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9月17日，鲁迅收到学生台静农的信件，信里面提到瑞典人斯文·赫定在上海的时候听说鲁迅的名字，想请刘半农帮助，提名鲁迅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

　　鲁迅当即回复了上述这封信，态度丝毫不暧昧，表达得非常截然。

　　静农兄：

　　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

　　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未名社出版物，在这里有信用，但售处似乎不多。读书的人，多半是看时势的，去年郭沫若书颇行，今年上半年我的书颇行，现在是大卖《戴季陶讲演录》了（蒋介石的也行了一时）。这里的书，要作者亲到而阔才好，就如江湖上卖膏药者，必须将老虎骨头挂在旁边似的。

　　还有一些琐事，详寄霁野信中，不赘。

　　迅上

　　九月二十五日

　　为考证这封信是否真实，2005年，《南方周末》记者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采访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埃斯普马克时，这位主席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1988年有一位中国作家非常接近获奖。那就是沈从文。战前是没有来自中国的作家被提名。

　　以前有一个考古学家斯文·赫定曾经建议把诺贝尔奖给中国的胡适，但是（瑞典）学院认为胡适不是一个作家，更像一个思想家或者改革家。

　　所以没有给他。在1930年代中期，学院曾经派人给鲁迅带话，传给他一个信息，就是想提名他。但是鲁迅自己认为他不配，他谢绝了。”

　　为了确认这个消息是否属实，该记者还进一步问道：“评委会把这个提名信息传达给鲁迅本人了吗？”

　　埃斯普马克回答说：“传达过。鲁迅拒绝了。而且鲁迅说中国当时的任何作家都不够资格获得诺贝尔奖。”

　　埃斯普马克曾担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长达17年之久，他有一本书已经有了中文版，叫做《诺贝尔奖内幕》。

　　在回答这位记者提出的关于参评诺贝尔奖的作品必须译成瑞典语的问题时，他回答道：

　　“我们读的作品不一定非要译成瑞典语。我们很多评委懂其他的语种：德语、法语，还有其他的北欧语言，也有意大利语、中文。

　　如果有一种小语种是没有被翻译的，我们会去订购，请人去评估和翻译。但即使这样的话，我们也只订购18份，不会多做。

　　这样的情况经常会发生。我们订购要读的一本书，有时候只印18本。而且那些评估和翻译书的人，我们不让他们互相有关系，这个人在中国，那个人就在另外的地方，不让他们之间有关系。

　　而且我们也会请一些专家作评估，但是不管什么样的专家评估，我们所有的人都会自己作判断。必须所有的人自己看，自己作决定。所以我们不会忽视任何小语种的文学，如果没有那些语言，我们就会去找，我们不懂就会请人去译。”

　　鲁迅1927年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事情，当年的媒体未做任何报道，只在北京的圈子里流传了一下。但是，胡适还是知道了，第二年，当斯文·赫定询问胡适是否愿意提名诺贝尔文学奖时，也同样被胡适一口拒绝了。

　　显然，这是一种鲁迅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