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权力结构之谜》是一本由[荷] 卡瑞尔·范·沃尔夫伦著作，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18.00元，页数：73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日本权力结构之谜》读后感(一)：日本为什么失去了三十年？
文/徐谌辉
我觉得这不是一本结构日本的书，也不是介绍日本的书，准确的说，我认为这是一本批判日本的书。
虽然作者来自西方，在日本生活了二三十年，口口声声表达着对于日本的爱，但是，从他的字里行间，意识形态，对比中，始终存在着，只要与英语世界不一样的就不够好的潜意识。也就是说，作者在这本书了，其实大部分做的是美日意识形态比较，从而推断出日本现在的问题。而我认为，这种做法很不客观，也不够严谨。
当然，这本书虽然不一定够细，但是作为对于日本这个社会了解之书，足够全面，用了多个角度的阐述日本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从这点考虑，此书倒值得一读。
不过，这本书是三十多年前写的书。所以，那时候日本还是荣耀时刻，傲视全球。作者在批判中眼里都是他们成功的原因。当然，现在看来，这也是他们失去的十年、二十年、乃至三十年的原因。
一个系统，效率越高，越整齐，在当时是极大的优势，然而，时过境迁，船大再难掉头。
《日本权力结构之谜》读后感(二)：译者后记
（本文为即将上架《日本权力结构之谜》一书的译者后记）
中信的王雪老师最早和我联系这本书的翻译时，我有一个很大的疑问：中信一向以出版“昨天写完”、甚至是“明天写完”的书出名，为什么想到翻译出版一本写在30多年前的关于日本的书呢？
翻译完全书后，我对这个问题似乎有了自己的答案。
世界是复杂的，也是简单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无非那么几条。通过回顾历史，从中归纳、总结出对现时仍有用的内容，对进一步向前具有重要的意义。
与之前的翻译不同，翻译本书对我来说有额外的两个挑战。一个是2001年日本对各省（相当于中国的国家级部）进行了重大改组，一些老省变成了新省（如“大藏省”成为了“财务省”，“通商产业省”成为了“经济产业省”等）。译者在翻译时为尊重历史，需要用书成当年或者出现该名词的背景当年的历史名称。
另一个挑战就更大。本书中出现的大量日文名词以及专有名词，是作者根据日文转译到相应英文发音后给出。一些著名的人名（天皇、首相、大臣等）、地名和专有名词还好办，但有一些人名和法律名字却很难找到对应的日文汉字。
在互联网上搜索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文档，是件很困难的事情。译者不是日语专业，更是增加了难度。
在此，我要感谢多年的同事和好友叶毅德先生（Mr Yap Tong Teck）。他是新加坡人，早年在日本留学，精通中文、英文和日文。叶先生和他太太碇知子（Ikari Tomoko）根据英文原文以及上下文帮助我搜索原始档案，找到了大量名词的原文，为译文的准确性做出了巨大而独一无二的贡献。如果没有他夫妇俩的帮助，本书中文版的准确性和学术性一定会大打折扣。
由此，译者对这些名词的处理方式是，专有名词（包括但不限于人名、组织名、地名、文件法律法规名）的翻译在不影响理解的情况下一般只在给出日文平假名、片假名和英文拼写，而不做解释。这么做，是因为译者相信，直接给出日文写法可以体现某个名词在日本语境中特有的微妙含义（比如“天下り”、“地上げ屋”等）。只有当日文平假名和片假名不利于中文理解，才会进行简短解释。不过译者仍然建议有兴趣的读者根据这些信息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另外感谢好友李勋（Lee Hoon）对书中出现的几个韩语人名的翻译提供了帮助。
我还要感谢对我翻译初稿进行阅读的几位朋友。他们忍受着我译文的佶屈聱牙，做出了批注和修订建议。他们分别是（排名不分先后）：吴闻杰，郭瑞卿，叶毅德，蒋文敏。他们可以说是我的“一字之师”。
但不论如何，应该由我对最终译文以及其中不可避免会出现的错误负责。
感谢中信出版社、特别是王雪老师和孙未末老师的信任，将这一本“大书”交到了我的手中。我希望交出了一本合格的作品。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太太Gloria和儿子Peter。翻译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也不是很赚钱的事），是他们的支持和理解给了我动力和信心。
让我用一段之前翻译的小诗来结束我的后记：
书已终章
但求尚佳
唯有一事
尚需交代
谬误归吾
赞誉归汝
任颂华，于任氏有无轩，苏州
2018年10月
《日本权力结构之谜》读后感(三)：这本书印证了我对日本的一些政治印象
《日本权力结构之谜》读后感(四)：我的读后感
承蒙中信孙未末老师的努力和辛劳，我最新的译作《日本权力结构之谜》终于付印。
这本书应该说是比较被期待的，在豆瓣相关页面标记了“想看”的人达到了1172人。我想，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很多人看过了《菊与刀》——一本受到极度好评的书。但可惜的是，《菊与刀》成书太早（虽然《日本权力结构之谜》成书也不算新），观察的对象有限，对日本投降后的观察只能说是不够的。
那么，《日本权力结构之谜》一书的特点也就呼之欲出了：
成书时间相对较新。作者成稿时间约在1988年底，同时特别应邀为此次中文版增写了第17章《改变与困难的平成30年》。观察对象多、时间非常长。沃尔夫伦在日本待了25年。身为特派记者+外国人的他，显然享有一些“特权”，可以接触各方面的人，更不乏与高层人物的接触，从而可以听到在几杯清酒之后才能吐露的真话。独到的视角和分析。我个人愿意信任作为记者的作者的视角和分析能力。在我翻译和请朋友帮忙进行试读时，我请他们就此发表意见。他们从事不同的工作，更不乏在日本工作生活多年的人。他们的反馈，我可以总结成三点： 过去不知道的事情，看完后知道了；过去/现在不理解的事情，看完后理解了；对未来的日本发展，有了全新的看待方式。我想，一本书如果能做到上述三点中的任何一点，已经可以被称为一本“有用”的书了，更何况本书做到了如上三点。
作为译者，前后全文通读了本书不下4遍，在实体书到手后，又马不停蹄地看了一遍。我不敢说就此对日本的理解有了什么本质上的突破，但我觉得如下几点是我的深刻体会。
首先，一个组织（小到一个作坊，大到一个国家——以下定义同）必须要有一个目标才能建立、生存、发展、壮大、存续。
对于日本来说，这个“目标”就是维持“日本人性”。
说实话，我对一个组织能以一个如此抽象的东西作为目标，是很意外的。不过，日本历代的政府显然找到了比较“完美”的落地方案：将“日本人性”具体化，用“和（wa）”作为最终的追求，从而训练出一批对此忠诚并不遗余力地加以宣传、贯彻、实施的官僚和政客，再将他们紧紧地与与之相关的实践、利益绑在了一起。从而最终达成在没有任何“终极真理”、没有任何“终极命令官”的条件下，国家机器被调动被激发起来，在经济上得以全面发展、扩张、侵入的结果。
在西方政体中，我们很容易找到这样的“终极真理”和“终极命令者”。但作者明确并一再指出，在日本不存在这样的东西。
一个自然的问题是：那么到底是什么维系了日本政府，同时赋予政府以“正当性”？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跳出去一下。讨论在极端混沌情况下，高度组织的结构产生的问题以及这样的结构的一些特性。
在宇宙这样的大尺度下，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常见的——否则我们就看不到银河系、太阳系、我们的地球以及众多的生物。这是在极端混沌前提下，高度组织能够自发出现的极好例子。
很早之前我看过一本《混沌——开创新科学》，一直以来有这样的想法：这样的情形应该可以出现在非自然科学领域——自然也包括政治领域。
日本也许正是这么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表明的是，在没有“终极真理”（没有规则）、没有终极命令官（不存在外部干预）的情况下，一个政府是可以形成的。
以上从一些我觉得我能掌握的原理出发，解释了这样一个政体存在的可能性——如果谈不上必然性的话。
让我们回到之前的问题：到底是什么维系了日本政府，同时赋予政府以“正当性”？
一个常规的政府，其合法性来自于超越政体的法律体系、人民做出的选择、超越性的“信念”（如宗教）。作者尖锐地指出，在日本这三样东西都不存在：没有法律体系（或者说法律无法被实施）、人民没得选择、也没有一个宗教。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说，日本政府很脆弱、几乎没有“正当性”。
可是这个政府已经存在那么多年，为什么？
我觉得，一个原因是这个政府在二战后很大程度上是由外力建立起来的。而正如作者指出，日本民族对强于它的势力，一直有着敬畏。这种敬畏转为变成对其“创造”出来的一切东西有一种崇拜。
另一个原因，在于二战后共产主义的蓬勃涌现，使得美国调整了整个西太平洋战略（以及对日战略），从遏制军国主义+重建民主变成遏制军国主义+遏制共产主义。日本战前和战时政府中的众多顶级官员战犯（其中就有前几天刚创造日本首相任职最长记录的安倍晋三的外公岸信介）被刻意安排无罪释放并进入了战后的新机构重新执政。
在我看来，这样的刻意安排也许在事实上给日本政府制造了一种因连续性而带来的正当性。而普通日本人民也可能因为这样的连续性而认可了其稳定性、一贯性：既然一切照旧，那么自然一切OK。
这样的情形是有类比的。比如，我另外一本还没出版的译作（初定译名《帝国与蛮族》）中讲到，欧洲的很多新兴国家就要通过追溯其历史而确立对某一块领土的合法占有性。惟其如此，这些国家的人民才能心安理得地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并接受统治阶级的领导，并捍卫自己和国家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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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几句题外话。
这本书到底是不是如豆瓣某书评所言，是一本“批判日本的书”，而不是一本“解构日本”的书？
我个人对这本书的判定正好与上述相反。
首先，这本书进行了很详细的所谓政权结构分析，甚至涉及到了很底层的政府机构和黑社会，并分析了这些“组织”间的关联关系。以作者25年在日经历作为背景，这样的分析我相信是到位的、精准的。
其次，如果我们从“批判”最广义的定义出发，自然这本书可以称为“批判”；如果从“批判”比较狭义的定义出发，那么我觉得将这本书认为是“批判”可能略微过了一点。毕竟，讲出事实和自己的判定，离真正狭义上的“批判”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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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请允许我冒昧地总结一下：
日本，因战争而屈服，并接受了外来势力以日本历史为参照而实施的相应改造，调整了日本的“优先级”。日本和外来势力由此构筑起相应的初始组织。之后，通过系统性的（虽然是没有中心的）剥夺选择、固化思想、可能无意识但利益一致的协同，完成了一个类似自组织那样由上到下、由大到小、由宏观到微观的精密自相似结构。我能想到的一个合适的形容词就是“混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