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是一本由周明之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9.00，页数：24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精选点评：
●11年冬回国读的。哪里有选择，尽是无奈与彷徨。
●彷徨，徘徊，浸入骨髓的疏离感，这是那一代的知识分子，也是当下的生存状态。
●论多述少
●感覺自己被書名給…誆…了…這樣譯真的好麼…筆風冷酷，有些地方甚至可以說是稍嫌刻薄。看了一個禮拜，頭都大了。
●胡适和梁启超对徐志摩恋爱和婚姻的看法，就很有意思地见出五四一代和维新一代站位的差异，后者在子女婚姻上、生活方式上与国家主义同构。而前者一会为包办辩护，一边介绍去欧洲旅行，从集体转入切身的复杂动荡中，脱离传统母体的变异之中，无疑是幻灭、无力、痛苦和走向真实的。
●长知识 可以说是胡适的心理传记
●这本书的观点并不新颖。
●一个有血有肉的胡适，挺不错的
●何止是疏离感，简直是在说不清道不明的社会作用下所形成矛盾的集合体如丧家犬般的四处乱撞的否定的多重循环了！
《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读后感(一)：胡适是一种被放弃的选择！
后来的道路，与任公渐行渐远，百年过后，在政治思维上我们重新发现了梁氏政治思想的价值，殊途上未尝不有相同的思维趋向，被放弃的梁启超不是中国历史的必然发展轨迹，而只是一宗机缘巧合。
对于胡适也是如此，胡适过早地被放弃，因为他被政治绑架，政治的失败一方同时也被赋予思维弱势的一方，政治的胜利赋予了思考的胜利，这种看似毫不成立的逻辑恰恰一度成了逻辑，胡适的被放弃一如他被历史的考据癖所捆缚一样不可避免。
当政治强势的一方终于在思维上处于困境，才发现其实被自己击败的一方在思维上其实对自己处于居高临下的地位，放弃的选择被重新拾起也就成为了必然。
《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读后感(二)：理性自由的胡适与当代中国——读《胡适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
我至今仍然记得在数年前第一次见到胡适照片的感觉。照片上的胡适，神态自若，大大厚厚的玻璃镜片后，是一双睿智而坚定的的眼睛，浑身散发着书卷气，漫射出知识和理性的光芒。尽管当时我对胡适的了解，也仅限于中学历史教科书里——所谓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对胡适的批判，但我还是莫名的被这张照片上的胡适所吸引和折服，如此严重的“以貌取人”似乎是我平生里不多见的一次。
直到读了本书之后，我才算真正了解了胡适的一些基本观点和思想。书中着重分析了胡适在晚清和民国以来，对国家、社会、文化等问题的基本观点及其演变历程，对胡适的爱情、婚姻、家庭观念及也都做了比较详尽的介绍。在现代中国思想最为激荡的年代中，胡适的观点和思想是最具现代和文明气息的，我以为。
胡适的确当佩“中国现代自由知识分子第一人”之称号！ 但胡适却始终是痛苦和彷徨的。“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和政治秩序之下，在新旧和中西之间的取舍、在价值取向和个人前途的选择时，胡适们往往都遭遇着极大的困扰。”
作者周明之如此描述胡适所代表的有思想、有感性的中国现代自由知识分子痛苦的来源和必然性。“一方面他对中国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自然而深厚的情感，另一方面与西方的标准对比之下，中国传统和现代社会政治的理想和实际，让他感到虚弱甚至不愿与中国认同。”“他对中国现代社会政治的种种弊端深恶痛绝。然而他严酷的批评却正反映了他对中国的关切之深。”“许多有思想和感受敏锐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往往陷入不可自拔的疏离感的深渊之中”。作者甚至断言“胡适终其一生而没有找到他自认为自在而满意的角色”。
但问题是胡适们的精神困剧和悲剧命运仅仅是属于那个时代吗？生在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化浪潮中的当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悲哀、激愤、绝望甚至麻木，与胡适们难道存在什么本质区别吗？
《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读后感(三)：失落的一代
在大时代的巨变下，人们的思想总是异常复杂的，尤其是那些知识分子。五四一代大抵如此，而胡适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典型。周明之这本《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Hu Shih and Intellectual Choice in Modern China）就写出了胡适在那个新旧交替与中西激荡的时代中复杂的心路历程。
与梁启超，严复他们不同，胡适一开始就决计不走科举这条路（科举也在胡适14岁那年被废止），他13岁来到上海接受新式教育，尤喜算学和英文，19岁便远渡重洋前往康奈尔大学修习农学。留洋成了他们那一代流行的选择，与他同去美国的便有蒋梦麟，赵元任这些后来大有所成的年轻人。胡适就这样在异国生活了七年，也在西方文化中浸淫多时，他自己是很认同美国政治文化的。这也使得他成为了日后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但在胡适对新旧文化的评述中，周明之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虽然胡适在国内论战文章中常常把中国的旧文化驳斥得不值一提，甚至倡导“全盘西化”，语言极其刻薄，但他在许多学术文章以及留学时的一些文章中，态度却是温和的，他试图在古籍中寻求民主和个人主义的来源，为中国传统文明辩护。如今看来，五四时期舆论对传统文化的批驳是过于极端的。周明之把它看成是受过西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在面对国内糟糕环境而又无能为力的情况下的一种宣泄，有点破罐破摔的意思。显然，胡适也是其中一员。“对他来说，理想与其实际展现是同义的，面对中国的巨大危机，他深感自己的无能为力，因而痛苦万分。他以痛斥中国的过去来发泄自己的愤怒与失意。”但在国外，他有一种超然感，面对西方的压力，又难免有一种要为祖国辩护的情感，而且从学理上来看，他并不认为传统就那么一文不值。这就造成了一种失焦的状态。这一点从胡适的婚姻也可看出，虽然他赞成自由恋爱，妇女解放，但自己却遵从了包办婚姻的安排，娶了半文盲的江冬秀，这一段不幸的婚姻或可为胡适在新旧文化中的尴尬做注解。在一片混乱之中，胡适，这位五四一代的老大哥，没能完成“旧与新的内在同化”。
周明之在结尾处如此总结胡适和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他在中国社会并无适应感，而是疲倦，并从精神上而不是从理智上对外在事件感到不可理喻。在他的心灵深处，极其失望地意识到没有能使事情更好的选择。这种疏离感第一次深深地既渗入到五四一代的个人生活中，又渗入到他们的精神世界观中。”
多年之后再看，五四一代实可谓失落的一代，他们为之奔走呼喊的“民主与科学”并未成为日后的现实。二十世纪初混乱的中国让许多人倍感痛苦，于是社会趋向急功近利，革命取代改良，最终激进的革命扫荡一切，五四的理想荡然无存。
《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读后感(四)：略说20世纪初胡适与鲁迅的社会改良思想
胡适与鲁迅是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两个大人物。他们都做过教授，也做过官，名字常常与那时风起云涌的革命大潮联系在一起，然而他们却都不是革命党人——胡适从来不赞成暴力革命，鲁迅虽然与左派来往，但和后者在改良思想上也大有一番距离。总体而言，在如火如荼的革命救国大潮中，他们的反应都略显冷淡和悲观，却造化弄人似的被推到斗争前沿，后者更成为所谓“斗士”。他们的境遇颇多类似，改良思想自然有许多共通之处，但仍旧多有不同；这些观念散见于他们的作品中，稍假品味，便能略知他们的真心。而所以选20世纪初年（尤其10、20年代）来说，在于那时他们刚刚回国参与政治，思想还比较纯粹，较少参杂后来现实政治的沧桑与作为公众人物的无奈；而从他们后来的表现看，他们的处事原则实际在这时期便已形成了。
在说胡适和鲁迅之前，不妨先看看那时的革命乐观主义。最出彩的是谭嗣同，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然后就怀着这种浪漫，壮烈牺牲了。后来的国共两党，在这一面上也都是乐观的——毋论其党员在具体生活中究竟怎样，至少从整体看，他们分别相信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等主义归根结蒂可以救中国的。这就是一种乐观，一种“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但“同志一道努力，革命总会成功”的乐观。究其原因，则在于各认为自己掌握了社会改革的真理，所以未成功者，不过暂时没能转成现实罢了。
然而胡适并不这样想。1919年，他看见李大钊等人在政治讨论中对具体的问题闭口不谈，却总爱扯什么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竟颇为恼怒，于是撰写《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发表在《每周评论上》，其中说道：
gt; 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1919）
很显然，就当这一点，他已同许多当时所谓的革命者们分道扬镳了。后来在1922年6月《努力周报》第7期上发表的文章《这一周》里，他更是要明确表达自己的渐进改革立场了：
gt; 我们是不承认政治上有什么根本解决的……不存大希望，也不致于大失望。我们观察今日的时代，恶因种的如此之多……决没有人可以充分满意的大改革。……只有一个‘得尺进尺，得寸进寸’的希望。（1922）
这种考量有它的道理。其中的核心就在于“‘得尺进尺，得寸进寸’的希望”，它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少谈理想，多办事情；第二，不论将来，专注眼下。这首先体现了他哲学上实验主义的倾向，即注重“具体的事实与问题”，“不承认根本的解决”，而不是像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热衷于危险的抽象和普遍的观念之中”；其次，这种认同一点一滴的进步才是真正进步的观念，在我看来，还包含了社会改良的立场问题，即：将来的美好与现在的人是无预的，出于长期的利害而作有限的让步当然可以，但如果罔顾这一代人的权益和社会现实，专注议论将来看不见的美好，那又何以保证这种美好不被世代罔顾下去，而只成为一种画饼充饥的空谈，或者虽经实验而破产，终于“大失望”呢？
胡适眼里自有妥帖的“得尺进尺，得寸进寸”的做法。早在他留学美国时，就曾经给朋友写信说，正确的道路是侧重教育，培养人才；他认为，尽管在严重危机的时代，这种提议缓慢笨拙，但在国家或世界事务中并无捷径可走，缓慢笨拙的计划将是唯一可行的解决。他的态度是：“无论怎样，让我们教育人民。让我们为未来世世代代的建设打下基础。”总而言之，这种对未来估计谨慎，拒绝“主义”膨胀的乐观而希望从小处着手的态度，就是胡适对社会革命的基本看法。则他的后来写《文学改良刍议》等等，自是这一路线的衍生了。
如果说胡适对社会改良的态度基本还是清晰、明朗的，那么鲁迅的态度就更为混沌和黑暗。他在留日时当然有过一段慷慨的时期，但最初伴随他投入新文化运动中的，却是一个“铁屋理论”，即他在《呐喊》序中写的：
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gt;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被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回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gt;
gt;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gt;
gt;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呐喊》序，1922）
从这里看似乎还不明了，但一年后，他又在他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里说：
gt;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娜拉走后怎样，1923）
这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他在内心深处对于陈独秀、钱玄同这帮人搞的“文学革命”并不以为有效，或者更进一步说，不认同那“革命”是正当的。因为他以为，他们这些人并不真的“看出了可走的路”，现在就惊醒做梦的人，无非让他们更苦痛罢了，正是对不起他们。四年以后，他还在《答有恒先生》里重新阐释了一遍这个念头：
gt; 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答有恒先生，1927）
那既然如此，他又何必惺惺作态，去作什么《呐喊》，以增益文化运动的效果，又同这场运动的其他旗手一样，尖厉呼唤文化革命的到来，谈什么民族的希望、社会的进化论和十月革命的成功呢？
我想，如果社会的由坏转好、从“不是人过的”到“人过的”真是一种希望，在胡适看来是“得尺进尺，得寸进寸”的，那对于鲁迅而言，最贴切的描述就该是“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是鲁迅在《野草》中所引裴多菲的两句诗，也是他从事社会改良活动的真实写照。
为什么这么说呢？不妨回头看“铁屋理论”的最后，鲁迅是这样说的：
gt;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呐喊》序，1922）
鲁迅是从他的经验和对人性的观察得出“革命无用”的绝望结论的，但他何等聪明，当然知道这不是严密的论证，因此这绝望仍有隙可乘。个中玄机，十年之后，他又在《自选集》自序里再次提到：
gt; 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gt;
gt; 不过我却又怀疑于自己的失望，因为我所见过的人们，事件，是有限得很的，这想头，就给了我提笔的力量。（《自选集》自序，1932）
我认为鲁迅的自述是真实的，因为纵观前后，能够从他的文字中寻觅到他心情的脉络。王晓明老师在他的书里说，鲁迅是用“即使太阳已经从东边升起了一万次，也不能说明它明天就一定不会从西边升起”的推论来说服自己投身《新青年》的，但我想，这不单是东西边孰真孰假的问题，而是西边的太阳比东边好的问题。原因就在于《自选集》自序里另一段表达：
gt; 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至于何以如此，则我已在《呐喊》的序上说过：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自选集》自序，1932）
鲁迅坦诚自己常有骗人之处——至少是隐瞒，那原因在于他“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黑暗”与“不能确知是否正确”的组合，成了鲁迅怀疑自己的“必无”的最致命的原因。相比之下，他在面对另一边的思想时却轻浮得多。对于笔下的观点，“只要意见不很相反，我的力量能够支撑，就总要勉力写几句东西”（写在《坟》后面，1926），原因是“人生多苦辛，而人们有时候极容易得到安慰，又何必惜一点笔墨，给多尝些孤独的悲哀呢？”（写在《坟》后面，1926）而对于文化革命的那些战士们，他又说“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也来喊几声助助威罢。”（《自选集》自序，1932）所以我想，真正吸引了鲁迅，让他轻易就能去遵从和实践的，恐怕正是这种想头看起来的“不错”，而不是那想头是否真的值得信赖吧。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鲁迅是看透了绝望，横竖绝望与希望一样是不确实的东西，那为何要相信自己先前绝望的判断，而不信人家希望的号角呢？我想这种对自己先前对人性之洞察的强行反对，就成了他参与社会改良运动的原初动力。而这种动力在之后变得愈加执拗，使得他不论经历北京政府的各种风波、兄弟反目还是“清党”的挫折，都一次次要寻找新的反抗绝望的“支点”——跟现代评论派打笔仗也好、跟左翼文人站成一列歌颂俄国革命也好，他都要重新起来战斗，仿佛这就是人生唯一的价值。直到生命的最后，他才终于想起，原来“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这也是生活，1936）。
言归正传。在改良社会的问题上，胡适与鲁迅确有不少相似的地方。譬如前面提到，在辛亥革命以后，全国“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的关头，他们的看法都显得悲观。那时鲁迅是在国内，还接受过革命党的委任，但很快失望。最终他看来看去，得出这样的结论：
今之论者，又惧俄国思潮传染中国，足以肇乱，此亦似是而非之谈，乱则有之，传染思潮则未必。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思潮，甚难移植；将来之乱，亦仍是中国式之乱，非俄国式之乱也。而中国式之乱，能否较善于他式，则非浅见之所能测矣。
gt; 要而言之，旧状无以维持，殆无可疑；而其转变也，既非官吏所希望之现状，亦非新学家所鼓吹之新式；但有一塌糊涂而已。（致宋崇义，1920）
无独有偶。胡适在美国关心中国局势，他的结论是：
gt; 中国的民主……仅是名义上的，近两年来，这个国家没有议会、省立法机构和地方议会。没有政党、出版和言论自由。（1914）
而因为当时中国远不具备实行共和制的条件，“即真得共和矣，亦数十人之共和，而非民国之共和也”（1914）。
而对于胡适并不感冒的那些革命“主义”和乐观精神，鲁迅也并无什么热情。即便他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上海参加左翼团体的活动时，心里也常常不以为然，如一次送走一位互济会的来访者时，他对朋友说：“这人真是老实，每次来都对我大讲一通革命高潮。”表现出他对所谓的革命，并无太大的乐观。而对于革命“主义”在将来的许诺，他说：
gt; 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倒是梦。但是，万不可做将来的梦。阿尔志跋绥夫曾经借了他所做的小说，质问过梦想将来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家，因为要造那世界，先唤起许多人们来受苦。他说，“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有是有的，就是将来的希望。但代价也太大了，为了这希望，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惟有说诳和做梦，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就是梦；但不要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娜拉走后怎样，1923）
尔后在《野草》中，他又特地写：
gt;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影的告别，1924）
这里“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倒是梦”，部分说的是他自己。而那“不要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的观念，与胡适的“得尺进尺，得寸进寸”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或者说，鲁迅从他对绝望的背离出发，得到了一种与胡适类似的结论——社会改良应从改革现状着手，而不从“主义”、“大局”着手。除此之外，他们在对现实政治失望之时，退守的方向也一样是文化和学术。在北京政局混乱的时代，鲁迅选择在绍兴会馆研究古碑；而后来失意到了上海，也曾几次想要回去做学术，还劝朋友说“大可以趁此时候，深研一种学问，古学可，新学亦可，既足自慰，将来亦仍有用也”（致台静农，1933）。这里的“深研学问”、“亦有用也”，不失为对自己过度投身社会活动却无功而返的一种反省，而倒向胡适决心“不谈政治”，用心学术，以文化教育为“尺寸之进”的那个观点去了。
他们的这些相同点恐怕与他们经历的相似有一些关系。他们的年龄差距并不很大，不过十年；此外，又都出身官宦家庭，后来没落；他们儿时都接受了传统教育，也因为兴趣拓展了中国小说的视野；紧接着，又相继在不宽裕的条件下离家接受新式教育，最后留学。所区别的，在于胡适的机遇较好，毕竟上海开埠最早，是新式教育最兴的地区；而鲁迅在南京所上的江南水师学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乌烟瘴气”，更有高年级霸凌学弟、不同专业间相互打架的学风。后来，胡适远走高飞，到世界最顶尖的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读书；而鲁迅只能到仙台医专，延续他从小到大所受到的轻蔑和歧视。但我想，正是这点区别造成了鲁迅和胡适在社会改良层面的最大的不同——即胡适的法治倾向和精英主义，以及鲁迅对人性始终的怀疑和不信任。
相比之下，到日本学习的鲁迅远没有这么幸运。他青少年时代求学的经历几乎是一部受轻蔑的历史：绍兴人对外地人的轻蔑、绍兴人对家道中落的鲁迅的轻蔑、教员对学生的轻蔑、满族少年对汉人的轻蔑、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轻蔑，无休无止。除此之外，那一时代的日本，就思想和政治制度的先进和开明而言，与美国还相差甚远。可以说，鲁迅的一生见多了人的丑，却没有像胡适一样遇到令人尊敬的师长、看过有效的民主政治。在日本只有一个藤野先生，还相聚很短，更多的是日本学生的嘲讽和中国人的麻木不仁在刺痛他的神经。他不仅没体验先进政治的和谐，对人的信心还整个败坏了，因此只知道绝望和背着绝望的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他还在倾诉心目中人性的丑陋，以为不把人性作彻底的改造，则他一生所做的“启蒙”都是无谓：
gt; 暴露者揭发种种隐秘，自以为有益于人们，然而无聊的人，为消遣无聊计，是甘于受欺，并且安于自欺的，否则就更无聊赖。因为这，所以使戏法长存于天地之间，也所以使暴露幽暗不但为欺人者所深恶，亦且为被欺者所深恶。
gt;
gt; ……
gt;
gt; 暴露者只在有为的人们中有益，在无聊的人们中便要灭亡。自救之道，只在虽知一切隐秘，却不动声色，帮同欺人，欺那自甘受欺的无聊的人们，任它无聊的戏法一套一套的，终于反反复复的变下去。周围是总有这些人会看的。（朋友，1934）
另外，在哲学上，胡适是咬定美利坚的国学——实用主义来辨析别的思考的；然而鲁迅却更多细腻的反思，其中的一部分很接近现代的哲学，尤其临终前的几篇散文，颇有存在主义的倾向。也因此，鲁迅怕比胡适要承受更多踯躅和痛苦，也更不能像一个普通的、激愤的革命青年一样，纯怀着一颗爱国心就横冲直撞，无往不利。然而他们都是勤于反思，善于发现问题，长于批评现状的人，也正因此，他们才不被革命党们强有力的“主义”虏获，而真正成为一个行动的革命者；相反，他们审视各种眼花缭乱的名目，挑出其中的毛病。比如胡适对世界主义与爱的问题上曾费过较多的笔墨，而在1933年3月2日的日记中，还对中国人的浑浑噩噩愤愤写道：“中国不亡，世无天理。”鲁迅也早在1919年就在他的《随感录》中表现过对“救国保种”的低调怀疑：“一个人死了，在死者自身和他的眷属是悲惨的事，但在一村一镇的人看来不算什么；就是一省一国一种……”（随感录六十六，1919）他们对当时流行的爱国和民族主义都没有理所当然的盲从；大抵人在哲学上走得远了，在旁人看来，就真好像忘了本，连“做人最起码的东西”都丢了一样。后来毛说：“知识越多越反动。”从这一点上看，也算有一些回味了。
*（部分引文转引自周明之《胡适与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及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因不是正规学术论文，未作标注，请读者自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