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吧手机版
容忍与自由—胡适演讲录的读后感10篇
日期:2018-01-04 来源:文章吧 阅读:

容忍与自由—胡适演讲录的读后感10篇

  《容忍与自由—胡适演讲录》是一本由胡适著作,京华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5.80元,页数:25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容忍与自由—胡适演讲录》读后感(一):读书 | 胡适的容忍与自由

  前几日查资料了解到胡适曾写过一篇杂文叫做《容忍与自由》,1959年发表在台湾的《自由中国》杂志。大陆也有出版社将胡适的多篇文章结集出版,收录了该文。书名也用了这篇文章的名字

  我想出版社的编辑用这几个字作为书名或许有几个原因:一则这几个字享有非常的汉语美感,简洁明了做书名再好不过;二则半个世纪前胡适提出的这些问题大抵仍是现在人们所关注的;三则容忍与自由,这些问题仍是现今社会所稀缺的,亦是人们所追求的。

  时间再往前一些,自胡适、陈独秀、鲁迅、李大钊等人倡导新文化运动,提出“德先生”与“赛先生”(Democracy & Science)到现今的百年里,虽历经波折,赛先生倒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但德先生的路却是一波三折,目前看来仍是前路漫漫。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这几位干将,虽初心相同,但路途各异。

  胡适在蒋介石前往台湾时作为抢救对象随着去了;陈独秀与李大钊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但一个因“中东路事件”被开除党籍,一个因言获罪被北洋军阀杀死在东交民巷;鲁迅先生倒是得以安然辞岁,相较于其他几个人,他的性格与当时的报人张季鸾提出的办报理念却也吻合:不党不私不盲不卖。当时的环境,不私不卖易,不党不盲难。

  对照现实,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经济规模的庞大甚至成了政治和外交的稳定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与中国打交道,都变得小心翼翼和谨慎。高中课本上人人熟知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愿望已经阶段实现。

  当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也初步建成。

  但许多那些年令胡适困惑的问题现今似乎依然困扰着我们许多人。

  在《容忍与自由》里,胡适写道:

  “……当年我要‘杀’人,后来人要‘杀’我,都只因为动了一点正义的火气,就都失掉容忍的度量了。”

  “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己’的摧残,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论的被压迫,都由于这一点深信自己不会错的心理。因为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

  “我们若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

  概括起来,大概说了这几个意思:“正义”往往使人迷失;人往往迷信自己所以容不下别人;人往往不能严于待人,宽于待己。

  在如今的网络上,因为基本的匿名性,人们发表言论时更加遵从自己的内心,而不是大脑。“正义”的网友在网络上漫山遍野,无论是在涉及私德的明星八卦——挣那么多钱为什么才给灾区捐了50万;涉及公众道德的社会事件——看到金链男砍人为什么不去阻止而只是发朋友圈小视频谴责;甚至涉及国家层面政治军事的中日关系,台海关系,甚至特朗普和希拉里的竞选——给我三千城管,即可踏平台湾。

  在网络上,我们可以看见数以千万计的高尚的人,他们会在老太太过马路摔倒时“勇敢”的扶她起来;会对街头行窃的盗贼厉喝一声:小贼,吃老孙一棒!会披甲上阵自带干粮登上钓鱼岛;对特朗普歧视女性以及希拉里的邮件门严加控诉,似乎他们手上也有一张选票。

  但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是怎样的一副景象。似乎只有朝阳群众做到了知行合一。难怪著名的英国《金融时报》也关注了早已为我们所熟知的一个词:“键盘侠”。

  近日,山东一大学教授邓相超因在微博上发表言论而被免去省政府参事一职,甚至教职也都保不住了。有什么样的理由可以不让一个人说话,更何况邓教授还是政协委员,而政协参政议政是执政党在建国时就确立的国家权利构架啊。

  打倒邓贼?

  这样的话语表述在40年前曾经肆虐整个华夏大地民不聊生,社会停滞不前。还不够吗?

  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不是么?

  在谈及宗教信仰时,胡适曾有如下的论述:

  “我到今天还是一个无神论者,我不信有一个有意志的神,我也不信灵魂不朽的说法,但我的无神论与共产党的无神论有一点根本的不同。我能够容忍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也能有容忍一切诚信信仰宗教的人。共产党自己信仰无神论,就要消灭一切有神的信仰,要禁绝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这就是我五十年前幼稚而又狂妄的不容忍的态度了。”

  当然,这本书不仅仅限于容忍这一个主题。

  胡适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说道:

  “我因为深觉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的很。从人(di)力(shi)车(si)夫(ji)的生计问题,到大(zhi)总(zheng)统(dang)的权限问题;从卖(zhe)淫(li)问(yi)题(yang)到卖(tan)官(wu)卖(shou)国(hui)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

  那时的问题,也是此时的问题。

  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他写道:

  “……轻蔑人类的基本的欲望,逆天而拂性,以至于养成懒惰的社会,多数人不肯努力以求人生基本欲望的满足,也就不肯进一步以求心灵上与精神上的满足了。”

  而在《漫游的感想》中,他进一步写道:

  “拿一个‘赤’字抹杀新运动,那是张作霖、吴佩孚的把戏。然而拿一个‘资本主义’来抹杀一切现代国家,这种眼光究竟比张作霖、吴佩孚高明多少?”

  70年代末到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原始动力。资本主义国家的人要吃饭,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也要吃饭;资本主义国家尊重科学崇尚民主而得以进步,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仍需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有些事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本没有不同。

  “可靠的民族信心,必须建筑在一个坚固的基础之上,祖宗的光荣姿势祖宗之光荣,不能救我们的痛苦羞辱。何况祖宗所建的基业不全是光荣呢?”

  “今日的大患在于全国人不知耻。所以不知耻者,只是因为不曾反省。一个国家兵力不如人,被人打败了,这不算是最大的耻辱。一个国家在今日还依靠鸦片烟的税收来做政府收入的一部分,这是最大的耻辱……一个国家能养三百万不能捍卫国家的兵,而至今不肯计划任何区域的国民义务教育,这是最大的耻辱。”

  在《信心与反省》一文中,胡适如是说道。

  他说的这些问题,经过一个世纪的变化,有些已经成为历史,有些大为改观,但有些问题仍然存在

  土地成为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标语刷满了祖国大地,但我所在的镇子,小学初中考上的有二百余人,参加高考的仅有六十余人,接受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的仅有二三十人。

  而我现在所生活城市,仍然以古城作为第一名片,上演着市委书记亲自示范捡烟头的传奇故事

  当我看到这本书时,我最深切的感受便是有些人的确会比一般人看的远些,透彻些。

  于此同时,在许多问题上,虽历经百年,我们真的没有太多进步。甚至连胡适在《论女子为强暴所污》一文中期待的“若有人打破这种‘处女迷信’,我们应该敬重他。”这样简单具体改变都没有完成。

  《容忍与自由—胡适演讲录》读后感(二):什么是自由?

  虽然书中对法制和制度建设意识甚少,但是可以说作为个人,什么是自由?每个人都追求自由,但是自由只属于能够容忍与自己不同的人,能够清晰地表达彼此不同,坦然的认知个人对错的人

  中国式的打酱油时代早已过去了,然而,西学未进,中学已退。表面一团和气的背后是彼此倾轧争斗,敏感的如同头上长着天线,攻击别人而非表达自己的主观认识的自由意识,不懂得包容,也不懂得捍卫。

  什么是自由?

  自由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真诚欣赏彼此的不同,选择必要距离保持尊重的态度。

  自由就是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而非恃强凌弱,欺软怕硬,墙头草式的攻击和窃取别人的思想,须知世界上唯一无法偷走的,就是灵魂。如果你的灵魂并不自由,那么你终其一生也只是你思维模式自以为是的装宽容态度而已,距离是不言而喻事儿

  《容忍与自由—胡适演讲录》读后感(三):胡适所不知的更深大的领域:人的真我

  30年代时,当一生都在认识真我的西方心理学大师荣格向一位来自东方的学者请教《易经》时,后者却给这种热情泼了冷水。这位学者就是当时怀着救国救民的梦想,极力主张西学强国的胡适,在他看来,《易经》不过是中国古代先民的巫术总结而已。然而,这并没有打击到荣格的信念,因为在他看来,误解、敌视和纷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恰好是整合的开始。这就是人类的使命——意识与无意识,自我与自身,身体与心灵,东方与西方——当一切深及到“人类”这一层面时,一切二元的对立都将被灵魂这一主题所无限包容。借助现象学的方法和对原型理念的阐释,作为一位心理学大师,荣格将其几乎所有的热情都全然地倾注在了对神秘学、宗教、历史文化以及人类精神现象的研究与探索中,这也让他的理论实践工作蒙上了一层精神层面所特有的质朴的魅力。最终,荣格还原了那个充满着传奇故事与私我神话的内在世界,引领高度工业化和社会化背景下,倍感孤独的现代人回归到了对自我与灵魂的思考和探寻中来。

  《容忍与自由—胡适演讲录》读后感(四):胡适:回到最初的争执与共识【推荐

  1933年在北平

  1999年早春,季羡林访台,祭扫胡适陵园。

  “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从中来,心内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眼泪自然流出。”相隔半世纪后重逢,“心情不足为外人道也”。

  20世纪一前一后两位“大师”,一个是当年的校长,一个是当年的学生,于1948年12月北大50周年校庆之际别过,从此分道扬镳,天各一方,承接各自的命运

  季羡林回望自己“八十多年坎坷又顺利的一生,真如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处说起了”,而胡适后来在大陆的待遇,他是亲历者,“……到了1954年,从批判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起,批判之火终于烧到了适之先生身上。这是一场缺席批判。……他的名字仿佛已经成一个稻草人,浑身是箭,一个不折不扣的‘箭垛’,大陆上众家豪杰,个个义形于色,争先恐后,万箭齐发,……在浪费了许多纸张和笔墨、时间和精力之余,终成为‘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乱哄哄一场闹剧”。

  20世纪尚未走完,胡适渐渐被“苏醒”、被“还原”,终至正面登场。

  三个多月前,学者周质平在纪念胡适诞辰120周年时感慨:胡适思想在上世纪80年代和中国人重见的时候,他的自由、民主、科学、理性、温和,再度成为中国思想界久旱之后的甘霖……一个“五四”时期的“应时之人物”,一变而成改革开放初期的“先时之人物”,不是胡适思想进步了,而是中国社会倒退了。

  张爱玲面对“适之先生不在了”,有暗喻:摩西是被以色列人杀死的。事后他们自己讳言,年代久了又倒过来仍旧信奉他。

  禁忌不再,新史料浮出,只是提供了胡适生命旅程整体图像。重读七八十年前胡适先生的那些言论主张,不知应该鼓舞还是沮丧:话还是那些话,问题还是那些问题,结还是那个结。

  今天,面对胡适不曾面对过的错综复杂的现实,我们还想从他那里找出省思当代中国及其未来进程的何种答案

  2012年2月24日,胡适先生逝世50周年,借此机会,我们祭奠这位姓名可直译为“向何处去”的故人,不是因为他的思想显得进步了——他的思想在青年时代就已成形,再未更改——而是正当关于中国道路和问题的分歧日渐显明之时,正当众声嘈杂之时,我们不妨回到中国现代思想的源头,回到最初的争执与共识。

  一个自由主义者的传统婚姻

  转播到腾讯微博

  胡适夫妇新婚伊始

  转播到腾讯微博

  胡适夫妇新婚伊始

  1960年7月17日的台湾《新闻天地》上有块豆腐干小文:《胡适博士有两名女秘书》,说的是——

  台湾新闻界采访关于“我的朋友”胡适之博士的新闻,比如反对党咧,比如反共救国会议或国是会议咧,比如关于中美学术合作咧,比如……都感到束手无策,不可能从南港(胡居处)获得第一手消息,因为胡现有两名拥有特权的女新闻秘书:一是《中央日报》女记者李青来,一是《公论报》女记者宣中文。凡胡博士重要发言,几无不通过此两名小姐之手。

  《胡适晚年谈话录》中也出现过几次宣中文的名字,其中一次是因消息写得不当,被胡适打了手心。这时候的胡适,已近古稀之年。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谢泳面对记者拣出的这些陈年剩余“小花边”,评说也简洁:胡适一生非常有女人缘,这源于他关心女性的天性。

  胡适在北大教书时,课堂上若有风,而临窗有女生,他会走过去关上窗户。1923年,有个朋友娶了一个妓女,一同投宿胡家,胡适特意写信给江冬秀,请她千万善待此女:“他(她)也是一个女同胞,也是一个人。他(她)不幸堕落做妓女,我们应该可怜他(她),决不可因此就看不起他(她)。”1955年11月,张爱玲到纽约,与胡适见面两次后恰逢感恩节,胡适打电话约张爱玲跟朋友们一起吃中国馆子,怕她“一个人寂寞”。

  细心、体贴、绅士风度,但凡跟胡适打过交道的女性,多对他留下极好的印象。而那些爱过他的女子,也一生怀抱温暖。

  按照江勇振的说法,胡适生命中主要有3个月亮围绕:江冬秀韦莲司和曹诚英,其余若干星星在不同时期划过天际——譬如胡适在初识韦莲司的同时,与一位叫瘦琴(Nellie Sergent)的女子殷勤通信,此人在1927年成为他的第一颗美国星星;余英时教授从胡适日记中破解出,他在出使美国期间曾经与一位叫Roberta (昵称Robby)的女士有过往来,此人后来成为杜威的第二任夫人……平心而论,相比同时代有头有脸的人物,胡适的私生活算是检点的。

  梳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八卦,或者索性直接打量他的婚姻,都可以窥见主人公的品格。

  名分造就的爱

  1955年,张爱玲在纽约初见胡适和江冬秀。“他太太带点安徽口音……端丽的圆脸上看得出当年的模样,两手交握着站在当地,态度有点生涩,我想她也许有些地方永远是适之先生的学生。使我立刻想起读到的关于他们是旧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

  这桩姻缘是在1902年胡适刚满12岁时定下的。经过媒妁之言、算命、八字等必经程序,由寡母冯顺弟做主,胡适与40里外江村的长其一岁、属虎、缠足的江冬秀订了婚。未来的岳母也在这一年初春来“相”了女婿,满意而归。

  1908年7月,已在上海“作新民”的胡适写信给母亲,拒绝回家完婚,语气悲愤,信中有言“男手颤欲哭,不能再书矣……”,末尾再署“儿子嗣穈饮泣书”。

  台北胡适纪念馆存有一张1910年初的江冬秀小照:银盘脸、浓眉、宽鼻、阔唇,眼睛里有一种低回的哀怨。1913年跟婆家人的全家福上,双手攥着条帕子的江冬秀看起来稚嫩生涩,眼睛里同样欲说还休。两年后,韦莲司瞧见胡适口中的这位“表妹”,说她“面带戚容”。

  胡适的婚姻观早早定型,大体上保持了对中国传统婚制的认同,略带“子女也有发言权”的中西调和。他认定父母之命是合理的,因为父母拥有人生经验和爱子女的心,免除了西方未婚女子同男性的周旋、讨好和猎取,在某种程度上维护了女子的尊严和娴淑。至于爱情,他认为西方婚姻里的爱是自造的,而中国旧式夫妻间的爱是名分造就的,它产生于婚后,产生在彼此各让五十步、相互妥协磨合的过程中。

  他甚至描写其中东方式的美感:一对未婚男女经媒妁相联,彼此又见不着面,难免生出许多遐想,每每听见对方的名字,胸中有如鹿撞,直到新婚之夜揭了盖头……

  从订婚到结婚的15年间,胡适与江冬秀从未见过面,但有通信。顺从、抗拒,遐想、疑虑、矛盾、随缘,他在种种错综复杂的情绪里徘徊,终因“不忍伤几个人的心”,没有推翻这门婚事——他深深懂得旧式婚姻中女性的地位,1934年诗人梁宗岱与发妻离婚事件中,他就始终站在女性一方——他性格中积极的一面开始登场。他要江冬秀放足,要她读书识字并给自己回信,期待“他年闺房之中,有执经问字之地,有伉俪而兼师友之乐”。

  但很快,他放弃了对江冬秀的文化要求。随着阅人历事,他认清了一件事:“女子能读书识字,固是好事。即不能,亦未必即是大缺陷。书中之学问,纸上之学问,不过人品百行之一,吾见有能读书作文而不能为良妻贤母者多矣。吾安敢妄为责备求全之念乎?”

  对于江冬秀拙朴的家书,他持鼓励态度。有一次,胡适在回信中道:“你这封信写得很好,我念了几段给钱端升、张子缨两位听,他们都说,‘胡太太真能干,又有见识。’你信上说,‘请你不要管我,我自己有主张。你大远的路,也管不来的。’他们听了都说,‘这是很漂亮的白话信。’”

  唐德刚看到过江冬秀这类“最可爱最质朴”的手迹,说其中错别字不少,措辞也常常不当。江勇振也看过一些,说尽管有错字,但其实蛮通顺的。无论如何,胡适性格中的“积极”和他的温存,让这些家书诞生并有了意义

  江冬秀不一般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胡明的出生地离胡适家只有15米,是同族本家。江冬秀是胡明父母的介绍人和证婚人。他说,江冬秀不一般,她虽是一个旧式女子,但既不死板也不保守。北大那些年,各路爱慕者写给胡适的信足有两大箱,搬家时胡适要扔,江冬秀都保留下来。有一天,江冬秀整理信件时发现了北大女诗人徐芳写给胡适的“情书”。江冬秀写信给胡适:“我算算有一个半月没有写信给你了。我有一件很不高兴的事。我这两个月来,拿不起笔来,不过你是知道我的脾气,放不下话的。我这次理信件,里面有几封信,上面写的人名是美的先生(Mr.Charming),此人是哪位妖怪?”胡适回信说:“谢谢你劝我的话。我可以对你说,那位徐小姐,我两年多只写过一封规劝她的信。你可以放心,我自问不做十分对不住你的事。”

  热恋曹诚英时,胡适动过离婚念头,被江冬秀携子赴死的警告给吓醒了。江冬秀最戒备的情敌可能就是曹诚英,但她懂节制。胡适住院,有天江冬秀推门进去,看见曹诚英躺在胡适身旁,她也只是“拉下脸来没理你们”。胡适要为徐志摩和陆小曼主婚,她因猜忌陆小曼闹过,但最终为要面子的丈夫留了面子。她知道韦莲司的存在,但她能够容忍丈夫保有这位遥远的“精神上的伴侣”。

  胡适跟朋友讲,我家里的那些书,我太太是不会去看的,我那些哲学和思想,我太太也是不懂的(居留纽约期间,进步到看武侠小说的阶段)。太太这边说,胡适是跟死人打交道的(那些书的作者都已作古),家里阴森森了无生气。执经问字是不大可能了,但不等于没有别的可能。

  胡适在美国当大使期间,有一天穿上江冬秀寄来的衣服,发现口袋里装着7副象牙耳挖,他回信说:“只有冬秀才会想到这些。”

  在纽约,江冬秀面对贼人大喝一声GO的段子是唐德刚讲开的。何炳棣则讲了另一段——在一次美好的午餐外加抽完一支烟的轻松情绪里,胡适把领带翻过来给他看一个小秘密:领带下端有一小拉链,内藏一张5元美钞。胡适说,这是太太非常仔细的地方,即使真被人抢了,还有这5元可以搭一辆计程车平安回东城公寓。

  不断有人发掘出江冬秀抓大放小、粗中有细、仗义疏财、大气豪迈的种种事迹,特别是她对官场的厌恶和对丈夫“千万不要做官”的劝诫,都被归为“自有识见”。1938年11月24日,胡适致江冬秀家信中说:“现在我出来做事,心里常常感觉惭愧,对不住你。你总劝我不要走上政治路上去,这是你帮助我。若是不明大体的女人,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你跟我二十年,从来不作这样想,所以我们能一同过苦日子。所以我给新六(注:族人)的信上说,我颇愧对老妻,这是真心的话。”

  我总常念她,这是为什么

  一些知识分子前辈因为敬爱胡适,可惜他一朵鲜花插在一坨小脚牛粪上,总爱捕捉江冬秀村妇的一面。江勇振却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没有念过多少书,却有办法让丈夫知道她的心,他们两个之间一定有着特殊的感情。

  胡适曾作诗《病中得冬秀书》:

  病中得她书,不满八行纸。全无要紧话,颇使我欢喜。

  我不认得她,她不认得我。我总常念她,这是为什么?

  岂不因我们,分定常相亲。由分生情意,所以非路人。

  海外“土生子”,生不识故里。终有故乡情,其理亦如此。

  岂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情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

  名分何以生情?良心而已,担责而已。

  1921年8月30日,胡适与高梦旦交流对自己婚姻的看法:“他说许多旧人都恭维我不背旧婚约,是一件最可佩服的事!他说,他的敬重我,这也是一个条件。我问他,这一件事有什么难能可贵之处?他说这是一件大牺牲。我说,我生平做的事,没有一件比这件事更讨便宜的了,有什么大牺牲?……当初我并不曾准备什么牺牲,我不过心里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罢了。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其实我家庭并没有什么大过不去的地方。这已是占便宜的,最占便宜的,是社会上对于此事的过分赞许……我是不怕人骂的,我也不曾求人赞许,我不过行吾心之所安罢了……若此事可算牺牲,谁不肯牺牲呢?”

  在公开场合,胡适很乐意扮演惧内的角色,也爱讲世界各国怕老婆的笑话,这其实是一种“善待妇人”的姿态,更是一种文化上的期待。知子莫如父,长子胡祖望曾对何炳棣说:“炳棣兄,请问哪一个洋洋得意向全世界宣扬传统中国文化是一个怕老婆文化的人,会是真正怕老婆的呢?那真怕老婆的人,极力隐藏还来不及,怎敢公开宣扬呢?”

  江冬秀一生爱好者,麻将也。在这方面,胡适也能适应并交流。“中研院”现存十几封家信中,有一封是已经做了爷爷的胡适跟老妻讲麻将的——

  饭后那几位太太要我把身上带的二百元台币拿出来“发饷”,要我打四圈牌。我打了四圈,居然一文不输,也一文不赢。过了一天,小报上登出来,说胡适之打牌,手气好,和了一副“双龙抱珠”。我就不知道什么是“双龙抱珠”,问起来才知道是你们叫做“大七对”!其实那晚上我并没有那么一回事。我先输了,最末一个庄,我连了三个庄,最后我自摸“五门齐”,把输了的钱全收回了。

  唐德刚曾说,这位福相的、爱打麻将的太太是中国传统旧式婚姻中最后一位“福人”。这份福,有胡适的一半功劳。晚年胡适曾对秘书胡颂平说:“久而敬之这句话,也可以作夫妇相处的格言。所谓敬,就是尊重。尊重对方的人格,才有永久的幸福。”

  胡适与蒋介石 道不同而相为谋

  ——访台湾中研院胡适纪念馆主任潘光哲

  转播到腾讯微博

  20世纪50年代,胡适与蒋介石在台湾

  转播到腾讯微博

  1952年,由美国抵达台湾的胡适发表公开演说

  潘光哲

  “蒋总统”也是可以被批评的

  人物周刊:读了您的《我的“胡适阅读史”》,才知在台湾,胡适作品当年也有部分归入“不得出版”之列。您最初读到《人权论集》这类“禁书”的时候,有哪些认识更新?

  潘光哲:对在台湾国民党威权体制下成长的人来说,能够读到胡适在1920年代末期那些批判国民党,特别是批判蒋介石的文章,实在具有廓清思想、走出神话国的作用。已故台大教授张忠栋的《胡适五论》就指出,《新月》时期的胡适,对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批判是最为激烈的(后来结集为《人权论集》)。他直接指斥蒋介石、胡汉民“生平从来不懂得什么是民主,就应该到民主的私塾里上学,好好用功进修一下”。我这个在眷村长大的孩子,顿时体悟,“蒋总统”也是可以被批评的。

  在当时的历史课本里,向来以“陈炯明叛变”来叙述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关系。等读到胡适《努力》时期的政论,才知道,所谓“叛变”其实是国民党官方的历史诠释。

  胡适指出,一般当权执政的人借着孙中山“行易知难”的招牌,认为知识之事已有先总理做了,人民只须服从,不必有任何批评,不容有丝毫的异见,舆论可以取消。如此议论,完全颠覆了国民党奉孙中山为尊的意识形态,在当年的我,是闻所未闻的。

  人物周刊:胡适曾对蒋介石的“你组党我不反对”说“不”,1948年辞让“总统”候选人;1960年又与秘书胡颂平谈及“大臣的风范”。怎样解读其中蒋胡心意的虚实真假?

  潘光哲:胡适向来说他对于政治只有“超然的兴趣”(过去我们都将这句话误解为“不感兴趣的兴趣”,现江勇振教授已指正)。那么,胡适在政治活动里,是否非要“出山”,在政府中占一个位置,他是经过反复思考的。特别在1940年代末期,他始终认为如果自己不进入国民党政府体制,不当国民党的官,多少可以扮演一个中立者、一个诤友,承负一个说公道话的角色。

  当然,胡适不是圣人,蒋介石邀请他竞选“总统”,他的确曾经动心过,因为在当时的宪法体制之下,“总统”其实只是一个虚位元首。当然,最后历史证明了这件事不过是一场闹剧。胡适后来也认识到,蒋介石的邀请,恐怕不免有作戏的成分——蒋先邀请胡适竞选“总统”,接着在国民党内部讨论这件事,许多人大发异辞,反对声浪巨大,蒋介石就说,虽然有心推荐,但党内反对,所以我也没有办法了——胡适认为,这是蒋介石向来擅长玩弄的政治手法,颇有批评。

  蒋介石的真实心意可从1960年“三连任”中得见一斑。本来,根据“宪法”,蒋介石在1954年竞选连任是没有问题的,胡适远从美国回台湾参加选举,并且在蒋当选之后,致赠总统当选证书,这无疑表示对蒋的支持。可到了1960年,蒋介石嘴上说自己不打算“三连任”,而国民党党员一定要他“勉为其难”,他只好“恭敬不如从命”。

  胡适这次的态度非常清楚。首先,他坚持真正的民主选举应该用不记名方式投票,接着他参加了投票。出人意料的是,这次投票出现了28张“废票”,显然是否定蒋介石“三连任”的另一种方式。这其中是否有胡适的一张“废票”?也不是没有可能。而且,蒋介石当选之后,胡适也不肯再致赠当选证书了。记者问他对蒋第三次“当选”的态度,胡适答:“我跟一般老百姓一样的高兴。”我以为这是高明的政治说辞,胡适不屑歌功颂德,也不愿与蒋公开翻脸。

  威权体制下的知识分子

  人物周刊:1948年12月,胡适匆忙离开北平,做出他一生中重要的政治抉择——是否意味胡适与蒋介石“道”相同?

  潘光哲: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错综复杂,若真要一言以蔽之,所谓“道不同而相为谋”,比较接近。面对中共的兴起,他们怀持共同的立场,都希望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只是一时的。可是,在此之外的相关思考,可谓南辕北辙。蒋介石为了要证成他想要打倒消灭的对象,所谓“倒行逆施”,所谓摧毁中国传统的“伦常道德”,毁灭中国的“传统历史与文化”,就是他惯用的论证措辞。相形之下,胡适却是20世纪中国“反传统”的急先锋之一。在他看来,如果中国传统里蕴含着值得珍视的成分,那也是全世界人类文化共享同润的,非中国独有。所以说,双方自有可能“相为谋”的部分,但对追寻实现理想中国前景的“道”,两个人却是大有差别的。

  人物周刊:晚年胡适与蒋介石政权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潘光哲:晚年回到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亲眼看到国民党的威权体制一步步巩固,看到蒋介石违宪的“三连任”,不免忧虑自由民主在台湾是不是还有前景。但胡蒋为顾全大局,彼此还是相互容忍——为了台湾的存在,为了这片号称“自由”的土地,胡适不愿意公开反蒋;蒋介石也需要知识领袖的支持,来彰显其政权的正当性,所以对胡适也有所容忍。但在许多事情上,胡适自有意见与态度。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蒋介石亲临讲话,以示看重。蒋在讲话里要求“中研院”以“复兴民族文化”为其任务之一,明显有违“学术独立”,胡适当然非驳不可。胡适的一番反驳,让蒋介石气愤不已,他在日记里说,这是自己生平受到的第二次大的侮辱(第一次是当年在汉口受鲍罗廷之辱);而且气得晚上睡不着觉,要起来吃安眠药才行。

  人物周刊: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1958-1962),对于政治理想,胡适还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吗?

  潘光哲:1960年雷震案(注:1960年,《自由中国》发行人雷震与台港在野人士共同连署反对蒋介石违背宪法三连任总统,并提出成立反对党参与选举以制衡执政党。9月4日,国民党当局以“知匪不报”、“为匪宣传”等莫须有罪名将雷震逮捕入狱,并以“包庇匪谍、煽动叛乱”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0年)的发生,对胡适是个很大的刺激。但身为“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他还是尽可能在能力范围内,实现自己的理想。他担任“中研院”院长期间,不断强调应该让科学在台湾生根,特别是藉由体制的力量推动科学事业的发展。“国家长期科学发展委员会”(现在的“国家科学委员会”,即将转设为“科学部”),这个对于台湾科技发展有非常重要支持作用的机构得以设立,就是胡适的功劳。这是他留下的建制遗产。

  也就是说,只要能够找到机会,胡适总会利用自己的地位与能力,对国家民族作出与自己理想相符合的贡献,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努力,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在威权体制之下,许多官僚虽然不是“帮凶”,却也对体制起到了巩固作用。今天我们讨论“转型正义”的问题,追究每个人在威权体制里的过失。然而,不见得人人都要起来反抗体制才是真英雄。威权体制的转化与瓦解,是许多力量引发促成的结果。胡适用身体力行告诉我们,在体制之内,其实也可以扮演另一种角色,也能带来正面的效果。

  人物周刊:台湾的民主实践走到今天的程度,跟胡适有怎样的关联?

  潘光哲:总有人感叹说,胡适、殷海光这些自由主义者,今天在台湾都不太受欢迎了。我倒是觉得,胡适、殷海光当年所提倡的一部分,在今天的台湾社会里已经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习惯了,就像生命必需品阳光、空气和水一样,大家都需要它,但是却感觉不到它的存在。胡适他们的主张,在今天的台湾大体上实现了,但依然存在着深化的空间。

  自由民主的理想体制,充满宽容、深富人情味的文明社会,不是一夕之间就可以建立起来的。即使是老牌民主国家英国、美国,他们的体制历经两三百年,到今天依然问题重重。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包袱这么重的国家,胡适这一代人引发的转向,更不可能立竿见影。

  胡适与鲁迅 烛光与闪电

  胡适与鲁迅,是显题。盖因1949年后二人分别成为大陆台湾意识形态范畴的文化旗帜,同时成为对岸的禁忌。自1980年代起,阻隔渐融,相差10岁的两个人重被放回同一时代。仅命名为《胡适与鲁迅》或《鲁迅与胡适》的专著至少有3部(作者为周质平、邵建、孙郁),文章则未计其数。

  胡适与鲁迅,一个平易,一个深刻;一个是烛光,一个是闪电;一个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一个毕生“绝望”;一个钟情“法制的自由”,一个张目“无治的自由”;一个主张“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一个宣布死后“一个也不宽恕”且在遗嘱中告诫后人“损着别人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二人在思想上一度合辙,但“五四”之后渐行渐远。

  傅国涌说,胡适是清水,味虽淡,人人不可少,鲁迅是酒,味厚重,却易让人醉。

  周质平说,和鲁迅相比,胡适最幸运的是他始终不曾被偶像化,始终不曾受到毫无保留的赞扬。

  金陵邵建,笃学精研,数年前完成《胡适与鲁迅》和《瞧,这人——日记、书信、年谱中的胡适(1891-1927)》。元宵佳节,作答本刊,再度评议胡鲁。

  不管胡适表现如何,他躺着也要中枪

  人物周刊:鲁迅在《忆刘半农》里曾写道,“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亲近半农。”从这段话里,您怎样理解胡适与鲁迅的性格?

  邵建:看胡适影像,读胡适文字,我个人很难获致鲁迅这种感觉,胡适不太像是有内在韬略的人。胡适留下那么多照片,几乎张张明朗,给人如沐春风感。至于鲁迅,固有多疑的一面,但他这份感觉是否涉及他与胡适的私人交往,我不知就里,只能说这是鲁迅的感觉。除此之外,我也没看过其他写胡适的人表述过类似的感觉。有意思的是,从这个句子里,我看到的不是胡适,而是鲁迅。

  人物周刊:留学美国的7年是形塑胡适思想非常关键的时期。假如留美的胡适与留日的鲁迅交换一下留学之地,会发生什么?

  邵建:形塑胡适的是美国本身,是美国的自由宪政制度。求学时代的年轻人,吃什么奶长什么肉,接受什么样的观念就成为什么样的人。这大致不会错。假如胡适当年到日本,鲁迅留学到美国,他们未必不会倒个个儿。鲁迅留日期间,正值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流行,这大体就决定了鲁迅后来的思想走向。同样,胡适到苏俄3天,就忍不住为苏俄叫好。(注:民国知识界并非全是认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青年”,邵建举出两个例外,徐志摩与周德伟,后者是哈耶克1930年代在中国的弟子。)如果他不是留美而是留日俄,至少他不是今天的胡适。

  “国体性”与“国民性”

  人物周刊:鲁迅曾被推向一个偶像的席位,胡适的思想也曾遭遇意识形态的绑架。今天,我们如何为他们松绑?

  邵建:鲁迅被推为偶像不是鲁迅的过——哪怕他思想中的确有可以被利用的地方——正如胡适不可能被那个把他打成“战犯”的体制所利用。与其说胡适也曾遭遇意识形态的绑架,还不如说他是被那个意识形态绑起来当靶子打。尽管如此,我们要了解胡鲁,还是应该直接去看他们留下来的文本,那里才是真实的胡鲁,而不是被体制抹黑或抹红的胡鲁。去掉体制的“意缔牢结”(即意识形态,台湾的翻译),多一些普世价值的常识,同时了解一些上个世纪前50年的真实历史,都有助于我们了解真正的胡鲁,也是松绑后的胡鲁。进而言之,这里的松绑倒不是为胡鲁松绑,而是我们为自己松绑,即走出那个束缚我们多年的“意缔牢结”。

  人物周刊:胡适和鲁迅当年都为“改造国民性”开过药方,胡适主张制度建设,鲁迅看重文化的力量,遗憾的是,“国民性”到今天也没见有多大改观——想想小悦悦事件。这是否意味着,胡适先生闭眼半个世纪了,我们在这两点上都没什么长进?

  邵建:当年胡鲁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的问题。当年胡鲁的看法,对我们今天的选择依然有参照意义。面对今天,是胡适的制度改造,还是鲁迅的国民性改造,好像前些时因为韩寒的文章,又成了个话题。针对当年,我更认同的是胡适,因为胡适不排他而鲁迅排他。鲁迅不但把改造国民性视为“第一要著”,而且认为除此之外,其他什么都没有用,包括制度改造(“……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这样就陷入了一元论。胡适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胡适一生在任何问题上好像都没有绝对论、独断论的倾向。不过,就这两个改造而言,我不但认为制度改造应该优先,而且无法不反对“改造国民性”之类的话语,它有暴力性。人是环境的动物,随环境变化而变化,而环境,尤其是社会环境,首先就是一种制度安排。不同的制度会形成不同的国民性,这一点可以看看韩国和朝鲜,他们不是一个民族吗?何以反差如此巨大!所以,我们今天的努力,还是应该放在制度变革上。

  至于这两方面都没什么进步,打个比方,一个体制说谎成性,一定会养成国民说谎话至少是不说真话的习惯,因为在既定的游戏规则里,人会本能地趋利避害,这不是“国民性”,而是“国体性”。如果“国体性”没有什么进步,“国民性”的进步又如何可能?

  传播自由主义,而不是把它当学问做

  人物周刊:胡适一生,几乎都在用西方(英美)的概念来“剪裁”中国文化和思想,这种立场带来怎样的先进性和局限性?

  邵建:我感觉中的胡适就是一个文明的播种者,他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在我们这个古老的文明中,播撒现代文明的种子。就此,胡适的先进性无须多言。至于局限,当然有,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否定(在胡适本人那里尚不是全盘否定),当为局限之一。后来的胡适,无论主张全盘西化,还是充分世界化,都是相对于文化保守主义而言,后者主张中体西用的中国文化本位。这未必没有道理,正如胡适对他们的批评也有其道理。这事情很复杂。至于再往后,胡适晚年很注重从传统文化中挖掘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我个人觉得,胡适越到后来,越是一个传统的儒者。(注:唐德刚语,“适之先生骨子里实在是位理学家。”)在胡适身上,欧美绅士文化和传统士君子文化得到了较好的统一,胡适就是这两种文化熏陶的产物,是一个“宁馨儿”。

  人物周刊:最早说出“胡适肤浅”的人是谁?您认为他的思想真的肤浅么?

  邵建:1980年代,李泽厚先生在作胡鲁比较时,很明确地表达过这层意思。胡适是否肤浅,要看你怎么看胡。胡适思想,哪怕是自由主义的,的确没有那么多学理上的深入。但胡适是传播自由主义,不是把自由主义当学问做。以林毓生先生的眼光看胡适当然浅,他是跟哈耶克学自由主义原理的;不过,这样看胡,对胡未必公平。胡适是但开风气的人物,是风向标式的人物,他在常识层面上普及现代文明中的普世价值,做得已很不错。我不是用思想家的尺度来看胡适,故不觉其浅而觉其正。何况,不论浅深,胡适的眼光都是一流的,这又是我们平时所谓深入或深刻的人物所不能比的了。

  人物周刊:您觉得胡适思想遗产中最有价值的是什么?

  邵建:胡适可以视为一种文化象征,他代表的是英美自由主义文化。因此,胡适的文化遗产或思想遗产最有价值同时也是最根本的,只能是自由主义。这里,不妨用3个互文性的词把自由主义给串起来:宽容、自由、多元。比如,“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就是胡适在在强调的。没有容忍,尤其是没有制度层面上的容忍,这个社会不可能有自由。同样,多元是自由的产物,没有自由的社会只能是一元化的社会而不可能多元。

  20世纪初,中国从封建帝国转向现代国家,思想出现断层,胡适躬逢其时,汇通中学西学,成为影响力最大也最长久的知识界领袖。他是“有意识地为引导中国转变而作准备的人”,至于他“行”到何种程度,一言以蔽之:他什么都没有完成,但却开创了一切。

  胡适 此生粘着“自由”行

  转播到腾讯微博

  1939年,胡适

  转播到腾讯微博

  1914年在美国

  转播到腾讯微博

  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

  转播到腾讯微博

  1941年,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中)向罗斯福总统(左)说明中国万人签名的文件

  转播到腾讯微博

  1947年4月27日,北平清华大学36周年校庆,四校领导合影,左起:昆明师范学院院长查良钊、北京大学校长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秘书长黄子坚

  “小伙子,就以邮票为例吧,它之所以有用,就在于它能够一心一意粘在一个东西上,一直到它达到目的地为止。”1910年9月,19岁的胡适在康奈尔大学新生注册的廊道里读到首任校长Andrew White的欢迎信,校长引美国作家Josh Billings的这句话来勉励六百多名新人,其中包括19名从中国远道而来的庚款留美学生。

  赴美邮轮上,同届被录取的赵元任记下了胡适当年的样貌:“健谈、爱辩论、自信心极强;讲话时喜欢把辫子用力一甩,生气时就说要把辫子拿掉;身体很瘦,看起来并不十分健康,可是精神十足,让人觉得他雄心万丈。”——大清国男子的辫子,包含了子民的政治意味和与传统相联的文化意味。胡适的那条辫子,很快在美国剪掉了,寄回老家保存。

  考取清华庚子赔款留美官费生,是胡适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此前,他从安徽绩溪上庄到上海求学、谋事6年,做通了古文、接触了新学、浸淫着报纸政论、经历过学潮、代过低班英文课、教过华童公学国文、当过《竞业旬报》编辑,笔下流露旧文人腔调:列位看官、兄弟、在下、一塌刮辣子、坍台……还有过一段靠典当度日、跟留日革命党人厮混的荒唐生活——有人根据他留下的《藏晖室札记》作了统计:59天打牌15次、喝酒17次、进戏园捧戏子11次、喝花洒/打茶围10次。最后一次满身污泥穿了一只皮鞋在巡捕房醒来,过审之后才明白自己醉酒殴打了巡捕。

  胡适回家照着镜子,觉得不堪,觉得对不起守寡的母亲,又感“天生我才必有用”,于是痛改前非,闭门读书两个月,赴京赶考庚款留美官费。那是第二届招考,录取70名,胡适名列第55。

  如果不是这个机会,胡适终其一生恐怕只是上海滩挣扎谋生一文人。他的部分禀性此时已经成形,比如国家概念初具,凡事必谈爱国;名誉心重,好为人师,兼有修身进德的焦虑;对嗜好沉溺极深;对金钱不太在意——他生来不是个省吃俭用的人,其慷慨和对金钱的流水态度,延续终生。然而,校长寄语中可粘附一生的东西,从登上开往旧金山邮轮的那一刻起,才刚刚向他展开。

  在美国究竟学到什么

  胡适在康奈尔大学的5年是他一生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奠定了他在文学、哲学、政治学上的基本素养,但也是他一生中最不为人知的阶段。美国德堡大学历史系教授江勇振“上穷碧落下黄泉”,查阅了康奈尔大学的学生存档、校报和同期中国留学生的回忆录,亲赴北京、台北手抄那些尚未出版的资料,甚至遍读胡适当年读过的哲学著作,为我们厘清了“胡适在美国究竟学到些什么”——近百年来,多少人质疑胡适的西学根柢,尤其是那张迟到10年的博士文凭。

  初进康大时,胡适学农,“想作科学的农业家,以农报国”。他自况并告友人“文章真小技,救国不中用”,“种菜与种树,往往来入梦”。但他出国的行囊里,还装有一千三百卷线装古籍。经历了数青蛙头的生物学课、区分三十多种苹果的果树学课,学过洗马、剪树、接种、捉虫,3个学期后,胡适终于认清自己的兴趣,转向哲学、文学,“旁及政治”。

  康大5年,胡适一共选修了14门哲学课,转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拜在杜威门下的两年,只修4门,江勇振因此认为,胡适西方哲学的基本训练是在康大完成的。此外,他选修7门政治学课、5门历史课,还涉猎英国文学、心理学、美术史和建筑学。政治课中,“美国的政党制度”得分最高:88分;心理学也学得颇好:92分。

  康奈尔时代的胡适,已充分显出社会活动家气质。他1914年结识韦莲司,在给她的信中坦白:“我在康奈尔太有名了,我的名气让我荒废了课业。”他花费大量时间到处演讲,错过哲学教授布置的任务,也没能申请到在哲学研究院第二年的奖学金。

  1958年12月,历史学家何炳棣曾在胡适台湾南港新居做客6日,亲睹往来鸿儒白丁。某晚稍闲,何问:“胡先生,据我揣测,您生平醒的时间恐怕2/3都用在会客,对不对?”胡适沉思片刻,说大概与事实相差不远。其实早在求学时代,他就已面临做学问和社会活动在时间上的分配,1915年7月5日的日记里说:当天下午,他本想静心读书,刚翻过20页,吕君来访,Mr.C来访,Mr.T又来访,于是半天过去。地方小,人头熟,无处藏身,胡适开始向往大城市。在致母亲的家书中提到,这也是他转学原因之一。

  胡适到66岁还总说不知自己的专业是什么,江勇振根据他求学时代的时间安排和行踪,列出他真正的喜好:文学和政治,哲学倒在其次。回国后的1922年,面对鲁迅相劝“多在文学上努力”,胡适坦白:“对文学没有野心,只有偶尔一发的冲动”。他这一生着力最多的,不言自明。江勇振指出,从康大转到哥大,胡适在学业上最大的成就,不是从此成为一个杜威式的实验主义者,而是汇通了中西考证学,奠定了一生学术研究的基石。

  对政治的恒久兴趣

  胡适回国后的许多重要主张和某些“开风气之先”,都可在这一时期寻到源头。如“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可上溯康大布尔教授开的“容忍史”课;“反对暴力革命,主张渐进改良”,很可能受教于韦莲司父亲(康大古生物学教授)的智性言论;开创了胡适体新诗的《关不住了》,其实是受维多利亚时期英诗及其遗风影响;借用西方“文艺复兴”概念,是1917年6月19日在归国的火车上读薛谢儿女士(Edith Sichel)《再生时代》(Renaissance)产生的“灵感”……而对于中国时局和前途的种种看法,得益于同“世界大熔炉”里的师友尤其是红颜知己韦莲司的思想碰撞。

  胡适对政治产生“恒久的兴趣”,也始于这一时期。去国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在课堂上学习美国的政治制度(恰逢美国大选年,观察、比照、寄望是自觉自然的),亲历了两届总统大选(起先是老罗斯福的支持者,佩戴进步党公鹿徽章在校内走动;没有投票权,但主持过一场由53名学生参加的模拟投票),在第五大道上站立3小时看四万多市民为争取妇女参政权游行,还目睹了老师杜威积极参与的身影……耳濡目染及其天性,令他投身其中,认定积极参政是“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这“责任”,他践行到老。

  他希望自己对政治是超然的,早早定下了“在野”的立场。在写给韦莲司的信中,他说:“我在野反而会比从政更有影响力。”在写给傅斯年的信中,他说:“我在野——我们在野——是国家的政府的一种力量,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

  然而,他又做不到真正的超然。蒋介石请他做驻美大使,他推辞了一次就接受。可任命书迟迟不来,他就问政府中人:不是让我做大使吗,怎么任命书还不来?结果人家告诉他,委员长还等着你推辞第二次呢。那是斯文尚未扫地的时代,官场规则是推辞两次才接受任命。这一方面说明他不懂官场文化,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对政治的“心热”——尽管出使前也为当了“过河卒子”而自嘲——学者罗志田说,那个时代的人,假如给机会,可能都愿意干政治。

  在他留学时期,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上不断传来的消息,比如鲁汶因不降而受屠,布鲁塞尔因求降而独存,令他的政治立场不断衍变:从狭隘的民族主义,以爱国为基础的世界主义,到不抵抗主义、仲裁主义,最后又返回到以爱国为前提的世界大同。他用英文写给外国人看的,几乎全是在替这个古老的国家和不争气的政府挣面子;1954年他与吴国桢在美国打笔仗,甚至写下很可以令自己蒙尘的“台湾是多么自由”,都是他那颗爱国心“内外有别”的表现。

  他对西方文明的“体贴”和“适之”在那一辈留学生中是个异数,他的眼光也比同时期大多数留洋者开阔长远。因为看得远,想以教育树人先行,然后再行政治改良,所以回国之初声称“二十年不谈政治”,热心于“二十世纪中国的文艺复兴”,自然而然汇入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队列,最先向旧文学发难。

  与同时代多数青年一样,胡适受进化论影响至深(胡适之这名字就来自那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化论带给中国知识人的一大认知症候是:新的比旧的好,西洋的比传统的好,自晚清一路而来的巨变和挫折都被归结为新旧的不能两立。所以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超越前人的反传统程度,由此产生的震动和影响,是比辛亥革命斩绝君统更为深刻的社会观念之变。胡适虽是其中与传统决裂得较温和的一位,却无法改变时代的洪流。

  所以,当新文化运动经“五四”发酵转而变为政治运动时,他认为是“一种干扰”(唐德刚认为这两个运动有必然的因果)。他的文艺复兴理想,和血脉贲张的“新青年”、和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一味趋“左”的主流,终难匹配。

  “问题”和“主义”之争的另一层

  “五四”是大规模输入“主义”的时代。胡适所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在当时其实是中道,同时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挤兑,一是左翼激进主义,一是左翼保守主义。1919年胡适与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展开“问题与主义”的笔战,多少可以看出当时“新词”的滥觞。鲁迅曾说,“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也道:“因为愚昧不明,故容易被人用几个抽象的名词骗去赴汤蹈火,牵去为牛为马,为鱼为肉。历史上许多奸雄政客懂得人类有这一种劣根性,故往往用一些好听的抽象名词,来哄骗大多数的人民,去替他们争权夺利,去做他们的牺牲。”

  实际上,胡适在这场论争中,不仅拒绝了空谈,还表现出他对当时知识界流行的马克思社会主义式“根本解决”或“根本改造”的反思与洞见。因此也成为1950年代初大陆清算胡适思想的一条: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论战。

  “根本解决”,从此稳定而富强,是大多数国人的梦想。然而,“根本解决”之中暗藏何种破坏性因素,多半为趋新者所不察。从总体上看,当时的共产党人主张采用苏俄的急进式方法来整体解决中国问题,李大钊的思路即是:马列主义为严峻现实提供根本解决之道,其高度的理想主义和乌托邦色彩能把大多数人动员和组织起来。所以,当时的星星之火,携着“主义”燎原。

  胡适则“很诚恳地宣言”:“中国今日需要的,不是那用暴力专制而制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悬空捏造革命对象因而用来鼓吹革命的革命。在这一点上,我们宁可不避‘反革命’之名,而不能主张这种种革命。因为这种种革命都只能浪费精力,煽动盲动残忍的劣根性,扰乱社会国家的安宁,种下相屠杀的根苗……”在革命成功之后的几十年间,我们的确目睹了各种“盲动残忍的劣根性”,各种“相屠杀的根苗”,沿着“反右”、“文革”一路延伸。

  社会残酷是有前因的。“五四”催生出一代不宽容、心态褊急、好以常识抬扛的“新青年”,而胡适主张的容忍和自由始终没能在中国社会扎下根来。于是之后几代人,收获“报应”。

  1990年代初,当“黑猫白猫”论渐为国人接纳,唐德刚忍不住要幽它一默:“多谈问题,少谈主义”,不就是“黑猫白猫”嘛,如若不然,哪来(当时)1400万个体户?这种避开“主义”纠缠而注重实践的清醒,恰与“胡学之正宗”一脉相承。

  “肤浅”的自由主义,坚定的自由主义者

  胡适有一句饱受学界诟病的名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1980年代初,林毓生先生在评点这一方法论时,说胡适犯了形式主义的谬误、肤浅、含混与庸俗。他说:“任何问题经过胡适肤浅的心灵接触以后,都会变得很肤浅。”自此,若不说“胡适肤浅”,仿佛自己就“肤浅”了。

  江勇振就此论出处展开追索:沿着胡适在康奈尔的哲学老师克雷登,一路上溯到达尔文在剑桥大学的两位老师赫歇尔和惠维尔。赫歇尔说建构假设有3个方法,其一是:“先立下一个大胆的假设,把它定成一个特殊的定律,然后通过检视其结果与对比事实来求证。”所以,它实在不是胡适的发明。

  而且,它也并非出自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主题先行,再用“发现的事实”(人工选择及处理的事实)来证明它、赋予它意义,这一方法从杜威的哲学看,犯了认识论二分法的谬误,也就是把思考和事实划为二元对立的谬误。打个比方,山上岩石里有铁矿石,这是“粗犷的素材”,但在人类把它们提炼成铁或钢之前,它们的存在和其他岩石一样,对人类不具有任何意义;炼铁炼钢的技术如同人的思考(其中包含选择,而选择就意味着主题先导),在这条脉络之下,被人类赋予的意义才会诞生。

  就哲学而言,胡适并不是杜威实验主义在中国的传人,在他头脑中日益深固的是实证主义(但他自己浑然不觉),他一生的口头禅就是:“拿证据来。”

  至于胡适就自由主义表现出的“学理含混”的一面,学者邵建分析说,从林毓生——追随哈耶克研究自由主义谱系的学者角度看,胡适当然肤浅;他实在是没拿自由主义当学问来做,但这并不妨碍他在政治上成为一个稳健的自由主义者。

  1917年,北大学生傅斯年经顾颉刚介绍去听胡适上课,以决定要不要将这个新来的留学生从哲学系赶走(北大才子有此传统)。傅斯年听了几次课后评价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余英时对1947-1948年间胡适的自由主义立场尤为看重,因为当时最“时髦”的思潮是无产阶级专政,而胡适坚定地认为“那民主的趋向,是三四百年来全世界的一个最大目标,一个最明白的方向。最近30年来反自由、反民主的集团专制潮流,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波折,一个小小的逆流”。这言论在当时是最犯众怒的,但他仍到处宣讲,千言万语,不过是“民主政治,只是政治统治须得人民同意”、“多数人的统治是民主,而多数人的政权能够尊重少数人的基本权利才是自由主义的精髓”、“最基本权利是自由”。

  “他什么都没有完成,却开创了一切”

  适之说不要过生日 生日偏偏到了

  我们一班爱起哄的 又来跟你闹了

  今年你有四十岁了都 我们有点要叫你老前辈了都

  天天儿听见你提倡这样提倡那样 觉得你真是有点对了都

  你是提倡物质文明的咯 所以我们就来吃你的面

  你是提倡整理国故的咯 所以我们就都进了研究院

  你是提倡白话文学的咯 所以我们就啰啰嗦嗦写上了一大片

  这是台湾“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保存的一片手写白话诗,写诗的是“同学少年”赵元任,代表当时中研院同人顾颉刚、傅斯年、李济、毛子水、陈寅恪等,为1930年的胡适祝寿。

  周质平找到1941年12月15日美国《生活》杂志上一篇名为《胡适大使》的文章,作者Ernest Hauser对中华民国的成立提出一个新颖的看法:“孙中山是民主中国的创建者,胡适,在相当程度上,赋予这个新生的中国以学术上和语文上的新意义。”

  周质平以为这一论断颇有见地。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但在胡适出现之前,这“民国”并无多少新内容——1912年,在中国住了近三十年的英国人布兰德在美巡回演说,到处宣扬这个所谓的“民国”不过是 “新瓶装旧酒”而已。

  “试想将白话文、批判旧传统、整理国故、小说考证、问题与主义及科玄之争,乃至丧礼改革、妇女解放等等以胡适为中心的改革运动从民国抽离,至少文化上的民国只是一个空壳子。换句话说,辛亥革命如果不能继之以新文化运动,民国将少了许多新意和光彩。孙中山和胡适,一主政治,一主文化,前后呼应,相辅相成。”

  1922年8月15日,《努力》周报的一位读者致信胡适:“一般青年对于先生,倒好像上海人无论买什么东西,都先要到先施、永安去问一问,这实在是先生的荣誉,亦是先生的责任。”“整理国故”变成“风潮”之际,陈西滢也曾挖苦“结果是线装书的价钱,十年以来,涨了二三倍”。可见胡适在当时的影响。

  回国十多年里,胡适忙于“开山”,在问学上表现出哲学家伯林所谓的“狐狸”式的东张西望。他涉猎的领域包括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和红学,多有“抛砖引玉”之作,还有36个博士头衔。1919年,《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后颇受赞誉,因他率先引入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先秦哲学。但终其一生,他也没能写出下卷,被讥为“善著上卷书”或“胡一半”。

  胡适一生发过好几次宏愿要把他的哲学史/思想史写完,但他一时对整理《诗经》产生兴趣,一时因替王国维作跋而有意重写《两汉博士制度考》,半年后转为《水经注》吸引,旋即又动念作《东原年谱》……排除兴趣太多、分心太多,江勇振发现,如果胡适学术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中国的考证学,非“下死功夫”而不得,那么,他的一半之憾实在是“予不得已也!”。

  然而,学术上的心有旁骛并不影响他在知识上的诚实。何炳棣记下一次二人交往中“最重要的谈话”——1960年8月18日,趁着“太太出去打麻将二十个钟头以上还没回家”,趁着谈兴正浓,胡适严肃地坦白:“炳棣,我多年来也有对你不起的地方。你曾对我说过好几次,傅孟真办史语所,……未曾注意到西洋史学观点、选题、综合、方法和社会科学工具的重要。你每次说,我每次把你搪塞住,总是说这事谈何容易等等……今天我非要向你讲实话不可:你必须了解,我在康奈尔头两年是念农科的,后两年才改文科,在哥大研究院念哲学也不过只有两年;我根本就不懂多少西洋史和社会科学,我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怎能要求史语所做到?”

  “这番话使我肃然起敬,使我深深感觉到胡先生这人物要比我平素所想象的还要‘大’;惟有具有十足安全感的人才会讲出如此坦诚的话。这番话他生平可能只讲过一次。”何炳棣亦坦白:“我对胡先生的景仰之处决不是他的史学,而是他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独特历史地位。”

  学术上的不能登峰造极并未削弱、可能反而成全了他的影响力。余英时在谈及这一点时说: “他在西方哲学和哲学史两方面都具有基本训练则是不可否认的。这一点训练终于使他在中国哲学史领域中成为开一代风气的人。他的开风气之功隐藏在‘五四’遗产之中,至今对知识人产生着影响。”“我们也不能过分低估他的哲学知识,他在美国最后三四年所受到的哲学训练已达到了当时的一般水准,足够他研究中国哲学史之用了。”“他没有深入西学固是事实,但也正因如此,他才没有灭顶在西学的大海之中。”

  20世纪初,中国从封建帝国转向现代国家,思想出现断层,胡适躬逢其时,汇通中学西学,成为影响力最大最长久的知识界领袖。他在留学之初就立志日后成为国人的导师,罗志田因此说,胡适是“有意识地为引导中国转变而作准备的人”。

  至于他“行”到何种程度,邵建一言蔽之:他什么都没有完成,但却开创了一切。

  曾对国民党寄予厚望

  从晚清到民国,从辛亥到“五四”,胡适关切、思索的政题太多,须打量的政治人物也太多:从康有为、梁启超、袁世凯、孙中山、黄兴,到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他与他们,是由远及近,由观望、仰慕、臧否,到结识、交往、言浅言深的关系。

  对于清王朝覆灭后的中国,他向往的是一个政治清明、上轨道的现代政府,最好,是美国式的。但那时大部分中国人还弄不清民主制度究竟是怎么回事——1906年4月10日的日记里,胡适记下了国人以为选举就是“我想选谁就选谁”而无须候选人的。况且,近代中国从西方汲取的公民理念偏重于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却忽视了公德心、热心公共事务的面向。而1920年代胡适在创办《努力》时期推崇的“好政府”、“好人政治”,说到底,是英美式的精英政治,是远离一般民众的“书生政治”。所以罗志田说:“胡适总想把美国‘治世’的方法用到处于‘乱世’的近代中国来,药虽灵但不对症,当然也就治不了中国的‘病’。”

  胡适自始至终反对袁世凯,对孙中山则有褒有贬。北伐革命时,他对国民党寄予厚望,此后从批评孙中山(“上帝尚可批评,何况孙中山”)一路批评到蒋介石(“生平不曾梦见共和体制是什么样子”),当然他自有分寸和言说技巧。但如学者邵建所言:从打拼的革命党到坐庄的执政党,一直到蒋介石退出历史舞台,国民党都没有很好地完成从江湖会社到现代政党的转型。他一生对这个政党/政权的寄情实在是“剪不断,理还乱”。

  学者钱永祥说,在没有自由主义传统的国家,尤其在中国,自由主义者对当权者往往有较高的善意期待。所以,与其说胡适寄情国民党,不如说他寄情于民主、法治、自由、人权这些普世价值。1930年代,当胡适的自由主义友人如丁文江、蒋廷黻等人发生动摇,在《独立评论》上主张“专制”是建国的有效方法、建国成功后再建立民主不迟时,胡适早已走出莫斯科之行前后对“专制”思想的摇摆,一步也不肯退让,坚信只有民主制度才能造就一个真正稳定的现代国家。而且,他反对暴力革命,坚持渐进的改革。

  蒋介石日记中的“诤友”或“狂人”

  胡适一生中的数张剪影再度定格——

  18岁在上海“学作新民”的胡适,有着宽大的额头和窄小的下巴,长衫领子撑起细瘦的颈,目光清润腼腆。

  1930-1940年代的胡适博士,中小型身材,流利的英文中略带一点下江音,脸上常带“我的朋友”式的笑容。

  1940年代中后期,张爱玲在报纸上看到战后回国的胡适大使,“笑容满面,笑得像个猫脸的小孩,打着个大圆点的蝴蝶式领结”。

  1950年代初寓居纽约的“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复兴之父”,端正,鬓白,谈笑风生。

  1960年代初在台湾的胡院长,清癯,疲惫,但还在笑。

  余英时交叉对比3份史料发现:1950年6月23日美国国务院次长Dean Rusk曾约谈胡适,想说服他出面领导反共亲美人士,以取代蒋介石的政权,这也是中情局的意图。但胡适对此毫无兴趣。

  1950年代初的美国政府对胡适背后那个“自由中国”的态度远比抗战时期冷淡。胡适时常遭遇政治冷脸,又无意在学界立足(也很难立足,有跟美国教授“抢饭吃”的嫌隙),日常生活陷入困窘。杨金荣研究胡适在美这段将近九年的生活发现:1950年7月至1952年6月受聘于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年薪5200美元,是他这一时期“惟一比较正式而有固定收入的工作”。此后,年老体弱的胡适基本上靠有限的储蓄和养老金维持生计。他在1952年4月曾详细计算过每月开支,细分到房租、夫人、工人、洗衣、电气煤气、电话、报纸文具、圆桌俱乐部、食料、零用各项,共550美元。以此推算,每年约需6600美元。另外胡适常犯心脏病,医疗费也是很大的负担。杨金荣认为,经济困窘是胡适决定1958年返台定居的主要原因。

  陈红民检索台北“蒋中正档案”函电发现,这一时期蒋介石曾雪中送炭:1951年至1955年,蒋介石共通过在美国的官员向胡适送过9笔钱,每次5000美元,直到这位官员回台中止。但整个1950年代,也是蒋介石与自由主义分子越走越远,直至深恶痛绝的时期。表现在日记中,是对胡适由“诤友”、“金石之言”、“甚感动”到痛斥其人“狂妄荒谬”、“无耻”、“自私”的转变。

  胡适是《自由中国》名义上的发行人,虽与实际操作者雷震、殷海光等人政治目的不同,但其主张和言论越来越多地触到蒋介石孜孜建立的威权政府的痛处。他主张以宪政民主治国,劝蒋介石不要连任总统而代之以民选,他建议国民党内部自行分化出两三个党而实现所谓“多党制”——这“毁党救国”之议在蒋介石看来简直跟共产党的心思如出一辙。

  原是国民党高官的雷震直接付诸行动。他接连在《自由中国》上“七论反对党”,到决意组建“中国民主党”时,降临的是10年牢狱之灾,且未经司法程序,直接交付军法。这件事对胡适的刺激非常大,是他晚年与蒋介石之间难以弥合的裂缝,它已触及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底线。然而彼时的胡适,除了一谏再谏,要求统治者“施恩开仁”外,实在无可奈何。他自己,也在舆论抨击和内疚不安中,度过了生命中最痛苦的尾声。

  早在1920年,胡适就知道自己“心脏的活门不大灵活,出血不止可能就会送命”,但他乐于“一径向前”,人生态度写满“积极”二字。晚年有人问他到处演讲、上午下午都要讲,是否辛苦,他说,把这些讲话当作好玩的事,就不辛苦了。

  1962年2月24日晚,胡适在中研院迎接新院士的酒会上讲完话,送客时跌倒,心脏病突发,猝然辞世。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晚,闻胡适心脏病暴卒。”瞻仰胡适遗容的第二天,蒋在日记中写下“盖棺”之论:“胡适实不失为自由评论者,其个人生活亦无缺点,有时亦有正义感与爱国心,惟其太褊狭自私,且崇拜西风,而自卑其固有文化,故仍不能脱出中国书生与政客之旧习也。”这与蒋介石那副著名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可相参照。

评价:中立好评差评
【已有2位读者发表了评论】

┃ 容忍与自由—胡适演讲录的读后感10篇的相关文章

┃ 每日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