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是一本由(美)格里德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9.00元，页数：30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精选点评：

　　●可以。

　　●我读的那本似乎是江苏人民出版社以前出的。

　　●问题意识：自由主义在中国为什么失败？历史的因素，秩序－建国问题，知识分子个人性格的悲剧，以及根本上中西文化认识论的不同。另，胡适太帅太可爱。

　　●胡适祖籍译成惠州，也是蛮吓人的。另一个译本张振玉“胡适之评传”，更好。译本名改得不好

　　●1917年，中国新文化运动开始，各项改革风风火火，对当代中国影响巨大，堪称“文艺复兴”，也使港台的中国文化走向截然不同的风貌。胡适作为此新文化运动的领头人之一，其思想之火花值得我们继续学习研究。

　　●あれ。。。

　　●鸡肋到令人绝望。

　　●也是胡适的思想谱系脉络。从程朱理学到赫胥黎，再到杜威，简洁清楚。作为一个“世界主义”过的民族主义者，胡适之对实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理解和应用，以及他与梁启超诸君在历史情境下的碰撞——这两部分梳理的很漂亮。

　　●专从政治思想研究胡适 内容较杂显得没有条理 但这是一本值得日后再读的书

　　●许知远

　　《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读后感(一)：书评

　　胡适的价值标准和思想抱负表明，他对于他的人民的社会愿望和他们的生活的实际条件几乎完全没有什么真正的认识。他也从未使自己安心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对于中国人来说，自由并不意味着可以坚持自己观点的那种最终的自由，而是从饥饿、征兵、劫掠这三种灾害中摆脱出来的眼前的自由。同时，那些令胡适颇感兴趣的问题绝大多数都是很可能要引起同行学者的从容不迫的好奇心的那种理智上的难解之谜。当然，这是胡适经过精心的训练而要选择的职业，而且这也一直是他自己喜欢扮演的那种角色。 胡适为发表意见的权利进行的坚定不移的辩护，在本质上不过是要求，人们是应该欢迎他以及他这一类人的呼声的。 在胡适的想象中，他是处在政府的能力范围以外的，政府只能依它满足个人需要的充分程度来赢得他相应比例的忠诚，而且他又是高于政府之上的，政府只能要求他的才能却不能要求他的思想。这就是自由理性的社会，正如胡适曾经论述过的那样，在这个社会中，所有人都是领导者，而没有一个人是被领导者。 尽管革命者思想上虚幻，但他们也像他一样急着要消灭无知和铲除疾病，也像他一样蔑视政治的腐败，而对待中国人民的不幸命运却比他敏感。 宽恕不是革命的一种美德。

　　《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读后感(二)：知识分子的悲与乐

　　《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7）》 [美] 格里德 著 鲁奇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史的人物，一般都要盖棺论定，但有一类人无法盖棺，更无法论定，只能被雪藏，胡适就是其中之一。一个中国知识阶层杰出代表人物，处于五四运动前后东西方文化碰撞的大时代激流中，他的抉择，他的行径，以及他在风云激变中表现出来的见识和气度，无不印证中国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悲欢离合。

　　著名汉学家J.B.格里德掌握了诸多一手材料，藉此研究胡适及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和命运，这部著作是靠得住的。作者以俯瞰1917至1937年20年间文艺复兴运动的总体态势；通过对当时中国知识阶层杰出代表人物胡适的理论及思想活动的分析，论证了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进行现代化启蒙和建设的必要性和艰巨性。

　　胡适的一生充满了悲剧色彩，但他的俗世生活却很幸福。晚年寓居美利坚的胡适，不问华人江湖恩怨。那段时间，东方大陆上轰轰烈烈展开了倒胡批胡运动，海岛上则要将他奉为至圣先师——一个孤悬海外的华人超然物外，看着两股力量借自己之名合纵连横，其震撼度堪比欧洲宫闱斗争，却少几分浪漫的意味，多了些腥臭。

　　《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读后感(三)：迷茫而不糊涂

　　透过胡适看见的那个时代，更似迷茫但还不算稀里糊涂。无论是想在中西思想间架起桥梁抑或贬抑某一方的，都明确这两种文化存在的巨大差异，至少，想寻求二者的结合点，就必须走过漫长的文化覆盖边际。而这是费时费力的艰巨任务，当求变的心情如此急切乃至让求变变成不可置疑的目标时，慢慢求索寻找良性互动的机会也就不存在了。彼时，只要能在所谓的腐朽身上切上一刀，哪种主义都无妨。而胡适，在中西两道上都走了相当长的一段距离；怀着殷殷切切的救扶心，却试图先看看问题究竟在哪里；对于一个知识积累愈多的人，其实愈难以抱有冲劲的行动力，因为对知识积累的动力已然暗示了他更相信思虑先于行动的重要。如作者所总结：在一种对追求知识总是赋予特殊意义的文化中，他是一名知识分子；在一个对教育家要给予特殊威望和责任的社会中，他是一名教育家；在中国人仍在热切地向国外寻求救国之方的时代中，他还是这项事业的代言人。但是，在一个温和的方案似乎已愈益不可行和不合理的时代，他也始终是温和方法的代言人。（p295）胡适经历中的种种矛盾纠结存在于当时许多知识分子身上，无论什么流派，只要他们的想法与行动都在增长着变迁，必与现实摩擦，这是其茫然；可正是这些不甘于顺从的思考，对新知的渴望与运用，至少不让那个时代稀里糊涂地过去。在开放社会中，剧烈的争吵会让人觉得有些轻浮，但毕竟争吵是身而为人的资格吧。不会有一个庞大到操控众人命运的东西，即使有了，也不会盲目到认为不论做什么都是对的地步。

　　胡适在中西文化间找到的可能的是人本质上拥有的理性，滋养理性同时也是理性在其中运转的是民主。他把民主看作一种心态乃至一种观念，在当时多以民主为器，为王，为制度的氛围下是少见的，或许也是这种扎根更深的观念使得胡适在同代人中，思想始终比较一致，不见颠覆性的动摇。格里德在分析自由主义为何在中国行不通时解释道，或许是因为武力和革命淹没了理性。那么，这或也可解释胡适思想中不难察觉的杰出人物论，杰出人物的能力与勇敢，使其在抗衡武力中增长理性。杰出与平庸的差距不在乎理性多少，而在乎对反理性力量的消解。

　　《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读后感(四)：自由主义与新文化

　　作为一个在历史变迁中主张科学、民主和自由等新价值的旗手，胡适的面目是模糊、不清晰的。因为一个人被这么多空洞、抽象、宏大的价值符号所包裹，其一言一行都会被放大和审视，不免成为一个矛盾的人。而自由主义作为一个权力的反对者，本身就是解构而非建构的，人们可以用自由主义来否定一切权威，但却无法用他来建立什么真正的民主。就像法国大革命最后迎来的也只能是一个独裁的拿破仑。

　　在政治上，胡适是一个典型的精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主张解决问题而不讲主义。在文化上，胡适是一个改革派、激进主义者，主张与传统文化做割裂。这样的归纳也是一种笼统的、习惯性的做法。胡适更多的是站在各种派别的对立面，而自己却渐渐失去了立场。相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他是一个国际主义者；相对陈李和共产党等马克思主义者，他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改良派；相对于北洋军阀和蒋介石等武夫，他又是一个主张好人政府的文人；相对于梁启超甚至梁漱溟等旧派文人，他是一个反对孔教的西化学者。但从他的政治选择和倾向来看，胡适虽然表面上屡屡与当权者发生冲突，但其骨子里还是一个与权力藕断丝连，保持着暧昧关系的人。就像意大利近代的克罗齐、宗教改革中的依拉斯谟，因为无法放弃自身的精英地位，无法下决心与底层人民打成一片，所以只能声称不关心政治，而致力于在知识分子小圈子和精英中树立自己的学说。

　　今人苛责前人总是不恰当的，就像胡适对待孔教的态度。作为一个两千年前的古人，孔子的学说解决不了后世的问题，但人们不能因此埋怨孔子不好。同样，胡适的主张解决不了当时的问题，我们也不能太责怪他。他的声望在于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之一，而这场“中国的文艺复兴”还是很重要的，为后来知识分子参与政治起到了摇旗呐喊的作用。在当时“排一千个字比写一千个字赚钱多”的时代，知识的贬值是严重的，旧文化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辉煌，知识分子的地位也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倡导一种新文化，重新恢复知识的高贵地位是知识精英的必然职责和不二出路，在这场知识与权力的重新博弈之中，须要有这样一个只代表知识的人物，胡适，正是这样一个代言人。而时至今日，这场新文化运动也并没有停止。字价虽然贵了，但卖得上高价的却未必都是那些用了新的字，文化贫瘠不是数量上的贫瘠，而是质量上的平庸。虽然大众都拥有了参与文化生活的资格，但却失去了区分高贵和低贱的标准。一些人贩卖通俗和色情这样的庸俗价值；一些人贩卖民主和科学这样的空洞的普世价值；一些人钻到高深的学术象牙塔里、用别人听不懂的术语来孤立自己；一些人则放弃了用文字来表达本我的努力，书写成了纯粹的谋生手段。在这个世道里，作者何为？学者何为？文化何为？是做权力的婢女？做金钱的奴隶？做精深的专家？做大众的代言？做沟通古今中外的媒介？还是做一种“重估一切价值”的努力？

　　我们可以随意地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只有那些真正愿意为之付出的人才能用脚踏实地的行动来回答。

　　《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读后感(五)：矛盾的胡适，两难的近代中国

　　这本书并不是胡适的传记，核心研究应当是以胡适为切入点审视近代中国的一种思潮，即以胡适为最典型代表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内在的矛盾。所以书本的结构，虽然按照时间顺序展开，但是真是的结构安排是知识渊源、理论的形成、理论的实践、结局这一结构。

　　在开篇介绍胡适知识来源的时候，作者就给了胡适一种学贯中西的理论渊源。他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自幼又在上海接受了良好的西式教育，这构成了他学术生涯的全部底色。从这个角度看，他甚至与严复有着相同的学术经历：严复同样出生在一个没落文人的家庭，又较早接受了西式教育，甚至很年轻的时候就留学海外，接触到了西方文明。这种中西交融的背景，似乎注定了他矛盾而复杂的一生。相较于同时期的先锋人物：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是真正在美国接受完整教育的人，因而也是真正接受西学的人物，我想这一背景也是他获得赞誉的原因。

　　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就完成了他全部的学术思想，我想一言以蔽之曰“西化”。胡适坚定地认为只有用西方文化改造中国，中国才可能走向进步。在作者的笔下，他将之诠释为一种“世界主义”，认为胡适试图找到一种全人类共同的理论。当我们谈论西化的时候，往往就会立足于这一种观点。然而有悖论的是，恰恰是更加尊重他的国民党，对这种世界主义采取了排斥的态度。无论是新生活运动还是其他，蒋介石所欲以实现统治基础的，是民族主义。相反，在这一点上，共产党反而更有相通之处，直至浩劫前，主导中国发展的，都是一种世界主义心态，我们从苏联接受解放全人类的观念，又不断输出这一观念。换言之，共产党从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的角度，要对中国进行最为深刻的改造。

　　于是胡适从这一角度，又显得落后了起来。他的世界主义，是世界大同，是从本国历史环境中，寻找到可以与世界接轨的因子。类似的观点，沈家本在主持晚清修律时也主张过。他认为法学应当中西贯通，因此在引入西法时，他非常娴熟地用传统中国的律学进行诠释。胡适做中国哲学史、研究红楼梦、研究水经注，其实都是试图用一种西方的方法，来解构中国传统。因为这一点，他就不可能激进。

　　这一因子，应当来自于美国的保守主义。作者对于胡适的实验主义进行批判，认为杜威提出实验主义，是为了给改革降温；而胡适主张实验主义，确实为了反传统。但胡适虽然在反传统的路上走得非常激进，但是其思想根源还是离不开传统。《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对各种材料信手拈来，其国学功底可见。从胡适的政治态度看，对于政治变革，他从来都没有太大兴趣，反而认为这些政治变革对于精神世界的深刻变动有负面作用。他的超然，本身就带有保守主义的态度。

　　我想这就是他本身最为矛盾所在。结论说，“从他1917年回到中国的那一刻起，他就成了那场他未能完整理解的革命的囚徒。”这种宿命论的论调仿佛魔咒束缚了胡适的一生，而这种魔咒似乎又应验在了近代中国身上。胡适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作者提出，面对那样一个积弱而困苦的中国，胡适那样的冷眼根本无法带来任何改变。时代需要中国进行强有力的变革，但是这种变革又不能被中国所承受，革命、反革命都在这种矛盾中纠缠变化，演出一场激荡而又悲悯的年代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