋学者的话说，波斯波利斯的草纸卷，让他发现波斯乃希腊吸取东方文明的乳母，前者为文明，后者才为野蛮。
还有，洋人自己给估希腊开的学者名单，前苏格拉底时代，从荷马，希罗多德，毕达哥拉斯算起，他们的籍贯都很有趣。他们若非生长于东方，身为波斯国王之子民，就是上人家那儿取过经。造成我们起疑也很合理吧。洋人叫窝国东方的雅典，某种程度由于被彼20世纪初的文化宣传蒙骗，但是反过来像也不无道理。要是华夏国脉断绝，语言死亡，部分遗稿被译成倭语，按洋人的考古标准，这些文明都属于彼辈，还挺顺情顺理的呢。
总而言之，估希腊的概念，承载了洋人近代以来大量文化构建的意识形态基础，深深关乎他们的自我认知，他们从这个角度创造出来的历史，真的脱离了他们的老习惯，以亚当堕落诺亚洪水为起点，构建高于异教徒之上的神圣历史的旧史学眼光了么？不过是换个马甲吧，宗教的神圣历史，成了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历史叙述，其核心思想还是一样的。此乃彼都人士之基础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人家都有严肃反思者，某国砖家既不能耐心，客观，令人信服地解释白丁们上述疑惑，就厉声厉色地通过教材报刊通俗读物灌输给白丁相信‘理性诞生在希腊，白丁自己的国家木有真正的历史’，这可是关乎尊严和生死的大事，就这样的态度不能服众吧。
《黑色雅典娜》读后感(三)：西方文明长着东方的根
有一个很久以来一直不大受质疑的文明谱系图：古希腊催生了罗马、罗马产生了基督教欧洲、基督教欧洲萌发了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带来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又引发了现代化。这个按顺序编列的道德成功史本身已经作为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受到一些知识分子的批评和深刻反省，而《黑色雅典娜》则对准了这个神话大厦的基石，它论证了这样一种可能：作为西方文明根源的古希腊文明，其本身就深受东方文明（尤其是埃及）的影响。
吊诡的是：正是因为之前的那个神话早已深入人心，所以《黑色雅典娜》才获得那么大的成功：它在出版之后引发无休止的争论，早已不是一本专著的问题，而演变成了一个旷日持久的学术事件。这就犹如中国人几千年来相信远古存在三皇五帝和一个黄金时代，但在顾颉刚的古史辨学派猛攻下发生了剧烈的动摇，由此爆发激烈的争辩，不仅带动上古史领域的学术进步，更重要的是它引入一种强烈的怀疑、批评精神，渐渐渗透和影响了文史研究的不同领域，乃至政治认识。
正如书中所言，在回顾西方文明起源的历史认识时，一个最明显的矛盾是：虽然近现代以来西方人通常总是强调古希腊文明的雅利安根源（他尖刻地嘲讽说，这就好像认为古希腊文明像雅典娜的诞生一样，一下子就“以相当超人的方式几乎全副武装地跳了出来”），但古希腊人自身却常常承认埃及是个更久远和发达的文明，也承认受其影响。那么到底谁说得对？
当然，古人未必就一定对——罗马传说还将自己的始祖与特洛伊王族挂上钩，很难说这是历史事实而不是一个神话；但关键在于，那些认为古希腊文明是天然具有优越性的雅利安人所独立创造的观点，也是一个不断建构出来的现代神话。显然，要证伪后者更容易入手。《黑色雅典娜》的第一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一本思想史著作：它追溯和分析了“雅利安模式”是怎样逐渐修正和推翻“古代模式”，从而成为人们认识历史和世界的主导观念的。
在作者看来，这与任何时代的思想一样，其本身不可避免地受到所处时代的影响：雅利安模式中隐含着当时逐渐取得优势地位的欧洲人的自尊和傲慢，有时甚至是露骨的种族优越感。西方人在解释自己眼下的成功和优越性时，归结于某种“本质”的东西：精神、语言结构、种族，因而早先对埃及和东方的崇拜被逆转，即便希腊的文化遗产是近代欧洲人从伊斯兰世界那里转译过来了，他们也只被看作是图书管理员，而非有创见的思想家。
强调希腊文化的本土根源，在某种程度上是种族中心主义情绪在作怪。除了极少数特例外，绝大多数文明的起源都很难说是独创的。只不过在近代以来的欧洲浪漫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看来，“希腊不仅是欧洲的缩影，而且是欧洲纯洁的童年”，因而无法忍受希腊深受亚非“低等种族”影响的结论。早期的欧洲人还比较尊敬埃及文明，而到18-19世纪，埃及和整个东方都已在西方人眼里被看作是本质上病态和无生命力的了。书中无情地嘲笑了那个时代的种族和进步观念：文艺复兴人并不确定古埃及人的肤色，热爱埃及的共济会成员往往把埃及人视为白人，但19世纪初的希腊狂们开始怀疑埃及人不是白人。这不免也让人想起中国人的遭遇：早先中国人也曾被欧洲人视为白人，但后来渐渐“变成了”黄种人。吊诡的是，书名是《黑色雅典娜》，但作者也不能确定古埃及人是否是黑人，虽然这里“黑色”仅仅是一个比喻。
其实希腊受古埃及和腓尼基文化影响，原本是不值得惊奇的。人类历史原本就是一个不断扩大和加深的、相互影响的网络，那些最孤立的文化通常最落后，而能与外界不断交流学习的文化才能获得不断成长。欧洲文明之所以最早诞生在遥远的地中海岛屿克里特岛上，无疑也正是因为在远古时代，这里相比欧洲任何其它地区，距离埃及、腓尼基等当时发达的文明中心最近。在A.T.奥姆斯特德的《波斯帝国史》中，这个古波斯史的权威就曾说：“好奇的希腊人似乎像他们的前辈米诺斯人和迈锡尼人一样，不过是古代东方文化的学习者。”他甚至认为“希腊一直受到东方的影响。从任何一种意义上来说，米诺斯时期的克里特都可以被认为是东方世界的成员”。
话虽如此，要证实“雅利安模式”是一种有待批判的东方主义观点而非客观的学术论点，这需要坚实的证据。这一学术事件中的很多争议也正是集中在此，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作者的论断是否成立——他究竟是指出了一个被遮蔽的真理，还是仅仅用政治正确来取代学术研究的外行人？在1987年发表《黑色雅典娜》第一卷之后，马丁•伯尔纳又陆续在1991年和2006年发表第二、三卷，分别运用考古学和历史语言学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鉴于有关的争论在这20年间早已沸反盈天，他在2001年还专门出了一本Black Athena Writes Back来回应批评和反对的声浪，其中举证埃及学、古典学、历史文献、语言学、科技等诸方面的证据，表明古希腊毫无疑问从东方借鉴学习了大量先进文化，例如，希腊语词汇中可能有多达20-25%来源于古埃及语，而希腊神灵和诸多地名的语源也出自埃及。这方面语言学证据确实至关重要，不仅因为“语言是雅利安模式中的至圣所”，被视为民族独一无二精神的根本体现，而且它也是为数不多的证据来源，但语源学的解释不可否认地容易有诸多推测和争论：根据周及徐的论证，汉语甚至有许多关键词汇与印欧语同源。
马丁•伯尔纳在撰写这本学术著作时并不掩盖自己的政治意图：他想要反驳和颠覆欧洲中心论的最基本假设之一，即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东方（尤其黑非洲）一直是被动的旁观者，因此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被边缘化是合理的。这是《东方学》、《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等一系列著作的共同信念，即“观念史研究是走向精神解放之必需的一步”（凯恩斯语），通过揭露那些欧洲中心主义的叙事是如何建构起来的，使非西方人从自卑情结中获得解放。然而这也要提防一种“西方主义”的陷阱：即反过来认为欧洲只是东方力量或影响的一个被动受益者。有些人走得太远，竟发展出一种非洲中心论，认为非洲是所有文明之根，这无疑是一个令人遗憾的错误，也绝不是《黑色雅典娜》的本意，因为这无异于重复了此前的错误。
《黑色雅典娜》读后感(四)：读后感，附勘误表
由于写论文需要读了这本书。读的并不细，因此不敢妄加评论，但是有几个印象较深的地方：一是贝尔纳作为古典学界的非职业人士，能够去承担这样一项庞大繁杂的任务，实在是不容易的。如果说第一卷只是以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来整理欧洲人对古典文明的观念变迁的历史，因而可能只会被视为一种外在性的批评的话，那么第二第三卷就必须应该引起任何严肃的古典学家的注意了。当然事实上它引起的反响巨大，不需要我细说。二是这本书观点的尺度把握的非常好，一方面，它所采取的“修正的古代模式”的立场构成了一个可以与雅利安模式相抗衡的总体框架，从而为后来的研究开辟了道路；另一方面，它弱化了从开始所引用的“范式”观念中包含的对抗和竞争性，而是强调修正的古代模式的“相对合理性”，这可以使作者免受许多不必要的攻击。事实上要对这样一个纲领性的观点提出整体性的批判也是不容易的，反对贝尔纳的作者大多也只能与其在细节之处周旋，例如Mary Lefkowitz在她的书中所做的那样。不过，虽然她的反驳已经很成系统，但是更多是针对某些特殊的非洲中心主义以及对种族主义的滥用，而我相信贝尔纳不是其中一员。值得一提的是，Lefkowitz在书中指到一件“已不为年轻人所知”的恶性种族事件，个人认为应当是二战中的屠杀。这也说明，Lefkowitz知道种族问题在西方确实是个痼疾，但她相信涉及到希腊古典时，它是个纯学术问题而不掺有种族嫌疑。虽然，这也正是贝尔纳所启示的：种族问题究竟渗透了多深，有没有伤害到纯洁的古典和科学研究，以至于重构了欧美的核心政治话语，这是人们在各个层面上仍然争吵不休的话题。
另外是小建议：重印时建议页边附上原书页码以便查找，对于这样一本学术著作，这应当是起码的常识。当然，我相信这书会重印以至再版的，它对于任何“希腊狂”都是一针清醒剂。
附一个对译文的改进意见。其实就书的难度而言，此书的翻译总体上还是不错的。
第xvii页 地图2 应为 表2
第64页（原书第81页） “从上面对希腊作者的指称可以看出……” “指称”疑为“引用”。原文As can be seen from the references to Greek authors made above...
第66页（原书83页）“看起来……带来了如此混乱”建议把“如此”改为“这样的”更通顺些，原文It appears to have been...that has caused such confusions to ancient and modern writers.
第105页（原书120页）“这解释了为什么对后者有大量背离。” “背离”应为“轻视”，因为埃及宗教的原初性和正统性使希腊宗教不那么被看重。原文and this explains the massive turning away from the latter.
第108页（原书122页）“但对于没有这一优先承担的历史学家来说……” “优先承担”应为“在先的信念”，此处指非基督教历史学家不承担基督教历史观的先入之见。原文For historians without this prior commitment...
第116页（原书131页）“他的立意可以直接向前追寻到约翰·洛克” “向前”似乎会产生歧义，因为“他”是2世纪人，建议改译为“……可以直接与约翰·洛克的立意联系起来”。原文in a spirit that can...be directly traced forward to John Locke
第124页（原书139-140页） “例如，据估计，任何一年在塞加拉有一万只圣鹮。”似乎这样组织更好些：“以塞加拉为例，据估计在任何一年都有一万只圣鹮。”原文It has been estimated, for instance, that in any one year there were 10000 ibises at Saqqara.
第147页（原书165页） “玫瑰十字会会员或为他们说话的人们” 依上下文来看“为他们说话”似乎改为“代表他们说话”更为合适和无歧义。原文the Rosicrucians, or those who claimed to speak for them...
第173页（原书194页） “通常穿着常规的衣服”似乎是个奇怪的误译。应为“具有总体上说规律的习惯”。原文of generally regular habits
同上（原书195页） “……无神论者、有神论者、异教徒……” “有神论者”似乎应该指出其为持多神论或其他观点者，theist中的一神论者不应算作异端。
第178页（原书199页） “孟德斯鸠把它归因于灌溉的道德上进步的效果” 这句子很难懂，译为“灌溉所引起的道德进步”即可。原文...Montesquieu...had attributed it to the morally improving effects of irrigation...
第190页（原书213页） “这是对非常真实的埃及关心死亡的重视” 也很难懂，译为“这是对埃及对于死亡最为真切之关注的评价”。原文...it was an appreciation of the very real Egyptian concern with death...
第193页（原书216页） 《哲学行为》（Acta Philosophorum）似乎译为《哲学学报》即可，和Acta Astronautica之类的差不多。
第240页（原书267页） “而埃及现在本质上被视为外国的（alien）、奇特的” “外国的”似乎用“陌生的”或“异己的”更好。
第261页脚注32（原书488页，尾注） “关于雅恩‘神父’及他的锻炼（exercises）和焚书” “锻炼”应为“行为”较合适。
第289页（原书319页） “从1830年代，关于最先进的大陆学术知识成了在英国打击英国国教学术体制的大棒……”大概还是改为“在英国，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最先进的大陆学术知识成了打击国教学术体制的大棒……”较好。原文From the 1830s in England knowledge of the most advanced continental scholarship was a stick to beat the Anglican academic establishment...
第324页（原书355页） “雇佣军们和许多他们的迦太基对手在战争中都被处死” 战争中用“杀死”较“处死”为好。原文...both the mercenaries and a number of their Carthaginian opponents were put to death in scenes of exceptional horror.
第378页（原书417页） “特别是在纳粹粉碎了雅利安人绝对独特和高等的观念之后” “粉碎”不妥。应译为“特别是在纳粹使雅利安人绝对独特和高等这一观念蒙羞之后”。原文...especially after the Nazis had discredited the notion that Aryans were categorically distinct and superior.
欢迎补充。
《黑色雅典娜》读后感(五)：《黑色雅典娜》与希腊文明的自我认同
作者：白钢
马丁·贝尔纳是极少数的西方思想家，能够从容出入以希腊-罗马为核心的西方文明传统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明传统。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传承、曾长期在世界文明体中居于领先地位的文明古国，经历了近代为列强凌辱的历史，面对重返世界历史中心地位的前景，在世界文明史的视野下思考希腊之为希腊的情由、特质、因果、命运，绝不只是纯粹抽象的、学院式的、从概念到概念的、只提供某种智力愉悦之用的，它关涉到西方文明的历史-现实认同，由之生发出的各种有关西方-东方、现代-前现代、常态-非常态的思维，都或明或暗、或有意或无意地指向被标志为“希腊”的文明象征。
如果说，有什么严肃的著作能让接受良好教养的古典学（在西方的语境下，它特指建立在语文学基础上的古希腊、罗马文明研究）学者及追随者惊愕失态，马丁·贝尔纳（MartinBernal）的《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犅犾犪犮犽犃狋犺犲狀犪：犜犺犲犃犳狉狅犪狊犻犪狋犻犮犚狅狅狋狊狅犳犆犾犪狊狊犻犮犪犾犆犻狏犻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犐-犐犐犐，1987—2006）堪称此类作品之代表。
对于深明古典学研究之传承、路径、取法、旨归（简而言之，是为家法）的学者而言，尽管不时会遇到一些偏离家法的异类作品及作者，其中也不乏离经叛道、石破天惊之语，但是几乎没有一部作品会像《黑色雅典娜》那样引发如此深刻强烈的不满与不安：其他作品无非是试图质疑、动摇古典学研究的若干结论，而《黑色雅典娜》则意在颠覆现代古典学的整体预设、学科基础乃至自身的合法性。这样的一部颠覆性作品来自一个学术背景原本与古典学不甚相关的学者之手，尽管并不出人意料，但对于恪守家法的古典学同情者，则更加深了内心深处的抵触乃至敌意。
马丁·贝尔纳于1937年出身于一个伦敦的学者与艺术家家庭，父亲是著名的物理学家，母亲为艺术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外祖父是一代埃及学宗师艾伦·加德纳（SirAlanGardiner）。这一家学渊源及对遥远的东方文明的兴趣，与他后来所从事的整体学术活动不无关联。他于1966年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选择的学术重点为中国-东亚研究，1972年来到康奈尔大学任教于政府及近东研究专业，并在那里于2001年荣休。在整个60—70年代，他以汉学家-东亚学家而著称。当时没有人会想到，这个东亚学家未来会完成一次巨大的学术转向并改变整个相关学科的情状。
黑色雅典娜》作为对于希腊文明的起源及发展进行整体重估的系统著作，第一卷名为《构造古希腊1785—1985》（1987），可视作整体作品的理论奠基；第二卷为《考古与文献证据》（1991），从考古证据与文献考索两方面着手，论证埃及-西亚文明对希腊的影响；第三卷为《语言学证据》（2006），是对于古希腊语中的埃及与闪米特外来成分的论证。
《黑色雅典娜》的二、三两卷由于较高的专业度主要在学界内部引发讨论，其第一卷则因较强的理论特征，更方便具有各种学科背景者自由随性地围绕其主题展开激辩，因而影响远远超越古典学乃至古代文明研究的范围，甚而构成了某种带有标志性意味的公共话题。第一卷的核心在于梳理了希腊历史解释中存在的两种模式及其各自的因由、发展：1.将希腊视作仅属欧洲或雅利安的“雅利安模式”，它不断强化某种纯粹、独立、特异、不受他者影响的希腊精神及希腊性，并将之标示为希腊文明的根本特征。这一模式于19世纪上半叶形成，与反犹主义（Antisemitism）之社会-政治运动相互激发促成；2.将希腊视作处于埃及与西亚的影响之下生长并不断与其发生文明交互作用的“古代模式”，命名为“古代”，因为这是希腊人在古典及希腊化时代通行的看法。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应以“修正的古代模式”对希腊文明加以体认，即在回归古代模式的基础上，与现代学术研究的新成果加以结合。
仅就此大体之结构而言，已可推想受古典教育滋养多年的学人与学子之愤懑情状。古典之为古典（Classics），即在将特定的文明传统标示为具有绝对意义的经典，并在此基础上确立该传统之于他者的卓然地位。现代意义上的西方古典学，从作为神学附庸的地位摆脱而达致独立，其标志即在提出“以希腊解释希腊”的原则，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有关希腊历史与文明的整体解释，并将之作为决定着欧洲之为欧洲、西方之为西方的文明论意义上的绝对起源。而《黑色雅典娜》一书直接挑战的正是“以希腊解释希腊”的古典学原则：它指出，这一原则非但不客观、不合理，不足以解释希腊文明的历史实际，也不符合希腊人理解自身历史—文明的精神实际；所谓以希腊解释希腊，不过是将某种与19世纪西方殖民征服运动（及反犹主义）相应的意识形态话语强加于希腊，以希腊的名义强加于欧洲，以欧洲的名义强加于世界。这对于古典学真可谓釜底抽薪的诛心之论。
毫无疑问，贝尔纳的《黑色雅典娜》是比萨义德的《东方学》对于欧洲文明中心论颠覆意味更强烈也更彻底的著作。由于其作者本身学术背景的另类性、作品本身涉及问题的深广复杂及与现实紧密的纠结、作者行文风格与结论的鲜明决绝、其解释路向具有的巨大的颠覆性及革命性的特征，都注定该书始终与巨大的争议相伴。1996年，由拉夫科维兹（MaryR.Lefkowitz）与罗杰斯（GuyMacLeanRogers）主编的厚达500页的《黑色雅典娜评述》（犅犾犪犮犽犃狋犺犲狀犪犚犲狏犻狊犻狋犲犱）一书，阵容涵盖古典学、埃及学、人类学、历史学、东方学、语言学等诸多学科的知名学者，展开了对于《黑色雅典娜》一书的全方位的批评与批判，其主题已经远超常态的学术批评的程量，堪称欧美学界对于贝尔纳著作及其本人的一次系统性的口诛笔伐。然而贝尔纳也真称得上坚毅强悍，他针对批评之作，几乎是逐篇作出针锋相对的回应，于2001年集结为《黑色雅典娜的反击》（犅犾犪犮犽犃狋犺犲狀犪狑狉犻狋犲狊犫犪犮犽）一书出版，反驳批评者之余，也不忘对于瓦尔特·布克特（WalterBurkert）与马丁·韦斯特（MartinWest）这两位深谙古典学传统又具有广阔视野、以各自的方式对传统古典学的希腊中心主义予以批判-修正的学者著作（Burkert: Th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 Near Eastern Influence on Greek Cultu re in the Early Arachaic Age ; West : East Face of Helicon : West Asiatic Elements in G reek Poetry and Myth）予以高度赞赏与评议。此轮历时4年的大规模正面较量，客观上极大丰富了《黑色雅典娜》一书的内在张力，也使得隐藏在有关希腊精神起源的学术化语言背后的文明自我意识乃至政治意识空前清晰地凸显出来。
《黑色雅典娜》第一卷由郝田虎、程英夫妇译为中文并于2011年出版，算得是汉语学术界的一件幸事与大事。马丁·贝尔纳是极少数的西方思想家，能够从容出入以希腊-罗马为核心的西方文明传统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明传统。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传承、曾长期在世界文明体中居于领先地位的文明古国，经历了近代为列强凌辱的历史，面对重返世界历史中心地位的前景，在世界文明史的视野下思考希腊之为希腊的情由、特质、因果、命运，绝不只是纯粹抽象的、学院式的、从概念到概念的、只提供某种智力愉悦之用的，它关涉到西方文明的历史—现实认同，由之生发出的各种有关西方—东方、现代—前现代、常态—非常态的思维，都或明或暗、或有意或无意地指向被标志为“希腊”的文明象征。在新时代重建中国文明的自觉与自信，根本上意味着要形成中国的带有普遍性的世界历史—文明史解释体系。在此意义上，如何解释希腊，不但意味着如何理解希腊—欧洲—西方，更是世界文明史视野下中国文明自我认同构造的重要环节。《黑色雅典娜》第一卷的翻译出版，可谓适当其时！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附录：
《黑色雅典娜》中译本序
马丁·贝尔纳/作 郝田虎/译
我很高兴《黑色雅典娜》第一卷能翻译成中文，这有若干理由。首先，它连接了我生命中的两个学术爱好，中国和“黑色雅典娜”项目。我在剑桥正式开始学习汉语之前很久，我和中国的联系就开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七岁时，作家和翻译家萧乾给了我一本他的书《中国而非震旦》（China but not Cathay），当时他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讲师。在书的卷首插图，他陈述了该书的主题，即中国不是神秘的东方天堂，而是一个真实的地方，中华民族当时饱受日本侵略、政治腐败和自然灾害的苦难，但中国人民的力量终将使它胜利。我最受吸引的地方是，他把这些用毛笔以中文写出来，辅以蓝墨水的英文翻译。
当我的父亲J·D·贝尔纳带我到剑桥拜访他的老朋友和同事李约瑟时，后来的联系形成了。李约瑟的书房满是中文书和中国同事，他们耐心地解答了我关于中国的许多问题。我在剑桥正式开始学习汉语是在1957年，1959年———整整五十年前！———我终于前往中国，在北大和其他外国学生一起留学。这是“大跃进”开始的“苦涩年代”。虽然对我们西方人来说，物质条件很艰苦，但我在那里的数个月里，中国对我的吸引和我对中国的承担都增强了。
我回到剑桥和毕业以后，开始了五四运动前中国社会主义的研究计划。虽然我最终出版了关于这个题目的一本小书，但在20世纪60年代，我愈来愈被两个重要的政治发展分神。其一是在印度支那的战争，这使我参与了反对美国侵略的政治活动。其二是“文化大革命”，我发现它既痛苦，又迷人。这两个过程在1975/1976年结束，正是在那时，我改变了研究领域。我意识到，随着东亚和东南亚紧张局势的缓和，在西南亚，尤其是围绕着以色列国，紧张在增加，因此也变得更加有趣。
并不是我不再卷入中国，而是我被新题目吸引了。这其中有个人侧面，因为我虽然从小受到的是无神论教育，没有任何犹太教（或基督教）背景，但我有一些犹太血统。因此，我开始以特殊的兴趣，但是用世俗的方式研究犹太历史。我无法接受通常的目的论、宗教方法，它认为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拥有对巴勒斯坦土地的神圣权力。根据这一观点，犹太人被视为不同于居住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其他古代民族。我却想在其背景中看待犹太人，他们与腓尼基人、迦南人和埃及人有着民族和文化关系。我很快意识到，所有这些民族都与古希腊人有密切联系。这实际上是古典时期，即公元前6到4世纪希腊人自己的观点。但很久以后，古希腊人在历史编纂上深深陷入19世纪北欧制造的“神话”中，这一神话使得他们迥然相异于他们南面和东面说闪米特语和埃及语的文化。
正是这一故事的不可信性引导我进入了《黑色雅典娜》项目。我开始遵从少数学者的意见，他们认为希腊神话和黎凡特闪米特神话之间存在细致的相似性。从这里出发，我在两个方向上继续旅行，首先我将相似性拓展到语言，尤其是词汇，其次我开始相信，埃及影响如果不是比闪米特影响更重要的话，也是同等重要的。因此，我寻找证据，以验证古希腊人的声称，即他们的宗教、数学和哲学是以埃及为基础的。
在《黑色雅典娜》的日译本序言中，我指出，我发现日本为古希腊提供了有用模式。毫无疑问，最早的日本文化的一些基本要素完全不同于中国，而且两种语言在根本上不相联系。但另一方面，忽视、贬低或否认中国对日本文明各个方面的影响，包括服饰、建筑、艺术、音乐、写作和词汇等，将是荒谬可笑的。然而，西方古典学家就是这样对待他们的“日本”，即希腊的。他们几乎完全从本土和北方的根源方面研究希腊文化。这种方法注定要失败。借用一下20世纪中国有名的领导人制定的原则，我认为，在这一情况下，我们应该“两条腿走路，土法和洋法并举”（这是毛泽东的话———译注）。
如果日本模式与古希腊模式相似，那么，中国的明显的西方祖先平行物就是埃及。古埃及吸取了其他非洲和西南亚民族的精华，但它有着延续了许多个千年的文化统一，发展出了独具特色、自成一体的文明，这一文明对相邻社会的文明有重大影响。同样，中国文化的一些侧面来自中亚和印度。但是，这些借用被完全整合进了本土的基础。中华文明对整个东亚具有中心意义，它给予的比它得到的要多得多。18世纪欧洲作家赞许地看到古埃及和中国之间的相似：官僚统治，对仪式和理性的强调，平民控制军队，重视稳定而非变化，书面符号有语音和语义内容等；相似性还表现在两个国家与周边社会相对位置的结构等同性。
我必须承认，我曾经以为，将任何一卷《黑色雅典娜》翻译成中文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任务太巨大了。现在，郝田虎和程英证明我是完全错误的。我从心底里感激他们，谢谢他们为翻译付出的精力和精神。
《黑色雅典娜》读后感(六)：鸿飞且复计东西：萨义德与贝尔纳
鸿飞且复计东西：萨义德与贝尔纳
郝田虎
2011年10月15日，马丁•贝尔纳收到《黑色雅典娜》第一卷中译本样书后，给笔者（也是译者之一）写信说：它“看起来棒极了……我尤为高兴的是，你把译本和《东方学》廿五周年纪念联系起来。能和爱德华•萨义德相关联，我总是感到自豪。”《东方学》的作者萨义德（1935-2003）和《黑色雅典娜》的作者贝尔纳（1937-2013）基本上是同龄人，在同样的年龄获颁名校博士学位，前者出生于耶路撒冷，后者出生于伦敦，却都长期执教于美国常青藤联盟大学（分别是哥伦比亚大学和康奈尔大学）。萨义德在被诊断患有髓细胞性白血病后、接受化疗时撰写了回忆录《格格不入》（Out of Place: A Memoir），贝尔纳在写作自传时也患有一种骨髓病。2012年，在《黑色雅典娜》第一卷出版四分之一世纪、《东方学》出版三分之一世纪之后，贝尔纳的自传《一生的地理》（Geography of a Life）面世了。这本新书披露了两位大学问家交往过程中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为笔者追溯二者的学术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作为学术界的大腕，萨义德和贝尔纳的共同特点是，都跨越了东方和西方的界限，纵情驰骋于广阔的学术领域，立论鲜明，见解新颖，饱受争议（有人欢呼，有人诅咒，有人会意，有人曲解），影响深远，为后来者开辟了新的学术方向和学术道路。两部代表作都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萨义德生前看到了《东方学》的三十六种译本，《黑色雅典娜》迄今也有东西方语言十几种译本。笔者毕业于北京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贝尔纳曾留学北大，萨义德执教于哥大英文系，笔者与贝尔纳通信近十年，亦有缘亲聆萨义德教诲，因为这些关系，因为读了他们的著作感慨系之，特意形诸文字，与君共享。
萨义德是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却身为基督徒，生于富商家庭，接受了西式教育，在英国占领期间就读于埃及开罗的西方学校，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1964年以关于康拉德的研究论文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成为当代美国最富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和巴勒斯坦在西方最为雄辩的代言人。1947年，萨义德和家人被迫从巴勒斯坦流亡，直至1992年才得以故地重游，再睹祖宅。“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这是怎样的锥心之痛啊。贝尔纳出身名门，其父J. D. 贝尔纳（1901-1971）系英国著名科学家、社会活动家，曾任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其外祖父A. H. 加德纳爵士系著名埃及学家，所著《埃及语语法》在出版后半个世纪一直是权威著作。贝尔纳在父母两边都有一些犹太血统，但开明、进步的父母从小给予他的是无神论教育，并鼓励他学汉语，为他延聘了历史学家骆惠敏做老师。贝尔纳与父亲的朋友萧乾和李约瑟的接触，更是增强了他对中国和中文的兴趣。（《一生的地理》中有关中国部分的中译文已先于原书出版，连载于台北《传记文学》2012年6月至9月号，题为《我与中国：贝尔纳中国行纪》，杨光、郝田虎译。其留学北大一章尤为引人入胜。）1957年，贝尔纳结束在皇家空军的服役后，考入剑桥大学，正式开始学习中文；1959-60年，留学北大，进修汉语；1962-64年，负笈于伯克利和哈佛；1966年，以《一九〇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获得剑桥大学东方学博士学位。1972年加入康奈尔大学政府系，直至2001年荣休。七十年代中期以后，贝尔纳的学术兴趣从远东转向了近东，开始从事《黑色雅典娜》的研究项目。贝尔纳和萨义德的足迹都遍布全世界。可以说，他们的人生和学术轨迹都辗转于东西方之间，从东方到西方，从西方到东方，来回往复，超脱凌越，以宏阔的视野和高明的识见开拓出知识的新天地。萨义德曾自命为东西文化的“两栖人”，贝尔纳又何尝不是两栖人呢？甚至可以说是多栖人。
经过整整三十年的艰苦努力，贝尔纳在大西洋两岸发表了《黑色雅典娜》三卷煌煌巨著，总计2100页。这本书无情剥开了关于古希腊文明起源的“雅利安模式”的面具，揭露其种族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实质，批判其系统忽视、否认和压制古已有之的“古代模式”的错误，并提议了“修正的古代模式”，主张地中海东部地区在古代的一体化，强调埃及和黎凡特地区在希腊文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贝尔纳对雅利安模式内在的种族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与萨义德对英国、法国和美国学术界和大众文化由于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等原因，系统地扭曲伊斯兰世界和阿拉伯文化形象，即所谓“东方学”传统的批判，在学术理路和精神实质上是一脉相承的。难怪萨义德将《黑色雅典娜》积极推荐给哈佛大学出版社（虽然最终流产），在第一卷出版后立即写信向贝尔纳索要该书，并于同年（1987）12月邀请贝尔纳前往哥伦比亚大学演讲，听众是他精选的一组文学批评家。贝尔纳说，这次演讲对精英文学圈认可接受他有所助益。而且，萨义德在不同场合，一再赞扬颇有影响的《黑色雅典娜》遵循了《东方学》的思路，是“一部纪念碑式的、开拓性的作品”（《黑色雅典娜》第二卷封底）。萨义德欣赏贝尔纳，提携贝尔纳，贝尔纳对此感之念之。贝尔纳尤为钦佩萨义德为巴勒斯坦辩护的英勇立场，萨义德知道这一点，但对贝尔纳不公开表态支持感到失望。萨义德逝世后，康奈尔大学举行了追思会，贝尔纳出席并发言赞成单一的世俗巴勒斯坦国。想来这是贝尔纳对萨义德的投桃报李吧，虽然来得迟了点。在《一生的地理》前言中，贝尔纳将自己的自传写作行为和萨义德先前的类似行为直接并列起来，惺惺相惜之意跃然纸上。贝尔纳的母亲和显赫的外祖父都在八十多岁时写了回忆录，贝尔纳的确步了家庭先辈的后尘，但他心目中的榜样还是勇敢、正直、不屈的萨义德。甚至《一生的地理》的书名也可以看出萨义德的痕迹，因为后者在《格格不入》的前言讲，“地理”是他早年记忆的核心。借用萨义德的术语来说，Geography of a Life和Out of Place: A Memoir恰好形成对位关系，相异而又和谐。作为地理上和精神上的流亡者，萨义德掩藏不住他的愤懑之情和无限怅惘；贝尔纳作为生长于西方主流社会的左翼知识分子，也有许多不满的时候，但多了一份从容。
显然，萨义德和贝尔纳通过文本解读和学术史梳理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清算都受到了法国思想家福柯的影响。《东方学》多次引述福柯，尽管萨义德当时并不认识福柯；贝尔纳和福柯早在七十年代初结识，但《黑色雅典娜》没有直接引用福柯。《东方学》的基本方法是福柯式的，即把东方学作为一种话语进行剖析，发掘出知识背后的权力阴影。“文本必须作为特定历史时空的产物并以我所称的各种现世的方式来加以阅读，”晚年的萨义德自信而睿智地宣布（《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2007年第二版，2003年版序言）。虽然萨义德在访谈中一再澄清他和福柯的区别，但他承认福柯对他启发最大的就是方法，福柯和乔姆斯基都有一种“对于知识的策略感”（《权力、政治与文化：萨义德访谈录》，单德兴译，三联2006年版，110页）。贝尔纳从知识社会学或知识政治学角度对1785-1850年间欧洲古代学（古典学）兴起的分析，从大的方面说，也是话语-权力的理路，尽管《黑色雅典娜》并未引用福柯。据《一生的地理》披露，七十年代早期（应该就在贝尔纳开始从事“黑色雅典娜”研究前不久），贝尔纳在康奈尔的特柳赖德会所与福柯结识，福柯在绮色佳想做三件事情：吸大麻，看色情片，吃麦当劳。这些趣事之外，贝尔纳在福柯房间聊天时，哲学家一边享用大麻一边兴致勃勃地说，贝尔纳发现了他的秘密：他是个毛主义者。能发现福柯秘密的人肯定对他有非同寻常的理解；更何况，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早已被学界消化吸收了，成为无形无色而无处不在的空气。
萨义德和贝尔纳共同关注的另外一名法国人是十九世纪小说家福楼拜。福楼拜是萨义德衷心崇拜的作家之一，他认为，福楼拜和内瓦尔的文本比19世纪任何其他东方旅行者的文本都更富于个体美学色彩。尽管如此，福楼拜依然摆脱不了“东方学”的窠臼。试看萨义德援引的福楼拜片段是如何鲜明有力：
卡斯尔•安尼医院。……好多梅毒病人；在阿拔斯的马穆鲁克病房，好几个人臀部患有此症。在医生的指令下，他们站在床上，解开裤带（就像军队操练一样），用手指掰开肛门以显露里面的疮疳。巨大的漏斗状；有一个肛门里面还长了毛。一个老头的阴茎完全没有皮；秽气熏得我直往后缩。一个佝偻病患者：双手向后蜷缩，指甲长得像爪子；瘦骨嶙峋，活像一具骷髅；身体的其余部分也瘦得出奇，头上长满灰白的麻风。
解剖室：……桌上有一具阿拉伯人的尸体，已被开肠破肚；漂亮的黑发……（《东方学》王宇根译本240-41页，有修正）
福楼拜以精确的细节将令人作呕的“东方”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性和疾病共生存，丑陋和龌龊齐飞扬。最后那句“漂亮的黑发”总算挽救了读者垂败的气息，回味一下，却还是恶心。在如许精彩面前，作为后来者的贝尔纳似乎很难找到足以媲美的引文了。然而，功夫不负有心人，贝尔纳在福楼拜的信件中发现小说家在创作《萨朗波》时，曾邀请龚古尔兄弟参加读书活动，并“在七点钟吃东方正餐。将会奉上人肉、中产阶级的脑髓、犀牛油煎母老虎的阴蒂。”（《黑色雅典娜》第一卷，郝田虎、程英译，2011年，325页）尽管寥寥数笔，作家此处狂野的想像和骇人可笑的夸张与萨义德引文中现实主义的白描相映成趣，相得益彰。大约贝尔纳躲在“东方正餐”后面暗暗得意吧。
同是用来图示东方主义，贝尔纳的福楼拜比起萨义德的福楼拜并不逊色；然而我们不难察觉到二者风格的显著不同。萨义德如天马行空，贝尔纳则步步为营；我们随着萨义德在高空飘浮，如闻仙乐，却跟着贝尔纳向纵深掘进，直逼精华。相比之下，萨义德更像艺术家，显得疏阔空灵，而贝尔纳学者气息浓厚，更为细密谨严。贝尔纳在自传里讲（428页），虽然人们一再告诉他他的《黑色雅典娜》项目和萨义德的《东方学》如出一辙，他却惊讶地发现两者截然不同：萨义德微妙精到，广征博引，别有寄托（subtle and allusive），而他自己平淡乏味，更加马克思主义（more pedestrian or Marxist）。这是对双子星座学术风格和政治立场区别的巧妙概括，但并不影响他们在学术理路和精神实质方面的高度一致。萨义德的确批评了马克思“浪漫主义的东方学视野”（王宇根译本199页），但他承认马克思对可怜的亚洲抱有博大的同情心，并且把马克思的话用作扉页的两条引语之一：“他们无法表述（再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再现）。”马克思预示了二十世纪福柯的话语理论（萨义德在《世界•文本•批评家》中直接论及了这一点），提示了萨义德的基本研究思路。萨义德自称为自由、独立的知识分子，而非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对马克思思想的许多侧面和马克思的人文关怀是服膺的。
在笔者看来，萨义德的疏阔有时难免疏漏，相比之下贝尔纳更加严谨。这一点可以从他们的两段共同引文看出来。首先，两者都援引了东方学奠基人威廉•琼斯爵士的话来说明梵文与希腊文、拉丁文有着“极强的亲和性”，有可能来自“某种共同的源头”，但萨义德略掉了紧接着的一句话：“这一源头或许已不存在”，而贝尔纳的引文是完整的。（参见《东方学》原文79页，中译本102页；《黑色雅典娜》第一卷原文229页，中译本205页。）这段有名的话奠定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基础，萨义德作为权威学者，其有意无意的省略很容易误导读者。再者，为了说明十九世纪中期的东方学如何将种族歧视科学化、学术化，他们都引用了法国闪米特学家埃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的名著《闪语通史与比较体系》（Histoire Générale et Système Comparé des Langues Sémitiques），但在词句上有差别，甚至内容上也不尽一致。试比较：
One sees that in all things the Semitic race appears to us to be an incomplete race, by virtue of its simplicity. This race—if I dare use the analogy—is to the Indo-European family what a pencil sketch is to painting; it lacks that variety, that amplitude, that abundance of life which is the condition of perfectibility. (《东方学》原文149页，中译本192-93页)
The Semitic race appears to us as incomplete through its simplicity. It is, dare I say it, to the Indo-European family what drawing is to painting or plainsong to modern music. It lacks that variety, that scale, that superabundance of life that is necessary for perfectibility. (《黑色雅典娜》第一卷，原文345-46页，中译本314-15页)
此处的精彩看点是两位学者法译英的较量。但贝尔纳的引文中多出了“或素歌与现代音乐相比”，这是怎么回事呢？“谷歌图书”（Google Books）中可以查到1855年版的勒南原书，这是贝尔纳引用的版本。
En toute chose, on le voit, la race sémitique nous apparaît comme une race incomplète par sa simplicité même. Elle est, si j’ose le dire, à la famille indo-européenne, ce que le clair-obscur est à la peinture, ce que le plain-chant est à la musique moderne; elle manque de cette variété, de cette largeur, de cette surabondance de vie qui est la condition de la perfectibilité.（17页）
萨义德和贝尔纳的译文互有长短：前者第一句更忠实，包括保留了in all things（“在所有方面”，王宇根译本对此理解有偏差，也没有明确是因为简单而不完整）；后者把surabondance译成superabundance比萨义德的abundance更准确。两者翻译largeur的措辞都有歧义，导致两本书的中译者在没有核对法文原书的情况下（他们似乎没有这个义务），对这个词译得都不到位：实际上，largeur意思是breadth, broadness, width（广大、广阔），而非“丰富性”（amplitude）或“比例”（scale）。但萨义德译文的主要问题是漏掉了“素歌与现代音乐相比”，这一失误是因为他查阅的法文版本不一样吗？笔者核对了另外两个版本：1858年第二版和1863年版。三者大同小异，仅有一处实质性异文，第一版的clair-obscur（采用明暗对比的美术作品）在后面两个版本中是grisaille（有浮雕感的灰色单色画），ce que le plain-chant est à la musique moderne这部分在三个版本中都有。看来，精通音乐的萨义德也有对音乐视而不见的时候。荷马打盹了。
我们该如何看待萨义德引用时的“不严谨”现象呢？首先，萨义德本人反对这么做，认为有必要完整地理解原作。举个例子。萨义德在讨论《东方学》写作的个人层面时，引用了葛兰西《狱中笔记》的一段话，来说明批判性反思的起点是“认识你自己”，但“认识你自己”是迄今为止历史过程的产物，历史过程在你身上留下无数痕迹，却没有清单（inventory）。萨义德看到的唯一英译本令人困惑地到此为止，但其实意大利原文紧接着还有这么一句话：“因此，当务之急是编制这样的清单。”（参见王宇根译本33页）萨义德很高兴他在重要段落里找回了被省略的这句话，在一次访谈中还专门提及此事（单德兴译本231页）。可见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萨义德知晓引文准确的重要性。这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萨义德也很警惕批评中的科学主义倾向（单德兴译本23-24页）。艺术气质浓厚的萨义德偶尔不小心失误一下，倒也无伤大雅，鲁迅还写通假字呢。我们没必要就此大做文章，抨击萨义德不够学术。我只是想说，相比之下，贝尔纳学者气质更浓，在有些地方更为谨严。认真而不钻牛角尖，摒弃科学主义而又一丝不苟，大概这就是我们应该秉持的治学态度吧。（顺便指出，萨义德在访谈中提及的科学史家Bernal应该是《历史上的科学》的作者、马丁•贝尔纳的父亲J. D. 贝尔纳，而非马丁•贝尔纳，《权力、政治与文化：萨义德访谈录》原书索引编制者和该书中译者都搞错了。我们却由此可知，博学的萨义德对贝尔纳父子的著作都很熟悉。）
作为极富影响的先驱者，萨义德和贝尔纳都希望读者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萨义德在1994年为《东方学》写的后记中说：“我希望读者们能通过阅读我的书而产生自己的新的研究，用一种宽容的、可行的方式阐明阿拉伯和其他民族的历史经验。这一点肯定已经出现在欧洲、美国、澳大利亚、印度次大陆、加勒比海地区、爱尔兰、拉丁美洲和非洲的部分地区”（王宇根译本436页）。《东方学》开创性的贡献就在于它为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打开了“一个新的思想空间”（2003年版序言）。萨义德的意图旨在“将知识分子从东方学这类思想体系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王宇根译本436页，有修正），为人类自由这一终极目标做铺路石。同样，受到萨义德影响的贝尔纳在《黑色雅典娜》第一卷绪言的结尾处写道：本书的政治目的是“减少欧洲的文化傲慢”，其学术目的是“为了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以便具有更好资格的女士和男士继续工作”（中译本57页）。十年之后，有学者做出类似呼吁：激动人心的“黑色雅典娜”项目依然具有可行性和全球重要性，但非一人之力可以完成，需要相关领域更多的专门家加入进来。又过了十年，尽管围绕着《黑色雅典娜》的争论不曾停歇，但在亚非语对希腊语的影响方面，贝尔纳几乎仍是孤军奋战，很少有人进入他开拓的新领域。古典学家甚至因为他们自己不把词源学用作重构希腊史前史的工具，所以要求贝尔纳也停止这么做。虽然《黑色雅典娜》第三卷“语言学证据”的销路不错，贝尔纳在自传末尾还是显得疲倦、悲观，不复有第一卷时认为21世纪初会普遍接受一种修正的古代模式的豪情和自信。雅利安模式也是像东方学一样的“思想体系的枷锁”，枝繁叶茂，根深蒂固，要彻底掀翻它们，远非一日之功可以奏效。所幸我们有萨义德和贝尔纳这样无畏的大力士和非凡的天才，他们的批判和揭露厥功甚伟，业已完成了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工作。萨义德仙逝多年，他的著作和思想在中国粉丝众多，已生根发芽；贝尔纳垂垂老矣，他把中国称作“我的初恋”（2011年11月1日致笔者电邮），可他在初恋的中国有多少知音和追随者呢？
除了陈恒、黄洋、叶舒宪等人外，我们还有刘禾这位华人学者。早在1992年，刘禾就把《黑色雅典娜》和著名的《东方学》相提并论（《黑色的雅典》，《读书》1992年第10期）。事实上，现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刘禾本人的治学思路与萨义德《东方学》颇有暗合之处。在一篇近作中（《文明等级论：现代学科的政治无意识》，见《中华读书报》2012年7月11日），刘禾倡导打破学科藩篱，研究现代知识结构的产生和发展与文明论演变的关系，而文明等级论作为现代学科的政治无意识，是随着欧洲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向全球的扩张而出现的，本质上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各种人文和社会科学背后都有文明等级论的影子，刘禾尤其注意到国际法与文明等级论的关联，十九世纪的欧美列强可以公然违反国际法主权原理，对“非文明国家”实行治外法权，其堂而皇之的理由就是文明等级论。刘禾最初关注这个问题源于她对恵顿著、丁韪良译《万国公法》的研究，本来这是一个中国问题，但拔起萝卜带出泥，发现了深层次世界性的问题。其实萨义德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东方学》206-07页有一句话：“比如，约翰•西雷克的《国际法大意》（1894）认为，地球上被标识为‘未开化’（一个具有强烈东方学色彩的词，别的且不说）的地区应该被先进的列强吞并或占领”（中译本263页，有修正）。这句话虽然简短，但已经明示了刘禾的中心思想，也是启发了刘禾的Gerrit W. Gong所著《国际社会中的“文明”标准》（1984）一书的重要内容。Gong著讨论文明标准时对西雷克多所借重。西雷克是剑桥大学惠威尔国际法讲座教授，他在这一位置上是德国法学家、“现代国际法之父”奥本海（Lassa Francis Lawrence Oppenheim）的前任。后者1908年接替了西雷克的位置，并编辑出版了西雷克的论文集（1914）。在西雷克看来，ubi societas ibi jus est（拉丁文谚语，有社会处即有法律），社会与法律是相互依存的：没有社会就没有法律，没有法律就没有社会；国际法的存在意味着国际社会的存在，承认国际社会的存在就等于承认国际法的存在。而“国际社会”的概念不是不言自明的，问题就出在这儿。在西雷克那里，所谓“国际社会”和“欧洲文明”是同义词；“国际社会”包括三部分：所有欧洲国家，所有美洲国家以及夏威夷群岛、利比里亚和奥兰治自由邦等世界其它地方的少数基督教国家。于是乎，亚洲的帝国、非洲和美洲的部落以及世界各地的殖民地、附属国等众多社群统统被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当然也被排斥在国际法的适用范围之外。中外学者对近代国际法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殖民色彩多有批评，如周鲠生和马尔科姆•N•肖等。周鲠生指出，19世纪中，中国、日本、暹罗、朝鲜等国以不平等条约的法律形式被纳入国际法约束范围，尤其中国是受不平等条约的压迫和侵害最大、最久的一个大国（《国际法》上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43页），直至1943年治外法权被正式废除，中国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努力在名义上宣告完成，才开始步入“文明”国家的行列（Gong著163页）。而目前流行的多种国际法教材缺乏批判意识，对奥本海等明显带有偏见的说法照单全收，自动跌入东方学的陷阱，与周鲠生等前辈的鲜明立场相比反而倒退了，岂非咄咄怪事。这恰恰印证了萨义德的洞见：东方学要产生作用，需要东方的默认与合谋；东方学化了的东方充分说明东方学强大的宰制作用。因此，仅仅从国际法的角度，中国的东方主义就是一个大有可为的题目。对《黑色雅典娜》颇有会心的刘禾找对了方向。
近一千年前，苏东坡大概受到老杜“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的启示，在给弟弟的和诗中留下千古名句：“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萨义德和贝尔纳的漫游人生像雪泥鸿爪，又注定成为历史进程中深长的痕迹，因为他们的“东、西”之“计”作为萨义德式的“开始”（beginnings），点燃了无数读者的心灵，照亮了未来前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