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是一本由李敦白 口述 / 徐秀丽 撰写著作,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38.00,页数:33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精选点评:
●看完再对照米神的评论
●我只能说怎么样的信仰才能坐2次共计10多年牢狱之灾,依然不改信仰。这是才是国际共产餐主义精神啊。。。。
●结构比较散,特别是对中共领导人映像那一章,其实用不着那么大的厚度。整体有一定深度了但仅仅是浅尝辄止。对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过度演绎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叙述有点意思,相比国外的类似书籍对这些描述更加丰富,希望有机会读到。
●了解了解早年的革命者。外国人搞革命还是相当单纯不做作的。
●作为红幕下的洋人的补充,讲述了这位在中美关系上有传奇经历的美国人的一生。在中国的两次坐牢经历夺取了16年的光阴,但是却丝毫没有打击这位老人对于中国、共产主义的热爱,这是让我无法理解的,或许唯一的动力真的来自心中深处的激情和信仰吧。
●不得不承认这本书给人一种诧异、矛盾的体验。李作为一个深深信仰马列主义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不远万里被关押16年,然而他对某些问题和人物的思考,却又有一定的客观性。
●在延安就和太祖、周相、小廖共事的美籍中共党员,回忆故旧反思历史,质问为什么薄熙来这种野心家能爬这么高…
●很有意思的一本书,老头子真诚又实际,还能这么高寿,有意思极了!
●这才是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总共待了三十几年,就被关了十六年
●李敦白这样的理想主义者确实不适合待在中国。
《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读后感(一):亲历历史《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
亲历历史《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
历史对我们来说都很遥远,即便是近代史现代史,也和我们关系不大,改革开放,我们看到的只是我们生活中的变化,我们不清楚当年决策者的选择,不清楚当时的国际背景,小人物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块浮萍,跟着河水漂来漂去,自己能控制的只是别让自己翻到水里,至于最终会漂到哪里,那可不是一个浮萍所能够决定的了。
不过李敦白可是一块见过大世面的浮萍,在历史长河中,总是漂在主航道的附近,能够近距离的观察河流的走向。
李敦白是一位美国人,是一位美国共产党党员,是一位美国大兵,在二战中,因为美国和日本交战,日本人中有很多懂英语,所以美军电报必须要加密,而日军可以直接用明码,因为美军中没有懂日语的,懂日语的日裔美国人也都被关进集中营里了。所以美军觉得要培养自己的外语人才。
当年美国人做事就一板一眼,和我们的思维不同,他们从美军中进行测试,选出具有语言才能的大兵,然后去参加培训,结果李敦白就来到了大学,不过他却讨厌那个教日语的教授,所以想办法改成了学中文,于是就这样,李敦白和中国从此结下一辈子的缘分。
战争结束,可是李敦白还是来到了中国,最后辗转来到了延安,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新华社工作,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可是在马上就要解放的时候,却被关进了监狱,在监狱中度过了六年。后来在文革中再次进监狱,关押了十年。李敦白在中国三十五年,竟然有十六年是在监狱里面度过的,出狱以后,竟然没有留下什么精神上的创伤,也算是一段传奇。在书里面李敦白回忆了自己的中共高层领导人的接触,几乎包括了当时所有的重要人物,这也可以看出,当年李敦白是多么风光,多么重要。
看李敦白讲述的历史,感觉李敦白真的是一位共产党员,而且是一位非常合格的共产党员。有坚定的信仰,有伟大的理想,被关进监狱十几年也没有放弃。太了不起了,这就是我们说的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吧,呵呵。
可是在他第二次出狱以后,中国社会迅速转型,李敦白感觉到了不适应,他的儿子补课竟然要收钱,他就想不通,他为多少人补习过多少次英语啊,可是他没收过一分钱。他知道中国变了,于是他决定离开中国,回到自己的家乡。
回到美国,他要自己创业,自己挣钱养活自己,他的中国夫人,也挺厉害的,可以教厨艺,教中文,还可以编织毛衣卖钱。很快,一家人的生活就过得不错了。一个美国人变成了中国人,最后又变会了美国人,一切都是那么戏剧性,人生真是一场戏,幸好,李敦白遇到的是一幕喜剧。
《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读后感(二):谁在乎李敦白?
谁在乎李敦白?这居然是读罢这本书最先想到的问题。
口述历史的迷人之处在于真实,而这种真实经过打捞着记忆碎片的叙述者和美化着写作对象的记录者的双重改造,真伪虚实全靠读者自行判断。比如此书,全信老李所说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远赴红色国家投身革命,被误解和欺骗后仍无怨无悔地榜样式“青春无悔故事”,而反过来看,又要怀疑这莫不是一个被策反成功的老特务叶落归根后洗白自己的反讽之作?
我倒倾向于相信前者。至少老李在书中给出了今天看上去有点痴傻的理想主义相对可信的渊源,他的正义感出自他的家庭和他年少时的经历,他的聪明则更多是犹太人的天赋。但接下来他的经历倒并非全出自青年的热忱,更多的是一种选择的结果。他在一个战乱的年代以一个干练的青年美共身份进入到错综复杂的中国,各方面知名人士怀揣着不同的目的都不会拒绝与他接触,正如他自己的判断,唯有在这样一个革命时代进入陌生的东方才能让他真正的感到融入,真正地实现看似单纯的理想,真正地像一个革命群众那样生活。
然而他的设想其实并未实现多少。回头看来,今天最可供谈资的无非三点:接触名人众多、经历各大事件和长时间的牢狱生活。
若他留在美国,可能不过是个南方小党反战派头目,以他自述中的性格和经历,恐怕难以真正接近高层实现抱负。来到中国他如鱼得水,接触的人物在当时已经世界闻名,后来也的确一个个被写入史册,然而这些只是增加了他回忆录的含金量。据书可知,他的政治敏嗅觉并不灵敏,也没有可供治国治军之需的整体规划,大人物们与他交好通常只是想要了解一个普通美国人的想法,而他却因此远远脱离了中国的基层,做着无关大局的编辑和记者工作。当然这也是其能把牢底坐穿而不死的前提之一。
他在所历的“大事件”中基本上处于旁观者的角色,他的意见并不高明且没有人需要,他在文革中作为造反派名人大放厥词也好,在《人民日报》发表长篇大论也好,都因为他是“美国人——李敦白”,他屡次要求加入中国籍都被婉言劝弃,其中最大原因无非是去掉了那个前缀,他就真的毫无用处了。当然也正因平凡,所以他自知不可能避免疯狂岁月一切行径。他那时已经不再是爱憎分明的自由少年,而是革命群众的一员。他坦言自己在文革中的混沌,却也不觉得文革全无历史意义,这在墙头草丛生的今日倒让人感到几分真诚。
而他漫长的牢狱生活居然全靠洗脑度过,实在有些悲哀,他不断在回忆中加入没有恨意的表白,看上去更像是种讽刺。其实并非他的生命力特别顽强,而是没有死的必要与价值。若如自述中所说,他不是间谍,也不是什么政治经济风云人物,更没背负什么秘密,那么他活着其实没什么人在乎,但死了倒可能会落下话柄,所以他的重见天日并非因为顽强或善有善报,而是他的无用。
当然老李与被他称为天使的中国媳妇之间绵延至今的感情还是挺感人,她可能是真正特别在乎他的一个人,然而这些内容读者可能就不太在乎了。当然王老太太也绝非寻常人物,其商业头脑似乎远胜过回乡养老的老李。
此书最有意思的章节是看似附属物的人物评点部分,斯人已逝,作为与他们有或深或浅交集的老李的回忆,自然比所有凭资料做出来的历史人物传记更有看头。
周热刘冷这些倒没有什么特别,说到毛他觉得他后期的错误根源在于个人英雄主义,他一直在做的事情其实是用卓越的判断力和大局面的思维来做“巨大的社会实验”,每个阶段都是如此,一发动就影响甚至摧毁几亿人的生活,很有权力带来的不顾及成果的巨大成就感。但其实他本意并非要造成如此大的牺牲,而是想快速地发展国家,而后来民粹主义坐大加上野心家横行,导致局面失控。这说法有他的天真,但也有他的理由。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近距离看到那个坐在红墙角落里抽烟的老者欲哭无泪的表情。
他对邓的看法颇可玩味,其实也折射出他对整个国家发展的看法:“大致上他是对的……难以评论……他是毛泽东之后影响中国历史最大的人。”但显然这个人的想法与做法他难以把握,所以未来难测,这也是他果断选择回国的原因之一。
李敦白就是这样一个人,很容易让人想起他的前辈荷兰人高罗佩,两人却截然不同。高夫人曾经说过:“他不是外国人!从我们认识到他临终,他没有一天断过练习中国书法。他最爱吃四川菜,他实在是个中国人。”而李太太却说他是一个没有私心的人,一个一心想为人类进步事业做贡献的人,一个透明的人——中国哪里需要这样一个老外啊。美国?他其实已经再也回不去了。
《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读后感(三):英特纳雄奈尔 就一定会实现
读完此书,准备下笔成文时,我竟然颇为犹豫。
倒不是这书太糟糕,恰恰相反,李敦白人生跌宕九十年,于中美两个国度间沉浮起落,为了理想奋斗不辍,委实精彩的紧。可正是这精彩,却让我犹豫了。
写什么呢?
写一个出身名门的美国人,因为意识到资本主义的腐朽与堕落,毅然而然的投奔到红色中国的革命事业中,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身?
抑或写一写他的人生起伏,如何两次入狱,身心俱疲,却依然忠于信念,为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建设添砖加瓦?
还是挖一挖他的情史,讲讲一个风流浪子,是怎样在自己第一次入狱之后,发现曾经将自己迷的神魂颠倒的妻子早已同自己离婚另嫁之后,大彻大悟,同朴实却内秀的王玉琳结为夫妻,相扶相持的共渡余生?
我们生长在共产主义光辉没落的年代,百余年前马克思写下共产主义宣言,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惊雷我们没能听到,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革命只存在于课本与电视剧中,几十年前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也没能赶上。我们这一辈人见证的只有红色帝国的解体,镰刀锤头旗的凋零,成百上千万国企工人的的下岗。于是没有谁会真的把共产主义当成信仰,建设社会主义、解放世界上其他3/4受压迫的人民的口号看上去像是某个被烧坏了大脑的精神病人发出的呓语。所以,你让我如何鼓起勇气,斗胆去对李敦白这样的理想主义者的人生进行评价呢?
他是美国人,一辈子都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明明自己的父亲就是代市长,可他却加入了美共,每天为了一群不相识的工人去和企业家们做斗争,几次冲突中都几乎被凶猛的打手们干掉;他前半辈子性好渔色,忙着跟漂亮妞们约会,到了延安之后也劣习难改,在与被指派同自己学习英文播音的学生魏琳结婚后,这个胆大包天的美国人几乎每天都无视保密条例,偷偷摸到自己妻子的窑洞里与其彻夜欢好,以至于后来被当作美国间谍进行审讯的时候,刑讯人员一口咬定他天天违反保密条例一定是另有企图;他在文革中“红得发紫”,忙着写大字报造反夺权而不知收敛,最终又一次被捕入狱。他的身上有我们熟悉的那种美国人的率直,他毫不掩饰自己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并终生以此为荣。
本书作为一本口述史,成书之时,老先生已年逾九十,但回忆前尘往事,却纤毫毕现,逻辑清晰,委实不想是一位老人应有的表现。想来几十年漫漫人生路,无数次魂牵梦萦时,这些宝贵的历史早已化作他人生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刻画在他的脑海中。但更值得称道的,却还是老先生豁达的胸襟与乐观的人生态度,不同于港台常见的“秘录”“密闻”一类的回忆录,老先生回首往事,即使是两次蒙冤入狱的惨痛经历,也未见丝毫怨毒,更多的是坦诚直言与客观从容。而记录者与编辑,不知是否是受到了老先生态度感染的缘故,在本文中也竭其所能的为老先生口述的历史查缺补漏,多方对比,做了详尽的注释,尽可能的还原了历史的细节。
但这并非本书最大价值所在,诚然,作为历史的见证者,李敦白的这部口述史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他一波三折的人生经历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但更值得我们深思的,却是他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坚守理想与信念,对党和事业的无限执着与忠诚!他不迷信,不盲从,对毛泽东等领导尊敬而又有客观的批判,对共产主义的事业热爱又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如何更好的去推动事业的发展,有热情而不狂热,有信仰而不迷信,有批评而不全盘反对,有磨难而无怨无悔!或许这种精神,才是我们在这个信仰确实的年代所真正需要的宝贵财富。无论怎样的年代,只要还有秉承着这种信念的人在,我们就一定能有信心,告诉自己,告诉全世界,英特纳雄奈尔,就一定会实现!
《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读后感(四):一个亲历的他者
当然,李敦白的命运历程,在此之前早已颇受关注。他本人也曾于1993年推出个人回忆录《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其中文译本《红幕后的洋人》,也于2006年引进国内。那么,自然也会有读者关心这两本书有何异同,是否叙述重复等问题。笔者先前虽未读过《红幕》一书,不过在阅读本书过程中,也在网上对其大致情况进行了了解和试读,并试着将两书进行了大致的比较,以下列出个人认为的不同之处,权供参考。 首先,从体例上来看,《红幕》一书为回忆录,而本书为口述史,虽皆为回忆,但处理方式已有不同。前者偏个人化,而后者更注重历史的严谨性,除却当事人的口述,还需进行旁证,以“与史相合”。因此,后者的史料价值无疑更高。其次,从取材来看,《红幕》仅涉及李在中国的经历,而本书中对其早年在美国组织工会运动,以及晚年会美国创业的人生段落也加以了补全,从而使其作为个人史来说更加全面和丰富。再次,本书中不仅有对个人经历和历史事件的叙述,更有李本人的大量解读和反思,以及他对中共早期领导人物及外国人士的个人回忆,这在之前的回忆录中是不多的。而且,《红幕》一书为英文写成,主要面对西方读者。中译本即使流畅无碍,也始终有所隔阂。而这本口述史则由李本人亲自用中文口述而成,不但更加原汁原味,亲切平易,也是此类传记作品中少有的,中国读者可以“先于西方读者”读到的第一手作品。因此,即使对于读过前作的读者,本作也有其价值所在。
但是,本书作为“口述历史”,其价值不仅取决于口述人的经历,更要看其对待历史的态度、自我的反思历程,以及口述时的精神和身体状态等。成书过程中还需要编撰者在口述资料的基础上,进行比对和查证,对资料的真实性加以反复验证。任一方面的缺失,都可导致原先资料的价值不彰。笔者之前也曾读过几本冠以“中研院”之名的口述史,只可惜口述者无大局观,逻辑混乱,采编者不求甚解,缺乏比对,其结果自然是味同嚼蜡。而在这两方面,本书的表现却令人惊喜。作为口述者的李老先生,虽年逾九十,却仍然身体健壮,精神矍铄,以及丝毫不见减退的极佳记忆力,这本身已是令人称羡的奇迹。而在阅读全书过程之中,时刻可以感受到的是他的坦荡胸怀,诚实公正和宽容大度,对于叙述历史,这是不可多得的优秀品质。在书中,他将自己堪称惊心动魄的一生娓娓道来,逻辑清晰,思路连贯,表达准确,生动详实,令人仿佛跟他一起回到了那个年代。同时,他又保持了极其客观自持的态度,即使讲到自己的十六年蒙冤入狱,也并不感情用事,以偏概全。提到自己的错误和过失,他更是毫不伪饰,绝不文过饰非,而是坦诚相告,并不忘自我剖析和批评。本书编者在后记中称李先生为“口述访谈的最佳对象”,绝非过誉。 而另一方面,本书的编撰工作也体现了认真负责的态度,全书对涉及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均有详尽注释。针对一些口述者记忆缺乏旁证,或与现存史料有出入之处,如“宣化店告密”、“斯特朗间谍案”的时间问题,以及“中共委托斯特朗转交文件”事件的有无问题等,均进行了多方比对,不仅令口述资料和历史背景有机融合,也使这部口述历史读来更加令人信服,增加了其作为史料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