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旅人》是一本由刘绍华著作，三辉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16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这是一部精彩的旅行文学，描绘了奇景、各种文化差异和旅行趣事；也是一部人类学民族志，记录了饥饿、疾病和罪恶，叙写了各类群体的生存状况，呈现出一个现代性与传统相互冲突，历史罪恶与宗教力量并存的变化社会。
●《柬埔寨旅人》读完了，比起人类学的名头，更像一本旅行笔记吧，不过它本来也不是一本学术著作。正文最后一页，提到了台湾在外援策略上的自我中心主义，这倒是从前不知道的。后记写得非常令人唏嘘，关于婴儿时被留在大陆的作者的大哥。与大陆的牵绊是很多「外省人」绕不过去的一点……
●一个充满惊喜与苦痛的世界，一个饱受苦难的文明古国的当代生活
●水过地皮
●所以相比起题目的夸张描述，本书看做随笔更为贴切，作者基于扎实的实地生活和工作写出的东西还是有点意思，加之文笔流畅，值得一看。不过当做专业的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著作来看就有些欠缺了。
●文笔和见识都很糟糕，不到八万字的一本小册子，居然收进三篇序，真是荒唐可笑。枉称“人类学家”，对于土著人的宗教与信仰极度无知而又极尽鄙视；身为国际志愿者，却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嘴脸；尤其是作为知识分子，坚持自我的政治立场本无可厚非，但倾向台独仇视大陆却又在大陆出书拿版税，极其卑劣。从学格到人格皆不可取！你以为用河水洗个脸就算是融入当地生活了？！
《柬埔寨旅人》读后感(一)：纯游记+有误导的人文地理历史描写
一开始是被人类学家的作者背书给吸引，想看看从人类学角度切入后了解柬埔寨的历史人文等信息。
但是全书全是马蜂窝上高阶的游记，甚至好不容易有几处对于建筑，地理，人文的描写是错的，例如，写洞里萨湖处，对于越南人因为生活方便而选择了在洞里萨湖居住的这一个观点，明显是与事实不符的。
最后引用一句上面网友的短书评“柬埔寨需要真正人类学的打量，而不是抒情与游记。 ”
总之，很失望
人类学于我，是一种生命眼光，远胜于一类学术语言。 ——刘绍华 于我而言，认识人类学是一种缘分。政治学、经济学大多追求“进步的”“发展的”事务，而人类学、社会学却立足于那些所谓“落后”“贫穷”的地方，关注那些被发展甩在身后的人与物。前一种学科是宏观的，追求现代的，一个国家可以被一串数字所概括，却看不到每一个数字背后鲜活的、充满差异的生命；后一种学科则是微观的，追求传统的，扎根于一个社区、村落，在每一个人的家常琐事、悲欢离合中感受一种“异文化”。人类学所呼唤的大概是，在发展的洪流中，请允许我慢一点。台湾人类学家刘绍华，知其人源于其医药人类学经典之作《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在断断续续中读到一半，总被那种“恸”所感染，属于那种读不快的文字，使人心生纠结的文字。她的《柬埔寨旅人》昨天入手，今日拜读完毕，内心同样是五味杂陈——这是一本小书，单就篇幅而言。却也是一本大书，就其厚度。因为每一段文字，都可以感受到人类学家对于人的一种理想情怀，对于苦难的一种现实关怀——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对于别人的苦难早已练就了一幅漠然的态度，甚至是冷漠吧。 《柬埔寨旅人》所记录的主要是，在1998/1999年的柬埔寨所见、所闻、所思——自然，文字写于2005年，数年之后的回忆与思考也就显得更加深情。这不是一部人类学的学术著作，却是以人类学眼光去观察柬埔寨的随笔。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大多聚焦于大国，而对于小国则是无知的，甚至“看不上眼的”。我们的旅行同样是匆忙的、急躁的，以及走马观花式的。但是在刘绍华看来，移动是感受生命的一种方法。“旅人是种奇妙的生命角色。身体、眼光、情绪、智性与记忆跨越空间，在时间中穿梭，在人群中交流，各种形式的移动让旅行可以不只是出游，而是进入不一样的生命状态。第一次感知体验的当下，通常不是惊异得大声嚷嚷，就是震撼到静默沉淀。”所以，刘绍华的讲述，是高脚屋、吴哥窟、送水节、“堆尸陵”，是警察、妓女、乞丐、台商与异乡人，是一个“充满惊喜与苦痛的世界”，是一个“饱受苦难的文明古国的当代生活”。那份吴哥窟背后的辉煌，那份红色高棉背后的苦难，那个活生生的柬埔寨向我们扑来，措手不及。 《季风雨》讲述柬埔寨的雨季，就像《阿甘正传》中描述的那种从上面、侧面、下面所下的雨。雨季，整个国家大半泡在水里，但是柬埔寨人是喜欢雨的，“下雨时分柬埔寨最能展现其新鲜、纯朴的一面”。但是，雨季也有生活的残酷，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在雨中卖口香糖，“她淋得不能更透了，口香糖比她自己还重要”。唏嘘不已后，我们又回归到平常的默然，不是吗？《恸的文化差异》所讲述的是，红色高棉的极权统治之后，对于生活的默然，以及我们“恸”的能力的丢失。她说，“最令我头皮发麻的，并非那些人骨血迹，而是人的意念与精明——全表现在为虐杀而发展出来的种种匪夷所思的刑具上，我惊骇至极。”那一段历史已经被渐渐掩埋，活下来的人大都背负着“原罪”，默然无语。我认识的柬埔寨留学生说，奶奶不愿说起那个时代，一说就哭。刘绍华说，“失去痛感，理性寂寞”。庆幸的是，我或许还有“恸”的能力吧。看见衣衫褴褛的农妇吃作者给她们的剩饭那样开心，她写道，“我为她们感到伤痛，也为自己感到悲哀。是什么样的世界，让人活得如此没有尊严，也让人活得不再勇于感受。” 《柬埔寨的生活逻辑》与我们的逻辑自然是不同的。我们逐渐习惯了秩序、干净与整洁。而柬埔寨或许是一个与此相反的国度，但是那里的人，依然有着如吴哥窟的微笑一般的微笑。现代化的一套逻辑是，我们总喜欢将自己习以为常的逻辑强加到别人、别国身上。认为他们“人太懒、太笨、工作没有效率”，也许吧，但是我们也感受到一种经济发展的迷思。经济逻辑（利益与理性）对于道德逻辑的侵蚀，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无所适从。柬埔寨和缅甸一样都是小乘佛教国家，他们再穷也要修建佛塔与庙宇，信仰比肚子更加重要——这或许在我们看来是难以理解的，但是对于他们则是理所当然的。 因此，真正的旅行是对一种“异文化”的感知与体验，由此，心态也变得愈加宽容与平和。
《柬埔寨旅人》读后感(三)：移动是我们存在的一种方式——读《柬埔寨旅人》
刘绍华：《柬埔寨旅人》，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
20181005草就
旅行的话题似乎是一个被无数次言说的“坏”题目，我也曾以为“旅行与读书”应该可以算一种生命存在的方式，作者的再版序言题目是《移动作为生命的方法》，这给我一个启发：移动似乎真的可以囊括旅行，除了旅行，我们每天还不断地在各个点之间巡回，其中必然有一个点是叫做家，一个点叫做单位。我们总是在移动，这也是我们生命活动的轨迹，似乎也暗示了“生命在于运动”的箴言。推而广之，我们这一生从人生的起点出发，都在不停地往各个未知甚至是偶然的目的地移动，我们总是为求学、生存目的而一次次出发移动，每一次的移动总是带着成长与生命的努力。当我们不再移动或者是“落叶归根”回到原点，那么也许我们的存在已经开始微弱。是故，移动作为生命的方法。
假期，在一个地方呆腻了的我们总是喜欢选择旅行到另一个别人呆腻了的地方。作者刘绍华认为“旅人是种奇妙的生命角色……各种形式的移动让旅行可以不只是出游，而是进入不一样的生命状态”，“柬埔寨之旅是我生命中首次大跨度的移动。屈指数来，在柬埔寨的时空中称得上是“第一次”的移动实在很多，它们让我的生命、眼界与心房洞开：在异乡长期生活，见识普遍的赤贫，认识众多文盲，在漫长的烂路破桥上开车，看见这么多被地雷炸伤的身障者，知道这么多的艾滋患者生活在周遭，拜访以茅草竹片为墙的监狱，在这么多白人的酒吧中与不同国籍的东南亚小姐打交道，见识台商“包二奶”是怎么回事，遇见远赴柬埔寨茶馆淘金梦灭的中国姑娘，和“黑道”打交道，在高脚屋里生活，挑河水洗澡，与这么多明明过得辛苦却总是微笑的高棉人相交。”
我也曾漫无目的地走在陌生城市的街道上，重庆的7月是炎热的，我不想马上打车回宾馆，所以就随便沿着一条路肆意地走，汗流不止告诉我，我在一个陌生的街道，不知前路去哪，不知何时该停留。但我恰恰感受到了，作为一个脱离当下社区生活的旅行者，我能摆脱对自身现实生活的关心，而专心留意这个陌生社区中人们的日常生活，我会特别留意街道的名字，观察路边的居民，我会看民居，会看社区的宣传栏，我甚至会观察当地的植被。旅行似乎总是要去被人为设定为景点的那些地方，但似乎这些所谓的景点并不是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这就是说，苏州的园林里看不到日常百姓的生活，在热闹的街头可能就可以。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而言，景区总是属于游人的，又似乎是与当地社区脱节的“特别区域”，它们会按照游览的需要而进行改造，塑造成为游览景区，从而无形中也与周围的环境形成了一道无形的隔阂，当地的居民看着一批批游客进入景区，总是不能理解吸引点在哪里？熟悉与陌生的距离仅仅在于生活的习以为常。我曾提议吃个重庆的大汤圆，同行的老师认为，没什么好吃的，还不如苏州的，你们宁波的不是更好。我知道难以说明，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我觉得，形式感很好，在苏州吃苏州的汤圆，与在重庆吃重庆的汤圆，意义不同，哪怕真的不如，但人生不是需要不断的体验吗？我们总是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旅行，总是难免落入窠臼，我们会站在自身的生活社区来对比旅行的社区，从而评价好坏美丑，似乎忘记了“入乡随俗”的传统美德。旅行有时候似乎应该被理解为，我们暂时放下固有社区的面具，而学习旅行目的地社区的风俗。
提起柬埔寨，实在是知之甚少，仅仅知道这是个东南亚小国，知道有个中国的老朋友——西哈努克亲王，知道红色高棉与波尔布特，其余都是空白，所以对作者的书写基本上都是陌生，都是第一次感受柬埔寨的新奇。不过貌似作者的这些书写实在十几年前的柬埔寨，不知道现今的柬埔寨是否还会让我们流泪？
对于作者我在《我的凉山兄弟》有了介绍，就不在赘述，但本书又给了我一个对作者的感性认识，就是作为人类学家的作者看到柬埔寨的苦难，总是忍不住的落泪，一种来自人道主义的关怀。1998年在参观柬埔寨后，就决定放弃在香港《明报》的记者工作，而接受每月津贴只有原来工作四分之一的工作，提着一个皮箱去了柬埔寨。虽然看似“旅人”，却用了两年时间真正地参与到当地的生活中，以定居者的身份观察这个国家与人民，“深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于是有了自己的柬埔寨民族志：这是一个迅速变化的社会，走向全球化的同时仍有美丽的“非现代性”残存。这里是“天堂与地狱的写实，就如同吴哥窟的石雕故事一般，上演着人世历史中的喜怒哀乐、罪与罚、堕落与超脱”。这里有柬埔寨文化：高脚屋、吴哥窟、祭典、金边的城市奇景、各种文化差异和旅行趣事，也有柬埔寨令习惯现代化思维的我们觉得匪夷所思的现象：执法部门的肆意妄为、公开寻租，似乎到处都有地雷和受害者，公共服务设施让人会觉得崩溃，比如作者的重达几公斤的热水器是被“贴”在墙壁上，而非用钉，一条巷子，有三个门牌号一样的住户……柬埔寨不缺可怜的人，自然也不缺自鸣得意，炫耀的外国人。
柬埔寨的风土人情留给读者自己去体会，我还想说点作者的习惯与我的熟悉。作者在序言里提到“人类学活在我的眼睛与血管里，我在柬埔寨期间就有撰写田野杂记寄给台湾友人的习惯。2000年，我对所谓的第三世界国际发展的疑问大到无法以我当时既有的知识解套，决定继续我的人类学梦想，并期待圆梦的同时我的困惑能得到解答。所以我离开了东南亚的第二个工作，就是在金边的高等研究院人类学爱滋病研究计划的实习工作，带了三只皮箱回到了台湾，装满了一堆历史、发展与爱滋病研究资料，当然还有一些我喜爱的柬埔寨工艺品。只是，有限的行李箱，满满的记忆装也装不完。回台后，我立刻投入工作及准备赴美专攻医学人类学，柬埔寨的一切迅速且无奈地遭到搁置。回忆被搁置的期间，我经历了一段不短的混乱状态。后来，我自己和友人都发现，我之所以如此混乱，是因为我遗留在柬埔寨的田野里。我还没走出来。仪式尚未完成。”
每次的书写虽然是自己与内心的对话，也可能就是独白，但更多的时候仍然想与二三好友分享，这也是作者在柬埔寨将所思所想与台湾友人分享的习惯吧。至于一个仪式的告别，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在体验的过程，我们不断地移动，必然会在不同的场域里穿梭，有时候难以走出一个场域，却被逼着前行或者说离去，虽然我们可能会一步三回头，但客观的时空的确变化了，我们在刚离开的一段时间，绝对会有怅然若失之感，没错，我们没有走出这个仪式，或者说我们常常怀念那段时光。
柬埔寨旅人的故事很短，恰如柬埔寨的历史一般，辉煌的时候很短，但作者的这种人文情怀却足够长，我们似乎忘记了这是个严谨的人类学家，在这里，她似乎客串人类学家，其实她是个文学家，她以多愁善感的文字，带我们走入了这个陌生的国度，一个湮没在“现代化神话”阴影里的古文明，苦难的国家与人民却有着神秘的微笑，作者认为，“小乘佛教的精义留在当地人的血液里，存其优美的温厚及随意”。
“书写是我理解这个世界与介入不平的方式。只希望不是发自我的主观与情绪，而期待记录自己理解差异后的感想与反省”。
《柬埔寨旅人》读后感(四)：行走人道
这是一本很薄却很沉恸的册子。
作者说，“人类学活在我的眼睛与血管里。”[1]所以，作者的笔下几乎只有人，而没有其他。人在贫穷下的苦难，以及暴政下的悲惨。常驻柬埔寨，参与非政府组织工作的经历，以及中性的姓名“刘绍华”，没有想到是一名女子。书中插入的肖像里，更可见她身躯柔弱。然而，大概也是因为女子的细腻，才更为身边的苦难挣扎。
摄影┃蒂埃希·迪弗冷漠的生存之道
所谓人情，恻隐之心，大概是人类独有的。伴侣动物对人类的亲昵，不能不令人怀疑他们的“功利心”。动物好像会为了伴侣、亲属，乃至主人的离去不安，甚至“悲伤”。但一只流浪的猫狗，大概不会为了素不相识的另一只猫狗在公路上受伤而难过。但，人，会为了其他人的苦痛而苦痛，甚至有时会为了偶遇的动物的悲惨境遇而心有戚戚。当然，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
所谓恻隐之心，大概百无是处。
猫狗当然不应该为同伴的伤痛而逗留危险境地。人类也是一样。人类理性某种意义上正是“冷漠”的委婉说法。为素不相识的路人报警、呼救，那会耽误家里热腾腾的晚餐。生命当然重于餐食，然而别人的生命未必重于自己的一顿晚餐。再完美的社会也有悲惨的命运，再悲惨的时代也有觥筹交错。多数人选择假装没看见。
无视有其存在的意义。正如作者所说，“人常是先走过螳臂挡车的荒谬阶段，重新度丈自己的能耐后，才逐渐走向漠然。……个人的施舍无法救这样一个国家。”[2]以作者这样在非政府组织工作的人而言，如果敏感于每一丝的苦痛与不幸，大概是没有时间与精神，完成自己的项目了。那谁又去疗救这个岗位上该负责的失学儿童呢？
当然，以作者的境遇，冷漠是纾解一时一事和为这个国家慢慢积攒未来之间的艰难抉择。然而，对多数人而言，其实冷漠是一种轻松得多的选择——碗里的热饭暖过太平间里的冷床。
所以，人并没有离开动物很远。脑容量的差别，并不必然带来道德的差别，却往往大幅提高了作恶的效率。
向无望的生存方式
在《三江源生态移民的文化变迁与身份认同研究》里，我曾经思考是不是对藏民要多一些宽容。他们千百年来以传统的方式在高原草场谋生，却渐渐被迫现代化。
当这份“执拗”作为一个国家体现出来，思考可能会有所不同。没有惊人的“转移支付”，以及异地安置、产业扶持等等数不尽的“平均化”措施，柬埔寨的洼地式贫困，令人怀疑“坚持传统”的正确性。作者在国王诞辰典礼的焰火之下所说的话，更显尖锐。“这是一个宗教与传统高于肚皮的地方，可以饿死很多人，但可不能让国王与神明寒酸。”[3]
像很多人一样，作者也比较了越南与柬埔寨。越南小贩汲汲于售脱手上的货物，而柬埔寨人则不紧不慢。越南的街道上无论摩托车亦或汽车，喇叭声不绝于耳，每个人都迫不及待，似乎争分夺秒。柬埔寨的道路坑坑洼洼，人们不紧不慢，时间好像是凝固的。作者离开越南回到柬埔寨时，“一路搭飞机由河内经胡志明市转金边，马不停蹄。我简直是逃出越南的。在越南时，我极度想念柬埔寨人的单纯。”[4]
柬埔寨的近代史和许多东南亚，乃至东亚国家一样，充满着苦难——殖民统治、日本占领、内战、域外势力侵扰。柬埔寨不是惟一境遇如此的国家。为如许境遇，柬埔寨应当不愧疚于接受国际社会的经济援助，但柬埔寨几乎是域内惟一一个起伏于贫瘠线上，而没有经济腾飞的国家。老挝，同样夹在越南与泰国之间，信仰小乘佛教，也在柬埔寨差不多的时间经历共产主义革命。老挝还没有海岸线，国际贸易必须依赖邻国。但老挝远不如柬埔寨这般依赖外援，经济情况要好得多。
说柬埔寨人懒惰显然是不合适的。作者笔下的小女孩为卖出一条不过十块钱新台币的口香糖，暴雨之下坚持了很久很久。[5]吴哥时代之后的柬埔寨，人口密度减少，水利设施疏于维护，频遭外侮而难以自保。200余年前，越南阮朝圣祖皇帝的评论，或许多少仍然反映着柬埔寨的现实。“百姓不知稼穑之法。锄犁以人，不假畜力。耕作以足一日二食，不作仓廪以赈灾燹。”[6]
中国，向来以“自诩”不干涉内政的援助，深得柬埔寨政府的好感。面对柬埔寨的现实与境遇，它真的不需要制度层面的改良吗？尤其是，如果改良难以内生。我们需要一个全世界呵护，长久匍匐于贫困线上的柬埔寨国家和民族吗？并因为他们的困难以及时不时的点滴施舍，而体现着国际社会的“关怀”与“慈善”？
一件事的柔软面
大陆半官修志书《柬埔寨》中，简短地有一句话用来佐证柬埔寨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柬政府以非法持有和使用武器的罪名，逮捕了在金边进行非法活动的一批台湾人，其中包括‘竹联帮’头目陈启礼。”[7]而在《柬埔寨旅人》里，这是一个有头有尾，有血有肉的人的故事。[8]
陈启礼当然是柬埔寨政府向大陆表态的棋子。而事件背后的潮州帮会也绝不是《柬埔寨》中营商、办学而已的华人社团。纵然一时呼风唤雨，时过境迁也难免命运的捉弄。作者近距离的旁观，复刻了陈启礼人生最后一段，“沦落为人”的面相和喟叹。
人道写人，读者或感而或无感。
[1] 新版序：移动作为生命的方法[M]//刘绍华．柬埔寨旅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序13．
[2] 恸的文化差异[M]//刘绍华．柬埔寨旅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31．
[3] 祭典、文化与艺术[M]//刘绍华．柬埔寨旅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86．
[4] 明天[M]//刘绍华．柬埔寨旅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108．
[5] 季风雨[M]//刘绍华．柬埔寨旅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23-24．
[6] “the people do not know the proper way to grow food. They use mattocks and hoes, but no oxen. They grow enough rice to have two meals a day, but they do not know how to store rice for an emergency” State, Society, and Foreign Relations, 1794-1848[M]//Chandler D P. A History of Cambodia. North Sydney, Australia: Allen & Unwin. 1992: 101. 原文为文言文，见于越南史书《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Chandler引文转译自越南语译文，上引由英文译回，原文未详。
[7] 外交[M]//卢光盛，李晨阳，瞿健文，李涛．柬埔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350．
[8] 新版序：移动作为生命的方法[M]//刘绍华．柬埔寨旅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9-12．
《柬埔寨旅人》读后感(五)：没有旅行就没有人类学
2015年暑期，我去西藏旅行。在纳木错、在安多、在那曲，我见识到了还没有被汉化的藏民。他们仍然笃信佛教，尽管贫穷却始终微笑，对西藏以外的世界格外好奇，却总是表露出不思进取的淡漠。我在藏区待了一个月，极力想要融入他们的真实生活，用小刀切牛羊肉吃，以糌粑和酥油茶为食；但我终究是匆匆瞥一眼的过客，惯于冷眼旁观，丢不掉自以为是的理性，喜欢分析、比较、得出结论。可是当我真正离开之后，又总是怀念起那份从容和安定。相信每一位经历过跨文化的旅者都能理解这种“想要亲近而不可、想要脱身却不能”的挣扎。
最近我读到刘绍华博士的《柬埔寨旅人》，当初的那种感觉又涌上心头。1998年，刘绍华辞掉《明报》驻台特派记者的工作，加入“台北海外和平服务团”（TOPS）柬埔寨工作队。在这本小书里，她诉说了旅居柬埔寨的两年里发生的故事，细致地记录了所有感动、愤慨、困惑与恐惧。刘绍华笔下的柬埔寨几乎与我看到的西藏一模一样：佛教文化盛行，人民生活很苦脸上却总是荡漾着笑容；在经历过战乱和暴政的洗礼之后，至今政治状况仍然很糟。
柬埔寨的最大特点是穷，其次是乱。刘绍华住在巴萨河西岸的村庄里，穷人家的月收入不足1美元，屋顶盖着茅草，耕地不足半亩。柬埔寨的乡间埋着无数下落不明的地雷，首都周围充斥着捡垃圾维生的平民；儿童的辍学率极高，只有不到百分之二的学生能读完中学；城区的交通很差，不惜命的柬埔寨人开着车横冲直撞。乞讨、艾滋病、地下性产业以及人口贩卖在这个国家泛滥不绝……
如果给柬埔寨的所有罪恶找一个原因，答案肯定是贫穷。如果刨根问底再给贫穷找一个原因，答案之一则是柬埔寨人效率低下。效率低下的柬埔寨人输给了现代化的游戏规则，但在刘绍华看来，这个可贵的品质却使他们难得地保存了自己的独特文字、饮食和舞蹈（而另一个东南亚国家越南，早在17世纪就为了便利改用罗马拼音，成为没有自己文字的国家）。不被现代化的浪潮裹挟，柬埔寨人超过95%信仰佛教，还烙下了具有柬埔寨特色的神秘而迷人的微笑。刘绍华在书中反复提及吴哥古城巴阳庙中的阇耶跋摩七世国王脸上的微笑，这种笑容所体现的仁慈和怜悯，以及传达出的从容与单纯，都直接表现在柬埔寨人的脸上。
在柬埔寨，刘绍华始终是一个旅人。她提着一只手提箱来到柬埔寨，住在“晨光与夕阳都能照得进来”的高脚楼里，开着小汽车往返于城市和乡村。尽管刘绍华以居民自居，努力进入另一种生命状态，却无法摆脱异乡人的身份。她既不能真正地融入当地的文化，又无法彻底地抽身出来；这似乎是绝大多数田野调查的困境——刘绍华在《我的凉山兄弟》中称之为“文化纠结”。作为一个志愿者和人类学者，刘绍华自然是想要深入普通人的生活，但她依然难以理解柬埔寨那种赤贫的面貌，无法理解那些捡食臭肉的农村穷人。孤儿院里缺手缺脚的女婴，“寡妇岛”上对森森白骨安之若素的小孩，都使她感到深深的恐惧与困惑。
除了贫穷和混乱，最使刘绍华不解的是从那种刻在骨子里的矛盾的个性。长期的苦难使柬埔寨人练就了冷漠的本事，长期的贫穷又使他们拼命地讨好外国人；以专注和耐心著称的柬埔寨工匠，却经常制造出打不开锁的钥匙。这种复杂、矛盾而随意的性格，给刘绍华的“柬埔寨民族志”增添了不少困难。即使一个不那么敏感的读者，也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这种文化纠结带来的痛苦，因此她不断地尝试调和与克制，不断提醒自己要摒弃所谓的“理性囚禁”。
这种文化纠结非她独有。刘绍华的邻居们恐怕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要丢掉还可以吃的臭肉，而首都金边的年轻女孩子也似乎完全不能明白，为什么这个亚洲女子竟然可以挣得比欧洲白人还要多。最近网上流传着一句俏皮话“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正好可以用来形容她们的这种文化纠结。
相比于柬埔寨女孩被限制的想象，刘绍华更容易理解这群柬埔寨人。这有点像柏拉图的洞穴比喻，洞中人不相信洞外人描述的那个世界，洞外人不明白洞中人为何不出来看看。可是尽管存在这种认知上的差异，洞外人也更能够理解对方，因为从洞中到洞外的跨越，提供了想象力的拓展。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郭少棠将旅行定义为“跨文化想象”。文化纠结引发的不适感使移动中的人们有欲望去理解另一种文化，想象的拓展则使他们有能力去理解。人们在变动不居的生活里感受旅行带来的喜悦、冲动和困惑。一旦与异文化发生沟通，人们便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局限，也开始理解自己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旅行8.8郭少棠 / 2005 / 北京大学出版社刘绍华是柬埔寨的“外来和尚”，她可以从容不迫地把这种增量注入自己的观察中，去考察柬埔寨人的生活与心理。对于一个外来人而言，这儿的一切新鲜事都是理所当然、是“存在即合理”的。她不必先入为主地怀疑，也无法套用自己的人生经验。相比于生长于斯的台湾，刘绍华更容易理解初来乍到的柬埔寨，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影响她作出判断，她没有直觉可供借鉴，而必须老老实实地弄清楚情况；在分析的过程中，也必须摆脱固有的思维定势。人类学家在旅行的过程中不只是离开自己的故土，也是离开自己的成见，让自己的习惯和思维暂时让步于对遥远世界的期望。
人类学者必须能够意识到这种想象。他们确定了一个研究主题，既不能没有问题意识和预设，又不得不抛去成见；不能不事先了解他将要研究的群体，又不能钻进文献资料中跳不出来。他们必须在既有的生命体验中补充一点点想象力，去把握将要遇到的人以及他们身上各种各样的特质。
在人类学研究或者在个体的生命体验中，旅行的终极产物就是这种跨文化的纠结和想象：纠结提供理解另一种文化的可能性，想象则提供理解它的增量。不同于地质学家研究岩石或者昆虫学家研究蝴蝶标本，我们人类理解另外一群人类，需要“人看待人”的思维和眼光；旅行赋予人类学家这种能力。
可以很武断地说，没有旅行就没有人类学。克里斯（Chris）在他的新作《人类的故事》（The Story of Life）中提出一个有意思的观点，认为鞋子的发明标志着现代人类的诞生，因为穿着鞋子人能够走得更远，从而使足迹遍布全球。从这个意义上讲，旅行对于人类的进程产生过重要影响，也帮助人们了解自身和同类——这本身就是人类学的重要课题。
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一书中开篇就说“我讨厌旅行”，因为旅行“只会使人类学者白白失去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有效工作时间”，是人类学者不可避免的障碍之一。但斯特劳斯也意识到，旅行是“无法逃脱”的，因为只有去接触完全陌生的人类社会，才有可能互不污染地观察对方。他写道：“简而言之，我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像古代的旅行者那样有机会亲见种种奇观异象，可是看不到那些现象的意义，甚至深感厌恶和恐惧；要么成为现代的旅行者，到处追寻已不存在的真实的种种遗痕。”
但无可置疑的是，任何一个人类学家实际上都只有一种选择，就是成为一个“现代的旅行者”，纠缠于传统和现代化之间，不厌其烦地探究落后、贫穷、疾病以及各种各样的奇风异俗。在人类学的研究中，旅行（方法）甚至比问题和理论更加重要，康德曾耗费25年撰写他的人类学著作《实用人类学》（Anthropologie du point de vue pragmatique），但他从不被视为现代的人类学家，因为他从未离开德国，也未曾学习别的文化；相反，以旅行闻名于世的马可·波罗，则被誉为是“当代人类学之父”。
人类学的这种特质一度使我怀疑人类学家都是被迫成为的，他们机缘巧合移动到了某地，然后阴差阳错对这儿的许多现象产生了兴趣，再冠以“现代化转型”、“新兴个人主义”之类的术语，使其成为一项研究得以发表。他们将这种“移动”美其名曰“旅行”，将这种研究方法美其名曰“田野调查”。我的这种怀疑颇有不敬之处，并绝非是空穴来风。马林诺夫斯基就把自己的人类学比作是“浪漫的逃避”，而在《柬埔寨旅人》的新版序言中，刘绍华也声称是柬埔寨的义工经历使她认识到自己的可能与局限，才有了勇气在日后进行更大跨度、更为困难的移动，从柬埔寨到非洲到中国凉山。
刘绍华始终是柬埔寨的“异乡人”，在一个异世界理解一种异文化，旅行是一种不可替代的仪式。这种仪式并非仅仅针对人类学家，而是对每一个人都十分有用和有效。就像大多数人都会进行一次毕业旅行一样，旅行是一种成熟的标志，意味着一个人已经足够大了，可以适应陌生的文化，敢于挑战新的生活。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这种适应和挑战实在太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