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发现历史》是一本由[美] 柯文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9.00元，页数：23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在中国发现历史》精选点评：

　　●很强的方法论意义，可惜过于解构而缺少建树！换一个视角看资本主义萌芽论真的就还不错！

　　●其实所谓的中国中心观，离“同情的理解”还有很远。姑且称之为是“同理的理解吧”。

　　●当学术史看了……

　　●柯文代表作

　　●著译都很赞！

　　●再讀一遍

　　●批判三种“西方中心”的范式——“冲击-反应”模式（1.0版）、“传统-近代”模式（包装更好的2.0版）、帝国主义模式（表明上是对前两者的批判，但其实是隐微的3.0版），主张四种“中国中心”的研究方法——以中国为准绳，横向细分区域，纵向区别阶层，跨学科方法论。在学术史意义上，将1970-80s北美中国学的诸股暗流上升为一种自觉的研究方向。但必须注意的是，柯文的“中国中心观”绝不意味着追求一种纯粹的“中国内史”；恰恰相反，柯文在把中、西视作平等历史主体的同时，其实为开拓一种超越中、西的普遍历史留下了可能（后来的《历史三调》正是最好的体现）。

　　●研究生的课程作业。

　　●思路很清楚。书中对其他史家有许多简单的批评，而这书也容易遭到简单的批评。前三章里以第二章为佳。从论述的细节看，柯文在很努力地接近这个不可能的目标。缺陷很多，当知识性的“教材”阅读比较恰当。

　　●fs：综述范本

　　《在中国发现历史》读后感(一)：反其道而行之不一定有效

　　以前一直是西方中心论作祟西方学界，现在是美国加州大学所谓“新左派”猛烈抨击西方的价值观。极左和极右实际上殊途同归。关键是否客观研究非西方的文明如中国？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就像毛主席说过“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赞成，敌人赞成的我们就反对”。应该清楚人家拿咱们做研究的内在逻辑和策略，不要只是听到人家提到咱们就应声附和。

　　比较客观的研究中国的专著如王国斌（“加州学派”代表）《转变中国：历史转型和欧洲经验的局限》、彭慕兰《大分流》等。用中西比较的方法和中国实地情况来客观分析。

　　《在中国发现历史》读后感(二)：缺乏方法论的大理论

　　这本书对于美国的中国史研究者冲击肯定不小，其实对于习惯用各种大框架来分析历史的中国学者也不乏启发与警示。

　　他的首要贡献是指出每个框架的局限性，自己提出的解决方案也是针对每个特殊地区，特殊时间进行一种特殊的研究。但是批判的时候，对于特殊过于强调，正如翻译这本书的林同奇先生所说，柯文在具体与普遍之间未能统一，陷于琐碎之中。那些大框架自然不适合分别来验证每个地区，柯文知道这一点，所以他的理论很聪明，提出的是很琐碎很大的方法论，但是具体对于某个地区怎么研究，还得自己看，所以就这个层面而言，可以说他并没有提出特别具有操作性的方法论。但是这并不是说，他的观察没有用，至少他指出了理论框架的局限性，并且美国史学界可能的确存在很多，生硬嵌套框架的学者。他的这种观察与美国史学界对与中国的了解越来越多自然脱不了关系。

　　第二个贡献在于提出了审视历史的多元视角，极大的冲击了在欧美牢牢占据位置的西方中心论。对于柯文所提出的中国中心观，有很多人说从一个极致走向另一个极致，其实这并非简单的一句话可以解释。我觉得柯文所提出的中国中心论的前三点都是互相统一的，正如他在书中说中国中心论的缺点时说到无法客观评价少数民族地区。这恰恰说明，其实柯文更加想说的是，不以学者的文化背景与文化眼光来审视他者，而是要尽量站在他者的立场上，用他者的眼光审视。对于中国也是，对于满族也是。相对于译者对他的质疑，我其实觉得都可以归为一条，他的方法论很琐碎，只是针对这种“以己度人”的史观进行反思。

　　除掉在他的模式上存在着方法论的琐碎，我觉得柯文这本书需要正式的问题主要在于对冲击_回应，近代化，帝国主义等三种模式的剥离过于敏感。在中国近代以降，怎么能说与西方没多少关系呢，单从时人李鸿章所言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怎么可能还是按照传统中原有的因素发展呢？正如柯文在书中，提到，传统和近代实在是无法彻底割裂，那么中国与西方的因素又怎么能割裂开来呢？

　　《在中国发现历史》读后感(三)：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历史

　　在读这本书之前，多次尝试读汉学家的著作，但是都没有一本是能读到其一半的。往往是书的名字和它的选题很吸引，但是我的思维有点转不过来，还有文字味如嚼蜡，实在是很难坚持。读这本书是因为一位老师的推荐，而且老师还亲自把书借给我，我当然要认认真真的读啦！

　　这本书我觉得可以将其归类到史学理论的范围里，因为它的主要内容是介绍几种在西方很流行的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虽然书的副标题强调了中国中心观，但其实书中四分之三的边幅都不是讲中国中心观，而是批判其他的研究范式。它第一个批判的就是冲击—反应模式。这个模式的主要内容是：外国的侵略冲击了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国在冲击中做出了反应，在冲击和反应反复作用之下中国举步前行。第二个被批判的范式就是现代化，研究近代中国的近代化历程应该说是当下比较热的方向，大体的内容是西方的侵略为中国带来了西方的先进科学、政治和文化思想，中国的思想先进的人物也在不断的学习西方先进的事物。第三个受到批判的是反帝革命理论，所强调的西方的侵略和中国人民的反抗运动，也就是常说的“两条道路”。说到底，这三个理论为什么会受到了作者的批判呢？原因其实很显然，因为这本书所要建立的理论是中国中心论，这三个受批判的理论就不是中国中心论，因为他们是西方中心论。

　　中国的历史要从中国自身来考察，这的确是非常正规的思维。中国在近代所表现出来的向近代社会走去的脚步，是否是西方刺激所造成的结果呢？作者的观点是否定，作者肯定了中国自身最起码在明清时期已经有了步向近代的意向了，这种似有若无的倾向就是中国发展方向的苗头。

　　读完这本书，正如我的老师所说的，他不仅告诉你什么是中国中心观，还详细的跟你归纳了西方中心论三个主要表现范式，这也是难能可贵的，毕竟理论这东西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写出来，当然读起来也不是件轻松事。透过这本书你能理解西方是如何看中国近现代史，在我来讲，我对中国中心观并不是那么理解，反而他对西方中心观的总结我还看得比较懂，这是为什么呢？也许能从现今中国近现代史的教育中看出来吧！

　　总之，他是我第一本看完的汉学家的著作，加油吧！

　　《在中国发现历史》读后感(四)：在中国发现历史

　　本书总结了美国史学家二战以来论述中国近百年历史的理论发展，并对其做出了批判性的估量，提出并总结美国史学界逐渐形成的新的趋势，即：中国中心观。

　　无论是冲击—反应模式、传统—近代模式，还是帝国主义模式，三者都是以一种旁观者采取“居高临下”的方式观察中国历史，这种源于西方近代以来工业化与民主化成就所带来的自信以及将其发展道路普世化的努力在20世纪中后叶受到打击，现代化理论受到冲击，史学界产生对以往历史研究的反思，而对中国历史研究反思自然也处于其中。

　　有关柯文提出的中国中心论的优缺点，译者已在前言做出了详细介绍。在此不加以赘述。只想就其中对我具有启发性的点分享下自我感受。

　　第一个是柯文强调历史发展中对立事物相互渗透的过程，也就是说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传统与现代的对立、过去与现在的对立。以往研究过多断裂性而忽略了对于内部延续性的考察，尤其是在有关中国近代化问题上将中国定义成千古不变之帝国，等待他国将其带入现代化轨道。那么问题在于，对于过去存在于历史中的人来说，他们对于未来的展望与努力难道不算是一种现代化的表现嘛？这就涉及到了现代化本质究竟是由谁定义、如何定义的问题。诚然，如今现代化往往以西方为标准，但这也并不能说明中国自身就不能够产生类似的思想与主张，孔飞力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正是就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对中国停滞论与冲击—反应模式的迷信。

　　第二个是作者根据当时史学界兴起的所谓发现美国历史复杂性与历史动力多样性思潮提出的横向与纵向的区分：按照特定的方式将中国分解中不同的单位进行研究。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美国学者施坚雅以宏观区域理论为指导研究中国城市的历史，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个区域内部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在时空上存在的差异。这种分析范式缺点在于几乎将重点完全放在了地理与经济的因素上，有意或无意忽略了综合的因素，譬如：文化与官僚政治的渗透。

　　第三个在于作者强调编写历史的基本出发点与材料是参与者Or目睹者的直接经验，采取移情的放过并通过认知人类学的观点将社会、经济与结构结合起来。而这种研究取径在其代表作《历史三调》中突出的表现出来，作者对于理论的提防与对经验的倾心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其历史相对主义立场。柯文认为历史真相似乎并不可知，但是作为经验的历史确实可以感知的，对于历史真相的表述嵌套在表述者的语言、文化等环境中，这种表述具有某种帝国主义的性质。很显然，我们能从中看到其与20世纪后半叶美国本土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子。我国史学家对历史真相的探讨则是基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前者提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一整套理论，从历史本体论上确立了历史研究对象具有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辩证唯物主义则从认识论上确立了历史真理的可知性。即：从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上肯定了历史真相可知论。

　　《在中国发现历史》读后感(五)：19世纪的中国想象

　　一、19世纪中国的阐释

　　柯文在书中对三种近现代中国历史观——即“冲击-回应”说、近代化理论、帝国主义取向——做了分析与评价，他认为“冲击-回应”说将近现代错综复杂的中国历史情境简化成了一个单向的过程，西方的文明冲突与中国的亦步亦趋；近代化理论与帝国主义取向都预设了一个无力的中国，没有与西方的接触，中国将永远处于传统的稳定不变中无法自我变革、实现进步，不同之处在于近代化理论为西方经济的入侵提供了合理的框架，它将西方塑造成是文明的向导，而帝国主义取向则是对西方的批判，将西方的入侵视作是中国的灾难。

　　二、着眼对“冲击-回应”说的批判与中国的现代想象

　　柯文切割出三个晚清历史的横断面——太平天国运动、同治中兴、抗外运动，以呈现给我们中国历史的内部发展。他认为太平天国运动只是借西方宗教之名发泄满清的统治；同治中兴是改革家受古老中国的变法传统启发而发起的一场运动；一系列的抗外运动则有许多复杂的因素交织着，或是对中国政治情况的回应，或是受排外情绪的影响（第38页：“首先，是各阶层共有的以忿怒为核心的排外主义；其次，是没有受过教育的阶层的以恐惧为核心的排外主义，这类排外主义也许称之为仇外、恐外心理更加妥当；第三，是受过教育的阶层的以蔑视为核心的排外主义，它的基础是对中国文化极为强烈的优越感；最后，是为数较少但日益增多的中国雏形民族主义者所特有的以自愧为核心的排外主义，这部分人对西方政治侵略的反感比对文化影响的反感更为强烈，他们往往赞同按照西方的道路进行改革，不同意全面排斥西方。只有最后一种排外主义才显然是中国针对西方本身提出的问 题所做出的总回应的一部分，至于其他三种情况，则比较含糊。”）。“冲击-回应”说规定了我们的视线应着落于19世纪的某些历史事件，而这些事件的背后隐藏着一双看不见的西方之手。在此基础上，柯文提出对中国历史问题时要分层带研究，并认为最外层带才契合“冲击-回应”说的理论模式，是可以被表述的历史，而中间层带与最内层带的历史侧面应当站在中国的立场去表述。

　　柯文在这里提醒我们注意宏观史、宏观文化中的意识形态问题与微观史、微观文化中的具体历史情境，也在提醒我们注意话语共同体背后“执拗的低音”。“冲击-回应”说导向的是一个近代化的特定路途，它提供一种对中国的现代想象，而这种想象的坐标轴是以西方为原点。柯文甚至提到，我们对西方的想象也处于一个整体性的模糊形象上，而中国接触到的具体的西方又是片面与部分的，因此中国的现代想象一方面充满了乌托邦的意味，另一方面又掉入了“历史决定论”的牢笼之中，认为我们必须走西方走过的路才能实现现代化。但是抛开现代化的话语共同体之后去追溯中国的历史变革是否可行？柯文提到的层带分析法时，他还认为各层带级之间是流动不居、互相影响的，那么“没有受过教育的阶层的以恐惧为核心的排外主义”所恐惧的又是什么？是以整体性形象出现的西方的富强吗？“是受过教育的阶层的以蔑视为核心的排外主义”难道不是在文明的冲突中寻找出中国文化的合理性后所表达的情绪吗？既然层带级是流动不居的，那么在对中国的想象中也无法泾渭分明地刨去西方的影响，柯文警醒了我们，但他没办法重新客观地历史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