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是一本由雷迅马著作，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2.00元，页数：36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精选点评：
●知识生产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也太密切了，米国也是如此
●翻译好，但书有点失望的。
●很不错的一本书，想了解现代化的可以读读
●有意识形态要比没有意识形态使人们更容易地对待现实。意识形态为理解复杂的现实提供了简单的模式。
●死硬communist写的反美书籍
●Ch1、2、5。主要谈了冷战背景对现代化理论兴起的影响。又一个典型的学术与政治的话题。
●补充了若干事实，连缀成一种叙事：对现代化的反思叙事。（但对于这种反思叙事本身也应该有反思。
●极力推荐
●60年代，不只是美国国内的反战和嬉皮士，还有和平队
●一本非常烧脑的书，不过可以引起自己的很多思考，满页都是笔记
《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读后感(一)：从文本到文本化过程
格尔茨在其《文化的阐释》中说了这句著名的话：“人是生活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而我将文化作为这种网。”本书就是在句话基础上的延伸。如同西敏司一样，雷迅马反思了格尔茨仅仅将文化作为一种静态结构，仅仅注意到了文化对个体的塑造作用，而忽视了文化的动态过程，忽视了其中权力的作用。所以雷迅马说：“吸引格尔茨主义的是网而不是编制的过程，是文化而不是历史，是文本而不是文本化过程”。他要改变这种状况。
现代化是二战后在西方国家兴起的观念，其基本内容是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看做社会发展的最前沿，这种进步被称为“现代性”。作为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西方国家，它们需要将自己的进步传播到非西方的落后国度，以促进他们的现代化进程，推动它们社会的发展。
《意识形态的现代化》对“现代化”这一概念进行探讨，进而得出结论：它是冷战时期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一个部分。
二战后，世界出现冷战格局。在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压制下，美国政府处于巨大的压力和焦虑之中，它需要构建一个能与共产主义抗衡的意识形态——现代化理论被选中了。这一理论将世界划分为落后与先进两级，代表先进力量的西方现代化是促进非西方国家抛弃落后观念、实现发展的巨大力量，它要帮助祛除非西方国家的迷信，其中当然也就包括共产主义。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现代化融合了美国人对美国社会性质和美国改变世界特定部分的能力的一组假设。它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美国的社会科学建构出来的。作者所要分析的就是美国政府如何与当时的美国学术界相互勾连，从而构建起一整套现代主义意识形态，使学术成为“国家的武器”的。换句话说，就是研究了美国如何把其对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的认识与其对自己的历史地位，推动现代化的潜力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过程。
作者是通过三个事件：和平队、肯尼迪政府进步联盟和越南的反叛乱计划进行具体研究的。就不再细说。
《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读后感(二)：现代化是什么意识形态？
按：读研的时候，与刚刚创立的《读书时报》合作，承揽了该报的一个史评专版。虽然只合作了一年，该报就停刊了，但一年下来，我们还是发了不少不错的书评，其中就有对雷迅马这本书的评论，撰稿人是昝涛。好文章是不应被埋没的，昝师兄2004年写的这篇“现代化是意识形态？”今天依然值得一读，录在这里，且当备忘吧。
一、“经典现代化理论”
雷迅马所论及的现代化理论是二战后兴起于美国社会科学领域的新学说。“这些理论是冷战初年的产品，其基础是关于全球变迁的性质以及美国与全球变迁的关系的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架设。”跟这些理论有关的学者都是些大名鼎鼎的“出类拔萃之辈”，大多还是“出将入相”式的人物：帕森斯、罗斯托、阿尔蒙德、白鲁恂、小阿瑟·施莱辛格、加尔布雷斯、林肯·戈登，等等。他们标榜社会科学的严谨性、科学性与实用性，不但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中执学术前沿只牛耳，而且，他们活跃的身影奔波于学界和政界之间，起到了桥梁的作用，是致力于将学术成果转化为现实政策的一群“策士”。
当然，这些理论及理论家各有特色，学术各有所长，可以归属于不同的学科领域。然而，他们不安分的天性不但适应了当时那个特殊的时代，而且还有意识地创立了一门新兴学科——现代化研究，这个类似于“包容者”的新领域雄心勃勃地以跨学科研究为己任，力图整合不同学科的特长与成果，为社会科学开辟新的前沿，为现实政策提供更为有力的支持。
这些理论的共性是很容易看出的：“在大量学术术语的背后，现代化理论的核心部分的那些概念都集中在以下几个互有重叠互有关联的假设之上：（1）”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互不相关，截然对立；（2）经济、政治和社会诸方面的变化是相互结合、相互依存的；（3）发展的趋势是沿着共同的直线式的道路向建立现代国家的方向演进；（4）发展中社会的进步能够通过与发达社会的交往而显著地加速。”以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的阶段》为代表，现代化理论将社会发展进行了单线式的排队，将美国作为发展的典范，置于发展的顶峰，是其他国家发展所应效仿的楷模，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美国化”。
在发展与现代化研究的学术史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现代化理论常被称为“经典现代化理论”，它强调第三世界国家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主要是内部因素制约着发展，这些国家要学习西方的模式，用现代的（西方的）文化代替传统的（本土的）问题，克服“传统”的障碍，才可以实现西方那样的现代化。但实践证明，历史并没有按照这种简单的“西化”模式发展，西方化“良药”根本就医不了欠发达地区的病症。
二、现代化是什么意识形态？
对于大多数中国读者而言，“现代化”是社会进步的目标和发展进程，是我们正在致力于实现的一项伟大事业。雷氏提出现代化是一种意识形态，那么这就预示着他的研究是批判性、整体性与历史性的，这是由其研究思路所决定的。
什么是意识形态？一般的字典给的解释是：组成社会政治纲领的一整套主张、理论与目标，它不是静止的，而是随着情况的变化而改变的；某一个人、集团或某种文化所特有的思想方式。可见，意识形态的特征就是集团性与历史性，它是某个组织或群体在某个时代思想与主张的表达。要研究具备如此特征的经典现代化理论，离开实证分析与总体性的视野，是很难做出成功的历史研究的。
《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在史论结合、大气磅礴地梳理了现代化理论的学术史之后，作者通过三个个案研究，及争取进步联盟、和平队与越南的战略村计划，向人们揭示出，在美国对外政策形成的过程中，社会科学家及他们所广泛信奉的现代化理论扮演了重要角色。借用原作者的话来说，“我试图揭示的是，现代化理论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科学上的学说。我要论证的是，现代化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一个概念框架，这个框架融会了美国人对美国社会的性质以及对美国改变世界的特定部分——即那些在物质和文化上都被认为有缺陷的地区——的能力的一组共同的假设。我将要提出的一种解释，对现代化模式在学术上的价值提出严峻的质疑。本研究还要揭示，在冷战的高潮中，社会科学在美国权力的运作和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认识和感受中所发挥的深刻作用。”
冷战是“现代化”成为意识形态的大背景。面对苏联共产主义的咄咄逼人之势，美国把欧洲复兴作为它首当其冲的战略目标。马歇尔计划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然而，杜鲁门及其继任者并没有将这一经验推广成为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政策。比如对自己的“后院”——拉丁美洲的日益贫困化，艾森豪威尔就置若罔闻，没有对拉美革命化的倾向给予足够的重视。然而，当卡斯特罗的游击队于五十年代末开进哈瓦那，开始支持周边的革命并与苏联结盟时，美国终于迫不得已对以往的政策进行重新评估。到1960年秋，艾森豪威尔政府已经把外援作为对抗卡斯特罗革命威胁的重要手段。不过，真正大刀阔斧的工作还是留给了肯尼迪。1961年肯尼迪入主白宫，遂开始大谈“现代化”问题。面对共产主义的步步进逼，肯尼迪的谋士们慨叹美国“没有宣扬属于它自己的清晰的哲学，而且没有有效的工具来传播这种哲学。”他们认为，“如果要引导拉美人的愿望，指导这个地区的未来，就必须有一个新的政策方案，而更重要的，是要有新的、更有号召力的意识形态来配合新的政策。”现代化理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与时俱进的。
在那些“出类拔萃之辈”的眼中，促进第三世界按照美国模式走向进步与繁荣，是美国巩固自己利益的必要手段，最起码，他们相信美国模式是普遍有效的，因为他们经过了严密的调查、统计、计算和分析。正是借着“现代化”这一美好前景为诱饵，美国才将自己的使命——创造一个使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的理想同时增进所有人的共同利益的世界——自然地延伸到其他地区。由是，现代化理论与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政策完成了精神品质与现实实践上的双重共谋，这也就是现代化成为意识形态的原因。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现代化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发挥了强大的影响力。在欧洲殖民主义秩序瓦解的过程中，为了对付他们所认为的共产主义威胁，社会科学家和肯尼迪政府的政策制定者把现代化作为一种用来提高自由世界的力量的手段。在这个世界里，‘新兴国家’的发展将保护美国的安全。现代化不仅为美国力量的持续扩张规定了方向，而且为美国把自身界定为一个准备在世界各地对抗革命挑战的利他主义的、反殖民主义的国家。”
更为重要的是，“现代化”所发挥的作用往往是隐性而巨大的，因为它“被深深地嵌入了社会科学话语、对外政策制定以及各种形式的文化表达之中，”掌握了话语霸权，从而，在“号称能够加速世界的‘进步’”之同时，将这个世界置于美国“开明的监护”之下。
三、历史学的深度
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审视，对于经典现代化的批判已经做了大量工作，著述可谓汗牛充栋。作为历史学家的雷迅马并没有将理论研究作为自己的对象，相反，他在深入理论的核心之后，研究这些理论的产生背景、过程及其对当时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的影响。通过研究，他充分地探讨了现代化理论作为意识形态所发挥的作用，所显示出来的美国文化意识，并认为它“和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之间是有强烈共鸣的”。
在关于冷战史的研究中，有很多作品都注重对意识形态的考察。但是，雷迅马的新著自有其精彩之处。一方面，雷氏对所谓意识形态的看法显示出了历史学家的高水准。作者跳出了传统的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二分框架，透过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表面，进入到其实践层面，从而抓住了经典现代化理论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密切关系，这就为进一步的实证研究铺平了道路；另一方面，作者将研究对象锁定于肯尼迪时代，这个时代正是经典现代化理论如日中天的时候，他把那些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出类拔萃之辈”一一评述，揭示了美国队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制定过程中，社会科学家的影响是多么巨大，从历史学角度回答了“学术与政治”的问题。
通过实证分析，雷氏的研究就具有了另一种宏观上的意义：表面上是从外部对现代化理论做了检讨，实际上更是从内部击中了其要害。诚如译者所言：“这项杰出的研究还向我们中国历史学者显示，批判的精神和跨学科的文献与知识基础是如何增强了历史学实证研究的经验深度和理论力度。”
《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读后感(三)：想象另一种可能？
文/May
《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是美国历史学者雷迅马在冷战史领域内的著作，此书的副标题是“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正如书名所昭示的，雷迅马通过研究六十年代美国社会科学与国家政策之间的关系与互动，向我们展示了现代化何以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诞生，如何影响对外政策尤其是对第三世界政策，又在何种意义上是传统意识形态的延续，反映并重塑了美国人的国民特性与认知框架。
全书共有五章，如作者所述，着重讨论三方面的问题：首先是考察“社会科学家共同体是如何将他们所生产的知识和现实政治建立起关联”，然后是分析社会科学理论和对外政策之间的关系，最后是探究现代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与美国传统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这些问题在第一章中以一种框架的形态提出，第一个问题在第二章中展开论述，第二个问题在余下三章中通过肯尼迪时期的三个具体案例详加讨论，最后一个问题则贯穿文本始终，并在论著的结尾得到进一步提升。
作者首先考察了现代化理论在社会科学中的兴起，而这一现象却是和“学术服务于政治”同时发生的。在冷战、非殖民化浪潮、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背景下，一大批新独立的国家寻求国际援助和经济与社会发展，从而深化了冷战的全球性对抗局面。为了复兴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民主，美国知识分子自身的问题意识由国内转向了国外——最大的威胁不再来自于国内的政治经济本身，而在于国外的颠覆的意识形态。而另一方面，出于战时情况的延伸，战后的学术研究受益于联邦基金和政府支持，一大批精英学者成为核心智囊，参与政府的重大决策。在发展战略研究和国际关系等与国家政策密切相关的学术领域成为焦点的同时，社会学、政治学和发展经济学的新兴理论也为现代化理论的产生提供了知识根源。在结构-功能主义、比较政治研究和经济增长阶段理论的努力下，一个反传统的、线性发展的、普世的、并且可以在客观的实证研究下被量化分析与衡量的现代化进程被建构出来，由于它是“关于全球变迁的性质以及美国与全球变迁的关系的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假设”，美国是这个进程的“山巅之城”，而其他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的国家，一方面在这个坐标体系中被划为落后与愚昧的，另一方面却可以在美国的示范与引导下加快在同一条轨道上的发展。现代化这一宏大理论使得独立之初的民族国家转型期的混乱和焦虑得以纾解，作为对共产主义威胁的一种反应，它用以美国为范本的渐进的改革主张对抗革命的意识形态。
对于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如何具体地影响对外政策，雷迅马选择了肯尼迪时期的三个具体举措进行考察，它们分别是：争取进步联盟、和平队以及越南战争时期的战略村。争取进步联盟是针对拉美的经济贫困和政治高压所采取的一项计划，美国审核并引导拉美各国制定全国性发展计划，并通过政府和国际信贷机构为各种项目提供贷款资金；和平队是一项广泛而充满理想主义的政策计划，通过将美国青年送到海外服务两年，在提供当地所需劳动和技术的同时，宣传和培植美国式的价值理念；而越战时期的战略村，则是一些将越共和老百姓强行隔开的防御据点，以此切断越共的资源供应，并且试图为吴庭艳政权培植忠诚的民族主义情感和新型政治文化。在对以上案例的讨论中，作者展示了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预设了各种计划的出发点，并在政府决策、公众舆论和具体实践中发挥着它的影响。作为一种认知框架，现代化理论为在拉美的土地、和平队的社区、以及越南的战略村复制一种美国模式提供了正当性基础。与此同时，作者也揭示出这三项计划的失败，以及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在多大程度上制约了人们对失败的清醒认识。以往对这三项计划的批判大都归结于计划的实施，即对于官员、机构和具体地区的执行能力等等，更深入的批评集中在顽固僵化的反共态度、对苏联力量的过分担心以及经济和物质力量对政策的影响。但学者对计划本身的出发点在很长时间里并无疑问甚至在计划挫败后仍然持有对初衷的怀旧色彩。雷迅马在此揭示出，这些从国家利益出发的批判并不能摆脱现代化理论的范式，对深层观念体系的文化分析在国际关系的考察中是必要的补充，它将开辟除经济和安全利益以外的观察视野。现代化并不仅仅是一种战略工具，它更是一种观念体系；前者为它提供政治力量的支持，后者才使得它在冷战中大行其道。
在对现代化理论的兴起的探讨以及对具体的案例的分析过程中，雷迅马在各种深入论述之处都揭示了现代化理论并非焕然一新的学术创造，而是传统的“天定命运”和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深层延续。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并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概念或政治工具，它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深刻反映着美国的国家特性及其建构的认知框架。当意识形态在历史中延续时，维护其权力地位需要构建一个知识领域，这个知识领域往往是一种类型学系统。从启蒙时代的进步观与达尔文主义一直到现代化理论中的从低到高的线性发展序列，自居于系统顶端的便相对于其下方的场域拥有了权力。美国作为现代化系统中的典范，一方面通过一个普遍的发展阶段将其他国家容纳到这个体系中来，另一方面，它与其他国家泾渭分明之处并不在于经济与社会，而在于文化层面的社会价值观，后者使得它拥有一种无可置疑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与传统新教徒的“天定命运”观念如出一辙，而其基于优越性基础上的扩张和干涉则又与传统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暗通款曲。然而现代化意识形态对传统观念又进行了重塑，尤其是科学主义下的普遍性与客观性掩盖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作者对“现代化”这个概念的学术价值提出了严峻质疑，而现代化意识形态在进一步规划、界定和推动世界未来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它企图改造和启蒙的对象的批判性检验，这是作者的预见和向我们提出的挑战性问题。
雷迅马此书史料详实，论证精彩。一是因为他搜集了大量的原始档案材料，并且对冷战时期的代表学者进行了访问，这些工作毫无疑问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更吸引我的是他别出心裁的视角和批判性的深刻洞察力。在以文化与权力和利益互动的视角去看待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的过程中，他所深刻揭露的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肯尼迪时期，乃至于整个冷战时期的历史语境，而是与更悠久，更深厚的美国传统相连。而在社会科学成为一种全球性知识框架的意义上，这也意味着一种更加普遍的困境。
“现代化”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过于熟悉的名词。当所谓的“发展中”国家将“现代化”作为毋庸置疑的“发展”目标，当学者们批判着现代化的弊病或是讨论它的多样内涵，这个大而无当的词语本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被我们清醒地检审。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现代化或者发展主义的信徒，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不仅是美国冷战时期的战略工具，也不仅是属于美国人的意识形态，在当今的世界，它是一个具有全球性意义的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然成为人类对自身的一种认知框架。这个认知框架在其客观性和普遍性的意义背后，是一种坚决的排他性，在宣称的知识与开放背后，却是关于世界想象力的极度贫乏。
我们如今所能想象的世界前景是什么样的呢？经济的增长、社会的发展、政治的民主化和文化的多样性——我们似乎已经理所应当地将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看作是一个巨大有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它们应当以各自的优化来完成它们各自的功能，实现所谓的“社会整合”。所谓的“现代化”，在这个意义上似乎首先是将传统社会解构为这样的结构的过程，由于各部分的功能是可以被量化衡量的，因而所有的社会结构忽然拥有了共同的评价标准，那些传统社会的血肉丰满的活力，在祛魅的进程中被冠以迷信和神话，而其独特性，正如现代人的独特性一样，不在于虚无缥缈的灵魂，只是在于这个有机体的构成和运作模式——这样的独特性只是对落后者的安慰之词。唯一似乎真实的独特性，即从理性生发出的社会价值系统，包括民主、自由、平等却同时被宣称具有普世性，美国人在坚持他们“天定命运”观念和优越性的同时，又在亲手取消这种优越性。我们如今所能想象的世界的实质，是一个线性发展进程的无限前景，无限即使不意味着毁灭，也意味着虚无。
这种想象的建构在《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一书中做了最好的具体现实注解，而它的贫乏与困境也在三项对外政策的失败中暴露出来。当争取进步联盟给拉美带来的是日益糟糕的经济和政治处境，当和平队的社区发展计划难以落地生根，当战略村带来的是对吴庭艳政权的日益仇恨，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在它的改造对象面前遭遇了几乎是无法克服的挑战。那些挑战与其说是一个地域的特殊环境，不如说是根深蒂固的文化，更进一步说，是传统的观念体系。作者在指出传统的从国家利益出发的国际关系研究忽略了文化角度的同时，暗含的指责是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对另一些作为观念体系的文化（而不是与经济、政治相区别的社会领域）的忽视。
现代化意识形态的扩张并不总是以美国的对外干涉为基础的，强力的失败有目共睹，然而科学的胜利却毋庸置疑。以客观和实证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是现代化理论的发源地，一切社会在理性的审视面前皆成经验，一切经验皆成统计的材料，在对科学主义的膜拜与服从之中，所谓的“第三世界”也将这一整套意识形态自愿地接受了下来。当统一的知识产生，便不存在合理的意见，一切意见皆是偏见，传统的观念体系就是在这样的知识体系下逐步瓦解。
当然，在今天的社会科学领域中，文化研究等注重文化多样性的学科领域成为显学，这似乎意味着开放，然而这种开放真的带来了平等与多样性吗？或者说，它真的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想象的可能么？还是说，这种多样性仍然只是作为独特性的开放的注脚，这种多样性仍然处于一个巨大的意识形态框架之中。不深切意识到独特性中的排他性，就不可能拥有一个丰富的多样性，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开放的空壳，是这空壳的贫乏与冷漠。
对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的怀疑并不能有所建设，因而我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去想象另一种可能？第三世界的国家转而维护自己的传统文化，看似是一条可行之路。然而这种对传统的弘扬常常难以避免同现代化的价值相比附，甚至正是由于给传统赋予了现代性的意义，传统才得以拥有正当性。在这种意义上，向传统的复归仍然是对传统的消解，甚至是对现代化最深层的妥协。
不可否认的是，虽然对现代化理论存在诸多怀疑，但我们仍然难以摆脱这种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我认同这样一种观念体系，这样一种观念体系似乎是所谓理性的个体能够想象的唯一图景。然而我们是否能肯定，启蒙的理性让人走出了洞穴，而不是进入了更深的洞穴之中？这让我们想起曾经的洞穴。当认识到美利坚合众国在涉及政治上的遏制和市场中垄断的同时，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第三世界国家是不是也需要重新去检审属于自己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而不是以“国学”的名号将其框定为博物馆里的历史？这样一种检审的目光不应再是冰冷的理性，不应是牵强的比附和盲目的固守，而是先深入到传统的洞穴中去，以温情和敬意去发现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心灵秩序。这或许是我们“想象另一种可能”的方式，但这可能究竟能否存在，又该如何存在，是一个更为深远的问题。
无论如何，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当我重新开始想象一幅世界图景的时候，不再是一个极为有限的无限——可能之路已经敞开。
《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读后感(四)：意识形态化的美国社会科学和对外政策
对美国冷战外交史学者来说，“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一概念似乎只存在于与美国对抗的社会主义阵营。历史学家们不厌其烦地试图揭示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苏联及其盟友全方面的影响。然而，本书作者雷迅马（M.E.Latham）反其道行之，发现了美国也存在意识形态——现代化理论。这一看似客观中立的社会科学理论承载并翻新了美国陈旧的文化态度，不仅在抽象思想层面与马克思主义抗衡，影响美国对冷战的认知，也在塑造了美国具体的外交战略与政策。结果，现代化理论的幻象蒙蔽了美国政府及民众，使他们无法客观地面对现实，并最终导致美国对外政策最大的失败——越南战争。
本书的研究是从三个互有重合的层面展开的：在社会科学层面，通过对现代化理论本身及其社会科学共同体在这一知识生产过程中如何影响政治的考察，作者严肃地质疑了现代化理论的学术价值，并揭示了社会科学在美国权力运作中的重要作用。在意识形态层面，通过对现代化理论所固有的美国有能力且有责任引导欠发达地区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全方位的现代化的观念如何重塑美国对自身国民特性的认知的考察，作者分析了现代化理论所继承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并指出社会科学对美国国家认知和身份认同的深刻作用。在对外政策应用层面，通过对三个具体案例——肯尼迪时期的争取进步联盟（the Alliance for Progress）、和平队（the Peace Corps）和越南战略村计划（the Strategic Hamlet Program in Vietnam）——的细致分析，作者考察了社会科学理论如何塑造对外政策。
现代化理论的产生
二战结束后，随着就有国际体系的解体，世界范围内涌现了一大批新兴国家。他们迫切寻求国际上物质和思想的援助以满足其日益增长的发展需求。同时，美苏两极格局逐渐形成，开始相互竞争，美国决策者认为新兴国家不稳定的政权和贫困不满的民众是苏联输出革命的肥沃土壤。为了抵制苏联对第三世界的蚕食，美国实行遏制战略，扶植了一批对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桥头堡。而经过马歇尔计划和对德日的成功改造，美国政策制定者逐渐形成了社会科学理论和美国本国历史经验（新政）可以被移植到海外的观念，与将“政治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的趋向。 所以，除了直接的军事援助，美国战略家逐渐倾向于通过全方位的对外援助来促进其盟友的发展与稳定，以此作为确保美国对第三世界影响力、控制边远地区的变化并将其引导致美国所希望的方向的重要手段。简而言之，在美国政治家看来，对苏联的冷战不仅是军事层面的对抗，更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发展路线斗争。因此，美国高层寻求指导第三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理论。而具备深厚学术根源和强大文化号召力的现代化理论逐渐进入决策者们的视野并受到青睐。
现代化理论诞生在社会科学理论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的决定性过程中。美国社会科学倾向于构造并整合不同的社会科学门类，并能井然有序地处理复杂外部世界的经验事实的总体性社会理论，即“宏大理论”（grand theory）。 现代化理论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然而，现代化理论与其说是一种可以被精确界定、内容和边界清晰的理论或学派（school），不如说是一场以同一组问题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具有多种学术传统和路径的庞大而松散的运动（movement）。它囊括了社会学、发展经济学、比较政治学等多种学科，包括了罗斯托（W.W.Rostow）、白鲁恂（Lucian Pye）、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等众多特征鲜明、风格迥异的思想家。篇幅有限，本文无法一一介绍每人独特的理论视角与学术观点。但经作者分析，作为现代化理论家，他们共享了以下几个互有重叠、互相关联的核心观念：（1）“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互不相关，截然对立；（2）经济、政治和社会诸方面的变化是相互结合、相互依存的；（3）发展的趋势是沿着共同的、直线式的道路向建立现代国家的方向演进；（4)发展中社会的进步能够通过与发达社会的交往而显著地加速。总而言之，理论家们将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的民主国家，特别是美同，作为历史发展序列中的最高阶段，然后以此为出发点，标示出现代性较弱的社会与这个最高点之间的距离。他们相信美国以往的历史经验展现了通往真正的现代性的道路，故而强调美国能够推动“停滞的”社会步入变迁。
现代化理论的繁盛固然与美国社会科学高深的学术造诣、强大的科研实力与充足的学术人才等“内部”原因相关，也离不开外部因素：冷战的需要与美国高层全方位的扶持。在这其中，二战以来形成的以曼哈顿工程为代表的美国政府资助科学研究以满足其战略需要的政商学结盟体制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美国社会科学也不例外。为了获得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研究经费、学术地位和公众声誉，原本就有的社会科学应效法“严格、客观、中立、量化、实用”的自然科学范式的倾向更是风靡一时，成为主流。然而，尽管声称自己的分析独立、理性、客观，以现代化理论为代表的美国社会科学界却是由政府支持，并自觉地为美国战略需要服务。甚至，在冷战时期，美国形成了所谓的政商学“旋转门”（Revolving door），社会科学学者能直接进入政府，参与决策。典型的例子就是肯尼迪政府。一大批“出类拔萃之辈”（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走出大学，在政府担任要职，将其理论思想推介到官僚机构中去，为美国战略决策提供知识上的根基。 能够提出变革所需的普遍条件，看上去新颖又有力的现代化理论就此成为美国决策者所青睐的局势分析和政策制定工具。不仅如此，接下来我们会看到，现代化理论的成功更是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它体现了美国知识分子、官员乃至公众共同继承和分享的一整套内涵丰富、渊源悠久的意识形态。
现代化意识形态
多萝西·罗斯（Dorothy Ross）曾在她对美国社会科学史的研究中指出，长期以来，美国社会科学学者存在着把其研究看做服务国家的一种心态。 由于美国当时已经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冷战时期的美国社会科学家因此不像其前辈那样聚焦于美国内部的社会改革，而是受到麦卡锡主义影响，认定美国最严重的威胁来自外部敌对势力及其意识形态——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就这样，想象出来的外部威胁抹杀了美国国内文化和它的外部角色之间的差异与界限。原本处理美国国内问题的社会科学家开始自满地将国内的“先进”经验应用于外部世界，在全球复兴和推广美国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代议制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促进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显然，这一思想倾向背后是混合了传教士运动与帝国主义统治的美国自由国际主义意识形态，即认定美国是最优越的“山巅之城”，有能力也有责任通过投入自己的物质和精神力量，引导全世界到达美国所位于的“发展的终点”。可以看出，它继承了社会进化论和古典社会学的社会变迁图式，即西方与东方、发达与欠发达、现代与传统之间存在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彼此之间的差异是本质上所固有的，只有通过对传统彻底的摒弃和改造才能走向发达的现代。
不仅理论家热衷于现代化意识形态，官员、媒体乃至民众也接受和分享了这一套预设。这是由于现代化理论继承和重塑了美国原有的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意识形态，重申了美国民族的特性以及它变革周围欠发达世界的能力与责任。就如同早先特纳的边疆学派所分析的，美国人对自身国家特性的理解成形于“西进运动”和“边疆”的开发中，这一信念就是所谓的“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即美国蒙上帝恩典，是“世界的灯塔”，承担以殖民或商业形式扩张、为原始蒙昧地区带来文明与福音的使命。而这一过程也为美国自身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现代化理论，只不过是接续了这一自启蒙运动以来对西方优越性的坚定信念，并以新时期“科学主义”（scientism）的形式对其加以翻新，用“客观理性”的科学解释取代原先的宗教教条或种族主义信念。
总而言之，尽管充满谬误和偏见，现代化理论却能作为制造言辞的工具，为特定行动制造理由。甚至，受吉尔兹（Geertz）“人是一种被挂在他自己编制出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的观点 启发，作者认为，意识形态可以作为分析模式和认知框架，从复杂凌乱的事件中梳理出可以被理解的关系，使人避免无所适从的状况，为未来的行动作出规划。更进一步，作者借鉴了福柯（Foucault）的方法，分析出现代化意识形态的实质就是建构事实的意义和性质，形成一个知识领域，塑造一种“话语”（discourse），从而将知识应用到政治领域，生成话语权力。 当现代化理论被抬到真理高度时，美国理论家就享有了对事物的解释权。美国霸权也找到了通向外部世界，制度化地施加其影响的良好渠道。这在肯尼迪时期的对外政策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现代化理论的应用
肯尼迪时期是现代化理论的黄金时期，不仅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理论家，而且其中还有不少人随着肯尼迪步入白宫，亲自参与国家决策。雷迅马通过对肯尼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三项政策——争取进步联盟、和平队和越南战略村计划，详尽地分析出美国政府和民间是如何将促进第三世界现代化与国家安全、经济利益乃至民族特性和历史地位联系在一起的。
争取进步联盟是肯尼迪政府旨在扭转拉美迅速蔓延的经济贫困和政治高压状况而采取的紧急计划，包括在教育、卫生、住房、土地等方面的改革，促进工业化和收入再分配。这些目标都是在现代化理论的世界观下被确立的。也就是说，充斥着贫穷和压迫的拉美是苏联输出革命的温床。相对而言，美国只要通过“科学”的对外援助，不仅能为拉美带来繁荣与民主，也能排挤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更凸显了美国先进而无私的国家形象。这样，现代化理论的概念框架就使得“发展”问题与古巴革命引发的国家安全问题联系起来，更通过描述对外援助的赠送方与接纳方的国民特性来进行文化宣传与路线斗争。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分析了处于不断衰败中的争取进步联盟后期，指出现代化意识形态即使在政策明显失败时仍能遮蔽政府与民间对这一僵化理论缺陷的感知，限制异议和批评，削弱决策者认识和纠正明显的政策失误的能力。甚至，意识形态狂热分子丝毫不反思其根本假设中存在的偏见，而是不断寻找外部原因来为自己开脱。
在肯尼迪政府的各项政策中，和平队是影响最广泛、最受关注、最激动人心的。政府、传媒和民众都将和平队描绘成独一无二的、超越政治和战略利益的创举。和平队志愿者抛弃自己原有的舒适生活，融入欠发达的地区，提供劳动、技术等方面的服务以帮助艰苦的当地人，并传播美国自由民主价值观以改造“麻木无知”的穷人。和肯尼迪的其他发展计划一样，社会科学家们设计并论证了和平队的目标和潜力，并教育志愿者如何测量、评论所在地区的发展水平及问题并采取何种手段促其发展。和平队又是民族主义和爱国教育的最佳范例。它潜移默化地整合公众，使其认同美国的民族特性、国家理性和文化共识。最后，和平队也为肯尼迪政府提供了在共产主义挑战下维护美国信誉和国际形象的完美手段。总而言之，和平队并不像政府所宣称的那般史无前例，而是与争取进步联盟等政策主张一脉相承，是现代化意识形态被制度化的结果。
在现代化理论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下，越战中美国不仅采取了常规的直接军事对抗手段，更是把促进越南在美国领导下的“现代化”作为一种有效的回应策略。战略村计划就是其中典型。美国建议并帮助吴庭艳政府将农民从分散的村落迁往新指定的集中定居点，即“战略村”。简而言之，战略村是一些防御据点，中间是居民住房，四周则围以铁丝网与壕沟，可以方便地推行南越政府的军事控制和“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有针对性地提供美国物资和技术上的发展援助，也能切断越共与百姓的联系，进而使前者无法获得必要的食物、情报及兵员补充。甚至，战略村也是向民众灌输民族主义情感，培养对吴庭艳政府的效忠以及 新的乡村自治自助的美式民主政治文化的绝佳方式。战略村计划的成因是美国决策者和理论家武断地认为越共代表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渗透，只有吴庭艳政府才真正代表越南民族主义。并且，越共的成功也被解释为不仅由于直接的经济利益吸引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也是满足了“在高度不稳定的社会中寻求稳定”的心理。 因此，直接的军事对抗，经济发展援助不能根本性的解决问题，还要帮助南越政府实现政治发展以贯彻其权威。显而易见，战略村计划充分地展现了现代化理论的科学主义和高度控制社会的社会工程倾向，以及将冷战军事战略问题与经济、政治发展问题结合在一起的总体性思想。美国战略家毫不怀疑将现代化理论与美国自身的进步主义社会改革经验移植到第三世界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也从未考虑是否越南的传统社会与文化可以被如此轻易地改变。通过意识形态透镜，美国高层误读了越南民族主义，迷信美国改造其他社会的能力并因此滥用其权力与影响力。最终，这些因素导致了美国在越南的惨败。
从学术史角度看，雷迅马代表了冷战史研究的转向，突破了传统史家重视政治、外交和军事斗争，以还原决策过程为中心的学术路径，转为对意识形态、技术和第三世界进行深入的研究。 雷迅马认识到，冷战中的国家利益并非不证自明地简单等同于政治、军事或经济利益，而是要重视意识形态和文化在国家政策目标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也就是看到冷战也是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斗争。冷战美苏的高层外交决策也不仅是简单的政策互动，而包涵更深刻的社会科学和技术治理（technology governance）层面的因素。最后，冷战不只发生在美苏两极和敏感地区（两德、朝鲜半岛、古巴、越南半岛）之间，更是具有全球化倾向，向整个第三世界扩展，是名副其实的国际史而非美苏双边外交史。
具体到本书，雷迅马从美国国族建构（nation-building）的角度，探讨作为冷战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理论；从国家安全和学术生产的关系入手，考察作为“冷战社会科学”的现代化理论；从冷战全球化趋势的需要与现代化理论的“社会工程”取向的结合出发，研究作为冷战时期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工具的现代化理论。简而言之，雷迅马在冷战史转型的三个方向中都进行了广泛而不失深刻的研究，堪称新冷战研究的绝佳范例。
此外，雷迅马对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具有鲜明的大视野、多角度、跨学科特性。他将冷战史与社会科学史、文化史结合起来，契合了外交史研究的文化转向与国际化趋势，拓展和深化了冷战史研究的广度及深度。他对人类学、文化研究乃至哲学等多种相关学科的视野及方法的精彩应用，仍是经历了文化转向的外交史乃至整个历史学都应学习和借鉴的。
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雷迅马的研究成果迫使我们反思自身工作的客观性、合理性，以及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正如他所分析的那样，看似科学、规范的现代化理论包括了许多的武断的意识形态预设，只顾埋头构建抽象的概念框架，演绎普世的宏大理论。即使现代化理论家收集了事实材料，他们也多是带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而不按其所是地理解和认识事实。
而作为历史学研究者，我认为历史学方法论的长处——以事实为导向，擅长经验分析，重视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独特的文化特性——可以弥补现代化理论为代表的社会科学缺乏足够的历时性思维和历史意识，对问题的分析过分简化的缺陷。实际上，马克思·韦伯（Max Weber）以来，社会科学界也长期存在着重视经验研究和具体个案分析的历史主义传统，尤其体现在二战后美国形成的巴林顿·摩尔（Moore,Barrington Jr.）历史社会学学派。 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分析和总结现代化理论失败的原因时，也提出要重新加强社会科学的历史主义倾向。
对国内学者来讲，雷迅马的研究也是一个警示，提醒我们注意在借鉴和利用西方社会科学成果时，不能不加批判地一味引进，而一定要充分体察其内在的缺陷、理论上的漏洞、学术史上的复杂意义与政策应用上的危险性。进而，我们才能建立更复杂全面、具备历史主义气质的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