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梁庄记》是一本由梁鸿著作，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80元，页数：31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但始料未及的是，像我这样一个很少中途弃读书籍的人读到后一半的时候每每就想合上书甚至丢开。
始终贫穷、挣扎着生活的老乡、民工对生活无望也就算了，读来不忍，但终归要面对现实，连那些几年赚了百万的老乡都被作者写的有种种不如人意，不被众人认可和接受之处。
唯一被作者褒奖的竟然是个算命之人，说他的家庭温暖、气氛融洽，实在是反讽，不知道作者究竟想要颂扬什么样的价值观。
我唯一感到温暖的倒是看那些照片，一张张陌生的或老或少的脸上反而有生动的东西，甚至看的出对生活的热望，而绝非像作者书中写的那么黑暗！
作为一个农民，我几乎是逃出了我的故乡。从小儿立志以后要留在城市：我喜欢精致、清洁、礼貌、有涵养。甚至有一天我要出国，去享受美国那自由的空气。现在我26岁了，坐在北京四环边上，开始重新怀念、理解并且爱我的故乡。
梁鸿笔下记录的农村和农民更立体，更贴近我最感受到的我的故乡和故乡的人。农民这个词儿很有意思，普通生活中，它甚至成为一个骂人的词汇，而当它出现在传媒上时，往往被放在被审视、被同情的位置上，他们的生活常常被“切片”展出。跳楼讨薪、土地强征、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农民工……但这些并非他们真实的生活。
我的故乡以出产五金出名，许多人以在外地开门市卖五金讨生活。而故乡小镇上也有无数家庭作坊在日夜生产着螺丝螺母……每年春节，姥姥 家门口儿那条街两旁总是停满挂着全国各地牌照的轿车。老妈总是羡慕这些离家在外作生意的人，觉得他们自由，有钱赚。这也是故乡许多人的想法。
去年我去同在北京的一个阿姨家做客，那是靠近沙河镇的一个地方。在公交站旁等到阿姨，她骑电车带我拐到附近一个小区里，她在这里租了一层的一个小房间。吃饭、睡觉、做生意都只在这四十平米的空间里。原来是她和丈夫一同在此做生意，去年因为儿子学习成绩不好，她丈夫回家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在学校工作（他曾是教师）。她是80年代末上的高中，高考差了两分没考进大学，因为家里条件不好，没有复读，她也就永远失去了以考学走出农村的机会，这成为她一生的遗憾，也因为这样，她对儿女的学习成绩很在意甚至是敏感。女儿虽然成绩不太好，但从小到大她都是给女儿竭尽所能为女儿创造最好的学习条件。可惜两年前女儿复读一年后仍只考了个三本学校。她经过反思，对儿子的教育更上心，甚至将自己老公都“遣返“回家督促孩子学习。她是这城市的边缘人，靠给附近几个小工厂送货维持生计。说到这儿，似乎她的人生挺悲剧，且慢，我能说说我的感受吗？她那个小屋，虽然小，却收拾得干干净净。她有时间就会去附近的政法大学散步，那儿有她儿时的梦想。虽然女儿成绩不好，可说起女儿来，她一脸带笑，还有她的儿子、丈夫。这绝对不是一个我们要俯视要同情的女性。这才是那些我们在传媒上看到的群体的真实状态。
这两年，生意越来越不好做，许多老乡的五金店卖的东西越来越杂，利润越来越少。他们走得越来越远，从以前的北京、东北到现在的新疆，云南。除了学习这条路，他们靠着那些零零碎碎的螺丝、螺母同样叩开了城市的大门。春节回家的他们是那么的骄傲，可另一方面，他们在城市里却仍是农村人，没有户口，孩子上学必须得回家里。不敢在这儿看病，不能在这儿买房。但他们很少抱怨社会、政府，他们是务实的，胆小的。他们让人爱，让人怜，让人恨。
这才是真正的农村人，我永远的故乡人。
《出梁庄记》读后感(三)：一次访谈，梁鸿：所有人都被迫走同一个方向，这样的社会是有问题的
前些天的一个下午，我在长沙的熬吧采访梁鸿老师。
关于《出梁庄记》，这里是一点作者关于自己作品的解读。
或许关于中国这个复杂社会的坚硬现实，任谁千言万语，也不能刺它一寸进。但从这次访谈中，我能切实地感受到，梁鸿老师是一位真诚而用心的观察者和思考者。
征得编辑同意后，我愿把这次访谈的一些内容放上来分享给大家。关于这部《出梁庄记》和祖国万千进城的农民工，若能给各位一点新的启发和思考，那再好不过。
另：此次访谈内容归属于《晨报周刊》杂志，请勿转载，谢谢！
晨报周刊：首先是书名，听到《出梁庄记》的一瞬间让人想到的就是《出埃及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使之获得了耶和华的拯救，这两者之间有关联吗？
梁鸿：其实一开始这个书它不叫《出梁庄记》，那个时候我想的名字是《梁庄在中国》，刚好与我上一本《中国在梁庄》相呼应，是个上下互文的关系，但是出版社的编辑说，两个相似的名字容易引起混淆，说要我换一个名字。一开始我非常不同意，不愿意改，但是后来我慢慢发现是有这么一点在里面，就开始换名字。当时我也们也想了很多很多名字，譬如《梁庄说》，因为它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梁庄人的诉说嘛，但最后我发现《出梁庄记》是最好的，这个名字是人民文学的前主编李敬泽老师帮忙取的。
当时我听到这个名字，心理琢磨了一下，会不会太严肃了一点，因为势必会让人想起《出埃及记》。后来我就慢慢想，《出埃及记》中，摩西带着以色列人走出埃及，想要寻找那奶与蜜的流淌之地，他们最终找到了迦南美地，在那个地方它有规则，有律法，重建了一套生活方式和人存在的方式。可是我们的梁庄人呢？我们中国大部分从村庄走出来的那些人呢？他们同样是怀揣着希望和梦想，奔波在中国的各个城市，来找寻自我的幸福的，他们找到了吗？
我就越发觉得这个名字好，它有点反讽的意思在里头，也有点希望，它把一个盛世之下，尘土飞扬的大规模迁徙的场景概括得很好。
晨报周刊：您在书中提到了费孝通，似乎《梁庄》系列与《江村经济》的性质很像，都是通过非常写实的笔触去描绘一个小地方的社会面貌，再以小见大，您觉得现在的梁庄和当时的江村，有哪些传承与改变？
梁鸿：费孝通是社会学家，他的江村还是更偏向于社会学和经济学一点，我的梁庄应该是更偏向于文学的。
江村和梁庄，它们都是在社会转折时期进行了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都希望对一个这样的乡村进行书写，来透视中国乡村内部的一些东西，给别人以启发。费孝通以他一个学者的身份，来分析这些现象，便能够更直观的反应出那时的某些问题，和解决方法，而我更倾向于表达出一些个体的情感，通过故事来启迪着背后的逻辑。
同时，江村也好，梁庄也好，它们都是中国历史上农村人的一个缩影，我们现在去看《江村经济》，那时候的生活与我们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那一百年之后呢？可能当别人看到《出梁庄记》的时候，他们会说，哦，那个时候的中国农民，是这个样子的。
它们都是历史的痕迹。
晨报周刊：梁庄人走出梁庄，这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抛弃？
梁鸿；兼而有之吧。我觉得对于中国的每一个“梁庄”来讲，我们现在整个社会都在抛弃它，村庄的所有资源越来越少，你看劳动力都被吸走了，那村庄还剩下什么资源呢？
因为整个社会的视野点并不在村庄，所以它不会去很好的建构这个地方，所有的农民都在逃离村庄。他们试图找到一种“进步”，比如挣到钱，让他获得更好的生活，在“进步”的同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也在遗弃着村庄。
但这里其实是一个循环往复的东西，他在遗弃的同时，这个社会又没有给他们提供一个充分的条件，他们必须又回来。所以这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状态。
事实上农民并不热爱土地，也不热爱村庄。如果他们能够在这里获得一个很好的生活条件，那他们很可能不会离开这个地方；如果他们在城里生活得更好，那他们也不会回村庄去，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人的自然选择，是一种本性。但是我们说，在一个完整社会里面，所有人都只能被迫地走向一个方向，那这个社会结构是有问题的，它太过单元了。
晨报周刊：开头写到兴哥为了补贴不丢，不愿去认弟弟的尸体，您有问他本人的心思吗？
梁鸿：没有，我其实在梁庄里和他吃过好几次饭，但是没过问他。这并不是不好意思，你要知道，在乡村，大家彼此之间还是持着一个相对宽容的态度，虽然大家背后会说闲话，会议论你，但是大家的内心是宽容的。大家知道他生活困难，大家知道他有那样一个不太明晰的老伴儿，也需要她，但同时又觉得你这样对你弟弟太残酷了，其实这里面有交织得非常多的情感。所以没有人主动去说兴哥你干嘛不领你弟弟，大家都不会去说，这便是乡村的包容，他们理解你的苦衷。
这也是一个乡村和城市非常不一样的地方，生活在城市的楼宇里，你就是死在家里半个月了，可能都没人知道。但是在乡村，每个人的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一天没见到你，可能就有人在念叨了。
在乡村，大家的情感是相通的。
晨报周刊：读到“狐狸精”和“凤凰男”这两段，似乎是目前中国青年人爱情与婚姻的一个悲剧常态，您觉得促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
梁鸿：“凤凰男”是我的一个堂侄，其实他还是不算悲的，毕竟他还在郑州买了房子，已经算是一个还好的状态了，但是他管自己叫“凤凰男”，为什么呢？他实际上面临着两个困境，第一个就是他觉得自己无论怎么奋斗，都摆脱不了父辈贫困的阴影；第二个是他变成一个没有户口的人了。在书里面我提到他的户口被安排到了一个“派出所2号”，既不是农村户口，也不是城镇户口，我觉得这是极其荒诞和黑色幽默的东西，为什么我们的户籍管理会有这样的现象存在？
而户籍制度人为的区分了你的根在哪里，是农村人还是城市人，还造成了这种鬼魅一样的存在，就为了提高一点城镇化的名额。好像去年我们的城镇人口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那我们就要反过来问，这种城镇化又有什么意思呢？很多人变成了一个空虚的存在。
另外还有一点，他是一个大学生，却又不是一个很高层的大学生，他一直很清晰地感受到，一个农民的儿子，在这里是受到了歧视的。所以他反复提到那些电视剧，这些电视剧在创作上是不道德的，它在输出一种很扭曲的价值观，为什么农村的孩子出来就是这种德性？即便有这样的客观个案存在，它的传播只会让这种恶不断扩大，为农村与城市孩子的爱增添更多隔阂，这种创作是不道德的。
晨报周刊：这些人走出梁庄后，尽管各行各业，却总能从他们身上感觉到一种内在中相似的东西，有那种东西存在吗？它是什么？
梁鸿：他们有一种相同的命运在里头，你可以感受到，他们面临着同一堵黑墙，那就是城市对待他们的一个姿态。在西安，那些蹬三轮车的都说交警坏，那些交警真的坏吗？可能作为他个人，他也有小孩，他也很有爱，但是当他变成一个国家机器，他所展现出来的，是一个制度对待这些人的态度。有很多官员也是从农村出来的，但是当他成为官员之后，他就要开始考虑为了这个城市看起来整洁有序，开始驱赶这些进城务工的农民，在那时候，他就不再是农民的儿子了。
所以他们所面对的东西是相同的，是这个社会对他们不那么够的宽容与善待，因此他们骨髓中有这种被冷遇过的相同的味道。
晨报周刊：为什么在书中不停地用楷体字穿插这些人的自白？
梁鸿：你知道，我拿着一个录音笔，去采访各个走出梁庄的人，他们的一些话会说得非常好，夹杂着方言，其中的嬉笑怒骂都是他们最真挚的情感。这种好是我无法转述出来的，你一转述，那种原来的韵味就流失了一部分，我就特别舍不得的，所以在磨合的过程中，我开始穿插这些自白，尽可能少的去加工它们，就像做一道菜一样，能让这些话语，保存它生活中最原汁原味的鲜活。
这种自白是需要反复斟酌的，你既要让它的话语说得好，又要让读者能看懂，还有点费工夫，很可能我采访一天，也就能整理出几百一千字出来。
晨报周刊：在《出梁庄记》中，这些人虽然大都姓梁，生活却起起落落，各有不同，原因在哪里？
梁鸿：其实非常偶然，譬如你一个人去蹬三轮车，后来一大家子都去蹬三轮车了，你一个人去搞校油泵，那大家都去搞校油泵了，校油泵的就挣了钱。
但是也有一个相互影响的因素在里面，譬如说晚辈们出去，这个人做了校油泵挣了钱，就跟着他当学徒，然后过一段时间自己也就开一家校油泵，这就有点家族的传代味道在里面。
但总的来说，其实是比较盲目的。
晨报周刊：您在后记中提到了土耳其作家奥尔汗·帕慕克和他的“呼愁”感，帕慕克的“呼愁”似乎也是与土耳其的政治相关联的，您觉得您的《出梁庄记》有政治性吗？如果有的话，在哪一方面？
梁鸿：他们土耳其人有他们的命运，因为他们的城市不断被占领，所以与我们的生活又还有所区别。与其说政治性，我觉得《出梁庄记》更多的是社会性，“呼愁”它不是西方的那种个体的孤独，是一种群体的孤独感，它是一个社会共同体下的一个忧伤。它不是一种风景，而是一个社会的各种风景，这种忧伤它更加沉重，也更加深远一些。
晨报周刊：这些被采访的出梁庄人，有问起您的写作意图吗？他们理解了吗？
梁鸿：我觉得他们是理解了，因为很多话都是他们自己说的。但是他们是否理解我的角度，那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会同意我的这种理解。
晨报周刊：在接触他们的生活时，你是否感到不适应？
梁鸿：如果让我去过他们的生活，那肯定是过不了的，你说你能过那种生活，那一定是虚伪的，甚至是虚假的，因为你的生活确实已经是另一番样子了。
我觉得我更多的是一个观察者和记录者，同时我也是他们的亲人，所以接触他们是理所当然，这里面没有隔阂。
晨报周刊：你觉得对于他们而言，他们的生活要得到改变，最或缺的东西是什么？
梁鸿：我觉得还是一种平等吧，作为生活在同一片国度的人们，每个人都需要得到应有的尊重。我在书里面提到一个印度的小贩状告政府的故事，当时的印度要举办英联邦的运动会，就想把这些小摊小贩赶出去，后来这些小摊小贩们胜诉了，法官判决说，小摊小贩有依靠自己劳动和尊严来挣钱生活的权利，我觉得非常震撼。你们不能去驱赶他、而是要去管理他，引导他。
前些阵子我看到网上的一个图，一个城管当着一个小女孩儿的面把她的妈妈铐起来，我觉得心理非常难受，不管她犯了什么错，你怎么能这么不给她尊严呢？那可是一个女儿的母亲呀，她女儿以后会怎么看她？又怎么看这个社会？在那一刻他们其实就已经埋下了不安的伏笔。
晨报周刊：你觉得出梁庄的人会认同城市化，认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吗？
梁鸿：我觉得生活的美好是需要制度和个人一起改变的。
一方面我觉得城市与制度是存在问题的，我们批评它；但另一方面，现在的中国人非常善于为自己免责，把一切问题都推给制度，这也不行。
在想着改变城市的同时，我们只有改变自己，让自己不断提高，才能适应更好的制度，与城市一同进步。
晨报周刊：书中提到了勾国臣的故事，非常让人震撼，这个故事是否说明，自古以来，中国人都习惯忍耐？
梁鸿：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也非常震撼，这个故事，应该体现出了古人绝妙的讽刺技巧。可能当时真的是有一个穷秀才，上了京城告御状，但是被皇帝打了回来，可是他们不能照直写，便把它改造成了一个神话传说，说是找玉帝告龙王，被玉帝给打回凡间。这不是忍耐，而是暗中反抗，每个被压迫的人，内心其实都在作着反抗。
晨报周刊：您说，“这些人对故乡已经陌生，对城市未熟悉，却构成了完整的中国”，这两本书是不是能反映完整的中国了？这个“完整”与“完美”之间，还缺少什么？
梁鸿：长久以来，我们所看到的，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中国，那是一个“完美”的中国。我想，我的这本书可能是把光明背后的阴影展现出来了，它与那些光明的，“完美”的中国组合在一起，就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国，这种中国既有表，又有里。
在现实中，“完美”其实并不存在，我们一直在追求“完美”，但它其实只能存在于理想之中，“完整”离“完美”并不缺少什么，而“完美”离“完整”还缺少不堪和阴影，我展现出来的是阴影。
《出梁庄记》读后感(四)：城市化困境下的梁庄人
严杰夫/文
梁鸿用一本《中国在梁庄》，第一次全景式地展现了当下中国农村的真实生态。然而，梁鸿亦发现，梁庄本身已经不是完整意义的梁庄，“分布在中国各个城市的打工者……他们是梁庄隐形的"在场者"，梁庄的房屋，梁庄的生存，梁庄的喜怒哀乐，都因他们而起。”因此，只有把这群出门在外的“梁庄人”的生活状态书写出来，才是完整的乡村。这一切成为梁鸿再写《出梁庄记》的原因。
在《出梁庄记》中，梁鸿的笔触踏遍了大半个中国：从北边的内蒙古，到南边的东莞虎门，从西边的新疆，到东部的青岛、北京。通过拜访这些遍布在各大城市中打工的51位梁庄人，梁鸿让那些曾在《中国在梁庄》中隐隐绰绰的身影具体了起来。
抛去地域因素，梁庄的这些打工者显然是当下中国各大城市中打工者的缩影，他们大多从事最卑微、最贫贱，甚至最危险的工作。在梁鸿的笔下，我们几乎看到所有曾在报章中读过的那些零碎的社会新闻。“蹬三轮”、“富士康”、“重金属中毒”、“电话推销”、“城乡冲突”，这些词汇对于我们早已耳熟能详，关于梁鸿乡亲的那些故事也几乎每天就发生在我们的周围。然而，说到底，这些故事和它们代表的人生，不过是我们日常生活的背景或茶余饭后的谈资，如果没有必要，我们永远也不会去真正关注发生在城中村的那些日常生活。但到了梁鸿这里，这些词汇和故事被安置到一个个有着具体姓名的人物身上，终于变成了鲜活的生命，并构成了与我们并行的一个真实的世界。无论如何，梁鸿笔下的万国大哥、万立二哥、青焕和王福姑爷等等人物，他们尽管有着强烈的“告别乡村”的欲望，但是在身份上却仍然无法跨越城乡差别这条巨大的鸿沟。
作为一个客观的记录者，梁鸿不是只片面地选择那些失败的打工者。在《出梁庄记》记录的那些城市中，到处都有已获成功的梁庄人。在《中国在梁庄》中，梁鸿就提到了有着神话般发财经历的韩小海，在《出梁庄记》中，梁鸿自然不会放过采访他的机会，以挖掘那个财富神话的真实面貌。但韩小海显然不会轻易地坦承自己的发财史，对于别人指责他搞传销的传言，他更是矢口否认。不过，作为从梁庄走出的群体中的一员，无论他的真实经历如何，他已经成为打工者中成功的案例。韩小海们对于外出打工的老乡，以及留在老家的乡亲，往往意味着一种矛盾的心态。对于后者来说，韩小海们代表着现实中打工者企及成功的可能性，正是他们的存在，在鼓励着一代代农村人带着改变命运的愿望外出打工；但另一方面，这些成功者无论是个性还是行为模式，大多带有极大的争议性，因此很难被其他打工者模仿，因此在群体的其它成员眼中，这些神话就包含了大量阴暗和晦涩的元素。
然而，无论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作为来自农村的打工者，他们都面临着身份的困境。这种困境表现在，在城镇化的冲击下，传统农业社会的瓦解令他们不得不离开乡村来到城市寻找新机会，但在城市生活中，他们却还是无法摆脱传统乡土社会的阴影。这种传统的阴影，最为明显的就是传统乡村的家族经济。第四章“内蒙古”中的“扯秧子”一节，就极为生动地描述了这种现象。梁鸿在这节中提到的恒武和老赵，都是对于扯秧子最生动的阐释。一个人外出打工后，最后能从老家前前后后带出一百多号人，这不就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到的那个熟人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以“我”为圆心，人际关系以同心圆的方式从中心一圈一圈向外扩散，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即使北京的那位千万富翁刘秀中，他为了事业决然切断了与家族的联系，但是在内心却仍“纠缠于个人恩怨和历史往事”，而他最大的满足也还是建立在同乡的逢迎和吹捧之上。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乡土社会在瓦解的过程中，其传统或者正借由打工者以一种特别的形式在城市和乡村中得以重生。在《社会变革和婚姻家庭变动》中，社会学家王跃生曾提到，“按一般认识，集体经济组织被取消后，家庭组织理论将有可能重新产生”。如果说，王跃生在20世纪末的这项研究中曾预言性地指出了乡土社会传统重生的可能性，那么梁鸿在《出梁庄记》中就是用自己乡亲的真实案例来证实了这个预言。更加重要的是，在这个预言的背后还附带着农民与国家关系的变化。王跃生提到，“随着新的社会经济变化，国家政权和农民的关系将成为何种状态，至今仍未见分晓。”肇始于改革开放后的农民进城打工大潮，在30年后的今天正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王跃生所提的那个问题的答案也正逐渐清晰。在30多年的进城潮中，打工者们付出了外人难以想象的代价，但是他们也在乡村社会建立起新的权威，最终正在颠覆着乡村传统的权力结构。作为“前打工时代”最主要的两种乡村结构，宗族社会和集体社会已经瓦解，拥有了财富的打工成功者成为乡村社会中最新的权威。
“农耕文化的结构方式在逐渐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混杂的状态，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在中国的乡村进行着博弈，它们力量的悬殊是显而易见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瓦解和重生一方面令进城的农民在心理和现实中面临着极大的压力，但同时却也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他们维持现状的决心。
从《中国在梁庄》到《出梁庄记》，梁鸿为我们展现了当下发生在中国乡村的“数千年从未有过的大变局”。在这样的变局下，正是那些打工者的观念和经历，在重新构建着新的乡村生活和观念。他们是现代化冲击从城市向农村蔓延的中介，同时也是现代化在农村的诠释者。但是，身份上的尴尬和困境，令他们成功也好失败也罢，只能是现代化的被动接受者，却无法主动参与其中。于是，无论是打工者本身，还是他们带动变革的乡村社会，都在滑向一种病态，这种病态被梁鸿类比为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笔下的“呼愁”——一种数百万人共有的阴暗情绪。
我们必须要质疑“乡土中国正在终结”的结论，必须要质疑“陌生人式”的城市文化模式对“熟人式”的乡土文化模式的简单替代，必须要质疑现代性是不是就是简单地让“村庄变为城市”。对于一个有着数千年农耕文明的古老国度来说，真正的“中国梦”显然并不是简单地在古老的土地上规划和建造起整齐划一的新楼房、新城镇，在我们的乡土传统中“努力去开掘新的、但又不脱离自我的生存之道”，或者才能挥去笼罩在乡村上空的沉重“呼愁”吧！
刊于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5月号
《出梁庄记》读后感(五)：书评/民间与庙堂的冲撞——梁鸿《出梁庄记》
书评/民间与庙堂的冲撞——梁鸿《出梁庄记》
作者/十生
书中对众多黑三轮车和执法人员的打斗事件，民间叙述与官方话语的迥异给我提供了一个认识此书的角度，如题。
这本书有很多定位，如“非虚构文学”、“纪实文学”、“报告文学”。我还是把该书认做报告文学，主要是它有着报告文学一贯的揭示社会痛处的特点。
对城市人来说，这本书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看待事物的新视角，让他们对于农村人有了更感性的认识。这本书对于我的意义，却是给了我一个重新认识记忆的机会。我想到农村出身带给我的肯定会让我有着不太平常的世界观。这本书把我习以为常的事件记录下来，把我无数次耳闻目睹的事件再写给我看，我终于明白我也是和梁庄的乡亲们一样的麻木。对于各种不平等各种歧视各种欺骗各种违背良心选择沉默选择不愤怒，或许我更无用。
书中呈现的残酷表面上是城乡矛盾，好像这一切都因为出梁庄，梁庄人不到城里问题就不会这么多。如果真可以这么简单就好了，那么国家还是把农民固定在土地栓死在乡村好了，这样种种问题也就可以迎刃而解，这对于中国政府而言绝非难事。但是问题却不这么简单！首先城市需要梁庄人，需要农民，城市人需要有人来摆地摊卖便宜货，需要有人开黑三轮方便出行，需要有人卖菜卖肉卖身体。再就是农民除了进城谋生无路可走，本书后半部分提到去新疆摘棉花，去的人怎么样？是不是像新闻联播里面宣传说是新疆地方和摘棉花的人的双赢？去的人说：“把这辈子的苦都受了。”农民无路可选，只有选择进城。进城住狭窄黑暗的拆迁房，进城吃了上顿不管下顿，进城被工商城管以法律的名义敲诈勒索围追堵截，进城和孩子一年两年的不见面，进城遭受城里人的白眼鄙视欺负。庙堂以建设现代化城市国际化城市的口号毁灭了无数进城农民的幸福愿景。 城乡共进原是非常完美的供需关系，但却被权力之手封杀。
但是我说：这一切都不是真正的原因，都是表象，这本书的原因实质上就是民间和庙堂的冲撞。民间有农民也有城市人，庙堂就是官方。再普遍的说，这就是官与民的冲撞！在这冲撞中庙堂打着各种各样的旗号做着同一件事——不知廉耻的剥夺人民的权利。像这种冲撞，在发展中国家原是不可避免会发生的。但是冲撞的结果却大相径庭，在中国是民间瑟缩在庙堂之下，伤痕累累，唯唯诺诺，饥寒交迫。但是有的国家却可以有法院来保护人民的谋生权等基本权利，如书中例。
梁庄的拆迁补偿的不清不楚，黑三轮遭遇随意扣押、罚款、殴打，造假和打假的心照不宣，摊位的高额摊位费，传销组织的疯狂发展，这一切的一切，不顾法律规定，甚至这种情况让人感觉到在庙堂剥削民间的过程中另有一份习惯法。在这种恶劣的习惯后面都隐藏着数不尽的违法犯法、权钱交易。这所有问题的背后都体现出公权力的肆无忌惮、无所不为。在这本书中，作者对于政治这根红线已经有点言不由衷的有意避免。以一种民间的蒙昧来讨论官方的无耻行径，自是一种途径。那么就让我们读者说吧，腐败，腐败，腐败。腐败的基本解释：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
官方的公信力被腐败消耗殆尽，民众还怎么辨别对错？作者最后说到“ 经济的发展、贸易的繁荣、城市的大规模建设并不意味着一个普通老百姓就可以致富，同时，即使致富，也并不意味着他就可以更幸福、更安全，也不意味着他的生存空间更大，反而可能面临着环境更为恶劣、生存压力更大和安全感丧失的境况。而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低下更是折射出社会结构的不稳定和精神意识的不健全。 ”作者主要还是在致力于环境、生存压力、安全感等直接可感的事情上。在我心里，这一切都是腐败的原因，而腐败的原因则是因为法制的不健全。要想出梁庄记不再那么悲，只有借助法律。
这本书几乎涉及到所有社会热点话题，这些问题在官方那里是一副德行，在以亲历者讲述的方式呈现的时候，又是另一个面孔。本书以其纪实性，打破了所有GDP表面的欢歌，揭露了民间生活的艰难困苦。民间何时才能有自己的遮风挡雨的屋檐？庙堂何时才能有自己检讨整肃的方式？
《出梁庄记》读后感(六)：出梁庄，见中国
「出梁庄 见中国」梁庄也是中国很多农村的一个缩影吧。城市化的过程中，乡村在不断地沦陷。留守儿童，养老，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土地丢失，教育问题，环境污染，犯罪滋生……很多进去大城市打工的农民，他们就算是奋斗一生，城市里也难以有他们的立足之地，于城市他们始终是个异乡人。或许他们最大的梦想就是把在城市里赚的钱回到镇上或者市区买套房子，但是很多人所赚的钱可能只够回到原来的乡村里盖一所房子。然后他们的孩子又继续循环着父辈的道路，所谓的寒门出贵子其实是很难的。 记得之前选修的社会学有讲到温铁军的「八次经济危机」，农民是承担了蛮大的代价的，只是他们也没得到什么。 关于乡村，还有何伟的中国三部曲中的「江城」也是超经典的。
《出梁庄记》读后感(七)：我所看到的
很明显，这是一本女性学者视角的作品，叙述、立场、关注点、……我不太想说什么”从这里读懂中国“、”在这里看见中国农村“这种话。我觉得，真实是个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我们只有在自己有限的经验中，去触及生活的内核。这么说或许有些圆滑，
言归正传。看这本书的时候，数次落泪。我没有见过什么世面，只是联想到自己之前看到的一些事情、经历的一些场景，虽然和书中的故事有不同的时间、地点，却有惊人的一致性。写下这些，权当是记录一些回忆。可能与本书无关。
——甘肃
专业的缘故，得以参加过一些大大小小的调查，在本科的那个学校、地区，农村的项目很多。所以去过甘肃的一些很落后、贫穷的地区。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临夏、夏河地区，那是2006年，在那里一周多的时间，遇见患精神疾病却生了4、5个小孩的只有17岁的娃娃媳妇、在兰州打工遭遇工伤丧失劳动能力只得返回老家的年轻男人、被挑选出来去寺里读书的”天之骄子“、……当然还有住在县城，当时家里就有巨大液晶电视的卫生局官员，他的儿子在兰州读高中，很帅气的模样。
甘肃比书中的中原地区，多了许多其他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宗教。临夏夏河这两个地区，算是比较贫困的，但是那里的清真寺盖得十分漂亮，即使再贫穷，寺里都是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如今是否还是那样，不得而知，但我相信，我从他们的言行中，感受到了宗教的力量，虽然带着世俗的解释。县城里开车的青年，戏说般讲起他亲戚在Xinjiang贩毒被枪毙的事情，显得兴趣盎然，尽及夸张的形容。贫穷、罪恶，长久以来似乎都是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宗教可以带来救赎么？
苦大仇深的案例遍地都是，贫富矛盾、城乡差别简直成了一种习惯，普通到让人们渐渐感觉不到。让我很无奈且觉得无解的是：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生活，似乎没有在变好，而且矛盾越来越复杂、越来激化。
——”西安“
书中梁庄在西安打工的人，多数都在从事是”三轮车夫“这个职业。去过西安的人都知道，这个城市的三轮车似乎比其他城市都多，拉货的、拉人的，屡禁不止。如果你注意，这些拉车的人，很多还是残疾人。夏天暴雨的时候，出租车什么的都不拉人的时候，却只有这些人还会愿意载人。他们的车不安全、漏风漏雨，积水太深，说不定还会陷到那个没有井盖的坑里。但你只要肯付给他10块钱，他一咬牙还是会载着你前行。就是这样一群很不体面的人和车，他们不要命、不要脸似地在和西安创建国际型大都市的规划面前，抗争着寻找自己的生存之地。
看到书里那个在西安住了20年的人，谈起西安，却是一副仇恨的口吻。我们都是外乡人。我自己也承认。对于现在的中国人，离开家十年、二十年，回来之后，要面对的是几乎完全陌生的环境、生活方式。城市巨大冷漠的规划和制度面前，我觉得自己和他们一样：我只是一名进城务工人员。
西安可能是某种程度上离“家”这个意义最近的城市。但它仍然不是家，对这些梁庄来拉车的人来说，他们仍要“回梁庄去”，然而对于我来说，对于一部分已经“回家”的人来说，还能回哪里去呢？
——传统和信仰
书中我觉得贤义很有意思，似乎作者眼里，他即使有些悲凉可笑，但他的精神似乎是最健全的。他是一个算命的。贤义可能是封建迷信“正能量”的代表吧。他说的话，都特别在理，特别豁达，孩子也懂事学习好。我很感动，他的孩子并不嫌弃爸爸的工作，并没有轻视自己的爸爸。贤义一家，在别人猎奇、轻视的目光中，没有丧失信心。
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个农民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想到一个叔叔，他以前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丢了工作离了婚，后来他去南方做小本生意，信了基督。前几年他回来，几个朋友请他吃了饭，大家都为他身体和精神的康复感到高兴。可后来没多久就病逝了，听说教会的人给他做了最后的打点。
几十年前，当红小将们打碎佛像、烧毁庙宇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如今的人们，是多么缺失安全感。我们有多少“愚昧的”民众，心里有多少愚昧的幻象，应该怎么解决呢？一个农民，用八卦、风水和佛经，找到了内心的平静和生活的依赖，可我的内心却真的很难再相信什么。在科学和幻象之间，只有软弱的人。
作者后记里说要有参与者的意识，要责备自己。可能是我的自我反省还不够。首先，我无法融入那些我们“可怜”的人们，就像她书里写的，马桶那么脏，根本没有办法坐下去；尽量不去想那些放在厕所彩色盆子里的蔬菜，食物卡在嗓子里，生生憋出了眼泪。这是天然的、巨大的鸿沟。我想起调研时住的招待所，老鼠在床头乱窜；想起坐着廉价火车，周围不愉快的气味和吵闹的人群；乱摆的摊贩和伪劣食品……横在我们中间的，就是这些。
农民工，也并不那么“弱势”，他们有自己的法则、规矩，凶悍起来也让人气得想杀人，恨不得把他们统统赶出去。他们是农民，我也是农民，我相信，中国大多数人都是农民。尽管有时并不想承认，但我们的资源、生活还是会和“故乡”牵绊在一起，这是典型的土地心理和社交形态。
我想，走出去，是为了重新认识故土，是为了重新审视自己。
《出梁庄记》读后感(八)：从梁鸿那里寻找我的故乡
为什么会对《出梁庄记》感兴趣呢？是在看《一席之看见看不见的梁庄》后，马上确定要买来好好阅读的书。因为最近几个月来，我一直关注乡村建设的话题，从有机农场、乡村社区、教育农园、乡村平民教育、以及各种NGO模式（WWOOF、CSA等）。这些都是在建设发展，都没讲乡村的现状到底咋样；虽然，我们都在叫喊着乡村没落，但每个人对事物的认识不尽相同，所以非常有必要来阅读，发现我没看到的农村现状。
1 现代的城市没推进一步，那些混沌、卑微而又充满温度的生命和生活就不得不退后一步，甚至无数步~~~（我有句话：欧美日那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强盛，更多的是通过科技形成的贸易壁垒为自己国家创造财富；而我最爱的祖国，确实通过压榨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来创造ZF的富裕）
2 这一切或许与农民身份无关，而与人的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的狭窄有关（说明了农民也需要教，最有效的方式是通过宗族的纽带，重建传统文化价值观）
3 过于丰盈的肢体和不断萎缩的内心（传统的缺失，直接导致道德低下化——秋风）
4 梁庄的人出来闯天下，估计混出名堂的就且占两成吧，符合2:8定律；但这两成的人，真正能给下一代带来创造什么呢 ？这个真的很难说~~~首先，他们找不到融入城市的方式，从骨子里显现出缺乏安全感；其次，下一代属于游离的一代，生在城市，长在城市，却无法与城市那些有势力的阶层竞争~~~
现实很残酷，但我们还是希望明天更美好，那就说说《出梁庄记》里那些积极向上的人物吧。他们中有梁贤义、李秀中、梁磊这样的代表，这是梁庄里少有有自己思考和想法的人物，其中有李李秀中那样已经通过自己奋斗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也有梁磊那样在奋斗在路上的年轻人；唯有梁贤义已经看破红尘，专注的教育下一代。
梁贤义是一个奇葩——在梁鸿眼里，他是一种精神的化身；但是不具有代表性。在梁鸿笔下，梁庄的孩子们生存状态分两种：1 跟随父母到外地打工，在外地接受教育（这类孩子既不能融入城市，也不能融入梁庄，悬空）；2 在梁庄留守的孩子，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少爱了。可以很清楚得出一个结论，这些孩子无法与城里的孩子正面竞争，不仅仅是享受教育资源的多寡，还有最难过关的社会阶层。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社会阶层已经逐步形成，乡村子弟如果没有特别技能或口才，能在这阶层中找到立足之地吗？
李秀中，这样的大款，不是每个村庄都有的。我在这里不是来吹捧他的财富，而是感叹他的观念。他谈到河南人内斗严重、心胸狭隘，主要是社会风气不好（秋风先生在《政府的本分》一书中谈到：商人精神在南方有最突出表现。而南北文明的差异实缘于儒家化程度？高低。凡在儒家文明教化较为发达的地区，人文精神影响于人际关系，尤其有助于驯化强者、富者，约束其奴役弱者、贫者的本能冲动。在儒家文化气氛淡薄之地，则人际关系就可能趋向残酷）。同时李秀中也努力过，想建立统一的校油泵组织，可惜由于河南人太精于计算；信任、合作，这些属于扯淡的商人精神。所以李秀中无法合作，甚至自个儿都在骂河南人，瞧不起自家人。
梁磊，是重点大学毕业的学生，在深圳奋斗了6年，目前依然处在小职员的位置，明确人生的奋斗就是先挣钱，然后回老家开店当老板。对社会有自己的看法，但是趋于悲观；生活也没有融入城市。是啊，特别是大学扩招后，像梁磊一样的年轻人，何其多~~~可惜，我们依然漂浮在城市的上空，未来依然弥漫着很多不确定性；去哪儿，是我们反复纠结的问题。
面对城市的管理者超强的整合能力，乡村消失，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消失的仅仅是乡村吗？不，当然不是，消失的还有我们的农耕文化，还有我们的乡愁~~~即便是我们这个社会有70%的人住在城市里，那我们的农村依然还有4亿人，所以乡村依然有存在的必要。保留我们的乡村，重建我们的故乡，在异乡的我，有这个担当。因为我不想在50年后，子孙问我的故乡在哪；我不希望回答是：我的故乡在梦里~~~
最后，再来分享梁鸿精彩的后记，共同反思：如果过去和未来，传统与现代，都只被作为“现在”的附庸和符号而利用（就像不断被拆掉的老城区、古建筑和不断再建的仿古建筑和仿古景点，崭新的“古代”，让人悲怆的滑稽），那么，我们的“当代”将被闲置在半空中，无法对抗并生成新的历史洪流。如此单薄而脆弱的当代，怎么可以建构开明、敦厚、合理的社会和人生？
《出梁庄记》读后感(九)：无序的杂想
其实看完《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很久了，一直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好。内容已经几乎纪实到最底层了，也看不出明显的煽情痕迹，所以站在一边捂着叉腰肌说一些高大上的评论挺可耻的。
其实最大的感受就是憋闷，为书中人在乡土和城市中都失去话语权而憋闷，更为梁博士大量展示着一手资料却很少有敞开说话的机会憋闷，即使她有时忍不住进行一点判断和论说，也总显得与其他内容格格不入。她是聪明人，该知道这是为什么。在城乡关系这件事情上缺少的并不是答案，而是不断提问的勇气。
虽然在《出梁庄记》后记开篇就提到了由帕慕克普及给世界的“呼愁”概念，虽然全书充满了城乡剧变带来个体和生活方式变化所带来的忧伤，不过梁鸿并未直接臧否城市化。去年出版的一本叫做《城市的胜利》的书中明确地提出了城市能够使各种资源得到集约化应用，堪称人类最伟大的发明，而且无论历史还是现实，它的胜利都属必然。这个说法未必能赢得太多拥趸，但至少在漫天无助的“呼愁”声中，作者明显地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三农问题永远重要，而且并非无解，只是需要一个过程，记录和统计也许只是管窥一豹，但不表示观察者的缺位或者旁观者的无动于衷对质变没有影响。前一阵组织了一场人类学沙龙，谦虚的笑容灿烂的菲利浦博士说他欧洲香港内地游学这么多年，还是没法太明确地给人类学下一个定义，但无疑作为一个人类学者，应该把眼光放在当下发生的事情。从城市到乡村，眼下的动态变化和万千联系根本研究不完探究不清，哪有功夫纠结于历史积垢。然而从梁博士对梁庄持之以恒的观察记录看来，所谓的“当下”其实不断地融入历史角落的尘灰里，这有点像个悖论，但无论如何，她的两部梁庄纪实应该可以划入人类学教材资源库里。
从《中国在梁庄》到《出梁庄记》，一种焦灼与伤痛在纸上蔓延。这种感受并不仅仅是心理层面，书中被记录者身体受到的伤害也带来了最直接的冲击。
梁鸿因小时候的玩伴小柱的意外死亡，起意去寻找真相，于是有了青岛之行。许多乡亲在这里的电镀厂打工，包括曾经的小柱，他们的日常工作就是与氰化物（常见的有氰化钾和氰化钠，含剧毒，就在我生存的城市边缘）打交道，缺少必要的防护设备，无异于慢性自杀，小柱不过是最不幸者而已。但亲历者实言相告：“实际上也想回去，但不管咋说，比在家强”。他们处于这个社会的最下层，可选择的机会太少，人生的大多数时间只能逆来顺受。虽然小柱的例子相对极端，但他的乡亲们在外所处的环境之艰苦却是普遍的，梁鸿走访了内蒙、西安、郑州、北京、广州等地，梁庄的人们或栖身城中村，或在工作强度极高的工厂做活，或于城郊荒凉的维修店存身，身体的劳作疲累不言而喻，心理疏导犹如天方夜谭。他们尽管已经离开了农村，但对于城市而言仅只是寄居者，真正的城市空间将他们有意无意地隔离在外，使其不自愿又不自觉地处于一个尴尬的半悬位置。回首时乡村来路已然真实沦沦陷，外面的世界又是种难以融入的虚假精彩，这是一种两难的处境。
前一阵，我曾经天天经过的地方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油管爆燃事故，不出意外地，种种拙劣的危机处置罗生门上演。有一种声音辩解说数年前铺设管线时这里只是乡村野地，是近年城市化和务工潮让它四周生长出聚居区。这种逻辑似乎隐隐地要把责任推给《出梁庄记》里的主角们，似乎他们的到来使原本建设有序的城市异化了，他们不是外乡人，而是外星人。
其实我们所谓的城市人大多数时候心底深埋着这个概念，是身边这多达2.5亿的外星人使资源枯竭，城市失序，他们应该像马戏团里的动物那样，被需要时出出苦力，其他时间滚回乡村的囚牢里去。
《出梁庄记》读后感(十)：城市建设者的纪实书籍
梁庄人在外，大部分人在相同的环境下，相同的命运，都在工厂打工，电子厂，鞋厂，服装厂，年轻夫妇多在附近租一个小屋，或在附近农村租一个房子。房间里的风景和生存大同小异，千篇一律的出租屋，除了相对较好和较差之外，都是差不多的精神气质。千篇一律的小型的、简陋的企业，几台机器，几个人，就是一个工厂。至于环境、待遇、污染和＜劳动法＞，那都是不说也罢的话题。
每个讲述者都说了自己的经历，基本都是人虽然出来打工了，但心还在梁庄，不喜欢城市里面的生活，没有认同感，没有归属感，社会不公正，但是又因为城市能够带来工作和每年一次的加薪，又有了盼头。大部分人回梁庄的时间越来越少，每年春节回的比较多，但很多人也好多年没有回去了，依属感越来越弱。
在工厂里面工作，总是被剥削劳动力，加班是经常的事，也很愿意加班，这就是资本家制度的设计。反抗无法团结起来，只有偶尔零星的反抗，没有长效性，不能根本上改变问题。中国的很多小厂，都是以牺牲工人的健康，甚至生命作为代价，环境污染更是很严重，从底层人员的视角，看出执法人员多么的不公正，官员腐败如此严重，居然还希望官员世袭多当几届，贪够了就会为人民做点贡献，但要知道，欲望是无极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