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建立，以“天朝”傲视天下，中华文明相对独立发展，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汉文明圈，虽与英、法、美、荷、西、葡等国有通商关系，那也是“化外各邦”“怀柔远人”。十八世纪末叶西潮入侵，中国开始进入了长期的衰弱过程，清政府害怕外国势力入侵会加剧不稳的情势，企图以加强实施闭关政策来维护其统治。1840-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已处于被动和消极防御的地位，独立的主权国家的地位岌岌可危。到了1856-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改变了对外态度，以订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标志，和列强建立了屈辱的政治关系。恰如历史学家蒋廷黻所说：“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城下之盟，别无选择，作为战败国，再苛刻的条件清廷也不能不接受。近代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條约——南京条约（1842年8月29日），主要有三项内容，即割地、赔款、赦免“汉奸”;英方强加给中国的诸如五口通商、废除行商、新定税则规定，无疑是强权的表现。它犹如一座界标，标志着中外关系由“天朝”时代转入“条约时代”，至此，清初建立起来的“天朝”对外贸易的“防夷章程”荡然无存。据王铁崖所编的《中外旧约章汇编》统计：从南京条约始，至1911年清朝退出政治舞台，在近70年间，清廷共与21个国家签订条约（包括章程、合同、续约、协约、照会、条规、专约等）537项。

　　在中国历史上，南京条约委实是亘古未有之事，朝野引发热议。浙江巡抚刘韵珂认为“抚局既定，后患颇多”，他首先考虑的就是：“对英条约签订后，其他国家望而效尤，清朝又不知底细，该怎么办？”道光帝对钦差大臣耆英传递的条约内容也有所顾忌，再三思虑，为“力杜后患”，他决定在南京条约上“添注”，这就产生了在虎门签订的“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约”（即虎门条约），其实，它走得更远，使得清廷至少丧失了四项重大权益——关税自主权、对英人的司法审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英舰进泊通商口岸权，其带给中国的祸害并不亚于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扯破了“天朝”的帷幕，晚清已守不住“天朝”旧制，慑于列强的武力炫耀和外交施压，“一视同仁”便成为了其处理中外关系的准则。1843年，美国派众议员顾盛携带条约草案47款来华，尽管“内多必不可行”，但还是“四易其稿，始克定义”，签订了望厦条约;法国使者拉萼尼来华的使命即是“与清朝缔结一项与英国权利相等的通商条约”，结果如愿以偿，签订了黄埔条约。其他国家竞相效仿，如葡萄牙（1862年）、丹麦（1863年）、西班牙（1864年）、比利时（1865年）、意大利（1866年）、奥匈（1869年）、秘鲁（1874年）相继和清政府缔结了通商条约，“一体均沾”。这些条约规定了低关税，确立了最惠国，开放多个通商口岸，并保证享有在中国内地不受中国法律约束的权利，在19世纪中期，这些特权在中国创造出一个“非正式帝国”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清朝在签订不平等条约时，还保留了列强“修约”的权力。1858年，清廷分别与英、美、法、俄四国签订的天津条约都规定：海关税则和通商条例可以协商修订（如中英条约载明10年修约，中法条约规定修约期限为12年）。为了满足贪欲，列强们以“修约”方式实现新的侵略要求，如英国1868年修约，达到了中国全境开放通商、北京设立使馆、鸦片贸易合法化等目的。

　　就连其时的蕞尔小国日本也觊觎中国。1870年底，日本派出外交大臣来华谋求订立条约。经过两个月的讨价还价，最终在天津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海关税则”。1895年甲午海战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主要内容除了确认朝鲜“独立”外，还有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赔款、开设工厂。清廷割地赔款，都达到半世纪前中英南京条约以来从未有过的程度，把老迈的中华帝国推向了“亡国亡种”的边缘。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清廷与德、英、法、美、俄、日等国签订的辛丑条约是列强强加给中国的又一个奴役性条约，它实现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全面控制和掠夺，标志着中国已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即使在20世纪初，清廷实施了称为“新政”的一系列雄心勃勃的改革，但仍然无法挽救其日薄西山的颓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