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年年见沧桑：东京旧事》是一本由王墨著作，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6.00，页数：30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世事年年见沧桑：东京旧事》读后感(一)：一本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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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年年见沧桑：东京旧事》读后感(二)：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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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年年见沧桑：东京旧事》读后感(三)：处理中日关系有没有那么难？
一直以来，亲日、反日似乎就是中国人处理中日关系的两条准则，且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处理中日关系似乎很简单。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为什么友好了这么长时间的中日关系，说坏就坏，丝毫经不起任何风雨的袭击呢？中日的友好也似乎在一瞬间跌入冰川？
政治影响着每一个人，但普通人介入政治，尤其是上层政治的机会并不是很多，王墨很幸运，肩扛小红旗的她，竟然成为“反对中国”的冈崎久彦的班子的一员。
更为幸运的是，在同日本上层政治人物的接触中，她看到了他们眼中真正的中国，也让她看到了处理中日关系的第三条道路。
这条道路就是以战略互惠代替中日友好。利益，只有利益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本质，没有利益的友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不会长久的，也是经不起任何风浪的。
她的观点或许可以给当前的中日关系困局提供一些参考。
《世事年年见沧桑：东京旧事》读后感(四)：中国和日本真的是同文同种吗？
每当东南亚文化友好协会召开理事会，如果提到中国，人们总会说：“那是一个我们旁边的遥远国家”，“我们完全不了解”。
看得出来，他们中的许多人对中国很是向往，也有去旅游过的，但都是观山看景，对于重视别人看法的日本人来讲，没有中国的朋友，便很难产生具体的亲近感，所以中国仍然是和他们无关的国家。因此，即便多次到中国旅游的人也始终觉得中国遥远。
因为文字的相同、长相相似、再加上日本人学习了一些中国的习惯等原因，中国人每讲起日本，常常会说“同文同种”，以示亲近并很容易互相理解（当然，也有人就此表示轻蔑，说日本完全没有自己的东西）。然而，通过大野等人，我发现“同文同种”的说法完全是一个谬误，这个谬误对我们正确认识日本产生了很大的误导作用，使得中国人在考虑日本时常常按照自己的臆测来想当然，并进而忽视了日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外国，在文化上存在巨大差异这一事实。
但日本人不同，普通的日本人，从来没有想过与中国同文同种。的确，日本人写汉字，但那是因为没有文字，所以将中国的文字拿来用，可表达的思想内容却是日本式的；日本人也读《论语》、学唐诗，但那仍然是拿来主义的一个具体表现。而这些，对于日本人来说都不过是对人类文明成果的分享，如同引进西红柿、茶叶的种子一般，算不得亲近的理由。
所以说，也许从人类史上看，中国和日本算作“同种”，但彼此绝不“同文”。
《世事年年见沧桑：东京旧事》读后感(五)：王墨《世事年年见沧桑：东京旧事》读书会在京举行
王墨《世事年年见沧桑：东京旧事》读书会在京举行
村山富市传的翻译者，小泉和安倍外交战略的家庭教师——冈崎久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王墨，讲述了日本上层政治人士对中国的看法。在书中，王墨没有表扬中国，也没有批评日本，她的想法或许对破解中日关系困局有所帮助。
《世事年年见沧桑：东京旧事》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定价36.00元。
2016年2月28日下午15：00—17：00，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北京村里沙龙和孔子和平奖组委会联合主办的“王墨《世事年年见沧桑：东京旧事》读书会”在北京张自忠路三号隆重举行。
应邀参加读书会的嘉宾有：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员魏峰，民进北京市委赵加宜，中央统战部经济局刘杰副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赵刚，华艺出版社、中国满学会理事殷芳，两岸生活杂志社社长王琳，世界知识杂志社社长罗洁，言实出版社佟贵兆主仼，日本产经新闻社矢板明夫，丽都饭店总经理王树森，北京交道口办事处工会副主席齐志，中国化工协会顾问乔红，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梁爽，孔子和平奖评委会主席谯达摩等。
读书会由孔子和平奖顾问李春光主持，首先由作者王墨对该书的创作经历、写作内容进行详细介绍，之后由来宾自由发言，大家围绕王墨的《世事年年见沧桑：东京旧事》一书进行多层次解读，各抒己见，气氛非常活跃。
王墨的随笔集《世事年年见沧桑：东京旧事》，全书大约20万字，按照时间顺序，记录了王墨在日本著名外交战略评论家，被称为小泉和安倍外交战略的家庭教师——冈崎久彦身边的经历。该书对了解日本社会的各个层面具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语言朴实流畅，内容丰富，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政论性随笔著作。王墨曾经在日本工作、生活、学习近20年，其独特的经历使该书的视角不同于一般作家，对研究中日关系具有重要资料价值。其书更是“一步一景”，读来总会有收获。总之，这是一部集文学性、思想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优秀散文著作。
王墨，本名王雅丹，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日本政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孔子和平奖翻译委员会主任；中国天津翻译家协会会员；日本翻译家协会华人会员；天津市宝坻区海外联谊会理事；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日语教师。中文译著：《现在，是我们赎罪的时候》(加藤亮一著，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我的奋斗历程：村山富市传》(村山富市著，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日文译著：《时间之旅：日中关系秘史五十年》(刘德有著，日本藤原书店出版)。
《世事年年见沧桑：东京旧事》读后感(六)：封面简单，内涵丰富
参加村里沙龙的时候，听人说有这么一本书。上当当买的时候，看着封面如此简单，有点犹豫，不太想买了。想起村里沙龙的人对这么一本如此不起眼的书那么推崇，我的好奇心又起，索性趁着打折买了下来。
没想到，买来拆开一读，我竟然一次读完了。封面简单确实是简单了一些，但内涵真的很丰富，可谓一步一景，步步皆景。
作者王墨低调，她出身书香世家，这一点，我在沙龙上有所耳闻。她在东京生活了20年，而且她翻译过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的自传，她还进入过小泉和安倍的战略家庭教师冈崎久彦的研究所，位列过日本政治上层人士的圈内。
不仅如此，她还翻译过中日关系元老级人物刘德有的著作。她跟这么多大碗有过深层次的合作过，有着足够炫耀的资本，但她在村里沙龙上给我的印象却似一位知心大姐，多知，温暖。
书的内容让我打开眼界。中日友好关系的建立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原因，但与领导人的个人魅力也是密不可分的。
中日友好关系持续下去的一个建议是“战略互惠”。因为中日战争已经结束很多年，日本人对中国不甚了解，甚至是完全不了解。想要日本了解中国，二者之间必须要相关利益才行。
日本虽然有写汉字、引用汉诗等体现汉文化的行为和传统，但日本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外国”，与中国同文，但绝对不同种。
日本女孩的卡哇伊的真正内涵就是漂亮加上傻，当然这种傻有的时候是真傻，有的时候是装傻。
日本民众兢兢业业的工作精神世界一流，但是在日本的上层却是人情社会，会搞关系对日本官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日本学校的欺侮事件非常普遍，农村中的欺侮事件或者说村八分传统也尚未完全消失，这些构成了日本社会的一大独特特点——每个人都怕被别人孤立。等等
冈崎久彦不得势时，以练气功打发时光。安倍上台之后，冈崎久彦容光焕发，但这让王墨无法再在他的研究所露面了。
王墨似乎是为中日关系而生的。她的先生李春光也一直在为“中日友好”工作，但无奈造化总是弄人。
零零碎碎说了这么多，没有一个中心。可能生活就是这样，中日关系也是这种，那些影响中日关系的大事件也就是那么一件、两件，大多数的事情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的，也是每天都会经历的，还是不那么显眼、不那么显赫的，但这些事情会酝酿形成影响中日关系大局的事件，会酝酿形成解决中日关系困局的方法。王墨在日本20年的经历，20年在日本政治上层经历的经验，似乎就酝酿成为这样一种方法，那就是“战略互惠”可以更好地解决中日关系困局。诸位看官觉得呢？
《世事年年见沧桑：东京旧事》读后感(七)：我和金美龄只是亲戚，不是朋友
后来，金美龄就来了。
似乎如王熙凤的入场，一个女声响亮着飘了过来，周围有人窃窃私语：“金先生来了，金先生来了”，我立即知道是一个名人来了。因为离门口近，很快便看到一个娇小的女人走了过来，醒目的白发直晃人眼，肤色白皙，面颊光洁得如少女一般，真的是鹤发童颜，好漂亮的女人！大家都望着她，纷纷打着招呼问候。
小川笑着领着她走过来，我也站在人丛里看着他们的隆重入场。小川看见了我，冲我招了招手：“王，来！”这个中国姓氏让“金先生”停住了脚步，她微笑着看向我，和蔼地问：“台湾来的？”我看了看小川，他眯着眼点了点头。当时的我并不知道金美龄的背景，她日语说得非常地道，几乎完全听不出外国口音，但听语气似乎是台湾来的，我忽然突发奇想，笑着回了一句：“我是大陆来的，您是台湾来的？那我们是亲戚。”话音刚落，美丽的“金先生”脸色突然就变了，声线也提高了八度：“谁跟你是亲戚！我们是敌人！”说完绷着脸转过身去，昂然向屋子里面走去。
她是名人，有声望的人都在里面。
她的高声让周围的人都愣住了，小川也不知说什么好，表情略显尴尬地笑。望着金美龄的背影，几个人看不过去地过来说：“金先生太过分了，这样的场合，没必要如此作秀。”
中国青年报东京记者站长在人丛中望着我，眼神怜悯，我回了他一个微笑。
小川自此一直陪着我，见一个人便说：“刚才王被金先生欺负了。”问过怎么回事之后，对方便都安慰我：“金先生太不对了，不应该如此作秀……”我发现他们使用了一个共同的词：“作秀”。
我就回答他们：“我并没有说和她是朋友啊，我只说大家是亲戚”。
“对呀，到了欧洲，同是亚洲人也可以说是亲戚呀，金先生太小家子气了，scale太小了。”
当时，我对大家嘴里这个“作秀”的体会并不深，也不知道“金先生”为什么要作秀，后来细想，其实，大家对我这个中国人的在场都感到了别扭，只是没有流露出来而已。而“金先生”的刻意表现，不仅显得不给主人面子，而且也是太突出她自己了。
这一天，我在他们嘴里听过多次英文scale这个词，日语将其直接作为外来语使用，说人的时候大约指一个人的心胸、度量。这个晚上，大家都在说金美龄心胸狭窄，scale小。在冈崎研究所，有一个人的名字也会偶然提到，那是石原慎太郎，大家提他的时候，也基本上是说他scale小，只知道瞎吵吵，糊弄糊弄老百姓还差不多，不足以成大事。
当然，这种背后议论人的话说得很少，大约都是偶尔喝多了酒，或者在飞机上无聊时才说。
后来，不知道是不是大家的负面评价传到了她的耳朵里，还是她本人也觉得自己表现得不够风度，第二年春季沙龙的时候，金美龄特意拿了自己带来的台湾香肠走到我面前，和婉地劝我吃：“台湾的香肠最好吃，多吃几块儿！”小川看见了，偷偷地冲我挤眼睛。
《世事年年见沧桑：东京旧事》读后感(八)：关于日本，不美丽的误会
关于日本，不美丽的误会
王墨《世事年年见沧桑：东京旧事》读后作者：丹飞
不管我们怎么辩解，远甚于美国，远甚于近现代史任何其他话题，关于日本，存在着最深的偏见。大多数国人对于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八年抗战”的红色文化赋予的红色记忆，以及抗日“神剧”的淋头灌脑，仇恨借以“手撕”等简单粗暴的影视画面、现实中偶发的“砸”和网络上花样百出的虐得以宣泄，正义之名，却达成了以暴易暴的尴尬效果。这种理解和应对，不消说，算是片面的真理，因为经过了权力的选择和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过滤，除了有失偏颇，更致命的缺欠在于，世易时移，时代在变，举国对于重要的邻国的认识还停留在粗放的民族感情的“历史性认知”层面，可悲更可怕。这种“美丽的误会”一点都不美丽。
教会王墨这个“什么”和“怎样”二元法则的人是冈崎久彦。
冈崎久彦是谁？
王墨用“才华横溢”、“本质上是个书生”来溢美，称冈崎久彦一生引以为荣的是从东京大学法学部退学，而通过了日本最难考的公务员考试外务公务员考试；入职外务省不久，又早皇太子妃小和田雅子的父亲一年获得了剑桥大学的进修机会，值得夸人的是还是以全日本第一名身份。
在回答王墨经受了什么之前这个问题无法作答。没有沉浸其中的人想要作答只能是一厢情愿的臆断。至少要注意到的一个事实是，影响了王墨人生的三个老人中的另一个日本人村山富市是日本社会民主党委员长，也是日本前首相，乃左派人士。三位老人中唯一的一位中国人是毛周的日文翻译、前文化部副部长、中国翻译家协会会长、中华日本学会会长刘德有。村山富市自传和刘德有回忆录日中关系“秘史”也由王墨分别译介到中国和日本。三人或因司职贡献（村山富市和冈崎久彦）或因“促进日中两国相互理解”（刘德有）被授予过级别不等的天皇勋章。如果说刘德有的回忆录对热流体力学博士王墨向研究我党执政规律的博士和中日关系研究者的身份转变起到了点化和发蒙作用，冈崎久彦和村山富市一右一左对“肩扛小红旗”的王墨则起到了“冲突、交融、沉淀”的化学反应，结出了“思考”、“观察”、“判断”、立体和理性的“爱国”的果子。
冈崎久彦怎么看待日本侵华战争？王墨捕捉冈崎久彦的动作是看了她一眼说一句，说完第一句再看了看她，接着说了一句。两句话，王墨在书中费墨不多，却是本书华彩：“我眼中的王对中国历史很熟，有句话你不会不知道：‘春秋无义战’。”“不过，现代战争的定义已经不同，以后的日本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愚蠢。”不义之战、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愚蠢，似乎说到了什么，又似乎什么都没说到，但绝对意味深长。王墨认为这是统治阶级与普通平民的区别，在统治阶级面前一切都大不过国家利益。王墨眼中，与中国百姓喜欢谈论政治不同，日本平民多不关心政治，思路简单，对于侵华战争要么诚恳道歉要么一脸鄙夷。
王墨鄙薄“许多人对日本的认识都是想当然”，因为一头扎入日本社会，难免会囿于自己能够接触到的狭小圈子里，一叶障目，加上日本人谨慎，人前说的表面话，不一定是真实的意思表达。王墨白描一些“日本问题专家”的速成术是翻翻日本人写的书，再揉进自己的日本见闻。她在著作中提到的某篇文章称“中国”这个庞然大物被日本人解剖的观点，早见于戴季陶《日本论》：“‘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们的中国人却是一味地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工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真叫做‘思想上的闭关自守’、‘知识上的义和团’了。”时间是1928年。公论《菊与刀》是认识日本的入门书和殿堂作。王墨发现《菊与刀》问世70年了（《菊与刀》1946年首版），如今仍有许多中国的日本问题专家写文必引章摘句。
如果刨除“我成了一个特殊而突兀的存在。这的确很特别，我想恐怕再也不会有第二个中国人有这样的经历了”、（博士论文）“填补了国史相关研究的空白”这样的自矜，在陈情达意的“气场”上略为冲淡，就更有日本文化的谦和简省、侘寂之美，更能把本书推上日本研究方面的殿堂地位。毕竟，品评夸奖、定位定性这样的事还是藉由外力自动自发来得更妥帖。但王墨这种迫不及待式的“自我表扬”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对日认知充满不美丽的误会且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恐怕还看不出转机的当下，比冲淡更有效的做法可能还是振聋发聩。
另一方面，王墨的这种舍我其谁的自我认定也是有底气的。2005年，著名的“村山谈话”发表十年后，王墨仅凭一次真诚、有见地的谈话就说服在慰安妇问题上做出努力、建立“亚洲女性和平国民基金”、因为好人缘当选首相、一生政治主张与短暂入相不得不尽忠职守而违背本心的村山富市同意她翻译其著作到中国出版。更早的2001年初，与王墨同期加入东南亚文化友好协会评议员会（王墨是该财团第一位中国人评议员）、冈崎久彦的秘书、冈崎研究所主任研究员、被王墨称为“能够整合各种资源的社交大家”小川彰的一封邮件坦陈他是如何看重王墨这枚“好棋子”的：“如果……中国方面……误认为她（指王墨）与冈崎研究所是同路人，这是万万不可以的……王……将成为冈崎研究所与中国接触的桥梁人物。”“王在公开场合必须充分体现她爱国者的立场，她可以在冈崎研究所主办的会议上自由地批判任何人……她应该给大家留下一个类似于‘机灵的人’的印象。”小川彰希望冈崎研究所拥有王墨这条与中国联系的渠道能震到美国人和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他希望王墨的对外形象是“一个中国的爱国者，是常和冈崎大使一起练气功、一块玩儿的朋友”。用心可谓良苦，也可以侧见何以说王墨浸淫日本社会之深刻、理解日本社会之真切，这种机缘和用心确乎没几人能达到。其自矜有其道理。但如何消解民众关于日本不美丽的误会，恐怕需要更多时间和用心，需要与国与民沉入式的“勾兑”、了解、互通，而一本书显然不够，但这本书却是一个绝佳的开始。
附：本文经王墨（王雅丹）及其爱人审读、肯定。作者书面意见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