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哪吒》是一本由绿妖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页数：20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猜绿妖是个对失败者格外关注的人。因为，在她的新书《少女哪咤》中，我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失败，可以说，这是一本描写失败的书。
书中有一篇标题就叫《所有失败的鱼》，这篇33个页码的小说中并没有直接谈到对失败的理解，但是在这篇小说中我体会到，相比于广袤的失败，成功是一个单薄的圆。成功是一个句号，而失败不是逗号，不是感叹号，它是一个省略号。绿妖写出这种省略。
她总是像识别一组偶数中的奇数那样，识别出人群中的失败者、残破者以及落寞者。她的笔像磁铁一样吸出了他们。这一本书，六个短篇，几乎每一个，都在写一种残败。同时，又像珍爱珠宝一样珍爱这种灰暗，挖掘它们，打磨它们，将灰暗中最灰暗的那一部分，呈现出来。
《硬蛹》写了一些与光明擦身而过的人。得到它们之前，她们就结束了生命。第一个黄玲玲是这样：“也许我们是多余的人，就像那些地洞平房一样，本来就不应该存在。有时我想，也许武功是另一个世界，但并没有人承诺过我们，那个世界就一定比现在这个更好，更不邪恶，我们在其中一定就不感觉罪恶和耻辱。”像一种宿命，另一个黄玲玲也是这样：“不知为什么，我没有走过好人的路，是我自己的问题。我应该安于活在黑暗中。我和黄玲玲都是从地洞里爬出来的多余的人，我们对世界的贡献就是恨。”
而《少女哪咤》这个短篇，失败和残痛的则不止两个少女（小路和晓冰），还有晓冰的妈妈，正如“我”所说：“我时常感觉生命就像一根灯绳，禁不住轻轻一拉。”作为一个好小说，每个读者会在其中各个不同的地方感受到痛点，比如我感受到的最痛心的一句是：“你们现在年轻，能踢能咬，还体会不到。等老了，还有无数日子过呢。”这一句就像《寻人启事》中的另一句：“一个人本身已经倒了大霉的时候，别人就会在他身边留出足够空白，这距离是正常人对可怖之物的敬畏。”
这些句子，都是最平静、冷峻的陈述，但有激光般的力量，比利刃痛，比闪电快，这些句子是瞬间进入你的心脏的。
说起来，全书中最不像失败者的角色，是《青春》中那一个“我”。她最为正常，与别的人物相比起来。她拥有其它的“我”没有的好成绩，拥有好学生的身份。然而，她仍然是落在茫茫虚空中的失败者——“我一直感觉，在身边这个无聊浅薄的生活之外，还存在一个真正的生活。我的所有的努力，都只是为了这真正的生活而做准备，我相信我对自己足够冷酷足够严厉。然而在21岁这一天，我忽然想，也许，万一，并没有真正的生活。也许真正的生活就在身边，别人都知道了，而我还没有。”那无可措手的空虚，无可措手的茫然，更加接近我们每一个人的常态。
对，常态。其实这种种失败，也许不是格外的存在，而是常态。对于失败的关注，也肯定不是绿妖有意的计划，更像一种本能的倾斜。一个真正的写作者，就像长着复眼的人，能在触目所及平静的日常中，看到飓风。一个写出失败的人，内心会有层出不穷向下旋转的楼梯，探索心灵最深的那个底部，这个过程也许在黑暗中完成，是最笨拙的摸索，可是，失败远比成功更值得书写。
《地狱的拯救》是我格外偏爱的一篇，它写的是一个人的恨意，死亡也无法解救的恨意。这是最彻底的失败，是一个永世的地狱。我知道这样极端的情感似乎离我们生活很远，但是正如我在前面所说，作者能够在一群平静的偶数中，识别出那疯狂的奇数。卫民其实是我们的放大。
而我读到的，也不仅仅是悲悯。疯狂是让人产生敬意的，正如错乱是美的。真正的文学，描述的都是我们最难言的事物。
我们的时代中，书写失败的写作者太少了。灰暗是一种很难吸引到眼光的颜色，残败的灰暗更加让人绕道而行，关于它们的描述是“无用”的，不会让你的生活更好，不会让你更接近成功。
可是这种描述又是安慰的。即使是有人帮我们认出这份失败，都堪可安慰。失败的对立面，绝对不是成功。里尔克说：有什么成功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杜甫说，文章憎命达。他们告诉我们，失败的对立面是没有，失败其实是一切。
向写出人间广大的失败的写作者，致敬。
《少女哪吒》读后感(二)：一座坛城的观想——《少女哪吒》读后记
我没有宗教信仰，但是我敬重那些身心赤诚的修行人。绿妖说她现下的生活仿佛关闭了耳鼻口，已经简化到极致，独居，每天换两趟地铁去图书馆静坐，烧火、炼字，凿刻般写出一篇篇文字。在我看来，那已经是一种修行了，它让我想起藏传佛教的僧人用沙粒构筑坛城。
两千五百多年前，佛佗就开始教导弟子制作坛城，用一把一把色彩艳丽的细沙筑成一幅繁复瑰丽的画，过程庄严而艰辛，相当于一种苦修，往往呕心沥血花费数日甚至数月，制成后再毫不犹豫地亲手扫掉，世间万种繁华，不过一掬细沙，意喻着“佛之事业始於一无所有，而能建立具足庄严之坛城，进而展开化渡之力用，终究还归一无所得。”
写作的过程很像制作坛城，独坐于外人无法进入的孤境，摒弃一切杂俗之念，从浩瀚繁星般的词汇里采集要用的沙粒，一点一滴地建筑意念中的世界，人物和情节的走向要精确到毫厘。一个坛城可以表示几乎所有真实的或意念中之物，就像语言可以组织表述出世间所有事物，而绿妖现有的作品几乎都在表达着同一个意象，她用河堤、果园、南山、13岁、写信、青春、失踪、死亡这些字眼作沙，建筑了一个叫作“宝城”的坛城。对于绿妖来说，笔下的“宝城”是她用以修行的坛城，是她证悟的道场。
也许会有人不能理解，为什么要就同一个题材进行反复的书写。我总会无来由地认为问出这个问题的人可能是个身土不二的有福之人，他与他的家乡之间丝毫不需要彼此谅解，而很多像我这样少小离家的异乡人，都有一个不能消化的故乡，往往，还有一对需要花费一生去理解的父母。对于这些人来说，如果不能解决“来处”的问题，就意味着很可能终其一生也找不到“归处”，在去往远方的路途中，这是一件无法回避的事情，像一条条大河，会经常横亘在眼前，而你，只能一遍一遍地硬着头皮趟过去，收集回忆的暗涌、激流，抚触水底的石头，还有那些浮游其中的水草和动物，直到最终完全吃透它的水性，方能安然泅渡。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过一句话：悟道这件事情，有时候立地就能成佛，有时候，便是一生的时间也嫌不够多。绿妖反复书写故乡，在我片面的理解中，就像一个人反复制作同一个坛城，那只能是因为她还需要反复从这个过程中去参悟、寻找。
《少女哪吒》中一共有六个故事，时间跨度从2007年至2015年，地跨北京、绍兴、大理、拉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绿妖都没有停止对“宝城”这座坛城的描画。坛城里有故事，有人，还有故事里的人所绘的坛城，很多时候，我们称之为“理想”，这样东西可以帮助人们抵御生活的重力，幸运者可以成功地离地飞升，最不济，也可以使人短暂地享受幻觉的甘美，像麻药，也像毒品。黄玲玲的轻功，王晓冰的逃离，赵海鹏的鸟语，孙卫红的音乐……，他们是小城里的畸人，因为幻想脱离地心引力，宁愿流离失所、众叛亲离、头破血流也要坚持。很可惜的是，他们之中绝大多数都失败了。人们所看到的是，理想如毒品般使人疯魔沉堕，所以，要不惜一切代价扑灭、斩绝它，从孩提时代起，就要掐灭理想的苗头，不让它冒头、见光。在宝城这样的小县城居民的心里，人应该学习并接受凡人的生活，生活自会发放它的奖赏，虽然没有理想所给的那么丰厚，可是作为蝼蚁般的生物，白驹过隙般的一生，那已经足够了。唯有作者对这些失败的人物们充满了感情，她筑起坛城，观想他们的失败，呕出心中淤泥，寻找破解魔力的办法。
读书观影是很私人的体验，经常伴随着偏爱和偏见，我得承认对绿妖的文字一直持着偏爱。买这本书之前我曾经想过可能会看不下去，因为我是个一向没有什么耐心读书的人，尤其是小说。另外，在我狭窄的见识里，故乡作为散文和随笔题材仿佛是种惯例，尤其是绿妖这种朴实的写法，我不知道那些落后时代里灰朴朴的故事被写成小说会是什么样子，小县城里的偷偷读武侠小说的孩子，夜里偷练武术的孩子，每周写日记交给老师的孩子，梦想考师范的孩子，放在今天又会有多少人感兴趣。
令我惊喜的是，这本小说集意外地好看，甚至比《沉默也会歌唱》和《北京小兽》更让我喜欢。读完这本书，我觉得绿妖并非着力描写那些人物和故事，而是在力图用笔还原那个时态，用一种写旧如旧的手法。大概是因为作者用第一人称书写，读这几个小故事时，就像跟着她在河堤上缓缓而行听她娓娓道来。我喜欢她的语感和节奏，平实、诚恳，不炫技，不弄虚，我最喜欢的一篇是《寻人启事》，其中有很多这样让我强烈共鸣的句子，比如“我知道人是有恶意的，这恶意总要去向一个地方，像水往低处流，我就是人群中的洼地。”“小孩像鸡蛋一样被生出来，啄破蛋壳，穿上哥哥姐姐的衣服，自己跑着跑着就长大了。”……
对于写作者来说，所有的故事都是有生命力的，有时候它像大脑里的肿瘤，不容得你忽视。它们会在脑海里不断生长，写下它们，是收割，是清算，是安慰，是结束，是永远铭记，也是永远告别，就像筑好一座坛城之后，亲手与它挥别。按佛家的说法，“被毁灭的只是外在的坛城，而在喇嘛的意念中，通过此修炼他们已吸取了更多的能量，意念中的坛城是越来越坚固了。”最后制作坛城的沙子会被装起来分成两半，一半交给参与仪式的信徒，另一半则洒入附近的河流中，让流水带着祝福流向大海，传到全世界。我手里的这本200页的书，便是绿妖用来筑城的沙，通过河水到达读者手中。读者可以观想作者所筑的坛城，悟她所悟，某种意义上的同路人，甚至可以借她之力一同抵达光明与彼岸，我想，这是作者构筑坛城最大的意义。
傍晚时分蹊跷地停了电，用笔记本残存的一点电量写下这篇文字，分享给一同观想“宝城”的同路人。
《少女哪吒》读后感(三)：文学青年？
连续几天的阴雨之后，终于放晴。
顺手拿起一本书，盘腿坐在床上读起来，就是这本《少女哪吒》。
前几日，我在黄浦区图书馆游荡，发现这本小书。
捧起，犹豫，我只能借一本书，要不要借这本？
站在书架边读完了路内写的序言，以及绿妖本人写的跋，这两篇都还不错。
当时我就知道自己注定不会喜欢这本书，读读也无妨，或许会有新发现。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不是针对绿妖本人。
在读了《北京小兽》时就不喜欢，或许是，不喜欢这种自诩小镇文学青年的姿态。
颜歌是小镇文学青年，笔下的平乐镇，我没有读过。
阿乙是小镇文学青年，小镇奇人异事，读过即忘。
李娟是小镇文学青年，她不写小说，她只写散文。
中国的城市有多少？城市又是真正的城市吗？
在我看来，不过是某种虚幻。
同样，绿妖在跋中也提到，她在异乡写作，想象着宝城。
“”宝城是一个虚构的地方，它的蓝本是我的故乡，一个指甲盖那么大的县城“。
在我看来，宝城并非虚构的地方，它是切实存在的，它就是成长的地方。
只不过，绿妖是个聪明人，她不想透露那是哪里罢了。
她们在写些什么，我从不关心。
直到某一天，一个男生把我叫到走廊上，说谁谁谁在写小说，你文笔这么好，能不能帮帮她？
绿妖让我想起了那些女生，甚至我觉得那些女生，如果坚持下去，也就是绿妖。
倾诉，表达，写下来，就是了吗？
至于别人看不看得懂你在说什么，你照样可以说，我在搞文学。
这是一本类似于人物传记的书，作者绿妖，一位具有反叛精神的女青年。刚开始的时候，我对作者的笔名感到很好奇：为什么她要起这样子的名字啊？后来，阅读完这本书的时候，有些理解了。也许，“绿”是一种青春的代表，“妖”则是当年青春的桀骜不驯，亦或是特立独行，让人觉得怪怪的。
在这篇小说中，作者以“我”的视角回顾了从年幼时的自己到长大后的自己在宝城的成长历程。
不得不说，她的所见所闻于我而言是奇特的。沉迷于轻功最后选择跳楼自杀的女友、离开家乡追求自己梦想的小美，还有曾经喜欢的人……她身边的人性格各异，却有着鲜明的人物特色。在他们的映衬下，“我”则显得有些平淡了。然而，在现实中，生活就是平淡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平庸的。
突然发现，人生，其实有很多种活法。只是一直以来，受各种各样的束缚，我们不太敢去突破常规。而当我们发现世界的多元时，却往往已到了不允许任性的年纪了。
生命，或许热烈，或许平静，但无论如何，至少我们活过，演绎着一段段故事。
《少女哪吒》读后感(五)：绿妖：在北京回望县城青春
影评人、记者、文艺青年、周云蓬的前女友、作家、县城青年……绿妖的身份是多重的，但接近作家最好的方式还是通过她的作品。迄今为止，她已经出版了两本散文集，三本小说（集），还有两本非虚构作品。从作品来看，作家有一种朴素的女性意识，不是理论启蒙的结果，而是源于生命体验的直觉。
中篇小说《少女哪吒》是作家的代表作。小说讲述了县城少女王晓冰的成长历程。在初中时代，王晓冰是老师眼里的好学生，她却和差生李小路玩在一起。她们创办了“花朵与果实”文学社，商量创作大型长篇小说，虽然最后不了了之，却可以看出她们对未来曾有过的期许与抱负。
成长就是越来越深地陷入现实之中。初中时代的王晓冰有一双喜气洋洋的眼睛，她家境优越，从来没有挨过父亲打，却拥有母亲无微不至的爱。这一切都曾是李小路羡慕的对象。但初中毕业以后，这双眼睛渐渐失去神采。王晓冰读了卫校，一度患上厌食症。她想去外地上大学，而母亲的生活却面临危机，希望女儿留下来与自己相依为命；父亲组合了新的家庭，不能再给她太多帮助，缺乏缓冲的母女关系最终破裂。此后，她像孤儿一样活着，自己挣钱生活、上学，为了生存，曾经在酒吧、太平间等地打工，做各种令人恐惧的兼职，直到找到美容师的工作，“这才稍微地缓了过来”。
“少女哪吒”概括了王晓冰在成长中展示出的精神气质，她是自立自强的新女性，但这种人格独立不是因为某种理念，而是因为与原生家庭尤其母亲的冲突，是负气的结果。就像哪吒剔骨还亲，她的独立就是要活出个样子来给母亲和亲戚们看看，出于这份自尊，她可以在异乡接受最低贱、最恐怖的工作，比起沦为绑架的亲情，市场对劳动的压榨缺少感情色彩，甚至反而拥有了某种“自由”的光环。
对女性成长的表现是这篇小说的独特之处。在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看来，女孩和男孩的成长是不同的，当男孩意识到自己与女孩、与母亲在生理上的差异，产生对阉割的焦虑，从而将父亲视为认同的对象，他就完成从男孩向男人的成长；当女孩意识到自身的匮乏（缺乏阳具），将母亲作为模仿认同的对象，希望能像母亲那样拥有一个男人，通过与男人的关系，她就从女孩成长为女人。
在这种学说里，男性的主体性是内在的、第一性，而女性的主体性是通过他者来实现的、第二性。但《少女哪吒》却提供了女性成长故事的另一种版本，其核心不是异性浪漫爱而是母女关系。在这个故事里，父亲是缺席的，母亲希望女儿留在身边，希望她结婚生子，为了实现这种希望不惜打骂和囚禁，而女儿却选择出走、工作、拒绝按母亲的意愿生活。
在故事的这个版本里，女性的主体性变成第一位的；基于特定的历史阶段与国情，成长的过程被拉长了，它分裂出经济独立和感情独立两个平行的方面，成年以自食其力为标志，但异性浪漫爱却笼罩在母女关系的阴影里，成为有待完成的功课。
略为复杂的是，王晓冰的故事是由朋友李小路讲述出来的。在小说里，她的形象由文章、书信、朋友回忆共同构成，李小路通过搜集各路信息，一点点拼凑出朋友的成长轨迹。在某种意义上，李小路对王晓冰生命历程的凝视也是对自我的一次回顾，她的成长始终处于王晓冰的引领之下，她们的生命互为镜像。
在故事的最后，王晓冰不再回家，在信里表示一辈子不想结婚，而李小路却回到家乡，答应了王晓冰妈妈关于女儿的托付。如果说小说主体是王晓冰心声的传达，结局却从主观走向客观，从女儿之外的视角看到了母亲的处境和现实，这意味着作者对主人公视角的超越，暗示了母女关系和解的可能。
这些人物身上融入了作家本人的经历和情感。绿妖出生成长在河南襄城，那也是一个小县城。她初中毕业后读了电力技校，后来分配在郊区的变电站做电工。工作几年后，她去武汉读成人大学，毕业后去北京做北漂，也是违逆父亲的意愿出走，再也没有后路。但在作家执笔之初，这些激烈的成分没有得到直接表现，首先出现在笔下的是现代都市场景中对家庭温情的怀念。
散文集《我们的主题曲》（2004）是绿妖的第一本书，书中的文章写于她刚从外省来到北京的时候，充满了对童年、亲情、友情的怀念，那是深情款款的过去：一家人上山放风筝，吃鸡蛋糕、喝橘子水，和生病的舅舅一起吃刨冰……但当下的情况却是“母亲入狱、姐姐离婚，我要抛弃体制内的工作当北漂，父亲的世界分崩离析”，真实的生活“不敢写，也无从写起”，此时，作者还无法直面原生家庭的复杂关系。
写于同一时期的小说《阑珊纪》（2008）表现的是都市生活，它们有着亦舒式的文笔，将北京写出了与香港相似的国际都市味，故事的主角多为徘徊在职场与爱情之间的办公室女郎。这些职业女性在工作中独立、强悍、精明能干，却在感情中流露出脆弱、任性、传统的一面，她们向往可依靠的肩膀、心心相印的爱情，却总是遭遇失望。
这些小说折射了县城女青年向北京新移民蜕变中的复杂心路。职场是独立的保障和实现自我的领域，但也充斥着人事斗争与异化，女性无法在成功至上的伦理中安顿身心；爱情被描写为远离功利的领域，抚慰着疲惫的心灵，但它也难以成为生命的全部。虽然有相对严肃的追求，但这些小说并不完美，人物大多缺乏来历与成长，人物的前史——县城生活与原生家庭关系还没有进入到作家的视野里。
直到《北京小兽》（2011）的完成，通过写作，作者才终于获得了一种价值的确信，感觉“从一个充满恐惧的灵魂里慢慢挣脱”。那些短篇小说中的人物再度出现了，像浮雕变成活动塑像，他们变得有血有肉、丰满立体；李小路的成长被放在故事核心，通过她在职场的发展、她的爱情、友谊将不同的人物联结在一起，构建出完整的人物世界；在对李小路、夏永康、赵宏伟等人物过去的挖掘中，县城生活与成长主题逐渐进入到作者视野之中，它的意义得到正视。
于是，我们看到了短篇小说集《少女哪吒》（2015）对县城生活与少女成长独特而精彩的书写，它是游子眼中的故乡，是成年对少年的回望，有着多重调性和色彩。
县城生活有令人难以忍受的一面：关于宝城的记忆总与寒冷有关，这个北方的小县城在冬天显得格外穷，道路泥泞，太阳出来后，路上的泥巴融化为厚粥，人只能沿着墙角边前人垫的路走，“这条路由碎砖头、长木板、稻草团、垃圾袋、破布娃娃、旧皮包、烂鞋组成”。走在街道上的中年男人面目相似，都穿着宽阔的西装，推着黑色的永久自行车，车把上挂一个黑皮革包，包上写着“上海”，车后座上夹着几把菠菜一捆大葱，边走边往下抖土。
少年时光是苦涩的。宝城的孩子们从小就习惯了挨揍，“挨打的意义在于它的非理性，可以因为任何理由挨打时，原因就不再重要，只剩下习惯”。校长、老师、父亲、母亲、家族里的亲戚和隔壁邻居，这些人制造了成长的阴影。
校长是个热衷于操练军队的男人，“他吃得很坏，穿得很糟，不打麻将，一心一意扑在学校，除了看几本军事书和打骂学生外没有任何享受”，把这座城乡结合部的学校变成了小型监狱。班级是小型的社会，少年按照学习成绩和老师的宠爱分化为不同的“阶级”；同学之间有一种迫害异己的文化：如果男生女生胆敢在一起走路，他们就可能被人把名字写到厕所墙上。人群聚集在一起，组成了洋洋得意、恃强凌弱的大多数，孤立排挤“不和我们一样”的人。在家庭领域，父母教育孩子的方式是简单而粗暴的，父亲们多半在外面温和内敛、人畜无害，却是家里的专制暴君。王晓冰有一个文明、优雅的妈妈，但她却总在窥探女儿的生活。
这些丑陋与苦涩，是少年逃离县城的原因。
但在一片灰色中，也有亮色。在专制校长的统治下，学校里还是有层出不穷的小动作，有取暖运动：“挖开课桌下的地面，抹好泥巴，放一块快烧完的炭再封上，脚搁上去，就有微弱的热气，从脚掌心一直上升到小腿”；有开餐厅热潮，菜谱有煮面条、糖炒芝麻、热糖水，“从屋檐摘下一根透明的冰凌，搁到搪瓷茶缸里，放上白糖，烧开就是一杯热糖水”；有练武功热，后来不幸死去的女生，她也曾有过身轻如燕的时刻，身躯腾挪往返犹如一把秋水长剑。
尽管有诸多不堪，少年的时光里也有一些温暖明亮的瞬间。王晓冰与李小路在文学上建立起友谊，背叛了各自的“阶级”。黄玲玲是标准的好学生，她不谈恋爱不逃课，不看课外书，被同学认为“浑身都是毛病”，但她也有武功的世界，那像是“画在现实世界上的虚空的辅助线”。孙卫红向往音乐，即使洪水没顶，把吉他托在水上，她也要去拜师，后来她成了酒吧歌手，哪怕这种职业在宝城人看来类似于外星人；而在无人的河堤上，女生李小路第一次与男生赵海鹏拉手，他们一起进入到另一个世界，在那里一切都与白天不同。
在回望的视野里，县城的生活带上了暧昧的色彩。在小说里，叙述者李小路往返于县城与北京之间，她用北京新移民的眼光回望县城，因而它不再是外在客观的事实，而成了个体情感的客观对应物，凝结着叙述者对过去的伤怀、对现在的疏离、对未来的担忧。它不仅是某个曾经逃离的地方、愚昧落后的所在，也是生命无法选择的来路，有着异乡所缺乏的安稳与温情。
于是，我们看到了县城的多个面向，在快速发展的北京比照下，它显得一成不变、死气沉沉，在国际化、全球化的北京比照下，它显得暗淡和破败；但县城还有另外的一面：在清晨的回民街上，清真寺阿訇的声音“热切浑厚地振动黑夜，像暗中的一根长绳”，仿佛攀着它就能走到一个光明之地；而春天的河堤开满花朵，空中陆续有候鸟飞过，它们向着辽远的世界敞开。
在回望中，少时的权威被以新的眼光打量，被还原为脆弱的、有缺陷的、历史的人，得到新的理解。例如，父亲的粗暴是因为穷，“因为精神上的贫瘠、因为他也是挨揍长大的，他不知道有更好的方式”，而小气是因为“他经历过饿死人的年代，那种灾难一直在他的血液里，以致命的吝啬表现”。在回望中，内心变得柔软，不满消散，作者与故乡/亲人逐渐达成了某种和解。
对县城生活给人带来的精神压抑感，对县城文学青年成长历程的呈现，无疑是绿妖对当代文学的独特贡献。《少女哪吒》中的县城是一个独特的精神空间，它是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过渡形态，关联着特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例如注重生活甚于工作的“不思进取”（似乎与80-90年代初日渐解体的单位制度有关）、搭伴过日子的婚姻、“养儿防老”的传统、用养孩子来克服对死亡的恐惧、社会舆论和家族对小家庭事务的干预……
对于县城的表现又是与县城文学青年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大多出生于70后80初，在90年代初度过中学时代，是最早的一代文艺青年。对于他们而言，电影与电视剧、摇滚音乐与武侠小说具有同等的意义，那是精神生活的入口，是茫茫人海中辨识同类的接头暗号。绿妖用文字为这群人画像，借此写下自己的精神传记。
而在电影里，类似的工作已由顾长卫的《立春》、《孔雀》、贾樟柯的《站台》率先完成，这种精神气质跨界存在的实例，似乎可以一振学者对读图时代人文精神沦落的悲观论调。
通过对成长的书写和反思，作家逐渐从个体走向社会，从对家庭残酷真相的解剖走向更为普遍的文化分析。因而，在《少女哪吒》中，在青春成长题材之外，出现了《地狱的拯救》这样带有古怪气息的小说，剥落县城关于鬼怪的传说，露出的是文革受害者的面孔。而在文学之外，作家将目光投向了更广大的人群，开始关注留守儿童的教育，农村社会的组织方式等问题，她去乡下支教，又赴台湾调研，写了《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2016）等非虚构作品。
王小波在《绿毛水怪》里曾经写过一个古灵精怪的女孩名叫妖妖，她最后变成了水怪，和海里的人一起消失在广阔无垠的大海深处，这就是绿妖笔名的由来。多年以后，她改写了这个故事的结局，消失的人变成天上的鸟儿，飞向了别的地方，地上的人遥望天空的大鸟，突然想起所有过往。离开的人踏上了神秘之旅，只有留下的人记住一切。
不幸的家庭与青春如同一颗冰冷沉重的石头，领到了就是命运。只有借助文学的力量，真相才能被摊开凝视，痛苦被超越，石头变成星星，对于县城，对于青春，对于诡谲的人生，绿妖就是这样一个清醒而诗意的讲述者。
发表于《博览群书》2017年第3期
《少女哪吒》读后感(六)：由《少女哪吒》联想到的，作者的乡土情结
电影看过很久了，一直没有把原著小说读完，今天终于看完了《少女哪吒》这篇。
令我感动的是那篇文中文——《少女哪吒》的主角王晓冰初二时在花朵与果实文学社上写的《春天在宝城的河堤》，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少女的文笔，跟《全国中学生获奖作文选》里的任何一篇一样，描写春天的果园、河提与家乡，优美，又纯粹，足以当成范文被全校传阅的那种。这让我想起充满希望、踌躇满志的那个年纪。一切都是刚萌芽的状态，正如春天的宝城的河堤。记得上初中那会，我不爱写描写景物的文章，觉得麻烦、啰嗦又繁琐，遂把这种想法写在日记本里，语文老师给的评语是：“写不好景，怎么去写人？”现在我大概是懂了一些了，了解景色的美需要有丰富的感受力，要一个人静静地欣赏，描绘它需要大量的词汇积淀和足够的耐心，更能引导着你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去发现更大的世界。懂得欣赏景色之美，就有了一双特别的眼睛。
绿妖在微博上评价鸡年春晚，认为最动人的只有最后那首《难忘今宵》，属于八十年代的抒情，她认为八十年代的大歌可以不承载什么，仅仅描写雪花、田野和故乡就能得到人们的认可。
我由此想到了她在《少女哪吒》里写的王晓冰及她的那篇《春天在宝城的河堤》，某种程度上，绿妖身上始终带着八十年代的小城的印记，不管她现在身处何处。这有点像乡土作家们的“寻根”情结——他们成年后仍然在不停地回溯，完成文学上的一次又一次归乡之旅。同时故乡也是他们文学创作上的养分。
所以绿妖也即王晓冰在文章末尾写道：“是的，我深深地爱着我的家乡，希望跟它永不分离。”
《少女哪吒》读后感(七)：小地方来的姑娘
最近读完了绿妖的《少女哪吒》，这本书由六个故事组成，六个故事里有五个讲述的是发生在一个叫“宝城”这个县城的故事，《少女哪吒》里的少女和少女之间的友情也反复的出现，这让我想起之前绿老师出的那本书《沉默也会歌唱》，她曾经一度想把这本书叫做《致我县城的兄弟》，这个会让编辑倒抽一口冷气的名字最后果然被毙掉。但是名字换了，它依然是一部描写中国小县城生活，以及县城青年到大城市以后的书，在这之后，她有出版了这本《少女哪吒》，她执意描写她的故乡，这让我觉得十分有趣，因为在目下的读书环境里，这注定是一个十分不讨巧的命题，要知道读者有时候是十分势利的，因此很多从小地方来的作者都不大肯这样干，文艺青年从五湖四海来到北京，总是试图洗掉身上被故乡打下的烙印，展现一种更高端的视野，这不是对错的问题，只是北京这座城市有一种强大的魔力，形成千万股旋流之中的一股，大家多少会不自觉，毫无意识的就会这样去做。
我还记得绿妖的上一本书《北京小兽》写的是北漂的时尚杂志女编辑的故事。在写完这本小说以后她就离开了北京，后来她又回来，她关于故乡那个小城镇的命题是什么时候确立的？我并不知道，但是看到《少女哪吒》这本书，我觉得这些年，她一定是找到了点什么。我不大理解的这种执着，直到我读到《米沃什词典》里的一段：
“我到过许多城市，许多国家，但没有养成世界主义的习惯，相反，我保持着一个小地方人的谨慎。一旦我在一座城市住下，我不喜欢冒险走出我居住的区域。这样，每天我就只好看那些一样的东西。这表明我害怕被打碎，害怕失去我的中心，我的精神家园。但是对此我也多少可以另外解释一番。我们毕生塑造我们的个人神话，越是早年的事其影响越持久。我越是远离故乡，我越要找到与那个来自故乡的故我的关联。我以此解释我何以要紧紧抓住波兰语不妨。这种选择看起来可爱又爱国，但说实话我是把自己关进了堡垒，并且拉起了吊桥：让别人在外面闹嚷吧。我对被认可的需要——并没有强大到足以将我诱惑到外面的世界，并促使我改用英文写作。我被另外的东西召唤。”
米沃什说自己沉浸于“小心养成的小地方人的姿态，我保持着决然的独立。”在读《少女哪吒》时，我也从绿妖的文字中看到了这份决然的审视，我们都生活在北京这座城市，但是她似乎是要刻意与这个城市保持着一些距离，保持着她那份“小心养成的小地方人的谨慎”，所以她重新书写故乡，但我想这并非只是出于一种乡愿。而是借助故乡的力量，拉起她的吊桥，宣布自己的独立。而就我所知，这不谋而合并非是受米沃什的启发。
所以哪吒还是哪吒。离开小城镇的哪吒，也并没有就被北京收编。这个小城市来的姑娘，有她的骄傲和自信。如果说她在《北京小兽》时期，还有些犹疑，现在的她，已经不惧怕北京这座大城，也不再被它迷惑，我想这还是很了不起的。这是这本书的字里行间，我读到的一些东西，随口说几句。
注：切西瓦夫·米沃什，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流亡者。
《少女哪吒》读后感(八)：永不分离，永不忘记
前阵子睡前听广播，梁文道谈杜拉斯的《情人》，他说很少有作家像杜拉斯这样，一辈子都在写自传，却也写成了大师。那时候我在看编剧圣经《故事》，有一段话刚好可以解释：
“他们（指伟大的作家）每一个人都将自己的作品严格地聚焦于一个观念，一个能够点燃其激情的单一主题，一个他可以通过毕生追求而不断翻新的精彩主旨。例如，海明威便痴迷于如何面对死亡这个问题。在他目睹了父亲的自杀之后，这一问题成为他的中心思想，不仅体现在他的作品中，还贯穿在他的生活里。他在战场上、体育运动中、猎场上，不断地追逐奔跑，直到最后，将猎枪插入自己口中，才终于找到死亡。查尔斯•狄更斯的父亲因债务诉讼被捕入狱，他在《大卫•科波菲尔》、《雾都孤儿》和《远大前程》中都反反复复地描写了孤独儿童苦苦找寻失散父亲这一情节。莫里哀对十七世纪法国的愚蠢和堕落痛恨不已，便诉诸笔头以写作剧本为生，其作品题目读起来就像是一份对人性之恶的清单诉状：《吝啬鬼》、《愤世嫉俗》、《无病呻吟》。这些作家都找到了他们的主题，支撑了他们作为作家的漫长旅程。”杜拉斯的主题一定和少女时期在西贡的经历有关，所以她要反复写那段经历。
在我读过的绿妖三本书（《北京小兽》、《沉默也会歌唱》、《少女哪吒》）里，她一直在写县城、故乡、青春。诚然，她也写北漂、写不可能发生在县城的时尚圈；写异乡，写云游诗人、流浪歌手那样的生活；写电影、音乐、文学，写太小了的故乡承载不了的自由和梦想；写时事，写关乎每一个人而无法被划分区域的公共话题。但是这些文字背后都有一座叫宝城的故乡，有一个叫李小路的人物，有一些压抑、沉默的青春影子，到小说集《少女哪吒》则从弥散到聚焦，全心全意地书写那个指甲盖一般微小的故乡和那些肥皂泡一般易碎的青春。
张定浩在文章里写过一句话：“有两样东西是写作者永远也写不完写不清楚的，一个是他们自身，一个是他们深爱之物，为了写出这两样东西，他们不得已先要写出整个世界。”这话不假，但是反过来也很对，很多写作者通过反复书写自身和他们深爱之物，来与这个世界对话。尤其是初习写作者，他们几乎不可避免要从自身出发，要一遍一遍地描摹自我、打捞自我，方能获得通往外界的秘钥。绿妖让我有些触动的是，她不是在写作之初写这些私人化的文字，这些拘谨、凝重、灰扑扑的文字在一个快餐化的阅读环境中并不那么合时宜。可能她当初已经写过了，然而在过了十年的学徒期后，她还在写，“怀着写遗书的心情”写。
书里写女孩子之间的情谊最打动我。十几岁的时候约定一辈子永不分离的好友，二十几岁的时候失散在人生的犄角，三十几岁的时候 “怀着写遗书的心情”怀想，这很触动我。三十几岁的人不是都上有老下有小奔波在家庭事业中又或者作为一个单身贵族在人的丛林里游弋吗？三十几岁的时候怀想少女时期那个激烈的叛逆的出走的女友，她匮乏的也是自己匮乏的，她反抗的也是自己反抗的，她陨落的也是自己陨落的，怎么能不“怀着写遗书的心情”呢？六个故事里，我最喜欢《少女哪吒》即是因此。匮乏的自己养育，反抗的重新审视，陨落的永远铭记，哪吒还是哪吒。
“宝城是虚构的一个地方，它的蓝本是我的故乡，一个指甲盖那么大的县城。”看到这句话我笑了好久，因为想起福克纳，读者说福克纳反复写他“邮票那么大”的南方小镇，指甲盖可比邮票还要小呢。文学的伟大在于，再磅礴它也接得住，再微渺它也不会忽视。这片广袤的国土上，成千上万个指甲盖那么大的故乡，正在被大都市和中国梦裹挟，它们沉默失语，文学替它们发了声，作者也因此发出了自己和她身后的故乡的声音。
三十多岁之后，一部分记忆的苏醒，“少年时另一些东西逐渐浮起：河堤、果园，春天时的梨花和苹果树，少年时的玩伴。我们曾经发誓永不分离，永不忘记。”写下来就永不分离，永不忘记。
《少女哪吒》读后感(九)：在阳光下抖掉我的枝叶和花朵现在我可枯萎而进入真理
“它们曾是黑暗的产物，反过来却又照亮我的生活”读《少女哪吒》时，在末尾看到了这句话，如同找到了救赎一般，我忽然有些感动。
《少女哪吒》讲的是关于青春的故事，无一不写，无一不写。记得有一位豆瓣读者说：“绿妖写完了关于这个题材的全部故事。”我深以为然。大概是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小说吧，但在某些字里行间，又透着一股我熟悉的味道。——那是我在《硬蛹》中嗅到的，是悬疑小说般莫名的诡异与奇特，又好像浪漫主义的“魔幻”与神秘，情节如此紧凑，如此精巧，于是我一气呵成的读了下去，从此心里便放不下来这本书了。
我是在城市书房偶然瞥《少女哪吒》的。——不，不是你想象的惊鸿一瞥，命中注定，我好像被牵引着把它借回了家——不，不是的。我记得我曾经因为两次不同的理由使它原封不动地摆放在书架上，最终在某一个无聊的片刻，为了打发时间而翻开它。于是我顺理成章地像黄玲玲爱上练盖世轻功一样迷上了这本书。回家一路上都在绞尽脑汁想给它一个形容，一个定义，想得很幸苦。但我发现这本书是我所叙述不了的——或许旁人只能在我的结结巴巴中窥见《少女哪吒》的冰山一角。“它有点像莫言，但我不知道像在哪儿，这是一位女性的作品。但它的写法并不女性。”我的脑子里忽然灵光一闪！之所以像，是因为风格，是因为主题。我在这本书里读到的颜色是黑色的，有些绝望，有些疯狂，有些压抑与恐怖，但那也并不是单纯意义的黑，而是在黑底下掩藏着无限炽热的红的颜色，如序所题的一样，是“疯狂天使的人间秘语”，但同时我也感觉到神秘与力量，这就好像莫言。绿妖的文字，不是普通女性的文字，她的文字是会动的，带着东北的感觉，又有一丝森森的灵气，在漆黑的月圆之夜，“唰唰唰”的像银色的链带在空气中起舞。
我依照自己最喜欢的办法，跳跃着读《少女哪吒》的每一篇小说。在读到《青春》的时候，我认为这是我最能理解的一篇了，因为这似乎是一个接近于我的世界。还记得曾经与妈妈在上学的路上讨论过：“你喜不喜欢小宝？你更喜欢小宝还是李小路的性格？”那时我的回答是：“我更喜欢小宝。”妈妈问：“为什么？即使她生活放荡不检点，以那样的方式揉捏自己的生命，你还喜欢她吗？”我对她说喜欢。因为我永远不会成为这样的女孩，但我喜欢小宝的性格，她就像一株生长在湖边的野百合，既自由，狂野又美丽，她的生命没有禁忌，那种从骨子里散发的魅力是纯粹的，简直美得无所顾虑。
在山上的那一晚，我在黑暗中逐字逐句读着《少女哪吒》。那份孤独，那份颓唐，好像又笨又大又重又钝的毛笔，一笔一划，缓缓的，由浅见深，入木三分。我的心抽搐着，震动着，泪水都变得糊糊的，裹在胸口，我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这是《少女哪吒》留给我的感受，至今难以忘却。
《少女哪吒》读后感(十)：孤独是她的骨肉——《少女哪吒》及其他
“我有一个秘密：如果你沿着河堤一直向前走，你就能走到世界尽头；如果你走得足够久，你就能回到原点，因为地球是圆的。”
2015年夏秋，绿妖带着新作《少女哪吒》在青岛、长沙、武汉，以及绍兴等地签售——四年前，她在蕺山下写下李小路和王晓冰的故事——柔软的地方并没有发生柔软的事情，反而，沿着河堤走来两个孤傲的少女，走到世界尽头和我的心里。
河堤的起点在宝城，哪吒的故事在宝城。
绿妖笔下，宝城是一锅厚粥，它和数千余北方幽闭的小城一样，熬煮在九十年代的昏暗里，尘沙扑面，样貌难分。但这是宝城人的全部，也是少年哪吒们的全部。车座后的两捆大葱，过年时支起的牌局，压抑闭塞的校园：上个世纪的日常渗透在小说文字中，也流淌在少年的血液里，甚至建构起一种叫作“故乡”的恒长所在。
但哪吒没有故乡。
晓冰、小路、海鹏、玲玲、小红，某种意义上都是宝城的“孤儿”，他们自我舍弃了此在的肉体，转而去漫无边际的世界寻找栖息。玲玲苦练轻功，海鹏与大鸟对话，小路和晓冰沿着河堤一直走——每一个故事里都有离开的尝试与指征，轻功、大鸟、河堤、鱼，都是自由的征象，尽管路径不同，但皆是努力与故乡分离。在宝城，他们是异数，只因所想超出现世范畴，唯有出走。出走成为解决成长期难题的密钥，绿妖在为每一个哪吒选择自我养育时，也就注定了他们孤傲异质的文学生命。死亡也好，独身也好，都不过是孤独命运的有形存在。孤独是他们的骨肉。
“是的，我深深地爱着我的家乡，希望跟它永不分离。”2012年，曾经混互联网的李霄峰被《少女哪吒》中的这句话所吸引，决定不顾一切拍电影。
学生时代的王晓冰在文学社里写下这样富含传统深情的文字，留下的却是此身不断出走、流浪的魅影，与其说是反叛，莫如是隐秘故事的冰山一角。离开，对于晓冰，对于绿妖都是内心世界的拆毁与重建。2002年，县城青年绿妖只身北漂。做记者，做编辑，做职业作家，开在北京城的青春期里。十几年以后，忆及过往，王晓冰似乎就是少年绿妖的代言。她们剔骨还父割肉还母的同时，拒绝成为下一个宝城人，也将自己与面目模糊的乡邻一并隔离开来。“永不分离”恰指向了“永远分离”。电影《少女哪吒》反复使用费翔《故乡的云》，而，早早出走的哪吒们，已不再是羁旅牵绊的游子，也没有一只空空的行囊——在他们的世界里，他乡和故乡，此生皆成异乡。
“我彻夜排队，向命运领取礼物，命运给了我一块石头，冰凉沉重。我沉默地等待它给我一个解释。在排了更久的队之后，命运给我一个解释。那就是写作。”
散文集《沉默也会歌唱》中辑录了绿妖早年一些旧文，后记中附上了上述文字。如果写作是绿妖“救出自己”的解释，宝城则是她连接生命的秘密通道。《少女哪吒》中的六个故事，除去《青春》，余者都发生在宝城，也正是因为宝城，这些少年故事，有着扎实的血脉和隐秘的细节，且富生命能量。六个短篇都在反复演说“宝城”这一母题，并在不同向度上进行了延展，而因了自身经历有所依凭，素材足够丰富，《少女哪吒》《硬蛹》《所有失败的鱼》等，都像深植于地底的健硕根须，密集沉实地长在宝城暗淡的日色里，一枝一枝铺满成年绿妖的青春记事。
不难发现，宝城的少年们鲜活灵动生气盎然，而成年人好似流水线上的批量制作，并不能作明显区分，沉在蒙蒙的灰色里。少年长大后，新一代的“宝城人”并没有与父辈决然分明的特质；然而离开的成年哪吒们，离群索居，也全无往日风采，网在一层捉摸不定的漂浮里，影影幢幢，失却了旧时的可感，只剩一副孤独的骨肉。
韩松落称绿妖为“故乡的流动博物馆”。尽管反抗、逃离，但“县城兄弟”须臾不分地出现在了绿妖笔下，甚至，最精彩、最打动人的作品都来自故乡宝城。像是认领了命运，绿妖的文字常在城市与故乡之间摇摆，既有无法也不能清晰分割的“县城故事”，也兼了碰撞、失根的城市质感，在两者的徘徊、拉锯甚至撕裂中，跌跌撞撞成就了文字的冷练与作品的张力。她的冷，穿透脏腑，她的暖，教人心疼。
人对故事天然地没有抵抗能力，但好的故事，优秀的作品，能够让人更理解自己和他人。我想，《少女哪吒》做到了这一点，而就像后记中所载，回到少年，或许是绿妖用来尝试解释“为什么”的方法。她提供的这一可能，将读者带回到少年时代，努力打开那扇青春之门，找到一条精神“回家”的路。也许，回到宝城，回溯过去，也是绿妖的自我回望和解读。
每个人都有一座宝城。
和朋友相约一起读《少女哪吒》，翻书写札记的过程，像是一场时间的盛宴，回到了少不更事的小时候。于我，它更像是某种奇异的引导，复活了深藏已久的童年生活，写下了从未示人的酸涩故事。阅读结束时，也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挤进来，关上了那扇通往过去的门，一把将人拽回到现实中。
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哪吒。
绿妖说可以一同读书、一同回忆的朋友是无价之宝。也许某一天再想起，全然忘记曾经写过什么，却能记起孤独有时，沉默有时。因为哪吒的故事，连接起三个人最好的时光，那确然是最美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