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全十二册）》是一本由毕沅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78.00元，页数：602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续资治通鉴（全十二册）》精选点评：

　　●与资治通鉴相较，各有所长。事有利弊、人有得失、论有涓细不失理之当然。

　　●好差劲。

　　●复习宋辽金元历史的好材料，没有某些人说得那么不堪。可以从书中明显看到，清代对于人名的音译，有着自己独特的一套体系。

　　●陕西省省委书记编的书，文笔实在不敢恭维。 宋代详看，元代粗读。着重于真仁时期祖宗之法形成，对夏，对辽关系作为参考。

　　●有两本续资治通鉴，上下云泥，莫浪费了时间。

　　●仿照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但没有司马光的才学和功底，又没有李焘的专业态度和考究精神。北宋已经有了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你又来了一个，还断章摘句。还不如直接编写《元史》，写细致彻底一点还有点参考价值。贪大求全，可惜各方面差得有点远。

　　●远不如资治通鉴，是历史古籍中较下等者，毕沅不学，乃至于此。

　　●其实不如通鉴远甚...

　　●草草看过一遍（准确说就是大臣奏章撕逼部分基本没看）……目前感兴趣的方向还是在宋以前……但是可以感觉到毕沅比司马光的水平差多了

　　●续通鉴无温公之论，唯有叙事，是画龙者不点其睛也~

　　《续资治通鉴（全十二册）》读后感(一)：闪光点在于本书考异部分

　　不知道怎么回事，对《续资治通鉴》的评价不如《长编》来得高，但是我觉得《续资治通鉴》的考异还是有《长编》遗风的。虽然记事不如《长编》详细。屈万里先生的古籍导读里推荐的关于宋朝的入门书就是《续资治通鉴》。去年五月开始看的，断断续续。编年体的书写得比较琐碎，我相信这不是这本书的不足，是所有编年体的书都存在的。如果初学者一头直接扎进《长编》恐怕会把你的耐心耗尽。

　　《续资治通鉴（全十二册）》读后感(二)：看不下去了

　　这本书读了三周左右，实在读不下去了，放弃。

　　文采很一般，比资治通鉴差多了。

　　叙事也乱糟糟的，跟司马光学，可是好多“自此始”真的没人关心啊。

　　完全没有享受的感觉。

　　总是看到太平盛世的时候心里舒服些。

　　王小波李顺的造反又TM被美化了。

　　看到宋太宗说吕端“大事不糊涂”，想本朝太祖是不是也看过，回去一查，那肯定是《宋史》。

　　《续资治通鉴（全十二册）》读后感(三)：缺点明显，糟糕透顶

　　《续资治通鉴》是一本读来味同嚼蜡的编年体史书，这一点与《资治通鉴》对比而读感觉尤其明显。其缺点已不乏史学家指出，就我个人而言，过年回家带了好些本续资治通鉴本打算好好补补宋史，结果无一册能终卷，总结起来以下缺点尤其明显：

　　一、辽金元人名全用乾隆译法，读来令人崩溃。

　　二、宋金战争期间歪曲历史，几乎完全不讲金兵烧杀抢掠之事。和《三朝北盟会编》对比，可见其所述何等歪曲。

　　三、于辽、金之历史叙述过于简略，每每都是"辽主如××"，"金主如××"。和《资治通鉴》叙述南北对峙历史之水平相比，不下天壤之别。

　　于宋元历史而言，此书史学价值低下，又不适合阅读，如今价格亦昂，还不如老老实实读些宋辽金元史为好。

　　《续资治通鉴（全十二册）》读后感(四)：读史散记-读《续资治通鉴》

　　宋太祖开宝九年（976年），太祖赵匡胤想迁都洛阳，诸臣劝阻不听，最后当时为晋王的赵光义也出面劝谏。太祖说：“迁都洛阳还不算完，时间长了还得迁到长安。”并解释说，“之所以西迁，是为了据河山之险而裁去冗兵，以安天下。”赵光义说：“在德不在险。”太祖不答，在他离开后，对左右之人说：“晋王说的固然很好，但是不出百年，天下民力就要殚竭了。”（卷八）

　　90年后，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岁入一亿一千六百一十三万，官费、军费等支出却达一亿二千零三十四万，入不敷出。四年后，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开始变法。

　　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国萧太后与圣宗大军深入宋境，直指澶州。汴京震动，一度有迁都之议，后来在寇准力促之下，宋真宗御驾亲征。十一月，辽方南京统军使萧挞凛在巡视战阵时被宋方伏弩击杀。辽人夺气之余，勒索岁币三十万匹两后与宋方缔盟，史称“澶渊之盟”。（卷二十五）

　　此事功过不必评价，只知百余年间，宋辽和平得以保持，实是当时苍生之福！

　　但是1104年，完颜阿骨打起兵时，所遭遇的正是两个110年民不知兵的国家。

　　如何评说？

　　宋仁宗庆历年间，时知鄞县的王安石“贷谷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这大概就是青苗法的原型试验了。

　　可是当熙宁二年（1069年），青苗法在全国推行时，味道一下子变了。且不言政府高利贷的正当性与否，最大的问题是，强势的政府有能力强行摊派贷款给平民。管你缺不缺钱，贷款交息！

　　王安石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推行此法前，苏辙曾给他详细剖析其中利害，王安石也认为苏辙说的有道理，并为之逾月不言青苗。可是当民间高利贷为害时，他还是把政府比富民更强势这一点抛在了脑后，推行新法。（卷六十七）

　　其他种种新法，也大都有这种设计合理、但是给恶吏留下执行漏洞的问题。

　　看出这些问题的韩琦、欧阳修、富弼、司马光、苏轼、范纯仁等等一一对神宗及王安石本人苦劝，然后一一被贬出京。

　　司马光对神宗评价王安石说：“有人说王安石奸邪，臣以为不至于。他只不过是不懂得事理人情、又执拗而已。（但不晓事，又执拗耳。）”窃以为这一评价非常中肯，也非常厚道。

　　闻誉则喜，闻谏辄怒。君主如此，会谄媚满朝；权臣如此，一样会谄媚满朝。

　　上面提到的诸位正直有守的大臣被斥去，自然会有小人向利而动。

　　宁州的一个通判，名邓绾，说青苗、免役等法施行后，“民莫不歌舞圣泽。以臣所见宁州观之，知一路皆然，以一路观之，知天下皆然，愿勿移于浮议而坚行之。”接着被任为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孔目房公事。邓绾乡人对此事的无稽都是又笑又骂，邓绾曰：“笑骂从汝，好官我自为之！”（卷六十八）

　　于是《宋史·奸臣传》的诸位一一登场，并形成强大势力。

　　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病逝，司马光在宣仁太后支持下尽废新法，斥去变法派。

　　苏轼力劝司马光部分保留免役法，司马光执意不从。苏轼只好长叹：“又是一个拗相公！”

　　神宗刚去世时，时知扶沟县的程颢说：“司马光要入相了。应该与元丰大臣共事，如果先分党与，它日可忧。元丰大臣全都嗜利，如果他们自己变自己的法是最好的，不然，衣冠之祸未艾也。”（卷八十三）

　　很不幸，司马光并没有听到程颢的建议，听到了也不见得会力行。太后去世后，哲宗亲政，改元绍圣，寓意继承圣人先父的变法遗志，衣冠之祸也就开始了，其名“党争”。

　　史书称新法派为“小人”，因为这所谓新法派大多并不同意新法，他们只是以支持变法为工具，讨好权臣与君主，然后“好官我自为之”而已。

　　哲宗之后，即是徽宗了。旧党又一次在太后支持下短暂执政后，徽宗亲政，年号崇宁，意即推崇熙宁，任用的是曾经支持司马光尽废新法、又助章惇重行新法的新法派蔡京。

　　当时有所谓“六贼”，蔡京、童贯居首，其中还有一位叫王黼，宣和五年时专门负责与金国交涉收回燕山。旧时辽国使至，都不示以华侈，并且尽量带着绕远路，防止辽国生觊觎之心。王黼为早日成就复燕大功，与金使都是以七日自燕山至阙下，凡四五往反皆然。人又浅薄，每次都陈列尚方锦绣金玉瑰宝以夸富盛。于是，金人生心矣！（卷九十四）

　　这就是变法的遗产之一，党争的直接后果：劣币淘汰良币。

　　徽宗第二十女，名嬛嬛，封柔福帝姬（即公主），生于政和二年（1112年）。靖康二年（1127年），正值二八年华，其美丽大概可以从她的经历中想像。

　　其时金军破开封，向宋朝索要海量犒军金帛，宋室无力足其数，乃以女人作抵，名曰“和亲”。 帝姬、王妃一人准金一千锭，赵嬛嬛也以一千锭金的价格卖给了金国。等到金军北退时，她已受辱有孕。三月二十九日，她因不会骑马，从马上摔下小产。此后依然要受负责押送的国禄的欺侮。四月初四，盖天大王见国禄与她同马，杀国禄，弃尸于河。想将其抢去，被劝止后一同北上。抵达金都后，大概因过分虚弱憔悴，一直被争抢的她被弃于洗衣院。（《靖康稗史》）

　　此即所谓“靖康之耻”的一个缩影。岳飞歌之泣下，辛弃疾歌之泣下，金庸歌之泣下。

　　宋高宗对金国的恐惧，感觉是深入骨髓，王夫之说他“窜身而不耻，屈膝而无惭，直不可谓有生人之气矣。”同意。但是“考其言动，察其志趣，固非周赧、晋惠之比也。”同意。

　　南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金世宗秋猎，七月己卯，对点检司说：“一路上庄稼长得很好，要是扈从里有人给踩了，我治你的罪！”

　　八月乙巳，南宋度支郎官刘师尹请逐渐裁减因军须增加的赋入以宽民力，宋孝宗说：“朕未尝妄用一毫以为百姓病。”（卷一百四十）

　　宋孝宗与金世宗俱是一时英主，孜孜求治，爱民纳谏。这一时期，是靖康以后读得最为舒心的部分。

　　再往后，就是一个个奸臣轮流把持朝政，驯至南宋之惨烈灭亡了。

　　至于元朝，没什么想说的。

　　始读此书于今年1月14日，今日读毕，用时十月。其间每若有所思，择要记于此，算不得见识，甚至不确定是否正确。总之，一篇“读后感”罢了。

　　——2014年11月19日